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影像与笔记共同书写连南瑶族
牛角号响彻群山，拉开了瑶族“耍歌堂”的序幕。梁厚祥摄
云雾山中的古瑶寨。梁厚祥摄
在广东摄影创作群体中，有不少人在作品中力图做到有思想、有故事、有文化、有切入点，从而展现当代岭南背景下的少数民族生活画卷，这样的尝试是有意义的。但在关照各种文化融合的同时，厚重感、深层审视、文化修养可能也是这类创作中相对薄弱的。而梁厚祥创作的《瑶传：关于连南瑶寨的影像笔记》（以下简称《瑶传》），历时14年，共计500余幅影像，扎实地记录了粤北连南瑶族地区在中国近几十年进步与变化基础之上的生活全像，蔚为大观，恢宏深挚，在丰富我国摄影艺术宝库的同时，也将成为中国民俗学、社会学、人类学甚具价值的组成部分。
地域抒写与民俗风情
《瑶传》之“传”，使被叙述地域的一切如花般绽放，使地域性、民族性创作蒙上了诗性色彩。一个地方，一个民族，因世人的反复吟咏而带来了许多额外的意义，《瑶传》正是用摄影这种艺术方式，将连南瑶族的历史与现实幻化为如歌如泣的影像。《瑶传》具有明显的民俗文化特性，其中的影像作品体现了民俗文化中的集体性、类型性、传承性和扩布性、稳定性与变革性、引导服务性等特征与价值。
摄影集《瑶传》“风雅颂”里的瑶居、瑶歌、瑶族男女、瑶衣、瑶食、瑶俗等约定俗成，反映了连南瑶寨人民集体创作、集体享用、集体保存和传承的文化，是氏族、部落、村镇、民族及其他人群的集合影像，具有民俗集体性特征。
民俗文化艺术一般具有类型化特征的趋向，在照片中，我们看到了与其他民俗题材相近的基本情节、表达方式、母题情节。粤北少数民族在共同需要、共同心理的基础上所形成的民俗文化，在内容和形式两方面呈现出彼此相似的性质，它是一种模式化的文化现象，是在现实生活中不断给予陶炼的结果，也是与上层文化的重视个性与独创性相对的。
《瑶传》的田野社会调查，像“古老的瑶排”系列，充分表达出瑶族民俗文化在时间传衍上的连续性和在空间伸展上的蔓延性。“瑶排选村官”“泥楼村搬迁”“房建丰的三次迁徙”“华丽转身的青年瑶民”……少数民族在长期生活中所创造、传承和享用的文化，在时空中传承、扩布和演进，也必然呈现出种种变形、变质以及消亡等现象。
根据环境和对象的不同，这一特性呈现强弱隐显不同的影响。在“长大的理想”系列里，“空姐”“医生”“老板”“保安”这些连南瑶寨山村里放飞的稚拙而伟大的理想，接通了外部世界，直指未来天空。《瑶传》体现了对民众集体生活的引导服务作用，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学术价值与人文价值
《瑶传》中的影像众多，全来自于扎实刻苦的田野调查工作，每一幅作品都是严谨的社会学、人类学标本，摄影变成了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科学采集、深度调研。摄影作品是一个摄影师内在世界的外化，摄影师创作时的出发点、立足点就是一部作品的态度与立场。当我们看摄影家的表达方式，其实是在看他看待世界的方式。《瑶传》在此意义上，就不仅仅超越了技术，甚至超越了艺术，增值了学术含义，是一场有声有色的人文礼赞，摄影本身成为一种行为艺术。
“关于连南瑶寨的影像笔记”——这本书的副标题凸显了创作者梁厚祥的初心与原意，平实、朴素、扎实的笔记与足迹，创作者平视或仰视普通瑶族劳动者的姿态，使人不禁对此厚重之作心生好感与信任。
不事张扬的“类型化”民俗创作风格，在摄影与文学的交织中延伸——章节前后的文字抒写、影像之间的民俗读解、“瑶排读钞”的历史留存，字字绵长，句句隽永。如中国艺术研究院李树峰副院长所言：“每一章节都娓娓道来，叙事为导入式，让读者跟着他向前探寻，历史与现实，过去与未来，连成一线，有‘思接千载，视通万里’的效果。”
审美优势与精神寻根
我舞蹈，因为我忧伤；我歌唱，因为我喜悦——《瑶传》是一场连南瑶族人集体无意识的生命扭动，仿佛是一种与生俱来的能力与天赋。《瑶传》突出了地域民族元素的非现代性生命力与人类学价值，具有先天的审美优势。在南方都市的大背景下，少数民族生命的歌、古老的唱本是与生俱来的生命状态，如今蜕变为陌生，而这份陌生仍然以顽强的生命力石破天惊地存活于姿态万千的当代生活里，形成一种“距离产生美”的创作优势。
民族地域寻根，探讨连南地区少数民族面对社会变迁与文化冲突的出路，是《瑶传》的又一文化底蕴。梁厚祥在连南瑶山的七个乡镇寻觅，以古典的“风”“雅”“颂”三大板块串联起连南瑶族生活的方方面面、点点滴滴——常年居于此地的人们自己并没留意的，反而被身在其外的人深切感受到了，连南瑶寨生活成为许多人心中的精神家园。他乡与故乡本来就是一个交织着道道伤痕与生命馈赠的命题，我们的人生与艺术在这种交织中变得圆融与饱满。
《瑶传》以江水入大海、林鸟夜归巢一般的舒畅自如的面貌，表达出连南瑶族人民在时代变迁中内心的喜悦与忧伤，努力成为少数民族同胞心灵的活地图与温度计，展现了现代国度里的民族特点以及人类共通的本性……在这片连南沃土之上，摄影师梁厚祥俯身倾听他们生命燃烧时那噼里啪啦的声音，放声高歌着连南瑶族的民族文化进步、民族生活幸福。
（作者：阮波，系电子科技大学中山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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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瓷浅析：用瓷器诠释中奥情谊
用瓷器诠释中奥情谊
中国2010上海世博会奥地利国家馆日庆祝活动在世博中心举行。奥地利总理维尔纳?菲曼、上海市市长出席仪式并致辞。仪式前，双方进行了友好的会谈。随后，双方共同出席世博中心中央大厅举行的充满奥地利古典优雅气息的馆日庆祝活动。【上海市市长】在致辞时表示，奥地利拥有百年世博情结，一直积极参与世博会。本届世博会奥地利馆将人类生活与自然紧密相连，草地和森林一直延伸到城市中央，充分体现了城市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理念，充分演绎了“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世博主题。奥地利馆以瓷器为媒，不仅充分展现了奥地利人民对中国人民的真挚情谊，而且也是对中奥两国关系良好发展的生动诠释。维尔纳•菲曼在致辞时表示，在主办方的精心筹备之下，中国已在世人眼前呈现出一场精彩的世博盛会。当今世界正面临着城市化、气候变化等共同课题，以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为主题的上海世博会，为应对这些挑战提出了新的解决方案。相信通过参与此次世博会，奥中两国之间的经济、文化、科技等领域交流合作将得到进一步加深及巩固。以畅享和谐奥地利为主题的奥地利国家馆，整体设计抽象而充满活力。展馆远看如同一把平躺着的吉他，外墙选用红白双色的瓷质贴面，优雅地影射出中国向欧洲出口瓷器的悠久历史；同时也象征着奥地利将一座瓷质建筑带回了瓷器故乡中国。参观者穿越五个展区，仿佛亲历奥地利奇幻多变的自然风貌，从高耸的山脉跨越森林和草地，穿过河谷低地最终来到城市之中。
陶瓷浅析：明清笔筒的特征与鉴别
明清笔筒的特征与鉴别
明清笔筒的收藏在整个笔筒收藏中占有绝对的垄断地位，而明清笔筒的大宗产品当推瓷器，由于其烧造相对简单，产量高，传世品多，故为广大收藏者所喜爱。瓷制笔筒始于明代嘉靖、万历年间，但传世品中极难一见，在具体的收藏过程中对此时期的笔筒要慎之又慎，以免上当受骗。一般而言，明天启、崇祯时的瓷笔筒生产量较大，以青花为主，纹饰有植物、动物、人物等。其基本形制为直口，平底，腰微束。如青花人物故事笔筒，直口，平底无釉。筒壁绘有青花人物，直花呈色淡雅，绘工精细。器口器足处有暗刻纹饰为崇祯瓷笔筒的典型特征。清顺治瓷笔筒传世品略少，但器型品种较多，有直口直壁式，束腰侈口式等。一般来讲，前者瘦高，后者粗壮。以青花为主。青花花鸟纹笔筒，为顺治时器物，体型较大，束腰侈口，筒壁有暗刻及青花纹饰。康熙时瓷笔筒的生产达到鼎盛时期，品种极为丰富，有青花、五彩、斗彩、釉里三彩及各种颜色釉。纹饰内容广泛，有人物、动物、山水、花鸟、博古等。器型有束腰侈口形、直口直壁形、竹节形、方形等。其典型特征是胎釉结合紧密，胎质细腻。无款者居多，少量有堂名款，器壁上亦见有干支款。雍正、乾隆时期是清代瓷笔筒生产的第二阶段，传世品较清初要少，但制作精巧，特别是出现了一些新颖的器型，如六方形、扁方形、双联形等。装饰味道较清初浓郁。如粉彩双联方胜型山水笔筒，为乾隆时笔筒的典型。这一时期瓷笔筒的品种有青花、青花釉里红、粉彩、各种颜色釉地粉彩及单色釉。雍正瓷笔筒的特征是清新典雅，乾隆则富贵华丽，官窑器物多有纪年款，民窑则为干支款或堂名款。嘉庆、道光时是清代瓷笔筒生产的第三阶段，仍以粉彩为主要品种，器型以细高为主。纹饰以人物等居多，较为侧重观赏性。此时的另一特点是雕瓷笔筒开始出现，多模仿竹雕器物，以黄釉雕瓷笔筒最为出色。如黄釉雕瓷笔筒，以剔地手法刻出松、石，口沿及底绘成竹节断面痕迹。官窑多有纪年款识，民窑有堂名款或刻工名号。雕瓷的著名工匠有陈国治、王炳荣、汤源和等人。晚清瓷笔筒仍较盛行，但质量下降，最典型的特征是胎釉结合不紧密，釉面泛灰，青花浮于器表。多有六字青花款和六字红彩图章款。素胎剔地笔筒，为光绪时难得一见的精品。陶瓷浅析：长沙窑陶瓷艺术与湘楚文化
长沙窑陶瓷艺术与湘楚文化
长沙窑器具敦实的造型、写意般的釉下装饰图案是对楚地民风生动活泼的反映。其装饰题材体现了湖湘人平和、朴实，热爱生活的特征，书法装饰和伊斯兰图案则反映了对现实的关注，装饰中的佛教文化形象又表现出受道家学说的影响，这两个特征表现出长沙窑陶瓷器具兼具了入世和出世的精神之美。
长沙窑，位于湖南省长沙市望城县，大致兴起于唐代中期，于五代逐渐衰落。唐代时，我国瓷器已大量外销，外销陶瓷品种多样，除邢窑白瓷、越窑青瓷以及三彩陶之外，长沙窑的釉下彩绘瓷器亦可谓独树一帜。长沙窑是在岳州窑的基础上，吸收三彩陶以及伊斯兰文化、佛教文化，逐渐形成自身独具特色的釉下彩工艺，成为陶瓷艺术中的一朵奇葩。
长沙窑的陶瓷艺术受着诸多文化的影响，而源远流长的楚文化是其根基。长沙窑是楚人的智慧结晶，是湘楚大地培育的艺术之花。楚地的环境、文化与湘民桀骜不驯的性格，使得长沙窑在唐代陶瓷业繁荣的时期形成了不同于其它瓷窑的风格特征。“长沙窑陶瓷器中数量最多的产品是碗、碟与壶”，从这些饮食器具与众不同的造型和装饰中可以感受到楚文化的深刻影响和湘民独特的性格特点。
一、敦实的艺术特征
长沙窑出土的陶瓷器中，壶的数量很多。其造型都很丰满，大都壶颈偏短，壶腹体量偏大，因此形体给人感觉偏胖；壶的底足直径大都较长，器形更显敦实。有一部分为溜肩椭腹壶，更显挺拔。罐的口径长，只略短于底径，器形像中间略鼓起的圆筒，尤显庄重大方；有些罐的腹部直径大于器身的高度，更显浑圆结实。长沙窑出土的瓶与壶的造型难以区别，都是同样的敦实圆浑。但出土的文物中有自名为“瓶”者，其中长颈大盘口瓶的口径只略短于腹部直径和底径，与其它窑的瓶类造型不同，同时期的越窑的秘色瓶则多有长颈小口，显得修长俊俏，温润秀美。可以看出长沙窑出土的陶瓷器中，代表性的壶、罐、瓶类等器具造型敦实，有一种阳刚之美。
长沙窑器具的装饰以独具特色的青色釉下彩绘花纹饰最为出名。其内容有人物、走兽、花草、几何抽象图案。长沙窑的釉下彩装饰以线描为主，其用笔和设色已有一定的规范性，主要可分三种类型：
第一种为铁线式，多用于褐彩白描，线条灵活，犹如铁线一般遒劲有力。
第二种为棉线式，以粗线条做没骨画，大多数呈绿色。这种线条有如浸水绒线，其软如绵。
第三种为复合式线条，即铁线式和棉线式两种线条配合使用，它是长沙窑釉下彩绘中独具特色的表现形式。一般用绿色棉线式线条勾画轮廓，再用褐黄色铁线条描绘细部，比如动物的眼、嘴、羽毛，植物的叶脉等等。线条刚柔相济，色彩对比协调。若是写意画的装饰图案，则用笔洒脱肯定，线条变化莫测，像草书一样潇洒率性，如行云流水般，与器形的弧线相互映衬。
长沙窑的器具所显示出来的这种细腻中不失洒脱之美，深深根植于楚文化当中。秦汉以后，楚地凭借丰厚的文化积淀和宽松的文化环境，成为南学的摇篮，禅宗的温床，理学的中心和新学的基地。正是在这种楚文化的影响下，才出现了长沙窑器具圆浑饱满的造型与写意般的装饰图案。特别是其装饰图案，构图多流转回旋之态，线条兼凝重与轻盈之美，是楚文化精神内涵的生动反映。
二、质朴的艺术特征
长沙窑的产品不属于高档瓷。胎质一般不够精细，或含有细砂；虽然胎壁轻薄，但内壁往往残留凹凸不平的工具痕。而且，其烧成温度不高，没有达到真正的瓷化程度。长沙窑出土的壶具的流部大都为棱柱形，这些棱形不是很规范，棱边宽窄不一，多少不定，以八棱形最多，也有九棱、十棱或多至十二棱，据推测棱边是以快刀信手削出。长沙窑碗碟的圈足制作一般比较粗放，底沿往往有明显的刀削痕，孔心顺手旋挖而不正圆，甚至歪斜作桃子形。与长沙窑相比，同时期邢窑和越窑的器具造型更为端庄，底足也很规整。长沙窑器具不规则而严谨的造型，虽然略显随意，却让人感觉自然畅快，有一种清新的质朴之风。
长沙窑的陶瓷产品有着广阔的国内外市场，主要原因在于它的产品物美价廉。长沙窑瓷能在既不如邢窑瓷器之白，又不如越窑瓷器之坚的劣势局面下，拥有广阔的国内外市场，它的价格定位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从以上特征可以看出，长沙窑的陶瓷器具不属于宫廷用的高档瓷器，主要是用于外销和国内广大百姓使用，所以其器具的造型和装饰呈现出浓厚的民间风韵，反映了老百姓生活的各个方面。长沙窑陶瓷器具的质朴生动之美，是湘楚大地的淳朴民风、生机蓬勃的风土人情的一个重要反映。长沙窑的陶瓷器具就像生活在这一片土地上的湖湘人一样，具备了平和、朴实、憨厚的品格。
三、体现文化背景的精神特征
以书法作为装饰，是长沙窑瓷器制作上的又一特点。长沙窑瓷器上收录的大部分诗歌、格言通俗易懂，很少引用典故，大部分来自民间流传的古佚诗和谚语。有反映商人经济生活的，反映做客的，反映男女感情的，反映求学科考的，都是对世俗生活的集中体现。
长沙窑器具装饰上还有一种深受伊斯兰文化影响的釉下点彩装饰，以及釉下彩绘的图案中有“外国女郎”、“异国情侣”的波斯人。这些对外来文化的吸收和应用，反映了湘楚文化有一种开放的气度，无论是在物质文化，还是在精神文化上，只要可取，湘楚人民都加以吸收。
对现实的关注，对外来文化的吸收不难看出楚人对生活的热爱。巫学是楚人的传统文化，“巫学不是今人所讲的装神弄鬼，它是一种原生态的学术”，其中有原始科学、原始艺术、原始哲学，当然也有巫术、巫法。原始科学中有天文、历象、算术、地理、医药等，这表明关注生活、执着于现世、富有创造性，是楚文化的重要特点。
长沙窑器具上的釉下彩绘外，还有模印贴花。在模印贴花装饰中出现了佛教形象，是湘楚文化对佛教文化吸收的反映。莲花，是佛教圣花，它象征佛教教义的纯洁高雅。在长沙窑的模印贴花中有很多莲花造型，特别是在有的模印贴花中莲花内还有孩童形象，据推测“不仅与吉祥语‘连生贵子’有关，而且很有可能是象征‘莲花佛陀’”。除此之外，模印贴花中还出现了佛教人物纹饰造型、佛塔模印贴花，以及观音菩萨的坐骑鱼龙——摩羯等。
长沙窑作品的书法装饰中还出现了一些为佛教教义作宣传的诗歌，如“圣水出温泉，新阳万里传，常居安乐国，多报未来缘”，还有“念念催年促，由（犹）如少水渔，劝诸行过众，修学香无余”等。
长沙窑器具装饰中出现的佛教文化的形象，表现了湘楚文化深受道家玄学以及佛教文化的影响。湘楚文化崇尚道学，早在春秋晚期的时候，在北方盛行孔子的儒家学说的时候，在南方长江中下游主要是楚地，则盛行老子的道教学说。西来的佛学主要借助玄学，实现佛教的中国化，有一种说法叫“老子化胡”。
湘楚人民不仅有对物质的要求，还有对精神的追求。楚地的人才自古便有两极发育的趋向，蕴育出了一流的政治家、军事家以及哲学家。春秋时期，楚庄王有着“三年不飞，飞则冲天 ；三年不鸣，鸣则惊人”的雄心壮志。在哲学上则有老子、庄子这样的思想家和屈原这样伟大的诗人。所以，湘楚大地才蕴育出了兼具了入世和出世精神之美的长沙窑陶瓷器具。
陶瓷浅析：瓷器的款识
瓷器的款识
纪年款
纪年款是在器物上用写、刻、印等不同方法，标明瓷器烧造年代的一种款识。我国古代瓷器款式，大部分属于纪年款。
纪年款可分为两大类：书以当时的帝王年号者称年款；用六十年周而复始的甲子表明年号者称干支款。明清两代的年款有不同的书写形式：六字款常书二行，首二字为朝代名，中二字为年号，末二字则为“年制”或“年造”二字。如“大明宣德年制”、“大清康熙年制”等。
纪年款的款字，多用青花书写，兼有暗刻、凸印、朱书等。款外多加边饰，常见有双圈、双线方框或单圈，个别也有无圈框或用双长方框的。无论何种形式，款字均为竖写，极少横排书写的。
纪年款以官窑瓷器运用最多，但部分民窑尤其是景德镇民窑，亦有书写年款的。民窑纪年款字体略为草率，不及官窑规整。
堂名款
堂名款在明代以前极其罕见，明代的亦多见于后期。入清以后则各朝皆有，尤以康熙、乾隆时盛行，且形式多种多样。同纪年款一样，堂名款也多见于官窑制品。
吉言款
在瓷器上烧上具吉祥意义的词句或短语，以表示祝愿的款识，称作吉言款。早在三国西晋时的青瓷上，就可以见到“富且洋（祥），宜公卿，多子孙，寿命长，千意（亿）万岁未见英（殃）”，“宜子孙，作吏高，其乐无极”等字样。宋元时期则有“金玉满堂”、“寿山福海”、“佛光普渡”、“家国永安”等吉言款。
清代吉言款，一般沿袭明代，也常见于官窑器，如康熙六旬庆典七寸碟，四周围以淡赭饰纹，分嵌万寿无疆篆字。有的礼器，则题“喜”字款，以有署以“庆”字或以蒙古文作吉言款识的。
吉言款款试亦多种多样。像“福”即有单、双线方框或双圈内草书“福”字的，有无圈框而用粗笔道在碗内底大书一“福”字的。“长命富贵”款写法也有两种，一是双圈内书写两行；一为钱形，四字对书于穿孔四周。“万寿无疆”、“永庆常青”款则往往采取以花捧字的形式。
赞颂款
赞颂款即赞颂、欣赏瓷器的款识。虽然早在唐代的长沙窑就有“郑家小口天下有名”、“卞家小口天下第一”的赞颂款铭，但它的流行却是在明清两代。
花样款
用含有寓意的纹样图案作为款识，呈“花样款”，亦称“记号款”。
四、“豆腐干”款。在双圆圈中心绘双线方框，框内再绘横竖相间的线条。五、“四朵花”款。在双圈内绘不太规整的“四朵花”，简单的仅绘四个“×”或四个有如眼睛的“花”。六、其他花样。动物类的如龙、凤、鹿、鹤、龟、还落，植物类如松、竹、梅、蟠桃、瑞草、灵芝、树叶等。
陶人款
陶人款的格式，一般是在匠人姓名后加一“造”字。也有光书姓名、姓氏或店号的。
仿款
要分辨仿款和真款，必须仔细观察款识的风格、笔法、字体、位置、款色、和字数、结构，并结合器物的造型、胎质、釉色、装饰等方面互相印证，认真推敲。
辨伪，首先可以从研究各代款识不同风格入手，将真假款识相互对照，结合实物，反复审度其款字的书写笔法、字体结构、排列形式、落款的部位。另外，也应当注意总结同一时期早中晚期款识不尽相同的变化规律。
其次，注意款识的用料和颜色。以青花写款为例：元代和明初的颜色深厚下沉，有黑色结晶斑点和凝而不舒的现象；尤其宣德时，蓝色中有黑、灰等色杂夹其中。成化款则舒展清晰，蓝色优美；嘉靖事青中泛紫，十分浓艳；万历以后色调匀净，但发色不深，清初作品也大抵如此。康熙款色调明快，幽倩艳丽；道光以后则蓝色涣散，浅淡上浮。
陶瓷浅析：浅谈中国茶文化对陶瓷饮茶器皿演变与发展
浅谈中国茶文化对陶瓷饮茶器皿演变与发展
品茶是一门艺术，除了品尝的美味以外，通过欣赏茶具设计和茶室装饰，可以从中获得艺术的享受，增加知识。人们通过敬茶仪式，可以培养人的道德修养，增进友谊。我国陶瓷饮茶器皿丰富多彩，琳琅满目，不少已成为盖世珍品。如：紫砂茶具中的供春壶，造型精巧新颖，质地薄而坚实，被誉为世上瑰宝，有的陶瓷饮茶器皿绘有山水、人物、花鸟、虫鱼，显得古雅朴实，充满诗情画意。有的茶具上的书文，更是妙趣横生。如器皿上常见的“也”、 “可”、“以”、“清”、“心”五字，其实是一种回文体只要顺时针方向，无论从哪一个读起，都含相同的意义，均道出了饮茶的益处。另外，茶室的布置有时也是十分讲究，领略其四壁的名人字画以及古色古香艺术陈设，都会把你带入茶文化的更高艺术境界。唐代以前的制茶初期，饮茶方法大同小异，各地的饮茶器皿也相差无几。有贮茶、碾茶，煮茶和饮茶四方面的器具。到了唐代，文人雅士把饮茶器皿的互为关系，导致人们追求饮茶器皿的釉色之美和造型之宜及其特点功能。饮茶风俗遍及全国各地，饮茶器皿也颇受重视，专门的饮茶器皿制造业也应运而生，饮茶器皿的种类和花色品种也迅速增加，据陆羽《茶经》一书的皿之器一节所列入附近共有二十四件，包括煮茶、饮茶、灸茶和茶的器具。用现代人的观点来看，饮一杯茶有这么多复杂的器具似乎难以理解，但在古代人的眼里，则是完成一定礼仪，是使饮茶更好、更精的必然过程。
由于唐代自开元以来饮茶风习的兴起，饮茶器皿的制造随着陶瓷业的飞速进步而愈益愈精。这一时期的饮茶器皿，以南方的越窑和北方的邢窑白瓷竞相争辉媲美。陆羽《茶经、皿之器》上曾对当时各地生产的风格与质量各异的饮茶器皿做了鉴评对比：“碗，越州上，鼎州次，婺州次，岳州次，寿州，洪州次。或者以邢州处越州上，殊为不然。若邢瓷类银，越瓷类玉，邢不如越一也；若邢瓷类雪，则越瓷类冰，邢不如越二也；邢瓷白而茶色丹，越瓷青而茶色绿，邢不如越三也。”我们从陆羽对越窑青瓷和邢窑白瓷的对比中可以看出，越青瓷，邢白饮茶器皿，其质都是非常精美的。越瓷青绿，釉色翠润，如冰似玉，邢瓷白釉蕴银，光洁如雪，质地优良。毕竟越瓷饮茶器皿更胜一筹。由于其釉色青翠，造型典雅，装饰瑰丽，颇受当时茶人和文士们的喜爱。
宋代不再直接煮茶，而用点茶法，因而器具亦随之变化。从茶艺与茶道精神来讲，一方面它继承了唐人开创的茶文化内容，并根据自己时代的需要加以发展，同时为元明茶文化发展开辟了新的前景，是一个承上启下的时代。在茶道的思想上，随着理学思想的出现，儒家观念进一步渗入到茗饮之中。从茶艺讲，首先将唐代的茶饼，发展为精制的团茶，使制茶本身工艺化，增加了茶艺的内涵。同时，又出现大量散茶，为后代泡茶和饮茶简易化开辟了先河。这时，人们崇尚建窑黑釉茶盏，是与当时“斗茶”风靡全国分不开的。衡量斗茶的胜负。一看茶面汤茶色泽和均匀程度；二看盏的内沿与汤花相接处有无水的痕迹。宋代斗茶，先注汤调匀，再加初沸的水点注，茶汤表面泛起一层白色的泡沫。先斗色，以色白为贵，又以青色胜黄白；其次斗水痕，以茶汤先在茶盏周围沾染一圈有水痕者为负。这就要求茶具是黑色的，建窑的兔毫盏，便由此名声鹊起。宋代文人雅士斗茶，品茶时，用名贵的贡茶，配建窑黑色兔毫茶盏，同其色胜似雪乳的茶汤形成鲜明对比，为品茶、斗茶增添美感的情趣。
这一时期，长江下游的宜兴紫砂茶具也开始萌芽。苏东坡在宜兴任职时，对紫砂陶情有独钟，酷爱提梁壶，至今被称为“东坡堤梁”；河南禹县的钧瓷也改变了以前的单色，烧制多彩的“窑变”倍受人们喜爱；浙江龙泉的茶具则以清奇淡雅，古风纯朴的裂纹釉，达到了人们对陶瓷饮茶器皿艺术多样式、高品位的追求。这种淡雅质朴的茶具韵味情趣融为一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