磁州窑是我国古代北方巨大的民窑体系，传播广泛，影响深远。在中国陶瓷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它位于今河北省邯郸市磁县和峰峰矿区，磁州窑自北朝始，历经隋唐，到宋金元时期繁荣昌盛，经明清至今，绵延不断，历千年不衰。充分展示了它强大的生命力。磁州窑产品种类繁多，造型古朴，装饰丰富，既有粗犷豪放的一面，又不乏精致细腻，风格自然新颖，乡土气息浓郁，形成了丰富多彩的民众所喜爱的陶瓷艺术世界，故迅速流传至各地；河南省，山西省，山东省的陶瓷产地竞相模仿，逐渐形成了以磁州窑为中心的瓷窑体系。正因为磁州窑在中国陶瓷发展史上所占据的特殊地位，对磁州窑产品的研究，长期以来一直是古陶瓷研究的热点。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以来，文物考古工作者对位于河北省磁县观台镇和彭城镇一带的磁州窑址进行了多次调查和发掘，结合各地墓葬出土器物的对比分析，目前，我们已对磁州窑历代陶瓷发展过程，烧造品种，有了较为清晰的认识。天津文物公司曾征集磁州窑系酒坛数件，其中两件带有纪年款，为我们研究、认识明代磁州窑系的作品提供了珍贵的资料。下面对明代磁州窑系的代表作品——瓷酒坛予以浅析。１、“戊子年马做造”酒坛通高６６厘米，口径１７厘米，底径２２厘米，最大腹径４６厘米，敞口，平底，肩部有十三个支钉痕，经实测酒坛可容水一百斤。颈部和肩部均为弦纹和水波纹。肩上部两道弦纹间有行书“山西潞安府壶关县程村匠人马做造大样酒坛，戊子年造”字样。肩部以花纹隔成五个开光，每个开光内行书两字，“此酒填平闷海，推倒愁山”。腹部绘有水波纹和卷叶纹。根据《明史·地理志》，潞安府在元代为潞州，明嘉靖八年始升为潞安府，领八县，壶关即为其领县之一，据此这件酒坛可考证为明代万历十六年（１５８８）。此酒坛带有匠人姓氏和烧造时间，地点，迄今尚不多见。（天津文物公司征集）２、“丙子年马做造”酒坛通高６５厘米，口径１５厘米，底径２２厘米，敞口，圆唇，直颈，鼓腹，平底，颈中部绘弦纹，弦文上下各绘一周波浪纹，肩部绘弦纹，水波纹三周，外围行草书“山西潞安府壶关县程村匠人马做造大样酒坛，丙子年造”字样。除“丙子年造”四字连排外，其他字间皆以竖线纹相隔，转肩处设八组菱形开光，内书“壹坛酣酢，美味高酒”，每开光内一字，开光间上下点缀以变形的花叶纹，腹部绘卷草纹和水波纹。该“丙子年”应为万历四年（１５７６），此酒坛与天津文物公司征集的“戊子年马做造”酒坛同出于一匠人之手。造型，纹饰，工艺也极其近似，实为难得。（图１）图２）３、“壬戌孟冬”造酒坛通高６６厘米，口径１７厘米，底径２１厘米，最大腹径４５厘米，敞口，圆唇，直颈，肩部一周有支钉痕１５个，平底，颈、肩部及上腹部均为水波纹和弦纹。肩上部两道弦纹间行书“岁次壬戌孟冬初旬吉日扶风郡自造”字样。每字间隔饰草叶纹，转肩处设十二个开光，每个开光内书一字：“宣红高酒，美味香田（甜），福好长运。”腹部绘有水波纹和卷草纹。此酒坛与“戊子年马做造”、“丙子年马做造（图１）”酒坛的造型、装饰极其相似，“壬戌孟冬”应为明代嘉靖二十一年（１５６２）或天启二年（１６２２），以前者的可能性较大，（“岁次”即哪一年，“孟冬”为每年阴历的１０月份），“扶风郡”为陕西地区唐代以前曾用名，因磁州窑系属民间窑，工匠们写书用词都很随意，所以此酒坛的产地还应定为陕西一带，烧造时期为明代嘉靖二十一年。（图３，图４）（天津文物公司藏品）４、“酐酢高酒”铭酒坛通高６２厘米，口径１７厘米，底径２３厘米。肩上部四个菱花形开光，每开光内１字，内分别书写“酐酢高酒”四字。（图５）我们把以上的磁州窑系酒坛及在文物市场上常见到的磁州窑酒坛比较分析，不难发现它们的制作工艺特征及装饰风格有较大的相似性：１、这批磁州窑酒坛沿用了宋、元以来磁州窑最富特征的白釉黑花（褐彩）的装饰手法，白釉黑花装饰工艺是把中国传统的水墨画技法运用到了瓷器上，以笔为工具，用极为自由粗犷的画风来表现民间喜闻乐见的装饰内容。制作工艺是先在胎坯上加施一层白色化妆土，然后用深、浅褐色彩料勾出图案。器外施透明釉，形成了釉下彩绘的装饰效果，黑白反差强烈，层次感极强，图案醒目。２、常用纹饰为水波纹，花草纹，鸿雁纹，鱼纹和辅助性的斑点纹等，以及行草书题记。一般坛的颈、肩及腹部分别用粗、细弦纹分隔成不同间距的装饰带。民间匠师挥洒随意，装饰内容与形式活泼，风格多变。３、胎体多为砂胎，俗称“缸胎”，内有细砂粒，器壁厚重。４、釉色大都呈乳白色，有的偏黄或灰白，釉层较厚，且不均匀，一般施满釉，少部分近底不施釉，底足无釉。５、造型皆敞口，圆唇，下部内收成平底，形体硕大，腹部肥阔，容量较大。目前发现的磁州窑系酒坛上的墨书题记，有的标注有具体的时间，如“大明万历十年制”，“万历岁次辛丑年造”，“丙子年造”，“戊午年记二月”，“戊子年造”，“壬戌孟冬”等；有的则标注具体的生产地点，如“潞安府壶关县程村”，“程村自造”等。结合在今山西壶关、襄垣等地发现的元明时期磁州窑窑址群分析，绝大部分应该出自今天的山西长治地区，及陕西一带，制作年代为明代晚期。这批酒坛之上的墨书题记内容庞杂，大体可分为具有广告性质的词语、吉语、警语等数类。其中具有广告性质的词句数量最多，如“坛利（里）黄白酒，开坛十里香”，“壹坛酣酢，美味高酒”，“壹坛高酒”，“壹色高酒”，“清香高酒”，“美味第一”等，它们与宋代以来铜镜等类遗物上宣传自身高质量的广告词句不同，并非宣传酒坛本身，而是宣扬坛内所盛酒的品质，估计很可能是专为酿酒作坊而制作的。明代中晚期，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商品流通日趋活跃。人们商业活动的参与意识大为提高，上至官宦，下至兵民，皆积极经商，使商品生产更为细化，生产方式更为灵活。这批酒坛上的广告词句就是这一状况的具体反映，对研究明代的商业史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亦充分显示出当时华北地区黄酒、白酒的生产已达到相当规模，是探讨明代酿酒业生产状况的新资料。这批酒坛上彩绘的吉语和警句，内容庞杂，大都浅白直露，且颇多俗语，民间乡土气息浓烈。有的词句诙谐有趣，故而深受百姓的喜爱。“春日当耕不种田，夏日徒身凉处眠，秋天赖（懒）堕（惰）不收什，冬忍饥寒莫祭天”等警句，则具有“成教化，助人伦”的功用。另外像“广招云外三千客，味压江南百万家”亦颇具气势，显示了制陶匠师具有一定的文学修养。它们对探讨明代中晚期华北地区的民风民俗及社会状况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根据《明会典》、《嘉靖彰德府制》等文献记载，这类磁州窑系瓷酒坛，曾“浮于滏，达于卫，以售他郡”，“岁造磁坛纳于光禄寺”。宣德年间，光禄寺每年所需的数万件酒坛，其中相当一部分由磁州窑系窑场所造。虽然目前故宫等处尚未发现与这类明代磁州窑系酒坛相同的产品，但二者产地、原料、制作工艺等均相同，故应大体相近，皆胎质略粗，装饰活泼随意，这在设御厂，专烧瓷器供应内廷和官署的明代，是难以想像的。究其原因，应有以下几点：１、瓷酒坛属储酒器，与盘、碗等日常生活用品有所不同，绝少能登堂入室。２、磁州窑瓷器与明景德镇瓷器相比，绘画内容简明抽象，虽着墨不多，同样情趣盎然。富有乡土气息与民间色彩的装饰，在日益精雕细琢、工整端丽的明代瓷器中更显别具一格，同样值得人们的赏识和重视。３、明代虽以景德镇为中国的制瓷中心，但因自然条件局限，烧造大件瓷器颇为不易，与这类瓷酒坛规格大体相仿的明代龙缸为例，目前在景德镇珠山等地御窑厂遗址中就曾发现有一大批这类龙缸残片，为烧制时的废弃物。王世懋在《窥天外乘》中记述：“嘉靖间，回青虽盛，鲜红土用绝，烧法不如前，而上忽命烧大缸，围至五六尺，所用土料，青料既多，比入火，十无二三完好者，坐是为虚费甚钜，而人莫敢言。”烧裂夹扁者，“百不得一”，“百不得五”。现存的这类大器亦极少。而磁州窑大批量生产酒坛、酒缸，酒瓶，是与其独特的资源条件分不开的。磁州境内蕴藏大量的制瓷原料，除大青土外，更多的是耐火土，因其质地粗，只能用作制作窑具及缸坛一类大器的粗胎材料，故也称作“缸土”。同样重要的是，这里还分布有丰富的碱土资源，它可用作护胎泥料（化妆土），用来弥补陶瓷胎面粗糙，污点及质地不够洁白等缺点。磁州窑系的匠师们将这两种自然资源加以充分利用，变废为宝，使其产品花色品种丰富多彩，弥补了景德镇烧造大件器物的不足，产量十分可观，得以与当时的“瓷都”景德镇并驾齐驱，获得“南有景德，北有彭城”和“千里彭城，日进斗金”的美誉。另外，磁州窑所属境内富含烧造瓷器的燃料“煤炭”并以煤层浅，储量大，质量佳著称。所烧造大器成本较低。而且，这里地近京城，又有漳河、滏阳河等水系，便于水上运输，使大批瓷器源源不断的输入京城，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和优越的地理条件，保证了磁州窑窑火千年不熄，在当时瓷业生产中占据独特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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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瓷文化鉴赏-千年风流磁州窑
站在漳河西岸，对面是嵯峨峥嵘高入云天的太行峰峦，眼下是奔腾东去的漳河之水，峭壁如斧劈刀削，河床深不可测。人们脚踩着无数瓦砾和陶瓷碎片，用心感受着历史沧桑和磁州窑往日的繁华，情不自禁地叹慨万千。月岁如歌，时光如水，尽管昔日的炉火熊熊，车水马龙的窑场变成了长满蒿草的废墟，但透过已被打碎的陶瓷碎片，穿越浩渺的时光隧道，仍能依稀感觉到当年的繁荣景象。
磁州窑，源于南北朝时期，到了唐代，磁州窑声名远播，中国瓷器生产呈现出南青北白的分布格局，磁州窑变成了北方窑系的代表。宋金时代，磁州发展到它的鼎盛时期。1987年，北大考古系和我省及邯郸文保所，联合对观台窑进行考古发掘，历时四个月，在480平方米的范围内，发现了九座瓷窑和作坊，以及碾槽等重要遗址，出土各种完整式可复原的瓷器两千多件，瓷片数万片，基本弄清了观台窑在宋金元时期的发展脉络。
磁州窑是中国北方最庞大的民窑体系，深深影响着中国陶瓷生产的发展。从南北朝时期起，历经隋唐、宋元、明清至今，千年风流，绵延不断，其支脉分布到西起宁夏灵武，东至山东淄博、枣庄，北至内蒙古辽上京，南到安徽的白土窑、江西的古州窑，均属磁州窑系。
磁州窑扎根于民间，具有独特的乡土特色，她以崇尚自然、率真朴实、豪放粗犷、潇洒典雅的艺术风格独树一帜，创造了中国古代民间瓷艺的最高成就。
在磁县文保所的一座古庙的大殿内，堆满了各个时期各具特色的瓷器，有碗、钵、壶、罐、缸、瓷枕、砚和高足盘等民用瓷器，也有为皇家烧造的瓶、罐、坛等大型酒器和祭器。《大明会典》记载：“宣德间题准，光禄寺每年缸坛瓶盖共五万一千八百五十只。”分派河南布政司，钧磁二州，可见磁州窑在朝廷中的位置。年迈的老所长不无自豪地说：“我这里的每件瓷器都比进口的皇冠、尼桑要贵上几倍。”
大殿的一角，堆放的是一些瓷器精品，有价值连城的元代白地黑花葵花纹大坛，有全国独一无二的国宝———金代三彩伽枝频迦脊饰，有宋代的白地篦划花牡丹纹叶形枕。文献记载：在辽宁绥中沉船、磁县南开河沉船、元大都遗址、朝鲜新安沉船，以及日本出土的众多白地黑花龙凤罐、鱼藻盆等器物都表明，宋元时代磁州窑生产的器物已经作为走俏的商品，远销海外，并成为皇家贡品。
如今，磁州彭城已建成了磁州窑博物馆，众多文物得到了很好的保护和开发。磁州窑不但是历史重要的见证人，而且也是中国与世界各国人民交往的友好使者，它的文化内涵成为一门国际性的研究课题，产生了广泛影响。世界上各大著名的博物馆都收藏有磁州窑的产品，磁州窑不但是古赵邯郸的骄傲，也是河北乃至中国的骄傲。
磁州窑已由漳河流域转向了滏阳河流域。明清至今，彭城已成为令人瞩目的陶瓷圣地，如今这里依然炉火熊熊，千年古窑不断焕发新的生机。
磁州窑系形成于金代
金三彩刻花兔纹枕 作者：黄卫文 现为北京故宫博物院古器物部陶瓷组副研究馆员
在我国古陶瓷发展史上，金代(公元1115年~1234年)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历史阶段。女真族建立的金王朝在先后征服辽与北宋后曾统治北方淮河以北地区达百年之久，由于与南宋王朝长期并立，宋代北方著名的定窑、磁州窑、钧窑和耀州窑等窑场都在其版图之内，因此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些窑场金人统治时期的产品往往与两宋时期的产品不易区分，造成人们或多或少对金代陶瓷产品特征的认识比较模糊。不过，随着更多金代纪年陶瓷传世品的发现，以及众多金代墓葬、窑址等考古资料的发布，人们对金代陶瓷生产面貌的认识开始逐渐清晰。
总体来看，金代陶瓷是在承袭辽与北宋制瓷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如辽宁抚顺大官屯窑和辽阳冮官屯窑等东北地区的金代早期窑场，辽代已有生产，其金代产品普遍质量较粗，主要为民间日用的碗、盘、碟等，而瓶、罐、壶类器则多带有双系、三系或四系，烧造品种以白釉、黑釉、酱釉、褐绿釉为主，器物多素面无装饰，釉面不匀，器外施釉多不到底。
而金灭北宋后，统治中心逐渐转移到华北地区，北宋时期的北方名窑如定窑、磁州窑、钧窑、耀州窑等在金代仍延续生产，大部分窑场的产品质量和艺术水平不仅依然堪比北宋时期，部分精品甚至超过了北宋，而且这些窑场的生产工艺和艺术风格开始大规模影响到其他瓷窑的生产也主要是在金代。如金代磁州窑瓷器造型虽基本仍延续着北宋时期的器式，但北宋时期盛行的剔、刻、划花等装饰技法，到金代开始减少使用，而典型磁州窑类型的白地绘黑花技法则普遍流行，这种简洁朴实的黑白两色，以绘画形式表现的装饰技法，不仅具有雅俗共赏的特殊艺术魅力，而且无疑对后世以元青花为代表的彩瓷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此外以磁州窑产品为代表的白釉釉上加绘红、绿、黄等彩色的红绿彩、金三彩等器，过去旧称宋加彩，现在看来这一品种的出现和广泛生产主要还是在金代，它对其后景德镇窑元代红绿彩及明清五彩、素三彩等品种的生产有着直接的影响。受磁州窑产品及其艺术风格的影响，迄今在河北、河南、山西、宁夏、甘肃等地都发现了许多烧造磁州窑类型瓷器规模很大的金代窑场，可以说“磁州窑系”的形成即是在金代完成的。
磁州窑系 诸窑之冠
"不似官窑，胜似官窑--当阳峪窑"系列之一 磁州窑系诸窑之冠
“当阳峪窑于2004年进行了考古发掘，发现有6座窑炉和4座作坊。该窑产品以白釉为主，酱釉次之，还有黑釉、褐绿釉、三彩及绞胎瓷器等，其釉色光润明亮，为磁州窑系诸窑之冠。”2004年9月27日，河南省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杨育彬、杨肇清、曹桂岑、孙新民、张志清诸先生签名推荐当阳峪瓷窑遗址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是写在河南省文物局向国家文物局呈报文本上的当阳峪瓷窑的“价值评定”之一。
当阳峪窑为“磁州窑系诸窑之冠”，何谓“磁州窑系”？
1982年，文物出版社出版中国第一部陶瓷通史——《中国陶瓷史》。该书邀集全国文博考古、陶瓷科学、工艺美术等方面的专家学者，历时数年合作编写而成，代表着当时中国古代陶瓷研究的最高学术水平，是一部划时代的陶瓷杰作。
《中国陶瓷史》首次提出了“磁州窑系”的研究分类概念。因为河北磁州窑发现早、窑址考古成果多，为便于归类研究，遂将河北、河南、山西、山东、陕西、安徽诸省宋元时期生产化妆白瓷、彩绘瓷、剔花、刻花等装饰瓷器的北方民间窑场归为“磁州窑系”。
学界普遍认为，“磁州窑系”的代表性瓷窑，有河北磁县的磁州窑，河南修武县的当阳峪窑、禹州市的扒村窑、登封市的曲河窑、鹤壁市的鹤壁集窑、新密市的西关窑，山西介休市的介休窑，山东淄博市的淄博窑，安徽萧县的萧县窑，乃至江西吉安市的吉州窑等。
“窑系”涵盖生产相同或相似瓷器品种的若干窑场，它既包括同一地区内的不同窑场，也包括不在同一地区，但产品风格一致的窑场；也就是说，“窑系”不是按照地域来划分，而是按照产品特征来划分的，它所强调的，是若干窑场之间主流或大宗产品风格相若，乃至一致。
尽管河南古代窑口，诸如当阳峪窑、扒村窑等，是“磁州窑系”的中坚力量，但因发现较晚、未进行考古发掘或考古发掘极少，直到现在还立身在以河北磁州窑命名的“磁州窑系”的“阴影”下；尽管目前不少学者倾向于以“类型”取代“窑系”，乃至主张“取缔”“窑系”概念，但当阳峪窑申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并在2006年成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无论学界还是官方，仍以“磁州窑系”而目之——只是称它为“磁州窑系诸窑之冠”。
在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窑址类共计36处，其中在磁州、耀州、龙泉、景德镇、钧、定、建、越“八大窑系”中，“磁州窑系”最多，有5处，分别是河北磁州窑，河南当阳峪窑、扒村窑，山西介休窑（洪山窑），江西吉州窑——由此可窥“磁州窑系”在中国陶瓷史上的地位；而在这36处窑址类“国保”中，河南最多，有7处，分别是禹州市禹县钧窑址（包括钧台钧窑遗址与神 钧窑址）、巩义市巩义瓷窑遗址（包括黄冶三彩窑址与巩义瓷窑窑址）、宝丰县清凉寺汝官窑遗址、鲁山县段店窑址、禹州市扒村窑址、修武县当阳峪窑址、汝州市张公巷窑址——由此可窥河南陶瓷在中国陶瓷史上的地位（36处窑址类“国保”中，河南7处，浙江6处，江西4处，福建4处，河北3处，安徽2处，山西2处，四川、湖南、陕西、内蒙古、湖北、广东、江苏、山东各1处）。
“磁州窑系”是北中国最为著名、最为重要的窑系。大宋南迁，“磁州窑系”陶工南迁江西吉州、景德镇等，影响了明清中国陶瓷的发展方向。反观汝、官、定、哥、钧“五大官窑”，倒没有决定中国陶瓷的未来走势。《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推荐材料·当阳峪瓷窑遗址·价值评定》云：“当阳峪瓷窑遗址是中华文明的象征之一，也是世界文明史上具有代表性的一处文化遗产。”
“比定窑、汝窑更有魅力”
“北宋被称为中国陶瓷艺术的黄金时代，以定窑、汝窑、官窑为代表的名窑，留下了许多不朽的名作……但是，修武窑在北宋窑中却是风格变化最多，做工特别精细的窑。一提起修武窑，令人印象最深的是它的艺术美感及清新简明的风格，并且洋溢着近代的感觉。从不同的角度看，修武窑比定窑、汝窑更有魅力。但是，从古至今它却完全不为人知，真是不可思议。”这是日本著名古陶瓷专家小山富士夫在其学术著作《北宋的修武窑》中的开篇之言。这里所说的修武窑，正是当阳峪窑。
由于窑址发现较晚，地点在焦作之北约2公里，产品与河北磁州窑相类，因此，关于当阳峪窑，国际社会一直没有一个统一的名称——在欧洲，曰“焦作窑”；在美国，列入“磁州窑”；在日本，时而曰“磁州窑”，时而曰“修武窑”，并由此出现学界纷争，称为“修武窑事件”。只有在中国，曰“当阳峪窑”——盖因最早发现的窑址，也是最典型的窑址，在焦作市修武县西村镇当阳峪村。
关于此窑名称，国际社会纷如聚讼，盖因“在我国已知的唐宋窑址中，为外人首次发现的先例，恐怕是以河南省焦作市的当阳峪窑为绝无仅有”（叶 民：《考察河南窑址纪略 磁州窑型出类拔萃的榜样——当阳峪窑》）。
小山富士夫闻知该窑，时在1941年。当时当阳峪古瓷乃至瓷片，风行北京古玩界。但无论问谁，他们都会反问：“有这个窑吗？”
著名古陶瓷学家陈万里先生1951年来到焦作，调查当阳峪窑，其《调查平原、河北二省古代窑址报告》（《文物参考资料》1952年1期）写道：
“当阳峪古代瓷窑，不见于任何以往的文献，即《修武县志》亦不提及过出产瓷器。最近10年来，欧美所出版的关于瓷器书报，往往提到当阳峪；而焦作福中公司的英国人，据说曾经专事搜集过当阳峪的碎片。北京厂肆中人，亦以当阳出品可以获大利，于是利之所在，就搜罗些碎片，装在锦匣，亦可得到高价。可是，我们没有一个研究瓷器的人会注意到当阳峪的。
“当阳峪在修武县（西北）45里的山里，由新乡乘道清铁路，车到焦作，往东经东焦作村、冈义村，转北进山口，上坡，计程12里，就到当阳峪了。村在山坡上，是一个小村落。20余年前挖掘古瓷，颇有发现。但是完整的较少，就是所谓窑底货。此处出品，极为复杂，实在是宋瓷中最优秀的民间瓷器。白釉的，有粗有细；细的，胎骨亦薄。白地黑釉，先划花纹，再行剥落的方法，此种作品，为当阳峪所独有的。绞釉一种，承袭了唐代的作风，此后就不再看到别处能够烧造的了。宋三彩亦不少。总之当阳峪的窑场，是很大的。山有窑神庙，（宋）崇宁四年的碑记还存在着。此次曾把去年所拓得的拓片做了一次校对的工作。此碑记，实在是一件最重要的文献。
“此间碎片小块的，散在田间；较大而花纹特别的，都为当地人所捡去。碎片而能卖钱，我于北方除当阳峪外，还未曾见过呢。”
而在《谈当阳峪窑》（《文物参考资料》1954年4期）中，陈先生在文末如此“总结”当阳峪窑：“总之，当阳峪窑的作品，向来是不为人们所重视的。因之，如此一个重要窑场，是被忽略了。我以为，在黄河以北（当为‘黄河南北’之误）的宋瓷，除了曲阳之定，临汝之汝以外，没有一处足与当阳相媲美。磁州的冶子窑以及安阳的观台窑，终逊当阳一筹。而一切文献所列举的磁州窑或是磁州型的瓷器，毫无疑问的，有一部分是属于当阳峪。也就是说，磁州窑的荣誉，应该有一部分归于当阳峪。”
因为河北磁州窑与当阳峪窑产品相类，学界基本上将当阳峪窑诸多产品列在磁州窑系名下；面对当阳峪窑精妙绝伦的酱紫色产品，学界则基本上将其归入河北定窑名下。因之，河南省工艺美术协会副理事长、当阳峪绞胎瓷复烧科技攻关小组组长、焦作市科技局副局长、副研究员杨峡对当阳峪窑的概括颇有“悲情”：“当阳峪窑辉煌了中国陶瓷，自己没有任何名分。”“1997年，有位焦作籍的北京大学研究生，名叫罗勇，他的毕业论文是《当阳峪窑研究》。文中谈及‘当阳峪窑的紫定达到或超过定窑’，结果惹得导师大发雷霆，死活不让他毕业。他人相继说情，罗勇才毕了业。”焦作市文物考古队前队长杨贵金研究员说，“2004年，当阳峪窑为申报‘国保’，首次进行了小面积考古发掘，所出酱紫釉瓷器标本，胎体细白轻薄，釉面发亮，耿宝昌、汪庆正、王莉英、李辉柄等古陶瓷大家以及来自英国、法国、日本的学者50多人，观看出土器物并在发掘现场考察后，都认为‘当阳峪窑的紫定达到或超过定窑’。”
“中国古陶瓷协会前会长，已故古陶瓷大家汪庆正先生考察当阳峪窑后曾说：过去我们认定的收藏在国内外各大博物馆的紫定，现在看来大都是当阳峪窑的产品。”2009年8月9日，杨峡先生向记者转述了2004年汪庆正先生考察当阳峪窑后的“新发现”。
明代曹昭、项子京等关乎紫定色紫一如紫葡萄璀璨的概念，给历史以记载，也给当下以彷徨——时至今日，学界乃至当阳峪考古报告，仍将当阳峪窑酱紫色产品归入“定窑”，称其为“紫定类”产品。
定窑是名窑，紫定是名瓷——在名窑与名瓷面前，当阳峪窑难以“立身”；“比定窑、汝窑更有魅力”的当阳峪窑，何时“独立”于陶瓷之林？
两宋乃至金元，并没有紫定色瓷的记载；有记载的，只是定州“红瓷”与“红玉”瓷器。
谁发现了当阳峪“窑神碑”
1949年后，最早考察当阳峪窑的中国学者，是陈万里先生。
陈先生认定当阳峪“窑神碑”，“实在是一件最重要的文献”。
是陈先生发现了“窑神碑”吗？
“不少人说陈先生只来过当阳峪一次，这是不对的。当阳峪村的韩树人先生，生前曾对我提起陈先生在1951年前后曾两次到过当阳峪，他都陪同考察。”焦作市当阳峪窑研究专家陈北朝先生说，“不少人说‘窑神碑’是陈先生发现的，其实要说发现者，还是韩树人先生。”
韩先生因为成分高，被部队清退回家。他有文化，发现在寺河汇入瓮涧河的地方，也就是圆融寺东200多米、娘娘庙附近的一口古井上，躺着一通古碑。这通古碑，就是陈先生在《谈当阳峪窑》中所写的“窑神碑”：“我于1951年去过当阳峪，我首先要介绍的是当地一座破败不堪的窑神庙里，有一通崇宁四年（宋徽宗年号，公元1105年）的碑记。原石现在庙外壁间，已断裂为二，名称是‘怀州修武县当阳村土山德应侯百灵庙记’……”
从陈先生“此次曾把去年所拓得的拓片，做了一次校对的工作”看，韩先生所言真实不虚。
从1962年拍摄的“当阳峪村窑神庙及碑”老照片看，一栋三间古殿前，似立有两三通石碑。
两三通石碑中，当有“窑神碑”。但这个古殿，是不是陈先生所言的“破败不堪的窑神庙”，大可怀疑。
“‘窑神碑’是韩先生从300米外的古井上新移到这座古殿之前的。”陈北朝先生说。
如今，这座古殿已经被毁掉，“窑神碑”立在一间新起的不足8平方米的水泥小屋内。它的右下方，是“国保”单位当阳峪瓷窑标志性古窑遗址。
一条柏油马路，将“窑神碑”与当阳峪古窑遗址分开；马路中间，立着一尊毛泽东塑像；“窑神碑”、当阳峪古窑、毛泽东塑像的后面，是当阳峪村。
路旁“当阳峪村情介绍”写道：当阳峪村是闻名于世的宋代瓷窑遗址，1963年被省政府定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006年被国务院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以独树一帜的绞胎瓷蜚声海内外。2002年成立的焦作市金谷轩绞胎瓷艺术有限公司，集研究、生产、收藏为一体，其研究开发的现代绞胎艺术瓷，极具观赏与收藏价值，再现了当阳峪古陶瓷辉煌。
位于村西的圆融寺，是禅宗六世祖神秀亲传弟子——稠禅师建造的。2002年以来，佛家弟子释果建大师引资开发修缮圆融寺，斥资数千万元修建藏经阁、法堂等，朝山拜佛者成千上万，香火鼎盛。
“禅宗六世祖神秀亲传弟子——稠禅师”——这都是哪儿跟哪儿呀！
但是，民间敢于“整合”、善于“整合”。
将“窑神碑”与三间古殿“整合”在一起，大概与“禅宗六世祖神秀亲传弟子——稠禅师”相类。
这种“整合”，竟让陈先生深信不疑，以为“窑神碑”的所在就是“窑神庙”。
“‘窑神庙’究竟在哪儿，现在谁也说不清了。古井所在之地，后来开了砖瓦场，地形地貌，破坏殆尽。”陈北朝先生说。
古井所在之地，处在通向圆融寺、当阳峪“瓷谷”的山口。
窑神古庙，当不远古井，当在交通要冲，当与山口陆路水路为邻。
“传说中的当阳旗，就在这儿飘扬。”陈北朝先生说，“这儿曾发现过插旗的础石。”
陶瓷文化：“遗珠草野”磁州窑
草野之间，代有遗才。磁州窑系虽不能与五大官窑齐名，在“江湖”中的地位却不可小觑。概因没有“官家身份”，民间窑瓷若想在瓷林中扬名立万，必须有过硬的釉色和造型。因磁州窑所有产品都直面市井大众，物美价廉的要求使磁州窑系在粗瓷黏土原料上有“化腐朽为神奇”的内功，众多品类风格清新，不受任何束缚，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磁州窑系最擅长的“独门绝技”为釉下彩绘，又以釉下彩绘划花最为精绝，其纹饰潇洒自如，真切生动，浑然天成。磁州窑系卓然生存于民间，河北彭城、磁县两地为该窑系“宗主”，窑址遍布于河北、河南、山西等地。其粗犷豪放的风格，简洁明快的线条风骚一时，又因造型立足于生活实用，大方朴素，坚固耐用，主要窑址千年窑火升腾而不灭，文史记载中“南有景德，北有彭城”之誉。
作为我国古代北方最大的民窑体系，磁州窑以生产白釉黑彩瓷器著称，开创了我国瓷器绘画装饰的新途径，也为宋以后景德镇青花及彩绘瓷器的大发展奠定了基础。历史上有关宋代磁州窑瓷器的文献记载，宋代尚未见到，主要出现在明清两朝。
文献记载上的缺失是磁州窑“遗珠草野之间”的一个侧证，磁州窑的发展最早是在两晋南北朝时期，这个时期的彭城、临水地处中原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地区，成为京师邺城西郊的名胜之地。陶冶技术也趋于成熟，已经烧制出了青瓷和化妆白瓷，完成了由陶向瓷的飞跃，这一点可以说明磁州窑虽为民窑，却也身世不凡。到了宋代，磁州窑开始步入兴盛时期，渐成一方“缙绅”，无论在造型或装饰上都着眼于实用、美观和经济。宋代的磁州窑汲取题材广泛，形成多样，寓意丰富。并将陶瓷技艺和美术糅融在一起，将陶瓷器物提到了一个崭新的艺术境界，开创了陶瓷艺术的新纪元。单从装饰技法来讲，磁州窑突破了当时流行的五大名官窑的单色釉局限，运用了数十种丰富多彩的装饰技法，开启了我国瓷器彩绘装饰的先河。元代彭城地区的磁州窑又掀起了一个制瓷高潮，除继承宋金时期传统品种外，又扩大了生产规模，大型器物的生产也增多。产品趋向厚重，器型硕大、圆浑。明清彭城磁州窑可以说历经辛苦，终成正果，朝廷在彭城设置了官窑，于磁州南关设立了存放官家酒坛的仓库――“官坛厂”，以备顺滏阳河舟运入京。彭城作为磁州窑的中心，成为名副其实的北方瓷都。
可惜好景不长，清末由于“洋瓷”的大批调入，致使磁州窑生产下降，品种锐减，传统的艺术风格渐趋没落，磁州窑也走完了其历史进程。相对于宋代五大官窑，磁州窑瓷器因为大多是为百姓日常生活而作的器皿，肯定产量很大，且流传到今天的数量也要多得多。但要发现一件品相很好、器形完整且不脱釉的宋金磁州窑瓷器也不易。
还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磁州窑并非只生产白地划花窑品，还有众多的釉色及造型，不能忽视或混作它窑。笔者曾见过一只孔雀绿釉香炉，即为磁州窑产品，釉色神秘而又高贵。香炉在烧造的过程中经历了低温炉的烘烤，水汽蒸热，红色铜慢慢的变得耀眼，白色釉底衬在蓝色之下，似华贵的绸裙。火熄了，温度慢慢降下来，噼噼啪啪，釉层如冰片般轻微开裂，开片细碎。从出炉的那刻开始，她华丽上演自己的美。
这只造型优雅的香炉器型较小，高仅8.1cm,口径7.3cm，可捧在手心。釉面有不均匀的气泡，在灯光下闪如晨星，釉面光泽荧荧，有玻璃的莹透光洁，还有一丝厚重感包裹在里面。香炉腹部、开片纹接处有点点蓝斑，腹部、底部、内表层釉大片蓝色，同属冷色调的蓝绿交会，使人联想到孔雀王国河畔的少女，鲜艳妩媚，而又高雅纯洁。看着这个小小的香炉，思绪一瞬便到了千年前，无论时间过去多久，她从不属于谁，她有着自己的美丽，高傲，神秘，而又孤寂，一个唯美的流浪者，一颗遗落在草野之间的明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