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瓷艺术与音乐、舞蹈、建筑艺术都各有自己的艺术特征和艺术规律，但是，它们也具有相同的特征。
音乐艺术是抒情性的艺术，古希腊美学家柏拉图就认为节奏和曲调会渗透到灵魂里去，音乐性格的善恶使听者的灵魂变得优美或丑恶。乐圣贝多芬曾经断言：“音乐是比一切智慧及哲学还崇高的一种启示”。叔本华更是把音乐看作是唯一直接表现心魄的艺术。声音是音乐的本性，高亢或低沉，急促或舒缓，强烈或轻柔，都具有召唤心灵的感染力。
音响和人类情感、精神生活有着特别密切的联系，具有纯粹感觉的冲击力。所以，有人将音乐定义为“感情的速记术”、“情绪的语言”，不是没有道理的。白居易的《琵琶行》出神入化、惟妙惟肖地对琵琶音乐的描写以及它所具有的感染力，对曾经学过这首诗的人来说，是不陌生的。无独有偶，中唐著名诗人韩愈有诗《听颖师弹琴》也有高超的描写。韩愈《听颖师弹琴》全文：“昵昵儿女语，恩怨相尔汝。划然变轩昂，勇士赴敌场。浮云柳絮无根蒂，天地阔远随飞扬。喧啾百鸟群，忽见孤凤凰。跻攀分寸不可上，失势一落千丈强。嗟余有两耳，未省听丝篁。自闻颖师弹，起坐在一旁。推手遽止之，湿衣泪滂滂。颖乎何诚能，无以冰炭置我肠”。中唐浪漫主义诗人李贺《李凭箜篌引》，更有绝妙的描写。李贺《李凭箜篌引》全诗：“吴丝蜀桐张高秋，空山凝云颓不流。江娥啼竹素少愁，李凭中国弹箜篌。昆山玉碎凤凰叫，芙蓉泣露香兰笑。十二门前融冷光，二十三丝动紫皇。女娲炼石补天处，石破天惊逗秋雨。梦入神山教神妪，老鱼跳波瘦蛟舞。吴质不眠倚桂树，露脚斜飞湿寒兔”。
舞蹈艺术，同样是抒情性艺术。所不同的是音乐是通过声音的节奏与旋律来抒情，舞蹈则是通过人体的动作所呈现的动作力度、间歇、旋转、张弛、快慢、强弱、刚柔所形成的节奏与旋律来抒情。T、M格林指出“舞蹈是身体动作表现得最丰富、最纯粹、最富有变化的艺术。”例如芭蕾舞，“芭蕾是西方舞蹈最典范的样式。芭蕾的空间样式高贵典雅、变幻莫测。它的人体造型与服装造型融合为简洁优美韵致。它的如烟似梦的轻盈体态舞姿，可能唤起无边无涯的空间幻觉，也可能化为各个角度供人观赏、令人陶醉的动态性、虚灵性的雕塑样式”，不仅芭蕾舞是这样，其他舞蹈是这样，其他舞蹈如迪斯科、霹雳舞同样具有很强的抒情性。舞蹈从总体来看，它是一种表现性艺术，而不是一种再现性的艺术。我国民族舞蹈也同样如此。舞蹈将人带到如幻如梦的美妙境界。我国青年舞蹈家杨丽萍的舞蹈便是舞蹈艺术的最好阐释。
建筑艺术初看似乎与上述艺术种类以及陶瓷艺术风马牛不相及。其实不然。就抒情性而言，建筑与上述艺术门类一样也讲究抒情，讲究审美的需要，与它们在这一点上有着共通性。当然，人们不能要求建筑的抒情方式与满足审美需要与上述艺术门类一样。如果那样，就抹杀了建筑的个性。实用、坚固、美观，是建筑艺术的三要素。但建筑艺术的“审美意义以实用、坚固为前提条件而派生出来，因为建筑的审美价值有赖于建筑的功用价值、科学技术价值而存在，才使建筑在符号体系上成为造型与非造型的综合形式，使建筑成为一种巨大的、精神性极强的艺术品。建筑艺术，总是以它的外观最直接的为人们所感知，空间的、体积的、造型的、线条的、形态的种种因素，构成人们对建筑的审美经验的核心”、“建筑是凝固的音乐，音乐是流动的建筑”。这种说法道出了建筑音乐两种艺术的共同特征。形式美的规律，如比例与尺度、对比与谐调、节奏与韵律、均衡与对称，适用于一切艺术种类，或者说，一切艺术种类都必须遵循形式美规律。这是美的共同要求。在音乐与建筑之间，有许多有趣的现象：“德国大诗人歌德曾说过他在圣彼得大教堂前的廊栏内散步时，感觉到了音乐的旋律。中国建筑大师梁思成还为北京天宁寺辽代砖砌的立面谱出了无声的乐章，从颐和园的长廊内发现了和谐的节奏”。陶瓷艺术同样是一种抒情性很强的艺术，要满足审美的要求。就与环境的关系而言，建筑艺术是典型的环境艺术；陶瓷艺术是陈设性艺术，对环境有很高的要求，人们对于此，是不会有疑问的。但是，音乐与舞蹈同样要讲究环境，要与环境相谐调。音乐虽属时间性艺术，大自然中的鸟鸣声、流水声以及天籁，虽然从某种程度来说，也是一种音乐，有时也会令人欢喜。但这只是一种原始性的艺术。不能想象没有相应环境要求的《阳关三叠》、《大浪淘沙》、《十面埋伏》还有什么音乐性而言。同样，没有相应环境要求，芭蕾舞《天鹅湖》就将大大降低舞蹈的艺术性。特别是舞蹈，它既是一种时间艺术，也是一种空间艺术，它需要舞台、道具、灯光来共同实现造型需要。而且，舞蹈形象是空间里有程序地展开的动态形象，对环境的要求是相当高的。舞台设计、道具设计、灯光设计甚至烟幕的施放都是为制造一种相应的环境。
正因为陶瓷艺术与音乐艺术、舞蹈艺术、建筑艺术有共同的属性，陶瓷艺术家们从这些艺术门类中吸收了不少有益的艺术营养。除作为题材使用外，在艺术表现手法方面也有不少的借鉴，无论是在造型还是在意境的追求，以及在与环境的谐调等方面都是这样。举例来说，江西省工艺美术大师李恭坤就有几件以音乐为题材的作品，如《春江花月夜》、《三个歌唱家》(16)等。
高级工艺美术师曾亚林的《四老奏乐》(17)以其构思新颖、形象生动、装饰古朴而受到好评。
刘远长的《春燕展翅》(18)是以舞蹈为题材的典型之作。这件作品不仅造型优美，技艺精湛，而且工艺难度相当大。工艺难度不仅因为短裙是镂雕作品，而且因为其单腿立地，支撑整个舞蹈身体的造型，令人叫绝，而成为历史珍品。以舞蹈为题材的作品也不鲜见（19）。景德镇雕塑瓷厂的《唐代仕女》，取材于唐人舞蹈。舞姿的曼妙，体态的优美，色彩的淡雅，格调的清新，生动地再现了唐代乐舞的形象。实际上，以音乐为题材的作品是很多的（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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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瓷艺术文化与书法
书法艺术，同样讲究和强调线的表现力。它在艺术特征方面，与陶瓷艺术的联系，初看似乎不相关。实际上，两者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接下来就由小编为大家介绍一下陶瓷艺术文化与书法。
首先，从书法艺术的审美特征来看，它是实用性与艺术性相统一、再现与表现、状物与抒情相统一的艺术。它无色而具图画的灿烂，无声而有音乐的和谐，来自自然形象而又远离了自然形象。人们将自己的精神意蕴、生命情丝、审美趣味化为或纵或收、或枯或润、或粗或细、或刚或柔的线条，并通过这些笔墨线条的枯润、浓淡的个性因素，反映出人的审美经验。在造型过程中，作者的感情就一起和笔力融合在一起活动着，笔所到处，无论是长线短线，是短到极短的点和由点扩大的块，都成为感情活动的痕迹。中国古代美学家对书法的这种特性早有精辟的论述。汉代的扬雄在《法言》中说：“言，心声也；书，心画也”。蔡邕在《笔论》中言：“书者，散也。欲书先散怀抱，任情恣性，然后书之”，唐代孙过庭认为书法艺术可以见出书法艺术家的情感，即“达其情性，形其哀乐”，“羲之写《乐毅》则情多怫郁，书《画赞》则意涉瑰奇，《黄庭经》则怡怪虚无，《太师箴》又纵横争折。暨乎兰亭兴集，思逸神超；私门诫誓，情拘志惨。所谓涉乐方笑，言哀已叹”。清代刘熙载更是一语破的：“写字者，写志也”、“书法，如其学，如其才，如其志，总之如其人而已”。
另外，绘画艺术、书法艺术和陶瓷艺术还有一个共同特征：它们都不适宜于表现持续性的情节性的事件，而长于表现一动作瞬间，并在动作瞬间内创造出颇富生命力和表现力以及想象力的艺术形象。黑格尔曾经指出：绘画“只能抓住某一顷刻”，把正要过去的和正要到来的东西都凝聚在这一点上。莱辛说得更加具体和明确，他说：“绘画在它同时并列的构图里，只能运用动作中的某一顷刻，所以就要选择最富于孕育性的那一刻记得上，使得前前后后都可以从这一顷刻中得到清楚的理解。”这虽然说的是绘画，但适用于陶瓷艺术和书法艺术，而且，这正是这两种艺术的特征之一，书法艺术表现得更甚，尽管书法要求“每为一字，各象其形”，要“若坐若行，若飞若动，若往若来，若卧若站，若愁若喜，若虫食木叶，若利剑长戈，若强弓硬矢，若水火，若云雾，若日月，”尽管要求书法艺术要有如“悬针垂露之异，奔雷附石之奇，鸿飞兽骇之姿，鸾舞蛇惊之态，绝岩身峰之势，临危据槁之形，或重若崩云，或轻如蝉翼之则泉注，顿之则山安；纤纤乎似初月之出天崖，落落乎犹众星之列河汉”，但它毕竟是一种抽象性、表现性、虚拟性的艺术。
陶瓷艺术家们，或许从这种比较中，获得对陶瓷艺术特征的更深入、更完整的理解，以加强陶瓷的表现性和抒情性，创作出更加有审美力度和审美价值的作用。
陶瓷艺术的辉煌与失衡
六十年代，在距景德镇市百余公里的万年大源仙人洞出土了中国大地最早的陶瓷——大口深腹圆底罐及众多的陶片。这是新时期早期遗存下的文物。这处遗址出土的陶片中，已出现原始朴拙的绳纹装饰、刻画格装饰、附加堆钻石。这些距今九千至一万年的简陋线条，揭示了当时的人类已有了审美需求，已开创了使用图画语言来表达某种感觉的美术创作先河。这地处荒郊黄土岗的陶片实是后世震惊全球的华夏陶瓷艺术的源头。此后，陶器的纹饰逐年演变，战国时期彩陶文化已具相当水平，如河南洛阳烧沟战国墓出土的彩绘陶壶，在壶的上方颈部，是对称而多变的规则几何连续纹，在壶的腹壁，这绘有类似孔雀尾毛的图案，其中较粗的曲线勾勒色界，斜行而较细的立线勾勒出羽毛，羽毛组合成雀尾，与雀尾对应的是鸟头，线条回环婉转流畅，多变而不零乱，已具变形艺的雏形，显示出作者高度的才能和熟练的技巧，至今仍具有极强的感染魅力。
陶器的制作导致了瓷器的出现，出土实物和窑址表明，中国瓷器的故乡在浙江，商国之际已有原始瓷器出现，这种原始瓷器可视为陶与瓷的过渡产品，至东汉，瓷器生产已基本成型，浙江上虞东汉窑的产品碎片，表明中国瓷业称雄世界近2000年的历史已经开始了。
瓷器绘画自六朝早期的青瓷釉下彩开始。在未烧成的坯体上用色料彩绘，然后施盖一层透明釉入窑烧成的瓷品，称为釉下彩。由于色彩不暴露在外，又有釉层的保护，故瓷面不会在使用中被磨损，百千年后仍然保持原貌。釉下彩出现初期，由于缺乏精品，并不为社会完全接受。从出土文物的施彩比例看，人们似乎更喜欢无彩的瓷器。景德镇地区的窑厂在唐代已有烧制白瓷的名声。《景德镇陶录》载：“陶窑，唐初器也，土惟白壤，体稍薄，色素润，镇中秀里人陶氏所烧造。邑志云：‘唐武德中，镇民陶玉者，载瓷入关中，称为假玉器，且供于朝，于是昌南镇瓷名天下’”。唐代釉下彩产品的代表窑址应算湖南长沙的铜官窑，这是的瓷画具有很强的绘画性，颇具中国画写意特色，构图注重传神。如浙江宁波出土的铜官窑釉下彩壶，壶腹画有一头幼鹿，它弓身翘尾，前蹄跃空跃起，伸颈反顾，双耳竖立，两眼大睁，眼白几占全眼，黑眼球成为一条线，一边跳跃一边警惕观察看四周动静。其他动物禽类，作者注重刻画他们的瞬间动态，注重小品性的情趣，人物画也十分注重神态，尽管这些作品绘制水平不均衡，有些画的基本功不够好，但其中已清晰地显露出作者美化瓷品的同时也追求着具有相对独立意义的美术效果，它应是中国陶瓷画艺术的正宗。
始于唐代的青花瓷，标志陶瓷装饰进入举世瞩目的辉煌时期。青花以天然钴料为色彩，烧后呈蓝色，青花装饰主要通过线条的粗细、疏密、点线笔法处理图案与图画，运笔技巧具有鲜明的国画风格。青花瓷画，在我国古代瓷画中占据最重要的位置。景德镇市元代中晚期以后的青花瓷艺术中心，此时的青花烧结技术完全成熟，绘制技艺对汉唐也有所发展，此后青花图案历年增多，经明代的鼎盛之后，到清代图案款式已数以百计。长期使用青花瓷器皿的中国人民，已形成民族欣赏习惯，以至直到今日青花瓷仍是众多地区喜爱的品种。
清代出现了粉彩瓷，它使用加入砷的白色彩料对各种色彩“粉化”，如大红变粉红等，使色彩湿润柔和，这样色彩的种类也在原五色上大大增加。雍正、乾隆之后，粉彩已风行民间，这种瓷画工整严谨、重填彩、重工笔、色彩铺盖全器皿，具有典型的宫廷富贵味。
笔者不惮其烦地追述历代瓷艺，意在表明做出下面阐释时没有忽略我国传统陶瓷画的赫然业绩。
在由各代陶瓷绘画器皿组成的历史画廊中，人们可以发现，凡是能够直观地较为强烈地表达作者创作个性的绘制，都难以承传。不仅上文所提及的富有个性变形的味的战国陶壶图案未能进一步发展为艺术的抽象，而且像铜官窑所绘制的富有生活情趣，表现制作者独特视角的绘制，也未能形成流派。
一门具有千年以上历史、影响广及全球、接受者数以亿万的绘画艺术，竟然未能出现几群，不，那怕是一伙；不，哪怕只是一位艺术风格卓然独立的艺术大师！在品味这门艺术时，作为传统艺术的传人们，心中恐怕难免不泛出一番苦涩。
数以万计的陶瓷文物揭示着这样一种失衡：瓷画追求从官、从俗、从众，排斥独特个性；追求图案的严整平和，排斥富有创意的变形；追求对器皿的装饰性，排斥绘画艺术的独立性，几乎各个朝代都存在着艺术灵性与王朝统治年限背反的规律：封建王朝越长，体现在瓷画中的创作个性被扼杀的数量就越多，个性作品就越少。清代末年的瓷画，实际上已难以成为一门独立的艺术。
情感与形式于陶瓷艺术的构思与创作
情感是陶瓷艺术创作的源泉，作者只有通过一定的形式才能更好地把自己的情感融入创作之中。让观众更好地看见作者所想表达的意图。一个优秀的陶瓷创作者，必定有着丰富的情感，独特的形式，巧妙的构思，最终创作出优秀的作品。
一、陶瓷艺术的情感影响其艺术的构思和创作
罗丹说过，“艺术就是情感，一切艺术都是创造出来的表现人类情感的知觉形式。”没有情感的作品不能称之为艺术品，情感是艺术家之于其艺术品的羁绊，也是艺术家与观众通过艺术达到交流目的的一个关联。并且，情感同样是艺术家创作与构思的冲动和源泉。在陶瓷创作中，创作是为了表达一种创作者的情感。从陶瓷的构思到它的创作，不仅仅通过形体的塑造来感染人们的视觉，而主要是通过造型中蕴涵的思想，从而影响艺术观众的心里世界。
“国魂”是解晓明博士于１９９９年创作国魂系列中的第一件陶瓷艺术作品。从情感上说，艺术家当时所处的环境，很多人认为中国陶瓷不行，陶艺不行，陶瓷科技也不行，对于一个中国陶瓷艺术家而言，这样的舆论触动了艺术家的情感，从而促使艺术家产生了艺术创作的冲动，继而创作出了这件作品，完成了艺术家由情感到艺术构思的过程。从形式与创作上说，这件作品是用泥条盘筑的手法盘筑而成，除了颜色釉的丰富多彩，更融入黄沙、食盐，以及一些陶瓷碎片的等等细节，而作品里面的是唐代最鼎盛时期的佛教造像。唐代陶瓷是经过丝绸之路传出去的，而敦煌是陶瓷外传的必经之点。艺术家在艺术作品中不仅仅丰富了艺术作品，同时也隐晦地表达了陶瓷外传留在历史中的遗迹，也寄托了艺术家希望中国现代陶艺也能像唐代一样辉煌，引领全世界的情感。所以说这样一个作品，完成了情感和形式，构思与创造在艺术作品中的体现。
二、情感影响陶瓷创作的高度
情感是艺术家通过艺术创作要表达出来的东西，也是促使陶艺家进行陶瓷创作的动力，是促使陶艺家在脑中进行构思，继而通过一定的形式创作出陶瓷作品的基础。没有情感的作品不是艺术品。情感是艺术的生命，情感于陶艺作品中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也是陶艺家与陶瓷匠人的区别。所谓陶艺家，就是以陶瓷为媒介进行陶艺创作与设计的艺术家。日本陶艺家藤原毛井曾经说：“正是优雅和个性使一个真正的陶艺家与一个仅仅只是制作陶器的人相区别。一个真正的陶艺家必须能体验和分辨音乐、绘画、文字和哲学中优秀的东西。他只有吸收了这些优秀的东西，方能够将力和个性贯通于他用黏土所制之物。”正如前面所举例的作品——“国魂”，情感通过一定构思与一定的艺术技巧，从而创作出了格调较高的作品。
在陶瓷艺术的构思与创作中，情感是他们的基础，也是决定了作品具有的艺术价值，陶艺家在进行陶艺创作时，主要表现为以陶瓷为媒介进行艺术的探求与情感的表达。所强调的是创新能力的突出和个性的张扬。
三、陶瓷艺术的形式与创作
“从本质来讲独特性是艺术生产的一个重要特征。艺术创作是人类一种高级的、特殊的、复杂的精神生产活动。艺术的生命就在于创造和创新。没有创造，没有创新，就没有艺术。”陶瓷作品形式的多种多样，就是为了符合艺术独特性的本质，所以每种形式的陶瓷作品又有很多不同的装饰效果，从而使得同一形式的陶瓷又出现了不同的美感。
造型之美是形式美中的一种，通过不同的造型创作出不同的形式美，紫砂陶瓷艺术大师顾景舟先生说：“茶壶是喝茶的，是实用的东西，但也要给人以精神上的享受。人家工作一天和劳累，捧起茶壶也是一种享受。一把壶，人家今天用明天厌不行，要越用越喜欢，越看越高兴才行。”所以说，在陶瓷作品的构思当中，应该融入这样的思想，从而用更多、更新颖、更美丽的方式创作出最终的作品。
陶瓷艺术历经千年，经过历代陶瓷工匠和艺术家的努力，陶瓷的造型和装饰都已经发展得非常完善，同一个造型有不同的装饰，同一个装饰风格又配之以不同的造型，极大丰富了陶瓷艺术作品的形式。
装饰之美也是形式美的一种，装饰的技法丰富多样，也就决定了陶瓷形式的多种多样，进而使陶艺家在陶瓷创作时有更多的创新。如，刻划花装饰——元代的青白釉刻花莲花纹盘、印花装饰一一隋代的褐釉印花瓷洗、贴花装饰——唐代的模印凤鸟团花纹壶、剔花装饰——西夏的白釉剔花牡丹纹罐、釉下彩装饰——元代磁州窑的白地黑花罐、青花装饰——元代的青花莲花纹盘等等。多种多样的陶瓷艺术形式也为陶瓷创作提供了千变万化的艺术风格。让创作者的情感通过不同的形式更好地表达出来。
“形的概念也完全是从外部世界得出来的，而不是在头脑中由纯粹的思维产生出来的。必须先存在具有一定形状的物体，把这些形状加以比较，然后才能构成型的概念。”也就是说，通过外部世界对陶瓷创作者的刺激，激起他们的灵感和创作的情感，再经过陶瓷创作者的构思，通过一定的陶瓷表现形式，最终创作出作品。我们从恩格斯的《反杜林论》中可以看出，形式之美对于陶瓷艺术的创作是多么重要。
所以在陶瓷艺术当中，情感是一个陶瓷艺术作品的生命，是陶瓷艺术作品的灵魂，是陶瓷艺术家创作时内心构思的灵感源泉，决定了陶瓷艺术作品的格调和内涵。而形式是陶瓷艺术作品的“外套”，它是为了更好地表达创作者的情感而服务于作品的，当然，它在一定程度上也能提升陶瓷作品的艺术魅力。在陶瓷的创作过程中，把丰富的情感和极具魅力的形式感融合于陶艺家的构思之中，才能创作出耐人寻味的优秀作品，情感与形式是创作构思的方向，也是决定创作最终格调的两个重要方面。
陶瓷艺术与书法艺术的相似之处
书法艺术，同样讲究和强调线的表现力。它在艺术特征方面，与陶瓷艺术的联系，初看似乎不相关。实际上，两者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首先，从书法艺术的审美特征来看，它是实用性与艺术性相统一、再现与表现、状物与抒情相统一的艺术。它无色而具图画的灿烂，无声而有音乐的和谐，来自自然形象而又远离了自然形象。人们将自己的精神意蕴、生命情丝、审美趣味化为或纵或收、或枯或润、或粗或细、或刚或柔的线条，并通过这些笔墨线条的枯润、浓淡的个性因素，反映出人的审美经验。“在造型过程中，作者的感情就一起和笔力融合在一起活动着，笔所到处，无论是长线短线，是短到极短的点和由点扩大的块，都成为感情活动的痕迹”。中国古代美学家对书法的这种特性早有精辟的论述。汉代的扬雄在《法言》中说：“言，心声也；书，心画也”。蔡邕在《笔论》中言：“书者，散也。欲书先散怀抱，任情恣性，然后书之”，唐代孙过庭认为书法艺术可以见出书法艺术家的情感，即“达其情性，形其哀乐”，“羲之写《乐毅》则情多怫郁，书《画赞》则意涉瑰奇，《黄庭经》则怡怪虚无，《太师箴》又纵横争折。暨乎兰亭兴集，思逸神超；私门诫誓，情拘志惨。所谓涉乐方笑，言哀已叹”。清代刘熙载更是一语破的：“写字者，写志也”、“书法，如其学，如其才，如其志，总之如其人而已”。
另外，绘画艺术、书法艺术和陶瓷艺术还有一个共同特征：它们都不适宜于表现持续性的情节性的事件，而长于表现一动作瞬间，并在动作瞬间内创造出颇富生命力和表现力以及想象力的艺术形象。黑格尔曾经指出：绘画“只能抓住某一顷刻”，把“正要过去的和正要到来的东西都凝聚在这一点上。”莱辛说得更加具体和明确，他说：“绘画在它同时并列的构图里，只能运用动作中的某一顷刻，所以就要选择最富于孕育性的那一刻记得上，使得前前后后都可以从这一顷刻中得到清楚的理解。”这虽然说的是绘画，但适用于陶瓷艺术和书法艺术，而且，这正是这两种艺术的特征之一，书法艺术表现得更甚，尽管书法要求“每为一字，各象其形，”要“若坐若行，若飞若动，若往若来，若卧若站，若愁若喜，若虫食木叶，若利剑长戈，若强弓硬矢，若水火，若云雾，若日月，”尽管要求书法艺术要有如“悬针垂露之异，奔雷附石之奇，鸿飞兽骇之姿，鸾舞蛇惊之态，绝岩身峰之势，临危据槁之形，或重若崩云，或轻如蝉翼之则泉注，顿之则山安；纤纤乎似初月之出天崖，落落乎犹众星之列河汉”，但它毕竟是一种抽象性、表现性、虚拟性的艺术。
陶瓷与现代公共环境艺术
我国已故的原中央工艺美院教授、雕塑家郑志先生曾把建筑工程、环境艺术紧密结合的陶瓷称为“大陶瓷”，早在八十年代初期，他就大胆预言：“""大陶瓷""在未来的屋顶范围、地下城市，城市雕塑和环境艺术等领域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和广阔的发展前景。”
历史的发展，将郑志先生的预言变成了现实。
在审美多元化的今天，陶艺这门古老的艺术门类，吸引着众人的眼球并受到广泛青睐。在传统陶瓷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现代陶瓷，出现了崭新的创作方向和表现形式。现代陶瓷壁画、陶瓷雕塑、陶艺器皿等被广泛应用于室内外和公共环境中。融合于建筑环境空间的环境艺术陶瓷，不但美化了建筑环境，提升了环境空间的品位，同时陶冶了人们的情操，满足了现代人丰富的精神审美需求。
世界首创的上海东方艺术中心陶瓷艺术壁挂，便是中国传统工艺融入现代建筑的成功典范。
从高处俯瞰，上海东方艺术中心犹如五片绽放的花瓣，组成了硕大美丽、吐露芬芳的“蝴蝶兰”。
这座美轮美奂的艺术殿堂，整个建筑外表采用金属夹层玻璃幕墙，内墙装饰采用特制的浅黄、赭红、棕色，灰色的陶瓷壁挂。由十四万片陶片组成的陶瓷艺术壁挂形成了十分独特的视觉效果，在灯光映衬下，如同悬浮在空中的彩色果核。陶艺壁挂由两根线缆串联在一起，从屋顶一直悬挂到地面，轻轻敲击，会发出清脆悠扬的响声，如同天籁之音自上而下倾泻而出。
道法自然、设计精妙、色泽和谐、层叠错落的“陶瓷艺术壁挂”，融隔音效果与艺术效果于一体，集造型艺术与装饰艺术于一身，充分体现出陶土的技术、油彩的技术和焙火的魔术。其景状别具一格，其意境超乎物外，旨在表现美的形式，真的内涵，深刻体现生命的律动。
“陶瓷在中国建筑史上和艺术史上的运用源远流长，中国的文明史也就是陶瓷的发展史，陶文化有着深厚的文化内涵，所以，陶艺壁挂具有浓郁的民族文化特征。如同树皮褶皱的陶瓷形状，象征东方艺术中心这座建筑根植于深厚的艺术土壤之中，每一块陶瓷片色彩度都不相同，以近似却不尽相同的组合，象征中国太极的奥妙。”这是开创陶艺作品用在大型景观空间布置先河的蒋国兴先生对上海东方艺术中心巨型陶瓷艺术壁挂的生动诠释。
陶瓷是最简单也是最复杂的东西。其简单是因为它的素材是无处不有、就地可取的泥土；其复杂不仅在于它是人类通过化学变化将一种物质改变成另一种物质的创造，还在于它是人类心智、情感思想的透露和传递。通过陶器，我们看到，人类可以通过大脑与双手，巧妙地把握和控制天然材料，使之按照人的意志、思维和想象成型，这无疑是一个划时代的创举。
在我国，建筑与陶瓷结合的历史源远流长，最早可追溯到公元前21世纪的商代，当时的城市建筑地下排水工程中就出现了陶瓷；西周时代的板瓦、简瓦；战国时代的浮雕地砖、透雕提杆砖；汉代的画像砖。北魏琉璃瓦的问世，使昔日价值连城的奢侈品成为建筑材料。人们一提起琉璃瓦，就会想起金碧辉煌的中国皇宫建筑和九龙壁、琉璃杯等流芳千古的不朽之作。陶瓷在中国建筑史上有着光辉的篇章。
精致细微和博大沉雄是陶的两个基本特征，其精细之美往往融合于宏伟之中，而其博大沉雄又常常在细微中体现出来。正式这两种材质的结合，陶和陶艺的生存、发展的无限空间，可以在人们活动的公共空间里发挥独特的作用。
如何有效减少日益发展的工业和突飞猛进的高科技给人们生活带来的负面影响，这是当今社会人类所共同面临的一大难题。现代环境陶艺作品的涌现，为解决这一难题提供了切实可行、行之有效的途径。陶艺作品能让陶土自然地、亲切地呈现在大众面前，帮助人们找回泥土，接近自然。陶艺是连结人与自然最好、最富有感情的媒介。大凡优秀的环境陶艺作品，都能在单纯中蕴含丰富，在匠心独具中体现自然，在现代形式中传达传统精神。古老的陶语言透露着当代人的思想和情趣，置身于形态各异的陶艺作品，人们回归自然的感觉便会油然而生。
中国是个陶艺大国，有着深厚而丰富多彩的民族民间陶艺传统，继承优秀的陶艺传统，将传统陶艺融入现代建筑，是中国陶艺家们的神圣使命，蒋国兴先生在这方面作了长期的、积极的探索，并取得了可喜的成果。除了本文前面所介绍的上海东方艺术中心的点睛之笔——巨型陶艺壁挂之外，他还主创了上海地铁四号线巨型陶瓷浮雕“历史定格——盾”，上海世博村陶艺壁画“京剧交响”、“万象缤纷”、无锡大剧院陶瓷壁挂“太湖美”等。蒋国兴的陶艺作品已获得三项大世界吉尼斯纪录、三十四项发明或外观设计专利；上海东方艺术中心的“巨型陶艺壁挂”获得国家鲁班奖，其“陶瓷艺术壁挂技艺”被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认定为上海市传统工艺美术技艺；在首届英国国际发明博览会上，蒋国兴创作的景观艺术作品荣获英国国际科学中心国际荣誉评委会颁发的最高荣誉“金皇冠奖”。
可以说，将极具民族特色的陶艺应用到现代城市建筑空间，会使当代的公共环境艺术变得更加绚丽多彩、更具视觉冲击力，更富有生命力。还可以说，将中国传统文化应用到现代城市建筑空间，既发扬光大了中国传统文化，又创造出了一个地域特色文化，更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找到了一条可持续发展的产业化新路。
陶瓷艺术批评的维度与反思
与中国陶瓷艺术发展的历史和当代陶艺创作的繁荣局面相比，陶瓷艺术批评的维度依然显得非常单薄。一方面，由于陶艺面向的历史文化遗产极其深厚，许多著述更多着墨于古陶瓷技术与历史研究；另一方面，艺术批评面对自在自为的陶瓷艺术世界往往表现为理论乏力、表扬胜于批评。近十年来，随着现当代陶艺创作的异军突起，艺术家的文化环境和思维观念整体上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陶艺家对本土文化情结有了重新思考，一群富有创新意识、实验精神和文化思考热情的中青年陶艺家面临着在东西文化碰撞中如何更好利用文化资源，因势利导地完成自身现代嬗变的问题”。在这种历史境遇之下，陶艺批评家们也或多或少地流露出对当代陶瓷创作的迷思和批评立场的焦虑。2011年景德镇市陶瓷评论家协会成立之际，有识之士注意到当下陶瓷“市场火热，批评失声”的问题，认为“艺术品市场的建立和健全，必须依靠正常的运行机制。而艺术批评是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青年学者张甘霖深虑于陶艺批评人才培养的缺失，辅之教学且出版了国内第一本《中国陶艺批评学》著作。作者尤其对现代陶艺批评理论实践过程进行了详细地阐述和讨论，并对现代陶艺批评的特征及批评方式演变规律加以深入地分析和论证。实际上，除了新兴的陶瓷市场，近些年来引入的陶艺策展人制更加迫切地呼唤陶艺批评家的“在场”。本文就目前陶艺批评存在的问题和指向展开局部讨论。
一、陶艺批评的多重维度
1.陶艺批评的复杂性
陶艺批评的困难首先缘于对象的复杂性。陶瓷作品是陶艺批评的对象和主体，彭锋指出，“如果要给艺术批评下个简明的定义，我们可以说，艺术批评就是关于艺术品的话语。”同样，陶艺批评围绕陶瓷艺术品展开。陶瓷艺术是材料、工艺技术和艺术审美的复合体，是技术与艺术的结合体；并且，呈现出传统、现代和当代陶艺等多元格局的发展状态。因此，批评研究的对象显得极为复杂难辨。
作为艺术品的陶瓷，工艺和材料的独特性远非批评家所能轻松掌握。它涉及了材料学和工艺技术等学科，本身已经超越了人文社科的领域。也即是说，如果批评不能深入到材质分析层面，虽然不能完全认为是“纸上谈兵”，但也很容易使批评沦为无类型化的一般性评述。媒介是艺术创作最基本的载体，对泥性的把握是生成陶瓷作品的基础技能。如今，陶艺作品不仅成为鉴藏把玩的工艺品，也日益介入到人们日常生活和公共空间之中，如陶瓷艺术雕塑：“既有陶瓷材料独特的材质美又以立体造型来改变公共空间。公共环境也为陶瓷这种古老而又有生机的材料带来了更广阔的展示空间。”
除却造型带来的陶瓷审美，材料包括釉料、斗彩、珐琅彩、高温色釉等始终都影响着陶瓷成色和品质。以钧瓷为例：“钧红釉具备的这种类玉的特性使得它适用于多种造型；烧制成功后，钧红釉的红色中会透出一种泛白的层次感，整体釉面红白流动，令观者仿佛进入了一个流动着的奇妙世界。”
钧瓷为何会产生这样的色彩，以及陶艺家是如何做到色釉与陶瓷的成色效果的？这可能是陶艺批评家一时无法回答的问题，那么批评就有可能进入到了知识盲区。陶艺的复杂性就在于此，它综合了多学科知识以及手工艺的偶然性特点，使批评难以深入。
2.陶艺家身份的不确定性
由于陶瓷艺术创作的开放性特点，陶艺家身兼了“陶瓷设计师”“陶瓷雕塑家”“陶瓷艺术家”或者“工艺美术大师”等多重身份，它们之间相互关联但又有区别，可统称为“陶瓷艺术家”。身份的不确定性自然带来批评尺度和工具选择上的差异。正如贡布里希所指出的那样：“现实中根本没有艺术这种东西，只有艺术家而已。”当然，也有罗兰·巴尔特所谓的作品诞生后“作家已死”的论调。陶艺家主宰了个人陶瓷艺术的趣味和风格化，单纯地品评作品自然无法体味作者的创作情境。倾向于“设计师”的作品可能会更多地考虑陶瓷的使用功能，专事于绘画创作的艺术家则更加看重陶瓷器型上的美术或装饰作品。现代陶艺更是综合了多种艺术语言，使陶艺家的身份早已变得模糊不清、难以确认。如：综合艺术有愈来愈靠拢的趋势，但陶艺的材料，以及它与传统不可割裂的关系，决定了它在当代艺术格局中，仍然有某种摆脱不了的边缘特征。”
艺术综合趋势越明显，艺术家对媒介的依赖程度就越高，其个人印迹就越发凸显。反观传统陶瓷艺术——装饰高度程式化、集体（或无名氏）制作、严格的制度规劝和宫廷审美品位的影响等，作为陶瓷工匠艺人只能在有限的范围内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现当代陶瓷艺术则完全相反，尽管还是以陶土为媒介，但是在东西方现当代艺术思潮的冲击下，跨界的设计创作逐渐融入到艺术家的作品之中，各种观念和表现手法形成了强烈的艺术风格。所以，无论是书法家、油画家、雕塑家还是装置艺术家都想在陶瓷艺术上一显身手，大大拓展了当代陶瓷艺术的形式语言，也使“陶艺家”的身份变得更加多元。
3.陶艺批评的日常性
与其他类型艺术不同，陶艺的物质化特点是显而易见的。中国传统陶瓷艺术无论是进入宫廷还是流人民间，都表现出高度“日常生活审美化”的理想。现代陶艺创作渐渐冲破“生活化”的森严壁垒，迈向综合艺术博物馆或者走向公共社区，使各色人等具有了民主发声和平等消费的权利，这种现实逻辑逐渐摆脱诸如“宫廷陶瓷”“建国瓷”“礼宾瓷”等陶瓷艺术高高在上的历史地位。有学者指出：“近年来，我发现一种在艺术创作中直接投射‘现实’的可能性反思，这种对于艺术与现实关系复杂性的再认识，即关注现实生活的具体性，致使一种日常生活的特色开始呈现出来。”
陶艺批评的日常性基于日常普通生活与艺术地位的亲近感，以及当代传播媒介和空间的无限扩张。人们已经习惯对任何一件陶艺作品进行品头论足，或感性或理性，完全没有在意是否需要构筑一个宏大叙事理论。随着生活水平和经济收入的提高，人们往往强调日常生活的品质和意义，对陶瓷艺术的消费除了实用之外更加注重鉴藏价值和审美价值，这一过程始终伴随着主体的批评意识。普通民众的参与、消费群体的扩大，使陶艺批评的日常性成为可能。有记者观察到：“在景德镇也有一些陶艺评论（批评）爱好者，虽然他们谈不上有很高的水平、独到的见解、很深的造诣，但他们热爱陶瓷，偏爱对陶瓷艺术评头论足，但是苦于没有表达的地方、诉说的平台。”
可见，人们对陶艺创作的批评有强烈的愿望和普遍的积极性，虽然他们并不具有陶艺批评家那样的理论素养，但是不能剥夺民众针对陶艺作品的主观看法。
4.接受者的多元性
陶艺批评的生产机制不是单一自足的内部循环，从发声到传播，最终结果都要与接受者发生联系，并由接受者的反馈来验证或纠正批评产生的实际效果。如前所述，与其他艺术类型不同，陶艺创作从一开始有着良好的匠作基础，古代“搏埴之工”地位低下却生产着宫廷皇室的陶瓷奢侈品，现代陶艺的接受者不仅是消费者而且还可能成为陶瓷艺人，因而作为批评接受者的对象就显得变动不居了。接受者的多元性有赖于批评传播的广度和深度，通常情况下，人们会主动筛选文字和图片信息，但面对一件真实、精美的瓷器作品，则有可能会“心动不如行动”。这种传播效力无疑扩大了批评接触面，尤其是针对一件社区公共陶瓷艺术作品的批评。
有学者提出中国现代陶艺批评的“日记式”方法是由现代陶艺家的创作体会和美术理论家的理论阐述两者在形态上的重合，也称情感式的、印象式的或自传式的批评。笔者认为，这种批评方法并不是陶艺批评家们的专利，对于任何一个普通消费者或者欣赏者来说，既有能力持有情感式或印象式批评，也不必被一套理论说辞所困扰。正如：“批评的作用和效果是在批评接受过程中实现的。批评是在接受过程中的批评，是在阅读批评文本过程中的批评。”
因此，陶艺批评并非单向度的批评家行为，而是在批评和接受的双向过程中实现两者之间的互动。接受者的多元性与接受能力直接挑战了陶艺理论家的权威和批评文本的严肃面孔，是陶艺批评家值得深思的问题，也是“自媒体”时代的典型特点。
二、陶艺批评形式存在的问题与思考
1.以鉴赏替代批评
陶艺鉴赏当然不会是陶艺批评的全部。由于我国制瓷业具有悠久的历史，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留下了浩瀚的陶瓷遗产，包括陶器碎片和古代文献。在整理这些陶瓷遗产时，文物学者或陶艺家形成了一套严密的、科学的鉴赏体系；更有甚者，有工程人员引入计算机辅助技术对古陶瓷进行鉴赏，对各项指标进行量化处理。这些方法对古陶瓷的鉴赏或许是大有裨益的。历史性概念的鉴赏与“考证”往往相交割，或以“文物鉴定”为名，佐证实物或文献。如：“对古陶瓷鉴定者来说，随着考古发掘和古瓷窑址调查工作的蓬勃开展，沉睡在地下上千年、数百年的实物资料接二连三地发现，这就为古陶瓷鉴定和研究不断提供新的论据。”
然以现代陶瓷鉴赏而论，似乎不必如此严格，其文辞倒像是精品陶瓷广告推介，言明陶艺出自哪位“大师”之手，然后夸赞一番，以鉴赏替代了批评。这种方式在实践操作中显然要安全得多，但对于整个陶艺创作界来说却未必是一件好事。
2.以表扬代替批评
于今日，批评遭遇尴尬早已不是新鲜事儿，陶艺界也不例外。人们对批评的最大误解就是长期以来所形成的对“批评”的概念性认识，仅仅把“批评”看作是与“表扬”相对的立场。实际上，学理的“批评”无论是在操作规程上还是语言上都更加理智。我们姑且看看当下陶艺批评面临的窘境：“当下进入陶瓷艺术市场的‘热钱’越来越多，而艺术批评也被金钱和利益‘绑架’。综观当下的艺术批评文章，大都是歌功颂德的多，严肃批评的少；锦上添花的多，雪中送炭的少。‘某某创始人“某某第一人“大师“大王’比比皆是，很难看到真正意义上的批评。”
陶艺批评一旦被世俗的功利所“绑架”，大量虚情假意的过誉之辞便会漫天飞舞，陶艺批评也将因此丧失论争的勇气和辩驳的激情。过度表扬只会粉饰陶艺创作的病态扭曲心理，却无益于陶瓷行业的健康发展。笔者无意列举大量的“陶艺家xxx”文章，言过其实的写作方式却是不争的事实。
3.以工艺技术为唯一尺度
如果将附着在陶瓷上的装饰、绘画等逐一剥离，工艺技术的确有可能成为陶瓷制作的一把利器。现代陶艺创作更多是从形式语言出发，并借助、融汇中西方绘画语言，突破了以往陶艺陈陈相因的创作观念。如：
“在现代陶瓷领域，沈家良早期的陶瓷作品清新自然，‘婴戏’系列至今在景德镇还赫赫有名。当与海派文化紧密结合起来的时候，沈家良的画风开始朴实、厚重。如果说中国传统陶瓷艺术大多是在陶瓷上画国画、水墨画，那么沈家良却是在陶瓷上画油画，颜色釉在他神奇的手下变得如同古典油画般浓重与丰富。”
工艺技术凝结了工匠、陶艺家们的经验智慧，甚至成为看家秘诀、秘不示人的文化遗产。由于传统陶艺创作观念根深蒂固，当新式陶瓷语汇出现在陶艺界时经常会遭到“权威人士”本能的抵制。陶艺家章朝辉先生在与笔者谈到当下高温颜色釉彩绘的观念变化趋势时说：“高温颜色釉彩绘将会不断走向大众，不再是少数精英独有的赏品，它有世俗性的一面；并且因为社会各阶层审美趣味的分离导致对高温颜色釉彩绘的评价也出现争议、褒贬不一。”其实，不独是高温颜色釉彩绘如此，陶艺的手工制作性以及陶土的化学特性必须要求以工艺技术为基础。但是，以工艺技术的完好作为批评的唯一尺度将无法揭示陶艺创作鲜活的文化特质。
4.以市场导向代替学理
通常情况下，陶艺批评与市场导向本来是并行不悖的，但是扭曲的批评成了陶艺市场的吹鼓手，完全丧失了批评的独立价值。陶艺市场与近年来的美术拍卖市场一样存在着虚假繁荣问题，以市场价格作为衡量作品价值的准绳。有些批评家也被陶艺作品价格的虚高弄得头晕目眩，结果失去基本的判断能力，甚至导致心理失衡。
“当前，景德镇不缺的是所谓的‘大师“艺术家’‘技能大师’，少见的是有社会责任感的陶瓷艺术评论者、批评家。究其原因也很简单，‘大师’之类的人物社会地位高、能赚取超常的白花花的银两，是名利双收的好职业。而从事‘批评’的职业是得罪人的事，充其量也只是赚些有限的‘稿费’。”
现实境遇的确如此，艺术家有时需要通过有名望的陶艺批评家的鼓吹以获得更为响亮的社会声誉，实现名利双收，于是为陶艺家量身定做的“批评”（实则为漫无边际的吹捧）也就应运而生。
三、陶艺批评的价值与方式转向
1.陶艺批评的现实价值
陶艺批评的现实价值基于时效性和社会性特点。一般说来，陶艺批评不是历史研究但需要有历史观和价值立场。批评虽然可以针对古人或古陶瓷，但主要是“介入”当下，因此需要体现当代人对陶艺创作的看法和批评话语。陶艺批评作为沟通陶艺家与读者（或观者、收藏者等）、作品与读者、传媒与读者之间的重要桥梁，已经成为中国当代艺术转型时期的现实。尤其是西方当代艺术观念和现代策展人制度的引入，对陶艺创作、陶艺展览等都将带来革命性的变化。传统的陶瓷语境和创作手法已经深植在普通生活的审美之中，但是，观念性的作品越来越晦涩难懂，并且随着陶艺类型作品的边界渐趋模糊，通过批评实施诠释、引导和评估的手段也必不可少。有学者指出：
“当下的艺术批评也存在过度学术化的现象。艺术批评是利用语言将艺术作品的视觉表达转译为文字表达的，其内容并非形容词机械式地堆积，而是由各种间接性的且通俗易懂的语言所组成。”
的确如此，“过度化学术化”的批评不仅曲高和寡、远离了日常生活，且伤害了普通民众参与陶艺批评的兴趣与热情。虽然批评文本具有独立自足的审美价值，但是没有读者的批评文章显然是毫无意义的。
陶艺批评与陶艺创作、传播媒介、公共空间的发展密切相关，它“在当今社会要求具有创新意识与正向价值，考察作品的历史涵容于现实效应并予以昭明揭示”。笔者认为，陶艺批评的功能价值还应该体现在纠偏、导引、启示和提升受众审美能力、拓进艺术市场等现实方面，避免批评文本仅仅成为体玄悟道、孤傲冷寂的叫嚣理论。
2.陶艺批评方式的转向
“精英式”陶艺批评固然规范、玄妙，但是，陶艺批评的权利最终应该还之于民间“草根”，这是中国当代陶艺批评的视角和文化选择所决定的。
首先，陶艺创作并不是陶艺家独有的自在物，身处多元化的当代陶艺叙议语境正在突破原有的创作模式，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分享和体验陶艺创作所带来的乐趣，每一个人都可以依据自己的成见来评判陶艺的得失。当杜尚将“小便池”直接搬进展览馆的那一刻起，精英与平民的藩篱就此崩塌。
其次，无法抵挡的网络媒介展示了强大的批评空间，作品数字化、图像传播网络化、批评自媒体化等科技手段使批评者足不出户就可以获得丰富的批评资源。网络批评文本的轻松下载、转发和复制大大延展了陶艺批评的效力，客观上提高了普通民众的陶艺鉴赏力，也使人们获得了更加民主化的批评权利。
最后，由上述两点变化又引发了陶艺批评自身的危机和身份焦虑。有学者特别指出：“单向学术型批评正遭遇在公共舆论界衰减批评活力、丧失批评权威性的巨大危机。因此，它只有采取新的针对性措施，才有可能重新焕发批评的活力，以及重新确证批评的权威性。”比如，对“大师制”的质疑，陶艺批评家能否独善其身、批评能否形成一套有责任感和有公信力的评价机制？这是现代陶艺批评必须面对的问题。
结语
“阐释当代陶瓷艺术，既避免了旧历史主义的死灰复燃，又拒绝了解构文体的所指游戏和话语的个人主义倾向。”陶艺批评的实践行为并不是有意为陶艺创作“添乱”——就陶艺创作的生态而言，若想保持陶艺文化的鲜活生动，离不开批评的“在场”。即便只是陶瓷而不是陶艺，它们所彰显的“物质性”也拒绝了陶艺批评制造一种抽象的“语境”，真正发挥批评的大众权利和日常功效。陶艺批评之所以不像陶艺“市场火热”，除了它“只是赚些有限的稿费”外，最紧要的应该是它独立的批评精神以及社会容纳批评的度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