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窑瓷一般指元代山西霍县陈村一带烧制的仿宋定窑白瓷器,在北方省份收藏市场上经常可以遇到,每每被当作宋金定瓷出售。霍窑又有霍县窑、彭窑之称,明洪武时曹昭《格古要论》记有:“霍器,出山西平阳府,霍州……元朝戗金匠彭均宝效古定器,制折腰样者甚整齐,故名彭窑。土脉细,白者与定器相似,比青口欠滋润,极脆,不甚值钱。买骨董者,称为新定器,好事者以重价收之,尤为可矣。”
清谷应泰《博物要览》载:“元时,彭均宝仿定窑烧于霍州者,名曰彭窑,又曰霍窑。”清宋琰《陶说》中说:“山西窑,在太原府榆次县,平定州。平阳府霍州。霍州所出者曰霍器。”清蓝浦《景德镇陶录》记述:“霍器有三:一为宋霍州本来窑;一为元彭均宝仿造窑,其一则唐昌南镇霍仲初窑也。彭为上,仲品次之,霍州本来者又次之。”“元时彭均宝于霍州烧造。土脉细白,埴腻体薄,尚素。仿古定器,制折腰样甚整齐,当时以彭窑称焉。其佳者与定相埒,因亦呼新定器。”
霍窑创烧于金而盛于元,结束于清代,产品以白瓷为主。其鉴定要领为:
(1)胎体白而细腻,釉色洁白,但胎体薄而脆,甚至可以用手掰断;
(2)产品有仿定釉折腰盘、盏托、洗、高足杯等,口沿极薄,制作规整;
(3)装饰大多光素无纹,有的折腰盘内印六条直线纹;
(4)器物圈足足端一般平切,足内无釉,足内旋痕明显。金代盘碗挖足较深,器内刮釉一圈,元代产品挖足较浅。
(5)装饰方法采用支钉叠烧,碗盘器内及器足一般留有5个小支钉痕,与宋定瓷碗盘足部满釉,而口部为无釉芒口的装饰法绝然不同,此为元霍窑白瓷在外观上最大的鉴定特征;
(6)定窑白釉有泪痕特点,霍窑少有。
(7)元代还烧白地黑花品种,胎色灰黄,胎质较松,产品有唇口碗、高足杯等。
(8)明清两代绘花卉的较多,也有少量书写文字的。
元朝的磁州窑依然烧造,与宋朝比较起来,就是体积庞大,这跟元人的大吃大喝精神有关。蒙古人不光尚白,还尚蓝,所以孔雀绿釉也非常流行。孔雀绿也叫孔雀蓝。河北彭城出土过一件元代磁州窑四系壶,壶上写着一首元曲:“晨鸡初报,昏鸦争噪,哪一个不红尘里闹?路遥遥,水迢迢,利名人都上长安道。今日少年明日老,山依好,人不见了。”这说明了每个人在生活当中看不破红尘,天天都在这里闹,都争名夺利。这件陶瓷壶上的元曲写得非常生活化。
山东蒙城还出土过一件元代米黄釉罐,这个罐上这样写道:“猛听得情人呼唤,小妹妹不得方便。你敲得窗棂儿连声响,险些儿不着爹娘瞧见。唬得我站立在门前,亲亲不知在哪边?听了一声心肝肉儿,唬得奴浑身汗。告哥哥你且回家也,小妹妹不得回转。听言,好夫妻不得团圆。”这是一个小说,表明当时有追求爱情,向往婚姻自主的意愿。
通过瓷器中的这些文字,能感受到一种很有意思的规律。唐代的长沙窑上写过唐诗,宋代的瓷器上写过宋词,元代的瓷器上写过元曲,到明清以后就是小说。唐诗、宋词、元曲、小说,整个文学发展的脉络非常清楚。它是由非常含蓄、高雅到非常通俗的一个过程,这个过程是渐变的。
元朝人的性格就是粗犷直率,所以元代的中国瓷器也具有这个风格。粗犷,造型大,重布局,不重细节,这是元代瓷器的特点。
宋代特别是南宋,泉州跃居为我国海上交通中心,对外贸易十分繁荣(参见泉州历史网qzhnet.dnscn.cn《海丝之路》)。泉州各色的窑业空前发达,所产的青瓷、白瓷、黑釉瓷成为外销的大宗商品。美国芝加哥大学历史博物馆亚洲部主任、英国伦敦大学博士、美籍华裔陶瓷女专家何翠媚亲临闽南各地古陶瓷窑址考古,她在国际学术会上曾以《闽南古陶瓷的地区性及国际性地位》做出结论:泉州“北宋、南宋时期陶瓷产地集中在沿海地区,并且以南安为首形成一庞大窑区”。
元代,泉州成为世界最大贸易港之一,社会生产力得到进一步发展,陶瓷业不论是品种、质量、数量、烧成技术,比之过去又有新的提高。元代的晋江两岸,元朝来泉的马可·波罗(参见泉州历史网qzhnet.dnscn.cn《泉州人名录·马可·波罗》)誉为“瓷香弥漫”。
工艺技术
北宋时,德化瓷胚成型,已采用轮制工艺,即利用辘轳车转动的惯性,用手把泥块拉捏成型。同时,也采用模印工艺,用吸水陶模装入泥料,用手压印成型,经自然干燥,脱模粘接,然后对粗胚进行整修,粘胚、施釉、剐底等手工操作。轮制和模印成型工艺,一直沿用到民国24年,才开始出现石膏模注浆法。
自宋朝开始,以德化为代表的瓷器烧制,采用龙窑。龙窑分室龙窑、碗窑、蛇目窑三种。龙窑依山坡而建,尾上头下,头为燃烧室,尾为烟窗。利用地势坡度,增强窑室烧成时的抽火排烟能力。窑室为阶级状,每级两侧设投柴火孔,数级设一窑门,以供装出瓷件之用。每级称为一目,短者十多目,多者二、三十目。以松木、松枝做燃料。
宋末元初,出现一种介于龙窑和阶级窑之间,较易控制烧成火焰的鸡笼窑,开始改变宋初以来使用还原焰烧成的老技术,进入采用氧化烧成的新技术。
南宋·嘉定十六年(1223年),日本人加藤四郎到福建德化等地学习烧制瓷器技术,并带回日本依法烧窑,日本人称他为“陶祖”。宋代德化窑盛行的伞形支烧窑具传入日本后,提高了日本陶瓷产品的装烧容量。
外销
南宋·赵汝适《诸蕃志》载,泉州瓷器外销的国家或地区有占城(今越南南方)、真腊(今柬埔寨)、凌牙斯加(马来半岛北部)、佛罗安(马来半岛南部)、细兰(今斯里兰卡)、闍婆(今印尼爪哇岛)、南毗(印度南部)、大食(阿拉伯国家总称)、层拔(今伊拉克东南)、三佛齐(今印尼)、单马令(马来半岛南部)、渤泥(今加里曼丹岛北部文莱一带)、麻逸(今菲律宾群岛之一)、三屿(今菲律宾的三岛)等14处。(参见泉州历史网qzhnet.dnscn.cn《泉州人名录·赵汝适》、《泉南著述·诸蕃志》)
元·汪大渊《岛夷志略》中,对泉州外销瓷的器形、釉色,提法繁多。有青瓷器、青器、青碗、青盘……青白瓷器、青白花瓷、青白花碗、青白器、青白碗……乌碗等。器形有碗、罐、瓶、壶、埕(酒瓮)、瓮、垒、坛。产品远销台湾、琉球、印度之那半岛、印度尼西亚群岛、马来半岛、印度半岛、菲律宾群岛、阿拉伯半岛、波斯湾等51个国家和地区。(参见泉州历史网qzhnet.dnscn.cn《泉州人名录·汪大渊》、《泉南著述·岛夷志略》)
南安瓷
《马可·波罗游记》(参见泉州历史网qzhnet.dnscn.cn《泉南著述·马可·波罗游记》)中提到的“距城十里”的产瓷地,被日本学术界称为“珠光青瓷”的宋元古瓷的产地,便是位于南安南坑一带和安溪龙门桂窑的古窑址。宋元两代是南安瓷的鼎盛时期,南坑窑群是当时的主要产地。(参见下文“南安东田南坑古窑址”)
位于南安南坑加棠井村的古庙南川宫,祈奉南岳帝君,始建于唐末五代时期,为泉州五岳圣地之一。宋时,湖南烧瓷名匠南迁福建,带来一尊“武安尊王”进宫供奉,并在此烧瓷开发,从此,武安尊王为窑主,而南岳帝君成为烧瓷匠人的保护神。南川宫就这样成为南坑窑群瓷工和船工朝拜的圣地。南川宫还配祀一尊仁远王,系九日山下昭惠庙海神通远王的佐神,是保佑瓷器安全航运的神祗。
蓝溪畔上还保留着一个古码头遗址。渡口上有一座进龙宫,已有千年历史。当年,蓝溪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内河驿渡,南坑瓷运往码头,在进龙宫上香,拜祀顺正王公,然后沿蓝溪水进入西溪,船到泉州城,同番商进行贸易,许多外国人进了货,与泉州市舶司官员一道,到九日山下延福寺通远王祠行香,举行隆重祈风仪式,礼毕游山泛溪,勒石记事。之后,满载泉州城丝织品、陶瓷返回番邦。当然,也有的直接到窑址买货,从蓝溪码头下水,运到泉州城,再装上货舶启程。
德化瓷
宋、元之际,白瓷已逐渐成为主流。德化瓷的瓷色纯净洁白,自南宋·祖龙宫、屈斗宫等窑场开始烧制,历代沿袭不衰,成为德化代表性瓷种。元朝盛行瓷雕佛像,并成为朝廷的御用品。《安海志》曾载:“白瓷出德化,元时上供。”马可·波罗也赞誉过德化瓷器,使德化瓷器的影响日益深远,至今法、意等国仍称德化白瓷为“马可·波罗瓷”。同时,装饰上已有白瓷印花工艺。
历史上德化陶瓷基本上外销为主。
埃及是非洲发现中国古陶瓷最多的国家。早在11世纪至12世纪法蒂玛王朝,埃及就从中国输入德化窑白瓷;在开罗南郊的福斯塔特遗址,也出土了不少德化宋代的白瓷及明清时代的青花瓷。
在非洲东部的肯尼亚,由于中国瓷器大量涌入,当地人因此将其称为“中国拉姆”,意为从拉姆运来的中国瓷器;在该国南部海岸的索巴萨区,也出土了德化的建白瓷、青花瓷等瓷器。
在坦桑尼亚的噶尼喀亦出土了大量德化窑的青花瓷器,有吉祥纹青花盘、圆圈点纹碗、碟和花篮纹青花盘等。
另外,在南非发现的中国古瓷,均集中在海底沉船,仅1647~1821年间,在好望角一带就沉没61艘船;1853年在南非卓湾捞出一批瓷器,其中就有元代德化的白釉瓷,这些瓷器现存放在大英博物馆。
以上产品,都能在在德化的博物馆找到相关的实物证据。
东非海岸基尔瓦遗址出土的白釉莲瓣碗,与德化屈斗宫同类产品毫无二致,是德化瓷输入非洲的证据。
考古发现证实,日本、菲律宾、印尼等国,宋元德化瓷器出土甚多,海碗、军持、粉盒、瓶、罐等器不胜枚举。
1999年被打捞出水的清代商船“泰兴号”上就发现35万件德化瓷器,引起世界轰动。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博物馆里,珍藏着许多德化的古陶瓷珍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