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生肖中的十二种动物都是同人们的日常生活相接近的。一类是已被驯化的六畜，即牛、羊、马、猪、狗、鸡；第二类是为人们所熟知的动物如虎、蛇、鼠、兔、猴；第三类则是中国传统的象征性吉祥物龙。虎在十二生肖中排名第三位，自古以来虎便为人所敬畏，被称为“百兽之王”，与“鳞虫之长”的龙作为并列。所以常有“左龙右虎”作为护卫的习惯。虎因此也就成为了“势不可挡、不可战胜、不容侵犯”的代名词。
其实，在中国随处可见虎的形象，殷墟甲骨文中就有“虎”字，现代汉字中的“虎”就很像一只虎，还有许多成语、民间俗语中都有虎出现。从古代帝王将相到庶民百姓，虎的象征非常广泛，如虎冠、虎袍、虎符、虎环、虎雕、虎画以及孩童戴的虎头帽，穿的虎头鞋等等。
由于虎文化之深厚、积累之深远，所以历代画虎、赏虎已成为一种时尚。陶瓷中虎题材的作品也是十分广泛。既有釉上粉彩、新彩，又有釉下青花、五彩，还有釉上釉下结合的综合彩。既有在瓷板、瓷瓶、瓷盘上画虎，也有用泥土雕塑的瓷虎等。自古以来，画虎多用工笔，毛发毕现、栩栩如生。已故陶瓷工艺美术家，“珠山八友”之一的毕渊明从艺开始就酷爱画虎，经常悉心研究虎姿雄威，潜心探求画虎真功，逐步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在他的笔下，寒风卧虎如磐，巍然雄踞；光天立虎如松，气宇轩然；碧水游虎如龙，悠然成趣；平地奔虎如风，势不可挡。真可谓“虎神生灵气，百态动千姿”。
所以虎以其势如破竹的“王者风范”呈现着“虎跃五福”、“虎啸风生”的美好寓意，备受人们的喜爱。m.tAoCi52.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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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瓷纹饰解析之牡丹花纹
牡丹花，其种类繁多，以色彩绚丽、芳姿艳质、天然姣美被冠以“花中之王”，享有“国色天香”的盛誉。牡丹纹是常用陶瓷装饰纹样，多在瓶、罐、盘、缸等大器造型上运用。唐宋时人们开始崇尚牡丹，视牡丹为富贵花。瓷器上盛行牡丹纹饰，被视为繁荣昌盛、美好幸福的象征。
牡丹图案作为装饰语言，具有浓郁民族气息。这些牡丹纹样(图案)是我国人民所喜爱的传统图案之一，她以富丽饱满的形态和艳丽夺目的色泽，在我国人民心目中享有特殊的地位。作为民族精神象征，她融进了人们对生活的美丽憧憬和良好祝愿，意寓着中华民族繁荣昌盛，源远流长，正因为艺术家将此主观意愿生动地溶注在牡丹的形态之中，才使牡丹纹样的生命力具有长久不衰的艺术魅力。
历代陶瓷装饰中，不论官窑或是民窑，以寓意和谐音来象征吉祥的图案，都使用的比较广泛。牡丹始终是人们喜闻乐见的重要题材，以丰富的造型、构图形式给人们以美的感受。下面是唐宋元明清时期牡丹纹饰的表现形式
一、唐宋元明清时期，牡丹纹饰的特点
牡丹“以花闻天下”，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唐代，洛阳牡丹就以“国色朝酐酒，天香夜染衣’’著称。四月谷雨时节，春光烂漫，百花争艳。被誉为“花中之王”的牡丹花，更是花团锦簇，艳冠群芳。丰满的花姿，芳香的气味，令人陶醉。牡丹品种繁多，有红、白、黄、黑、绿、紫等颜色。花头硕大，色彩艳丽。花卉有单瓣，多瓣的不同形状，花瓣的色泽，根部深，尖部浅。牡丹与梅、兰、竹、菊、水仙合称“六清”。人们喜爱牡丹，不仅称赞它的秀丽妩媚，还赋予牡丹以“不特芳质胜过群芳，而劲骨刚心更高出万卉”的高尚品质。：
“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唐代以来，牡丹成为工艺美术品的装饰题材。宋代的定窑、耀州窑、磁州窑等地的陶瓷上，广泛采用牡丹纹，装饰方法以刻划花，白地黑花为主。景德镇陶瓷装饰中的牡丹纹样，也是从宋代开始出现。元、明、清青花釉里红瓷画，清代以后的釉上五彩，粉彩瓷画，都有不同装饰风格的牡丹题材。
二、唐宋元明清时期牡丹的纹饰形式
朵花：宋代影青瓷，清代、近代粉彩瓷，现代日用瓷都有朵花牡丹图案。宋代刻花朵花是单朵，花瓣丰满。清代、近代陈设瓷，多为百花满地装饰，在花瓶、盘、碗中多见。民国时期的粉彩百花盘，中间是一朵硕大的牡丹花，周围有月季、菊花、牵牛花等花卉相衬托，主次分明。现代日用瓷中的牡丹朵花，多为边饰图案。
缠枝：缠枝牡丹是从明清时期开始，在瓷器装饰中广泛应用的典型图案，达到瓷器装饰艺术的高超水平。缠枝牡丹既有与莲花、菊花等花卉相组合的纹饰，还有与凤凰组合的“凤穿牡丹”。清代康熙年间的青花“凤穿牡丹纹”将军罐，把凤凰的身体与牡丹的尾羽组合在一起。凤凰的头部、翅翼是鸟的形态，凤尾、凤脚却变成牡丹花枝形，似乎是神话中的凤凰形象。民间青花艺人的丰富想象力和创造才能，使“凤穿牡丹”纹饰，产生出强烈的艺术魅力。
折枝：在清代青花、粉彩陈设瓷中多见，以数枝牡丹对应的形式构图。在布局组合上，器型中间是牡丹与旁边的牡丹形成呼应关系，折枝牡丹多用写实手法描绘，构图严谨。
国画形式：明清时期的青花牡丹瓷画，以写意水墨画形式为主，清代以后的五彩、粉彩牡丹，以工笔国画技法的形式为主，清代康熙五彩锦鸡牡丹纹瓶，把牡丹花与锦鸡、山石相结合，改变了以前只画花卉，有花无鸟的构图形式，这种构图形式对近代、现代釉上彩牡丹瓷画产生了很大影响。清代粉彩牡丹，常把牡丹花与凤凰、孔雀、雄鸡等禽鸟相结合，构图繁密、形象生动、色彩鲜艳。在装饰设计上，把图案与主题画面相衬托。在瓷器上，以工笔重彩技法绘制，用洗染法表现出花瓣的浓淡色彩，花瓣层次清晰，娇艳柔润。如张锡武绘制的巨幅《百艳图》，百朵牡丹，布局巧妙，构图严谨，气韵灵动，令观者仿佛置身于千姿百态绚丽艳美的牡丹园中“流连忘返”，尽享艺术之美感。由于他的作品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典型的民族风格，地道的中国气派，适应群众的欣赏心理，因而备受大众喜爱。
三、随着时代的发展，牡丹装饰纹饰的新特点
每个时代都有其对待花卉纹样的独特方式，随着人们对审美的不断追求，花卉装饰又有以下新的特点：一是自然纹样向图案纹样的方向发展。所谓图案纹样，是不受自然规律制约，而按照艺术规律对自然中的花卉形象概括取舍，重新布局。对花卉本身的描绘更为随意，更为粗略，更为注重结构，展示植物内在的生命活力，类似于中国画中所追求的“气韵生动”。二是装饰布局的多样化。宋代的定窑器物纹饰的特点是层次分明，最外圈或中间，常用回纹把图案隔开。纹饰总体布局线条清晰，繁而不乱，布局严谨，讲究对称，层次分明。定窑印花题材以花卉纹最为常见，主要有莲、牡丹、梅等，花卉纹布局多采用缠枝、折枝等方法，讲求对称。有的碗、盘口沿作花瓣式，碗内印一盛开的花朵，同时在外壁刻上花蒂与花瓣轮廓线。这种把印、刻手法并用于一件器物，里外装饰统一的做法，使器物造型和花纹装饰浑如一体，十分精美。而在20世纪70年代，花卉纹样多以比较具象的折枝花、朵花作为装饰。而目前，花卉装饰出现了艺术形式的更新与突破，色调清雅，表现手法自由多样。在装饰技法上，比较常见的是散点式构图，在布局上极为灵活，可大可小，可聚可散，给人以轻松自然的视觉感受。三是将传统意义上的花卉纹样增添新意以适应·现代审美需求。主要表现在装饰色彩多元化，运用大胆的，新颖的色彩，图案选择更开放结构，而不是看起来沉重而庸俗。如方复创作的《百子千孙富贵图》盘，画面以百子千孙富贵福寿为题材，用图案形式布局，构图充盈，勾线工整，颜色平涂细腻，盘延饰牡丹富贵、石榴多子、玉兰高贵纹样，构图布局主次分明，色彩变化层次井然，边饰与主体纹样相呼应厂此外，花卉具有象征性，根据形态的需要，对自然花卉进行抽象夸张变形，展示花卉的另一个世界，带给消费者焕然一新的视觉感受。
步入21世纪，作为新一代陶瓷艺术的弄潮儿在学习和继承传统陶瓷艺术的同时应该大胆的探索和创新，使得牡丹装饰纹饰中充满灵活性和内涵性，融合传统的精髓又具有时代的特征，达到人与自然花卉的和谐统一，把转瞬即逝的植物花卉融入釉色和时尚的陶瓷器皿中。牡丹纹是经过历代传承而又不断创新的产物，根植于传统文化之中，与人民大众的普遍情感紧密相联，又作为传统心理的载体，表现了民族心态、体现了时代特色。
瓷器上的纹饰是如何弄上去的？
纹饰是指陶瓷表面的纹样，它可以是用划、刻、贴、印、绘画等方法来完成。纹饰有简有繁，随陶瓷工艺进步以及人们的信仰、喜好、时尚以及生活习惯的改变而变迁。纹饰的原始功能是美化陶瓷器和表达人们的信仰及情趣。但从鉴定的角度看，它们往往起着协助断代的参考作用。因此熟识某个朝代陶瓷纹饰的特微， 或者某种纹饰的起源、发展及消失的年代是古陶瓷爱好者应具备的知识。它们与对陶瓷胎、釉、器形等的认知一起成为古陶瓷断代的重要依据。
划、刻、贴、印纹样均是陶瓷工艺技术。它们的出现在历史上有迟有早，但往往不能作为断代的绝对依据，必须对具体的瓷器进行具体的分析。有时一件器物会同时出现划、刻、贴、印两种以上的装饰技法。
划花是操用尖硬的竹、木、铁杆等工具在半干的器坯上划出所需的花纹，然后上釉入窑焙烧。划花线条纤细流畅，在釉面下有一种飘逸的美。北宋定窑白釉瓷和景德镇窑影青瓷的划花装饰是这方面的代表。
刻花与划花不同，它是工匠们操用铁刀等工具在半干坯体上刻出较深的花纹。相比于划花，它的线条有宽、窄、深、浅的不同。配合深浅不同釉色的变化，纹样在釉下颜色变幻有很强的立体感，北宋耀州窑陶瓷的刻花器是最典型的器物。
印花是使用已刻好花纹的陶模，在未干的坯件上印出花纹。另一种印花方法是直接在模具上模制出有花纹的坯件，然后上釉入窑焙烧。显然，印花比起划花及刻花工艺生产效率要远远高得多。印花工艺出现较晚，约在北宋中、后期才成熟并广泛应用。宋定窑印花器及南宋景德镇印花器均是典型的精美器件。我们注意到一些器件上同时使用了印、刻两种工艺，通常是在印花坯件上进一步修饰、加刻，使之美化。耀州瓷常见这一类器物。印花刻花常混淆，鉴别方法是刻花通常较深、线条变化幅度大，特别是刻花纹样可以刻出垂直器面九十度的深刻面。而印花是不能做到这一点的。因为印花是模印，要有"拔模斜度"。不然在脱模的时候，坯件上该处花纹被模具拖出。破坏了纹样的完整性。
贴花是向素坯体上贴加装饰小坯件。通常是将模印或者捏塑出的花件、人物、动物、铺首等用泥桨粘贴在原坯件上，然后上釉入窑焙烧。因此它们是堆砌成的具有立体纹饰的器件。贴花工艺从汉代开始流行，一直延续到现代。在古陶瓷器物中，当以六朝及隋唐的贴花器件最为典型。
景德镇瓷器纹饰上的吉祥寓意
景德镇瓷器美名享誉海内外，它以“薄如纸，白如玉，明如镜，声如罄”的特点深受历代帝王的喜爱。景德镇也就理所当然的成为明清官窑的所在地。景德镇瓷器的美不仅体现在瓷质上，更体现在其丰富的陶瓷纹饰上。中国人都是追求人生、热爱生活的。中国的老百姓，从来就不是纵欲主义者，也不是寡欲主义者，他们所追求的是一种高尚的、健康的、吉祥的、顺心如意的、和谐的美好人生，我们可以从对陶瓷艺术的解析中看到这一点。艺术大师们在艺术创作时，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和手段，赋予了画面美好的寓意，表现出了许多祥瑞题材的作品。今天我们就来简单的介绍一下经常表现在景德镇瓷器的几种吉祥寓意。寓意婚姻幸福的纹饰如“鸾凤和鸣”绘雌雄两只凤凰，寓意夫妻和谐，幸福美满。再如“和和美美”，绘荷花、梅花，以“荷”偕和，以梅偕美。如果画白头鸟和牡丹，则寓意富贵到白头。此外常见的还有和合二仙、鸳鸯戏水等等。象征长寿的纹饰“南极仙翁”画中绘寿星手捧寿桃，拄龙头拐杖，鹤发童颜。“麻姑献寿”绘容貌秀美麻姑手捧仙桃，为祝寿之意。“富贵耄耋”绘玩耍的小猫和蝴蝶、牡丹，以牡丹寓富贵，猫、蝶寓“耄耋”。常见的还有“代代寿仙”，绘绶带鸟和水仙。“贵寿无极”，绘桂花和桃花。此外还有“瑶池集庆”、“东方朔捧桃”、“松鹤常春”、“群仙贺寿”等等。表示祈福辟邪的纹饰“刘海戏金蝉”绘一道士手拿铜钱和一三足金蝉嬉戏，寓发福生财。“文武财神”绘中国传说中的财神像，如比干、赵公明、范蠡、关羽以求财运。“钟馗”关于钟馗的传说很多，一直作为人们辟邪祈福的神灵，是正义的化身。“福、禄、寿”画中绘福星、禄星、寿星，寓幸福、官运、长寿。“三多九如”以寿桃、佛手、石榴和如意来寓多幅、多寿、多子，事事如意。此外还有“兰桂齐芳”、“九世同居”等等……美的事物总是让人向往的。透过景德镇的陶瓷艺术我们看到了人们寄予生活的各种美好愿望及一种健康的、积极向上的心态。
瓷上描金
有很多人在初识陶瓷时都很喜欢那些镶有金边的瓷器，总觉得雪白的瓷器配上这点点金丝，色彩对比之下愈加的耀眼。尤其是那些大型的纹饰丰富的瓷器之上若有金边勾勒就更显得金碧辉煌、气势宏大了。
其实，这种瓷器上镶金边是传统工艺美术中的一种技艺，学名可称之为描金工艺。即用笔来勾画金线，它不仅仅局限于陶瓷工艺之中，还广泛运用于饰品、家具、钟表、工艺品等领域的制作。常常对大型壁画、屏风和挂屏的彩绘使用描金工艺。描金是用金粉调以胶水，自然干燥后金粉的线条常年不变色，画面显得金碧辉煌。
而今，出于环保的考虑，金粉中的有害物质的腐蚀会对制作者的身体健康带来恶劣的影响，所以学做瓷上描金工艺之人越来越少，物以稀为贵，这使得瓷上描金也成为了瓷界的珍品。
王国华老师的描金工艺瓷瓶《花木兰》，他仅用红、黑、金三种颜色的黑彩描金工艺便使得木兰从军归家的情形神韵毕现。玻璃白打底的瓷胎，红、黑、金三色交相辉映中展现出人物、服饰、家具与兵器，色彩柔和，喜庆之余又不至太过浓艳。尤其是描金的点缀是乃画龙点睛之笔，人物衣裙的褶皱、家具的轮廓，木兰红衣之上的纹饰均以描金勾勒，工笔精细，煞是耀眼。当灯光闪烁之际，木兰恍如聚光灯之下的明星一般熠熠生辉。替父从军、征战沙场、侠骨柔情、巾帼豪杰，那一幕幕似还未曾远去。及至今日战事平定、重返家园，木兰心头不知有几多的欣喜与慰藉，描金的勾勒于此恰是锦上添花，将此时的木兰打造的光彩照人、气韵生动。
瓷上故事
从明朝起，瓷器越来越具有观赏性，画面也不再单一，制瓷艺人开始学会讲故事
瓷器自由陶器演变而来以后，就变得越来越细腻、越来越精致，而陶器还保持着它的质朴的品质和粗砺的外表。
细腻的瓷器更容易让制瓷艺人产生各种美好的联想，富贵吉祥、妻贤子孝、欢庆锣鼓各色喜庆都是瓷器钟爱的题材。发展到清朝前期，青花、五彩瓷器上又出现了一大主题，那就是历史故事。
有的历史故事因为篇幅比较长，还会出现类似“连载”的情况，就是一个故事必须用一套瓷器来叙述，每件器物只是故事中的一出或一个场景；而篇幅短的故事，在同一件器物上就能运用它的几个侧面来一次说清。
早在数百年前，画工就知道出现在瓷器上的故事必须大都家喻户晓，这样才能引起消费者的兴趣，如果都是陌生面孔谁还会买呢？因此世俗的主题应运而生，明亡以后，宫窑匠人流落在民间，于是更精良的工艺和世俗主题同时出现在清朝前期。
还有一个条件就是，突出这些故事的情节，越曲折越好，哪些场景冲突多就描绘哪些。于是，一些神话和传说出现在瓷器上：伍子胥举鼎、周处斩蛟、西游记等。而民间故事和话本也为瓷器提供了另一个故事来源，比如空城计、《西厢记》等。因为《西厢记》这份古典的浪漫更有人情味，所以也被描绘得更多，所以瓷器发展到清初又成为文人雅士眷顾才子佳人戏的一个艺术载体。
在我们此次展示的《西厢记》青花碗中，一出才子佳人故事有序地开展：
唐贞元年间，洛阳书生张君瑞远赴长安赶考，途经河中府探望了好友白马将军，并游普救寺。正巧前朝崔相国病逝后，夫人郑氏携女儿侍从等也路过此地暂住。于是莺莺、红娘与张生佛殿奇逢后，就演绎出张生与莺莺、红娘三人一里一外地待月西厢。
张生隔墙高声吟诗一首：“月色溶溶夜，花荫寂寂春。如何临皓魄，不见月中人?”莺莺立即和诗一首：“兰闺久寂寞，无事度芳春。料得行吟者，应怜长叹人。”
英雄救美一直是古今中外文学史上的一个通行的章节，待月西厢之人也不能免俗。就在此时，叛将孙飞虎的出现为张生救美创造了条件。孙将军为传说中的莺莺美貌所惑带兵抢亲，在崔夫人求救无门时，许愿：“谁有退兵计策，就把莺莺嫁给谁。”不知张生是为了这纸婚约还是真的见义勇为，总之，是他请来了白马将军，战斗场面在这只口阔20cm的青花大碗中也有表现。
神话故事也是民间对美好事物遍布人间的寄托。八仙、麻姑、《封神榜》都是瓷器钟爱的题材。麻姑做为道教女仙，“是好女子，年十八九许”。关于麻姑的传说很多，但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麻姑原是亲见“东海三为桑田”的仙人，是长寿的象征，所以后世不同艺术载体都将麻姑献寿当做吉祥的作品献给尊长。
清道光年间的四只粉彩麻姑献寿碗，直径都只有8.5cm，是一口“小平珍玩”款。杯形玲珑小巧，方寸间以粉彩描摹麻姑献寿，人物纤毫毕现，印证了“道光所绘人物亦有极精者”的记载。
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人物也是瓷器的绘画题材。清康熙年间五彩三国人物故事图筒瓶以24.2万的价格在北京保利春拍中成交。瓶身成直筒形、撇口，五彩绘刀马人物，为执双股剑之刘备於虎牢关大战执方天画戟的吕布。康熙“刀马人”画片为清代之冠，列阵厮杀、“奇伟可喜”。此瓶有趣之处在於所绘观战者为几个小童，有二童则对战争场面熟视无睹，仍然蹴鞠为戏。这也显出康熙晚期的太平盛世，战争已成回忆，对儿童而言，“刀马人”不过是一出戏曲罢了。
诗仙李白一生洒脱，民间文学对他的记载总是和不羁有关。清康熙年间出品的这尊青花李太白故事花觚造型秀美，青花发色浓艳有层次。尊上部绘“李太白醉草吓蛮书”故事。腹部是“李白一斗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康熙朝政宽松，无文字狱。明代遗民顾炎武、黄宗羲等均能以明的遗民自居。因此，这一时期出品的诗仙花觚有可能为时代之写照。
清嘉庆青花瓷 ——纹饰
嘉庆青花的纹饰题材丰富，受乾隆青花的影响甚为明显。绘画技巧上，随形变化，笔法纤细、流畅，构图由繁缛逐渐变为疏朗，工笔多于写意。但总的笔法拘谨，构图刻板，布局不及乾隆合理。不过嘉庆早期青花瓷，纹饰相当精细，基本与乾隆瓷相似。
嘉庆时流行的纹饰有：夔凤、婴戏等，其他常见纹饰还有云龙、云凤、飞凤、双凤、龙凤、夔龙八宝龙凤穿花、松鹿、锦鸡牡丹、山水、仕女、人物、婴戏、八仙过海、松石人物、缠枝莲、勾莲、把莲、折枝花、八宝、八宝勾莲、三果纹、团花、缠枝牡丹、缠枝葡萄、海石榴、梅花、松竹梅、竹石芭蕉、花鸟、八封云鹤、花蝶、三友、瓜瓞绵绵、三多、百子、缨络、鱼藻、博古、暗八仙、福禄寿、“喜”字、五伦图、万寿无疆、梵文、回纹、开光诗句、异兽、葫芦等。另外，清装仕女人物开始出现，此时还首创了以历史文化名人为题材的《无双谱》（书名，清人金古良撰绘。选从汉到宋四十人各为之画像，并各赋诗一首。言所绘名人皆是天下无双，故名）中的人物形象为瓷器图案的做法。其中以龙、凤纹和缠枝莲纹最多。这时期许多带有“大清嘉庆年制”款的青花茶壶，一面绘花卉，另一面直接书题乾隆御制诗句。不仅是青花，粉彩瓷器也有出现。
官窑器多绘云龙纹、海水龙纹、夔龙纹、双凤纹、龙凤纹、锦鸡、牡丹、花鸟、鱼藻、璎珞、博古、八仙、暗八仙、三星、十六子、仕女、婴戏等。
民窑器纹饰多绘缠枝牡丹或缠枝莲，中写“喜”字或“寿”字。也有山水、人物、花卉、博古、蟠螭等。绘制草率，笔法生硬。
嘉庆青花瓷器所绘图案层次很少，一般仅二三层，因此整体感较平淡，立体感亦较差。另外，在雍正、乾隆时期盛行的用点染、渲染方法仿制宣德器物的方法在这时比较少见，主要还是沿袭乾隆时期工笔与写意并用的做法，大多数纹饰属于图案式规矩的花纹。在盘、碗、碟类器物上，饰以山川名胜天然景致为主，如“西湖十景”等，但咸丰以后少见。勾莲纹一般多采用青花淡描，好似双勾的轮廓线，有少量勾莲常和双喜字同时装饰在一个器物上，嘉庆时的勾莲纹比较精细工整，笔道比较窄，莲比较大。嘉庆器物上人物多画单眼皮。婴戏图常绘十六子，人物及环境布局与康、雍、乾青花基本相同，画面多是儿童做玩耍姿态，生动有趣，呈现出热闹欢快的喜庆气氛。
瓷上仕女剪影
在当代艺术陶瓷的人物画中，仕女图以它的绚丽多姿一直备受人们的喜爱。常见的仕女形象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是仙界人物，如王母、麻姑等；二是历史典故人物，如昭君、红娘、金陵十二钗等；三即是单纯的仕女形象，依着年代、画法的不同而各具风韵。
在我们的陶瓷厅里可谓是众美云集，争奇斗妍。在以工笔精细、清丽典雅为主流的仕女当中，有那么几个却是出离传统、个性丰富，令人印象深刻。
瓷瓶《丽人行》之上，时间轮回至盛唐，三五妇人行于江边赏景散步，环绕瓷瓶画面完整流畅，人、景相合。所以此处的仕女摆脱了独此一人、专意突出的传统，虽然眉眼的描绘不尽精细，但是人物的神态喜笑颜开、分外传神，似是在讲述一个个鲜活的故事。而且盛唐气象中，女性以肥为美，丰腴的脸庞与身段尽情显现出唐代的富丽与典雅。
瓷瓶《卖油郎独占花魁》给人的感观刺激是极为强烈的。于众美云集之中，这两个人着实显得有些滑稽了。我于美术专业还是个外行，所以在此仅谈个人体会。他们给我最突出的感受是仿若融入了现代漫画的手法，人物五官的线条极为夸张，与传统美感不可同日而语。你看，他们的眼睛之上两个半圆的小坑极力凸显着眼皮的特征，而卖油郎侧面凹陷的鼻梁、突出的下巴更是一反人之常态，可是却于这夸张变形之中将他的憨直与朴实表现得淋漓尽致。而且画面的色彩浓丽鲜艳，与夸张变形的人物相得益彰，深深的印在了你的脑海里。于审美新鲜的刺激之下不禁令你感叹夸张的无限魅力。
瓷上仕女风流婉转，或清丽、或美艳、或稚纯、或妩媚，于瓷艺家一支灵巧的画笔之下风情尽现。
明瓷之兴
景德镇成为干年瓷都，我一直认为与两位皇帝有关。一是景德年间的宋真宗，另一位，便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
有意思的是，这两位皇帝都不会想到，他们从皇家的利益角度各自为景德镇下的一道诏书，竞被最底层的中国工匠演绎出中国文化史上的绝代珍宝、旷世奇迹。
中国的历史似乎永远是两条线索，一是史书上帝王将相永远打不完的天下，二是草民百姓永不被人关注的生活追求和向住，而这远比史书上的只言片语要丰富深刻得多。在不断的朝代更替中，这两条线索，都成为了历史发展的动力。
让我们回顾一下公元1363年的画面，看起来，它与景德镇毫无关联，但它与初办御器厂的皇帝，却是生死攸关的重大事件。
这年三月，江南春景如画。可原本风光旖旎、碧波荡漾的鄱阳湖上，竞展开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水战，大小战船穿梭往来，搅得血浪翻滚，这天下第一大湖，成了元末两支农民起义军首领争夺天下的战场。只见湖面上高数丈，一色丹漆的是陈友谅水军，朱元璋的战船则全部为白色，小到要仰头才能看见敌人。论人力和装备，朱元璋均处于劣势。但他的战船虽小却灵活自如，加上是千里救危城，生死存亡决于一战，所以士气高昂。
此前，陈友谅军己围困洪都（今南昌）整整85天，朱元璋部将朱文正浴血死守。陈久攻不破，不得已掉过头来，在鄱阳湖以号称60万的水军船舰，迎战亲统20万大军前来救援的朱元璋。
鄱阳湖水战是朱元璋和陈友谅决定生死存亡的大战役。在决战开始前，朱元璋已派了伏兵，封锁了鄱阳湖到长江的出口，堵住了陈友谅的归路。这一次水战，据史载双方打了36天之久，当时湖面上箭如雨点，火光冲天，湖水都被双方将士们的鲜血染红了。在激战中，陈友谅被流矢射死，全军随之溃败。朱元璋也为此次胜利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士兵死伤无数，不少跟随他多年的骁将阵亡。为此，朱元璋在获胜后的第二日即焚香拜天，答应将来天下一统，定和将士们同享富贵。
5年后，41岁的朱元璋在应天（今南京）称帝，国号大明，建元洪武，是为明太祖。同年，明军攻克大都（今北京）。
洪武二年，也就是公元1369年，距鄱阳湖水战仅仅才过去了6年，明太祖朱元璋登基也不过刚刚一年时间，面对虽大局已定，但百事待举，北方战事也未完全平息的形势，明朝朝廷却在景德镇首次建立了由皇家掌管工艺制造的御器厂，不能说不是一项让人有点惊讶的举措。
其时政权初建，加上元代遗风，瓷器均不属年款，所以洪武初期的官窑瓷器均无官窑年款，除了文献记载，缺少实证。因此，后世有学者认为1369年统一战争还处于尾声，国家尚未安定，加上出身贫寒的朱元璋本性不喜奢侈，不太可能在此时就设置御器厂。
朱元璋出身安徽凤阳贫苦佃农家，父母长兄在灾荒和瘟疫中先后病逝，他小小年纪只好出家当了庙里行童，以持钵化缘乞讨为生，因此对民间疾苦有相当了解，做了皇帝后，个人生活上仍是朴素节俭。他的夫人马皇后更是有贤惠之名，不可能于开国之初怂恿皇帝耽于享乐。国基未稳，却先去操心制造至精至美的瓷器，这事如放在宋徽宗身上，似乎顺理成章，但的确不太像明太祖朱元璋的作风。
但持此一说的人，忽略了朱元璋作为一代开国君主的政治才能和手腕。
就在设建御器厂的第二年，即公元1370年，朱元璋在封诸子为王的同时，也大封功臣。
可以想见，北方战争未断，大将需要安抚，建国之初栋梁之才急缺，皇上也要四处笼络人心。朱元璋向来痛恨奢侈之风，用黄金美玉珍奇珠宝来赏赐群臣，非他所愿。那么，用来安抚大臣用来笼络士大夫阶层忠心效力新王朝者，似乎景德镇瓷器是最好的物选。
朱元璋长期在鄱阳湖一带与陈友谅周旋拼杀，饶州一带很早就成为他的地盘。所以，对浮梁所产景德镇瓷器，他应是印象深刻的。这种相对金银来说又实用又有品位的器皿，他也一定是心生喜爱的。战火纷乱中，他不可能有更多的闲心去关注它们，但一俟战争结束，他便立刻将景德镇瓷器纳入了他的皇家建设之中。
御器厂建于洪武二年，有了*年的生产时间，在1370年论功行赏、君臣同欢的宴席上，由御器厂精心制作的景德镇瓷器，很可能以赏赐的形式，被明太祖赠给了众多功臣。
如果再分析一下朱元璋的行事风格，这种设想应当是成立的。行伍出身的朱元璋，绝不会像在深宫里长大、具有良好文化素养和浪漫气质的宋徽宗一般，吟出后周世宗的“雨过天青云破处，这般颜色做将来”的诗令，让工匠们绞尽脑汁烧出碧如青天的好瓷，以供自己玩赏，最后玩掉了宋家天下。他建御器厂的本意，也许还在于以皇家名义，多用这种原料为土，烧造简易，价廉物美又备受欢迎的器皿替代金银，可以防止朝廷和贵族的侈靡之风。如《大明会典》卷二百一十载：“洪武二年定，祭器皆用瓷。”洪武二十六年政府又明文规定：“凡器皿，公侯一品，酒注、酒盏用银，余皆用瓷、漆和木器。”
玩物丧志，那是宋徽宗赵佶、后周世宗干的事。老谋深算的朱元璋可不傻。
可惜的是，由朱元璋苦心积虑创下的大明国基，二百多年后，终于还是因腐败而亡。
在元末刀兵四起，英雄纷争的岁月，景德镇地区的窑工、农民，也拥戴都昌人于光起兵抗元。于光先是接受了南方农民起义军徐寿辉部的领导，徐被部将陈友谅杀死后，于光则选择归附了更有政治和军事才能的朱元璋。他的选择，使景德镇地区保持了相对的安定环境。在他的驻守维护下，景德镇窑业不仅在元末动乱中没有受到太大的破坏，还吸引了各地饱受战乱之苦的一大批优秀工匠选择来景德镇谋生，使明初御器厂的建立有了相当好的基础。
在此之前，虽然宋朝曾设瓷窑博易务，元代曾设浮梁瓷局，但都主要是为课税以增加国家收人设置的管理机构。虽然也为生产贡品服务，却是从民窑中“百中选十，千中选十”的行为。明代御器厂的建立对于景德镇瓷业发展的意义在于，它集中了最优秀的工匠、最好的材料和比较先进的生产方式，是为了生产出比民窑更精美的瓷器而设置的官办工厂和机构，它的建立，包含了在全国提倡以瓷作为日用品的官方意图。因此，御器厂的建立，成为了明代景德镇瓷业飞速发展的契机，景德镇制瓷工匠和窑户们没有放过这个机会，最终形成了“官搭民烧”、“官民竞市”、“工匠来八方，器成天下走”的繁荣景象，景德镇瓷器的生产，开创出…代未有之奇，惊羡天下。此时各地的窑场纷纷萎缩，所烧产品的数量与质量都无法与景德镇相抗衡，使得景德镇成为“天下窑器所聚”之地，中国瓷业生产变成了景德镇“一枝独秀”的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