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缘起
继清代镇窑和明代葫芦窑在2009年和2010年成功复烧之后，景德镇古窑民俗博览区今年复烧的是元代的馒头窑。馒头窑高2.6米、宽2.8米，进深2.6米，高9.2米。此次馒头窑复烧品种包括元青花大罐、高温釉等典型元朝瓷器，经过30个小时的烧造，10月24日，开窑验证复烧成功，在保护景德镇陶瓷历史文化、传承景德镇千年文明系列活动中迈出的又一坚实步伐。（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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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现元代挛窑与烧瓷技术，重铸享誉世界的“元青花”
消失了800年的元代馒头窑窑火再度燃起，它将穿越800年历史，重现“元青花”与元釉里红瓷的惊世魅力。
馒头窑是元代景德镇烧制瓷器最主要的炉窑，以窑形近似馒头而得名，烧成温度可高达1300摄氏度。外部则犹如铜墙铁壁般的坚牢，当熊熊烈火燃烧由烟囱派出时，则有“小龙当空舞，卧龙坚如铁”的景象。
胡家旺是景德镇著名的“把桩师傅”，相当于烧窑制瓷的总指挥，他介绍：“馒头窑也称马蹄窑，是由北方工匠传至景德镇，北方烧窑用的燃料是煤，而南方用的燃料是松木，二者产生的火焰与温度都有较大差别，馒头窑在历史演化过程中，存在直焰式至半倒焰式、从柴烧到煤烧、从北方至景德镇的三大蜕变方式。”
馒头窑是中国北方流行的一种窑炉，最早出现在西周晚期，东汉时技术成熟，至元代兴盛于景德镇，随后因制瓷技术的进步而逐渐消亡。在景德镇珠山遗址和湖田瓷窑遗址的考古发掘中均发现大量馒头窑的遗存。
为复原元代挛窑与烧瓷技术，重铸享誉世界的“元青花”和元釉里红瓷，景德镇古窑民俗博览区召集多位窑炉与制瓷专家，开始重建馒头窑，以元代历史为参照，本着修旧如旧的原则，复原元代馒头窑。
————探秘馒头窑————
建造：地基非常坚固且呈马蹄形
建造馒头窑时，地基需要非常地坚固且呈马蹄形，窑顶呈半球形，外形很像我国北方人民日常食用的馒头，故称馒头窑。馒头窑不仅是高温烧成陶瓷的重要设备，其外观姿态优美，丰姿绰约，是窑场中凸显建筑物。馒头窑设窑门一个，供装开窑使用。烧成时则须将窑门封闭，留出火口供添加燃料。旁侧有深达5米的苕井，供掏煤渣及通风透火使用。后面有两个烟囱将烟排出。窑炉内部前有火膛供烧煤加热升温。用作摆放与烧成产品处叫牙台，牙台呈前高后低状。窑内后壁下部两端有两个巨大的吸焰孔。窑顶的透火孔称作天眼，窑顶底部周围有5—6个麻眼，用于烧成中调节焰气与观察火情。窑内均采用手工特制耐火砖砌筑。站在窑内观看，窑内牙台（亦称产品室）略呈方形，而窑顶浑然为圆球形，令人联想到中国人“天圆地方”的宇宙观。
烧制：采用半倒焰式或者全倒焰式窑炉
馒头窑是景德镇制瓷史上不可绕过的浓重一笔，曾带领景德镇陶瓷进入第一个空前繁盛时期。这种窑炉的实质意义是属于半倒焰式或者全倒焰式窑炉。馒头窑是元代景德镇烧制瓷器最主要的窑炉，在点火后，火焰自火膛先喷至窑顶，再倒向窑底，流经坯体。因为窑墙比较厚，瓷坯不会快速受热和冷却，相应地便减低了瓷器的半透明度和白度，这也是元代景德镇瓷器的典型特征。
在陶瓷生产工艺中，窑炉的烧成技术发挥着重要作用。由于烧成过程中有许多偶然性与不确定性，因此在陶瓷行业就有了“三分成形，七分烧成”“三分人作，七分天成”“或生在成形，死在烧成”等民谚，人们往往对馒头窑有一种敬畏感。馒头窑炉的内部全由耐火砖砌成，弯弯曲曲，疙疙瘩瘩，细若盘蛇，粗如扭龙。彭城窑工为馒头窑赋予传奇般的生命力。彭城当地陶工将经营磁业生产叫做“闹窑”，可见窑炉在陶瓷生产中占据了重要位置。
生产：能量巨大，大碗窑一次可烧成6万件碗制品
馒头窑的生产能量巨大，大碗窑一次可烧成6万件碗制品，大缸窑一次可烧成各类缸数百件。据史料记载，20世纪20年代，彭城曾经有多达230座碗窑，35座缸窑。在彭城当地，童谣有“南边过来一个獾，尾巴拄着天，麦秸吃了两大垛，井水喝了一个干”的猜字谜语，即指“窑”的模样。人们亲切地将其比喻外形类如“獾”的模样，“尾巴”指烟筒冒烟，“吃麦秸”指烧窑，“井水干”指的是透火与掏渣的苕井。
随着陶瓷科技与烧成工艺的进步，馒头窑早已经成为历史的遗迹。但其蕴涵着的陶瓷文化内涵，却十分丰富。目前，彭城仍然较好保留有30多座馒头窑，以及数10条古老的窑洞。它们历经了沧桑，有着一种历史的厚重感。每逢看到它，令人有一种中国陶瓷文化的回归感。让人感受到其洋溢着的浓厚的民窑文化的历史氛围。
■延伸阅读
漫话元代馒头窑和马背上的民族
自宋朝以来，景德镇的手工制瓷工艺一直处于中国陶瓷业的巅峰，宋朝开始被古代皇室赞叹，历经元、明不衰，乃至清朝到达鼎盛。但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手工制瓷业被精密的现代科技所取代，古老的制瓷工艺面临失传的境地。对此，景德镇人认为，想要保护景德镇古老的制瓷工艺，最好的方法就是在生产中传承，复活古窑。
元代是景德镇取得划时代成就的时期，在民族融合的背景下，景德镇集全国南北制瓷工艺之大成。而景德镇瓷业从宋代开始沿用馒头窑至明代绝迹，在元代空前繁荣，烧制成功了举世闻名的景德镇青花瓷。现在，就让我们随瓷都景德镇的众位窑炉研究学者一起，穿越回到元代，解密这座瓷都馒头窑和马背上的民族之间的故事。
景德镇陶瓷名传天下，自宋朝真宗皇帝开始，一直到现代，演绎了中国制瓷工艺的传奇，这和景德镇的窑炉发展密不可分。从宋朝开始，景德镇窑炉集天下窑炉之大成，历经馒头窑、葫芦窑、镇窑等，各具特色，互为传承。
元代在我国历史上只存在了90多年，统治者又是北方游牧民族，故而先前人们对于元朝瓷器并不重视。但是随着元代瓷器在不同地域被出土发现，人们意识到这个马背上的民族为曾为中国瓷器发展立下汗马功劳。
当年，蒙古人一路南下行进，叹服于精美的瓷器，开始在景德镇设立官窑。元代官窑烧制的瓷器又被称之为“枢府器”，“枢府器”拉开了景德镇作为皇家官窑的序幕。元代统治者对于景德镇瓷器的重视，使得我国古代制瓷工艺突飞猛进，集中体现在景德镇制瓷业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上，也就是享誉世界的青花。
对于景德镇瓷业而言，陶瓷原料加工到成型，和窑炉的关系非常密切。在元代以前，景德镇窑型变化不大，因而烧制的瓷器釉色单一。直到元代馒头窑大兴，景德镇独特的烧窑工艺和制瓷工艺衍生出了青花、釉里红和各种颜色釉。景德镇工匠用瓷石加高岭土的“二元配方”制胎，又开创了烧制气势恢宏的大型器物之先河。这些都使得中国画的笔墨技巧和制瓷工艺的结合更趋成熟，与高温卵白釉、红釉、蓝釉并举，从而结束了元代以前瓷器的釉色主要是仿玉类银的局面，开创了景德镇乃至中国制瓷装饰工艺的新纪元。
扩展阅读
漫话馒头窑
馒头窑系半倒焰式间歇窑炉，燃料使用煤炭，进行氧化焰烧成，是我国北方磁州窑等窑场具有的地方特色、最有代表性的窑炉类型。在陶瓷生产工艺中，窑炉的烧成技术发挥着重要作用。由于烧成过程中有许多偶然性与不确定性，因此在陶瓷行业就有了“三分成形，七分烧成”、“三分人作，七分天成”“或生在成形，死在烧成”等民谚，人们往往对馒头窑有一种敬畏感。馒头窑炉的内部全由耐火砖砌成，弯弯曲曲，疙疙瘩瘩，细若盘蛇，粗如扭龙。彭城窑工为馒头窑赋予传奇般的生命力。彭城当地陶工将经营磁业生产叫做“闹窑”，可见窑炉在陶瓷生产中占据了重要位置。
馒头窑建造时，地基需要非常地坚固且呈马蹄形，窑顶呈半球形，外形很像我国北方人民日常食用的馒头，故称馒头窑。馒头窑不仅是高温烧成陶瓷的重要设备，其外观姿态优美，丰姿绰约，是窑场中凸现建筑物。馒头窑设窑门一个，供装开窑使用。烧成时则须将窑门封闭，留出火口供添加燃料。旁侧有深达5米的苕井，供掏煤渣及通风透火使用。后面有两个烟囱将烟排出。窑炉内部前有火膛供烧煤加热升温。用作摆放与烧成产品处叫牙台，牙台呈前高后低状。窑内后壁下部两端有两个巨大的吸焰孔。窑顶的透火孔称作天眼，窑顶底部周围有5-6个麻眼，用于烧成中调节焰气与观察火情。窑内均采用手工特制耐火砖砌筑。站在窑内观看，窑内牙台（亦称产品室）略呈方形，而窑顶浑然为圆球形，令人联想到中国人“天圆地方”的宇宙观。
馒头窑的生产能量巨大，大碗窑一次可烧成6万件碗制品，大缸窑一次可烧成各类缸数百件。据史料记载，20世纪20年代，彭城曾经有多达230座碗窑，35座缸窑，由于彭城窑场具有巨大的烧造能力，故能发挥出薄利多销优势，在竞争中发展壮大。在彭城当地，童谣有“南边过来一个獾，尾巴拄着天，麦秸吃了两大垛，井水喝了一个干”的猜字谜语，即指“窑”的模样。人们亲切地将其比喻外形类如“獾”的模样，“尾巴”指烟筒冒烟，“吃麦秸”指烧窑，“井水干”指的是透火与掏渣的苕井。
馒头窑建筑表现出坚固耐用，便于维修与外观美的特点。其关键建筑为穴顶，盘柱，牙台等几个部位，是窑工高超技艺与智慧的结晶。
（1）穴顶：窑顶砌筑时工匠通常不用脚手架，即可将几千块耐火砖组成的窑顶单砖砌好。摆砌、抹泥、加支垫，快者一天时间即可完成。窑顶要求结构紧凑，密封好，形状美。窑顶上还需留天眼，麻眼及耳砖，供窑工上下操作；
（2）盘柱；建造炉珊亦称盘柱。炉栅呈双曲拱形状，采用耐火砖与黄泥砌筑，通常距地面高2。5-3米，炉栅以上是炉膛燃烧室，下面与苕井相连，用于透火掏灰和掏煤渣，由于属于窑内温度最高部位，必须经久耐用、不变形，技术要求很严；
（3）牙台：即火膛台壁与产品室，亦为温度最高处。此处为放置产品的场所，均需严格按斜度，高度，及规整度砌筑。
馒头窑内部为高达1250度以上的高温，外部则犹如铜墙铁壁般的坚牢，当熊熊烈火燃烧由烟囱派出时，则有“小龙当空舞，卧龙坚如铁”的景象。
随着陶瓷科技与烧成工艺的进步，馒头窑早已经成为历史的遗迹。但其蕴涵着的陶瓷文化内涵，却十分丰富。目前，彭城仍然较好保留有30多座馒头窑，以及数十条古老的窑洞。它们历经了沧桑，有着一种历史的厚重感。每逢看到它，令人有一种中国陶瓷文化的回归感。让人感受到其洋溢着的浓厚的民窑文化的历史氛围
陶瓷文化鉴赏-中国传统地方特色窑之馒头窑
馒头窑系半倒焰式间歇窑炉，燃料使用煤炭，进行氧化焰烧成，是我国北方磁州窑等窑场具有的地方特色、最有代表性的窑炉类型。在陶瓷生产工艺中，窑炉的烧成技术发挥着重要作用。由于烧成过程中有许多偶然性与不确定性，因此在陶瓷行业就有了“三分成形，七分烧成”、“三分人作，七分天成”“或生在成形，死在烧成”等民谚，人们往往对馒头窑有一种敬畏感。馒头窑炉的内部全由耐火砖砌成，弯弯曲曲，疙疙瘩瘩，细若盘蛇，粗如扭龙。彭城窑工为馒头窑赋予传奇般的生命力。彭城当地陶工将经营磁业生产叫做“闹窑”，可见窑炉在陶瓷生产中占据了重要位置。
馒头窑建造时，地基需要非常地坚固且呈马蹄形，窑顶呈半球形，外形很像我国北方人民日常食用的馒头，故称馒头窑。馒头窑不仅是高温烧成陶瓷的重要设备，其外观姿态优美，丰姿绰约，是窑场中凸现建筑物。馒头窑设窑门一个，供装开窑使用。烧成时则须将窑门封闭，留出火口供添加燃料。旁侧有深达5米的苕井，供掏煤渣及通风透火使用。后面有两个烟囱将烟排出。窑炉内部前有火膛供烧煤加热升温。用作摆放与烧成产品处叫牙台，牙台呈前高后低状。窑内后壁下部两端有两个巨大的吸焰孔。窑顶的透火孔称作天眼，窑顶底部周围有5-6个麻眼，用于烧成中调节焰气与观察火情。窑内均采用手工特制耐火砖砌筑。站在窑内观看，窑内牙台（亦称产品室）略呈方形，而窑顶浑然为圆球形，令人联想到中国人“天圆地方”的宇宙观。
馒头窑的生产能量巨大，大碗窑一次可烧成6万件碗制品，大缸窑一次可烧成各类缸数百件。据史料记载，20世纪20年代，彭城曾经有多达230座碗窑，35座缸窑，由于彭城窑场具有巨大的烧造能力，故能发挥出薄利多销优势，在竞争中发展壮大。在彭城当地，童谣有“南边过来一个獾，尾巴拄着天，麦秸吃了两大垛，井水喝了一个干”的猜字谜语，即指“窑”的模样。人们亲切地将其比喻外形类如“獾”的模样，“尾巴”指烟筒冒烟，“吃麦秸”指烧窑，“井水干”指的是透火与掏渣的苕井。
馒头窑建筑表现出坚固耐用，便于维修与外观美的特点。其关键建筑为穴顶，盘柱，牙台等几个部位，是窑工高超技艺与智慧的结晶。
（1）穴顶：窑顶砌筑时工匠通常不用脚手架，即可将几千块耐火砖组成的窑顶单砖砌好。摆砌、抹泥、加支垫，快者一天时间即可完成。窑顶要求结构紧凑，密封好，形状美。窑顶上还需留天眼，麻眼及耳砖，供窑工上下操作；
（2）盘柱；建造炉珊亦称盘柱。炉栅呈双曲拱形状，采用耐火砖与黄泥砌筑，通常距地面高2。5-3米，炉栅以上是炉膛燃烧室，下面与苕井相连，用于透火掏灰和掏煤渣，由于属于窑内温度最高部位，必须经久耐用、不变形，技术要求很严；
（3）牙台：即火膛台壁与产品室，亦为温度最高处。此处为放置产品的场所，均需严格按斜度，高度，及规整度砌筑。
馒头窑内部为高达1250度以上的高温，外部则犹如铜墙铁壁般的坚牢，当熊熊烈火燃烧由烟囱派出时，则有“小龙当空舞，卧龙坚如铁”的景象。
随着陶瓷科技与烧成工艺的进步，馒头窑早已经成为历史的遗迹。但其蕴涵着的陶瓷文化内涵，却十分丰富。目前，彭城仍然较好保留有30多座馒头窑，以及数十条古老的窑洞。它们历经了沧桑，有着一种历史的厚重感。每逢看到它，令人有一种中国陶瓷文化的回归感。让人感受到其洋溢着的浓厚的民窑文化的历史氛围
陶瓷文化鉴赏-400年窑火在燃烧
多少个世纪以来，圣洁的岷山雪水沿都江堰汩汩流淌，源源不断地润泽着成都平原。当古蜀文化、中原文化、巴楚文化在这片“水旱从人，不知饥馑”的古老土地上交汇，它的温润、丰饶与富足，必然会孕育出别样的文化景观与乡风民俗。那些代代相传、精雕细琢的手艺，不仅修饰了成都人的生活，更描绘出成都人细腻而广阔的精神图景，它们与那些独特的乡风民俗一道，成为成都人值得骄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那闹年的锣鼓、狂欢的水龙节、火龙灯舞、大庙会、花会、木兰会；那“片纸来之难，过手七十二”的手工造纸、闻名遐迩的瓷胎竹编、遗世独尊的铁匠铺、独步天下的邛窑……“成都非物质文化遗产”系列篇章，生动地再现了这些代代传承的民风民俗和精湛手艺。
“开窑罗！开窑罗！”嘉靖二年（公元1523年）的一天清晨，一阵粗犷的欢呼声在四川彭州桂花镇土溪河畔的瓦子坝响起。这天是瓦子坝上第一座官窑出窑的日子，那欢呼的声音迅速就引来了周边大大小小的窑户们和看热闹的乡亲。人们手持火把，清晨泛蓝的天光和火把温暖的光彩映照着大家企盼而喜悦的目光。随着一股热浪袭来，窑门打开了，于是那些头披麻布套、身围厚围裙、手戴布手套的窑工们开始忙碌起来，抬的抬，提的提，挑的挑，当一件件尚还散发着窑火余温的酒坛、水缸、陶罐，甚至陶脊、陶瓦、陶滴水等运过身边的时候，大家都忍不住伸出手来，以指扣击，那陶器发出的“叮当”声就与人们啧啧称道之声融合成一片了。
土溪河是穿越桂花镇的一条河流，由于两岸浅丘蕴藏着丰富的粘土，是宜于制陶的上好原料，所以自古以来，这一地域的制陶业都相当发达。而随着嘉靖官窑的建立，桂花一地的土陶企业更如雨后春笋般地冒了出来。即便到今天，那传承至今的400年窑火依然旺盛地燃烧着，当地5000多人仍在从事这个古老的行当。土陶不仅成就了桂花镇“西蜀陶艺之乡”的美名，更演绎着这里祖祖辈辈人的生活。
重现在桂花镇的古老龙窑
在这个初秋飘零着细雨的清晨，在离土溪河不远的桂花镇龙窑陶瓷厂的一排窑洞前，是一派忙碌的劳动场景：在温暖而明亮的灯光照射下，那些散发着窑火余温的土陶制品正被工人们一件件小心地搬移出窑，小件的罐、盆用手提，或用背篼背，而大件的缸、坛则几人同抬。工人们一边劳作，一边说着粗口的笑话，使整个劳动现场都洋溢着一种热闹而喜悦的氛围。44岁的老板兰章树站在一旁，附和着工人们的笑话，满意地望着眼前发生的一切。当一件比人还高的大瓦坛从身边抬过的时候，他轻轻地用手拍了一下，那瓦坛即刻发出一阵有种金属味道的“嗡嗡”声。他不禁自言自语道：“还是龙窑好啊，小东西能烧，大东西也能烧。”
龙窑是烧制陶瓷窑炉的一种，最早出现在商代，因其多依山坡之势倾斜砌筑而成，形同卧龙，故名。由于一般龙窑的仓道都高达2米，宽近2米，除烧大件陶器是它的优势外，还由于龙窑本身窑身的倾斜，可以形成一定的空气抽力，这不仅有利于窑内温度均匀分布，也使其具有升温快，散热也快的特点。
老兰家有两座龙窑，均沿一座小山坡并肩而建。龙窑之间屋顶相接，仅以中间的一条坡道划分左右。每座窑均长20余米，宽10余米，加之它们顺着山坡耸立的姿势，使人陡然一见，如此滚火吐烟的庞然建筑，实在是气度轩昂，气势恢弘。沿坡道拾级而上，18孔仓洞分立左右，由于视觉的仰视效果，如果说那一弯弯弓形的仓背如起伏的龙身，那么窑头高耸的烟囱就该是龙头了。
随意地走进一孔正在出窑的仓道，一股热浪迎面扑来。其时，在堆满刚烧制好成品陶器的仓道中，两三个大汉正挥汗如雨地将那些层叠摆放、上百十斤重的瓦坛小心地传递出窑。只见他们时而换手，时而转动身躯，身手之快捷令人惊慕。老兰说，这种盘缸坛的技术也可算是龙窑制陶的一门绝活，没有一身过硬的气力、敏捷的身手和老到的经验是不行的，“首先是装窑，大件的放哪里，小件的放哪里，如何重叠，都全凭出窑师傅的经验，否则窑是烧不好的；还有就是出窑也很关键，弄得不好，不仅伤及身体，也会损坏产品。”
其实，看似质朴、凝重、古风古韵的兰家龙窑，距今也无非只有20多年的历史。1987年，10多岁就开始学习土陶制作技艺的兰章树在改革浪潮的引领下，也萌生了自己办厂的念头。“虽然那时桂花镇的土陶厂也很多，但没有一家是开龙窑的。加之龙窑生产采取的是土法的泥釉，与当地平窑使用铅釉不同，为不与同行在产品上构成竞争，所以一开始我就想办个龙窑厂。”几经选址，兰章树终于看中了这片被砖厂废弃、遍布瓦砾的小山坡。而就在顺着山坡修筑龙窑的时候，兰章树不仅挖出了一些后经专家鉴定为400年前的古土陶罐，还发现了一条被火灼烧过的粘土地带，“可见，古人也曾在此建过龙窑的”。这一点，让兰章树感到十分吉祥，“或许是先人的神灵指示我重建了这座龙窑的吧。”为此，即便在20年后的今天，当地不少的陶窑都改建成更为先进、现代、可烧天然气的倒焰方窑、隧道窑、辊道窑的时候，兰章树仍然坚持着这种古老的龙窑烧制方式。老兰说，龙窑当然比不了现代窑这么先进，但除了它能制大件陶器外，还在于要使一件器物能出现仿古的雨点釉、茶叶末釉的效果，“还非得照着老样子去做，不然它就出不了理想的釉面。”所以，不少陶艺艺术家也慕名前来烧制作品。这一点让老兰感到十分骄傲。
传承手艺绝活的陶艺师傅
初秋的细雨飘在那些刚出窑的土陶制品上，红润细腻的土陶就愈加的光亮了。但它们从泥土变成眼前的模样究竟要通过怎样的手艺创造，又要经历哪些繁复的工序过程呢？强烈的探究欲望，让我几天来一直在这座占地10亩的陶瓷厂里往返寻觅，访古问今。
庞大超然的龙窑前是几间偌大的工棚，工棚里摆满了大大小小，或缸或坛，或盆或罐的泥坯制品，大的比人高，小的则可赏玩于指间。而每个工棚一隅，都有1至2名师傅正全神贯注地在制作泥坯。现年71岁的毛大才大爷干制陶这行已经60年了，当我将镜头对准他时，他正将一团黄泥在木板上反复地揉捏着，之后，他取出其中一小团放在一个快速转动的圆盘机器上，先是将大拇指插进泥团中，在手指灵巧地变换之际，不到一分钟的光景，一个泥碗就这样神奇地成形了，毛大爷说这是制陶工序中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叫“做坯”。就在我啧啧称赞毛大爷的手艺好时，不料他说，他年轻时做的大缸高2米，直径1.5米，“那才考手艺，一个缸子需要分成几个泥坯接成，没有三四天的工夫是做不出来的。光做好的泥坯子就400来斤重，要4个人抬着装窑。”
之后，毛大爷又谦虚地补充道，“这叫什么手艺，最多算个手熟。要知道就是因为我们这里的土好，颜色黄得纯正，黏性大，没有沙砾，所以这一方的不少人家自古都是以制陶养家的，大家都会这个，也就谈不上什么手艺了。”据《彭县志》记载，早在明嘉靖二年（公元1523年），桂花镇就建立了当时的第一座地方官窑，土陶生产已具有一定规模。到清宣统二年，此地制陶规模发展到3座大窑，50余座小窑，窑户40余户。到1948年，这里有7座大窑，50余座小窑，窑户100余户。到今天，桂花镇已拥有大小制陶厂96家，从业人员达5000多人，桂花镇也因此成为远近闻名的“西蜀陶艺之乡”。
良好的土质条件，悠久的制陶历史，秉承传统的工艺技术，使桂花土陶自古以来声名远播。老兰告诉我说，“每天，桂花镇至少有5000个泡菜坛发往全国各地。”其实，除生活、建筑用土陶产品外，桂花陶器还多次被举荐参加全国工艺美展，甚至远赴德国和美国展出。而最让桂花人引以为豪的是，在几年前的一次北京旅游产品展览会上，桂花镇送展的镂空龙瓶被外国友人赞誉为“中国活龙，东方艺术”。
其实，只要你来到桂花镇，随意地走进一家土陶厂，你都会发现那些巧手的雕花师傅正在土陶上雕龙刻凤的劳作场景。42岁的吝大姐是当地小有名气的雕花、贴花能手，一团白泥，经她灵巧的双手这么一搓揉、捏拿、粘贴，或用指甲划，或用竹签刻，或用刷子刷，十来分钟，一条栩栩如生的龙就塑在了陶罐上。吝大姐的丈夫和儿子都是龙窑陶瓷厂的制陶师傅，她说，按照过去的传统，师傅制陶，师娘雕花，所以，“嫁鸡随鸡”，她也就学了这门手艺。
但一件陶器的制成绝非这么简单，仅花饰一项，就有粑、堆、刻、画、剔、镂、刷、印、嵌等。而制坯之前首先是选料，踩泥，锯泥，这样才能保证用于制坯的泥土没有杂质，并拥有良好的可塑性。之后是捶坯、雕花、晾晒阴干、上釉、最后才是装窑烧制。老兰介绍说，过去，土陶烧制有个顺口溜——“牛拉碾，驴打场，成形手拉坯，干燥靠太阳，烧成靠龙窑，围着几间小草房。”到今天，虽然像选料、踩泥这样的工序已经无需“牛拉碾，驴打场”改成机械的打泥装置，拉坯成形的车盘也是电动的了，但一窑陶器从选料到出窑，至少也要半月的时间。
作者手记
在过去遥远的年代，一个盛水的瓦罐实则就是那些远离天然水源的远古人类的生命之源，而千百年来，即便就是那些普通的瓦、酱缸、酒坛等，也一直都没有离开我们的生活。
根据最新的考古成果，中国陶器烧制至少已有12000年的历史了。先民们用陶刀来收割谷物，用陶罐来汲水，用陶釜来烹煮食物，在人类进化的漫长历史中，陶除了它固有的实用功能之外，也逐渐担当起先期人类审美和精神娱乐的载体，所以，通过考古出土的文物来看，先民们还发明了用以娱乐的陶埙、陶鼓、陶哨等，以及用以祭祀的陶俑。而且，“泥与火”结晶的陶，不仅是人类用火艺术的一次伟大升华，它在人类文化进步中也有着非凡的意义。记得少年求学，课本彩页上的那只人面鱼纹彩陶盆至今仍给我深刻印象，陶盆内壁上的人面鱼纹图案，形象妙在似与不似之间，没有想到，早在6000年前，黄河流域的先民就开创了中国传统艺术不求形似、彰显神韵的风格。到后来，成都出土的东汉说书俑，其夸张、传神的造型更是引人入胜；再到桂花人精心烧制的那被赞誉为“中国活龙，东方艺术”的镂空龙瓶，可见陶是人类文化的足迹。
寻着陶的足迹，我们甚至可以厘清人类文明进程的大致轮廓。是的，大渡河上游哈休遗址出土的那枚涂抹着红色颜料的陶片，岷江上游营盘山遗址出土的那只目光深邃的人面陶像，以及茂县沙乌都遗址、宝墩遗址、三星堆遗址、金沙遗址等出土的众多器类多样，文饰丰富的陶，通过它们，考古专家也就得以为我们古蜀文化的发源勾勒出一个初步的脉络。
所以，当我徜徉在桂花镇土溪河畔那些布满瓦砾的小山坡上的时候，我感到我的心境是从来没有过的开阔和丰富。看山下那座气势轩昂的龙窑，看龙窑前旷坝上搬坛子运罐劳作的人们，看窑厂之外小楼林立的村庄，古老的文明竟与今天的生活是那样地相融相生。而陶没有变，人类今天的文明却是如此的高度发达。
为此，谨感谢陶，它是人类文明起始的标志，也是人类文明坚韧的守望者。那么，我们是否该为留存那些关于制陶的传统手艺做些什么呢？
祭窑仪式失而复现
空闲的时候，老兰会习惯性地围着他的龙窑逛逛，哪道窑仓该修补了，哪一匹瓦该换换了，他都会及时安排人去做，因为这窑实在是他家生财发家的大事。所以在每年农历八月十二传说的窑神生日这天，老兰和他的窑工都会举行隆重的祭窑仪式，除向龙窑烧香祭拜之外，还要杀上一个大红鸡公围窑滴血祭祀，以祈求窑神保佑“炉炉火候到，窑窑出精品”。而这样的祭祀活动，在每年农历正月窑工放年假回来，龙窑重新生火的时候还要举行一次。但依老兰出生的那个年代，他并没有亲身经过过去传统的祭窑仪式，之所以这样做，全是凭自己从老辈人所告知的只言片语中琢磨出来的，“为的是表明心诚，落得一分心安。”
但这次重新装窑的窑火点火仪式，老兰决定完全按照过去的传统来搞了。因为作为即将举行的彭州首届陶艺节的一项内容，老兰家的龙窑届时将举行一个完全复古的祭窑仪式。为此，老兰特向镇文化站的尹彦嵩老师作了多方请教。年逾五旬的尹彦嵩对民俗文化颇有研究，在他的精心策划下，在我到达桂花镇的第二天上午，也就有幸能够一睹那失传了半个多世纪的古老祭窑仪式了。
此时的窑场，鼓乐齐奏，香案上香烟袅袅，三牲供奉。随着道士的一阵长剑挥舞，4名脸上画着面谱的“妖魔”纷纷倒地。在焚香祷告结束后，道士便手持熊熊火把，跟随手捧香炉的窑主一家来到等待重新点火的窑前，将一孔孔的窑炉点燃，这时，窑工们齐呼“上窑罗”，现场一片欢腾。
尹彦嵩介绍说，传说中，尧帝是陶的发明者，因而被民间尊为窑神，祭窑其实就是祭祀尧帝。同时，制陶离不开风调雨顺的天气，离不开优良的土质，也离不开适度的火候，所以，也祭皇天、后土和火神。至于道士挥剑上场，则是在于驱魔护神。“其实，过去桂花镇这一带，每逢有新窑建成或开春都要举行这样隆重的祭窑仪式。”
那天与我一同观看祭窑仪式的还有成都大学美术系在此实习的数十名学生。带队的唐老师说，之所以选择这里作为实习基地，主要是因为它今天仍然存在的传统制陶技艺，不仅有利于同学们把握陶艺的造型基础，也能够帮助他们更好地理解中国制陶的历史和文化。其实，今天的龙窑陶瓷厂已是川内、川外多所美术院校的挂名实习基地。除每年有千名以上的美院学生在此实习外，不少艺术家也慕名到此开展创作活动。老兰曾告诉我说，当周边的其他陶瓷厂都在更新技术、更新设备时，他不是没有动摇过，但随着美院学生的涌入和艺术家们的到来，却使他逐渐坚定了坚持传统生产技艺的想法。目前，老兰正盘算着建一座占地20亩的陶艺教学基地，不仅提供给前来实习的学生使用，也满足那些喜欢陶艺、观光休闲的市民的需求。
对于这场复古的祭窑仪式，同学们都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他们中的不少人甚至还拿出相机，“哗哗”地摁个不停。对于老兰，这样的仪式或许正好满足了他的“心安”，而同学们呢？也不该就是个好奇吧。就想，我们真的该好好地保存点什么了，不然，我们的子孙后代今后连“复古”点什么都难了。
陶瓷文化：欲解千年柴窑谜
在中国，有一种瓷器是“诸窑之冠”，却始终不能确定它的窑址。
有一种瓷器身世迷离，但文献中只有“青如天，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的记录。
这便是柴窑，一个困扰中国陶瓷史的千古之谜。
从三十年前见到第一件瓷瓶开始，河南收藏家邰振春踏遍全国各地，四处搜寻柴瓷踪迹，三十年来，他唯一的心愿就是想让柴瓷的身世大白于天下，同时揭开柴窑尘封千年的神秘面纱。
迷上柴瓷
邰振春称，收藏柴瓷，纯属偶然。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的一天，邰振春在郑州街头闲逛，见到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头蹲在街边，破纸箱内放了几个瓷瓶。“第一次见到这些东西时眼前就是一亮，首先它不是现代的东西，新东西没有那种历史沧桑感。直觉告诉我，它不是五大窑口中任何一个窑口的东西，具体是什么，我也说不上来，只是觉得它是好东西。”
邰振春回忆当时的情形，他告诉笔者：“老头称不识字，是在盖房挖地基时从地下挖出来的，一共几十件，都在一起。”当邰问有没有其它东西时，老头称，都是这个东西，没有其它的。“买这批东西共花了两万块钱，而当时市场上一件宋代的钧瓷不过几百块钱。”邰说，“那时只顾看东西，没考虑价格，老头看我喜欢这东西，漫天要价。”邰振春说，在今天看来，是值了，但在当时，有人称他是“疯子”，“有钱没地儿花”。
瓷器买回来后，兴奋得晚上睡不着，拿在手中看了又看，如此激动了好几个月。从那时起，邰振春便开始四处查数据，到全国各地搜寻类似的瓷器，然而遗憾的是，不管到西安、南京、香港还是在北京，三十年来，邰振春未在其它地方发现过一件类似瓷器。
在经过三十年的深入研究之后，邰振春认定自己手中的这批瓷器就是文献中记载的柴瓷。
为了研究柴瓷，同时给自己手中的瓷瓶验明正身，邰振春卖掉了南阳的房子，定居郑州。“说是定居郑州，其实我在四处流浪，今年我都六十一了，到我这个年龄还背井离乡，只有一个目的，为柴窑正身，为柴瓷正名，而后将这批东西捐给国家，这是我唯一的心愿。”邰振春说，“之所以来郑州，因为柴窑就在郑州。”
深入研究欲解谜
《事物绀珠》曾这样盛赞柴窑：“诸窑之冠，五大官窑之首。”世称柴、汝、官、哥、定。由于连年战乱，柴窑器物传世稀少，世有“片柴值千金”之说，加之世人对柴瓷不认识，认可度不高，到宋代便演变成了汝、官、哥、定、钧。柴瓷在人们心中慢慢淡化，便造成柴窑瓷器沉冤千年，与世人隔绝。邰振春说：“要研究柴瓷就必须与历史相结合”。
“柴荣年轻时是大瓷商，以经营瓷器、茶叶为生，柴家的财势可上追到唐初，因为柴荣家族势力庞大，加之瓷器作为当时民间主要生活器物，柴家有瓷窑是肯定的。”邰振春称，种种迹象表明，柴窑址就在河南新密市牛店镇的柴窑村。
从邰振春的研究来看，柴窑品种繁多，纹饰特别丰富。礼器是柴窑的重器，有马、牛、骆驼、鼎、香熏、净瓶、长颈玄纹瓶、出戟尊、凤首瓶、花瓣口瓶、蒜头口瓶、盘、壶、酒具等。纹饰主要是仿商代青铜器式。有饕餮纹、人面纹、动物、连珠纹、龙纹、堆塑、划花、贴花、刻花等纹饰。此外，柴瓷的堆贴花工艺在五代也有了新的发展，改变了六朝时期粗糙的堆砌现象。
三十年来，邰振春总结柴瓷的种种特征，提起柴瓷，他总是滔滔不绝。
在制造工艺上，柴窑借鉴前朝方法，采用胚模合成法，它使器物比前朝的手拉胚要薄三分之二。“唐三彩在制胚时使用的是陶范压胚法，柴瓷借鉴了这一工艺，采用胚模合成法，这一方法的使用让器物造型规整、大方、精致、美观。所以柴窑瓷器的器物上都有明显的对接线。”邰振春称，这便有了世人形容柴窑瓷器“薄如纸”的原因。柴瓷在原料加工十分讲究，瓷土经过很好的粉碎和淘洗，胚泥在成形前经过揉练，所以瓷胎细腻，胎体白而坚硬，轻重适度，胎壁较薄。
在施釉方面，柴瓷实行的是刷釉法而非蘸釉，所谓刷釉就是器物成型后，将釉刷上去，而非将器物放入调好的釉中，然后取去。正因为此，柴瓷釉色薄、刻花清晰可见、立体感强。柴窑瓷器颜色丰富，在唐三彩配色的基础上发扬光大，把各种色料在瓷器上使用，有天青、天蓝、豆绿、黑色、红色、祭兰等色。
在落款方面，柴瓷多落“易定”款。据邰振春考证，五代时期，周世宗柴荣把河北保定一带的易定节度使管辖下的部队，作为自己的嫡系部队，以“易定”为后周部队的番号，涵义有两层：一是容易平定天下之意；二是以周文王的周易为治国之道。柴荣皇帝为了纪念“易定”军，下令把“易定”字样刻到了柴窑的瓷器上，示意他博大的胸怀和帝王的霸气。这就是柴窑瓷器上“易定”款的由来。“因为当时瓷器刚从民间走向宫廷，所以并不注重『品牌』，官柴的落款除了『易定』外，还有一字、官字、御字等落款。”邰振春称。
经多年对柴窑的考察与研究，邰振春大胆提出：柴窑器身细纹刻片，口沿与足底有黑色垫痕，因为器足底部大部分是沙底，不施釉，用粗黄土作垫烧制，口沿、足底留下黄土窑变后的黑色垫痕。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邰振春引用的《夷门广牍》中记载，“柴窑出北地，天青滋润细媚，有细纹，足多粗黄土，近世少见。”“汝瓷是支钉烧，钉便成了汝瓷的一个特点，像汝瓷一样，足底呈黑色便是柴瓷的一个明显标志。”邰振春说。
经过近三十年的研究，邰振春还认为，青瓷加铜元素的历史是从柴窑开始，而非瓷器史所说的从宋代开始的历史。他告诉笔者：“柴荣皇帝是创烧瓷器的先驱者，他运用新密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优势，釉里加铜红和本地所产的密玉硅酸盐玉石粉，在烧造的过程中，经过窑变，釉的流动变化，器烧成后，器物外面出现透明的玻璃釉，器物足底和下垂之处有玻璃珠。由于釉里面有多种矿物质，窑温很难控制，造成了铜红色流动大，施釉不均，与宋代钧窑相比，釉色的稳定性有差异，胎质有差异，柴青瓷是白胎，宋钧瓷是灰胎，这是两个朝代不同的区别。”
邰振春说，柴瓷器皿多礼器，并非自己凭空想象。五代后，由于连年战乱，金属多用于兵器或钱币铸造，官方不得不改金属器而用陶瓷，而皇家所用又不能与平民一般，为显尊贵便有了官窑，柴窑便是中国官窑的先河。柴荣命柴窑烧造仿商代青铜器式的各种器皿，保留传统礼器的造型，以瓷代铜，为宋代的繁荣昌盛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柴窑之所以存世以礼器为主，是因为礼器是国之重器，没有皇家御订，任何民窑不能烧造。五代以后，礼器开始用瓷器代替金属器，一为节约金属，二来向民间表明，皇帝对宗教的重视。“五代时，佛教盛行，柴荣本身就信佛、道，八仙就成形于五代，八仙中的张国老是河北隆尧后山上的一个道士，与柴荣关系甚好，经常给柴荣讲道。”邰振春说。
二○○九年年底，一件有着雨过天晴后天空般青色的千年古瓷器─“青百合花瓶”，在日本露面，这件被日本文物专家认定为已经失传数百年的中国柴窑，引起日本社会各界的关注，有专家将其估价三亿元人民币。得到此消息邰振春颇感震惊：柴瓷千年的神秘面纱将必被揭开，他的数十件藏品与三十年的研究也该有个定论。他期待这一天，相信这一天为期不远。
汝瓷的复活
采访完60岁的朱文立，记者脑子里突然冒出来两个字——“瓷神”。这是个颇具传奇色彩、表情始终无甚变化的老人，在与他相处的几个小时里，他竟没有笑过一次。国内外的许多知名人士都以与他结识为荣，把他的作品视若珍宝，但他是个十分简单的人，除了汝瓷，别的话题不想提，好像他的生命中除了汝瓷，再无其他。
【前传】800年后，汝瓷在朱文立手中“复活”了
瓷器，像古代中国的肌肤，那么汝瓷定是看着最清丽摸来最温润的那一种。各种名瓷发展到北宋，跟后宫的佳丽一样，竞争激烈，要争的是皇帝的宠爱，后来，“汝、官、钧、哥、定”五大名窑脱颖而出，而其中又以曼妙的汝瓷最为出类拔萃，当时就仅限宫廷使用，大臣之中唯有权倾朝野的蔡京才能拥有，它太珍贵了，以至于历代帝王均不以其作为冥器殉葬。然而世事多变，汝窑毁了，汝瓷碎了，那惊鸿一现的美艳转瞬在战火纷乱、世事变迁中消逝，化成一种瑰丽的记忆凝结在宋代，现世仅存的60多件成了绝世珍宝分散在世界各地。后世的许多人不甘心，为重现那一抹青光的灵气用尽心力，无数工匠的努力只在身后留下一串串沉重的叹息。800多年过去了，汝瓷在汝州一个叫朱文立的人手中“复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