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收藏界严格把关坊间珍品修复工作
如今，文物收藏界的珍品越来越少了，偶尔在民间淘到一件珍品，收藏的时候都需要经过洗刷清洁，才能使古瓷器重新焕发神采。同时对于受损的古瓷器而言，正确地修复和保养对古瓷而言是非常重要的。
文物收藏界根据不同修复目的和修复要求，把古陶瓷修复工作划分成了三部分：研究修复、商品修复和展览修复。研究修复目的是为文物鉴定专家学者们的研究工作提供更详实的实物资料。商品修复是把修复好的器物作为商品进行交易。为了使商品取得更好的观赏效果并获得最大的商业利润，文物收藏界对此类修复的技术要求非常。展览修复就是为博物馆和展览馆提供最理想的实物展品，以供广大观众参观和鉴赏。这类的修复技术要求，与商品修复基本一致，与其不同的是，对修复部位表面的视觉效果的要求没有那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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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瓷浅析：“北方瓷都”珍品约会世博 瓷器上“刺绣”《论语》
“北方瓷都”珍品约会世博瓷器上“刺绣”《论语》
中新社上海6月12日电 题“北方瓷都”艺术珍品来沪“约会世博”
作者 陈静 陈颖颖
28年前在巴拿马国际博览会上获得陶瓷业第一枚金牌的中国“北方瓷都”——淄博，此番又特地以千件陶瓷、琉璃艺术精品亮相上海，与世博约会。
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张明文的刻瓷作品、王孝诚的鼻烟壶“鲁派内画”、陶瓷艺术大师杨玉芳的高温陶作品等齐齐汇聚申城。据介绍，这些陶瓷艺术珍品首次在上海大规模集中展示。
瓷器上“刺绣”《论语》
青翠欲滴的鲁青瓷传统文具上，刻着行书撰写的《论语》，每个字长宽仅两毫米……这是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张明文的“微刻《论语》”。
据介绍，刻瓷技艺距今已有三百多年历史，由清朝宫廷流传至民间，是指用特制刀具在烧制好的瓷面上雕刻，被形容为瓷器上的刺绣。
20世纪40年代生于山东淄博的张明文，现任中国陶协刻瓷文化研究会会长，其作品“马克思像”被西德马克思故居博物院收藏。此番展出的“微刻《论语》”，由笔架、印盒、水盂、笔洗、笔筒五件传统文具组成。据内行专家介绍，在薄薄的鲁青瓷上雕刻微型书法，对技法要求极高。刻瓷者要能熟练掌握力道，不能有任何一个小小失误，否则前功尽弃。
“踢毽子”化身陶瓷珍品
扎着两条小辫，眼睛笑嘻嘻地眯成一条线，三个小姑娘正乐滋滋地踢着毽子。孩子们憨态可掬的形象活灵活现。这是中国陶瓷美术大师杨玉芳的高温陶作品《踢毽子》。
杨大师之子告诉记者，其母从小就爱踢毽子，这组作品的创意正是来自母亲的童年记忆。他说，比起其他作品，这组作品制作过程很是复杂。首先要特制泥巴练泥加工，做成泥板后，再折成人物身体各部位，而后再将相关部位穿插，最后才能烧制成型。
据了解，杨玉芳此次携其最高水平作品来沪，希望在世博期间向海内外游客展示中国精湛的陶瓷艺术。
烟壶内画里的《红楼梦》故事
“史太君秋赏春海棠”锦簇的花团中，“老祖宗”的尊容华贵一览无遗；“林黛玉悲春葬落花”，飘零的落花中，黛玉的悲戚之情入木三分。
展览现场，记者看到，一只长13厘米，宽10厘米的鼻烟壶内，映现了中国传世名著《红楼梦》经典故事场景。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王孝诚的赏花大观园鼻烟壶内画作品，吸引了不少观众的“眼球”。
据了解，身为世界华人艺术家协会理事的王孝诚曾在20世纪60年代，将内画艺术中有着百年历史的竹画笔工艺改良为狼毫笔工艺，为中国内画艺术发展做出贡献。据知，其作品《想望》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首个被国家博物馆典藏的内画作品。
陶瓷浅析：长沙铜官窑遗址出土可修复瓷器1000多件
长沙铜官窑遗址出土可修复瓷器1000多件
今年3月，长沙铜官窑遗址启动考古，到8月初，发掘出土可修复的瓷器超过1000件，出土文物上万件。不仅如此，还挖出来取泥洞、淘洗池、储泥池、陶车坑、工棚、烘烤炉、釉缸、装窑台面等，展示了大唐盛世的制瓷场面。随着考古的深入挖掘，长沙铜官窑的重要性越来越凸显，而通过立法保护这座千年瑰宝更显得迫在眉睫。据介绍，《长沙铜官窑遗址保护条例》有望年底出台，这将是全国首部窑址保护条例。
出土可修复的瓷器1000多件
“此次长沙铜官窑遗址考古获重大发现，目前已发掘出土可修复的瓷器超过1000件！”昨日，这次考古发掘的执行领队张兴国顶着烈日，站在工地上兴奋地对记者说。
今年3月，张兴国带着来自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南京大学、武汉大学的20多名工作人员，一头扎进了位于望城县丁字镇彩陶源村的长沙铜官窑遗址，几个月来的发掘让他与同事们收获颇丰：“取泥洞、淘洗池、储泥池、陶车坑、工棚、烘烤炉、釉缸、装窑台面等都基本上被挖掘出来了！”
“古岸陶为器，高林尽一焚。焰红湘浦口，烟浊洞庭云。迥野煤飞乱，遥空爆响闻。地形穿凿势，恐到祝融坟”。唐代诗人李群玉曾作诗《石潴》来描写唐代长沙铜官窑工匠们泥洞深掘，旋胚彩绘，龙窑长宽，柴火烧瓷，焰炽冲天，瓷业繁盛的场面。这次对遗址的深度挖掘帮助了今人追寻昨日的历史，窥视往日的辉煌。
展现当年制瓷的完整画面
在遗址处，记者看到，近40米坡度不等的窑床，在四周绿树的环绕下安静沉睡着，托起了栩栩如生的历史画面。在窑炉西侧山坡底部，是拉坯制陶的地方，古代制陶的工棚，以及取泥洞、储泥池等都一览无遗。在最近找到的四个大小不等、深浅不一的圆形坑中，工作人员甚至找到了一些残留的深色泥土，已被提取送去化验，据队员们透露，那很有可能就是窑场工人给瓷器施釉的釉缸。沿着窑址旁的斜坡向上，就是陶工们对成型陶瓷器皿进行晾晒烘烤的地方，而整个窑址的最上一级平台，则给人们展示出了当时装窑出窑的活动平面。
这些地洞、旧址，并没有被时间擦去痕迹，它们向人们生动地展示了当年制瓷的画面。千年以前，窑工为了获取质量更好的瓷土，不顾危险走向深处。地洞内的黑暗遮盖了窑工的辛酸、苦难，但他们为长沙铜官窑所创造的辉煌却永远闪耀。
遗迹历史价值无法估量
“在已发掘出土可修复的1000多件瓷器中，一件留有咸通纪年的瓷器具有很高的历史研究价值。完整器也出土了一些，其中不乏可评上二、三级文物的。”张兴国说，“这一次考古发掘最大的亮点其实不在于挖出来的文物，而是在于这些挖出来的遗迹，也就是做瓷器的作坊。这些能体现瓷器生产制作流程的相关遗迹，告诉人们长沙铜官窑的瓷器是怎么做出来的，向大家展示取泥、淘洗瓷泥、拉坯、上釉、装窑、烧造的整个过程，这本身存在的历史价值是无法估量的！”他介绍，在已挖掘出的遗迹中，取泥洞、储泥池、陶车坑是保存得最为完整的，其他的部分有的已经残缺不全。
据悉，此次挖掘出的遗址，已经在做详细的展示方案，遗址将被设计成一个很漂亮的展示区，预计将于两年后跟大家见面。
遗址遭到破坏令人痛心
“长沙铜官窑是独一无二、不可复制的，不论在历史、科学、文化、艺术价值上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我们必须加大对它的保护力度。”看着部分遭到破坏的遗址，张兴国痛心地说。
由于长沙铜官窑遗址面积大、埋藏浅，任何人与牲畜都可以随意登临践踏窑址，长期的人类农事与建筑取土活动，严重破坏了遗址原有表面，特别是对遗址区的文化层产生极大的扰动。加上大面积分布的文化层裸露地表，山地水田随处可见瓷片、匣钵散落其中，俯首可拾的瓷片给不法分子造成可乘之机。文物资源都不可再生，加大对长沙铜官窑的保护力度就变得势在必行。
铜官窑遗址保护条例将出台
“长沙铜官窑遗址是目前湖南省最有可能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地方。”望城县人大常委会主任李雪明介绍，“1988年1月，长沙铜官窑遗址被国务院确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6年被列为全国100个重要大遗址保护项目，现在正积极着手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湖南省政府函请国家文物局将长沙铜官窑遗址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录》，并已收到了国家文物局的复函。复函中要求做好各项申报的前期基础工作，其中就包括要制定《长沙铜官窑遗址保护条例》。”
2008年，望城县政府组织编制了《长沙铜官窑遗址保护总体规划》，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后，于今年2月经湖南省政府公布实施。规划确定了遗址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明确了保护措施，提出了建设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总目标。
“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曾到长沙铜官窑来调研，要求把长沙铜官窑遗址打造成世界一流遗址公园。”长沙铜官窑管理处主任文德霖介绍，各级领导对于长沙铜官窑的保护非常重视，省委书记周强，省委常委、市委书记陈润儿都曾到长沙铜官窑来调研，并现场办公，要求加大保护力度，实现“挖掘文物资源优势，打造特色旅游名村”的目标。
“今年年初，望城县政府在市政府法制办、市人大法制委的指导下，起草了《长沙铜官窑遗址保护条例》草案初稿并报市政府法制办。市政府法制办先后组织征求了市县相关部门、政协委员、法制专家和文物专家的意见，并根据各方面的意见对《条例》草案进行了反复修改和完善。《条例》将于本月提交市政府常务会议审议，然后报市人大常委会审议。”市政府法制办相关负责人说，《长沙铜官窑遗址保护条例》有望年底出台，将是全国首部关于窑址保护的条例。
陶瓷浅析：初涉收藏注意事项
初涉收藏注意事项
“世界上最富有的不是银行家，而是收藏家。”除股票、房产、储蓄、保险等几个领域外，个人最能驾驭的理财方式恐怕就是收藏了。而在这个收藏者的队伍中，有不少人初涉这个领域，是群众性收藏参与者。他们手中有些闲钱，但不多；对艺术品有兴趣爱好，但由于不是专业收藏者或专业经营者，投资能力有限。因此，他们被称为低额投资收藏者。 据《收藏拍卖导报》一个有关民间收藏的千人调查活动显示，有超过一半的人家中拥有藏品，他们中既有机关公务员，事业单位职员，也有企业职工，城郊农民。而这些人中，又有20％的人认为“收藏是为了赢利”。可见，人们已把能够保值增值的收藏活动放在比较重要的地位。 “低额群”必备素质 虽说收藏投资利润颇丰，但和其他投资一样，它也具有一定的风险性，因此首先要学会预测经济环境。从目前收藏投资的情况看，有几种倾向值得低价投资收藏者注意。 一是搞收藏要心态平衡，量力而行。一些人看到别人搞收藏赚了钱，便也向亲朋好友借钱，急功近利地依样画葫芦，想一口气吃成个大胖子，结果往往适得其反，不但钱没赚到，还亏得连本都赔进去。其实，投资收藏一定要做到循序渐进，等有了相当的经验和经济基础后，才可放大投资的步伐。 二是收藏者要注重提高自己的文化修养。作为一名投资收藏者，要掌握的知识和技巧有很多，但如何鉴别艺术品的真伪、优劣、好坏、高下，绝不是一朝一夕的功夫所能及。当今民间收藏者对文化知识的重视和掌握是比较贫弱的，而在收藏市场上，一件艺术品价格的高低，并不能准确反映其真伪。历代收藏热到来的时候，都伴随着一个显著特征，那就是伪造的艺术品、工艺品层出不穷，而且以假乱真。对于一个各方面经验都不是很足的初涉者，一定要多看多学多问，对那些吃不准的藏品，宁可错过，也不要轻易吃进。 三是警惕跟风和炒作。一些人曾错误地认为收藏市场和股票期货市场一样，必须炒作，不炒就没行情，一些初学者往往经不起蛊惑，盲目投资，结果后悔莫及。像1995年面世的一种6张一套的电话磁卡，原价300元，2年后炒到3000多元，一些没经验的投资收藏者盲目跟进，花数万元买进，结果亏损达三分之二。 同时，作为一名低价投资收藏者，还必须了解艺术品收藏增值的几大要素：一是看发行量。发行量大的品种，存世量不一定大；二是看需求量。供不应求的品种或是市场热点品种比较容易升值；三是要注意市场炒作的度。有市场炒作肯定升值快，但如果炒作过度就要慎而待之；四是看题材。热门题材的藏品较易升值；五是看种类。一些还未成为市场热点但却相当有潜力的品种，它的增值可能性会比较大；此外，藏品的年代是否久远，是否美观且具有观赏性也很重要。 “低额群”收藏品种 由于低额投资收藏者利用的是有限的余钱从事收藏，他们不具备深厚的业务素养，仅凭兴趣“摸着石头过河”，因此他们一般不会参与高价位的文物交易，平时大多靠买一些专业书刊按图索骥。虽说这样会使收藏的范围有一定的局限性，但还是有不少值得这些收藏爱好者关注的门类。 近现代书画是低额投资者的收藏重点。限于财力，他们大多不敢问津古代书画，但对于数百元一幅的近现代书画作品，买个几幅还是有能力的。而且近现代书画的仿品较少，不易“吃”进赝品。 其次，企业体制改革使一些国有瓷厂、陶器厂、工艺美术厂解体或重组为民营企业，而改制以前不惜工本生产的那些现代“官窑”产品，由于不可再生，现在已开始为不少低价投资收藏者所关注。特别是一些大师级的早期作品、试制品，有的尚有当年参与者见证，档案具备，如今的存世数量日减，成为艺术品中的“低价黄金”。 旧书刊中大量的绝版书或不易重版的书刊，也应是引起低价投资收藏者重视的珍品。一些中小城市因为企事业单位、行政机关、学校的改制与合并，大批图书资料被当做废品流落到旧书市场低价处理。这些被抛售的旧书中有经历“文革”厄运的古籍善本，有近百年来的出版物，有建国初的编号书或内部读物，以及“文革”期间的各种出版物、文史资料、文件档案、手稿、成套的大型工程图纸、规划图等。这些旧书刊通常价位较低，一部清代族谱不超过百元，清代契约仅5元一张，将其觅入囊中肯定会有收获。 如果想避热就冷，那些经常出现在眼前的生活用品倒可成为收藏的好东西。改革开放以来，农村传统的生产生活用具正在更新换代，不少人家中的旧物被淘汰，织布机、石磨、油灯、雕花床、印花土布、刺绣品、民居雕刻正日见消亡。由于这些旧民俗文物分布面广，数量大，价位不高，往往不为人重视，挑上一两个种类加以收藏，除了能保值增值，还颇为别具一格。 “低额群”收益预期 虽然从目前看，这些近现代书画作品的价格较低，短时期内也不会有所表现，但书画作品作为一种中长期的投资门类，随着时间的推移，是金子肯定会发光的。一般10年为一个周期，可增值3－6倍。而且近现代书画相对于传统艺术，其创新性更强，因此投资近现代书画的升值空间明显大于传统艺术作品，待到其身价陡升时再转卖出去，那收益自然不言而喻。如现代艺术家方丽军在上世纪90年代初的作品每幅市价为2万元人民币左右，而现在其作品在国际艺术市场上的价格达到了6万美元一张。再如前些年，一些投资者看好明清古画的市场，投资其中，在80年代还是以千元论的书画在今天均以万元论价，他们从中获得了丰厚利润。还有一些投资者，在上世纪70年代以每幅二三百元的价格收进了齐白石、傅抱石等人的作品，现在这些作品每幅都要数万元，精品更是涨到了几十万元一幅，上涨幅度达上千倍。 投资陶器和瓷器亦是如此。20年前，花几百元钱就能买一件明代的官窑，现在，一件明代青花瓷动辄上万，增值速度令人瞠目，很多古董商都是靠瓷器发家的。但这类收藏对投资者的眼光要求相对较高。 而对于那些旧书籍和杂件的收藏，获取的利润可能没有投资字画或瓷器那样丰厚，但这类投资有个最突出的优点就是投入的费用相对较低，一般收藏此类物品讲究的是数量多和品种全，如能挑中一两个冷门或具有发展潜力的品种，多花点心思进行搜罗寻觅，使其形成一个独立的门类，过不了几年，价格肯定会翻上两三倍。 总之，这类收藏投资活动正是低额投资收藏者的商机所在，应合理地把握，决不要让它轻易从身边溜走。
陶瓷浅析：中国文物造假调查：河南制假村众多骗倒不少专家
中国文物造假调查：河南制假村众多骗倒不少专家
文物鉴定之乱
“故宫博物院陈列的玉器也都是标准件，不是那些个‘金缕玉衣’专家鉴定的，但是傅忠谟先生没有教出徒弟来”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张海林、特约撰稿何盼娅 | 北京报道
2013年5月中旬，北京保利国际拍卖公司、北京中贸圣佳两家拍卖公司先后发出公告，要拍卖钱书书信手稿，遭到钱书遗孀杨绛反对后，两家公司陆续宣布撤拍。
在保利撤拍的3封信中，有两封被通信人、上海古籍出版社前社长魏同贤指为伪造，对此保利方面表示：“相关拍品已撤拍，不予回应。”
这为近年来文物和艺术品拍卖市场乱象又添一新例。“20年时间，从零到现在的几百亿，市场发展迅猛势必带来很多问题，比如人才问题，对这个行业特性的认知问题等，都存在着缺陷。”文化部文化市场发展中心艺术品评估委员会委员、北京华辰拍卖董事长兼总经理甘学军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2012年3月16日发布的《2011年国际艺术市场：艺术品交易25年之观察》报告披露，中国已超越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艺术品和古董市场，结束了美国数十年来在该领域的领导地位。据《2011中国文物艺术品拍卖市场统计年报》显示，2011年度，全国共举办779场文物艺术品拍卖会，成交额达553.53亿元。
此外，近年来民间收藏热潮使得对于文物艺术品鉴定的需求暴涨，随之而来的鉴定骗局和乱象层出不穷。2011年3月，《北京商报》记者探访北京琉璃厂附近文物市场，报道称，北京琉璃厂东西两条街上，存在众多贴有“文物鉴定”字样的商铺，“只要肯出钱，即便你拿来的东西是新货，也有人能够把它包装出历史背景，即便你拿来的是块石头，也有人能‘指鹿为马’。事实上，这种明码标价的艺术品鉴定证书，在任何场合都不具有法律效力，但出于各种目的，仍有人愿意出钱做鉴定。这个市场非常火爆，而且水太深。”
本刊记者梳理了近年来文物艺术品鉴定领域内的重大骗局，以探析当下文物鉴定的技术缺漏和现实瓶颈。文物鉴定走在商业化和文物保护的双轨上，能否摆脱分裂的痼疾，理顺内在血脉，尚不明晰。
骗局闹剧屡屡刷新“底线”
2004年9月25日，“中国青铜器鉴定第一人”、上海博物馆前馆长马承源去世。他的死，被挚友称为“丧失了一个天才，一位如此热爱文物的大师”。
早年，马承源为海内外收藏家鉴定文物，不收分文。马承源一生著作等身，出版了80余部青铜专著和论文。同行、著名历史学家李学勤评价：“他的16册《中国青铜器全集》是目前中国最好的一部青铜器书。”
对于马承源的离世，官方报道称其因病逝世，但台湾《【中国报社】》曾发文《上海博物馆馆长马承源2004年自杀之谜》，透露马承源或因受到伪造竹简的谣言刺激而跳楼自杀。
文章提及2002年马承源接受《【中国报社】》专访时谈到这批竹简，称1994年春，香港古玩市场陆续出现一些楚简，其中有真的，但是假的也不少，几可乱真，多数是大陆不肖文物专家伪造。那几年，香港、台湾都买过伪造竹简，日本书法家也买过。
当时香港中文大学汉学家饶宗颐取得一批竹简，经过鉴定，排除假的，有十枝为真的战国楚竹简。在香港非常关注战国竹简文字编纂的张光裕教授迅速把古玩市场消息告知上博，并电传一批摹本。马承源和专家研究后，竹简文字文体及墨色与已出土的战国楚简文字一致，证明这批楚竹书确实是真品，决定立即抢救这批竹简。
收购竹简后，上海博物馆投入巨量人力及经费整理竹简，但当2002年古竹简出专书发表研究成果后，“用国家经费买的楚竹简是假的”这样的消息陆续传出。
文物鉴定的难度和纷乱从上述顶级专家云集但真相却渺茫的事件中可见一斑，而近年来曝光的文物鉴定骗局更是屡屡击穿舆论底线。
上世纪90年代，河南洛阳孟津南石山村高水旺烧制的仿北魏陶俑的工艺品，于1994年夏在北京古玩市场上被国家机构列为“抢救性收购”的“北魏珍贵文物”。
2011年9月5日，原华尔森集团董事局主席兼总裁谢根荣继一审被判无期徒刑之后，接受二审。自此，“金缕玉衣”的惊天秘密被公众知晓。
金缕玉衣本是汉代规格最高的丧葬殓服，大致出现在西汉文景时期。商人谢根荣的“金缕玉衣”是他找来一堆玉片，请北京中博雅文物鉴定中心鉴定委员会主任牛福忠串成的。牛福忠又请来中国收藏家协会前秘书长王文祥、故宫博物院前副院长杨伯达、北京大学宝石鉴定中心前主任杨富绪、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前副主任委员史树青，5位专家在装“金缕玉衣”的玻璃柜子外“走了一趟看了看”，为这件“文物”估价24亿元。
谢根荣用这一纸估价说明骗银行放出7亿元贷款。
另一场闹剧曝光于2012年初。汉代玉凳由北京中嘉国际拍卖有限公司于2011年初拍出2.2亿元天价，成为当年拍卖市场的“最贵玉器”。汉代玉凳为汉代青黄玉龙凤纹化妆台之组件，曾被拍卖公司说成是一套“让今人看后叹为观止，具有极高的收藏和历史价值”的文物珍品。
但一年之后，关于这套玉器到底是国宝还是赝品的争论突然爆发。2012年2月23日，邳州宝玉石行业协会会长汪如棉公开表示，这个所谓的“汉代玉凳”2010年产自邳州市，当初是作为高仿工艺品出售的，由向阳村几个小伙子忙活一年多，他们还几次请自己去做指导，提出造型、纹饰及图案的设计建议，最初以230万元的价格卖给了一个外地人。汪如棉说，“不知怎么回事，弄到今天竟成为一件价值连城的文物进行拍卖了”。
2012年，十位中央美院油画系首届研修班的学员联名发表关于“徐悲鸿油画造假”的公开信，针对2010年6月在北京九歌国际拍卖有限公司春拍中以7280万元成交的名为《人体蒋碧微女士》的“徐悲鸿油画”，信中指这幅画只是当年他们研修班的习作。
宋徽宗《千字文》被疑作假、唐大禧被拍卖画作系仿作等事件，一再将那些新高迭创的拍卖会变成了赝品闹剧。
鉴定难度不断升级
伴随层出不穷的鉴定丑闻，各地文物造假的内幕也浮出水面。从制假到售假的产业链条在中国已经发展成熟，作假的手段五花八门。
2012年3月，一份涉及中国文物的《地下作旧产业调查》公布。该调查对中国庞大的文物造假体系产业链进行了分析，并对文物造假按照类型进行分区。
陶瓷造假重灾区以江西景德镇、河南(洛阳孟津南石山村、禹县神镇、宝丰县)、浙江龙泉地区、广东潮州等地为重；青铜器造假重灾区则是以河南洛阳伊川县烟涧村为代表的制假村；玉器造假重灾区：河南(南阳镇平县石佛寺镇)、安徽(蚌埠)，这些地区主要是汉代玉器造假地，辽宁是全国90%的仿制红山玉的聚集地；书画造假重灾区：天津鼓楼地区为最广，北京潘家园、琉璃厂等地的假书画多是由地方流入，南京夫子庙和清凉山古玩市场则多为当地书画家，作品被造假严重。
众多造假地区中，“河南造”是一个让收藏界和鉴定界都头疼的词，不少专家都曾经栽在“河南造”上。
走进北京大大小小的古玩市场上，每个青铜器销售点上都有产自河南的青铜器。历史留给了这里的人们铸造青铜器的工艺，在这片土地上，青铜时代铸造了夏商周“九鼎帝王”；进入20世纪末，随着收藏热的大潮，河南地区的一个个制假村应运而生。
河南省伊川县烟涧村是中国著名的“青铜器之村”，因为出产高仿青铜器而闻名中国甚至世界。数据显示，这个村子的专业加工户达到300多家，从业人员1880余人，年创产值9000余万元，主要产品有东汉马踏飞燕、东周天子驾六、战国方鼎、春秋莲鹤方壶及各种造型壁挂、仿古台灯等1000余种。
此外，以洛阳为中心的河洛地区也存在着数量众多的“青铜村”、“制假村”，村子里不论男女老少都能制作青铜器。每天成千上万的仿古青铜器从这里流向全国和世界。
河南目前有很多村镇都以生产赝品作为当地的支柱产业。河南省宝丰县汝瓷研究所所长马聚魁2009年接受《北京科技报》记者采访时说，一个只有300多户人家的村落，成规模的文物仿制厂就有20多家，小作坊更是为数众多。他们除了仿造、复制三彩、陶器等作为工艺品出售外，同时也仿造、做旧“文物”，当作另一种价格稍高的“工艺品”公开出售，销路都非常好。
马聚魁介绍了当地农民将器物做旧的过程。对于瓷器，他们会将刚烧制成的器具埋入土中，时间长的可以达两三年；然后再将盐酸和无水乙醇涂抹到器具上，让瓷器与土结合得更加紧密，给人一种在地下埋藏多年的沧桑感。对于铜器，工匠会戴上厚厚的手套，对着铜器的边缘使劲摩擦，并用铁棒打磨铜器边缘，为的是让铜器有使用过的痕迹，最后再涂抹上化学试剂让其形成腐化层。
此外，作为全国最大的古玩市场，北京潘家园的字画造假早已形成系统产业链，2000年后开始繁荣起来。当时涌现了大批造假者和大量假字画，齐白石的虾、郑板桥的竹、范曾的“关公”，启功、欧阳中石以及刘炳森的书法，王沂东、张晓刚的油画，还有郎世宁、左宗棠、鲁迅的作品，用潘家园不少卖主的话说：“哪个名家的都有，如果找不到，那肯定是刚卖完。”
北京大学文物学院院长李彦君曾提供一组数据：2007年，全国的艺术品拍卖行拍出的官窑瓷器达2万件。2006年到2009年乾隆玉玺共拍出100多件，而实际上乾隆玉玺真品流出的仅有3方。
李彦君解释，之所以没有人追究，是源于中国艺术品市场的霸王条款。这个条款由拍卖行业制定：拍卖行不负责拍品的真伪和瑕疵。
除了造假井喷带来的鉴定困难，造假技术“升级”，也使文物鉴定亟需寻找新方法。
以书画复制技术的进步为例，“现在北京就有很多电脑复制、打印的东西，很多博物馆的老专家之前没接触过。如果按照传统鉴定方法，对图章、气息、神韵，查著录，等等，都已经失效了。”湖南省文物鉴定专家李智勇说，现在吴冠中的油画或水粉都可以打印出来，而且具有立体效果，现代科技已经到了肉眼无法辨识的地步，“我们以前就是靠眼睛，靠手摸一摸就可以知道，现在靠鼻子闻，靠耳朵听。”
此外，不同的文物鉴定难度亦不同。“书画在中国市场最大，制假手段丰富，鉴别复杂。那么多名头那么多画家，每一个画家创造那么多东西，都不一样，无法归类和标准化，甚至不能用一个标准来看同一个画家的东西。”甘学军告诉本刊记者，瓷器鉴定相比书画稍微单纯一些，“玉器有材质和工艺水准的高下指标，在鉴别上相对便利，书画就更麻烦了。”
经验鉴定存在历史断代
在中国国家画院原副院长、著名文物鉴定专家赵榆看来，文物鉴定目前除了科技鉴定没有跟上之外，经验鉴定亦存在历史断代。
“1949年之后文物市场没有了，鉴定专家只能在文物市场里培养，没有市场就没有课堂。老一代的鉴定家在市场中锻炼，解放之后进入文博单位，所以现在的博物馆陈列，特别是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上海博物馆，各个门类的物品都是标准件。因为它们是被鉴定领域里公认的权威所鉴定的。”赵榆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赵榆举例，瓷器类，新中国成立初期故宫博物院用的是著名瓷器鉴定家孙瀛洲和他的得意弟子耿宝昌，“所以在故宫博物院陈列的瓷器都是标准件，没有伪件。”
玉器专家是傅增湘的长子傅忠谟(傅忠谟的长子傅熹年是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主任委员)，“所以故宫博物院陈列的玉器也都是标准件，不是那些个‘金缕玉衣’专家鉴定的，但是傅忠谟先生没有教出徒弟来，因为没有文物艺术品市场，没有课堂。现在出的那些笑话，原因之一就是那批‘专家’他们没有跟傅忠谟先生学，名师才能出高徒，市场才能锻炼本领，这两条都没有。”赵榆说。
“关于鉴定培训班，‘文革’前举办过一期，‘文革’开始时夭折了。1974年，‘文革’后期，我调入国家文物局，1975、1976年开始办文物鉴定学习班，请启功先生、徐邦达先生、刘九安先生等到学习班讲课，从那时开始，鉴定技术和知识由老一代传下来。”赵榆告诉本刊记者。
“1992年后有了拍卖市场，鉴定人员开始在市场上边学习，边自己买自己卖，跌爬滚打，练出来一些社会上的鉴定专门家，虽然没有出现像解放前那种权威，但还是有很多中青年人的鉴定水平得到很大提高。”赵榆说。
2009年中国嘉德征集到一件宋人《瑞应图》手卷，开始定为价值3万元的“苏州片”，“经过章津才、傅熹年先生鉴定，确定为珍贵的宋代书画，国家博物馆一级藏品，最后以5824万元成交，抢救了一件国宝。”赵榆说，这些年比较严肃的鉴定专家还是有的，“比如齐白石的一只老虎，南方的鉴定家说他是假的，写文章在报纸上攻击，北方的许麟庐、章津才、米景扬说它是真的，结果经过一些买家了解，确实是真的，3000多万元成交。”
同样是业界专家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原所长、著名秦汉考古学家刘庆柱则认为，凭著名鉴定专家的经验其实也可能闹出笑话。“汉代玉凳”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几个专家签了字鉴定了，连故宫有的专家都说是真的，却忽略了基本常识，汉代都是席地而坐的，违背考古学常识。”他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鉴定技术整体来说需要科学化，大陆的科学研究体系就是师徒相传，看什么像什么。虽然器物类有采用科学检测，比如瓷器的热释光、木器的碳-14检测，以及青铜的金相学检测和自然锈蚀检测，等等，但这方面目前的鉴定队伍我觉得做得不够。”刘庆柱说，目前高等学校缺乏这方面的系统学科，“还谈不上是个学科，只是根据市场流传的一些东西进行摸索，相当不成熟。”
“从宽”还是“较真”
甘学军亲历了拍卖市场从无到有的历史，24岁时从国家文物局正处级管理岗位上离开，下海经商，参与组建新中国成立以后的第一家拍卖公司。他认为，在收藏领域，“鉴定是一个永远要解决但永远也解决不了的问题。古今中外都是如此。”
“近十年来中国文物艺术品市场蓬勃发展，艺术品投资的氛围越来越浓烈，对于艺术品鉴定的需求越来越迫切，大量的行外人加入了这个市场，产生一个新的行当---鉴定业。”甘学军说，从收藏家或投资者等不同角度出发，形成了不同的鉴定方法和理念。
权威准确的鉴定涉及各种因素。“瓷器鉴定在技术上层次已经很高，玉器有材质、工艺等标准，最复杂的是书画，无法归类和标准化。”甘学军说，某一个地区对某一个东西更熟悉，准确率相对较高是很正常的，“比如齐白石，一个生长在北方的画家，他的画风比较适应北方人的情趣，北方人比较喜欢，在北京地区鉴定水平就会高一些，而且大量齐白石藏品集中在北京地区。南方如海派，对于南方某些画家的鉴定水平会高一些。”
“但区域性只是对于近现代书画的鉴定比较重要，关于历史文物书画界定，区域性就差了，因为历史时间沉淀太久，就要看鉴定家的修养和学识。”赵榆说，其他的都是分阶段分领域的，比如有的对宋元鉴定修养高一点，对于明清又差一点，“一个专家要是自称通才和大师的，都值得画问号，一个鉴定专家不可能是全才。”
除了鉴定本身遇到的难题之外，从事文物艺术品经营、出版及鉴定工作20多年的北京荣宝拍卖有限公司总经理刘尚勇对《瞭望东方周刊》说：“文物鉴定问题实际上是在不同层次、不同语境下、不同维度上发生的一个问题。”
“如果从文化保护的角度来讲，就要从宽。已故的国家文物局全国古代书画鉴定小组组长谢稚柳先生曾说，看着30分、50分，就差不多判断是真的了。现在这个观点被文物界很多人反对，说太松了。可是不能说有的是假的就不保护了，我们先保护起来，让子孙再研究。谢先生当时的观点就是文物保护。”刘尚勇说。
另一个角度是抛弃社会功利目的的学术研究，“这个就必须较真，到底是不是真的，学术研究还允许翻盘，今天说是真的，明天说是假的，后天又有了新证据说是真的，来来回回翻盘都可以。学术鉴定是不断趋向于真理，还原历史的真相。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否定之否定。”
刘尚勇说，书画鉴定大家徐邦达先生的鉴定就偏重于学术鉴定，他的文章翻来覆去在变化，“学术鉴定，基本上可以总结为鉴而不定，一直在鉴定，但是永远定不下来，因为学术允许百家争鸣。比如故宫收藏的所有名画都被人质疑，但质疑不可怕，名作仍然是名作，丝毫不影响其价值。张伯驹向故宫捐赠的‘中国第一帖’《平复帖》，无论学术上怎么争论，它依旧是国宝。”
此外就是市场鉴定，“市场是用估价来表明其看法的。如果特别真，就100分；比较真，90分；有点像，80分；或者有点影子，30分；等等。它是用价格的尺子来表明态度。像齐白石的画，贵的上亿，有的几十万。”刘尚勇说。
他认为，从不同领域、不同的维度和角度看到的是不一样的鉴定，“所以没有办法大家坐下来讨论所谓的鉴定问题，各自有立场，没有统一的标准，要分别研究对待和去把握，很大程度上不是法律问题，也就无法用法律去规范。”
有没有必要对鉴定机构(专家)进行政府认证？
现实中，文物鉴定难以在商业化和文物保护之间平衡，在巨大利益纠葛之下，假文物被鉴定为真、真文物被鉴定为假的荒诞实例屡有发生，且利益勾兑层出不穷。
2003年，故宫博物院与嘉德拍卖行协议，以2200万元购买了一幅有争议的书法作品《出师颂》。《出师颂》自唐朝以来，一直流传有序，1945年后失落民间，2003年7月突然在中国嘉德2003年春季拍卖会上亮相，引起业界轩然大波。8月21日，时任故宫博物院副院长肖燕翼公开承认，他和嘉德拍卖行周末拍卖部的肖洋是父子关系，舆论一时更加质疑故宫此次收购存在暗箱操作。
2003年8月22日，故宫博物院举行《出师颂》学术研讨会，时任财政部教科文司文化处处长王家新对收购价格、收购理由和收购程序等作出详细解释，关于收购程序，王家新介绍，首先是故宫给文化部、财政部、北京文物局打报告，接着由专家对原件进行鉴定，判断评估其价格，后来动用了国家优先购买权从嘉德拍卖公司购得。
虽然有澄清，但《出师颂》收购风波已然使得外界对于文物鉴定的权威性产生了怀疑。而大量鉴宝类电视节目的诞生，更是将文物鉴定推上了风口浪尖。
2012年5月，《天下收藏》节目组将【王钢】6年里砸掉的315件民间持宝人带来的、被节目组专家团鉴定为赝品的“宝贝”碎片拼贴，与首都博物馆馆藏真品对比展出。展览到8月，中国收藏家协会玉器委员会主任姚政先后带30个专家和收藏者，看了5次展览，得出的结论是：【王钢】砸掉的90%是真品，其中30%是珍品。
对于“错砸”，《天下收藏》制片人韩勇表示，节目专家由专业机构的专家、拍卖公司的高级从业人员以及高端艺术品行业当中的经纪人等三部门组成。“我们拿这些东西也不是什么疑难器物，对于鉴定结果我们是完全可以负责任的。”
虽然有解释，但由于拍卖市场的增速发展、全民收藏热的袭来等，文物鉴定不断受到商业利益的冲击，被疑为早已走上为商业背书的歧路。
2011年3月15日，央视3·15晚会曝光一起关于文物鉴定的黑幕，央视记者拿着从古玩市场花300元买下的一幅齐白石画作，来到北京金坤国际拍卖有限公司。鉴定师颜仲省断定这幅画是赝品，但在收下了1000元鉴定费后，还是开了写着“齐白石本人画”的证书。随后，记者花200元买的小瓶，在北京聚宝斋文物鉴定中心鉴定师刘育新过目后，摇身一变又成了价值20多万元的光绪仿品。被央视曝光的“给钱就出证书”的公司包括：北京金坤国际拍卖有限公司、北京聚宝斋文物鉴定中心、鸿骞文物鉴定品收藏中心、北京古雅阁文物鉴定中心。
而民间鉴定机构和专家产生背后，是汹涌的民间藏品的鉴定需求。目前国内最权威的文物艺术品鉴定机构---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主要从事博物馆的藏品鉴定和司法鉴定。
“市场有这么多需求，公立的学术机构中的学术资源和专家应该更多地跟社会大众的需求结合起来，发挥更大的作用，而不应该关门。既然拒绝民间鉴定，就应该为社会提供规范的高水准的服务。”甘学军说，此外，政府应该制定行业规范和规则，把鉴定的流程和责任确认下来，“不过，政府没有必要、也没有能力去认定某机构某人有鉴定资格，否则出了问题，和现在的区别就是公众对市场的抱怨转化为对政府的抱怨，这样解决不了问题。所以政府搞认证既是越俎代庖，也是不切实际、没有意义、适得其反的做法。”
陶瓷浅析：八大珍品亮相美国弗利尔美术馆
八大珍品亮相美国弗利尔美术馆
八大山人画作
近日，美国史密森尼弗利尔美术馆举办了一场名为“解谜：八大山人的艺术（1626-1705）”的展览，展出了其馆藏的43幅八大山人珍贵书画，为10多年来首次公开展出，这也是2016年弗利尔美术馆闭馆整修前最后一次展出馆藏的中国名作。据悉，此次展览将持续至2016年1月3日。
在此次大展中，最受瞩目的作品莫过于八大山人作于1684年的《黄庭内经》册页，据介绍，这是目前已知的最早署名“八大山人”的画作。此外，作于1665年的《荷花图》也是非常罕见的早期册页，当时八大山人还是一名僧人，但这幅画别致的布局预示了他之后作品风格与题材的转变。八大山人在1760年代出家为僧期间的画作，17世纪末巅峰时期作品以及18世纪初人生最后阶段称为修道隐士后的后期作品在此次展览中亮相。
弗利尔美术馆中国书画部负责人史蒂芬·阿利表示：“弗利尔美术馆拥有最丰富的、最多元的，可以说是中国本土以外最具代表性的八大山人艺术收藏，八大山人作品的神秘特质将观者一次又一次地带回他的作品，人们试图参透绘画和书法中一些模糊的面貌，相信定有解开谜题的钥匙，以为或许在不经意间就能得到谜底。当然，没有人真正找得到答案——八大山人是如此特立独行的艺术家——然而探索总是有价值的，因为每一次仔细地审视总会带来新的乐趣和发现。”
“八大山人”是明末清初画家朱耷的字号，堪称中国画一代宗师，是明代皇室的后裔，明亡后削发为僧，后改信道教。八大山人擅长书画，花鸟以水墨写意为主，传奇的一生留下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他的书画作品以其大胆的风格特质、独特的经营布局与深刻内涵而闻名。
弗利尔美术馆位于美国华盛顿，收藏的中国古代文物多达3万余件，其中中国古代书画收藏超过1200幅，数量为全美国博物馆之最。该馆藏品因为创办人遗嘱规定不能外借而无缘和中国观众见面。弗利尔美术馆的创始人查尔斯·朗·弗利尔在19世纪美国工业大发展时期成就了自己的财富，1900年，弗利尔在46岁之年退休，把人生余下的20年岁月都用来进行艺术收藏。他多次到亚洲旅行，购买了很多艺术品，并立志创立一个顶级的中国和亚洲的艺术品收藏体系。尤其醉心于中国和日本的古代艺术品。1919年，弗利尔在纽约病故，1923年，以他的名字命名的美国第一个专业的亚洲艺术博物馆终于竣工，弗利尔身后留下的一笔不菲的基金成为之后几十年丰富馆藏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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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藏有古中国绘画最多
美国波士顿美术馆藏有中国古代绘画众多，包括：《五百罗汉图》这套鸿篇巨制画作中的12件——周季常（南宋）所作《受胡输赆》、《云中示现》、《施财贫者》等作品以及林庭珪所作的《施饭饿鬼》等作品，还有传（北宋）宋徽宗《摹张萱捣练图》，还有《北齐校书图》、《古帝王图》、《文姬归汉图》、（传北宋）范宽《雪山楼阁图》、（南宋）陈容《九龙图》等。
弗利尔美术馆购入的名作有郭熙《溪山秋霁图》和（南宋）无款《洛神赋图》卷等，馆里收藏有不少名画，如南宋阎次于《山店图（松磴精庐图）》方页、龚开《中山出游图》卷、元人邹复雷《春消息图》卷等。
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中国古画藏品有很多都来自同一名收藏家——王季迁（1907—2003）。他转让给大都会博物馆的作品阵营惊人，包括传董源《溪岸图》轴、李公麟《孝经图》卷、陆广《丹台春晓图》轴、罗稚川《古木寒鸦图》轴、赵原《晴川送客图》轴等。大都会还有白人收藏家顾洛阜的大批旧藏。
美国藏有中国古书画精品比较著名的还有普林斯顿大学艺术博物馆、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以及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文/闻信
陶瓷浅析：古瓷收藏：工薪阶层如何收藏古瓷器？
古瓷收藏：工薪阶层如何收藏古瓷器？
陶瓷浅析：制作工艺决定现代瓷器收藏价值
制作工艺决定现代瓷器收藏价值
古代的瓷器收藏，一直是大连收藏市场中主要门类之一。但由于真正的古件从鉴别和收藏渠道上都有所限制，因此，现代艺术瓷和高仿瓷作为收藏圈里的“新贵”正受到越来越多藏家的关注。昨日，中国文物协会严格监制的20件高仿瓷器亮相大连自然博物馆，就现代瓷器的收藏价值，记者采访了前来布展的中国文物学会任东昊先生。
任东昊介绍，“所谓高仿，是指从瓷器制作的基本材料开始，严格按照原作的胎质、外形、尺寸、釉色、工艺等进行高度一致的仿制。它不同于人们常说的赝品。”不要小看这个“复制”，都是采用和原件一样的瓷土，仍采用当时的制作方法，依样再造一个器型，由高级美术大师彩绘、上釉，在陶瓷大师的监督烧制下出炉，一般成品大都是从百余件中精选出来十余件或更少，这样的精品当然具有欣赏与收藏价值了。
此次高仿的一件清乾隆时期的粉彩八仙渡海图八角瓶来说，它的制胎就非常难，因为它是异型器———八角瓶，而粉彩通常要烧两道，先烧一道白瓷，烧成后再绘制图案，再烧。往往问题就出在第二次烧的时候，瓶子很容易炸，工艺非常困难。这件八角瓶花费了四个多月时间，十多件中才出了一件成品。不但如此，从拉坯、绘画到烧制完成，这一个瓶子最少需要五六个非常有经验的工艺师傅方能完成，这还不算原料和颜料的选配、图版的设计过程。
而判断一件现代高仿瓷器的价值，除了制作工艺外，还应挑选大师们的作品，越是著名的制瓷大师，瓷器的收藏价值越大。此外，注意烧制成品在十余件、五十余件或百余件这三个级别的作品，售价大致在二三千元至万余元，注意索取作品数量及收藏证书。
时尚类型的收藏者可挑选器型别致、绘画具有时代感的作品，传统类收藏者则可以造型规整、器型传统的为首选，大件或小品则以个人资金与喜好为条件。如果资金允许或兴趣使然，不妨选大师中的某一位的系列作品作为专题收藏。另外，瓷器属于易碎品，存量会越来越少，也使其具有更高的收藏价值。
陶瓷浅析：瓷器的款识
瓷器的款识
纪年款
纪年款是在器物上用写、刻、印等不同方法，标明瓷器烧造年代的一种款识。我国古代瓷器款式，大部分属于纪年款。
纪年款可分为两大类：书以当时的帝王年号者称年款；用六十年周而复始的甲子表明年号者称干支款。明清两代的年款有不同的书写形式：六字款常书二行，首二字为朝代名，中二字为年号，末二字则为“年制”或“年造”二字。如“大明宣德年制”、“大清康熙年制”等。
纪年款的款字，多用青花书写，兼有暗刻、凸印、朱书等。款外多加边饰，常见有双圈、双线方框或单圈，个别也有无圈框或用双长方框的。无论何种形式，款字均为竖写，极少横排书写的。
纪年款以官窑瓷器运用最多，但部分民窑尤其是景德镇民窑，亦有书写年款的。民窑纪年款字体略为草率，不及官窑规整。
堂名款
堂名款在明代以前极其罕见，明代的亦多见于后期。入清以后则各朝皆有，尤以康熙、乾隆时盛行，且形式多种多样。同纪年款一样，堂名款也多见于官窑制品。
吉言款
在瓷器上烧上具吉祥意义的词句或短语，以表示祝愿的款识，称作吉言款。早在三国西晋时的青瓷上，就可以见到“富且洋（祥），宜公卿，多子孙，寿命长，千意（亿）万岁未见英（殃）”，“宜子孙，作吏高，其乐无极”等字样。宋元时期则有“金玉满堂”、“寿山福海”、“佛光普渡”、“家国永安”等吉言款。
清代吉言款，一般沿袭明代，也常见于官窑器，如康熙六旬庆典七寸碟，四周围以淡赭饰纹，分嵌万寿无疆篆字。有的礼器，则题“喜”字款，以有署以“庆”字或以蒙古文作吉言款识的。
吉言款款试亦多种多样。像“福”即有单、双线方框或双圈内草书“福”字的，有无圈框而用粗笔道在碗内底大书一“福”字的。“长命富贵”款写法也有两种，一是双圈内书写两行；一为钱形，四字对书于穿孔四周。“万寿无疆”、“永庆常青”款则往往采取以花捧字的形式。
赞颂款
赞颂款即赞颂、欣赏瓷器的款识。虽然早在唐代的长沙窑就有“郑家小口天下有名”、“卞家小口天下第一”的赞颂款铭，但它的流行却是在明清两代。
花样款
用含有寓意的纹样图案作为款识，呈“花样款”，亦称“记号款”。
四、“豆腐干”款。在双圆圈中心绘双线方框，框内再绘横竖相间的线条。五、“四朵花”款。在双圈内绘不太规整的“四朵花”，简单的仅绘四个“×”或四个有如眼睛的“花”。六、其他花样。动物类的如龙、凤、鹿、鹤、龟、还落，植物类如松、竹、梅、蟠桃、瑞草、灵芝、树叶等。
陶人款
陶人款的格式，一般是在匠人姓名后加一“造”字。也有光书姓名、姓氏或店号的。
仿款
要分辨仿款和真款，必须仔细观察款识的风格、笔法、字体、位置、款色、和字数、结构，并结合器物的造型、胎质、釉色、装饰等方面互相印证，认真推敲。
辨伪，首先可以从研究各代款识不同风格入手，将真假款识相互对照，结合实物，反复审度其款字的书写笔法、字体结构、排列形式、落款的部位。另外，也应当注意总结同一时期早中晚期款识不尽相同的变化规律。
其次，注意款识的用料和颜色。以青花写款为例：元代和明初的颜色深厚下沉，有黑色结晶斑点和凝而不舒的现象；尤其宣德时，蓝色中有黑、灰等色杂夹其中。成化款则舒展清晰，蓝色优美；嘉靖事青中泛紫，十分浓艳；万历以后色调匀净，但发色不深，清初作品也大抵如此。康熙款色调明快，幽倩艳丽；道光以后则蓝色涣散，浅淡上浮。
陶瓷知识分享：修复专家讲述瓷器的修复方法
修复专家讲述瓷器的修复方法
由于早期的商周原始瓷器胎质比较差，釉质不均匀，或者某些瓷器釉质里面所合成分之一种或几种发生了结晶作用或者沉积作用，硅土沉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釉色就会变成乳白色，或者形成一种不透明薄膜掩盖了陶体上的色彩与饰纹；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可以用1%的氢氟酸在局部上试涂，每隔几分钟涂一次，涂完之后用蒸馏水冲洗掉酸痕，再用细金相砂纸细磨，尽可能恢复它的透明性，显露出釉下的纹饰。 粘接剂，一定要选择无色透明的，粘接强度高，并且耐老化力强的，凝结速度快的。粘接的时候最好按照事前设计的方案，照顾到相邻的关系，一般可以先从底部开始粘，有的可以从口沿开始粘，但要做到每粘一块都不能有丝毫的差错，哪怕有一块错位了，也会影响到全器。粘合之后一定要挤压，再用寸带捆绑固定好。
陶瓷浅析：“红色官窑”之谜
“红色官窑”之谜
在近年的瓷器收藏中，“红色官窑”是一个逐渐被人们提得多起来的名称，也是一个比较热门的品种。“官窑”历朝历代都有，指的是官方开设的窑厂为官方生产瓷器，是各朝代瓷器的最高水平。“红色官窑”瓷指的是从上个世纪50年代起、尤其是70年代，以湖南醴陵群力瓷厂和江西景德镇轻工业部陶瓷研究所为主要代表的一些生产研制单位，为中南海、人民大会堂、钓鱼台国宾馆等处生产的瓷器，以及国家礼品瓷。这些瓷器从设计、原料、拉坯，到烧制、彩绘等环节，无不精良，代表了当代中国陶瓷制造的最高水平。而同时，与历代“官窑”相比，这类产品数量不多，更显得珍贵，为藏家所关注也是很自然的了。 关于“红色官窑”，由于社会对其关注的时间不长，相应的研究及著作也不多，不像对历朝历代瓷器的介绍那样俯拾皆是。2002年出版的一本《红色官窑文革瓷器》是近十余年来最全面的收集介绍，另有些回忆、介绍散见于一些报刊杂志和互联网站。这些资料基本是介绍上世纪70年代的“红色官窑”，但是目前在市面上可见的“红色官窑”瓷器，有相当数量其款识却是60年代的，其绘画风格和内容也与70年代的产品有很大不同。笔者收藏有几件60年代产品，从两个不同的地方收到的两件不同器型的产品，其图案因笔法、字体、诗文相同，显然是同一人所绘，按照这样的机率推算，当时的画师不多，产量也不会很多。 这些产品究竟有什么样的产生背景？从资料上看，醴陵和景德镇从50年代开始就生产“红色官窑”了，但是，对于五六十年代的情况，已有的资料语焉不详。假如这批产品根本就是托伪之作，那么，又是什么人能做出这样一批高质量的产品？制作于什么年代？为什么而作？再者，那为何又会有对这批产品的仿品出现？此为谜之一。 70年代的“红色官窑”瓷器的图案以花卉为主，最多的是梅花，另有桃花、月季、芙蓉等，画面比较简单，注重装饰性。而60年代的产品，除梅花外，还有很多传统图案，如四季花卉、动物等，画面较大，注重整体性。绘画的笔法以传统笔法为主，有些接近于工笔，十分细腻。另外，从“中南海用瓷”来说，70年代的产品基本是以生活用品为主。而60年代的产品则除了生活用品、文房用具之外，还有不少装饰用瓷，如花瓶、鱼缸等。从这些情况看，似乎这两段时间在产品设计的主导思想上有所不同。是否真的如此？此为谜之二。 从底款来说，70年代的产品一般是“景德镇制”、“中国醴陵”、“醴陵群力”，以及“群力厂”的商标。而60年代的产品底款则是“中南海怀仁堂珍品陶瓷研究所敬制”、“中南海西花厅珍品陶瓷研究所”等。因为中南海还有其他一些知名的场所，如丰泽园，那么，有没有其它场所的款识？底款为什么有这样一种变化？此为谜之三。 70年代产品的底款没有年代，而60年代的产品有的有年款，最多的是“一九六二年”和“一九六六年”，少数也见过有“一九六三年”和“一九六八年”的，但从品质看，很可能是仿品。底款的字体一般只有两种：楷书和隶书，有红蓝两种颜色。底款字体十分规整，凡不规整的必是仿品。那么，是不是只有这两个年份的产品，其他年份有没有生产过？此为谜之四。 从“陶瓷研究所”的款识来看，这些产品应该是设在景德镇的轻工业部陶瓷研究所研制的，那么，60年代有没有醴陵的产品？如果有，是些什么产品？醴陵的产品是否从来就没有过年款？那又为什么？此为谜之五。 这一系列的谜让人捉摸不透，愿与有此同好的藏友共同来揭开。收藏本来不是为了占有，而应该是一种文化的积累，是一种探索，是一种体味。收藏的过程就是去了解历史，了解文化，学习知识，体验美、体验生活的过程。抱着这样一种目的，收藏就会使你的精神和生活更充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