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修内司官窑粉青碗
南宋修内司官窑浅青牡丹花式洗
收藏界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
宋朝时候,浙江龙泉县有一对以制瓷为业的兄弟。老大章生一所开窑厂为“哥窑”,老二章生二所开为“弟窑”。二人以烧制青瓷闻名。弟弟嫉妒哥哥烧瓷技艺高明,暗中在哥哥配好的釉料中添加草木灰。哥哥开窑一看,满目新瓷釉面碎裂如冰裂,虽失去了单色青瓷光洁莹润之美,却别有一番滋味。拿到集市去卖,大受欢迎,遂成就了宋瓷新品哥窑。
古瓷鉴赏专家周大有先生却说,这个故事不足为信。
开片是瓷器釉面的一种自然开裂现象,胚、釉膨胀系数不同,焙烧后冷却时釉层收缩率大,形成裂纹,是瓷器烧制过程中的一个缺点。当人们掌握了开片的规律后,烧制出来的冰裂纹就成了一种特殊装饰。北宋末期至南宋时期100多年间的宫廷御用瓷,汝、官、哥皆为开片瓷器。这些饮食起居之器源源不断地送到皇室显贵们手中。周先生认为,个别现象可以说是偶然,如此规模的相同倾向必然是有意为之的。同期的钧窑、定窑以及唐代越窑和邢窑都不产冰裂纹瓷器,甚至南宋龙泉烧制的釉面光洁完整的青瓷、从实用效果来说也远胜汝、官、哥。
另外,从科学的角度讲,裂纹深处容易成为藏污纳垢之处,冰裂纹实用器皿不容易清洗干净,而且胚胎原料里含有的有毒物质,裂开的釉层不能起到隔离作用。为什么宋朝的皇帝们仍然偏爱使用这些易藏垢难清洗的器皿呢?
周大有先生道出一个国破山河裂的谜底:
当身处太平盛世的乾隆皇帝手捧一只宋朝冰裂纹碗爱不释手的时候,他或许不明白这轻薄的瓷片在宋朝皇帝那里的分量,或许不能体会那满目碎裂横陈的惊心之痛。
时光回溯到北宋末年。那是一段血与火的历史,金、辽割据边疆,虎视眈眈,北宋王朝大厦将倾。软弱的皇帝眼睁睁看着山河破碎,国土沦陷。这样一个历史关口,皇家独爱冰裂之美,在周大有看来绝非历史的巧合。冰裂瓷器大约兴起于宋徽宗时期。他是著名书画家,舞文弄墨之人对色彩与线条体会颇深,也定会敏感苛刻。他对冰裂纹瓷器的偏好,当有深意。
深陷在宋代文化里的周大有常常对着宋代冰裂纹天青瓷发呆。天青,原本是云淡风轻的温润柔和之色,有意为之的裂纹让人触目惊心,让人掉进了历史的网里。渐渐的,他明白了,宋朝皇帝托在手里的是破碎的江山,是触目惊心的惨烈,是沉甸甸的失国之痛。面对冰裂之纹如面对破碎的国土,他想起勾践卧薪尝胆的屈辱。这托在手里的破碎,这藏污纳垢的饮食之器,何尝不是一种难言的屈辱与警示?这历历在目的自我折磨又何尝不是一种忍辱负重的反抗?破碎是一种审美,也是一种哲学,可以生出兴亡之叹,可以警示后人。南宋的皇帝同样钟爱冰裂纹瓷器,同样不忘家国破碎之痛。
面对宋瓷上的累累裂痕,或许宋徽宗感慨的是:彻夜西风撼破扉,萧条孤馆一灯微。家山回首三千里,目断山南无雁飞。
面对今人追捧青花、粉彩而冷落宋代单色釉的无知,周大有想说的是:破碎的文明像停留在瓷器上的裂纹,沉默不语。历史的脚步有深有浅,每一步都有不可再现之美。
美学原理有一个残缺之美的重要法则。残缺之美在艺术上表现为结构或内容的不完整,却能给人奇异美感和无穷意蕴。
市面上通常冰裂玻璃有夹胶,灌浆,打胶这3种制作方式。其中打胶方法效果最差,几乎没人用。夹胶最好,灌浆次之。夹胶和灌浆的在价格上约差40元/平方。
常见冰裂玻璃的规格为4+4+4,5+5+5,8+5+8。就是有三层玻璃组合而成的。4+4+4就是12厘的,夹胶230元/平方,灌浆的200元/平方;5+5+5就是15厘的,夹胶280元/平方,灌浆的240元/平方。如果前后两面玻璃还要钢化的,另加钢化的钱。
“冰裂纹”大小一般为5+5+5,共15mm,中间为钢化玻璃,钢化玻璃击碎后碎片的大小取决于玻璃钢化的用时以及强度,玻璃钢化的时间越长或者强度越大,击碎后碎片的大小就越小,反之玻璃钢化的时间越短或者强度越低,击碎后碎片的大小就越大,订做“冰裂纹”的玻璃时应注意这点。
紫砂与普洱,是上苍赐给宜兴与云南的得天独厚的礼物。紫砂壶是冲泡普洱茶的最佳茶具,普洱茶是“蹲在”紫砂壶里最久的茶;二者同具收藏的属性;二者皆具越用(存)越新(香)、“老而弥坚”的共性;二者的完美结合,给茶人带来无边的享受;二者溶为一体时,便兼具了水、金、火、木、土的五行之说。张智强博士如是说。
张智强是大学校董,又是儒商,他经营着吃吃喝喝的美食,却对书画艺术情有独钟,闲来挥洒几笔,装框补壁。而我最有感触的,便是“普洱张”。顾名思义,是张博士以他的眼光、情趣、资源、标准而精心制造的普洱茶,一个“张”,张扬的便是个性。
普洱至今,已走过了3000多年的历史,千年古茶树,其一片片茶叶,浸泡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沉沉浮浮,或浓或淡,象不知疲倦的寂寞的舞者,滋润着历代茶人的心田。面对普洱这个在云南的崇山峻岭中繁衍了数百年甚至数千年的活化石,张博士很有感慨地说,收藏数十年的普洱冲泡之后,汤色透亮依然,茶气醇香依然,叶胫鲜活依然,这种普洱所独有的魅力,是任何食品都无法挑战的,因它独具“品饮、收藏、文物”的三重属性。
作为大众的普洱茶,只要卫生、便宜、味正,就很受追捧了。但作为小众的普洱茶,就多了几份讲究,对茶底的品质、工艺的过程、文化的内涵、收藏的潜力等等附加值有了别样的期待。一般的茶庄,灌输给普通茶客的,往往是将泡茶小姐们手势繁缛的茶艺表演,或单纯的陈茶年代,直观地冠以茶文化。其实,这至少是对传统文化的陌生。而张博士以其丰厚的学养以及“独辣”的市场眼光,举一反三地将文化溶入茶中。他将老子对水的形态力量的诠释,引入普洱茶包容、和谐与内敛的品质,将孔子比德于玉的诠释,引入普洱茶高贵、俨醇与经久的品质。
假如,你在夕阳斜照的黄昏,坐在阳台的茶几前,把玩紫砂壶,冲一泡禅悦,细细品味,静静冥想,相信,平素感到浓得化不开的烦恼欲念,都慢慢清晰、渐渐淡化,浅浅地浮在茶面,咕噜下肚,会想起林语堂博士的那句经典:人生不过如此!
张博士如此用心地挖掘、弘扬普洱茶文化、源于他对普洱的痴迷与敬重。他觉得许多人,面对一片陈年普洱,更多的是给它断代,品尝它的滋味,确认它的市值,停留在物质的层面,而他则是感受它的精神层面,每当他面对一片几十年的老茶,都会肃然起敬!会遥想也许它生长于那棵见证了历代风雨的老茶树,也许是位饱经磨难的茶农采摘、制作,而后在某位茶人手中珍藏,任凭世局动荡,也许这片老茶几易其主,面临多少次诱惑,却一直没舍得开汤喝掉,当某一天传至你手,小心剥落些许,放入紫砂壶,冲泡入盏时,你或许能感觉到它所承载的历史,所刻录的记忆,所包涵的苍桑。
张公巷窑址位于汝州市区东南部,遗址中心区面积约3600平方米,2000年春和2001年夏,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先后两次在汝州张公巷配合民房改建工程进行小范围的考古发掘,发现一些类似汝窑瓷器、窑具和素烧坯残片,遂引起中国古陶瓷学者的高度重视。2004年2—4月,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又在张公巷东、西两侧分别开挖探方两个,发掘面积124平方米,清理出不同时期的房基4座、水井4眼、灰坑79个和过滤池1个,出土了一批张公巷窑生产的完整或可复原瓷器和窑具。
这次挖掘出土的遗物分别为唐、宋、金元和明清四个阶段,其中唐代的遗物有白釉、黑釉、黄釉、花釉瓷和三彩器等。宋代遗物以白釉、黑釉瓷为主,器形有碗、罐、瓶、盆等。此外还出土极少量的张公巷窑生产的青釉瓷器碎片和窑具。金元时期是张公巷窑的繁荣时期,在清理的79个灰坑中,有59个属于这一时期。明清遗存有井和房基,值得一提的是,还出土了一批精美的青花瓷,器形有碗、盘、碟、杯等。
在发掘揭露的灰坑中,有20个灰坑内出土张公巷窑生产青釉瓷或素烧坯残片,坑内堆积绝大多数是张公巷窑生产的青釉瓷,器物种类多达10余种,能复元的器物共计150余件。遗物除青釉瓷外,白釉、黑釉、豆青釉、钧釉和白地黑花瓷等,与该窑址没有直接关系。所谓的青釉瓷是张公巷烧制的唯一产品。
张公巷窑青瓷器以薄胎薄釉为主,釉色浅淡,釉面玻璃质感强。胎骨有粉白、灰白、洁白和少量浅灰,胎质细腻坚实。器形有碗、花口折腹圈足盘、花口板沿平底盘、盘口细颈瓶、鹅颈鼓腹瓶、盏、盏托、堆塑熏炉、套盒和器盖等。而两种花口盘、椭圆裹足洗和四方平底盘等则为汝窑所不见。带圈足的器物以直圈足为主,外裹足的较少,器底有支钉痕的呈非常规整的小米粒状,支钉分别为三、四、五和六枚。
上图为“花口板沿平底盘”,
下图为“花口折腹圈足盘”。
从整体上看,张公巷窑生产的青釉瓷器既不同于临汝窑的豆青釉,也有别于宝丰清凉寺汝窑的天青釉。釉色可分为卵青、淡青、灰青、青绿等。器物薄胎、薄釉,釉面玻璃质感较强。胎骨有粉白、灰白、洁白和少量浅灰色,胎质细腻坚实。
下图为“深腹碗”。
器形有碗、花口折腹圈足盘、花口板沿平底盘、椭圆裹足洗、椭圆平底洗、圆形平底洗、板沿平底洗、四方平底洗、盘口细颈瓶、鹅颈鼓腹瓶、盏、盏托、堆塑熏炉、套盒、器盖等。带圈足的器物以直圈足为主,碗、盘类器物的圈足上常见透明釉,露胎,部分圈足底面无釉。
下图为“椭圆平底洗”。
下图为“盘口细颈瓶”。
这些器物往往采用垫烧,也有少量支烧的。器底支钉分三、四和五枚,支钉痕呈规整的小米粒状。窑具以匣体、垫饼和垫圈为主。匣体有浅腹漏斗状、深腹漏斗状、浅腹筒状和深腹筒状四种。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匣体的外壁常常涂抹耐火泥,此工艺仅见于宝丰清凉寺汝窑。
由于发掘面积有限,地层堆积和灰坑打破关系复杂,该窑的烧造年代尚难断定。张公巷青釉瓷的造型、釉色、烧造工艺等明显承继了汝窑的风格。从地层堆积来看,元代张公巷是繁荣的居民生活区,设窑烧造的可能性不大。因此推测,张公巷窑烧造青釉瓷的年代大致在北宋末年至元代初年。
张公巷窑....两宋极品青瓷的代表
出土瓷器——汝州张公巷窑
外传瓷器——汝州张公巷窑
考古新发现专家研讨会的专家们,对张公巷窑址出土的文物,畅谈了各自的看法,现部分整理如下:
郭木森(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馆员,张公巷窑址考古发掘队队长):首先,在张公巷窑址首次发掘出土较多的窑具、丰富的素烧坯残片及有别于汝窑的青瓷器,对于我们深入研究汝窑烧造工艺的流程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丰富了中国古代青瓷的文化内涵。其次,这次发掘获得古钱币330枚,除2枚金代海陵王时期的“正隆元宝”出现在4号坑第五文化层和第四A层下与地层年代接近外,其余328枚皆偏早于地层的年代。张公巷青釉瓷的造型、釉色、烧造工艺等,显然承继了汝窑风格。从地层堆积情况看,元代时的张公巷是一处繁荣的居民生活区,在此设窑烧造的可能性不大。综合上述几点,我认为张公巷窑烧造青瓷的年代大致可以确定在北宋末至元代初年。第三,张公巷窑的烧造工艺来源于宝丰清凉寺的汝窑。同时,我们也不排除张公巷窑是金代或元代仿汝窑的可能性。
赵维娟(郑州大学物理系副教授):我们通过对汝州张公巷窑址出土的瓷片与宝丰清凉寺出土的瓷片的化学成分进行测试发现,张公巷瓷片胎质含氧化铝比清凉寺的高,氧化钙的含量相近,氧化铁张公巷的含量比清凉寺的低。用模糊聚类分析可以看到张公巷瓷片和清凉寺瓷片中胎质成分不一样,说明当时做胎用的原料不可能到太远的地方去运,是就近采用。通过对釉样品的测试比较,张公巷出土瓷片中氧化硅的含量高于清凉寺的,因此张公巷的瓷片釉呈玻璃状。两者的含铁量大致相同,釉中清凉寺的氧化钙高于张公巷的。清凉寺瓷片中的氧化锰的含量高于张公巷的,因锰和铁都是重要的着色素,因此张公巷的瓷片釉色稍淡了一些。综合以上分析,清凉寺汝官窑和张公巷窑的瓷釉配方关系是相承的;清凉寺与张公巷两处烧瓷用胎原料产地不同;两者间釉的产地和配方不完全相同,张公巷的瓷比清凉寺的瓷更好。
王莉英(中国古陶瓷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故宫博物院研究员):看了张公巷发掘出土的东西让我学到了很多,让我对张公巷有了一个更全面的了解。张公巷从唐代开始,历经宋、金、元、明、清,烧造历史长。唐代应为民窑性质,到了北宋末烧造的品种单一,瓷片完全是单一的青色釉。到了金、元文化层又有民窑的东西,还兼有北宋的青釉瓷器。对于出土的北宋灰坑,让我感到十分惊讶,里边瓷片这么单一,说明这个时期不是民窑,是一个专门烧制御用青瓷的窑。我认为张公巷窑在北宋末期,是官窑性质。到金元时这品种还没完全消失。我想今后还会发掘出大量的实物资料。张公巷虽取得重大成果,能达成共识的是一处非常重要的窑址,对研究北宋官窑是非常重要的。我呼吁要下大力气来保护好张公巷这个窑址。
李知宴(中国古陶瓷学会副会长、国家博物馆研究员):张公巷窑址有王者气派,在宋代普通百姓是不可能使用这种瓷器的。宋徽宗很有文化修养,烧造的瓷器也符合其审美情趣。张公巷窑址的发现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发现,其瓷烧成好、明亮、玻璃质感强,开片与汝窑不一样,像冰状一片压一片,有与南宋官窑相承的地方。在瓷片堆积方式上是一堆一堆的,与其他官窑堆积方式一样,皇宫不允许官瓷向民间流传。张公巷出土文物的艺术风格和品位只有在北宋这样的时代才能生产出来,不可能是金代的东西。即便不是北宋官窑它也是河南地区艺术品位较高的窑,还要进一步发掘。
伊藤郁太郎(日本大阪市立东洋陶瓷美术馆馆长、日本著名古陶瓷专家):2001年我第一次到汝州看到张公巷窑址就认识到了它的重要性,看了出土的碎片,很希望能进一步发掘。我为今天终于看到发掘而感到非常高兴。围绕张公巷最主要的是年代问题,通过看其造型、釉胎,进行成分分析,得出的结论不是随便简单地说是官窑的东西。在年代确定上有两条,一是传承问题,从清凉寺到张公巷再到南宋官窑,有其传承的关系。二是使用者的问题。其产地、场地不一样,从瓷片器型上看,作为官窑它能代表皇帝的审美品位,反映了新一代皇帝的审美观点,从釉色、胎土、造型气势上和徽宗皇帝审美品位是合拍的。2001年我看到时,就推断至少是金代以前的。如果说是官窑,只有北宋才有,不可能是金官窑,金皇帝没这个品位。张公巷是北宋官窑这个结论是非常非常肯定的。
耿宝昌(中国古陶瓷学会名誉会长、故宫博物院研究员):从张公巷窑址出土的器物造型看,特别是折腰碗等继承了晚唐的风格,特别追求形式美,在当时是风行的,我判断应是北宋的,具有唐、宋窑的特征。要进一步弄清北宋官窑,找到完整的器物还要进一步发掘,进一步确定其年代。
秦大树(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副教授):根据考古的文化层我认为张公巷窑址出土的器物应为金元时期,尽管我站出来反对定张公巷窑是北宋官窑,感到孤立,根据有关文献考证,我还是要坚持是金元时期的窑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