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瓷知识:宜兴窑

在今江苏宜兴鼎蜀镇,故名。烧瓷历史悠久,早在汉晋时期已烧青瓷。涧众村发现有唐代青瓷窑址。明代以紫砂器闻名于世,出现不少制壶名家,如供春;时大彬、李仲芳、陈仲美等,并仿烧宋代钧窑器物,因有"宜钧"之称。

宜兴窑从汉代始烧红陶、灰陶、和原始青瓷等等,其烧制陶瓷的历史一直延续到今天,有2000多年,故可称是最古老的窑口。宋代已开始烧造紫砂器,明代的紫砂器闻名于世,清代是其高峰。

在汉唐时期产品有青瓷罐、盘口壶、碗、体、洗、盘、灯盏、瓶、盆等。宋代产品有盆、壶、罐、钵、缸和陶瓶等生活用品。明代是以紫砂陶器而闻名中外,产品有壶、杯、瓶、罐等,主要有各式的紫砂壶蜚声世界,出现了供寿、时大彬、陈鸣远等一批制壶名家。到了清代更是名家辈出,品种繁多:有紫泥、红泥、黄泥、白泥、黑泥和花泥等,其著名匠师有杨怀仁、陈汉文、葛子厚、潘大和、吴月亭等。另外有葛明祥、葛源祥兄弟所制的宜均釉器也闻名于世。TaOcI52.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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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瓷知识:钧窑概述


宋代是中国瓷业发展史上的一个空前繁荣的历史时期,当时窑场林立,名窑众多,最为著名约有汝、官、哥、定、钧五大名窑,它们各具特色,交相辉映,为中国瓷业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而其申在釉色的运用上,最具创新意识,发挥得淋漓尽致的当属钧窑瓷器。

源于唐代的钧窑瓷器其基本釉色大多为各种深浅不同的蓝色乳光釉,蓝色较深的称为天蓝,较淡的称为天青,比天青更淡的称为月自,色泽有如青玛瑙和蓝宝石一般的美丽。及至北宋中晚期,古钧窑的艺匠们在唐钧大块斑彩装饰的启发下,又创造性地以氧化铜作着色剂,成功地烧造出了蓝、红、紫诸色错综掩映的高温窑变釉,五彩综纷,艳丽绝伦,为其它窑口的产品所不及。其中最为驰名的窑变釉有:玫瑰紫、海棠红、茄皮紫、鸡血红、葡萄紫、朱砂红、梅子青、胭脂红、鹦哥绿、火焰红等10余种,加之天青、月白、天蓝、米黄诸色,真可谓琳琅满目,相映成辉。钧瓷窑变釉中红里透紫,紫里藏青,青中寓白,白中泛红,各种色彩融乳交织,色彩纷呈。而且随着人们丰富的想像力,这些自然天成的釉变还幻化成为一幅幅神奇的峡谷飞瀑、月夜星辰,更有的如彩虹闪现,焰火怒放,令人拍手称奇,叹为观止。古人曾用绿如春水初生日,红似朝霞欲生时和高山云雾霞一朵,烟光空中星满天。峡谷飞瀑兔丝缕,夕阳紫翠忽成岚以及入窑一色,出窑万彩、钧瓷无对,窑变无双、千钧万变,意境无穷等诗句来形容钧瓷窑变色彩的繁多和神奇微妙之美。

钧窑瓷器对中国制瓷工艺最大的突破还在于铜红釉的稳定成功烧制,这也是它之所以能够产生出匠心独具、艳丽绝伦的窑变釉的最根本的物质基础。钧瓷铜红釉的稳定烧成,改变了以往我国陶瓷生产中只有高温青釉和黑、白釉的单色釉格调,极大地丰富了陶瓷装饰的内容,在陶瓷装饰艺术方面表现出了难能可贵的探索精神。这种制瓷技术上的显著进步,不仅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聪明智慧的体现,而且在中国陶瓷工艺美术发展史上也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陶瓷知识:钧窑遗址


钧窑遗址早就闻名于天下的五大名瓷,中原就有三种:钧瓷,宫瓷和汝瓷。九百多年前的北宋时期,由于宋徽宗十分喜欢这些烧制的瓷器,便下旨把三大瓷窑定为官窑,只能烧制御用贡瓷。在禹州北门里有一窑址,据考证为北宋早期创烧。此窑专为宫廷御用的官窑,总面积三十多平方米。

黄金有价,钧瓷无价,钧瓷之所以名贵,主要在于它烧制的窑变技术。钧瓷艺人用烧制乳青釉并在釉里面放入铜的成份,放入窑里烧制。烧制过程的神奇窑变的技术,色彩效果各异。即便是同样的配方,色釉的厚薄,窑位的放置,温度的高低,稍有差别,烧成的制品便有天壤之别。进窑一色,出窑万彩,格外悦目动人。最著名的有朱纱红,鸡血红,丁血紫,月白等。那些神奇的窑变红里有紫,紫中有蓝,蓝里泛青,青中透红,五彩渗化,相映生辉。人们将它和玉器黄金媲美:"钧和玉比,钧比玉美。黄金有价钧无价。"名贵的颜色釉历来都成为皇室享用的御品和宫廷贵族争购的古玩。

宜兴窑紫砂提梁壶


紫砂器,是采用江苏宜兴特有的一种绛紫色澄泥陶制作而成。

宜兴古名荆溪、阳羡,位于太湖西岸,具有久远的烧陶历史。紫砂从宋代开始创烧至明代末期臻于成熟,历经千年,此后经久不衰,产品畅销国内外,宜兴也博得个陶都的美名。

紫砂原料,是颗粒较粗的陶土,土内除高岭、石英、云母之外,铁和硅的含量也较高。紫砂料从颜色分主要有三种:一种呈紫红色和浅紫色,称作“紫砂泥”,肉眼就可以看见含有云母微粒,烧成后为紫黑色或紫棕色;一种呈灰白色或灰绿色,称作“绿泥”,烧成后为浅灰色或灰黄色;还有一种呈红棕色,称作“红泥”,烧成后为灰黑色。

紫砂器按其使用功能可分为:茶壶类、花盆类、罐类和其他类。作为大宗的紫砂茶具,它的生产和发展与我国上千年的饮茶习俗密不可分。早在唐代,讲究饮茶已经形成理论,以后持续不断,这其中对茶具的要求也逐渐增高。宋人喜欢“斗茶”,对茶具的制法和色泽有特殊要求。明人认为“茶壶以小为贵,每一客壶一把,任其自斟自饮,方为得趣。何也?壶小则香不涣散,味不耽阁”。品茶理论的发展,必然影响和促进茶具的生产,而茶具中,紫砂占有了举足轻重的地位。在清朝宫廷中,紫砂茶具更成为了皇家贡品。紫砂茶具的发展历程,实际上就是紫砂器发展史的基本部分。

文献中确切记载的紫砂历史,是从明代正德年间供春学金沙寺僧制作茗壶开始的。目前考古发掘所见有明确纪年可考的紫砂实物,当首推南京市博物馆的——明代紫砂提梁壶。

这件紫砂壶出土于南京中华门外油坊桥明代司礼太监吴经墓。壶高17.7厘米,口径7厘米。器形较大,壶为球腹,近底部略收敛。提梁在壶肩上弯成拱形,后部有一个用来栓绳系盖的小系。壶流弯曲,盖子平直,有宝珠形盖纽。盖内不是常见的子母口,而是凸起一个“十字筋”,它也起到固定壶盖防止滑落的作用。壶的流与腹部衔接处贴塑四瓣柿蒂形纹饰。整个壶没有过多的装饰,但高高架起的提梁与器型简洁流畅的线条,给人以美的享受。壶为褐红色,质地比较粗糙,近似缸胎,壶面上黏附着的点点“缸坛釉泪”证明当时紫砂器的烧制还没有另装匣钵,是与一般缸器同窑烧制,在窑内受到其它有釉器物的影响,粘着上的。提梁壶上的“缸坛釉泪”说明该器物是紫砂工艺早期的作品。这样的烧制方法在紫砂器发展史上时间很短,最晚在万历以前就得到改善。与该器物同时出土的砖地券表明,墓主人吴经葬于嘉靖十二年(公元1533年),提供了该器物的下限时间,也就是说这件壶制作于嘉靖十二年以前。

我们所见到的紫砂器物多为传世品,加上后代不断仿造,鉴定真伪存在不少困难。地下出土物,特别是出自纪年墓的随葬品,对鉴定传世紫砂器,可以起到很好的比较作用。从全国收藏紫砂壶的情况看,这件提梁壶是目前时间最早的一把紫砂器物,因此有“天下第一壶”之称。

陶瓷窑口知识——岳阳窑


五代至宋代瓷窑。窑址在岳阳以南25公里的洞庭湖畔,分布在三笼矶、陶家嘴、九马嘴、万石湖、杨庙湖、布嘴山、鹿角、呈祥湖、黄主港、白沙湖、铜盆湖等17处。其中杨庙湖窑烧瓷上限早至五代。大量标本属宋代,釉色以酱黑色为主,青釉次之,还有少量素地白彩和釉下粉彩。胎有灰褐、红褐、青灰几种,胎质坚硬。器物有碗、碟、罐、壶、缸、坛。其中有的碗、壶造型与衡阳窑接近。釉下粉彩饰于坛、器盖上,图案用白粉在浅灰素胎上绘成,然后施透明青釉。青釉在浅灰胎上呈茶叶末色。鹿角窑在红旗乡,早期烧黑釉、黄釉壶、坛、碗,碗心印莲花或“黄垲种炉”四字及“李”、“大吉”字样。中期釉色以青釉为主,酱黄釉、酱青釉烧成温度低、为半陶半瓷产品。装饰有釉下粉彩绘花、印花、划花。釉下粉彩绘花装饰较多,器物有壶、碗、盏、坛、罐、多灰胎。用浆粉绘牡丹或直线几何纹,外罩透明青釉。印花多用于碗内,内容有文字或花卉。也有图文并用的。如水波莲花纹碗,以水波纹为地,中心绘团菊,碗内壁4个花形开光内分别书“福”、“寿”、“嘉”、“庆”。刻花数量较少,多在钵内刻莲花纹。瓶、壶、罐等也是常见的器形。根据该窑以釉下粉彩为主要装饰,造型与汩罗营田窑相似的特点,应划归营田窑系。

陶瓷知识:柴窑、煤窑、气窑的演变


中国是瓷器之国,瓷器是很多收藏者入门的品类,同时它在我们生活中也扮演了必不可少的角色,但要真正了解瓷器的方方面面,还得下一番功夫。且不说它的鉴别断代,单瓷器的烧制方式,对瓷器尤其是仿古瓷的收藏价值就有着很大的影响。

很多陶瓷收藏家发现,如今许多陶瓷作品言必称柴窑,并强调如何与古陶瓷相同、到位、逼真,但对于柴窑为何好?与煤窑、气窑的真正差别在哪里?却言语不详,或是移花接木只说些美轮美奂的空话。

说到柴窑在收藏市场上受到的礼遇,还得从它曾经一度的消失说起。曾几何时,景德镇就凭借着得天独厚的高岭土、漫山的松柴木、便捷的昌南河一举成为中国瓷都,在柴木窑火中,诞生了元青花、成化斗彩、珐琅彩等光彩夺目的陶瓷艺术品,

景德镇柴窑因烧松柴得名,也称镇窑。在过去,砌造技术完全由家族、行帮垄断,师傅言传身教,密不外传,每次烧窑前,必须请挛窑户专门检修,外人无法操作。一座窑使用60-80次必须重建。每烧1公斤瓷器需松柴2-3公斤,大的蛋型窑一次可烧10-15吨日用瓷器,需松柴25-40吨,小窑烧松柴的比例要高一些,当然成本就更高了,不是什么人随便砌个炉子就可以用几根木头烧瓷器的。

由此可见,柴窑的烧制一窑烧掉近2000斤松柴,成本相当高,而且烧一次窑要有一整套经验丰富的班子集体协作,特别是把桩师傅,没几十年成功经验是不行的,决不是凑合几个人就可以的,如果没有专门的资金保证和目的,谁也不敢轻易动火。

柴窑高昂的成本吓退了很多人,亦促生出很多取巧之道,其中一种方法就是搞假釉面,即用适合现代气窑烧造的釉水做点手脚,加点东西,模拟一下,然后还用气窑烧,但这种并不算高仿,随着时间的推移釉色会逐渐暗淡。

那是否柴窑烧制的瓷器一定比煤窑的好呢?并不一定。煤窑并非是现代的产物,古窑址发掘结果证明早在北宋以前河北省定窑已经开始使用煤作为燃料烧制瓷器,宋代遗存残片的微观结果已经达到硬质瓷的物理指标,氧化铁还原也已经达到品质要求,说明煤窑的烧成气氛完全可以满足还原焰气氛烧成的技术要求,因为温度高,瓷器的品质已经从软质瓷进化到硬质瓷,瓷器的品质,无论是胎体的密度还是釉面的透明度,大大超过柴窑烧造的瓷器,已经具备近代瓷器的品质,也正是因为如此定窑被誉为五大名窑之一。

景德镇因其保守传统,五十年代以前一直没有人敢于在景德镇建造煤窑,或者镇窑之外任何形式的窑炉,解放后生产恢复木材供应出现了问题,景德镇每年需要四十万立方米的木柴,如果生产继续发展需求量更大。50年代初开始窑炉改革,初期采用煤柴合烧,由于温度大大提高原来为柴窑配备的匣钵严重倒塌,产品破损多而宣告失败,可以看出这次失败主要因为匣钵耐火度不够。

1956年、1957年方形倒焰窑和圆形倒焰窑分别研制成功并顺利投产,到1959年圆形窑在景德镇已经非常普遍,至1965年已经拥有135座圆形窑,达到了解放初期景德镇全部柴窑的容积,柴窑彻底退出历史舞台。

在推广煤窑的同时煤气窑也在研制,到1976年景德镇已经拥有15座隧道窑,19761984年期间各大瓷厂改用重油烧制瓷器,同时许多煤窑也在使用,1984年以后煤制气隧道窑开始推广,但由于煤制气的燃烧值不能保障,严重的影响窑内温度,因此发展缓慢,90年代以后液化气窑逐渐一统天下,其他种类的窑炉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

短短的60年景德镇烧制瓷器的窑炉从柴窑到柴煤混烧、煤窑、煤制气隧道窑、燃油隧道窑、再到液化气窑,走完了窑炉进化的全部过程,为我们提供了瓷器烧成技术变化对瓷器品质影响结果的完整记录。在研究中我们发现窑炉的改变不会改变瓷器的品质,只是因为改变窑炉后烧成温度的提高造成瓷器品质的改变。多年来景德镇生产仿古瓷中具有一定规模的厂家使用液化气窑炉制作的仿古瓷并不比古窑博物馆柴窑烧成的仿古瓷效果差,因为他们使用柴窑釉按照柴窑的烧成曲线烧成,气窑稳定准确的烧成温度使得产品的品质得到保障,但只要使用现代制釉技术无论使用何种窑炉都无法达到老瓷器的光感效果。

陶瓷知识:巩县窑白瓷概要


唐代白釉长颈瓶。

唐代白釉贴兽面纹罐。

唐代白釉双龙柄瓶。河南巩义市东约5公里,伊洛河的一条支流由东向西汇入伊洛河,然后又与黄河交汇。巩县窑址就分布在这条支流的两岸,总长5~6公里,分为3段:上游为白河段,因主要烧制白瓷而得名;中游为铁炉匠段,主要烧制酱瓷、黑瓷兼烧白瓷;下游为黄冶段,因主要烧制唐三彩而得名。白河段、铁匠炉段和黄冶段之间并没有明确分界,只是因各段主要烧制的陶瓷制品略有不同,所以学术界有人分别称之为白河窑铁匠炉窑黄冶窑。

巩县窑是我国北方烧制白瓷的代表性窑场之一。考古发掘证明,北魏时期便已烧制白瓷,隋唐时期臻于成熟阶段,所烧制的精细白瓷曾为朝廷贡品。除文献记载外,西安唐代大明宫的考古发掘中亦发现了巩县窑所产精美白瓷残片,为之提供了有力的佐证。

巩县窑烧制的白瓷,也和其他陶瓷品种一样,由粗到精,有一个产生与发展的过程。

巩县窑所处的地理位置和地理条件相当优越,附近有丰富的陶瓷胎料、釉料资源,以及燃料和水资源,并具有良好的商品交易环境。加之工匠师具有长期烧造陶瓷的传统经验和创新精神,因之巩县窑以其各类陶瓷制品工艺精良、品质上乘、风格特殊逐渐被人们广泛接受,并被邻近地区瓷窑竞相模仿、学习,乃至成为驰名中外的名窑。

北魏窑炉、窑具与白瓷制品

北魏窑炉(ⅢY1)残长13.7米,由窑前作业坑、火膛和烟囱组成。作业坑平面呈长方形,长6.1米,宽6米,深0.7米。作业坑的东部有炉灰堆积,东壁与附近地面均有一层烧结面,表明这里是窑工把炉灰从火膛清出时暂存炉灰的地方。火膛平面呈马蹄形,残高1.1米。火膛口部残缺较严重,火膛两壁下部残留部分是用耐火材料制成的壁砖,后壁用耐火砖平铺9层,与窑床面持平。窑床平面呈长方形,残长4.7米,宽3.35米。窑室壁残厚仅0.22米,保存状况较差,周围护墙以及窑后烟囱均已破坏无存。

窑膛内出土大量青瓷器和少量白瓷器,以及大量三角形或柱形支烧等窑具。有的支烧器与青瓷器粘连一起。从窑炉形制结构与窑内出土遗物可判定此窑炉是北魏时期烧制青瓷和白瓷器的窑炉。

窑炉周围比较集中地分布着多个包含北魏白瓷和青瓷制品的灰坑。

窑炉与同期灰坑中遗存大量大小不一的三足支垫和柱形支垫等窑具。两种支垫均为捏制而成。

从遗迹、遗物情况观察,初步推测北魏时期烧制瓷器的装烧办法是:先在窑床上放置柱形支垫,柱形支垫上放置器物,器物内底放置三足支垫,三足支垫上再依次叠加数层器物。以柱形支垫支撑器物,其作用是避免和防止器坯受窑床底部沙尘污染釉面,又可使瓷器坯件处于适当的最佳温度区;三足支垫的作用是隔离瓷器坯件,防止坯件在烘烧过程中相互粘结。

这种重合叠烧法在汉末、魏晋时期已经出现。其优点是增加了装窑密度,充分利用窑室空间,因之这种装烧方法延续时间很长。

巩县窑的北魏白瓷一般是与青瓷同窑一起装烧的,数量上青瓷多于白瓷,两种瓷器在窑床上安放的位置可能不同并且是固定的。就目前而言,这是中原地区发现的最早烧制白瓷的窑炉。

与青瓷同窑烧制伴出的白瓷,在器类、形制、制作工艺等方面基本上与青瓷相同,器类以碗为主,皆为深腹,下有饼形足,口沿外饰弦纹一周。其次是杯,此外有盘、斗、钵、盆等。一般北魏白瓷制品胎壁都比较厚重,而且厚薄均匀,自口沿向下逐渐加厚,胎质较细白,可知瓷泥经过了淘洗,烧成温度高,胎体有的有气孔和黑点。一部分器物通体施化妆土。器内壁施满釉,器内积釉现象较普遍,外壁色釉过腹,少见垂釉现象。釉色一般白中泛青,显然是早期白瓷的特征。这也表明早期白瓷是在烧制青瓷的基础上逐步改进而来,主要是选用含铁量低的胎、釉原料,通过筛选、淘洗、制作、烧制等工艺改良而完成的。当然,早期白瓷的烧制成功,是制瓷技法上的重大突破和进步,成为我国制瓷史上由青瓷向白瓷转化的一个里程碑,为以后的精细白瓷和多种多样的白釉彩瓷的诞生奠定了基础。

隋唐时期的白瓷

巩县窑烧制白瓷,隋唐时期是以白河段为主,其次是黄冶段。由于白河段北魏时期已烧制出较精的白瓷,随着时间的推移,隋唐时期的白瓷烧制技术已臻成熟阶段,烧制的白瓷制品其特点是烧制技术起点高,产品精,以高品质与精美的造型取胜,在唐代已成为河南府开元前后贡白瓷的重要窑场之一。

1.窑炉、窑具与装烧技术

唐代窑炉(ⅡY1):此窑炉是在以前黄冶段考古发掘中发现多座窑炉之后,于2005年至2008年白河段发掘中发现的。瓷窑炉残损较甚,残长8.5米,宽4.6米,由窑前作业面、火膛、窑室和烟囱构成。烟囱和窑室后半部因被民房所压未进行清理。

作业面是用废弃的耐火砖铺垫而成。呈扇形。火膛口损毁相当严重,平面呈马蹄形,底部遗留一层炉灰。火膛北部被现代水井打破处的断面可看到火膛底部有两层堆积,上层是废弃耐火砖铺成的火膛面,下层是厚薄不均的青灰色烧结面。窑室与火膛结合处的断面上,可以看到用石英沙粒铺垫的三层窑床面。窑室平面呈长方形,残长3.6米。根据火膛、窑室等各部位残留的痕迹,以及火膛内和窑床上清理出的璧形底白瓷碗、器盖、盏、瓶等器皿以及大量匣钵、垫饼等窑具,可以判断此窑炉是以烧制白瓷为主的唐代窑炉。窑具的种类相当多,仅匣钵的形状就有筒形、漏斗形、盒形等,另有各式各样大小不一的垫圈、垫饼、支烧等窑具。

装烧方法也有改进:首先在窑床上摆置与器物相应的垫饼或三叉支烧,然后置放器坯。大件器物如炉、钵等,多在器内置放支烧具,装上小型器物,然后在大件器物口沿上放一个拱形三叉支具,拱面向下,这就形成一个套、摞并用的烧造方法。为了充分利用窑床空间,还采用窑柱上架设垫板以分层摞烧的新工艺。这又是装烧方法上的一个重大突破,一直沿用到晚唐时期。此外,匣钵烧造已在瓷器烧造中广泛应用。

2.巩县窑白瓷制品的阶段性发展

从隋到唐代晚期,巩县窑白瓷制作水平逐渐提高,且有明显的阶段性,体现在多个方面。在其发展、改进过程中,精美白瓷的出现以及整体白瓷制品的质量和数量的普遍提高,加之各类华丽典雅而独树一帜的色釉瓷和白釉彩瓷等优良产品的生产,使巩县窑在河南陶瓷发展史上占据了重要地位,成为当时的创新型名窑。

隋至唐初,白瓷的品类较少,仅见罐、塔式罐、瓶、砚、碗,以碗、罐数量较多。盛唐时期,白瓷的品类大增,成为大宗产品,这从文化层和灰坑中包含的白瓷残片数量之大得到证明。品类有罐、碗、杯、盆、执壶、瓶、盘、灯、水注、茶托等。各类白瓷制品的器体造型、胎质、釉色以及制作工艺等方面较之北魏与隋、唐初期大有提高,出现一批质坚、胎薄、釉色纯白的精美、细致、规整的白瓷,标志着巩县窑的白瓷生产已达到鼎盛时期。中晚唐时期,白河段和黄冶段生产的白瓷仍为大宗产品,并且烧制工艺和整体质量普遍提高,但精美、规整、薄胎的白瓷制品确已极为少见,显然此时白瓷的生产和使用已趋向大众化。由此可以推测,晚唐时期,巩县窑可能出现了专烧对外贸易或为朝廷、权贵所用白瓷精品的窑炉,只是尚未被发现而已。

巩县窑白瓷产品的质量逐渐普遍提高,主要体现在三方面:

在胎料的选择与加工方法的改进上,首先是选择含铁元素与其他杂质少的胎料,再经过多次淘洗、沉淀,已达到净化、减淡胎色的目的。同时,胎体表面开始普遍涂一层化妆土或二次涂釉的方法,不仅改变了胎体表面的颜色,也可以填补瑕疵,增强胎体表面的平滑度。此外,选择铁元素与其他杂质少、而含硅铝元素高的釉料,使烧成后釉的成色更清淡。施釉的工艺技法有所改进,可能是器物内壁以荡釉为主,外壁则为蘸釉,施釉后,在烧前作二次修整,使釉层薄而均匀,烧成后达到釉面洁白、透明、光亮、莹润的效果。

窑炉内烧造气氛和火候的控制及装烧方法的优劣,对瓷器的呈色、质量有着明显的影响,是瓷器烧制技法中的关键所在。在窑内烧装与气氛控制的改进上,隋到初唐时期,白瓷的烧制技术较之北魏与北齐时期更为完善和成熟,已初步形成一个独立的系统。体现在外观上,是减轻了釉色不均和白中闪黄或泛青程度,更趋于洁白、透明,为盛唐时期烧造出整洁、纯白、薄胎的精美白瓷,以及成熟期炼制白釉蓝彩、白釉绿彩、白釉褐彩、白釉红彩等彩瓷奠定了坚实基础。

上述情况表明,隋唐时期白瓷制作与装烧工艺的不断改进并不是孤立进行的,更多的是延续了两汉以来低温釉陶器的烧制工艺,也直接促进了白瓷制作技术的多种创新,这从青瓷、白瓷同窑装烧以及器类、器形、制作与装烧工艺等方面的较大的一致性上都可以清楚地看出来。

几点认识

白瓷制品是巩义窑的大宗产品。从考古发掘与暴露的文化层堆积都可看出,大量白瓷制品是供大众日常生活用的较粗放产品,而不见作为外贸和宫廷贡品的精致上乘白瓷掺杂在内。

形式多种多样的塔式罐(包括白瓷、绿瓷、青花瓷以及陶质三彩塔式罐)和双龙瓶(包括白瓷、青瓷、绿瓷以及陶质三彩双龙瓶),从南北朝到隋唐时期,都可看到这两种造型规整、形式多样并带有中东伊斯兰风格的产品。因而可以认为它们是巩县窑最具特色的代表作品,是巩县窑的经典。

在河南省范围内烧制白瓷的窑场中,学界一般认为以安阳相州窑为早,年代可早到北齐或隋。安阳北齐范粹墓(葬于575年)出土10件白瓷器,可能即是相州窑的产品。这次巩县窑白河段出土的大量北魏白瓷器,与距巩县窑址不远的洛阳汉魏皇城中出土的北魏白瓷器在造型、器类和制作工艺等方面完全一致,由此表明:一、找到了北魏皇城所出白瓷器的产地;二、安阳相州窑在白瓷的烧造工艺与器物造型上曾受到早于它的巩县窑的影响。

日本国古陶瓷学者三上次男先生所著《陶瓷之路》《晚唐五代的贸易陶瓷》等著作中谈到,在中东伊斯兰国家如斯里兰卡、巴基斯坦、伊朗、埃及以及菲律宾群岛等地区的考古调查中都发现了巩县窑所产白瓷制品。由此可知盛唐至中晚唐时期,巩县窑白瓷产品和唐三彩制品曾大量出口到海外,并受到当地人的青睐。三上次男先生在谈到尼罗河流域和菲律宾群岛地区时写道:中国陶瓷不仅为下游地带贵族、富人所崇拜,而且是尼罗河流域所有都市普遍的爱好物。中国陶瓷的研究脱离了名品鉴赏的领域,现在可以说已经渐渐地开始活跃在艺术史和东西方文化交流史,甚至世界贸易史的舞台它对于广义的历史的贡献是很大的。

陶瓷知识:玉溪窑瓷器的种类


玉溪窑烧制的品种有青釉瓷、酱釉瓷、青釉印花瓷、青釉褐彩瓷、青釉刻划花加绘青花瓷和青釉青花瓷。玉溪窑产品造型古拙敦厚,线条简单,胎体也较厚重。从器形看,主要产品是碗、盘、杯、壶、罐、瓶、炉等。器形简单的盘碗等产量较高,而器形复杂的器物产量较少;模仿内地的瓷器造型较多,自身创造的较少。玉溪窑生产的青花瓷虽然在工艺技术上全面学习景德镇,但以造型粗犷、纹饰简朴生动、青花呈色深沉、遗存数量较多而独树一帜。

玉溪窑产品胎质为高岭土和瓷土(粉碎后的瓷石)的混合物,胎泥淘洗不净,有夹砂和气孔,断面吸水率较高,多为土灰色和浅灰色。

青釉为高钙草木灰釉,呈青黄或青绿色。施釉较厚且釉面厚薄不均现象明显,常见开片纹,有大小不一肉眼可辨的气泡。施釉不及底,方法为蘸釉和刷釉,足端处常有流釉痕迹。

酱釉器的施釉方法与青釉一样,除颜色不同外,釉面外观与青釉完全一致,呈色不同仅仅是因为釉汁中氧化铁的含量较高和烧成温度提高、时间略长所致。

青釉印(划)花瓷器是在未干的湿胎上用模子压印或用竹刀刻划出花纹,罩上青釉烧成;从制作手法和纹饰上看,玉溪窑的青釉印(划)花瓷器受龙泉窑影响较大,与广西钦州窑、四川邛崃窑近似。

青釉褐彩瓷器是用含氧化铁的原料在瓷胎上作画,罩上青釉烧成,在玉溪窑所发现的残片中,凡属青釉褐彩瓷器的纹饰均较简单,有的纹饰简略到不明所以,可能因为褐彩烧制技术还不成熟所致。

青釉刻划花加绘青花瓷是在湿胎上刻划花纹,胎干后加绘青花纹饰,再罩上青釉入窑烧成。在视觉效果上显得层次分明,纹饰更加生动自然,富有立体感和真实感。但这类品种发现不多,在其他地方的青花瓷中也未见到,只有玉溪窑和建水窑烧制,可算是云南陶瓷的独创。

青釉青花瓷是玉溪窑中产量较大、较典型的产品。它是用钴料在胎上绘画,然后罩青釉烧成。由于当地所产钴料中含有较多的氧化铁和氧化锰,锻烧不精细,所以青花色调呈深蓝或黑灰色,加上青釉覆盖加色,部分青花成了黑色。这是玉溪窑工艺落后所致,但也因此成了玉溪窑青花瓷的一大特色。

北京故宫藏宜兴窑紫砂壶


宜兴窑紫砂百果壶,清,高9cm,足距5.5cm

壶身圆形,其上点缀瓜子、蚕豆、白果、莲子等果实,辣椒为流,菱角为柄,蘑菇为盖。紫红色砂泥,细腻润滑。

百果壶也称花果形壶,清代初期一代名家陈鸣远开创花果壶之先河,乾隆、嘉庆时期其成为流行壶式。制作紫砂百果壶要根据果实的颜色调制出各种不同色调的砂泥,民国初年曾有过批量生产,社会流传较多,但民国产品的水平与此壶相差甚远。

宜兴窑紫砂茶壶,清,通高8.5cm,口径5.4cm,足径6.2cm

壶圆口,鼓腹,圈足,短直流。浅紫色的泥料中含有黄色颗粒,壶身光素,但各种细节一丝不苟,于细小处见精湛。

清代茗壶自康熙、雍正朝起,不再以实用为主要功能,而是逐渐倾向于艺术性和观赏性。

宜兴窑“邵邦祐”款紫砂珐琅彩壶,清康熙,高9.7cm,口径8cm,足径7.4cm

壶圆形,平底,浅圈足。流及壶柄已残缺,壶盖保存完好。深栗色砂泥,细润光滑。壶身与壶盖以红、黄、绿、蓝等色珐琅彩描绘山石花鸟,纹样精细,生机盎然。器底以遒劲规整的楷书馆阁体书:“乙酉桂月臣僧宝诚进 邵邦祐制。”

从此壶丰挺饱满的造型、纹饰的布局、双犄牡丹的画法等几方面分析,其具有康熙朝瓷器的典型特征。康熙中期以后,宫廷开始尝试在宜兴紫砂茶具上画珐琅彩。清早中期的乙酉年有顺治二年(1645年)、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乾隆三十年(1765年)三个年份。顺治朝还没有出现珐琅彩,乾隆朝已经不见双犄牡丹的画法,因而此壶的绝对生产年代应为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

宜兴胎珐琅彩是由宜兴提供紫砂素胎,于宫中造办处画彩烧成的。康熙末年制作的一批宜兴珐琅彩茶壶和盖碗均收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此壶形制古朴,轮廓周正,色彩淡雅,为故宫博物院仅存的一件康熙朝宜兴胎珐琅彩茗壶。

宜兴窑惠梦臣款紫砂菊瓣壶,清初,高4.7cm,口径3.5cm,足径3.8cm

壶体为八道凹筋菊花式,花口,圆腹,直流,环柄,盖以卧狮为钮,狮前爪压绣球,狮尾兽毛清晰可见,雕工极细。壶盖内钤行书“水平”二字,壶底钤长方篆书“荆溪惠孟臣制”六字印章款。此壶胎薄体轻,砂质极细,小巧玲珑。

宜兴窑邵亮生款紫砂圆壶,清,高6.7cm,口径8.2cm,足径8.2cm

壶扁圆形,大口出唇边,短直流,圆柄,圈足。盖微鼓,圆钮。底刻篆书“邵亮生制”阳文印章款。栗色砂泥,上有黄砂点,砂质极细。造型小巧,做工精致。

宜兴邵氏家族为当地制壶望族,从清初到晚清民国,前后有十几位壶艺家问世。邵亮生生卒年不详,从此壶的制作工艺手法上看,制作年代约为嘉庆时期。

宜兴窑紫砂扁圆壶,清雍正,高7.9cm,口径7.6cm,足径7.1cm

壶直颈,扁圆腹,平底,短弯流,曲柄。紫色砂泥,质地细润,壶体光素无纹。

此壶造型规整,沉稳端庄,制作精细,充分展现雍正朝宫廷紫砂器的天然泥色之美。

宜兴窑紫砂端把茶壶,清雍正,高7.5cm,口径7.6cm,足径7.5cm

壶圆形,短颈,圈足。口、流、柄的高度一致。紫色砂泥,细腻光润。

雍正时期宜兴窑向宫廷进贡的紫砂壶多是以造形、泥色取胜的素壶,光素古朴中更能显示出紫砂壶肌理的自然之美。

宜兴窑紫砂柿蒂起花扁壶,清雍正,高8.1cm,口径8.3cm,足径6.4cm

壶阔口,圆肩,扁腹,短直流,粗环柄。盖面突起浮雕的柿蒂纹。浅赭色调砂泥,布满白砂点,砂泥颗粒较粗,但粗而不涩。

浮雕的柿蒂纹具有典型的晚明风格,明墓出土的紫砂壶和宜兴窑址出土的残器中多有柿蒂纹装饰的壶流或壶盖。此壶浮雕的柿蒂纹周边翻卷,有一定的厚度,使光洁素雅的壶体增添了圆雕的神韵。

宜兴窑紫砂黑漆描金彩绘方壶,清雍正,高11.5cm,口径12×9cm,足径8×9cm

壶直口,略呈长方形。器身方中见圆,圆中见长方。弯流,方柄,壸门足。出沿式盖,方亭式钮。壶为紫砂内胎,外髹黑漆,并以金彩绘画。壶身描金漆绘保存完好,盖上则大部分脱落。壶身四面所绘内容为山水楼阁图,壶柄和流上绘制梅花。

以漆髹饰紫砂壶始于明代,清雍正年间吸收了漆画中重彩描金的技法,将壶体装饰得金碧辉煌。

此壶造型大气,构图饱满,描金漆画精美异常,富丽堂皇,具有典型的皇家风范,是故宫博物院仅存的雍正朝紫砂胎描金彩绘壶。

宜兴窑紫砂圆壶,清雍正,高8.5cm,口径7cm,足径7cm

壶敞口,直颈,鼓腹,下部略收,圈足,盖微鼓,圆珠钮。口、足、盖上的三条弦纹线条流畅,壶流弯曲有致。砂质坚实,深紫色砂泥中掺杂细密的黄砂点,看似很粗,抚之极细。此壶形制古朴,不入妍媚,紫砂的泥色之美得以完美地展现,代表了雍正时期宫廷紫砂壶文雅脱俗的风格。

宜兴窑紫砂泥绘烹茶图六方茶壶,清乾隆,通高16.5cm,口径4cm,足径4.3cm

壶呈六方形,小口出唇边,一侧置弯流,另一侧置曲柄。附伞形盖,盖顶置宝珠形纽。壶腹两面有委角长圆形开光,一面开光内印刻乾隆七年(1742年)御制诗“雨中烹茶泛卧游书室有作”。诗云:“溪烟山雨相空蒙,生衣独坐杨柳风。竹炉茗碗泛清濑,米家书画将无同。松风泻处生鱼眼,中冷三峡何须辨。清香仙露沁诗脾,座间不觉芳堤转。”另一面开光内泥绘烹茶图。

紫砂壶胎呈黄色,胎质细腻,制作工整,当为皇帝御用。

宜兴窑紫砂御题诗松树山石图壶,清乾隆,高9cm,口径5.6cm,足径6.6cm

壶扁圆形,小弯流,曲柄,圆盖微鼓有钮,圈足。砂泥呈紫红色,色调纯正,砂质细腻。壶腹一面刻松树山石图,另一面长方形开光内刻乾隆御题《雨中烹茶泛卧游书室有作》七言诗:“溪烟山雨相空濛,生衣独做杨柳风。竹炉茗椀泛清濑,米家书画将无同。松风泻处生鱼眼,中泠三峡何须辨。清香仙露沁诗脾,座间不觉芳隄转。”句末钤篆书款“乾”圆形印、篆书款“隆”方形印。

此诗作于乾隆皇帝乘船游览江南的途中,时为乾隆七年(1742年)。

宜兴窑紫砂御题诗山水人物纹阔底壶,清乾隆,高14.3cm,口径6.5cm,足径10.9cm

壶口微撇,粗颈,弯流,螭龙形长柄,硕腹,阔平底。圆盖,圆钮。偏黄色砂泥。腹两面各有一长方委角式开光。一面内刻乾隆御题诗《雨中烹茶泛卧游书室有作》(原诗见《清高宗御制诗初集》卷九),句末钤“乾”(圆)、“隆”(方)篆书印章款。另一面堆绘山水人物图:密林深处细雨濛濛,一股清澈的山泉顺流而下,通向茅屋的小桥上一老翁举伞匆匆前行,屋中的老妇正倚窗向外张望,小侍童忙着煮茶迎接主人的归来。这种生活场景被宜兴的工匠们以细腻的泥浆表现得淋漓尽致,使紫砂壶富于生机。

宜兴窑紫砂御题诗烹茶图壶,清乾隆,高15.4cm,口径5cm,足径5.8cm

壶圆筒形,直腹,短弯流,环耳柄,圈足,鼓圆盖。浅粉色砂泥。壶腹一面长方形委角开光内刻乾隆御题诗《雨中烹茶泛卧游书室有作》,句末钤“乾”(圆)、“隆”(方)篆书印章款。另一面堆绘庭院烹茶图。幽静的山间庭院中,堂屋内的主人和来访的高士谈兴正浓,琴童穿院而过取琴助兴。厢房内一侍童正对炉煽风煮茶。画面凸凹明显,纹样清晰,此壶是故宫博物院所藏烹茶图紫砂器中最见功力的代表作品,为宫廷紫砂的标准器之一。

“卧游书室”是乾隆皇帝游览江南时所乘游船之名。原诗见《清高宗御制诗初集》卷九。

宜兴窑紫砂绿地描金瓜棱壶,清乾隆,高11.2cm,口径8cm,足径8cm

壶瓜棱形,曲柄,短弯流,瓜形盖,宝珠钮,圈足。紫砂内胎,盖及腹部绘绿地描金粉彩莲花、蝙蝠、杂宝纹,通体以金彩为主,其间点缀红、黄、蓝等色,设色艳丽,富丽堂皇。圈足内为紫砂地金彩“大清乾隆年制”六字篆书款。此壶是先在宜兴烧内胎,进呈宫廷后由造办处再加工,工序为描金、彩画、书款。经如此过程,这件作品才算完成。

瓷器装饰发展到乾隆时期出现奢靡绮丽的风气,宫廷紫砂器也深受影响,紫砂胎加彩极为盛行。此壶藏有一对,原存放于皇帝的寝宫养心殿内,是乾隆皇帝喜爱的御用紫砂精品。

宜兴窑陈殷尚款紫砂菱花式壶,清乾隆,高10cm,口径7cm,足径6.8cm

壶菱花筋囊式,长弯流,曲柄。五出边菱花式盖,宝珠钮。底有“陈殷尚制”四字隶书印章款。深栗色砂泥,砂质极细,色调纯正。

所谓“筋囊”就是将自然界中的瓜棱、花瓣分成若干等分的出筋纹纳入精确规范的壶体设计当中。自康熙中期开始,紫砂壶的造型多取自植物、动物的自然形态,给人以优雅亲切之美感。款识中的“陈殷尚”是清初紫砂名匠,善于制作筋囊形茶壶和形制多样的文玩清供。

此菱花式壶筋纹饱满挺直,由顶至底毫厘不差,非一般匠人所能为之。

宜兴窑紫砂黑漆描金菊花壶,清乾隆,高9cm,口径8cm,足径7.5cm

壶直口唇边,扁圆腹,短弯流,环形柄,圈足。盖拱起,上饰宝珠钮。紫砂内胎,外髹黑漆,上绘金彩大朵菊花,花儿竞相开放,花叶染为红、绿色,一只蝴蝶在花丛中飞舞。底有金彩“大清乾隆年制”六字篆书款。

此壶的紫砂胎和彩漆结合紧密,底漆乌黑莹亮,将金彩图案衬托得华美富丽。图案微凸,略高于黑漆地,使花纹更富于立体感。在紫砂胎上描金彩漆最需要解决的工艺是漆皮的剥落问题,一旦粘和不好就会成片地剥落。乾隆时期紫砂漆器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此壶制作精湛,展示了皇室用器精美绝伦的艺术特色。

宜兴窑紫砂泥绘人物纹诗句茶壶,清乾隆,高12.5cm,口径5cm,足径9.5cm

壶口微撇,粗颈,硕腹,阔平底,弯流,螭龙形长柄,圆盖,圆钮。腹部两面长方形委角开光内一面堆绘乾隆帝御题诗《惠山听松庵用竹炉煎茶因和明人题者韵即书王绂画卷中》节选,原诗云:“才酌中泠第一泉,惠山聊复事烹煎。品题顿置休惭昔,歌泳羶芗亦赖前。开士幽居如虎跑,舍人文笔拟龙眠。装池更喜商邱荤,法宝僧庵慎弆全。”此诗为乾隆十六年(1751年)所作(参见《清高宗御制诗文集》),壶上只节选了诗的前半部。另一面堆绘烹茶图。

此壶造型独特,制作精工,为乾隆时期宫廷壶的一种壶式。

宜兴窑紫砂提梁壶,清,通高14.5cm,口径8.2cm,足径7.3cm

壶圆形,鼓腹,平底。高架三叉提梁相交于壶体上方,曲中有直,直中有弯,勾勒婉转,信手而成。圆盖凸起,以太湖石为钮。砂泥呈黄色,质地细润。此壶提梁的造型与壶身浑然一体,使作品具有平衡性而又不失活泼。

清中期以后,提梁壶多由单提梁改为双提梁,既增加了壶的稳定性,又体现出壶形的美观。

宜兴窑杨彭年款紫砂描金山水诗句壶,清道光,高9cm,口径7.3cm,底径9.9cm

壶身呈筒式,平盖,高钮,短流,曲柄,圈足。紫红色砂泥,质感细润。壶身一面描金行书“平台留小啜,饮味待回春。”落款“乙未冬日,松岑先生大人清玩。介峰。”另一面描金彩绘山水楼阁。底镌刻篆书“杨彭年制”四字印章款。乙未年为道光十五年(1835年)。

以金彩装饰紫砂茗壶是清初以来为满足宫廷需求的时尚作法。此壶富丽工致,弥足珍贵。

宜兴窑“阿曼陀室”款紫砂描金山水纹茶壶,清嘉庆,通高9.7cm,口径6cm,足径9.7cm

壶圆腹,圈足,短流,曲柄有鋬。壶腹一面描金绘林石凉亭,上书“两峰插云”四字,另一面则描金篆书“生平爱茗饮”。壶盖描金绘流云纹。外底戳印篆书“阿曼陀室”双行四字款。

壶的胎质细腻,呈紫褐色。署“阿曼陀室”款的紫砂壶是清代嘉庆年间制壶名家杨彭年、杨凤年兄妹与书画家陈曼生(1768—1822年)合作制作的紫砂壶。一般由陈曼生设计壶样,彭年、凤年兄妹依样成型,再由曼生在壶上题字刻铭,世称“曼生壶”。一般壶外底有“阿曼陀室”、“桑连理馆”等印记。

在紫砂壶上以描金作为装饰始于清康熙年间的宫廷用紫砂壶,是为追求富丽堂皇的效果所致。

宜兴窑杨彭年款紫砂飞鸿延年壶,清嘉庆,高11cm,口径8.5cm,足径12.3cm

壶广口,溜肩,短流,环柄,腹部饱满,阔平底,浅圈足。紫红色砂泥。腹部一面刻隶书“延年壶”,另一面刻行书“鸿渐于膳,饮食衍衍,是为桑苎翁之器,垂名不利”,署“曼生为止侯铭”款。盖内刻篆书“彭年”阳文款。壶底凸刻展翅飞翔的鸿雁,并有篆书“延”、“年”二字分刻于鸿雁颈项的两侧。

延年壶是陈曼生与杨彭年合作创制的18种壶式之一,称作“飞鸿延年壶”。

杨彭年(1772—1854年),活跃于清代乾隆、嘉庆、道光时期,是当时最有影响的一代紫砂名师。他的壶式设计追求文化内涵,多与文人合作题诗作画,后世追仿者不计其数。

宜兴窑紫砂小圆壶,清嘉庆,高5.2cm,口径3.4cm,足径2.7cm

壶直口,垂腹,浅圈足。环柄、弯流均高于壶口。盖面凸起,上饰宝珠钮。足内钤“嘉庆年制”楷书款。

此壶造型小巧精致,紫红色砂泥,质地细腻光润。款识的布局、书体与当时的官窑瓷器一致,为宫廷御用紫砂小壶的代表作品。

宜兴窑友兰款紫砂诗句温壶,清嘉庆,高9.9cm,口径9cm,底径9.1cm

壶身圆筒形,分内外两层,内层壶胆可取出,内外壶间有腔体,注入热水可以保温。平盖,盖内钤椭圆形楷书“友兰”小印。壶腹刻行书“卢同七碗风生液,李白吟诗斗百篇。”落款“二泉”。底刻篆书“阳羡邵友兰制”圆形印章款。壶以紫红色砂泥制成,形制新颖,设计巧妙,内外胆口边严丝合缝,实用和美观集为一体。

二泉即邵二泉,常与制壶名家邵友兰合作,清代道光年间两人曾为宫廷制壶,其作品以制器巧思而闻名。

宜兴窑子冶款紫砂提梁壶,清道光,通高12.6cm,口径6.8cm,底径7.3cm

壶扁圆形,短弯流,三叉交柄高提梁,卧足。圆盖,山影形钮。壶正面腹部镌刻楷书“山水之中作主人”七字,落款“子冶”。

子冶即瞿应绍,字子冶,清道光时期制壶名家,是继陈曼生之后的又一壶艺书画家,他所制之壶时人称之为“三绝壶”——诗、书、画合绘于一壶。

宜兴窑玉麟款紫砂覆斗式壶,清末,高7.5cm,口径5.7×5.7cm,底径9.8×9.8cm

壶呈上小下大覆斗式,平底四方委角形。壶身镌刻篆书“子孙宜”三字。底钤篆书“玉麟”印章款。姜黄色砂泥,滋润细腻。

此壶造型方中有圆,给人以刚中带柔的感觉。

“玉麟”指黄玉麟(1842—1913年),清道光、咸丰年间的制壶名家,善制掇球、供春、鱼化龙壶诸式,所制砂壶精巧而不失古意。

宜兴窑冰心道人款紫砂圆壶,清光绪,高13.2cm,口径8cm,足径6.5cm

壶体为球形,半球形盖,圆珠钮。口、盖扣合紧密。腹一面刻绘山石花卉,另一面刻绘变体篆书诗文,落款为“右兄光毅铭,歧陶摹古并镌。”盖内与壶底分别钤篆书“寿珍”、“冰心道人”印款。砂泥呈铁褐色,包浆细润。壶体造型圆润丰满,浑厚稳重。

“寿珍”即程寿珍。

宜兴窑愙斋款紫砂提梁壶,清光绪,通高13.5cm,口径6.55cm,足径10.9cm

壶方形委角式,方口,方足,短弯流,高提梁,方形盖,拱形钮。深栗色砂泥。器身一侧刻隶书“小楼一夜听春雨”,另一侧刻隶书“一片冰心在玉壶”,署款“南林氏”。盖内与壶底分别有“国良”、 “愙斋”阳文印款。

壶的整体造型方中有圆,圆中见方,柔和工致。

“愙斋”即吴大澂(1835—1902年),号愙斋,清代著名金石学家。吴大澂擅书法,精篆刻,绘画功力湛深。尤其酷爱紫砂壶,亲自设计壶式,与当时制壶名家合作制壶,所作砂壶常有“愙斋”款。此壶的款识“国良”指俞国良。俞国良是清末民国初年的制壶大家,其作品红大传炉壶于1932年获美国芝加哥博览会优秀奖。此壶为吴大徵与俞国良合作完成。

宜兴窑匋斋款紫砂扁壶,清宣统,高6cm,口径5.3cm,底径9.4cm

壶扁罐形,平口,腹上收下敛,小直流,环柄,平底。平盖陷于壶身,圆柱形钮。盖内刻篆书“匋斋”、“宝华庵制”印章款,壶底钤篆书“宣统元年月正元日”款。深姜黄色砂泥。造型新颖独特。

“匋斋”指端方(1861—1911年),号匋斋,堂号“宝华庵”。清末湖广总督,金石学家。一生嗜好金石书画,对紫砂器尤其喜爱。根据端方的生卒年可断定凡带有“匋斋”、“宝华庵”款的紫砂壶的制作时间上限不早于光绪元年(1875年),下限不晚于宣统三年(19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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