学院院长江伟辉在论坛现场讲话。
北京2014•中国陶瓷文化传承与艺术创新高端论坛现场。
学院教授钟莲生在论坛现场讲话。
中央美术学院吕品昌教授在论坛现场讲话。
“弘扬陶瓷文化，推进艺术创新，正是体现提高国家软实力的重要方面”，学院院长江伟辉的这一观点充分体现了中国陶瓷文化艺术发展中传承与创新两方面的重要性与平衡性。6月28日上午，“北京2014·中国陶瓷文化传承与艺术创新高端论坛”在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1号馆成功举办。该活动由中国轻工业联合会、中国陶瓷工业协会、学院联合主办，学院北京校友会承办。中国陶瓷工业协会常务副理事长付维杰、学院院长江伟辉、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吕成龙、中央美术学院吕品昌、学院钟连生、佛山欧神诺陶瓷有限公司鲍杰军、金意陶陶瓷有限公司何乾等出席了本次活动。
会议由学院北京校友会秘书长郭文佳主持。部分嘉宾就中国陶瓷文化的传承与艺术创新与来自各地陶瓷艺术工作者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交流。该论坛围绕陶瓷教育创新系统、陶瓷创意与现代生活融合以及陶瓷文化产业发展前景，陶艺生态系统等方面展开了现场互动。与会专家、学者聚焦中国陶瓷文化的传承与创新问题并达成“共识”，认为国际视野下的创新与现代生活方式相结合的创新都非常重要，尤其是在陶艺教育、人才培养、管理机制以及走出去向先进创意与设计的国家学习经验等方面都需要全面加强。如何把创新创意与现代人生活方式结合起来，体现中国当代社会的时代精神，如何把传统设计与高科技结合起来，给悠久璀璨的陶艺文化注入新的生命力，这些都是当前中国陶瓷文化传承与艺术创新与发展面临的重要课题。
学院院长江伟辉表示，“中国陶瓷文化传承与艺术创新是一个永恒的话题。陶瓷文化是中国艺术发展的一个重要遗产。西方最初了解中国就是从陶瓷开始，陶瓷不仅是产品，更是一种文化和科技结合的艺术结晶。从明清时期开始，现在世界上所有的博物馆都有中国的瓷器，体现了当时文化发展的顶峰，对世界影响巨大。21世纪的今天，如何在继承以前祖先创造的辉煌灿烂的陶瓷文化基础上，进一步创新，应该是非常重要的，也是中华民族文化软实力的体现”。
协会管理和学院教学机制应该明确提倡创新力
硬币的一面是中国陶瓷走向全世界的繁荣景象，另一面却是陶瓷界内部生态创新系统自身面临的紧迫感，尤其是陶艺界创新风向标的明星瓷都——景德镇更有发展中“忧患意识”。如何在当前找到一条“接地气”的陶瓷文化传承与创新发展之路，已成为陶艺工作者共同的“心病”。学院教授钟莲生认为，“现在陶瓷艺术发展存在分类不清晰的问题，因此概念界定非常重要。很多陶瓷作品创新的积极性不够，创新需要真正的接地气，需要强调审美的回归，同时需要提倡生态系统平衡协调的创新，现在中国陶瓷艺术发展应该牢牢把握住这个发展节点。”“中国陶瓷的创新力还没有蓄积足够的力量影响产业发展，教育与培育人才的方式有待进一步改善”，中央美术学院吕品昌教授在论坛上特别呼吁，“陶瓷有关协会的管理和学院的教学机制方面都应该大力加强，需要进一步明确提倡创新力的培育”。在回应如何“接地气”方面，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吕成龙认为，“创新并不要模仿，切勿哪个地方的陶艺产品好卖了，就一窝蜂而上，要应该发挥每个瓷区的地域特色，结合当地陶瓷的特点进行创新，比如福建德化白瓷就在雕塑方面很有优势，就应该在这方面下足功夫”。即便知道“景漂”的各类陶艺家有两万多人，佛山欧神诺陶瓷有限公司负责人鲍杰军却常常面临“用人荒”的尴尬处境。他所领导的陶瓷企业经常为寻找国内优秀的陶艺家人才感到“头疼”，他发现中国的陶艺家很难把设计和生活融合起来，创造不出生活化的新产品，导致他常常不得不需要“求助”于欧洲的陶艺家。鲍杰军认为，“中国陶艺创新要增强时代感，把满足当代人的生活方式作为一种着力点”。
中国陶瓷艺术创新需要跨界与融合
中国陶瓷艺术在世界格局中还处于弱势，艺术话语权显示不出来，“虽然无论是陶艺从业人员、出口量，还是艺术家的数量，现在中国陶艺都是世界第一，但是中国陶瓷艺术所处的地位却不容乐观，尤其是在艺术家和产品方面和欧洲发达国家相比还有一定差距”。关于中国陶瓷文化的传承与艺术创新，吕品昌带来三剂“良方”：一是要重视加强传承与创新的把握，比如要有计划地展开活动，展览评审机制上需要加强管理。二是与深入研究探索如何陶瓷文化传统和当代文化结合。三多向西方先进国家学习。景德镇作为陶瓷之都如今自身的发展也受到了严峻挑战，广东佛山金意陶陶瓷有限公司何乾把“景德镇”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现状归结为两点，“其一是艺术和生活化没有很好的结合起来，其二是很多大师的价格不透明。中国陶瓷艺术创新需要跨界与融合，何乾认为，“捷克的一家五星级宾馆餐厅空间可以把陶瓷艺术与建筑完美地结合在一起，给消费者带来完全不同的体验。现在金融、地产等传统的企业都有了新的名称，‘互联网金融’，‘互联网地产’，陶瓷艺术的发展也需要跨界发展，只有提高现代人的生活品质，才能‘有根’，才可以带动产业发展”。
活动主办方学院是中国唯一所陶瓷高等学府，始建于1910年的中国陶业学堂，现已成为中国高层次陶瓷人才培养和陶瓷艺术文化交流、陶瓷材料创新的重要基地。建校百余年来，所培养的6万余名毕业生中，涌现出了大批蜚声海内外的艺术家、专家学者和企业精英，他们已成为企业和科研院所的领航者，为弘扬中国陶瓷文化、振兴中国陶瓷工业做出了杰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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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砂文化：范伟群：传承与创新 工精而韵深
师古创新再有斩获
师古创新的实力派陶艺家范伟群日前又获新荣誉——4月22日，由宜兴团市委、宜兴市青联和宜兴市陶协共同主办的青年陶艺家作品展开幕式暨首届“陶都宜兴十佳(优秀)青年陶艺家”颁奖仪式在宜兴举行。范伟群在首届陶都宜兴十佳(优秀)青年陶艺家评选活动中被评为“十佳青年陶艺家”。
据了解，本次评选活动从参评者的艺术创新、个人成就、技艺传承、人才培养等方面进行评价，参评者选送的作品题材多样、造型新颖、工艺精湛，具有很强的艺术创造力和感染力，全面展示了宜兴市广大青年陶艺家的独特风采。
范伟群此次凭借“祥云追月”和“金葵花提梁”在众多参评者当中脱颖而出。“祥云追月”是一件在造型方面有很大突破的作品，从壶身到壶钮再到壶把，都打破了紫砂壶原有的规矩，无论是位置还是形制都有全新的构思。众所周知，高明的设计师都十分重视壶钮的设计，“祥云追月”的壶钮位置就很特殊，处于视觉的中心，体现了创作者对陶瓷艺术造型独到的理解。壶钮以半月的形态出现，以祥云为陪衬，在设计的寓意上独具匠心。祥云从壶嘴延伸至壶把，把圆月围绕，表达了对生活美好、圆满、吉祥、喜庆的祝愿。另一件作品“金葵花提梁”以葵花为题材，风格大气稳重，构思巧妙，将创作者的巧妙才思体现得淋漓尽致。
世陶之家紫砂新风
能够将对紫砂文化的领悟用独到的艺术形态充分地体现，源于范伟群从小到大孜孜不倦的钻研。范家壶艺在宜兴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清雍正、乾隆年间，当时范章恩开创了代代相传的范家农庄作坊式紫砂生产。此后范家名家辈出，享誉海内外。其中尤以范大生更具盛名，成为范家壶艺集大成者。范伟群可以说是出生在一个地地道道的世陶之家，从小目之所触、耳之所闻都是与紫砂相关的人与事，艺术的熏陶就在日常生活的举手投足之间。
1990年，作为范大生第三代传人的范伟群为进一步弘扬范家壶艺创办了范家壶庄，秉承着先辈的壶艺衣钵。不过，在继承前辈技艺的同时，范伟群师古而不泥古，努力在创新发展方面做出自己的贡献。
在范伟群的作品中，可以很容易地看到传统经典散发出的魅力。他的“六方竹”壶、“四方竹鼎”壶、“合棱”壶……器型经典、古风俨然，很好地传承了紫砂器型中经典的造型元素。更难得的是，不同壶型中体现的精、气、神，范伟群也都能一一把握，体现得纤毫毕见。
用极大的精力去传承历史的同时，范伟群也总是忍不住借用紫砂的艺术形态实现对当代社会的赞美和讴歌。他创作的“扬帆”壶无论是从造型还是线条表现，都是一件极具现代艺术特征的作品，其壶身、壶钮、壶把都突破了紫砂器的传统器型制约，充满了艺术的浪漫主义情怀。壶身与壶把以海浪为形，实现了流畅而巧妙的过渡，壶把向上伸展，尾部卷曲出一朵浪花，与以帆为形的壶钮形成呼应，并巧妙地点题。整件作品充满了“扬帆起航”的动感，象征着新中国长风破浪的前进气势。
类似的创新作品还有很多，范伟群认为，只有将传承和创新都做好了，紫砂文化才会有好的发展前景。
传承之道亲力亲为
多年来，范伟群广采它山之石，力蜀古紫砂厂任技术辅导，为紫砂业培养了百余名紫砂工艺新人。此外，为了更好地广泛宣传紫砂文化，让紫砂渗透更多的领域，他还先后参与“东盟博览会国礼紫砂”、“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纪念壶”、“广州亚运纪念壶”的设计和监制工作。
为了传播紫砂文化，他先后多次赴港澳地区和内地各大城市，进行紫砂壶艺的展示和推广。特别是2004年、2005年，范伟群两次赴韩国举办紫砂壶艺展、紫砂壶艺演示会及紫砂壶艺爱好交流推广会，得到了韩国壶友的热烈欢迎和喜爱。两次韩国行，使韩国大众更深更广地了解和认识了紫砂，为弘扬紫砂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现在的范伟群想得更多，他希望有更多的机会将紫砂文化弘扬到世界各地，与全人类共享这个中华文化的艺术瑰宝。
商报记者原琳米丽珊
本版总工艺师、艺术总监
1970年出生于陶艺世家，清末民初制壶大家范大生嫡孙，1984年进紫砂二厂随吴同芬老师学艺，而后被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徐汉棠收入门下，1992年后，先后受聘于紫砂五厂、蜀古紫砂厂任技术辅导，现任范家壶庄创办人、总工艺师、艺术总监。
先后参与“东盟博览会国礼紫砂”、“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纪念壶”、“广州亚运纪念壶”设计和监制工作。
●“天宝”壶荣获第四届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精品博览会创作金奖；
●“僧帽”壶被韩国国家博物馆永久珍藏；
●“传承篇——大生传世精品系列”获得第五届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精品博览会金奖；
●“太极茶具”获得2003年宜兴陶瓷新人新作一等奖；
……
多年来精心制作的多件紫砂作品，造型别致、个性鲜明，被中央领导人选为国家级礼品。
龙泉青瓷的传承与创新
“真如绿水中，一朵芙蓉出”，这是对龙泉青瓷的赞美。中国美院陈淞贤教授曾撰文“绚烂之极，归于平淡”作为由韩美林大师题写书名《徐朝兴从艺五十周年回顾展》的序一。在这篇点评当代青瓷泰斗徐朝兴大师的文章中，我们也许能隐隐约约看到徐凌的影子。徐凌是徐朝兴之子，也是浙江省工艺美术大师。认得徐凌是在他父亲这本书在上海的首发会上。那时，他年轻又很低调，谦虚诚恳又贴近生活。展览会上，他什么活都抢着干，像个地道的布展工作人员，只是问及那抢眼艺术作品的作者时，方才知道那个象学生模样的人原来是位大师。在龙泉青瓷艺术家群体中，徐凌在他那个年龄的中青年中算是抗旗的人，这得益于自幼跟着父亲从手工练泥、拉坯、修坯、施釉、烧窑等凡是与青瓷艺术有关的工作他都抢着干，与青瓷艺术有关的书，他也抢着看。“天道酬勤”，工夫不负有心人，终于，他的作品在成百上千次火与土的历练中脱颖而出。例如：在作品《大窑情思》中，吸取了唐代绞胎泥的装饰技法。又如获奖作品《哥窑刻花牡丹瓶》中，继承了五大名窑之一的龙泉哥窑釉裂成纹见长，釉层饱满丰厚，庄重典雅的特点。他还学习了徐朝兴的跳刀装饰技法，创作了不少让藏家着迷的作品，深受青瓷爱好者的青睐。徐凌曾赴日本留学，吸取了当代国际流行的审美观念。他的最大特点是跳出传统的框框，从传承走向创新。在这点上，他父亲徐朝兴讲得很坦然，他说：“徐凌的风格和我不同”。这就是后生可畏之处，也就是龙泉青瓷明天的希望，未来更上一层楼的必由之路。陈淞贤教授在《求新求变——再创龙泉青瓷艺术高峰》一文中，特地点了徐凌等人的名字，认为他们是当今龙泉青瓷的新生代。由于受新潮思想的影响，他们的作品中更加注重‘人性’展露，体现了年轻一代旺盛的艺术生命力，他们应该是龙泉青瓷的未来和希望。徐凌继承了其父的创作风格，其作品清新素雅，又融入了当代的审美意识，其作品能令人感到时代脉搏的跳动。他还擅长不同装饰技艺的综合运用，形成虚实相间的视觉图式，自成风格，并有前卫感，受到大家欢迎。作品《手足情》获第六届全国陶瓷艺术设计创新评比优秀奖。作品《秋韵》获国际民间手工艺术品展览会金奖。作品《秋韵系列》获第三届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暨工艺美术精品博览会金奖。他的作品还多次赴海内外参展，在韩国举办的中韩青瓷文化交流展览会上深受外国朋友的好评。最近，他的力作被龙泉市博物馆收藏。
陶瓷文化：宜兴紫砂艺术的创新方向
一、宜兴紫砂器创作的基本特征
砂壶形制，自发端以来起点与其它工艺美术品而言，相对较高。原因有三，一是紫砂陶源起于明代中叶。其时，中国的工艺美术品的发展已进入成熟期，金、玉、青铜、石、竹、木等及各种民间工艺已呈百花齐放态势，各类精美工艺品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紫砂艺人的创作思路，我们在传统的紫砂茗器中可以看到象葡萄壶、南瓜形壶、如意形壶、云龙壶、竹节形壶、玺印类壶等砂壶他们的形制及技艺方面就有以上诸多工艺品中的借鉴和运用；二是紫砂器的创作具有浓重的人文色彩。而知识分子对艺术的感悟往往善于去粗存精而领引潮流，采其长者而扬之，取其善者而用之，所以，传统茗器诸如曼生十八式、圣思桃杯、鸣远小品，无不体现文化人介入砂壶创作的独特之长；三是长江三角洲的文明在整个华夏文明中所体现的高度发展的态势。虽然江南一带的文明稍晚于北方，但自蛮荒之境，得遇开发，其文明发展的程度，借助优越的自然地理优势而神速发展。一方水土养育了一方能工巧匠砂器艺术依托这一优势得以长足发展。民问艺人诸如时大彬等利用江南绝佳山水和物产资源，创作了诸多茗器，从而丰富了砂壶的创作思维，拓宽了砂壶的创作渠道。综上所述，砂壶艺术虽属大器晚成，而大有后来居上之势。
二、宜兴紫砂创作的基本方向
任何艺术的发展离不开与时俱进的发展和创新。近年来，紫砂艺术在发展中壮大，在壮大中提高。就工艺精良而言，几近无可挑剔的境界。品种类型之多，装饰形式之美，可谓登峰造极，使宜兴紫砂的工艺之美更为广泛的流传和应用。从而为地方经济的建设带来了动力，这是令人欣喜的一面。
然而，艺术的发展又是永无止境的。一方面，因为紫砂艺术是一门张扬个性的艺术，这就需要各级各类从艺人员不断提高自己的艺术素质，在飞速发展的前进步伐中，不断充实自己，使自己的创作激情源自各种理论和实践的有机结合。同时，也应不断总结，在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中确定自己的发展方面，乃至整个紫砂艺术的发展方向。通过笔者的学习和实践思考，提出一些肤浅的看法，以供参考。
紫砂艺术的创作方向，应尊重紫砂自身特色的发展基础，这是因为，紫砂的独特材质、胎骨裸露、里外不施釉，使紫砂泥的性能得到张扬，这也是紫砂艺术从根本上不同于其它陶艺的特色之点，所以一切创作应不脱离这一特色而进行，否则，就无紫砂艺术可言。同时，我们也应看到，现实中的一些所谓创作，张冠李戴，虎头蛇尾，缺乏自身特色。
紫砂艺术的创作方向，应有多种装饰手法来衬托其美，就现有的装饰手段而言，已十分丰富多彩，用雕、刻、印、染、镶、嵌，以及清时所创的局部点彩、用其他非紫砂材质的装配等。然而任何艺术的进步都包含着与时俱进的革新，因为有这种革新，才有金银丝的镶嵌，才有五色土的绞泥。我们绝对有理由判断并号召一切有志于创新紫砂艺术的人士，均应将更新更美的装饰手段作为自己创作紫砂的重大主题。我们坚信，更多地可以运用在紫砂艺术上的装饰工艺就象化学元素周期表中的人们尚未发现和获得的、但又坚信其有的元素一样，我们应确信和扶持它们的存在和成长，并加以张扬。
紫砂艺术的创作方向，应紧密结合生活实用和环境美化。中国古代工艺美术品品种繁多，美不胜收，但随着时代的变迁，审美情趣的变革，有的正逐步走向消亡。相比之下，我们的紫砂艺术尚有一碗饭可吃。极其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的作品和产品自觉和不自觉地一直在沿着生活实用和美化环境的紧密结合方面的轨迹在发展，简而言之，我们的紫砂创作，应着力于艺术和实用方面的有机结合，这样的创作才有生命力，大家都在作这方面的努力，何愁紫砂没有美好前景。
与时俱进，涵盖了各种不同思维和领域的创作方向，紫砂工艺自明清以来，盛极一时，我们有理由以自己的这一独特工艺和创新，向更多的领域和更丰富的文化层次作突飞猛进的推动，以保持紫砂工艺队伍进入良性循环的发展轨迹，让更多的人们理解和喜爱紫砂工艺，让我们的紫砂工艺始终以更多的创新来满足社会的需求。
陶瓷艺术题材与宗教文化的关系
陶瓷文化与宗教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佛教、道教、基督教、儒教素材经常作为创作题材，包括宗教人物、宗教故事，常见的有释迦牟尼、观音、罗汉、达摩、八仙、老子、庄子以及孔子、孟子等的塑像以及与他们有关的故事。
但是，宗教题材的作品就不一定是宗教艺术。我觉得，在陶瓷作品中，很多宗教题材的作品都不能划归为宗教艺术，不能理解为宣传宗教教义，而是艺术家们借宗教题材，通过塑造栩栩如生的艺术形象，表现自己的审美情趣、审美观念、审美感情与审美追求，有着世俗的倾向和民间艺术色彩。因此，不能一看到观音、罗汉塑像就认为是宗教艺术。
当然，宗教与艺术的关系是非常错综复杂的。宗教题材的艺术作品经常被人作为宗教塑像来供奉，这种现象并不难理解。黑格尔早就指出：“最接近艺术而比艺术高一级的领域就是宗教”，“宗教往往利用艺术，来使我们更好地感到宗教的真理，或是用图像说明宗教真理以便于想象；在这种情况下，艺术确是为和它不同的一个部门服务”。
蔡敬标当年轰动一时的三十三寸《南海站鳌滴水观音》，不仅因为它是观音题材而受到欢迎，更重要的是它构思奇巧、造型的优美所传达出的精神解放的信息和艺术成就。要知道，这件作品是在改革开放之初的1978年在广州继而在香港展出的。
刘远长先生的《飞天天女散花》的时代背景也是如此，它同样是佛教题材。飞天天女在佛教艺术中称为香音之神，能奏乐，善飞舞，满身香馥，身披彩带，体态轻盈，上下回旋，自由飞翔于天上人间，把鲜花洒向人间，给人间带来美丽。作者是“有感于这么美的形象，这么好的艺术，这么光辉的传统，时时激起我的创作欲望”而创作的。作者不仅创作了一尊佛教香音女神形象，更重要的是创作了一尊佛教香音女神形象，更重要的是创作了一个善良的美丽女神形象。同样，他创作的《哈哈罗汉》，也不仅是一个普通形象，而同时是一个笑对人生、安乐处世的世俗人物形象。徐波的《三个和尚梦》不仅再现的是“一个和尚担水吃，两个和尚抬水吃，三个和尚没水吃的”令人忍俊不禁而有点心寒的情景，更重要的是反映了这个艺术形象所包涵的警策人世的哲理。高峰的《情趣罗汉》(也同样不能把它当作纯粹的宗教罗汉的形象，而是寄寓着艺术家的审美情感，它所传达的“情趣”使观赏者得到一种审美的情趣。以达摩为题材的作品，着重的不是他的宗教形象，而是他那种面壁十年的坚忍不拔的意志美和傲视尘世的精神美。“八仙”人物形象塑造，当然是有感于八位仙人弃世脱俗的飘逸的人格美，但重要的是艺术家所寄托的思想感情和审美情趣。德-化-陶-瓷-总-站
我不能否认在瓷雕艺术中没有纯粹的宗教塑像。我想在改革开放的今天，我们应该用开放的眼光来看待和对待一切。即使是这些塑像，也是艺术家们“按照美的规律”而塑造的。它们同样可以成为审美对象。艺术创造的大忌是千篇一律和陈陈相因。在艺术创造中，题材没有好坏、美丑、优劣之分，关键在于艺术家的审美判断力和艺术表现力。宗教题材的艺术作品，同样可以成为艺术瑰宝，何朝宗、游长子、曾龙升、蔡金台等的作品就是如此。德-化-陶-瓷-总-站
中国古代陶瓷文化之紫砂文化的传承
“人间珠玉安足取，岂如阳羡溪头一丸土”。宜兴紫砂是民族文化的奇葩，更是最有分量的宜兴城市“名片”。近年来，紫砂艺术、紫砂文化越来越被社会所认识，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的重视。如何使传承千年的紫砂文化能在陶都大地上薪火相传，乃至在未来更加光芒四射，成为我市许多专业人士及爱陶之人的关注。前不久，市陶瓷行业协会就我市紫砂陶瓷工艺传承的问题专门作了一次问卷调查，向102名学习紫砂工艺的学员提出了15个相关问题，问卷调查的结果虽然有很多局限性，也并非十分科学，但却从中透出了一些新的信息，能更多地让我们引发对紫砂工艺传承的思考。
调查选题：学习动机
学习动机是直接推动一个人进行学习的内在动力。正确而远大的学习动机往往能激发一个人积极主动地去学习。在这份调查问卷中，第一部分就提出了对学习紫砂工艺动机的问题：“你为什么要学习紫砂陶工艺?”同时，设置A、B、C、D、E五个启发性的提问，即：A：找只饭碗头，当作就业，解决温饱；B：*紫砂陶工艺发家致富奔小康；C：继承传统技艺，为紫砂业发展作贡献；D：成名成家，名扬海内外，无限风光；E：热爱传统工艺，兴趣所至、好玩。
在接受调查的102人中，有83人选择了C，即继承传统工艺，为紫砂业发展作贡献，占被调查人的82％以上，占绝大多数。这表明大多数学员学习紫砂的出发点是正确的，他们想通过自身努力学习，来传承传统紫砂工艺，为紫砂事业发展锦上添花。调查中只有5人选择了A，7人选择了B，说明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学习紫砂工艺并不是简单地为了找只饭碗、当作就业，也不想仅*紫砂业发家致富奔小康。选择E的有7人，说明兴趣也是学习传统技艺的动力，热爱一门工艺，没有兴趣是不行的，俗话说，兴趣使然，有兴趣就觉得好玩。在被调查人中选择D的为零，这说明，成名成家很艰辛，名扬海内外也不容易，要想风光，必须先下苦功，先打基础。
行家点评：第一方面问题的调查结果是令人满意的，紫砂学艺之路比较辛苦，在艰辛的学艺道路上，只有树立良好的学习动机，做到不怕苦、不畏难、坐好冷板凳、练好基本功，不浮躁、不跟风、耐得住寂寞、铸就人生品格，这样才能继承好传统技艺，为紫砂业发展作出贡献。
调查选题：合格紫砂人
紫砂事业的繁荣离不开紫砂人。问卷的第二方面提出了“怎样做一名合格的紫砂人?”同样设置了A、B、C、D、E五个启发性的提问，即：A：认真学艺，不懈努力，专业上有所成就；B：不断提高文化素养，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不断创新，最终形成自己的风格；C：立足于文化紫砂，打造诚信紫砂，做个诚信紫砂人；D：学习老一辈紫砂艺人，做一个德艺双馨的陶艺家；E：*媒体炒作，想方设法包装自己，未见名作，先当“名人”，找枪手做壶，打自己的印章，不择手段赚钞票。
被调查的102人中，选择B的有66人，占被调查人的65％以上，这说明，在“百花齐放、百鸟争鸣、百舸争流”的紫砂产业发展中，“不断提高文化素养，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不断创新，最终形成自己的风格”已成为多数人心目中一名合格紫砂人的标杆。而在五个选项中，E项无人选择，这说明大家都不愿做图一时之私利，图一时之风光的“害群之马”。另外被调查者中还有7人选择了A、9人选择了C、20人选择了D，选择D的人占了被调查人的20％，这说明老一辈的紫砂人在年轻一代中还有相当的影响力，民间工艺，代代传承，老一辈艺人不仅为我们的传统技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也为我们做人树立了榜样。
行家点评：紫砂既是宜兴的一张城市“名片”，就必须当作文化来做，必须做精做优。打造文化紫砂，弘扬传统文化，落脚点还是紫砂人，紫砂人应当自强更应自尊，要不断提高文化素养，在继承传统技艺的基础上不断创新，同时也应不断提高艺德修养，做壶先做人，技艺要好，艺德更要好，只有这样宜兴紫砂才能越发光彩夺目。
调查选题：发展形势
调查问卷的第三个问题是：“对当前的紫砂业看法如何?”也同样设置了A、B、C、D、E五个启发性的提问，即：A：形势很好，而且能持续较长时间；B：形势较好，但要头脑冷静，好好把握引导；C：形势一般，需要各方面的工作；D：形势不乐观，令人担忧，需加大管理力度；E：形势很糟糕，政府、行业协会、企业、从业者要有危机感。
选择A的8人，占调查人的8％，选择B的56人，占被调查人的55％以上，这说明，大多数被调查者认为紫砂业形势较好，但要头脑冷静，好好把握引导。随着国内经济持续增长，社会安定，文化潮涌动，社会媒体也不遗余力地宣传推介宜兴紫砂陶，电视专题片、网络等等，使爱壶者队伍不断扩大，玩壶者大增。但被调查人也清醒地认识到，繁荣的紫砂背后也存在着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如材质因使用化工原料而引起玩壶人的怀疑；手工壶与模型壶孰优孰劣而引起爱壶人的困惑；名人作品请工手代劳而引起玩壶人极度不满；低档产品泛滥、廉价兜售而使爱紫砂群体的信心锐减；紫砂从业人员技术职称之混乱，叫人无所适从等等。这些问题必须引起高度重视，认真加以解决。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有23人选择了D，认为形势不容乐观，需加大管理力度。
行家点评：应该说，宜兴紫砂集体工厂的经营模式至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已经走到尽头，传统的民间工艺几十年转了一圈，又回到了民间，这是本质的要求，也是符合民间工艺品的属性要求。原本个性化张扬的工艺品彻底开放，并让其搞活，让其张扬，不可避免会带来一些负面东西。就目前来看，宜兴紫砂形势总的来说还是好的，宜兴紫砂声誉来之不易，我们应十分珍惜。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当前紫砂业的发展确实还存在一些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其中最难做到的是行业自律，而行业自律又取决于从业者的自律。因此，面对问题我们就必须理性思考，趋利避害，正确引导，促其健康发展。而作为紫砂陶瓷的从业者，更应不断提高文化教育修养，在传承传统技艺的基础上不断创新，同时，也应不断提高艺德修养，做壶先做人，技艺要高，艺德更要好，这样才能对宜兴紫砂的发展作出贡献。
景德镇陶瓷文化保护与传承的译介学探究
在传统保护传承方式的基础上，陶瓷译介传播可以充分开发利用当地瓷业资源，输出陶瓷文化资本，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促进国际陶瓷文化交流。
一、景德镇陶瓷简介
千年“瓷都”因宋景德元年（1044年）宫廷诏令此地烧制的御用瓷底款皆署“景德年制”而得名。不断的窑火，不仅为世界呈上精美绝伦的瓷器，也为这座古老的城市留下了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景德镇制瓷工艺发源于汉代，历经千年历史，形成现在“过手七十二，方克成器”的独特陶瓷生产工艺。景德镇传统制瓷工艺包括十几道核心工序，出产的瓷器享有“白如玉、薄如纸、声如磬、明如镜”的美誉，青花瓷、颜色釉、玲珑瓷、粉彩瓷四大名瓷享誉全世界。
作为中国灿烂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景德镇制瓷工艺依赖于广大民众世代相传，具有强烈的民族特色和地域特征。经过千年的历史传承积淀，景德镇陶瓷文化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作为“天下窑器所聚”的古“瓷都”，景德镇拥有丰富的窑址古迹、精湛的制瓷工艺、独特的瓷业习俗、精致的瓷灯瓷柱、优美的瓷歌瓷舞、多彩的瓷会瓷展，为陶瓷艺术的发展提供了天然优沃的土壤。
二、景德镇陶瓷译介输出势在必行
景德镇陶瓷的保护和传承关系民生、民族文化多样性和和谐国际社会的创建。景德镇陶瓷的译介输出将有助于保护世界文化多样性，促进国际陶瓷文化艺术交流，吸引更多的国内外学者和游客的兴趣和关注，进而带动陶瓷旅游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实现古瓷都陶瓷的艺术价值、人文价值和社会经济价值。在当今的形势下，景德镇陶瓷译介输出势在必行。
首先，景德镇陶瓷具有“独特性、或泰兴、传承性、流变性”等特点。沿袭千年的师徒制传承方式存在诸多弊端，传统制瓷工艺现在面临最大的威胁是“后继无人”。现今有些博览会和古窑遗址有传统制瓷技艺表演，但是脱离生产需要的手艺犹如无源之水、无根之木，难以长久。此外，由于历史的贡品文化和市场经济烙印，景德镇陶瓷艺术精品日渐难寻，小作坊主打着瓷都的名号以次充好，致使景德镇陶瓷艺术的社会和国际影响力越来越低。因此，跨文化译介输出将推动景德镇陶瓷走出国门，以全新的面貌展现，吸引更大的关注度，为其传承保护提供源源不竭的资源。
其次，景德镇陶瓷跨文化译介输出也是国际文化交流的客观要求。景德镇陶瓷文化艺术具有极强的民族性和地域性，但同时也是世界文化遗产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景德镇陶瓷文化艺术的传承和保护任重而道远，光靠地方政府和相关学者是远远不够的，需要争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世界遗产组织机构的帮助和支持。而这都需要借助多模态和多元化的翻译、介绍和宣传。景德镇陶瓷的跨文化译介输出有助于推动身在中国腹地的陶瓷艺术文化对外交流，吸收国际性资源参与其保护和传承，为景德镇瓷业资源的创新性开发和利用提供新的契机和力量。
三、景德镇陶瓷跨文化译介输出的可行性
景德镇陶瓷是“物化的文化”，其涉及面广，专业技术程度深，且陶瓷译介兼具科技翻译和文学翻译的双重性质，自然其译介颇为讲究，难度较大。就内容来讲，陶瓷翻译涉及许多诗词、典故、技术等难翻成分：就形式而论，译者会面临语义对应缺失、专业文化信息难以简译等问题。但是难度大并不意味着不可译介。
首先，功能翻译理论和文化学派的理论为陶瓷文化译介输出提供理论基础。陶瓷译介的受众主要是观光游客和相关学者。根据目的论原则，译介输出陶瓷文化的目的就是帮助受众跨越时空领略景德镇陶瓷艺术的魅力，了解瓷业文化的内涵。这一功能和目的决定了译者可以灵活采用翻译策略和技巧，采用创造性译法传递陶瓷的艺术文化特色。至于诗词典故等难译成分，文化学派认为诗歌翻译并非简单地对原文本的复制，而是创造相似的译文。陶瓷文化的译介输出也不是照搬原文，而是将整个陶瓷文化艺术的种子“移植”到异域文化环境，达到传递文化信息的作用。因此，译者不必受限于语言层面的转换，而应专注于移植陶瓷艺术的“种子”，介绍陶瓷作品蕴含的文化艺术内涵。
其次，景德镇陶瓷译介输出已有一定的基础，并将不断吸引各界资源。景德镇陶瓷艺术文化已吸引国内外专家的广泛关注，相关部门也已对其进行抢救和保护。单就译介来说，早在清朝，法国殷弘绪和儒莲就分别译介了《浮梁县志·陶记》和《景德镇陶录》，开启了中国陶瓷典籍西译的大门，随后《陶说》《陶雅》等陶瓷著作相继被译介到西方。现代不断有相关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也引起学术圈的关注。“景德镇学”的兴起，为陶瓷文化的保护传承和中外陶瓷文化交流创造了条件。“海上陶瓷之路”、瓷博会以及陶瓷文化周等活动成为景德镇陶瓷译介的重要平台，景德镇与欧亚十几个国家产瓷城市建立的友好城市关系也推动了景德镇与西方的陶瓷艺术文化交流。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保护中心、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名录体系、各类陶瓷研修和赛事、陶瓷专访节目都在客观上营造了陶瓷译介输出的文化氛圍，为景德镇陶瓷文化走向世界打开新的窗口。
四、基于译介输出的景德镇陶瓷艺术传承与开发
传统景德镇陶瓷文化危在旦夕，保护的努力已然赶不上消亡的速度。陶瓷文化的译介输出可以为景德镇陶瓷艺术的传承和保护提供全球化的途径和资源。
首先，发扬传统节日，深挖民俗历史。景德镇历来全城制瓷，瓷业习俗已成市民生活的一部分。景德镇的瓷业习俗文化历史悠久、体系完整、特征鲜明、内涵积极，在世界行业习俗中占有很高的地位，深受相关国际人士的青睐。景德镇的陶瓷文化庆典活动和民间神话传说是景德镇所独有的，对于外国友人来说是全新的文化信息，是景德镇陶瓷文化译介输出的重要载体，值得深入挖掘利用。烧“太平窑”的节日习俗、吃“知四肉”的饮食民俗、迎瓷业师祖“风火仙师”童宾的“陶人盛典’等节日习俗具有鲜明的地域名族特色，应该在其消亡之前作为旅游资源加以合理保护和科学利用。
其次，谢绝千篇一律，沿袭古城特色。由于商业旅游的兴起和人员流动性的加大，城市建筑相互借鉴越来越多，导致现在的中国“千城一貌”。为了传承自身独特的制瓷文化和艺术氛围，景德镇应杜绝走其它城市的繁华商业模式，而是着重保护原有现成的古窑古城，保留和恢复原有的瓷都风貌和味道，以独特的瓷业文化氛围吸引国际人士的目光。
再次，合理利用，传承发展。“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是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政策。被动抢救保护已难抵挡时代发展带来的巨大冲击，多模态、多元化的发展利用可以提高艺术文化的推广传播效果。广播、电视、网络等新媒体帮助国内外朋友足不出户领略瓷都精品艺术；修复传统柴窑、恢复传统陶瓷烧制，生产性保护才是传承的最佳途径；专访节目、数字影片有助于对外宣传介绍，古窑民俗博览区、元代馒头窑、风火仙师庙、瓷行等遗址景点可以吸引游客的积极参与，实现译介输出促进陶瓷艺术保护、拉动当地经济的目标。
五、结语
景德镇陶瓷既是我国重要的文化遗产，又是精美的艺术和珍贵的历史资料。相关的保护和传承应该将传统方式与创新途径相结合，以开发性利用促进传承和发展，译介输出则提供了一条不可多得的国际路径。译介输出是景德镇陶瓷保护传承的新途径，也是国际陶瓷文化交流的客观要求。景德镇政府可以借助陶瓷的译介，输出陶瓷文化资源，开发瓷业旅游，借陶瓷艺术的开发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同时通过译介输出促进与国际的陶瓷文化交流，借鉴国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经验，为景德镇陶瓷艺术的保护和发展提供国际化的视野和资源。
紫砂艺术与茶文化的融合
文人参与紫砂器的制作活动，有着多种的形式，除了邀请艺匠特别制作外，大多文人是自己亲自设计外形，题刻书画，运用诗书画印相结合的形式，从艺术审美的角度追求紫砂器的外在鉴赏价值。这样，也就使一些具有相当文化底蕴的艺匠同时成为制作紫砂精器的大家，象时大彬、徐友泉、陈鸣远、陈鸿寿、杨彭年等都是兼具文人艺匠双重身份的紫砂制作大师。文人对紫砂创作的参与，同时促进了茶文化与文学的交流，这种交流不是凑合附加，而是气血相容多方面的思想意识的交融。紫砂器外在形制的古朴典雅，凝着茶文化的深厚的自然气韵，文人在冲泡品饮的意境中寻求到了天地间神逸的心灵感受。
紫砂制作中的艺术化变革，不但扩大了茶文化的思想内涵，而且丰富了茶了精神的外延空间。中国茶文化本身追求朴拙高尚的人生态度，但唐宋时期繁琐的茶饮礼仪形式挤掉了茶人的精神思想，留下的只是茶被扭曲的程式形态，喝茶是在“行礼”，品茗是在“玩茶”。而紫砂器的风行，打掉了繁复的茶饮程式，一茶具在手自泡自饮，文人在简单而朴实的品饮中，可以尽心发挥思想，体验紫砂自然的生命气息带给人的温和、敦厚、静穆、端庄、平淡、闲雅的精神韵律。
紫砂器的风行和推广，也带给紫砂壶以变革。自时大彬起，一反旧制，制作紫砂小壶。周高起《阳羡名壶系》说：“壶供真茶，正是新泉话火，旋瀹旋啜，以尽色声香味之蕴，故壶宜小不宜大，宜浅不宜深，壶盖宜盎不宜砥，汤力茗香，俾得团结氤氲。”冯可宾也在《茶笺》中对紫砂小壶的盛行趋势作了说明：“茶壶以陶器为上，又以小为贵，每一客，壶一把，任其自斟自饮，方为得趣。壶小则香不涣散，味不耽搁。紫砂小壶的精巧，带给人不光是茶的真味，而且融汇着天、地、人、茶的统一意念。
中国传统文化对茶饮的渗透，几乎涉及茶文化的各个领域，尤其是各种哲学思想和美学思想的融会，给茶文化注入了蓬勃的生命力。九流十派，百家争鸣，儒道释三家并存，不但深刻影响了中国历史的整个进程，也给茶文化的发展起着原动力的影响。光从陆羽《茶经》汇录的茶史人物来看，也几乎全是儒道释三家的代表人物。但在三家思想对茶文化的影响中，又以道家思想影响最大，并在茶文化体系建构中占主导地位，尤以柔静形成茶文化的主体思想特征。明代中期以后，社会矛盾极为复杂，社会问题急趋尖锐，难以解决，促使文化人开始从自己的思想上寻求自我完善和解脱。同时，程朱理学进一步发展，王阳明倡导“心学”，反释家禅宗与道家清静溶于儒学之中，形成新儒学，强调个人内心修养。茶文化的柔静思想恰好与这种推崇中庸沿简、崇尚平朴自然、提倡内敛喜平的时代思潮不谋而合。表现在对茶器具的追求上，紫砂器的自然古朴形象能够体现时代思潮与茶饮形式的融合。因此，大量文人参与紫砂器的创作活动，推动了士人的收藏品风尚，引导了紫砂技艺在艺术典雅情趣上的丰富与提高。
紫砂器，是绚丽的中国茶文化中的一朵奇葩。它不但是中华民族物质文明发展的灿烂成果，也是华夏文化进步的综合结晶。它的创始与兴盛，即是茶文化历史演变的必然，同时也对茶艺形式、品位、情趣的提高有关极大的推动力。
陶瓷文化：传承历史挖掘精髓打造盛世文化符号
永丰源观澜窑的源头——广东潮州市饶平县九村古窑址。
永丰源系列报道之观澜窑溯源
７００年前，在九村山脚下，刘氏的祖先们点燃了做瓷的第一把熊熊燃烧的烈火
中华大地上，陶瓷制作历史悠久漫长。作为潮州市的文明古城，饶平是中国古瓷都和陶瓷文化的发祥地之一，有考古为证，早在四千多年前，这里的先民就能作出精美的印花刻纹硬软质陶瓷了。
九村，四面环山，一眼甘甜清澈的山泉顺势而下，滋养这方朴实而勤劳的人们。早在宋朝中期，刘氏的祖先们便选择了这方水土，他们每天日出而作，日落而归。有一天，靠山种植的人们偶然发现，雨水冲刷后，山体裸露出的土壤显得不同一般。好奇的人便开始拿捏它，用它制作各种不同造型物品，经过太阳光的晒制后，这些器皿的硬度让部分人感到这些土壤的特殊性。聪慧的九村人有的索性放下农活，开始对瓷土做进一步的研究了。终于，７００多年前，在九村的山脚下，他们正式的点燃了九村做瓷的第一把熊熊燃烧的烈火，而这把烈火将生生不息，把九村的制瓷历史和文化传播到世界的各个角落。
起初的人们，靠着想象，借助自然的力量，用水车转动所带来的动力，用大木墩敲打着最原始的原料，这种工具就是机兑。年复一年，日复一日，机兑捶击着瓷土也拍打着大地，发出有力的节奏声，仿佛向世人传达九村制陶的历史。
当时没有任何模型可以参考，他们用藤条圈成一个个圆形，按照这些土生土长的圆形，靠着勤劳的双手，做出了九村最早的陶瓷模型。在山脚挖了一个比较大的土坑作为烧瓷的窑，垫上茅草，放上干水的胚，一层瓷胚一层茅草的叠放满整个窑。人们开始连续不断地在上面烧着柴火，红红的火焰映红了九村的夕阳。差不多经过一天时间的烧制，再经过数天的等待，就可以出窑。由于当时条件的不成熟再加上经验的匮乏，这些成型的瓷就是原始的粗瓷了且成活率很低。
１８世纪末，刘氏第一代传人刘陕创制“正玉瓷”，九村也因此声名远播
这样的烧制方法差不多有一两百的时间，人们发现这样的窑炉不利于达到火的最高温度，且柴火的利用率低。怎样才能既能让火的温度达到最高，而且火能均匀的将热传递给每个在窑炉里的瓷胚呢？
经过上百年的不断研究和探索，按照火势的走向，发明了另一种烧瓷的窑。这些窑炉如巨龙般出现在人们的视野里，这就是传统陶瓷烧制的龙窑。它们依山体而建，貌似龙的体型睡卧山体，顾名思义龙窑。这时的陶瓷制作也是处于比较原始的状态，人们多是采用家庭作坊式的形式来进行。但较之以前，它的进步还是不小的。工人用单刀机制作匣钵，再根据匣钵做各种器型，天然烘干后，工人们要一个匣钵一个瓷胚往龙窑里放，封窑后每天不断地往窑炉里添加柴草，火红的火苗顺着山体到达每个地方，据当地制陶老人说，龙窑的温度可达到１３００多度。数百年来，九村人就是以这样的方式延续着陶瓷的生命，几乎家家做瓷。当时这里以产白瓷、手彩、蓝釉等粗瓷为主，由于交通不便，九村的名声一直默默无闻，直到１８世纪末刘氏“正玉瓷”的出现：随着刘氏第一代传人——刘陕创制“正玉瓷”，九村也由此声名远播。
自刘陕创制“正玉瓷”之后，刘氏一族便代代传承祖先衣钵，从小看瓷、学瓷、做瓷、卖瓷，其间也曾历经家道衰落。历史进入本世纪中叶，到了刘氏第四代传人——刘石丰的童年时代，此时的刘氏家境贫寒，但他们一直居住在祖屋，坚持以老祖宗为榜样，从年幼时期就开始接触陶瓷，成家后，也就是在他２０多岁的时候，在祖屋的左侧盖起了一所小屋，在那里领着自己的儿女进行简单的家庭作坊式陶瓷制作，他秉承正玉瓷的风格继续在制陶路上积极的行走，但家庭的状况没有太大的转变。也许是耳濡目染，刘家的孩子们对陶瓷情有独钟。
上个世纪９０年代，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刘氏陶瓷迅速发展，并把目光瞄准海外
九村刘氏陶瓷真正走向世界、创造辉煌，是在改革开放之后，是在刘氏第五代传人手中实现的。
１９８２年，刘氏陶瓷第五代传人刘权辉先生从新丰镇九村中学初中毕业，家庭的贫苦不得不终止他求学的道路，第二天，刘权辉就怀揣父亲刘石丰老人给的３００元钱，带着家庭制作的陶瓷到云南，广西等地进行推销——一代商业巨子开始了他做陶的辉煌旅程。
随着改革开放初期市场经济的逐步开放，刘氏的陶瓷事业也一步步得到发展。１９８７年，不满九村交通闭塞和市场信息匮乏，刘石丰老人率领儿女举家搬迁到离老家不远的三饶镇，翻开了刘氏陶瓷新的一页。
来到三饶镇后，他们租用了农械场的地进行彩瓷加工，并聘请了８名工作人员，添置２台小型的电窑。此时的刘权辉先生仍负责工厂全部产品的推销工作，在这期间，他的足迹遍及了海南等１３个省市，刘氏陶瓷占据了海南市场日用瓷绝大份额。正是这一段时间丰富的阅历给他今后的腾飞增添了无穷的力量。
刘氏陶瓷与时代同步前行。上个世纪９０年代初，刘家陶瓷业务量又上了一个台阶，农械厂的地不够用了，便租用了供销社仓库作为正式的彩瓷加工厂，此时企业人员也扩大到几十人，业务形式从刚开始的内销逐渐形成出口与内销齐头并进的形式。当时刘家与天津外贸公司签订的一笔销往埃塞俄比亚的销售合同，得到了外贸公司的好评及信任。从此，刘氏陶瓷外贸业务一发不可收拾，并把目光瞄准了海外的世界。
１９９３年，伴随着改革的春风，在当地党委及镇政府的政策支持下，刘权辉先生在大岸口工业开发区购买了１０．８亩地自己建厂开始了更大规模的彩瓷制作及加工工厂，取名为盛兴瓷艺有限公司。此时公司人员量扩大到１３０多人，业务销售量继续攀升。三年后，公司出口量进一步上升，产品也由原来简单的杯叠增加到精细的青花瓷及运用浮雕金装饰的彩瓷，年产值达到４０００多万，销售不断扩大。随着市场的不断推动，２０００年，盛兴瓷艺又在三饶购买了１７．８亩土地，兴建了当时当地最具现代化、最具规模的新型彩瓷加工厂，并将企业正式更名为广东省永丰源陶瓷有限公司。此时的永丰源年轻而活跃，年产值达到１亿多，出口量更是再上台阶。生产陶瓷的设备均来自进口的高档设备，制陶技术趋向世界最高端。
２００３年，永丰源在深圳观澜选址并建起全新的现代化陶瓷企业，刘氏陶瓷发展迎来新的腾飞节点
永丰源声名鹊起，同时也积累了相当的财力和公司运营经验的基础，２００３年，永丰源迎来了刘氏陶瓷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腾飞节点：公司在深圳观澜买下１２０亩地经过３年多的兴建，耗资３亿多，２００６年第三座集研发、设计、生产、包装于一体的现代化、环保性陶瓷企业诞生了。此时的永丰源从日用瓷的基础上继承正玉瓷的特点和工艺，经过多次烧制的方法，产品质量更精细而且品种丰富，多达数千种。
先进的生产设备及永丰源人的开拓精神让永丰源每天都在进步，在白瓷的基础上，永丰源向骨瓷这个高难度的领域进军。２００５年，永丰源在进行投产研制骨瓷，在工作人员齐心协力共同攻关下，用不到半年的时间，晶莹剔透、釉面平整的永丰源骨瓷华丽的走进大众的视野。在生产制作骨瓷的基础上，永丰源的科研人员再接再厉进行技术攻关，在骨瓷上成功独创了拥有永丰源特色的“帝王黄”和“满堂红”。从生产至今，“帝王黄”、“满堂红”深受各界的极力追捧，产品亦是供不应求。它们，有力的向世人展示了永丰源——这颗陶瓷业内璀璨明珠的独特魅力。
永丰源在深圳这块开放的热土上，传承中国五大名窑的历史内涵，重新挖掘中国瓷文化的精髓，携手全球精英，汇集世界资源，凝聚社会力量，以高科技升华陶瓷技术，锤炼出在国际上“响当当”的中国陶瓷品牌——“盛世国瓷”，打造中国第六大名窑——观澜窑。并立志将“观澜窑”打造成当今朝代盛世文化符号，为国家和民族争回属于自己的荣耀。
永丰源五代传人
潮州自古以来就是粤东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潮州的木雕、陶瓷和潮绣三样民间工艺样样精美，被称为“潮州三绝”。由于潮州的海上交通方便，在使用进口颜料的时间比较早，潮州生产的“洋彩”在清朝中期就已开始，陶瓷工艺技术人员在陶瓷的彩绘上推陈出新，采取一些民间的画法，吸收中国画工笔色彩，形成了格调清新、线条流畅、层次分明、填彩堆金、素淡金璧的“潮彩”风格。
“红釉瓷”创于元代而成熟于明代，永乐时红釉更有鲜红为宝之称，宣德红釉更为盛名，被列为皇室用品，正德后红釉技艺曾一度失传。在中国陶瓷历史上“红釉瓷”曾发出耀眼的光芒，只是因为先前的红色釉料不耐高温，烧制艰难，它的宝贵的技术迷失在历史的迷雾之中。真正纯正、稳定的红釉瓷是明初的鲜红，到嘉靖时，又创制出以铁为着色颜料的铁红，鲜红为低温红，铁红为高温，但铁红不呈色不鲜艳为暗红。因高温“红釉瓷”的烧成难度大，烧成成功率低，在技术工艺上没有突破，“红釉瓷”的也一度低迷，没有人去深层瓷研究，它宝贵技艺也面临失传，庆幸的是历经潮州九村刘氏家族几代人的探索和研究，不仅继承了颜色釉的传统制作技艺，而且进一步拓展了颜色釉的使用领域，从白瓷到了骨瓷，创作出了灿烂夺目的“满堂红”“帝王黄”骨瓷产品。
现将刘氏家族创造发展颜色釉的过程分述如下：
第一代
刘陕男１７９５年出生（乾隆６０年）
刘陕出生于清乾隆年间九村（九村镇位于潮州市饶平县北部山区，原九村镇于２００４年４月合并后仍称新丰镇。）新丰镇是著名“九村窑”所在地，已有７００多年陶瓷生产历史，素有饶平陶瓷的发祥地和原发地之称。以其“历史久、瓷窑多、规模大、产品全、产量高”而闻名。
刘陕根据当时作坊生产的瓷器晶莹剔透，釉面光润，似白玉取名“正玉”瓷。刘陕作坊的窑炉是当时“九村窑”的重要组成部分，“九村窑”始于宋，盛于元；至明清两代，饶平“九村窑”青花瓷器名闻遐迩。
青花瓷生产在元朝时已远近闻名，至明清两代声名大振，青花用料主要是指浙江、云南一带出产的“土青”，釉下青花与釉上彩相结合，完善了在素胎上直接施色釉的工艺。正德后期青花料使用进口“回青”，颜色纯正，价格昂贵，过于黄金。青花瓷以其“鲜活、清丽、雅致、明快”而独树一帜。酷爱绘画的刘陕将中国的传统绘画技艺运用于正玉瓷的装饰中，在绘瓷艺人的生花妙笔下，或浓抹淡施，粗细有致；或刻意求工，层次分明；或寥寥数笔，都使人感到美不胜收。奠定了“正玉”的历史地位。
第二代
刘亮男１８６０年出生
青花瓷是一种最通俗又美观的瓷器品类，日常使用范围广泛，生产世代承传不衰。从小生长在陶瓷作坊的刘亮对正玉瓷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在父亲的影响下，刘亮重点改进了正玉瓷的装饰技艺，从单一的“青花”瓷发展到“洋彩”。
饶平“九村窑”生产的青花瓷器是以贸易瓷为主，均沿着母亲河——韩江，源源不断地输出国外，与东南亚、印度和阿拉伯等一些国家频繁进行贸易。由于对外贸易潮州九村能够进口一些颜料，因此九村做“洋彩”比较早，所谓“洋彩”是在采用一些民间画法，吸收中国画工笔淡彩而发展起来的。
由于陶瓷颜料的应用陶瓷装饰效果得到了极大的提高，刘亮开始尝试直接用颜料与釉料混合生产带颜色的产品。这种新的尝试开拓了一个新的领域，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古有神农尝百草，也有刘亮试百矿的艰辛。由于时代的局限性，筛选颜料是一件风险很高的事情，“十窑九废，十件九残”是经常的事情。因此在此期间只是诞生了“满堂红”“帝王黄”的原形，能够生产出青色、黑色、黄色及红色等色系的产品，但是存在“入窑一色，出窑万象”的情况，色彩不够艳丽，色度不够一致。
第三代
刘一来男１９１９年出生
刘一来在继承父亲刘亮的颜色制作工艺的同时，重点将颜料的制作与釉料的制作分开来，采用二次釉烧的工艺，基本解决了颜料的发色与颜色的不一致问题。
刘一来采取将金属氧化物如氧化铜等采取适当的温度煅烧，粉碎，采用风簸、淘洗、过滤的办法，得到颗粒细小均匀的氧化物，再将得到的纯净的氧化物按照比例与其他的原料混合得到了比较稳定的颜料。
由于是采用二次烧成的工艺上色与釉烧很好的控制起来了，同时采取一器一匣，采用匣钵仰烧的方法，既降低烧窑成本，又提高成品率，为以后陶瓷颜料的发展做好了技术准备。
但是１９３９年６月日军占领潮汕地区，对刘氏家族的陶瓷生产造成了极大的破坏，窑场基本被荒废，作坊倒闭，工人死的死，逃的逃，窑埕生杂草，龙窑藏狐鼠。刘氏家族的陶瓷传承受到了极大的影响，此时刘一来将家族产业传给了刘石丰。
第四代
刘石丰男１９３９年出生
在抗战期间刘氏家族的陶瓷生产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直到１９４５年抗战胜利后，国内外对陶瓷的需求量激增，刘石丰的陶瓷业才得以复苏，１９４６年产销量恢复至抗战前水平。在此期间主要存在大量恢复重建的基本需要，因此刘石丰组织大量生产“青花瓷”，少量生产颜色釉瓷器。可惜，这短暂的繁荣很快又再次衰落，１９４９年，经过国民党胡琏兵团溃逃前的劫掠抓丁，商号处于停顿半停顿状态。
在此期间由于现代机械、窑炉的出现，陶瓷的生产已经有现代生产的雏形，虽然颜色釉生产数量少，但是精品却多了起来。主要是在此期间刘石丰组织研究了色料的生产。由于可以买到比较纯净的化工原料如硼酸、纯碱等，由于已经有了玻璃窑炉，按照配方做成某种色料了，如红色、黄色等等，进一步发展了色釉产品。
新中国成立以后，人民政府引导成立合作厂，由于当时生产计划安排的需要，颜色釉产品基本停止了生产。
第五代
刘权辉男１９６６年出生
改革开放后，刘权辉开始经营刘氏家族的陶瓷事业，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地方各种品牌的陶瓷企业雨后春笋般的涌现出来。随着中国经济体制的变革和现代化的生产方式的导入，陶瓷的生产受到严重的挑战，因当地制作工艺技术的落后，设备的陈旧，不少的陶瓷生产作坊被淘汰或停业，有不少的生产厂家已处于举步维艰、难以为继的困境。在此时刘权辉决定对祖传的陶瓷技艺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提高，以便在竞争中取胜。
骨瓷在中国的生产历史较短，只有三四十年的时间，如果能够将正玉瓷的颜色釉生产移植到骨瓷的生产上将是一大创举。刘权辉决定首先选择两种中国人最喜爱的黄色和红色作为突破口。
由于是用于骨瓷生产必须解决色料烧成不稳定，不耐高温等问题，通过不断的摸索和研究，刘氏家族摸索出一套稳定加工色料的工艺，将色料进行特殊处理，用特殊的方法和特殊的材料将色料颗粒进行包裹，在色料颗粒表面形成一层保护膜，这样色料颗粒在高温条件下就不易被基础釉侵蚀或破坏，可以保证颜料发色均匀，耐高温，终于取得了成功，诞生了今天的“满堂红”“帝王黄”系列产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