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公元618年—907年）和五代（公元907年—960年），是中国瓷器的第一次发展高峰，出现了著名的北方白瓷和南方釉下彩瓷。
白瓷是一种胎和釉都呈纯净洁白色的瓷器。它是在青瓷的基础上，通过对原料的进一步选择淘洗，并降低胎、釉中铁含量而烧成的。中国最早的白瓷出现于北朝北齐（550年-577年），河南安阳北齐武平六年（575年）凉州刺史范粹墓出土的一批白瓷碗、杯、长颈瓶可作为代表。这些瓷器胎质和釉色均呈乳白色，但某些釉层中略泛青，仍保留着青的瓷痕迹，是创烧阶段的产品。
隋唐以后，白瓷的烧制技术进一步提高，色调日趋稳定，器形更加精巧秀丽，成为深受上层社会喜爱的日用器。陕西西安郊区出土的隋大业四年（608年）宗室贵族少女李静训墓中，发现了多件精美的白瓷小扁瓶、小盒、小罐等。其中最令人赞叹的是一件白瓷龙柄鸡首壶，高26.4厘米，通体以片纹白釉装饰，造型修长俏丽，夸张的龙首柄和昂首高鸣的鸡头更增添了华美的装饰效果。这批白瓷釉色已不见泛青或泛黄现象，说明白瓷工艺已走向成熟。
唐代白瓷窑址和瓷器多发现于北方河南、河北、山西、陕西及安徽地区，长江以南则很少见，因此素有“南青北白”之说，即北方以生产白瓷为主，南方仍以生产青瓷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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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南方的青瓷在前代基础上稳步发展，仍以浙江越窑知名度最高。其胎质细腻致密，器形规整，釉层匀净，呈色青黄或青绿，温润如玉，光洁似冰；品种主要是用作食具的碗、盘和酒器、茶具，还有各式灯、枕、唾壶、印盒、粉盒等；造型增加了大量仿植物花卉的外轮廓，如荷叶形碗、莲瓣形盘、海棠式碗和葵瓣口碗等，器物整体或口沿部有的像盛开的海棠，有的仿佛出水的荷叶，起伏坦张，婀娜多姿，令人爱不释手。
晚唐到五代，越窑曾一度成为专为皇室烧制高级青瓷的官窑，所烧之器，臣僚百姓不得使用，故称“秘色”瓷。唐陆龟蒙《秘色越器》诗中赞道：“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但秘色瓷的“千峰翠色”究竟是什么颜色，人们却有着不同的理解。直到1987年，陕西扶风法门寺塔唐代地宫中出土了大批唐皇室供奉的佛教文物和各类精美供器，根据同时出土的记录这些器物名称的石刻“物账”，地宫中出土的16件青瓷器均被称为“秘色瓷”，人们才终于见识了皇室御制秘色瓷庐山真面目。这些秘色瓷呈现两种不同的釉色，除两件平脱瓷碗为青黄色外，其余均为青绿和湖绿色，釉色纯正，釉质晶莹润澈，釉层均匀细腻。这些瓷器造型简洁明快，有数件仿植物外形，如秘瓷八棱净水瓶，颈细长，肩腹部有八条竖向凸棱外鼓，呈瓜样。又如一件秘瓷盘口沿作五曲花瓣形。这些凸棱和凹曲的转折处分界明显，表明其成形操作十分严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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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白瓷与青瓷
唐（公元618年—907年）和五代（公元907年—960年），是中国瓷器的第一次发展高峰，出现了著名的北方白瓷和南方釉下彩瓷。
白瓷是一种胎和釉都呈纯净洁白色的瓷器。它是在青瓷的基础上，通过对原料的进一步选择淘洗，并降低胎、釉中铁含量而烧成的。中国最早的白瓷出现于北朝北齐（550年-577年），河南安阳北齐武平六年（575年）凉州刺史范粹墓出土的一批白瓷碗、杯、长颈瓶可作为代表。这些瓷器胎质和釉色均呈乳白色，但某些釉层中略泛青，仍保留着青的瓷痕迹，是创烧阶段的产品。
隋唐以后，白瓷的烧制技术进一步提高，色调日趋稳定，器形更加精巧秀丽，成为深受上层社会喜爱的日用器。陕西西安郊区出土的隋大业四年（608年）宗室贵族少女李静训墓中，发现了多件精美的白瓷小扁瓶、小盒、小罐等。其中最令人赞叹的是一件白瓷龙柄鸡首壶，高26.4厘米，通体以片纹白釉装饰，造型修长俏丽，夸张的龙首柄和昂首高鸣的鸡头更增添了华美的装饰效果。这批白瓷釉色已不见泛青或泛黄现象，说明白瓷工艺已走向成熟。
唐代白瓷窑址和瓷器多发现于北方河南、河北、山西、陕西及安徽地区，长江以南则很少见，因此素有“南青北白”之说，即北方以生产白瓷为主，南方仍以生产青瓷为主。
这一时期，南方的青瓷在前代基础上稳步发展，仍以浙江越窑知名度最高。其胎质细腻致密，器形规整，釉层匀净，呈色青黄或青绿，温润如玉，光洁似冰；品种主要是用作食具的碗、盘和酒器、茶具，还有各式灯、枕、唾壶、印盒、粉盒等；造型增加了大量仿植物花卉的外轮廓，如荷叶形碗、莲瓣形盘、海棠式碗和葵瓣口碗等，器物整体或口沿部有的像盛开的海棠，有的仿佛出水的荷叶，起伏坦张，婀娜多姿，令人爱不释手。
晚唐到五代，越窑曾一度成为专为皇室烧制高级青瓷的官窑，所烧之器，臣僚百姓不得使用，故称“秘色”瓷。唐陆龟蒙《秘色越器》诗中赞道：“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但秘色瓷的“千峰翠色”究竟是什么颜色，人们却有着不同的理解。直到1987年，陕西扶风法门寺塔唐代地宫中出土了大批唐皇室供奉的佛教文物和各类精美供器，根据同时出土的记录这些器物名称的石刻“物账”，地宫中出土的16件青瓷器均被称为“秘色瓷”，人们才终于见识了皇室御制秘色瓷庐山真面目。这些秘色瓷呈现两种不同的釉色，除两件平脱瓷碗为青黄色外，其余均为青绿和湖绿色，釉色纯正，釉质晶莹润澈，釉层均匀细腻。这些瓷器造型简洁明快，有数件仿植物外形，如秘瓷八棱净水瓶，颈细长，肩腹部有八条竖向凸棱外鼓，呈瓜样。又如一件秘瓷盘口沿作五曲花瓣形。这些凸棱和凹曲的转折处分界明显，表明其成形操作十分严格。
唐宋时期的定窑白瓷
定窑是继唐代的邢窑白瓷之后兴起的一大瓷窑体系，主要产地在河北省保定市曲阳县的涧磁村及东燕川村、西燕川村一带，因该地区唐宋时期属定州管辖，故名定窑。
定窑白釉执壶 晚唐
定窑白瓷小盖罐 五代
定窑白瓷划花葵口碗 北宋
唐代，定窑就已是著名瓷场，专烧白釉、黄釉瓷。从这时一直到五代的定窑瓷器，较为粗糙简单，器型以碗为主，正处于向精瓷的过渡阶段。但在五代中后期，定窑白瓷出现了一次根本性的飞跃。所烧瓷器不再施化妆土，胎、釉呈现出精、白薄的特征。有些器物的白度甚至超过了邢窑的细白瓷器。
定窑刻花大碗 北宋
定窑刻花碟 北宋
定窑粉盒 北宋
北宋初，定窑进入发展的鼎盛时期，其制瓷技术有了许多创造和进步。至北宋中后期，定窑由于瓷质精良、色泽淡雅，纹饰秀美，被宋朝政府选为宫廷用瓷，其身价大增，产品风靡一时。北宋末年“靖康之变”后，由于连年兵灾，定窑逐渐衰落和废弃。金朝统治中国北方地区后，定窑瓷业很快得到了恢复，有些产品的制作水平不亚于北宋时期。从有龙凤纹饰的一些器物上看，定窑产品也是金代统治者喜爱的瓷器品种。到了元朝，定窑终于逐渐没落。
定窑白瓷刻花枕 宋
定窑白瓷印花盘 宋
白瓷盖盒与围棋子 宋
定窑器以其丰富多彩的纹样装饰而深受人们喜爱。装饰技法以白釉印花、白釉刻花和白釉划花为主，还有白釉剔花和金彩描花，纹样秀丽典雅。北宋早期定窑刻花、构图、纹样趋简，以重莲瓣纹居多，装饰有浅浮雕之美。北宋中晚期刻花装饰精美绝伦，独具一格。装饰图案常用印花、划花和堆花手法，秀丽典雅。印花图案，自然形态经巧妙变形，构成严谨；刻划花，较印花更活泼生动，别具一格。
醴陵釉下彩瓷的发展历史（四）
醴陵釉下彩瓷的发展历史（四）
1949年全国得到解放后，在党的一系列正确方针和政策的指引下，随着整个醴陵瓷业的迅速恢复，至1955年，醴陵釉下彩瓷也就像枯木逢春一样获得了新生。为了继承我国陶瓷装饰艺术的优良传统，恢复这一釉下五彩名瓷的烧制，当时的醴陵瓷业公司和刚成立的陶瓷研究所做了大量的工作。但由于醴陵的釉下五彩瓷器解放前整整二十年停止了生产，因此缺乏传授技艺的人才，后来通过几个月的调查访问，才在醴陵一个偏僻的乡村找到了一位失业还家务农近二十年的釉下彩老艺人吴寿祺先生，这时他已经是年近古稀而幸存的老人了。吴老先生被请出来之后，担任了陶瓷研究所的技师，专门研究和传授釉下五彩瓷器的制作工艺。在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与关怀下，吴老恢复了青春的活力，精神焕发，谦逊勤奋、把自己毕生的技艺传给了后辈，通过与唐汉初一起培训艺徒和举办业余训练班等方式进行教学，技艺队伍不断扩大，新生力量茁壮成长，这样就使醴陵釉下彩瓷得到了恢复和发展。
釉下五彩
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无论在生产工艺、制作规模、题材内容，装饰手法，艺术水平以及色料品种等等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烧造工艺上讲，进行了种种改革，如柴窑改煤窑，三烧制改为两烧制等，大幅度地提高了产品的质量和生产效率。从制作规模上讲，自六十年代以来，不仅醴陵地区有专门生产釉下彩瓷的群力瓷厂，而且还有国光、星火、永胜、新民以及本省其它地区的建湘、洪江、界牌、新湘等瓷厂都有所发展，使湖南成了“釉下彩瓷之乡”。从题材内容上讲，过去多采用花卉装饰，而现在的彩饰题材却是博采万物，诸如花鸟、山水、虫鱼、人物、走兽和传统题材中的龙凤、历史故事以及书法印章等，无不反映在釉下彩瓷的装饰中。从装饰手法上讲，除了在勾勒的功力上较之过去的最高水平不免还稍有逊色外，其余在纹样的构成，色彩的处理、操作的技术等各个方面，都远远超过了历史的水平。彩绘设计人员用自己的实践丰富了这一传统的装饰艺术，因而创造了各种形式风格的装饰纹样，使釉下五彩的装饰艺术呈现了一个崭新的面貌。其产品既有各式各样的陈设瓷，还有符合现代生活要求的各种日用器皿。这些产品，有的被选为国家用瓷和国家礼品瓷，有的远销海外许多国家和地区历年来还有不少精工产品参加了国内外艺术展览。并多次获得了国家金质奖章。为促进国际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加速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一定的贡献，为中华发展民族增添了光彩。
隋唐时期山东制瓷业
史学界认为，隋唐时期在北方地区，制瓷业发展较快的地区在今河南北部、河北南部等地，而山东省域似乎处于附属地位。20世纪以来，山东地区先后发现数十处北朝晚期和隋唐时期的瓷窑遗址，这些遗址主要分布在山东中南部的淄博、泰安、济宁、枣庄、临沂等市。根据对山东古代窑址的调查和出土遗物的判定，其年代横跨北朝到明清，前后约达千年之久。据对山东省域所发掘的众多瓷窑遗址及出土的瓷器物考察，山东地区制瓷业应不弱于当时其他地区。
隋唐时期山东地区瓷窑烧造的瓷器，釉色以青瓷为主，白釉、黑釉、酱釉、黄釉、褐釉等多种釉色并存，造型美观，质地精良的瓷器不在少数。如青釉龙柄蹲猴盘口壶，造型生动，妙趣横生，堪称隋代瓷器中的精品。该壶盘口稍外侈，细颈斜肩，有凸弦纹装饰，肩部贴附条状双系，从肩部至口沿堆塑单龙形柄，简括生动的龙首，张口衔着盘沿，似在吮水。龙柄高11.5厘米，龙颈细长，上贴泥丸装饰，龙须卷曲，龙眼凸起，给人一种生龙活现的感觉。与龙柄相对的一面，古代瓷塑工匠别出心裁的堆塑了一只生动活泼的顽猴。猴高5厘米，曲腿蹲坐在壶的肩部，侧着脑袋一手扶膝，一手挠头，十分逗人喜爱。壶身瘦长，自肩而上渐次收敛。平底，足根微外撇。器内外均施青绿色釉，外部施釉不到底，釉面光泽较强，流釉显著，凝釉处呈褐绿色，釉面有细碎开片。胎体厚重，为灰白色，颗粒较粗，有杂质斑点。此壶的造型受隋代南方流行的鸡首龙柄壶影响较深，但盘口比南方的较浅，单行龙柄也与南方常见的双形龙柄不同，此壶造型及堆塑已具有北方瓷器自身的特点。
淄博淄川区磁村窑址出土的油滴黑釉瓷葫芦瓶，瓶口呈葫芦状，斜平唇，小口细颈；内外饰黑色薄釉，折角处釉略厚，釉色黑中泛酱色，不甚光亮；釉面烧制出均匀的油滴，油滴外小内大，小者小如针尖，大者直径约2.5厘米。胎骨呈白色，较细硬。口径2.7厘米，残高3.8厘米。油滴黑釉是黑釉瓷器上的一种特殊装饰，油滴黑釉瓷器则是我国黑釉瓷器中的名品之一。淄博地区油滴黑釉瓷器的发现，证实了本地区烧制油滴黑釉瓷器的年代可追溯至晚唐，同时也反映了淄博地区烧制瓷器的悠久历史和制瓷工艺。
《唐六典》记载：在河南道的土贡中，有河南府的瓷器；河北道的土贡中，有邢州的瓷器，这些地区所产瓷器能作为贡品，进入皇宫，其质量、造型当为上品。官窑瓷窑工匠生产瓷器的工艺风格，会或多或少地影响民窑的产品。毗邻的山东地区作为北方重要的瓷器生产地，其生产工艺和生产技术或多或少会受到不小影响，所出瓷器品质自然不会太差。
山东地区瓷器作为商品，起码可追溯到隋朝。1975年秋，在山东省平度县新河公社大苗家村（今平度市新河镇大苗家村）西南0.5公里泽河东岸，发现一只隋船。该船身残长20.24米，两条独木舟首尾均残，可能每头至少还需向外延伸1~2米，因此推测该船的总长度约23米，载重量约23吨。这样的大船在内河或沿海一带行驶，若以桨为主兼施橹棹，所用船工当在一二十人以上。由于在其附近未发现橹棹、楫桨航驶工具，可推知此船可能是作为趸船使用。船体所在第五层出土若干瓷器残片。由此可知，当时山东沿海地区，商品贸易较为繁盛，海运或河运较为发达，并且贸易产品中有瓷器。
瓷器的流通，会促使当地制瓷业的快速发展。而便利的交通，又给瓷器流通提供了条件。隋唐时期的山东地区，正是具备了这些特点。
隋唐时期，从京都到各地设置了四通八达的驿路，日本高僧圆仁以亲身所见所历，记述了山东陆路交通之发达。当时在各州县的交通干线上，均设立了用来计算行程的“里隔柱”，“唐国行五里立一候子，行十里立二候子。筑土堆，四角，上狭下阔，高四尺或五尺、六尺不定，曰唤之为‘里隔柱’。”这种“里隔柱”类似现代的路程标牌，提示行人客商的行程。在山东主要交通线所经城市，还设有供外国客商、使节往来食宿的驿站和客馆。如在文登县，圆仁一行住在招贤馆和斜山馆；在牟平县，曾住法云寺（又名“伐台馆”）、芝阳馆，并途径故县馆；在黄县，于战斋馆、乘夫馆吃斋喝茶；在莱州掖县，于图丘馆吃斋；在青州北海县则停宿芙蓉驿；在临淄县，途径淄水驿，宿于金岭驿。这些驿馆，均是供往来于该地的中外使节和客商使用，食宿极为方便。隋代开凿了以洛阳为中心的大运河，把江、淮、黄、海四大水系串联起来，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内河交通运输网络。唐代，又对大运河的永济渠进行积极的改善和治理，并开辟了若干条支流航道，进一步促进了华北平原及鲁西北地区的水运交通发展。在山东地区，河流交错，且在各瓷窑址附近都有河流经过，因此山东的瓷器产品运往洛阳、长安的水路交通应是便利的。
此外，隋唐时期山东沿海的登、莱、青、密诸州都设有出海港口，形成当时北方最大的海上交通网络。客货船只从这些口岸定期或不定期地出发，或北达辽东和渤海国，或东往高丽、新罗和日本，或南下东南沿海城市，进入江浙港湾。《新唐书·地理志》记载了唐朝交通四邻的7条路线，其中两条海上交通线中的“登州海行入高丽渤海道”，就是通过登、莱——辽东、朝鲜一线而远航载运，互通有无。这条海路，大抵从登州主港出发，穿过渤海，到达今旅顺一带，然后向东沿海岸线行驶，直抵鸭绿江口，可北通渤海国；若再沿海岸线南下，可以到达新罗国的各个港口。日本高僧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谈到：“登州牟平县唐阳陶村之南边，去县百六十里，去州三百里。从此东有新罗国，得好风，两三日得到。”又说：“从赤浦（赤山浦）渡海，出赤山莫琊口，向正东行一日一夜，至三日平明，向东望见新罗国西面之山。风变正北，侧帆向东南行一日一夜，至四日晓，向东见山岛段段而接连。问艄工等，乃云：是新罗国西熊州西界。”《元和郡县图志》记载登州黄县的大人故城港口：“在县北二十里。司马宣王伐辽东，造此城，运粮船从此入，今新罗、百济往还，常由于此。”可见，山东与朝鲜半岛之间的交往极为便利。历史学家木宫泰彦在其著《日中文化交流史》中也谈到了中日之间的海上交通线，即从日本难波的三津浦港口（今大坂市南区三津寺町）登船出发，经过壹岐、对马，通过朝鲜南畔与聃罗国（济州岛）之间到达现在的仁川附近，然后或直渡黄海，或沿朝鲜半岛的西岸及辽东半岛的东岸，横渡渤海湾口，在山东半岛的一角登陆。山东通往东南沿海地区的海上交通，也异常方便，圆仁在其著中多有记载。如圆仁自楚州（今江苏淮安）到密州路上曾遇一商船，船上人称：“吾等从密州来，船里载炭向楚州去。本是新罗人，人数十有余。”
综上所述，隋唐时期的山东地区，从瓷窑的分布与生产时代、瓷器的工艺与品质以及瓷器的流通状况看，足以说明了制瓷业的发展，其地位同北方其他地区一样，是当时重要的瓷器生产基地。
釉下五彩瓷茶具与饮茶文化
饮茶是中国的一种传统文化，发于神农，兴于唐朝。中国茶文化糅合了儒、道、佛诸派思想，独成一体，是中国文化中的一朵奇葩。瓷器与饮茶文化一样，是历史文明长河中璀璨的明珠。当两者碰撞在一起时，交织出的是震撼心神的美。今天小编就和您说说精美的釉下五彩瓷茶具与饮茶文化。
饮茶离不开茶具这个载体，精美的茶具也可以增添饮茶的趣味。那么如何正确选用茶具呢？选择茶具的前提是熟悉茶具的功能和特性。现在常用的各类茶具中以瓷器茶具和陶器茶具最多，其次是玻璃茶具。
瓷器茶具传热不快，保温适中，与茶不会发生化学反应，沏茶能获得较好的色、香、味，而且造型美观，装饰精巧，具有艺术欣赏价值。陶器茶具造型雅致，色泽古朴，特别是宜兴紫砂为陶中珍品，用来沏茶，香味醇和，汤色澄清，保温性好。透明的玻璃杯可观赏到茶的优美姿态，能充分展现茶叶的形与色，品味茶香滋味，因而适合芽叶优美的茶叶冲泡。
此外，茶具的选用还须注意到几个需要。顺应茶的需要，因为每种茶叶都有自己独特的品质特征，所选茶具的色泽、质感要与所泡茶也的特质相互协调。顺应人的需要，在不影响茶的色、香、味、形之美的前提下，茶具的搭配选用要考虑到人的因素。顺应艺的需要，不同类型的差异展示，对茶具组合有不同的要求。如宫廷茶艺要求尽显华贵的茶具，文士茶艺要求典雅的茶具，宗教茶艺要求形式庄严的茶具，民俗茶艺要求本色质朴的茶具。
釉下五彩茶具其选料精细、做工考究、胎质坚细、玲珑剔透、釉面光滑、晶莹润泽。有一种玉石般的感觉，是既有品位又有收藏价值的瓷器。而且，釉下五彩瓷无铅毒，耐酸碱、耐磨损，永不褪色，是健康、精美的茶具的首选。
釉下五彩瓷：中国“环保瓷”鼻祖
完全用纯手工制作的釉下五彩瓷器，是中国陶瓷发展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式的创造，被誉为“东方陶瓷艺术的高峰”。由湖南省文化厅等单位主办的《历史的釉光——醴陵釉下五彩瓷珍品展》日前在北京首都博物馆开展，这是首博为了庆祝建国60周年的一份文化贺礼。
“环保瓷”入选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湖南醴陵瓷素有“中国陶瓷花炮历史名城”的美誉。清代末年，为了降低日用瓷中的铅毒，醴陵市独创了清雅、素洁的釉下五彩瓷。醴陵的釉下五彩还采用了“三烧”的制瓷办法，其成品耐磨损，耐酸碱，不褪色，不含铅镉等对人体有害的微量元素，这不但是工艺革新的划时代创举，也是中国陶瓷发展史上环保意识的起源。新中国成立后，釉下五彩瓷获得“国瓷”美誉。2008年，醴陵釉下五彩手工技艺入选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专访中国工艺美术大师、“醴陵釉下瓷”传承人陈扬龙：
从选料到成品要经过100多道工序
记者：能否简单介绍一下，醴陵釉下五彩瓷的工艺流程及特点?
陈扬龙：现在，很多手工艺品在现代化、机械化的冲击下，都实行了流水线作业，但是，醴陵釉下五彩瓷始终保持了手工制作的特点。在从选择原料到制成瓷胚烧制的过程中，要经过100多道工序。烧制后其观感不同一般，可以散发出如同玉一样晶莹、润泽的感觉，这也是釉下五彩的特色。
记者：能否介绍一下“三烧”的简单流程?
陈扬龙：经过了“三烧”才能有釉下多姿多彩的特性。醴陵釉下瓷采取的是很高的细瓷生产工艺，第一次，用800℃到900℃的温度把泥坯烧成素坯，然后用陶瓷颜料在素色坯上作画。画完以后再上釉，所以它才被称为釉下。然后再放进窑中，用1380℃到1400℃的高温进行第二次烧制，出窑后再对它进行校形、洁面，然后再次入窑用高温炼出。
唐代高温釉下彩瓷器
长沙窑:
中国的陶瓷技术和工艺到了唐朝已经达到第一个高度。以后各朝所创造的陶瓷新品种，在唐朝都可以寻找出渊源和雏形。过去人们总是认为唐朝炻器有唐三彩瓷器，北方有以邢窑为代表的白瓷，南方有越窑为代表的青瓷——秘色瓷。地方窑口有四川的邛窑，湖南的岳州窑，浙江的越州窑，安徽的寿州窑等等。
从唐代的历史发展看，其早期和中期，政治统一，经济繁荣，陶瓷业出现发展兴隆的局面，正所谓，南有青瓷，北有白瓷。陆羽《茶经·皿之器》：“碗，越州上，鼎州次、婺州次；岳州上一作次，寿州，洪州次。”就说明当时各地瓷业兴旺。到了唐代晚期，政治腐败，战乱不止，特别是天宝间，“安史之乱”给中国特别是北方黄河流域的人民带来极大的灾难。活下来的人大批南迁，形成“黄河之北，则千里无烟；江淮之间，鞠为茂草”，又“襄、邓百姓，两京衣冠，尽投江湘，故荆南井邑，十倍其初”。大批北方工匠的南迁也给长沙窑提供大量的人才。
长沙窑位于湖南省长沙市周围，是在岳州窑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长沙窑受唐三彩和波斯、大食、伊斯兰教、佛教艺术的影响而逐步发展起来的。由于北方唐三彩工艺技术，随着人口、经济、文化的南移而带到长沙窑区，而唐三彩常见的流动浸润式彩釉和模印贴花装饰工艺到了长沙窑就以新的形式——高温釉下彩的面貌再次出现。
北方瓷窑的衰落与南方瓷窑的新发展
元代瓷器在中国陶瓷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然而在以往的文献中却提及甚少。元代瓷器发展与宋代截然不同，宋代民间瓷窑星罗棋布，一片兴旺景象。元代由于战争的破坏，北方陶瓷生产受到了严重破坏。南方尽管也受到不同程度战乱的影响，但元世祖以后，推出了一套统治全国的办法，经济文化得到相应的发展，南方瓷窑基本上未遭到损失，浙江的龙泉窑与江西景德镇窑还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另外，在沿海地区特别是福建、广东两省、除宋时所遗留下来的瓷窑外，为了适应外销的需要还建立了许多新窑。江西景德镇青花瓷窑的大量烧制，是这时期的重大成就。
宋代北方四大窑系中的定窑与耀州窑，已经衰败下来，尽管它们还有少量的生产，其质量更远不如前代。元代磁州窑在宋代的基础上还继续生产，虽然仍以烧制白地黑花瓷器为主，但质量普遍下降。除了河北省磁州窑外，还有河南省的汤阴鹤壁、禹县、郏县、山西省的介休、霍县等地的瓷窑。烧制器物除盘、碗外，还烧制各式硕大、浑圆厚重的大罐、大盆、长方形枕等。罐为大口、敛足、鼓腹。常见的纹饰有龙凤、花卉或云雁等，也有墨书诗句的。这类白地黑花大罐，在元大都遗址和北方墓葬中常有出土。除这类大罐外，还有白地黑花大盆出土。这种盆的胎体厚重、板沿、器深平底、宽圈足。盆里绘鱼藻纹，线条粗犷、形象逼真。汤阴鹤壁窑大量烧制这类鱼藻盆。器内盛水后，确有“如鱼得水”，生动活泼的艺术效果。
元代钧窑是北方产量大，地区分布广的一个瓷窑群。河南省的鹤壁、安阳、竣县、淇县、新安、临汝、禹县、郏县、宝丰、鲁山、内乡，河北省的磁县，山西省的浑源、介休等地的瓷窑场大量烧制钧瓷。烧制器物以盘碗等民间生活用瓷为主。瓶、壶、罐类器物较为常见。釉色多为天蓝釉，月白釉色者次之。也有带紫红色斑块装饰的器物，但较为少见。一般胎质粗松，釉面多棕眼，光泽较差，施釉不到底，碗内圈足内外无釉。这类钧瓷器皿在元大都居住遗址与一般元代墓葬中出土较多。在发掘出土的元代钧窑瓷器中也有一部分精细作品。如北京后桃园元代遗址出土的一对钧窑双耳瓶，内蒙古呼和浩特市郊出土的一件元代钧窑堆花三足炉等。
元代龙泉窑青瓷的烧造在宋代的基础上又有所发展。由于水陆交通的发展和元代对外贸易的需要，直接促进了当时龙泉窑青瓷的发展。龙泉窑由宋代交通不便的大窑和溪口迅速地向瓯江和松溪两岸扩展。元代龙泉窑的窑址除在龙泉县的东部外，还在云和、丽水、永嘉、武义等县大量发现。
元代龙泉窑青瓷的特点是器形高大，胎体厚重。这种大件器物的烧成，标志着制瓷技术的提高。较流行的器物有高足杯、菱口盘、束颈碗、环耳瓶、凤尾尊、蔗段洗、荷叶盖罐、动物形砚滴、双系小口罐等。瓷器的装饰出现了褐色点彩，并普遍饰有花纹。纹饰采用刻划、印、贴、镂、堆等多种方法。印花有阳文与阴文两种，特别阴文印花是元代龙泉窑的主要装饰方法。贴花有满釉与露胎的区别。如果说南宋龙泉窑为成熟时期的话，那么元代无论在生产规模、烧造工艺和装饰等方面都有了较大的发展。
中国自古有“瓷国”之称，而景德镇则是中国的“瓷都”。由于其优越的原料和精美的产瓷，在宋代它虽为“民窑”，但已表现出高超的烧瓷技艺。元、明、清三代，朝廷相继在景德镇设置“浮梁瓷局”、“御窑厂”，钦命朝廷官员监督，征调国内最杰出的工匠、画师，不惜工本，烧造出供皇室帝王、后妃玩赏享用的官司窑瓷器。民窑瓷的生产相应地得到充分的发展。景德镇瓷器生产更加臻于极盛，达到了中国古代瓷都艺术的辉煌巅峰，创造出一系列五光十色，美轮美奂，风靡海内外的新品种、新工艺，青花瓷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种。
青花瓷是景德镇创烧的一种新品种，即白地蓝花瓷器的专用名称。青花是指应用钴料在瓷胎上绘画，然后上透明釉，在高温下一次烧成，呈现蓝色花纹的釉下彩瓷器。元代青花瓷器的造型以瓶、罐、壶等大件器物居多。装饰常以龙凤、鹤鹿、麒麟、鸳鸯、莲花、牡丹、海水、鱼藻以及松竹梅纹等为主题纹饰，并辅以回纹、云纹、蕉叶、卷草、水波纹等，构图层次繁密，主次分明为其特征。
釉里红是元代景德镇的又一大创造。它是一种红色釉下彩，与青花瓷器同时出现。釉里红的着色原料为氧化铜。氧化铜在高温下容易挥发，很难烧成。它在烧制过程中，对窑温的高低、气氛的控制等要求极严。发色十分敏感，往往烧不成红色，因此，釉里红经常出现釉里褐色或褐黑色。
元代后期，由于“卵白”釉白瓷以及釉下青花瓷器的出现，青白瓷终被取而代之。卵白釉又称“枢府”釉，是一种带印花的白瓷，由于其釉色略呈鸭蛋青色，故曰“卵白”釉，明《新增格古要论》古饶器条记载：“元朝烧小足印花者，内有‘枢府’二字者高。”《景德镇陶录》内已有“枢府窑”条目。
铜红釉瓷器与钴蓝釉瓷器烧制成功，也是元代景德镇的两个创新品种。铜红釉是将氧化铜掺入釉料之中，作为釉施于器物表面，在大窑内烧制而成的。铜红釉瓷器与釉里红一样不易烧成，发色往往为紫红色、褐紫色，鲜红色者很少见。因此，流传下来的铜红釉瓷器就不多见。另一种铜红釉加印花装饰的品种就更为罕见。传世的只有一种盘，盘里印云龙纹装饰，制作精湛，器底一般无釉，俗称砂底。
钴蓝釉瓷器与铜红釉瓷器在制作工艺上完全相同，只是它们的着色原料不同。钴蓝釉是将氧化钴料掺入釉中，施于器物的表面，放入大窑内烧造而成。因钴蓝釉瓷器烧成较为容易，流传于世的较铜红釉瓷器为多。除了一种印花云龙纹器外，还有一种蓝釉上再描金花的做法，俗称蓝釉描金。
蓝釉白花瓷器也是这时期的重要创造。一种蓝地白龙梅瓶，蓝地白龙纹盘，其特点是蓝白色彩对比强烈，白龙细部用划花描绘使其具有立体感。它与青花瓷器的白地蓝花的做法正相反，别具一格，收到了极好的艺术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