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有一种瓷器是“诸窑之冠”，却始终不能确定它的窑址。
有一种瓷器身世迷离，但文献中只有“青如天，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的记录。
这便是柴窑，一个困扰中国陶瓷史的千古之谜。
从三十年前见到第一件瓷瓶开始，河南收藏家邰振春踏遍全国各地，四处搜寻柴瓷踪迹，三十年来，他唯一的心愿就是想让柴瓷的身世大白于天下，同时揭开柴窑尘封千年的神秘面纱。
迷上柴瓷
邰振春称，收藏柴瓷，纯属偶然。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的一天，邰振春在郑州街头闲逛，见到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头蹲在街边，破纸箱内放了几个瓷瓶。“第一次见到这些东西时眼前就是一亮，首先它不是现代的东西，新东西没有那种历史沧桑感。直觉告诉我，它不是五大窑口中任何一个窑口的东西，具体是什么，我也说不上来，只是觉得它是好东西。”
邰振春回忆当时的情形，他告诉笔者：“老头称不识字，是在盖房挖地基时从地下挖出来的，一共几十件，都在一起。”当邰问有没有其它东西时，老头称，都是这个东西，没有其它的。“买这批东西共花了两万块钱，而当时市场上一件宋代的钧瓷不过几百块钱。”邰说，“那时只顾看东西，没考虑价格，老头看我喜欢这东西，漫天要价。”邰振春说，在今天看来，是值了，但在当时，有人称他是“疯子”，“有钱没地儿花”。
瓷器买回来后，兴奋得晚上睡不着，拿在手中看了又看，如此激动了好几个月。从那时起，邰振春便开始四处查数据，到全国各地搜寻类似的瓷器，然而遗憾的是，不管到西安、南京、香港还是在北京，三十年来，邰振春未在其它地方发现过一件类似瓷器。
在经过三十年的深入研究之后，邰振春认定自己手中的这批瓷器就是文献中记载的柴瓷。
为了研究柴瓷，同时给自己手中的瓷瓶验明正身，邰振春卖掉了南阳的房子，定居郑州。“说是定居郑州，其实我在四处流浪，今年我都六十一了，到我这个年龄还背井离乡，只有一个目的，为柴窑正身，为柴瓷正名，而后将这批东西捐给国家，这是我唯一的心愿。”邰振春说，“之所以来郑州，因为柴窑就在郑州。”
深入研究欲解谜
《事物绀珠》曾这样盛赞柴窑：“诸窑之冠，五大官窑之首。”世称柴、汝、官、哥、定。由于连年战乱，柴窑器物传世稀少，世有“片柴值千金”之说，加之世人对柴瓷不认识，认可度不高，到宋代便演变成了汝、官、哥、定、钧。柴瓷在人们心中慢慢淡化，便造成柴窑瓷器沉冤千年，与世人隔绝。邰振春说：“要研究柴瓷就必须与历史相结合”。
“柴荣年轻时是大瓷商，以经营瓷器、茶叶为生，柴家的财势可上追到唐初，因为柴荣家族势力庞大，加之瓷器作为当时民间主要生活器物，柴家有瓷窑是肯定的。”邰振春称，种种迹象表明，柴窑址就在河南新密市牛店镇的柴窑村。tAOCI52.Com
从邰振春的研究来看，柴窑品种繁多，纹饰特别丰富。礼器是柴窑的重器，有马、牛、骆驼、鼎、香熏、净瓶、长颈玄纹瓶、出戟尊、凤首瓶、花瓣口瓶、蒜头口瓶、盘、壶、酒具等。纹饰主要是仿商代青铜器式。有饕餮纹、人面纹、动物、连珠纹、龙纹、堆塑、划花、贴花、刻花等纹饰。此外，柴瓷的堆贴花工艺在五代也有了新的发展，改变了六朝时期粗糙的堆砌现象。
三十年来，邰振春总结柴瓷的种种特征，提起柴瓷，他总是滔滔不绝。
在制造工艺上，柴窑借鉴前朝方法，采用胚模合成法，它使器物比前朝的手拉胚要薄三分之二。“唐三彩在制胚时使用的是陶范压胚法，柴瓷借鉴了这一工艺，采用胚模合成法，这一方法的使用让器物造型规整、大方、精致、美观。所以柴窑瓷器的器物上都有明显的对接线。”邰振春称，这便有了世人形容柴窑瓷器“薄如纸”的原因。柴瓷在原料加工十分讲究，瓷土经过很好的粉碎和淘洗，胚泥在成形前经过揉练，所以瓷胎细腻，胎体白而坚硬，轻重适度，胎壁较薄。
在施釉方面，柴瓷实行的是刷釉法而非蘸釉，所谓刷釉就是器物成型后，将釉刷上去，而非将器物放入调好的釉中，然后取去。正因为此，柴瓷釉色薄、刻花清晰可见、立体感强。柴窑瓷器颜色丰富，在唐三彩配色的基础上发扬光大，把各种色料在瓷器上使用，有天青、天蓝、豆绿、黑色、红色、祭兰等色。
在落款方面，柴瓷多落“易定”款。据邰振春考证，五代时期，周世宗柴荣把河北保定一带的易定节度使管辖下的部队，作为自己的嫡系部队，以“易定”为后周部队的番号，涵义有两层：一是容易平定天下之意；二是以周文王的周易为治国之道。柴荣皇帝为了纪念“易定”军，下令把“易定”字样刻到了柴窑的瓷器上，示意他博大的胸怀和帝王的霸气。这就是柴窑瓷器上“易定”款的由来。“因为当时瓷器刚从民间走向宫廷，所以并不注重『品牌』，官柴的落款除了『易定』外，还有一字、官字、御字等落款。”邰振春称。
经多年对柴窑的考察与研究，邰振春大胆提出：柴窑器身细纹刻片，口沿与足底有黑色垫痕，因为器足底部大部分是沙底，不施釉，用粗黄土作垫烧制，口沿、足底留下黄土窑变后的黑色垫痕。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邰振春引用的《夷门广牍》中记载，“柴窑出北地，天青滋润细媚，有细纹，足多粗黄土，近世少见。”“汝瓷是支钉烧，钉便成了汝瓷的一个特点，像汝瓷一样，足底呈黑色便是柴瓷的一个明显标志。”邰振春说。
经过近三十年的研究，邰振春还认为，青瓷加铜元素的历史是从柴窑开始，而非瓷器史所说的从宋代开始的历史。他告诉笔者：“柴荣皇帝是创烧瓷器的先驱者，他运用新密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优势，釉里加铜红和本地所产的密玉硅酸盐玉石粉，在烧造的过程中，经过窑变，釉的流动变化，器烧成后，器物外面出现透明的玻璃釉，器物足底和下垂之处有玻璃珠。由于釉里面有多种矿物质，窑温很难控制，造成了铜红色流动大，施釉不均，与宋代钧窑相比，釉色的稳定性有差异，胎质有差异，柴青瓷是白胎，宋钧瓷是灰胎，这是两个朝代不同的区别。”
邰振春说，柴瓷器皿多礼器，并非自己凭空想象。五代后，由于连年战乱，金属多用于兵器或钱币铸造，官方不得不改金属器而用陶瓷，而皇家所用又不能与平民一般，为显尊贵便有了官窑，柴窑便是中国官窑的先河。柴荣命柴窑烧造仿商代青铜器式的各种器皿，保留传统礼器的造型，以瓷代铜，为宋代的繁荣昌盛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柴窑之所以存世以礼器为主，是因为礼器是国之重器，没有皇家御订，任何民窑不能烧造。五代以后，礼器开始用瓷器代替金属器，一为节约金属，二来向民间表明，皇帝对宗教的重视。“五代时，佛教盛行，柴荣本身就信佛、道，八仙就成形于五代，八仙中的张国老是河北隆尧后山上的一个道士，与柴荣关系甚好，经常给柴荣讲道。”邰振春说。
二○○九年年底，一件有着雨过天晴后天空般青色的千年古瓷器─“青百合花瓶”，在日本露面，这件被日本文物专家认定为已经失传数百年的中国柴窑，引起日本社会各界的关注，有专家将其估价三亿元人民币。得到此消息邰振春颇感震惊：柴瓷千年的神秘面纱将必被揭开，他的数十件藏品与三十年的研究也该有个定论。他期待这一天，相信这一天为期不远。
延伸阅读
陶瓷文化：神秘哥窑千年传说
龙泉哥窑是五大名窑之一。
众人周知，汝、官、哥、钧、定，被称为宋代五大名窑，其中，哥窑是五大名窑中谜团最多的一个，瓷器存世量很少，而且窑址长期以来没有定论。
龙泉青瓷，又分“哥窑”和“弟窑”两种。沈岳明用最简单的比喻解释：所谓哥弟两个窑的区别，就在于哥窑开纹片，而且是黑胎。弟窑是不开纹片的，白胎。开片是一种非常奇异的技术，形成的机理就像这样的原理，就跟一个胖子穿上一个小的衣服一样，一绷，衣服裂了。后来人们就有意识地利用胎跟釉膨胀系数的不同，烧出各种很美丽的裂纹。
虽然“哥窑”在龙泉，在这座小城里是妇孺皆知的事情。然而，上世纪60年代发掘的一个重要成果是认为以溪口瓦窑垟为代表的窑场生产的一类黑胎青瓷制品，与文献上记载的哥窑的特征一致。但随即通过对发掘所得标本的测试，发现其与由故宫博物院提供的所谓哥窑标本的测试数据不一致，以致想当然认为与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等收藏的一类被定为哥窑的器物的胎釉化学成分分析结果不同，从而认为哥窑不在龙泉。进而，各大博物馆收藏的原定为哥窑的器物，被改称为“传世哥窑”。这对于龙泉人而言，是心中一块抹不去的伤痛。
其实，凡是记载哥窑产地的文献基本就指向龙泉。明代《春风堂随笔》中提到，在龙泉琉田有章生一、章生二两兄弟，“生一所陶者色淡，故名哥窑。”龙泉乡土的社戏表演、庙宇祭祀中，都包含了哥窑传说的元素。今天的龙泉，这个故事依然家喻户晓。每年正月，当地的木偶戏团就会走乡串户地演出章家兄弟的故事。而龙泉地区的烧窑人都奉章家兄弟为窑神，开窑必拜。
当然，关于文献记载的哥窑产地，除了龙泉以外的唯一指向是杭州的凤凰山下，这在个别文献中确有记载，故也有学者认为老虎洞窑址就是哥窑，但从考古成果看，这应是元代仿哥窑的“元末新烧”产品。
即便是在今天，无论行走在龙泉的任何大街小巷，处处可听到“哥窑”流传的神秘传说——
在龙泉，制瓷人都将章生一、章生二尊为窑业祖师爷，认为他们分别是哥窑和弟窑的创始人。
过去，龙泉在烧瓷的龙窑、鲤鱼窑的窑头，都张贴有章生一、章生二“师父榜”。师父榜除神位外，并附祭祀山神、土地、搬柴童子、运水郎君。每逢农历初二、十六两日，瓷匠必须置办酒肉、茶饭，点香烛在窑头师父榜前祭祀，磕头膜拜，然后分食祭品，俗称“过日”。
中国近代享誉世界的陶瓷专家、故宫博物院研究员陈万里先生在考察龙泉窑后曾说到：大窑村里有窑神庙，我曾去朝拜过，龙泉地区的烧窑人都奉章家兄弟为窑神，开窑必须拜祭。每年正月，当地的木偶戏团还会走乡串户演出章家兄弟的故事。
千年窑火薪传不息
景德镇，一提起她，人们常常会想到瓷都，想到CHINA(中国)。而“CHINA”的小写形式就是“瓷器”的意思。在外国人眼里，中国与瓷器几乎是两位一体的，这充分说明了景德镇及其瓷器在世界上的影响和地位。
景德镇从汉朝开始烧制陶器，从东晋开始烧制瓷器，窑火不绝，薪传至今。到宋代，因所产青白瓷质地优良，宋真宗于景德元年(1004年)以年号赐江西昌江边上的瓷器产地——浮梁县昌南镇名为景德镇。景德镇的历史从此掀开了新的一页，并因生产“白如玉，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的精美瓷器而蜚声海内外，享有“瓷都”美誉。
景德镇名气实在不小。正因为此，如何继承和弘扬景德镇的文化尤其是陶瓷文化，成为景德镇文化工作者的重任。而作为景德镇陶瓷历史文化集中展示地的景德镇古窑民俗博览区的工作人员，这种责任感分外深沉而自觉。这从近年来他们一系列的开拓创新之举可以充分感受到。
30多年前的开创之举
1979年7月，时任景德镇市委书记的杨永峰建议，景德镇应该有一处具备景德镇陶瓷历史文化特色的旅游风景点。景德镇陶瓷历史博物馆的建设构想应运而生。
1980年3月，景德镇市委决定在西市区的盘龙山人工林保护区内规划修整出83公顷空地，集中成片地保护一批陶瓷历史文化遗产，抢救性保护一座古窑及部分明、清民间建筑珍品，建设陶瓷历史博物馆。这便是今天所见到的古窑民俗博览区。
集中保护了景德镇陶瓷历史文化与当地古代建筑文化遗产的古窑民俗博物馆，得到许多知名文保专家以及古建专家的认可，认为在30多年前推行的传统陶瓷、古典建筑之“静”与陶瓷手工艺人现场表演制瓷技艺之“动”结合的文化遗产保护形式，堪称开创之举。
然而，由于种种原因，作为景德镇王牌景点的古窑民俗博览区却没有预想中的红火，甚至一度非常冷清、萧条。
“用腊肉的香味去吸引人”
古窑民俗博览区令人尴尬的局面在两年前出现转折。陈武平在众多的竞争者中脱颖而出，成为博览区管理处主任，并担任景德镇市古窑民俗旅游有限公司董事长，走出了一步步好棋。
对于景德镇古窑民俗博览区，我并不陌生，但有意识地进行观察、分析和思考，则是在应邀参加2010年中国景德镇国际陶瓷博览会的一系列活动时开始的。
2010年10月17日晚7点多抵达景德镇后，博览区工作人员怕我们在飞机上没有吃好，便直接把我们送到宾馆餐厅用餐。饭后已是9点多，还来不及进宾馆房间，接待我的工作人员就说，陈武平想见我。我们做媒体的，多是夜猫子，不怕晚，加上在景德镇逗留的时间短、事情多，我也想早点敲定采访的有关事宜，于是把随身行李又拿回车上，去了陈武平的办公室。
此前没有见过陈武平，但通过电话。及至见面，发现他年龄不大，干练。尽管已是晚上10点多了，但他仍在和古窑民俗博览区管理处副主任、文博研究员周荣林等为次日的活动忙碌，不时有人来找他请示、汇报，电话不断。
陈武平对于陶瓷并非门里出身，他由成功经营在景德镇名气不小的伊龙大酒店而进军陶瓷与文化领域。他坦言：“如果说我懂陶瓷，肯定会有一帮人笑我。”但他爱景德镇，爱景德镇的文化，他要做的是通过讲述陶瓷背后的故事，让世人看到景德镇文化的价值。古窑民俗博览区就是他要的平台。他说，一个人知道自己能干什么固然重要，知道自己不能干什么尤其重要。他只做自己能做的。他认为，古窑民俗博览区文化与旅游结合、在动态过程中保护文化遗产的模式，是博览区的理想选择。
“景德镇人都很喜欢吃腊肉，不过一般人家都喜欢把肉储藏在瓷缸里。”陈武平微笑着说，“我所做的只不过是把腊肉晒了出去，让所有的人都可以闻到它的香味，并被吸引来。”
陈武平说的那块“腊肉”，就是古窑民俗博览区。正是这种由藏到晒的转变，使博览区走出了隐于深山少人知的落寞。
交谈中，江华来了，他是景德镇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文广(文物)局局长，我们是熟人。他刚参加完别的活动，怕第二天的活动有什么问题，连夜赶过来，当然也带有督战的意思。
看得出来，江华与陈武平合作得很默契。对博览区的工作，江华表示：放心、信任。他认为，只要符合政策，就要少干涉，否则别人没法做事。应该说，这是开明的管理艺术。
他们交流了一下工作。看到第二天的活动没有什么问题，江华也加入到我们的谈话中来。对于景德镇文化，他主张整体保护与异地保护相结合，恢复能体现景德镇文化特色的传统街巷，再现当地人的生活与民俗。基于此，他对博览区近年来恢复景德镇镇窑等传统窑的复烧显然是赞赏与支持的。
需要提及的是，在景德镇逗留的3个夜晚，我们3人不时交谈。作为媒体人，我看到了他们以及其他许多人为景德镇文化夜以继日工作的敬业与奉献，感佩之情油然而生。
复烧古窑，打造“镇窑1728”
古窑之所以能走出困境，其秘诀就在于借助景区的文化优势，通过各种精心策划的活动将优势放大。陈武平认为，必须突破思想束缚，勇于创新，走前人不敢走甚至不敢想的新路。
于是，古窑民俗博览区提出了复烧镇窑的想法。当时的镇窑已破败不堪，支撑窑体的梁柱摇摇欲坠，内部也出现窑砖脱落现象。一些人认为，镇窑属于珍贵的文物，如果贸然复烧可能会对其产生破坏性影响。有着丰富柴窑烧炼经验的老师傅则指出：“想要保护老柴窑，仅凭砖头补、泥巴糊不够，还得让窑火‘养’着。”
在研讨会上，与会专家认为，复烧镇窑是使用性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就像北京的故宫等著名古建筑数百年来从未停止使用。正是在这种使用与不断修葺的过程中，那些瑰丽的古建筑得以完美地保存于世。
事实证明，“镇窑”的复烧不仅达到了复兴景德镇陶瓷文化、提升景点人气等效果，也的确让古老的柴窑重新获得了生机。
“镇窑”“葫芦窑”都是宝，但酒香也怕巷子深，必须要以足够大的嗓门宣传出去才行。于是博览区想方设法联系媒体，以拍摄专题片等形式，将古窑向全世界推广。民间收藏“大佬”马未都、节目主持人王刚、影视演员唐国强等人，也被邀请前来参加 “镇窑”“葫芦窑”复烧、再烧等活动。名人效应让本已具备轰动效应的盛大复烧活动的影响力不断扩大。
通过复烧活动让古窑获得空前关注的陈武平，试图在陶瓷领域大展身手。但与一般的陶瓷企业不同的是， 他们凭借的是古窑的文化优势，走出一条不同于他人的陶瓷文化发展之路。
“清雍正六年，督陶官唐英来到景德镇，为景德镇的瓷业书写了不少传奇，那年正好是公元1728年。”陈武平说，“我们所创建的陶瓷品牌就叫‘镇窑1728’，它由博览区里的传统手工制瓷老艺人亲手拉制泥坯，由传统瓷窑烧制。”
改革成就奇迹
这几年古窑民俗博览区屡屡创造奇迹。但奇迹发生的根源，也许了解的人并不多。
其实，不断深化的文化体制改革大环境，是古窑发生蜕变的深刻社会基础。景德镇古窑民俗博览区所进行的大胆尝试，颇具示范意义。
“如果没有体制改革，就没有今天的古窑。”周荣林认为，正是由于机制的创新，才可以让自己为古窑，也为景德镇的非遗保护事业做出更多的贡献。
陈武平与周荣林两人在对待古窑的事业中，有着相当的默契。他们不约而同地谈到这样一个观点：文化产业要发展，必须采取“学者+商人”的模式。
所谓“学者+商人”模式，即对文化和历史有独到见解的专家与有意在文化产业领域有所作为的投资者或企业家合作，利用各自的优势，相互配合，各展所长，将文化产业做得既有文化韵味，又具有经济效益，实现良性循环。
“一个人成就不了大业。体制重要，人才更重要。大家团结一致向着共同的目标进军才是成功之根本。”陈武平说。
“像我这样的文博研究员，只有与陈总这样有想法、有魄力的企业家携手，进行优势互补，才可以把一些想法变为现实。”周荣林坦诚地说。
陶瓷文化：7米青瓷路，记载千年古窑史
“中国陶瓷研究之父”陈万里曾说：“一部中国陶瓷史，半部在浙江；一部浙江陶瓷史，半部在龙泉。”而这龙泉陶瓷史，又大部都在大窑了。
上周末，由雪花啤酒等单位和机构共同发起的雪花啤酒古道探秘系列活动第十九站小梅镇大窑村，这个龙泉青瓷的起源地，成了我们探访的目标。踏着古代窑工运输青瓷的鹅卵石古道，走进大窑，也走进了无数个与青瓷有关的故事。
远销海外的大窑青瓷
有个洋名雪拉同
始建于宋代的大窑古道，是古时龙泉到庆元的必经之路，全长约40公里。沿途分布着近百处龙泉窑遗址。与一般的古道用大块石头铺路不同，大窑古道使用卵石块砌筑，由于古时是窑工运输瓷器的主要干道，所以也被称为“大窑青瓷古道”。
“古代运输主要靠河运，所以大窑的瓷器做成后，窑工们就走这条古道，把瓷器从大窑运到小梅镇上的码头，再通过瓯江把瓷器输送到温州、泉州乃至世界各地。”大窑村的村委会主任王仲长带着驴友，漫步在古道上，道旁青瓷碎片随处可见，它们犹如祖先的名片，记载着青瓷在宋元明的兴盛与衰落。“这些碎片，都是当时运送瓷器时留下来的，很有历史价值，当然，只能看、不能拿。”
而远销海外的大窑青瓷，还有个洋名雪拉同。据说在十六世纪末，法国巴黎正在上演一部话剧《雪拉同》。剧中男主角雪拉同的一件青瓷外套深受观众喜爱，而巧合的是，首批大窑青瓷也刚好运到法国，于是法国人便把大窑青瓷叫“雪拉同”。由此，“雪拉同”成了外国友人竞相珍藏的宝物，大窑青瓷也因此享誉世界。
虽然在明后期实行的“江禁”使得大窑青瓷日渐衰弱，但王仲长还是不由感叹，“虽然现在大窑青瓷没有古时那么兴盛，而且古道走的人也少了，但不可否认，这条路，让世界认识了大窑青瓷，也知道了大窑。”
仅存7米的娘娘路
记录窑工的辛酸史
现在的制窑工厂已经非常现代化，但大窑村民在烧窑前，依旧会烧香，杀牲畜，以此祭拜祖先，保佑烧窑成功。而祭窑的习俗，则是源于一个在大窑流传千年，家喻户晓的民间传说。
在宋朝，有位名叫叶有根的窑工要烧制一批朝廷贡瓷，但烧了很多次，烧出的都是废品。而若再不成功，将被朝廷治罪。此时，叶有根的女儿叶青姬为了拯救家人，纵身祭窑，顿时窑洞炸开，只见叶青姬飘向天外，而这炸开的龙窑里，烧成竟都是上等的青瓷贡品。为此，窑工们称叶青姬为“飞天窑女”，并形成了之后祭窑的习俗。当朝皇帝也把叶青姬的家人接进宫，纳其妹妹叶青梅为妃，封“大窑娘娘”。大窑的窑工们则将“大窑娘娘”走过的那条瓷砖古道改名叫娘娘路。
如今，在大窑古道上，记载窑工辛酸史的娘娘路只剩下7米左右，但路上的青瓷碎片，历经了千年岁月的磨损，釉面依旧还清晰可见。
村民钟建飞非常了解大窑青瓷文化，“古时候窑的温度很难控制，窑工只能靠眼睛去看火的颜色来推测温度，一不小心就会烧出废品，因此窑工经常会被窑主处罚。”
一部窑工的辛酸史才铸就出名闻天下的大窑青瓷史。行走在崎岖而漫长的古道上，驴友们也体会到了窑工的艰辛：“烧窑就很费力了，还要走那么长的路运出去，真是不容易，大窑青瓷能享誉天下，很多无名窑工是真正该载入史册的人。”
中国陶瓷艺术千年不灭的窑火
中国陶瓷艺术的文明历史源远流长，陶瓷艺术品丰富多彩，众多的陶瓷艺术品的制作技术无与伦比，创造了人类奇观而引起举世瞩目。中国既是世界上最早制造陶器的国家，又是世界上第一个发明瓷器的国家。中国真正的瓷器出现于东汉时期（公元23－220年），而其发展到宋代，才逐渐形成了"窑"的概念，但是，宋人对瓷器的记载还比较零散。
最早对宋代瓷器进行系统介绍的是明初人曹昭的《格古要论》一书，记录了包括高丽窑、大食窑在内的15个古窑，其中绝大部分是宋代的。明中后期以降，在文人学者的清赏类著作中，对瓷器的记载更多，更系统。清代，随着从宫廷到士庶对宋瓷的追逐、收藏，开始出现专门的陶瓷专书，也开始记述鉴定要点，并涉及到了一些制造工艺。从收藏的观点出发，开始形成官窑、私窑、大窑、小窑的不同观点。这类记载一直延续到民国时期，并大体上形成了宋代"五大名窑"的观点。
吴仁敬、辛安潮于1936年刊出的《中国陶瓷史》一书中说："当时（宋代）瓷艺，即精进如斯，故官窑辈出，私窑蜂起，其间出群拔萃最著名者，有定、汝、官、哥、弟、钧等名窑。"
宋代的制瓷业有官窑、私窑之分，并且出现了御窑。官窑由监窑官管理，部分产品上交官府或宫庭，同时也有相当部分的产品供出售。私窑则由民间投资经营，产品供给的对象既有品官、士夫，也有平民百姓，因此种类丰富。御窑大约是在北宋末期才兴起的，其规模虽小，产品质量却非常高，全部供给宫廷或官府的大型仪式使用，不合要求的产品全部打碎，禁止流入市场。
划、刻、印花的单色装饰和素面单色釉器物等主要是以官窑御用器为代表的"雅器"，造型庄重典雅，釉色单纯，尤尚青色。纹饰简洁，追求古铜玉器神秘庄严的艺术效果，既有纹饰，也是玄妙的弦纹或毫无生气的"规矩花"。这种幽玄苍古、趣味高雅的艺术风格，充分反映了宋代上流社会的阶级意识和审美趣味。
商品经济的发展直接导致了两宋市民阶层的产生，因而瓷器的艺术表现体现了这方面的需求。彩绘装饰和彩釉瓷器多数是民窑的产品，与官窑迥然不同，造型灵活多变，讲究实用功能，如磁州窑生产的瓷枕和吉州窑的剪纸贴花装饰，颇受欢迎。而且，这些所谓"俗器"色彩强烈明快，纹饰丰满富丽，花纹图案多含吉祥寓意。这种清新的艺术风格，充满着浓郁的民间色彩和乡土气息。
御窑：体现皇权的威仪和神秘
官窑（御窑）是在北宋末期形成的一个特定的窑口，由官府亲自设立并掌管，由为皇帝服务的内侍官、太监等兼职提举，其产品主要为宫廷和国家重大典礼使用，所以又称"内窑"，与前述的设官监烧并将部分产品供官府使用的官窑概念不同，其生产方式规定为宫廷制场，内府制样，民匠造器，士兵供役。南宋人叶在《垣斋笔衡》中说："政和间，京师自置窑烧造，名曰官窑。中兴渡江，有邵成章提举后苑，号邵局。袭故京遗制，置窑于修内司，造青器，名内窑。澄泥为范，极其精致，油色莹澈，为世所珍。后郊坛下别立新窑，比旧窑大不侔矣。"
官窑共有3处：其一为北宋官窑，地点应在北宋东京汴梁（今河南开封市）或附近，由于黄河的淤理，开封城宋代的地面在今天地面以下的十余米处，所以致今还未发现这个窑址；其二为南宋初期在都城临安（今杭州市）皇宫附近修内司范围内建造的窑，称"修内司官窑"，即文献所说的"内窑"。大约是由于距宫城太近，出于防火安全的考虑，不久就停烧了；其三为修内司官窑停烧后，在郊坛下别立的新窑，称为"郊坛下官窑"，由于在杭州市乌龟山发现了其遗址，也称为"乌龟山官窑"。
南宋前期由宫廷建造成的修内司官窑，产品相当单纯，全部是青釉瓷器。釉色有粉青色和灰青色两种，合格的产品都釉色匀净，光洁温润，釉面大多布满大、小不等的开片，尤其是小块开片，密集并程倾斜状开裂，称为鱼鳞开片。器物的组合除了日用的碗、盘、瓶、饮茶用的托盏外，还有仿古代青铜器的鼎式香炉、尊、觚等。工艺上的特点是器物的釉层均很厚，因此显得肥润，宝光内蕴。厚釉的工艺是在北宋末期首先在北方的汝窑、钧窑发明的。它要求先要将瓷坯在不施釉的情况下先素烧一遍，这使得坚硬的坯体上可以多次施釉，达到一定的厚度，然后再入窑釉烧。这种厚釉瓷器是中国古代青瓷生产中最重要的一项技术革新，开后来官窑、龙泉窑等釉色极美之青瓷的先河。
御窑最重要的特点是官建、官管、官用，产品具有皇权特有的威仪和神秘性。又因其不存在商品化、需要谋利的特点，生产出来的产品在捡选出供宫廷使用的优质器物后，其他器物一概打碎后就地埋藏，绝不允许流入市场。这一点即使前述之汝官窑也无法做到。老虎洞窑址所发现的24个瓷片坑，就代表了这种特点。被定为南宋早期修内司官窑的器物，很少出土于地层堆积中，而绝大部分集中出土于24个瓷片坑中，这些坑特意修建，集中埋放次品和废品瓷器。
以三号坑（H3）和二十号坑（H20）为代表。H3为一边长2米，深0.45米的正方形瓷片堆积坑，四边相当规整，上面用致密的黄土覆盖，质地非常坚硬。出土物以日常生活用具为主，也有仿青铜器的礼器，胎的颜色和釉色有多种，以厚胎厚釉为主，薄胎厚釉少见；出土瓷片达一万余片，绝大多数可拼成完整或可复原的器物，在发掘后的整理中发现，H3中出土的瓷片几乎都可以拼对起来，仅完整或可复原器就达400余件，20多种器形。H3中出土的部分器物釉色呈黄色，是因为窑炉中错误的出现了氧化气氛而形成的，显然是废品；H20平面近似长方形，长2.2米，宽1.14米，厚约0.06-0.15米，利用自然低洼处略加修整而成，表面覆盖一层碎瓦片和残砖。出土物以仿青铜器的礼器为主，有的器形非常大，也有日常生活用具，以薄胎厚釉为主。
从窑址发现情况看，官窑在烧制时大体上就是一座龙窑和一、二个用来烧素烧坯的小馒头窑一同烧造。与磁州窑数百"窑家"一同生产的情况极不相同。因为官窑这种专门的御窑，只是为了生产专用的瓷器精品，并不需要利用集体的优势和规模生产来赢得声誉，占领市场。老虎洞窑址中发现的南宋时期的作坊都质量极高，全部用质地细密的灰砖砌建并铺地，房外还有防雨水的散水。这种砖用来建造官衙和宫殿。在全国各地发掘的窑址中，从未曾见过这样高质量的作坊，体现了皇家气派。
民窑：活泼新颖的艺术品味
私窑（民窑）是相对于宫廷(朝廷)兴办的官窑（御窑）而言，属非官方经营的，以商品性生产为主的瓷窑，生产的瓷器都为满足国内外市场普遍需要的日用瓷和陈设瓷，销售地区极为广泛。宋元时，民窑发展较快，仅景德镇的民窑就增加到三百座之多。此时的民窑完全属于商品生产的性质，民窑在产量上所占的比重比官窑大得多，在质量上也有一定的发展。到了清代，民窑占了压倒优势，官窑瓷器也为民窑所出。
民窑的产品称客货，风格与官窑迥异，除去一些限制生产的花纹和器型，可以说民窑瓷器的造型和纹饰题材更丰富自由。明代景德镇拥有为数众多的民窑，是我国陶瓷窑的主体，其制品粗细，并不比官窑逊色多少，可见也有着雄厚的基础。比较著名的有崔公窑、周公窑、壶公窑、小南窑等。
物尽其用是民窑瓷器发展的基本原则，各地制瓷作坊将采来的瓷土，精细原料制作高档用具或陈设艺术瓷，粗料作粗瓷，下脚料则用来生产黑瓷，因为黑釉掩盖能力强。这些档次不同的生活用瓷，价格有高有低，能满足广大社会不同阶层的需求。这种物尽其用的作法反映民窑工艺能力的提高，因为不同品种的瓷器都要求不同的科学知识，并不是不费力就可以作出来。比如青瓷、酱色釉瓷和黑瓷在胎、釉配方和烧成气氛的控制上都有不同要求，都要求以科学技术作基础。随着岁月的发展和经济的发展，各个品种都在提高。到东晋时期黑瓷已经不满足于用下脚料来制作，水平大大提高，和青瓷一样进入艺术瓷的领域。
元明清以后发展起来的官窑占有最优质的瓷土、配釉原料、技艺高超的工匠，同时宫延积累历代最好的工艺品和外国朝贡的艺术珍品可供参考。有皇帝最欣赏的艺术家来参与创作，包括器形设计和装饰绘画。不惜工本，瓷器作得豪华、典雅、新奇、甚至精美绝伦，代表了一个时代瓷艺的最高水平而备受人们的称赞。这些绝世的优秀之作也为民窑模仿。但是，官窑的发展方向是向宫延艺术的方向发展，代价很高，做不到民窑那样精打细算，物尽其用，而且高高在上的气势让人可望而不可及，精美富贵的品质庶民百姓不好使用，不可能在社会普及，其工艺很难推广。民窑则贴近庶民生活，质朴亲切，这些因素使民窑工匠受约束少，创作思路比较活跃，优良的工艺技巧能代代相传，民窑和官窑一样能体现民族工艺的精神。
民窑瓷器的发展过程中，其艺术特点主要表现在：第一，浓郁的地方风情。民窑的地理分布宽广，长江以南、黄河流域的北方、沿海地区、内陆地区可以分出不同的窑系，产品有浓郁的地方特点。这些来源于民间的工匠就在当地生活学艺，一般不大四处流动，因此对当地制瓷原料的本质特点民众用瓷的情趣很了解，掌握的是当地的工艺传统。他们最知道作出怎样的瓷器才能有人买，符合市场销路。
各地区的原料品质、风俗习惯、审美情趣和信仰都不相同。这些因素造成各地瓷窑体系形成浓郁的地方风情，例如唐代浙江的越窑青瓷，河北的邢窑白瓷，河南巩县窑的唐三彩釉陶和白瓷、黑瓷、湖南长沙窑的釉下褐绿彩，安徽淮南地区的寿州窑，四川的邛窑等。宋人的磁州窑、龙泉窑、耀州窑、临汝窑、景德镇窑、德化窑、建窑、定窑、钧窑等窑区域性的特点特别明显。
第二，粗料细作。就原料的开采情况来看，有的窑场能开采到精细优质的原料，如景德镇的湖田窑，福建的德化窑等。大多数民窑就地取材，开采的原料不会很精细。但工匠通过顽强的劳动，粗料细作，生产出美观实用的作品，不但好用，而且能美化生活。宋金元时期北方最大的民窑磁州窑，用当地的大青土（即北方坩子的一种）作原料，它能学习定窑生产出一些细白瓷，但大多数是粗瓷，有白瓷、黑瓷、酱釉瓷和低温釉陶，广泛施化妆土，以划花、刻花、剔花、釉上彩绘、釉下彩绘、绿斑、褐斑、黑釉酱斑、白釉划花、黑釉划花、酱油彩划花、珍珠地划花、绿釉釉下黑彩、雕塑等技法，创造了许多纯朴、生活气息浓郁的作品，有很高的艺术水平。有用精细如绣花针一样的工具线刻花纹；有在白釉层剔掉；有的一直剔到露出粗糙的胎面，使带釉的花纹部分和胎体色调形成强烈的反差；有的剔到露出洁白化壮土层，使主题花纹格外醒目，真是"以物写心，不为物障"。
第三，激情满怀的书画艺术。民窑工匠可以自由地在瓷器上绘画写字，最突出的是磁州窑，用黑彩在白瓷胎体上画画写字。这些书画艺术和当时的文人士大夫的作品相比有文野之分，精粗之分，但有它的特色。由于工匠们平静单纯，生活根底扎实，视野比较宽阔，在瓷器上画的画，定的字都纯朴、浑厚，没有无病呻吟的病态。以绘画为例，题材广泛，有作边饰或辅助花纹的回纹、几何线条、波浪纹、卷枝蔓草等。作主题花纹的主要有牡丹、月季、菊花和闲花野草、游龙飞凰、禽鸟野兽、山林中的小雀、花塘溪流中的鸭鹅和游鱼等。绘画从小桥流水人家的田园小景，到气势恢宏的高山瀑布，从农家茅舍到市井小民，从神仙故事到严肃的历史题材，这些紧贴人民生活的通俗的艺术领域是民窑的优势。
1970年河南省镇平县出土一件白瓷黑花梅瓶高49厘米，小口细颈，丰肩长腹，中腹饱满，下腹瘦长；胎施洁白化妆土，肩和上腹以黑彩绘锦土纹，衬以白色卷枝花；中下腹以黑彩绘茁壮的牡丹和多姿的莲瓣，上罩白釉，花纹壮实生动，与胎釉对比鲜明。挺拔高挑的造型结构，对比鲜明的花纹使人产生许多联想；说起梅瓶人们可以想象，在黄土高原，黄澄澄的大路从脚下延伸至遥远，广袤的大地点缀着村镇茅舍、酒肆小店。勤劳的人民祥和善良，在这样的环境中生产劳动，丰收之后他们也会置身酒店，村姑为他们抱出一瓶美酒，瓶就是磁州窑的梅瓶，抱瓶的姑娘健壮的体魄，红润的面孔，高高的胸脯，明亮的眼眸闪灼出青春的光彩。酒美、人美、瓶也美，让人陶醉，诗人情不自禁的写诗称赞："欲把梅瓶比西子，横竖刚柔总相宜"。
上海博物馆收藏一件虎形枕，是山西地区金代磁州窑产品。枕塑成一个老虎形状，虎眼圆睁，竖耳，卷尾伏卧，满身用黑彩绘虎皮纹。在白色枕面上作画，开阔水面飘浮一物，上立一长尾鸟，天空双雁高飞，枕底墨书"大定二年（1162年）六月二十日"铭。磁州窑在元代还在继续发展，生产大量优秀之作。广东省博物馆收藏一件横宽40.5厘米的长方形枕，主题花纹是《西游记》中的唐僧取经图，唐僧师徒四人在山道中艰难行进。枕面四角绘折枝菊花，前壁绘黑竹，后壁绘猛虎，两端绘牡丹图案，枕底楷书"古相张家造"铭记。唐僧取经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唐太宗贞观年间（627-649年）僧人幺奘为了弄清佛经教义决心到天竺取经，历尽艰苦，费时七年，来往走了几万里路，取回六百多部梵文（印度古文字）佛经回长安。
回国以后，奉旨主持佛经翻译，口述西行见闻，由门徒辩机写成《大唐西域记》，后来慧立、彦宗又写《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内容为西域及佛教发源地见闻，一是佛教徒的传记都充满神异的色彩，二是唐宋以来民间有许多故事，神话广为流传，为人民大众喜闻乐见。明朝吴承恩汇集这些传说写成《西游记》影响极为深远。这件瓷枕对研究这部文学名著的成书过程有重要价值。明朝中后期景德镇生产大量的青花瓷器，不但内容极为广泛，而且画得诗意盎然。很多画面抽象、夸张、大写意，往往是工匠激情满怀一挥而就，真的达到绘画艺术追求的"无迹可寻，然后入神"的境界。
千百年来，不管是官窑还是私窑都在中国的陶瓷发展史绘上了浓重的一笔，体现了各时代非常典型的技术与艺术特征，表现出中国古代人们在科学技术上的成果以及对美的追求与塑造。作为一种陶瓷文化，伴随着物质产品的生产和科学技术的交流而传播，为世界文化的繁荣和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和深渊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