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彩绘陶俑是盛唐时代的产物,也是中国陶俑的艺术高峰。大致出现在唐中后期,产出地以陕西西安和河南洛阳为多。此尊唐代彩绘陶仕女俑收藏品,原物高36厘米,底座长19厘米、宽14厘米。现发髻残缺处长2厘米、宽1厘米,左耳残缺处长宽各1厘米,底座残缺处长9厘米、宽7厘米,且全身破碎。曾经黏接,但身首相离,浑身斑驳,接缝处错位严重,摇摆不稳。
彩陶修复前
修复过程:
一、拆卸拆卸时用电吹风将原黏接处的黏合剂加热软化,逐块拆卸。拆卸后的俑身被分成大小不等的15块碎块,再将拼接处的黏合剂逐个轻轻地清除干净。
二、清洗方法是:用软质毛刷刷去浮土,再用棉花或羊毫笔蘸少量乙醇敷在不易清除的土锈上,使其软化,然后用富有弹性的牛角刀剔净。凡火候低、质地粗松或风化严重的陶瓷都应采用这种方法清洗。对一些质地紧密、火候较高的陶瓷可直接浸入水中刷洗,但在清洗时要注意时间和方法,用木质或者动物骨质作为清洗工具。
三、拼接为防止拼接后上下错位,影响修复质量,拼接时采用先局部后整体的方法,即头部、俑身、腿足3个部分先黏接,先小后大,先局部后整体。然后再上下整体黏合。
四、补缺黏接后的俑身、耳、颈、足等多处有残缺,形象尚不完整,必须进行补缺。补缺时先将一块颜色、质地与原器相似的旧陶片打磨成粉状,再用泡力水加乙醇调匀,做成需补缺部位的形状,黏接在缺损处。待其完全干固后,再用金属刀修整,然后用木砂纸由粗而细地进行打磨,最后用金相砂皮精修。
五、上色有的陶俑身上有彩绘颜色,如著名的唐三彩;必要时根据情况仔细调色,适当涂绘。
彩陶修复后
中国唐三彩是中国陶文化发展到高级阶段的产物,而中国古代彩陶陶俑真实承载了古代社会的各种信息,对研究古代的舆服制度、军阵排布、生活方式乃至中西文化交流皆有重要的意义。1973年3月,考古发掘的秦始皇唐三彩兵马俑陪葬坑以其巨大的规模,威武的场面和高超的科学、艺术水平,令世人惊叹不已。为研究秦代军事、文化和经济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它的发掘被誉为“二十世纪考古史上伟大的发现之一”。
兵马俑坑全景
一、病害及其分析
秦始皇陵兵马俑陪葬坑内约有真人真马般大小的陶质兵马俑近八千件。考古资料表明,坑内所有的兵马俑原来都是通体彩绘的。但由于彩绘是以大漆为底,其颜料调和剂及大漆底层均已老化,对失水非常敏感。出土后,环境变化使得漆层失水,引起漆层剧烈收缩、锡裂、起翘、卷曲,造成彩绘脱离陶瓷外体。
颜料层的开裂
土层盐析现象
颜料层霉斑
颜料层的起鼓开裂
颜料层剥落
二、研究与保护
通过细致观察,运用激光全息摄像仪器测试,彩绘材料分析等项研究,揭示了彩绘损坏机理。研究表明稳定生漆层是秦俑彩绘保护的关键。
三、保护实例
保护方法包含加固和防止皱缩两个方面,采用具有抗皱缩作用的材料置换生漆层中的水分,目前是防止生漆层皱缩的最科学和安全的方法。
现场保护加固
保护后的彩绘绿面俑
唐三彩四方印花枕
瓷器是当今世界各国人们所熟识的生产、生活用品。但在整个人类历史社会相当长的时空运演中,它的生产技术一直为东方王朝所独享,并为中土争得无限荣光。
由陶至瓷经过了漫长的岁月变迁,公元七世纪中至十世纪初,是煌煌唐帝国时期的陶瓷艺术。公元618年,唐国公李渊称帝,大隋王朝如扬州城里树梢枝头的琼花般飘落,新帝国像旭日般升起,一个全新的时代到来,影响整个亚洲大陆乃至世界的新文明开始登上人类历史的大舞台。
唐帝国的物质文化和典章制度成为当时亚洲各国人民梦寐以求的向往。在物质文明中陶瓷、丝绸无疑是最重要的。由洛阳起经长安、河西走廊、天山南北直入大漠,进而西行过中亚至爱琴海岸的路上商道,因以丝绸输出而得名“丝绸之路”。由扬州起经泉州、海南一线、南海诸路泛舟南洋、斩波西去入印度洋过南亚次大陆抵红海阿拉伯诸国的海上商路,因以陶瓷运输为主而得名“陶瓷之路”。
这两条商路,应该是那个历史时段人类商业交往最重要、最繁忙的商道,随它的延伸移动,数不尽的黄金、白银在商人们手中换位。丝绸和陶瓷也随之传播到万里之外遥远的欧洲大陆和非洲北部。
唐代陶瓷在今天世界各地,从非洲海岸到南洋群岛,从朝鲜半岛到日本诸城所出土的大量标本器物,可以想见其当时传播之广,输出之巨。所以对唐代陶瓷的认识,应先从外销开始。唐代最著名的外销陶瓷窑场,为“长沙窑”。
此窑因地处湘江岸边古铜官镇,所以又名“铜官窑”,后因周边窑场层出,扩大范围而定名“长沙窑”。“长沙窑”以褐黄釉为主,兼有铜红、铜绿、黄釉、点彩、模印、贴花等釉色及装饰工艺,开多种釉彩陶瓷图案装饰之先河。
其制品图案多椰枣、胡人、狮舞、节带等异域风格,倍受异国用户的欢迎,因而也成为早期外销陶瓷中最大宗的输出品,直至今日在海外仍多有留存。
“长沙窑”外,唐代陶瓷对海外有较大影响的当属“三彩”,这种酥胎低温的铅釉陶制品,向西流入伊斯兰世界而影响当地产生了有独特西亚韵味的低温“波斯三彩”;向东经朝鲜半岛入扶桑在东方列岛上变化繁衍出“奈良三彩”。这些异域三彩虽不及中土三彩灿烂艳丽,造型华美,但是其强烈的地方风格及一些特有的矿物颜料,如钴蓝的使用,反过来又影响了中土陶瓷生产的变化。
“越窑”窑址在今天余姚上林湖一线,唐代此地出产的青瓷有纯色、也有划刻花的,名动海内。在顾况、陆羽、孟郊、施肩吾、许浑、皮日休、郑谷、徐寅、韩偓、陆龟蒙等的诗词文章中也都多有褒誉。
其中以青色瓷最为出名,有些形制规整,釉面纯净的器物更被称为“秘色”,有学者考证以为“秘色”是指秘草的颜色,但也有学者以为“秘色”是指仅能宫禁皇廷使用珍罕的秘密瓷器。1972年陕西扶风县法门寺地宫与释尊指骨舍利伴出了皇家供奉物账上明确记名的“秘色瓷器”,由此可知,“秘色”器为皇廷秘玩使用,并非世人空想。
浙江青瓷的规模化烧造,釉水的独特使用,体现了南国水绿山青的地貌与人文。而唐帝国皇都长安、东都洛阳之间与周边的窑场烧造,从另一个方面显示了帝国气度的恢宏。前述“三彩”,在帝都周近的烧造更加灿烂夺目,冥丧用器多为订制,俑偶之类大者体量近于人等身;日用器皿小者不及鸡卵,然无论大小皆规整有加。除三彩外,巩县白瓷、邢州白瓷皆为北方陶瓷之上上选。
巩县白瓷以周边煤矿开采伴生之白矸土加以黄河岸旁的黏土合成坯料,器表涂抹白色化妆土增强了成品的白度,最终烧成品胎骨坚密厚重,釉面肥润,造型较大,如瓶、罐、钵、壶等常见。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这种白瓷的出现,使从西亚沿丝路进入中土的钴蓝料,也被使用到了陶瓷绘画装饰上,就已经发现的考古及沉船材料,可以基本确认这类白瓷绘钴蓝料的瓷器出自巩县,且有了一个响亮的名字“唐青花”,而巩县的地理环境和烧造规模及技术,也使其有可能成为这类器物最有利的出产地。巩县白地钴蓝器也成为后世享誉世界的中国青花瓷的前驱。
邢州白瓷以当地所产瓷土为主料,胎色洁白细密,迎光欲透,釉水细净局部泛淡青色,器形以秀美见长,多壶、杯、罐等水、酒器,特别是刻“盈”、“大盈”、“翰林”、“供使”等诸款者,为官廷专用,世所少见,这类精细制品在海外规模贸易中未见。邢窑至唐末衰落,而后由临近区域定州曲阳的白瓷替代,定窑白瓷此后冠绝天下。
唐代南卓《羯鼓录》载:“不是青州石末,即是鲁山花瓷”。这里所谓的“鲁山花瓷”就出在今河南省鲁山县段店区域。这类花瓷主要以黑(褐)釉点涂乳浊釉斑块形成器表装饰组合,有黑(褐)地蓝斑、白斑、花斑等等,色彩艳丽灿烂,如云雾,如彩霞,极尽美艳之姿态。这种花釉瓷对而后出现的钧窑乳浊窑变,起了嚆矢之功。
巩义周近芝田镇所出绞胎瓷以摹仿木石纹理变化,充分体现了自然之美,开中国陶瓷胎色变化装饰工艺之先河。这种装饰同古代埃及的绞色玻璃有异曲同工之妙。同时也不否认北非的这种纹样风格当时借丝路伊斯兰世界工艺品实物东来,而有了重要的借鉴。
除上述这些窑场外,四川邛崃窑、安徽寿州窑、江西洪州窑、陕西铜川窑、山东淄博窑等等,也都各有特色。四川的邛崃窑以彩斑花瓷及乳浊釉见长,其釉色变化及装饰手法同当时重要的外销窑场长沙窑有深刻关联,这种关联的沟通应来自于绵绵长江的黄金水道。安徽寿州窑以黄釉最为闻名,尤其是剪纸贴花黄釉器为当时独步。江西洪州窑多烧青釉制品,器形规整硕大,在南方窑场中少见。
至于陕西铜川窑、山东淄博窑多烧黑瓷,就各自当地特有的粗砂黏土加肥亮之黑釉,两窑之黑瓷在唐时分外耀眼。疆域的广阔也决定了王朝各地都有可能广泛的烧造陶瓷制品,甚至有许多可能的窑场烧造地今天都不为我们所知,对唐代陶瓷的烧造窑场的研究和对唐代陶瓷艺术的研读还有许许多多值得用心。
有唐一朝,帝国版图空前辽阔,社会环境极尽开放,胡风西雨东来,所以在中土文明里也就多了些异域情调。这种情调自然或多或少的体现在了那时的手工艺制品上。因而当时东西方的融通交流,是最值得世人注意的。
历时55天的2007西沙水下考古项目第一阶段工作于5月8日圆满结束,有“水下兵马俑”之称的“南海一号”也将于7月份出水。目前,已分别从西沙群岛的“华光礁1号”及广东阳江海域的“南海一号”上出水了大量的德化陶瓷。另外,在西沙水下考古新发掘的玉琢礁等10处沉船遗址中也相继发现德化古陶瓷。
相隔数百年,德化古瓷再次引起了世人的极大关注。
大量德化瓷器浮出水面
近日,在德化陶瓷博物馆,十几件从西沙“华光礁1号”古沉船回归故里的瓷器默默地向游人诉说着久远的往事。
同时,该馆也珍藏有造型式样与“华光礁1号”及“南海一号”沉船上出水的完全相同的陶瓷,主要出土自该县三班春岭窑及盖德碗坪仑窑。与那些从当地的古窑址出土的同一种产品比较,这些在海里沉睡了800多年的瓷器,因久经海水的浸泡而更显得光彩照人。
德化古陶瓷专家、泉州博物馆副馆长陈建中介绍,2001年水下考古队曾从“南海一号”中打捞出一批宋代年间的粉盒,为此,中国水下考古队队长张威还特意到德化县考证,确定这些陶瓷粉盒都是产自宋代德化盖德碗坪仑窑的。
据全程参与了“华光礁1号”抢救性挖掘及长期关注“南海一号”打捞的中国水下考古队队员、泉州市博物馆的张红兴介绍,由于“华光礁1号”及“南海一号”两处沉船时代差不多,都处在南宋时期,所以出水的文物有一些是相同的。但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有关的文字记载或相关的资料。
据悉,这些出水的陶瓷,按釉色分类主要有青白釉、青釉、褐釉和黑釉几种,器型主要为碗、盘、碟、盒、壶、盏、瓶、罐、瓮等和粉盒。已出水的瓷器中,其中有一个器物,碗心有龟、仙鹤、仙人图案及祥云的纹样围成圈,整个画面表达的就是中国人传统的愿望,长寿、吉祥,具有浓郁的中国特色。
改变外国人的生活习惯
从沉船上的陶瓷数量之多,可推断当时的福建已是中国瓷器的重要产地,折射出当时德化瓷器在海外的风靡程度,更可证明德化外销陶瓷的繁盛。
采访中,德化陶瓷博物馆馆长郑烔鑫告诉笔者,这些瓷器主要产自南宋时德化的三班、盖德,出口到印度、波斯和埃及等。当时,德化的瓷器主要由人工挑至永春,接着从水路运到泉州,再从泉州港走向东南亚、欧洲等地的50多个国家和地区,也有一小部分是从福州、莆田出口。
陶瓷与人类日常生活密切相关,德化陶瓷的外销对改善、丰富和美化当地人民生活有直接影响。
据了解,东南亚一些国家在中国陶瓷传入以前,多以植物叶子为食器,“饮食以葵叶为碗,不施匙筋,掬而食之”(见宋《诸蕃志》)。中国陶瓷输入以后,提供了精美实用的器皿,改变了他们“掬而食之”的饮食习俗。
据曾到印尼考察过的陈建中介绍,德化“喇叭口”大瓷碗的输入,结束了印尼人吃“手抓饭”的历史,当然“手抓饭”作为一种传统的饮食习惯直到现在还保留着,但是这种产自宋代德化盖德碗坪仑窑的“喇叭口”大瓷碗,对东南亚饮食习惯的改变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在印尼国家博物馆,陈建中就见到了许多产自德化的“喇叭口”大瓷碗。
推动世界瓷坛发展
德化窑从北宋开始以烧造外销瓷为主,宋元时代德化外销瓷主要从泉州港出口。
当时泉州港“南通占城诸国,北通朝鲜诸国”(《宋会要辑稿》),已与广州、明州(宁波)、杭州并列为我国四大商港,陶瓷与丝绸一样列入对外贸易的重要项目,大量附舶,远销海外。宋末荷兰人由福建贩运瓷器至欧洲,价值与黄金相等且有供不应求之势。在荷兰人贩运的瓷器中,闽南地区(包括德化)瓷窑的产品占着相当大一部分。
德化瓷器进入欧洲后,引起了很大的轰动,成为帝王、宫廷和贵族所搜集、收藏的艺术品。在欧美各国著名博物馆都有大量德化瓷器。如美国的波士顿、费城、芝加哥藏明、清历代的德化瓷器150多件,丹麦国家博物馆有26件,英国剑桥、牛津等博物馆有300多件。
明代德化窑的瓷塑在当时获得很高的评价,特别是“象牙白”瓷塑,被称为“国际瓷坛的明珠”、“世上独一无二的珍品”。
德化瓷器传到欧洲,也影响了欧洲陶瓷生产。当时瓷器在欧洲还是新奇而珍贵的用具,而中国却是廉价的日常生活用品。这样,欧洲商人由此想到用德化的瓷器模仿欧洲家庭使用的银餐具和陶器。按照欧洲商人提供的式样,德化窑工不断地研究和改进产品造型,烧制成带过滤的茶壶、带嘴的水罐、咖啡壶、啤酒杯等日用饮食器皿供应欧洲市场。同时表现欧洲人生活题材的雕塑作品如商人、家庭妇女、旅行者以及狮子、骆驼和神话里的怪兽等,也由德化窑烧制而流行于英、法、荷兰等国。当时欧洲不少皇家瓷器工厂也纷纷模仿德化瓷器。法国的圣科得和查得密瓷器工厂、德国的迈森工厂等都纷纷仿制,著名工艺家柏特格也用红色黏土复制了高14寸的观音。
由此可见,德化瓷器大量出口,对国外瓷业有着深远的影响,对世界陶瓷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海上丝绸之路”与“陶瓷之路”
瓷器是中世纪中国的主要出口商品。在隋唐以前,欧洲人称中国为Seres,即丝之国,中国人为丝国人。至宋代以来,瓷器输出量逐渐超越丝绸,在外销商品中占据上风,成为中世纪中国最大宗的出口商品。当时欧洲人称瓷器为china,以至于把中国也改称为China。
八世纪以来,中国陶瓷器出口贸易飞速发展。除了向日本、高丽输出外,更形成一条从中国南方港口出发,经越南东海岸、新加坡海峡、苏门答腊岛屿,穿马六甲海峡,渡印度洋,抵斯里兰卡;再沿印度西海岸,进入波斯湾的海上贸易通道。有的再出霍尔木兹海峡,驶往非洲东岸。大量的中国陶瓷器就是这样用木帆船运送到东南亚和遥远的中东地区,并由此转运扩散到地中海沿岸。人们往往把历史上这条联结东亚、西亚、地中海世界贸易的海上通道称之为“海上丝绸之路”。
由于中世纪中国瓷器对世界各国的巨大影响,因而国际和国内的一些专家、学者又把历史上著名的交通贸易通道“海上丝绸之路”称之为“陶瓷之路”。
丝绸穿过了,茶叶喝过了,只有德化的陶瓷留了下来。从目前这些在南宋沉船上发现的大量德化窑瓷,可以看出德化瓷为“海上丝绸之路”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厦门大学教授、中国古陶瓷研究会会长叶方程说:“研究古代德化瓷器的外销,对探索我国特别是泉州港和南方几个重要港口的古代海外交通和对外贸易,无疑是件很有意义的工作。”
当然,大量德化窑瓷频频出现在这些沉船上绝非偶然。虽然一处在远海、一处在近海,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二颗明珠,“华光礁1号”及“南海一号”更是牵动了泉州考古界的神经。泉州考古界认为,已有充分的证据证明两处沉船的始发港都为泉州刺桐港。
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申报世界文化遗产项目工作的不断拓展,水下文化遗产的发掘和保护工作显得日益重要,沿线文化遗产的保护研究内容也将成为邻近国家和地区共同研究的课题。其中“华光礁1号”及“南海一号”便是最重要的佐证。
这仅仅是开始,众多的答案都还在海底。
宗和
左起:汉代女俑、隋代长治批帛女俑、元黑陶侍女俑一对、明代彩绘高发髻女俑。
古俑是中国古代器物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最早是专指古代墓中随葬用的偶人,后来外延有所扩大,有生命的家禽牲畜以及想象中的神灵的摹拟品也被纳入其中。因为俑的使用是为了使死者能在冥世继续如生前一样生活,所以俑真实负载了古代社会的各种信息,对研究古代的舆服制度、军阵排布、生活方式乃至中西文化交流皆有重要的意义。古人认为,人死后灵魂不灭,因而对待死人要像对待活人一样,凡是死者生前使用过的东西都要埋葬到坟墓中供他享用,国家愈大、家庭愈富,坟墓中埋葬的物品就越丰富、精美。
“女神”是现代社会的一个热词,我们不妨通过我国各时期出土的女俑来看看古代中国各朝代女子的神采风姿。
汉代女俑
汉代时期的女俑主要是陶俑。从衣着来看,那一时期中国女性的穿着宽衣博带、深具古风,衣着质朴简单,颜色以素白为主。面貌多披发后笈,额头宽广,眉眼细长,神态安详且谦谦有礼。
南北朝女俑
南北朝时期是汉民族与各少数民族交融的时代,这时的女俑仍以陶俑为主,不过做工精细,身材修长匀称,衣着鲜艳,多以红色为主,长袖长裙,多飘带。神情恬淡、姿态俊秀高雅。发型多为高髻和分髻,从神情与形态上看,高髻多为贵妇,分髻多为仆妇。
隋代女俑
隋代是一个存在很短暂的朝代,这个时期的女俑有陶俑也有瓷俑,在造型与神态上承接了南北朝时瘦骨清相的风格,身材修长而俊美。不过这时的女俑衣色多质朴,以黄、白为主。且因为隋是代北周而立,风格上仍有汉民族与胡人相融合的特点,主要表现在头饰上千姿百态,很有特色。
唐代女俑
唐代一个富强而张扬的时代,女俑多以陶俑和三彩俑为主,个个都是浓妆艳抹、衣着华丽。那是个以丰满为美的年代,女俑也大多是身材丰腴,神态富贵而悠闲。而且有的女俑抱狗玩鸟,可见当时人们生活之富裕与安定,心态之平和与宽厚。唐以后,宋代多薄葬,少见女俑。
金代女俑
金代女俑多以红绿彩瓷俑为主。色彩艳丽,可能与金代为少数民族建立有关,不过这一时期的女俑在衣着色彩上分别很大,有的女俑衣着简单淡雅,神态清闲。有的女俑衣着富贵华美,神态雍容。有考证认为这可能与当时的阶级地位有关,也有些收藏者认为衣着华美艳丽,富贵雍容的多为仙神,衣着素雅者多为百姓。
元代女俑
元代女俑出土不多,多以黑陶俑为主。元代女俑从衣着打扮上看多带有蒙古民族的特点。不过因为这一时期的女俑多为黑陶烧造,色彩上不明显,所以只能凭感觉认为是以素淡为主了。
明代女俑
明代女俑少见,多以山西地区出土的明三彩或山西地区的法华彩女俑为主。这一时期的女俑生活气息浓厚,表现现实生活特征明显。少见贵妇俑,女俑多以仆妇或媒人形象出现,神态上嬉笑怒骂皆有,比较写实。色彩上多以绿白釉或蓝紫的法华釉为主,时代特征非常明显。清代几乎没有女俑出现。(摘自《宁夏画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