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瓷浅析:“西畴书院”款考证

“西畴书院”款考证

上海博物馆藏顺治十年的青花山水人物筒瓶(图一),是海内外众多学者经常引用的具有明确纪年、风格典型的转变时期的标准件。该瓶肩部空白处青花隶书题写唐人陈羽《优翼西洞送人》诗:“洞口春晴花正开,看花人去几时回,殷殷寄语武陵客,莫引世上相逐来。”落款为“癸巳秋月写为西畴书院”,上有“中山人”叶形引首章记,下有“竹景”篆文款。“癸巳”为顺治十年(1653年)。

图一

瓷器上堂名款可分两类:1、制作者的名字、店号、商号。2、使用者的名字、居室、庭院名称。这件筒瓶显然属于后者,是专为“西畴书院”制作的陈设器。但对“西畴书院”一直未见有明确的说法。笔者对此做了一点考证。

根据清道光八年刊本《歙县志》(清•劳逢源、沈伯棠等纂修)卷二之三记载“西畴书院在棠樾,宋鲍寿孙、元曹泾、方回讲学其中”(图二)。民国二十三年《安徽通志稿•教育教稿》卷三书院中记载“西畴书院棠在樾宋,鲍寿孙、元曹泾、方回先后讲学其中。盐运使鲍漱芳重修于嘉庆八年。”这两条是目前笔者所见到直接记载西畴书院的文献,虽未曾说明其创立的具体时间和创立人,但我们从其他相关资料中可以得知。康熙年间刊本《歙县志》(清•靳治荆、吴苑等纂修)卷之九•人物“鲍寿孙”条记载:“字子寿,宗严子。寿孙早慧,中咸淳丁卯漕解第一,时年甫十八。至元丙子,郡将李世达军叛,郡贼窃发,富者皆不能免。或拽寿孙父子至贼所,父子争代死,贼心怜之,顾求索不已,忽大风起丛林间,疑有骑军至,遂散。父子俱免。”从中可知,鲍寿孙咸淳丁卯年即1265年(至元二年)是十八岁,他大概是在1247年出生,至元丙子年即1276年(至元十三年,宋德二年),那时他应二十九岁左右,笔者估计西畴书院创立在至元十三年的前几年,也就是南宋灭亡的最后几年里。在西畴书院的初创时期,他应一直肩负着主持书院和讲学的重任。上两条文献提及的曹泾、方回在该书中均有传记,都是元初歙县有名的学者,如曹泾就是《文献通考》作者马端临的老师,至元年间任紫阳书院的山长。这些人参与讲学说明在初创时期,西畴书院和紫阳书院由于地理相近的原因,在师资方面是互通的,只是紫阳书院其独特性质远胜过家族模式的西畴书院。

图二

因恩荫赐官的鲍氏子孙为数众多,从而棠樾鲍氏在明中期成为地方官场上特殊的团体,徽州地区的望族。又因其子弟孝廉,恪守祖训,为官颇有政绩,曾受明朝皇帝敕封,赐建牌坊,目前棠樾牌坊群是一处独特的人文景观。M.TAoCI52.coM

西畴书院在鲍氏子孙成才教育中功不可没,随着家族威望上升其发展也步入辉煌时期,虽然晚明朝廷对书院存在诸多限制,政治环境恶化,但西畴书院却平静地保存下来继续为培养下一代鲍氏子弟发挥重要作用。嘉靖年间(1561)鲍氏家族修建了“棠樾鲍氏支祠”与西畴书院相依,共存一地可见西畴书院在鲍氏后人心中有神圣的地位。

晚明以来,文人雅士以瓷器装饰居室书房蔚然成风,为了满足不同爱好的要求,专门订制便应运而生。当时,歙县是徽商云集的中心,驻集了许多贩运瓷器的商人;歙县地近景德镇,瓷器运输方便迅速。订制者自己提供瓷画的范本或转告自己喜爱的图文,委托这些商人去订制。清初动荡的社会和遗民的心态,让此时期瓷艺工人也深有同感,在接受订制和自行设计中也慢慢渗入这种循世超脱意识来迎合这一失意的士人阶层。两者在清初特殊的时期内达到思想互动的最佳状态。随着南明王朝的最后垮台,台湾郑民家族的归顺,曾是官宦士人的老一辈遗民更是心寂如水,步入暮年大多数已纷纷老死。三藩之乱打破了往昔的宁静生活,避乱循世的思想再度出现在文人缙绅之中,但战乱平息后却没有像清初那样蔓延,主要是新一代已慢慢接受了满清皇朝统治的事实。不像父辈在中年遭受剧烈的心灵病楚,他们更多明白到战乱后,安定和幸福来之不易,应倍加珍惜,应如何开始实现个人价值。因此,往昔延续了数十年的避乱循世的心态渐渐在瓷画中消去,在康熙十五年之后慢慢孕育着新的风格出现。

总之,明末清初时期是中国陶瓷史上颇为精采又相当复杂的一页,当皇权尚未在制瓷业中建立它的统治时,那么主宰瓷器生产的就是以文人官宦阶层为主的消费市场,这一阶层的思想感情便影响着瓷器的风格,决定着瓷器的装饰和器型。对它的人文精神研究需要我们详细地考证,深入的挖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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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瓷浅析:“红色官窑”之谜


“红色官窑”之谜

在近年的瓷器收藏中,“红色官窑”是一个逐渐被人们提得多起来的名称,也是一个比较热门的品种。“官窑”历朝历代都有,指的是官方开设的窑厂为官方生产瓷器,是各朝代瓷器的最高水平。“红色官窑”瓷指的是从上个世纪50年代起、尤其是70年代,以湖南醴陵群力瓷厂和江西景德镇轻工业部陶瓷研究所为主要代表的一些生产研制单位,为中南海、人民大会堂、钓鱼台国宾馆等处生产的瓷器,以及国家礼品瓷。这些瓷器从设计、原料、拉坯,到烧制、彩绘等环节,无不精良,代表了当代中国陶瓷制造的最高水平。而同时,与历代“官窑”相比,这类产品数量不多,更显得珍贵,为藏家所关注也是很自然的了。 关于“红色官窑”,由于社会对其关注的时间不长,相应的研究及著作也不多,不像对历朝历代瓷器的介绍那样俯拾皆是。2002年出版的一本《红色官窑文革瓷器》是近十余年来最全面的收集介绍,另有些回忆、介绍散见于一些报刊杂志和互联网站。这些资料基本是介绍上世纪70年代的“红色官窑”,但是目前在市面上可见的“红色官窑”瓷器,有相当数量其款识却是60年代的,其绘画风格和内容也与70年代的产品有很大不同。笔者收藏有几件60年代产品,从两个不同的地方收到的两件不同器型的产品,其图案因笔法、字体、诗文相同,显然是同一人所绘,按照这样的机率推算,当时的画师不多,产量也不会很多。 这些产品究竟有什么样的产生背景?从资料上看,醴陵和景德镇从50年代开始就生产“红色官窑”了,但是,对于五六十年代的情况,已有的资料语焉不详。假如这批产品根本就是托伪之作,那么,又是什么人能做出这样一批高质量的产品?制作于什么年代?为什么而作?再者,那为何又会有对这批产品的仿品出现?此为谜之一。 70年代的“红色官窑”瓷器的图案以花卉为主,最多的是梅花,另有桃花、月季、芙蓉等,画面比较简单,注重装饰性。而60年代的产品,除梅花外,还有很多传统图案,如四季花卉、动物等,画面较大,注重整体性。绘画的笔法以传统笔法为主,有些接近于工笔,十分细腻。另外,从“中南海用瓷”来说,70年代的产品基本是以生活用品为主。而60年代的产品则除了生活用品、文房用具之外,还有不少装饰用瓷,如花瓶、鱼缸等。从这些情况看,似乎这两段时间在产品设计的主导思想上有所不同。是否真的如此?此为谜之二。 从底款来说,70年代的产品一般是“景德镇制”、“中国醴陵”、“醴陵群力”,以及“群力厂”的商标。而60年代的产品底款则是“中南海怀仁堂珍品陶瓷研究所敬制”、“中南海西花厅珍品陶瓷研究所”等。因为中南海还有其他一些知名的场所,如丰泽园,那么,有没有其它场所的款识?底款为什么有这样一种变化?此为谜之三。 70年代产品的底款没有年代,而60年代的产品有的有年款,最多的是“一九六二年”和“一九六六年”,少数也见过有“一九六三年”和“一九六八年”的,但从品质看,很可能是仿品。底款的字体一般只有两种:楷书和隶书,有红蓝两种颜色。底款字体十分规整,凡不规整的必是仿品。那么,是不是只有这两个年份的产品,其他年份有没有生产过?此为谜之四。 从“陶瓷研究所”的款识来看,这些产品应该是设在景德镇的轻工业部陶瓷研究所研制的,那么,60年代有没有醴陵的产品?如果有,是些什么产品?醴陵的产品是否从来就没有过年款?那又为什么?此为谜之五。 这一系列的谜让人捉摸不透,愿与有此同好的藏友共同来揭开。收藏本来不是为了占有,而应该是一种文化的积累,是一种探索,是一种体味。收藏的过程就是去了解历史,了解文化,学习知识,体验美、体验生活的过程。抱着这样一种目的,收藏就会使你的精神和生活更充实。

陶瓷浅析:官窑与官窑瓷


官窑与官窑瓷

北宋官窑也称汴京官窑。相传北宋大观、政和年间,在汴京附近设立窑场,专烧宫廷用瓷器,即北宋官窑。南宋顾文荐《负睻杂录》记载:“宋宣政间(宣和、政和即公元1111-1125年)京师自置窑烧造,名曰‘官窑’”,南宋叶寘在其《垣斋笔衡》中对北京官窑亦有记载:“政和京师自置窑烧造,名曰‘官窑’“。当时的京师即汴京(今开封),因宋代汴京遗址已沉入地底,至今日为止,尚未发掘出北宋官窑遗址,对于北宋官窑遗址缺乏考古发掘地资料和充足的文献资料的支撑,因此,时至今日,关于北宋官窑遗址在何处,仍有不同说法,一般有三种说法:一说北宋官窑即为汝窑;二说否认北宋官窑的存在;三说为北宋官窑即为汴京官窑,它与南宋时的修内司官窑先后存在。支持第三种说法的人较多,本人且从第三种说法。

北宋官窑传世品很少,其器物主要有碗、瓶、洗等。胎体显厚,且呈黑色,釉为淡青色,莹润温雅,尤以釉面开大裂纹片着称,不同于南宋官窑和汝窑及龙泉窑瓷器,它也有“紫口铁足“的特征。

陶瓷浅析:釉——陶瓷的变色外衣


釉——陶瓷的变色外衣

釉,陶瓷的外衣,是对陶瓷胎体的装饰和保护,也能提高陶瓷的性能。历史上人们对釉的的重视程度甚至超过胎体,例如宋代五大名窑,除了定瓷胎体洁白质坚之外,其它如钧、汝、官、哥四窑和龙泉窑等均更重釉色,而有时人们也不太严格要求胎质。世人对中国古代陶瓷釉的成就有说不尽的赞美。随着社会发展与科技进步,釉的成果之一便是本文说的异光变色釉。

釉的颜色会随着不同光源的变化而变化,这不是很奇妙吗?这种奇异的釉在20多年前就已经出现,是浙江陶瓷专家叶宏明的发明,由萧山瓷厂和绍兴瓷厂制作成功。当时外国财团要出丰厚的代价购买其配方,他不卖,把技术留给国内。不久,唐山和景德镇以及多个产区也都制作成功这种变色釉瓷器,并风光地出现在国内外一些展会上。

在一次展会上,人们惊奇地看到一尊菩萨瓷像的衣衫在不同光源下会变颜色。在阳光和白天自然光下呈现浅紫色或紫中泛红;而在白炽灯下,衣衫却变成粉红色或大红色;在日光灯下又呈现天青色或泛紫的青色;在高压汞灯下的变色更加奇幻,开灯后的不同时段会激发出三种不同的强烈色光。第一分钟由紫变红,第二分钟渐成黄绿色和鸭蛋青色,第三分钟由黄绿色变成蓝绿色,随后即为美丽稳定的蓝绿色;而在高压钠灯下则呈现深橙红色;在称作小太阳的钪钠灯下会变成美丽的深蓝色。据报道,1985年秋,北京举办的国际稀土及其应用博览会上,展出景德镇一尊36寸高的变色釉瓷雕女神,那神奇迷人的色彩,使展厅为之轰动,外商竟相重金订购。

唐山陶瓷研究所的变色釉,因与瓷质结合相得益彰,效果尤佳,成为变色釉产品中的佼佼者。至于它为什么魔术般的变色呢?这还要先从稀土元素的利用谈起。

我国被称作稀土大国,稀土资源是世界上储量最多的,稀土品种也最为丰富,对稀土已有不少研究和应用。由于稀土元素具有特殊的原子结构,尤其它的外层电子层中,有一层未充满电子的4f电子层,这个不饱和电子层的跃迁产生多种多样的电子能极,可以吸收或发射从紫外光、可见光到红外光区各种波长的电磁辐射,对光辐射吸收具有特殊的选择性,因此有可能利用稀土作为玻璃或陶瓷釉料很好的物理脱色剂或着色剂。它不但能产生丰富多彩的各种色调,某些稀土元素还能显示出多色效应,可用以制作陶瓷变色釉。

制作变色釉通常是以镧、铈、镨、钕、钐、铕、铽、钬等中的混合稀土氧化物,经过工艺处理、精制以后掺入高级细瓷的基础釉中。这种釉料在烧成中经一系列物理和化学变化,产生一种新的固溶体。由于稀土元素性质有相似之处,且难以提纯,往往富集两种以上元素,所以变色釉对于光干涉产生的效应在色彩纯度上也是会有差异的。据技术人员介绍,稀土材料无须过分提纯,且在基础釉中加入千分之三为宜。

但是当我们有了变色釉瓷之后,并不能如意地配以各种光源去欣赏它的奇幻。然而我们不乏自然光、 日光灯、白炽灯,也能让我们不难领略它美丽的风采。

唐山陶瓷研究所20世纪80年代研制成功高白细瓷镁质瓷,曾以变色釉用来装饰日用瓷茶具、咖啡具、酒具,和美术瓷“花神”、“贵妃出浴”、“两个胖娃”、“女孩捧鸽”等,取得很好的艺术欣赏效果,把本已享誉海内外的高档产品玉兰瓷装点得更为富丽和名贵。同时,它也为别的各类高档瓷种提供了可以美化的漂亮外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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