瓷器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的一项伟大创造发明。
中国瓷文化源远流长饮誉中外，瓷器为历史文化的物质载体和实物见证是民族的象征国家的名片具有重要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它不仅对培育民族精神、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对外文化交流等精神文明建设而且对经济建设科学研究、旅游事业的发展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中国瓷器是土与火的艺术具有实用与观赏双重功能深受世人珍爱。同时中国瓷器是我国历史文化和艺术科技的结晶亦是我们祖先留存下来的一份宝贵财富。保护好这份珍贵的遗产是我们上对祖先、下对子孙的光荣而艰巨的责任。
大明文化代表了中国文化的又一个高峰。明代是一个文化上集大成和有所开拓的历史时期。明代瓷器在中国陶瓷史上占有继往开来、承上启下的显要地位。从洪武釉里红的凝厚到永宣青花的艳美从成化斗彩的雅致到弘治黄釉的静穆从嘉万五彩的瑰丽到崇祯青花的明快。瓷都景德镇“天下窑器所聚”的霸主地位在明代更加巩固。
(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张浦生
“盛世而收藏兴”。收藏是一种文化收藏家以保存历史、传承文明为自己的神圣使命。文物收藏乐趣很多既陶冶情操又增长知识既广交朋友又积累财富。故而有人曾这样说“世界上最富有的不是银行家而是收藏家”。任何时候收藏品的价值都是同社会安定、经济繁荣息息相关的。
山西悠久的历史古老的文明以及地上地下保存下来的丰厚文化遗产早为世人所识。尤其是明清之际晋商“纵横欧亚九万里富甲天下五百年”。这方沃土培育了收藏文化。遥想当年，山西人在北京琉璃厂古玩界就有了名声，今日亦然。由于工作关系我去山西开会讲学次数不少认识山西文博界、收藏界的朋友甚多知道他们早在改革开放之处，就在收藏这条崎岖路上前行，近年来更出现了令人可喜的局面。收藏的群众性和藏品的专业性，是山西收藏的两大特点。
《明瓷聚真》编著者郭学雷是我的学生国内陶瓷研究、鉴定领域的中青年骨干。孔繁珠先生是山西省古陶瓷爱好者他对大明瓷器情有独钟且有相当的研究。该书所选的240多件明瓷可分彩绘瓷和颜色釉瓷两大类。其中以青花居多涵盖了有明一代。该书所收录虽官窑器不多残破器不少但从研究角度来看其史料价值与科学价值却不能低估。我们不仅可以从中领略景德镇大明瓷器的迷人风采寻觅明瓷文化发展演变的脉络而且从中可管窥山西收藏界陶瓷典藏之宏富。
总之，《明瓷聚真》。是第一部系统介绍和研究民间收藏明瓷的专著。内容丰富，图文并茂，编排规范，鉴赏性很强。其深入浅出的文字风格，简洁明了的术语解释和鉴定要点评述引领读者轻松的进入异彩纷呈的明瓷收藏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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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朝代中青花瓷的特点——明青花瓷
青花瓷中，产地以景德镇青花瓷为佳，说到青花瓷发展过程，明青花瓷的工艺已经日益娴熟，现代青花瓷作品有很多都仿照明青花瓷，笔者在世博会纪念礼品中也见过一例明青花瓷仿品。
明清时期是青花瓷器达到鼎盛又走向衰落的时期。明永乐、宣德时期是青花瓷器发展的一个高峰，以制作精美著称；总的说来，这一时期的官窑器制作严谨、精致；民窑器则随意、洒脱，画面写意性强。从明晚期开始，青花绘画逐步吸收了一些中国画绘画技法的元素。
1、明初（洪武朝1368--1402）的青花瓷有大小盘、碗、梅瓶、玉壶春瓶等。所用青料以国产料为主，也不排除有少量进口料。青花发色有的淡蓝，有的泛灰。前者有一部分有晕散现象。纹饰布局仍有元代多层装饰的遗风，题材也变化不大，但许多细节已有变化：如蕉叶的中梗留白；花瓣留白边较之元代更明显清晰；牡丹叶子“缺刻”部位较深，不如元代的肥硕；菊花绘成“扁菊”，花芯以方格纹表现；龙纹仍是细长身，但除了三、四爪外，已出现五爪，爪形似风轮，气势不如元龙凶猛矫健。辅助纹饰的如意云头由元代的三阶云改为二阶云；莲瓣纹内多绘佛家八宝（元代多绘道家杂宝）。碗、小盘多绘云气纹，仅绘于器物外壁的上半部。器物底足多平切、砂底无釉见窑红。未出现年款，带款的器物也极少。
2、永乐、宣德（1403—1435）的青花瓷器呈现出了较高的工艺水平。此期所用青料，以苏泥勃青为主，多见“铁锈斑痕”。也有部分国产青料。但即便是国产料，发色也相当好。器型有盘、碗、壶、罐、杯等。尤其是出现了一些僧帽壶、绶带扁壶、花浇等非汉文化的器型，反映了这一时期与外域、外族的文化交流与融合。纹饰多见各种缠枝或折枝花果、龙凤、海水、海怪、游鱼等。胎质较以前细腻致密。釉质肥润，多见橘皮纹。两朝的器物相比，永乐的器型较轻薄、秀美，青花发色较浓艳、铁锈斑痕更重，纹饰较疏朗，描绘更细腻，底釉较白，器物多无款，仅见“永乐年制”四字篆书款。宣德器器体较厚重，纹饰较紧密，底釉略泛青，带款器较多，有四字或六字年款，并有“宣德款布全身”之说。总的说来，宣德青花数量大、品种多、影响广，故有“青花首推宣德”之说。
3、正统、景泰、天顺（1436—1464）三朝，由于政治动荡、天灾人祸等因素影响，导致了经济的衰退。而且从正统初即多次下令“禁造官样瓷器”，故这一时期瓷器数量较少，被称为陶瓷史上的“空白期”。总的说来，此期器型主要还是瓶、罐、碗、杯、盘等几类。所用青料仍有部分是“苏青”。青花发色有的浓艳，与宣德器相近似，有的淡雅，与成化器较接近。釉面多泛灰。胎体较厚重。底足修削不细腻，有敦厚感；多见浅宽平砂底，有的有粘砂现象，有的见火石红。正统时的瓶、罐器口为直颈形，与宣德器一致；天顺时的则是象梯形的上窄下阔形，与成化时相近。瓶、罐的身体均是丰肩、圆腹、下收、足稍外撇；梅瓶的器身较宣德的修长。纹饰以一笔点划为主，有人物、花卉、龙凤、孔雀等。人物的背景多画大片云气纹。瓶、罐边饰喜画海水纹或蕉叶纹，其蕉叶中梗留白，叶面较宽大，像小树一般。款识正统的是福字款；景泰开始款识从器心移到器底，除福字外，还有“太平年造”、“太平”、“大明年造”等；天顺有纪年款、梵文款等。
4、成化（1465—1487）、弘治（1488—1505）、正德（1506—1521）三朝处于明中期。成化和弘治中期以前使用平等青，发色淡雅。弘治晚期与正德则发色灰蓝。但此期也有个别器物发色浓艳，有铁锈斑。
成化多淡描青花。纹饰布局前期疏朗，后期繁密，多画三果、三友、九秋、高士、婴戏、龙穿花等。花叶似手掌撑开状；叶子多齿边，花叶均无阴阳正反；鱼藻的水草飘似海带；山石似钥匙状无凹凸感；边饰较简单，碗、盘、杯等口沿、圈足仅用弦纹装饰；龙多为夔龙，鼻子长长的像象鼻；十字宝杵、阿拉伯文等伊斯兰教内容的纹饰多见。胎质细腻洁白，釉极细润有玉质感，但稍微发青。器型有罐、梅瓶、洗、盏托、盘、杯、碗等，炉为三乳足筒式或鼓形炉。款识除“天”字罐外，还有“大明成化年制”六字单、双行款；图记款主要有方胜、银锭等。
弘治器物早、中期大致与成化同，甚至比成化更纤巧柔和。后期与正德器接近。花叶纹细而密，梵文图案增多，龙纹纤细柔和，人物洒脱。款识为六字、四字楷书款都有。
正德仍用国产料，前期用平等青，发色灰蓝。晚期始用回青。有的晕散。其器物的器型、胎质、釉质与弘治接近，气泡密集。深腹碗、带座器等流行。后期多见大器。纹饰常见的有凤穿花、鱼藻、狮子绣球、庭园婴戏、树石栏杆、莲托八宝等，绘画较弘治的粗。碗盘底心下蹋，碗出现鸡心底。器底多见窑红、粘砂、跳刀痕等现象。年款有四字和六字楷书款，个别用“造”字。
5、明晚期的嘉靖（1522—1566）、隆庆（1567—1572）、万历（1573—1620）三朝中，以嘉靖的时间最长，故此朝的器物发色不尽相同，早期的与正德器相近，发色灰蓝。但此期独具特色的是使用回青料。纹饰除传统的仍流行外，道教色彩的纹饰大量增加，如云鹤、八仙、八卦、道家八宝等。花组字为独具特色的纹饰。此外还有婴戏、高士、鱼藻图等。婴戏图的娃娃头前额突出明显。胎、釉均是小器细、大器粗。大器较多。八角形、四方形、六角形、上圆下方式葫芦瓶等异型器多见。朝珠盒为此朝独特器型。款识“制”、“造”均用，以“制”字居多。器底心书“金录大醮坛用”为祭祀用器。还有东书堂、东萝馆等堂名款。
隆庆朝由于时间短，因而器物也少，大器、带年款器则更少。青料用回青，呈色稳定、纯正，蓝中泛紫（不像嘉靖器般紫得厉害）。纹饰与嘉靖朝相近。因以小件器为主，胎、釉较细腻。多六角、八角等造型。官窑器的款识有“大明隆庆年造”和“隆庆年造”两种，不见“制”款；民窑器款有“隆庆年造”或“制”四字款；吉语款有万福攸同、福寿康宁等，颂语款有富贵佳器等。
万历早期用回青，中晚期用石子青及浙料。多淡描青花。纹饰除传统的外，还流行锦地开光纹饰；纹饰布局繁密，主题不清；另外福禄寿字为纹饰的也多见。瓶类较多见镂空、套活环等工艺。器型除传统的外，新出现了壁瓶。胎质较粗，釉白中泛青。款识多见“大明万历年造”，也有“大明万历年制”、“万历年造”；多伪托款，有宣德、成化、嘉靖的。总的来说工艺水平较前退步。
6、明末天启（1620—1672）、崇祯（1628—1644）时由于政治动荡，导致百业凋敝，陶瓷业也萧条冷清。天启十九年以后朝廷即无下令造官窑器，因此天启年款器甚少，以“大明天启年制”为主，也有“天启年制”款。民窑器中各种图记款、堂名款、吉语款、颂语款增多，如玉堂佳器、万福攸同等；多伪托款，有永乐、宣德、成化、天顺、正德、嘉靖等朝的，其中伪托天顺款的惟有天启。纹饰仍以传统纹饰为主，但道教内容的纹饰较万历时少，画意粗率。此期的纹饰较疏朗，生活气息较重。胎体厚重、胎质粗松、器形不规整、器底粘砂、塌底、跳刀痕等已成时代特征。
崇祯无官款器。器型不多，以钵式炉多见，此外还有碗、杯、瓶、花觚等。青料有石子青、浙料等。发色粗者多晕散、精者稳定。纹饰图案除传统题材外，高士图尤其多见。婴戏图小孩头大脚小比例不谐调。山水人物图（高士图）中秋草、括号云、小太阳等为典型特色。胎质粗疏。釉白中闪青，有的发灰。
总体来说，明青花工艺比较完善，已经具备规模生产的能力，现有很多精品存世。
宋、元、明、景德镇陶瓷介绍
景德镇地区的制陶瓷业“始于汉世”(东汉，公元25-220年)，此时的陶器“质甚粗，体甚厚，釉色淡而糙”，“只供迩俗粗用”，并不远销。因此，影响所及，极为有限。
景德镇地区“水土宜陶，陈(陈代，公元557-589)以来土人多业此，景德镇陶瓷自陈代以来名天下。”东晋(公元317-420年)时人赵慨对景德镇陶瓷的釉胎配制，成型和焙烧等工艺进行了一系列重大改革，为发展景德镇由陶至瓷的变革作出了重要贡献，被称为“制瓷师主”，立庙奉祀。南北朝时，陈至德年元年，京城兴建宫殿，陈后主诏新平镇烧制瓷础进御;隋(公元581-618年)大业中，新平镇制成“狮象大兽两座，奉于显仁宫”，至唐(公元618-907年)、五代(公元907-960年)，景德镇陶瓷已开始名扬天下。“陶窑，唐初器也，土惟白壤，体稍薄，色素润”，“称假玉器”，“镇钟秀里人陶民所烧造”，“陶玉携瓷入关中，且贡于朝，于是昌南镇瓷名扬天下”，“霍窑，窑瓷色亦素，土善腻，质薄佳者莹润如玉，为东山里人霍仲初所作，当时呼为霍器”。邑志载：“唐武德四年(公元621年)诏新平民霍仲初等制器进御。”据考古发现，景德镇五代窑址颁布甚广，有十八处之多，尤其是延续六、七百年之久的湖田古窑址，规模最大，影响甚远。这些窑址都烧青瓷和白瓷。青的色调偏灰，白的色调纯正。而且，白瓷胎质细密，透光度较好，其烧成温度已达1150-1200℃，孔隙度为0.8%,胎体白度达70%以上。景德镇陶瓷器物主要有盘、碗、壶、盒、水盂等，以盘碗为主。这说明，五代时的景德镇以她为南方最早烧造白瓷之地和其白瓷的较高成就而奠定了自已的地位，从而打破了青瓷在南方的垄断局面和“南青北白”的格局，对于宋代青白瓷的制作，对于元、明、清瓷业的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宋代，景德镇陶瓷器以灵巧、典雅、秀丽的影青瓷而着称于世。这种影青瓷(青白瓷)是在五代烧制青瓷和白瓷的基础上烧造成功的。影青瓷瓷胎加工精致细腻，有“素肌玉骨”之誉，釉色白里泛青，青中有白，莹润如玉，加上釉下瓷胎刻有各种精细的花纹，三者互相结合，交相辉映，相得益彰，形成“颜色比琼玖”的影青瓷。其具有精细秀丽，清澈典雅，“光致茂美”的卓约风姿，成为我国陶瓷史上一个极其珍贵的品种，从而使得景德镇跻身于宋代名窑之林。
元代景德镇成功地烧造出青花瓷和釉里红瓷，这是两种极具特色和名贵的品类。青花着色力强，呈色稳定，纹饰永不褪脱，且风格幽靓典雅，素净秀丽。光润透亮的青花釉与素雅明净的白胎巧妙配合，互相衬托，颇具中国水墨画之特色，并且标志着由素瓷转为彩瓷的新时代的到来;元青花以其多层次，满画面，主次分明的装饰特征和以彩绘为主兼刻、划、印花的装饰技法，为我国陶瓷艺术的发展开辟了一条新的途径。釉里红以铜红料在胎上绘画纹饰罩以透明釉在高温还原气氛中烧成，使釉下呈现红色花纹瓷器，烧成难度大，色彩艳丽，以至于到今天它还是一个极其珍贵的瓷器品类。釉里红可以单独装饰瓷器，亦可以与青花结合，称作青花釉里红，两者相映生辉，极其名贵。
明时的景德镇官民竞市，“有明一代，至精至美之瓷，莫不出于景德镇”，“合并数郡，不敌江西饶郡产……若夫中华四裔，驰名猎取者，皆饶郡浮梁景德镇之产也”，景德镇真正成了“天下窑器之所聚”之地。除了在继承前代技术并发扬光大的种类烧造方面外，明代景德镇还消化和吸收了各大日益没落的著名窑场的优秀技艺，并广采博收外来文化的精华，不拘一格，大胆创新，创造了许多新的品种、新的造型、新的装饰，真正是“开创了一代未有之奇”，而所有这些创新，不仅造就了明代景德镇陶瓷在全国制瓷业的中心地位，而且光照千秋，辉映千古。
明代景德镇的高温单色釉(烧出温度在1200℃以上)和低温单色釉(烧成温度在1200℃以下)景德镇陶瓷器都有很大发展。白瓷的制作，明代各朝都有烧造，各臻其妙。永乐的洁白甜净;宣德(公元1426-1435)的汁水莹厚如堆脂，光莹如美玉;嘉靖的纯净无杂;万历的透亮明快;无不使人叹服称奇，爽心悦目。明代单色釉最具突出成就的还有永乐、宣德的红釉和蓝釉，以及成化孔雀绿和弘治(公元1488-1505年)黄釉。明永乐时的鲜红器亦称“祭红”，釉厚如脂，光莹鲜艳，有“永乐之宝”之誉，赢得“永器鲜红最贵”的评价。宣德年间的宝石红釉又比永乐鲜红釉更胜一筹，釉汁晶莹似红宝石，胎质细腻坚致，极其名贵。明代的蓝釉瓷器，在宣德时烧造较多，后人把它和白釉、红釉相提并论，推为宣德瓷器的“上品”。
明青花瓷杯：成化青花瓷的高仿之作
青花瓷在明代大放异彩，广受欢迎。纵观明代各历史时期，又以明成化年间的青花瓷为最，被誉为瓷器之珍品，后世更有着“明看成化，清看雍正”的说法。正因如此，明清时期出现了不少成化青花瓷的高仿品，其中有些瓷器在制作时，工匠不题写本朝年款或堂名款，而题写为成化的年号款识，以表达对成化青花瓷的崇敬和缅怀。
合肥市文物管理处便收藏着这样一只明青花瓷杯，仿的正是成化年间的青花瓷，其底部烧制有“大明成化年制”几个字。“这在业界被称作‘寄托款’，寄托款最早出现在明武宗正德年间，专门仿造明成化瓷，此后寄托款日益增多。这个青花瓷杯就制作于明末时期。”市文物管理处工作人员徐凤芹说道。
成化是明宪宗的年号，明代使用“成化”这个年号长达23年。明宪宗朱见深是明代的第八位皇帝，他在成化初期励精图治，所以社会经济呈现出繁荣景象，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成化瓷器业的发展。
都说成化时期的青花瓷极佳，究竟好在哪呢？“成化青花瓷传承了之前的精华，同时也开创了独特风格。此时的青花瓷胎质细润，造型优美，绘画风格淡雅，色调宁静柔和，以其轻盈秀雅的风格独步一时，在艺术和审美角度上都达到了一个高峰。”徐凤芹回答说，“如果你有幸触摸到成化时期的青花瓷，会觉得犹如抚摸婴儿的肌肤一般。”
这只仿制的成化青花瓷杯口径不过9厘米、底径4厘米、高4.5厘米，不大的一枚却符合成化瓷的特点。“‘小’是成化时期瓷器在造型上的突出特点，历来有‘成化无大器’的说法，常见的成化官窑瓷器有碗、盘、杯、高足杯、高足碗、卧足碗、罐、盒、炉、洗、梅瓶等。”徐凤芹告诉记者。
此青花瓷杯为白胎，全身施釉，外壁主纹图案为怪石花草。“每个时期瓷器的纹饰复杂多样，又各有特点，从传世品来看，明代早期瓷器的纹饰画风随意奔放，到了后期则以写实为主。”
这只青花瓷杯虽经过岁月侵蚀，但色泽却并未多受影响，呈现出柔和宁静的美感。而从其底部的落款来看，用的也是成化瓷器最常见的六字底款——“大明成化年制”。“不仅如此，这只青花瓷杯的青花瓷纹饰还将成化时期青花浓淡不均，在有些地方有晕散的小缺点也模仿得十分传神，可谓成化青花瓷的高仿之作。”徐凤芹笑着说，“当然再高仿也不是成化时期的真器，逃不过文物专家的‘法眼’。”
陶瓷文化鉴赏-明弘治景德镇官窑瓷业的衰落
在经历了正统、景泰、天顺三朝瓷业的"黑暗时期"以后，成化景德镇官窑瓷业进入了明代瓷业史上的一个"中兴时期"。永宣传统产品得到恢复，创烧产品、仿古制品也陆续涌现，尤其是斗彩的成功烧造，更为成化制瓷业增添了时代艺术特色，并使之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但是，这种局面未能保持到弘治时期，朝代的更迭使瓷器的烧造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御厂窑事很快地由"盛"转而为"衰"，这种转变集中反映于两个方面：一是烧造数量的剧减；另一侧是色彩的单调，由成化"艳"的倾向转而为"素"的趋势，这两点构成了弘治朝瓷业走下坡路的主要特征。考其凋蔽原因，当与孝宗帝朱祐樘的治国之道及个人嗜好有关，本文主要谈谈这方面的问题。
（一）
在瓷器研究领域内，很少有人把注意力集中到弘冶一朝，因为这个时期似乎并无特别值得研究的课题。而且，成化、弘治、正德三朝是明代中期一个瓷业发展比较稳定的时期，其间除了弘治朝传世品稍少外，发展比较平衡，似无明显的衰落迹象，在未考察这一问题前，笔者始终不怀疑这种传统看法的正确性。然而，通过研究，事实提出了有力的反证，一经比较弘治朝瓷业不景气的迹象即刻显露出来，无论是烧造数量、品种、形制诸方面，都无法与成化朝相抗衡，也难以同正德朝相提并论，这三个朝代官窑瓷业的起伏，呈现出一种"M"形的发展趋势。
笔者根据现有的材料对传世的成化、弘冶、正德瓷器作了一次粗略的统计，发现弘治朝的制品出乎意外的少，在国内，除了北京故宫博物馆、台湾省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等大博物馆拥有较多数量的弘治瓷器外，其余仅见零星收藏；在日本、美国等一些收藏中国瓷器较多的国家，对弘治瓷器的收藏也是微乎其微。在出土器物中，除了景德镇御厂窑址的残片外，其余只是个别的发现，几无成批的弘治瓷器出土。
从品种看，弘治官窑器也无法与成化、正德两朝相比较，现将这三朝有传世实物为依据的烧造品种分列如下：成化：斗彩、五彩、青花、青花黄彩、青花加彩、孔雀绿釉、孔雀绿釉青花、釉里红、青花釉里红、祭红、祭蓝、紫金釉、黄釉、黄地绿龙、白釉、白釉刻填绿龙、豆青釉、仿哥、仿钧等。
弘治：五彩、青花、青花黄彩、釉里红、黄釉、黄地绿龙、紫金釉、白釉刻填绿龙、白釉刻龙露胎、豆青釉等。正德：五彩、三彩、素三彩、矾红彩、青花、青花红绿彩、青花黄彩、黄釉、黄地绿龙、紫金釉、釉里红、青花釉里红、祭红、白釉、白釉刻填绿龙、孔雀绿釉、瓜皮绿釉、豆青釉等。
成化朝烧造的斗彩瓷器，是一种极为名贵的品种，它们绝大多数分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馆和台湾省故宫博物院；在国内外博物馆、收藏家手里还有部份收藏，从其数量来说并不算少，但令人惊讶的是弘治一朝竟未见一件斗彩瓷器！足见这一类处于艺术巅峰的名贵作品至治时已停止烧造了。只有五彩尚有少量制作，目前仅从国内外出版物上见到几件作品①，且艺术质量已远不如成化斗彩。其他制品均袭成化旧制，但有的已不能与成化器同日而语，比较突出的是题材单调，纹饰多数是传统的龙纹，在艺术处理上也出现了不正常的状况，例如青花游龙碗中龙的布局很不协调，龙象征着腾跃，但别扭地跃于莲池，这种题材以后绝少见到。再如白釉露胎刻龙盘，这种盘应是本朝的典型器，但制作较粗糙，龙的神态也缺乏生气，台湾省故宫博物院藏五彩龙纹盘也同样有这一质量粗而稚拙之感。青花是每一朝均有大量烧造的主流产品，但弘治青花不仅少见，且形制均匀为小件盘碗类，英国大维德藏弘治九年纪年款瓶一对，形制较大，制作较精致，但属民窑烧造。当然，由于前朝老艺人尚在，技法并未失传，许多瓷器的制作依然保持着成化的良好制作风格，而且也生产出了一种有代表性的色釉--低温娇黄釉，这种色釉的烧造超过了前朝，达到了历史上低温黄釉最高水平。但这种色釉的高质量并未能改变弘治朝釉彩品种单调的状况，综观，弘治朝瓷业之现状，与前后朝相比几乎处处趋于劣势，这一切，显示着该朝瓷业的不景气。
（二）
传世实物从一个方面印证了弘治朝瓷业已经在走下坡路了，但传世品的稀少其原因有多方面，有时因战争，宫廷灾变等历史原因也可导致传世实物的减少。因而分析主要原因还必须了解当时朝廷对景德镇御器厂的瓷器烧造抱什么样的态度，产生什么影响，因为掌管御器厂烧造大权的是皇帝本人。
下面是弘治朝宫廷中一些日常记载，反映了官方对当时御器厂瓷器烧造的动态和反应。成化二十三年九月："兰州临清镇守、四川管银课、江西烧造饶器、"广东新渌守珠池内官悉令回京②。
按宪宗朱见深于成化二十三年八月崩，九月壬寅孝宗即位，减饶州烧造内官时已是孝宗当政。上述同官，所担任的并非是当时最重要的职务，召其回京不是商议什么军国大事，而应是停止其所辖业务活动。后来的史实证明，此举的目的，无疑是节约资财，限制瓷业，打击为非作歹的宦官。
弘治三年十一月"甲寅，内阁大学士刘吉等言：……近来工役繁兴与军民困苦，如沙河桥自成化十四年被水冲坏……又如江西磁器，内府所收计亦足用，今又无故差内官烧造、未免扰人……乞将沙河桥南海子做工军士尽放回营休息，烧造磁器内官停止不差……。上曰：灾变叠见，朕深忧惧，思图消复惟在恤民，今卿言天寒军士久劳，工役及烧造内官骚扰地方，诚宜停止，江西烧造磁器，内官不必差③。"
这段史料详细说明弘治弘治三年仃差内官烧造瓷器是大臣上谕，向朝廷陈述原委，孝宗才决定停止不差的。其原因十分清楚，这些内官太监，在地方上无恶不作，大臣对此甚为不满，所谓"扰人"仅仅是一种婉转的措辞：而所述"内府所收计亦足用"之语正说明内宫瓷器的贮存数已是十分巨大，不必再烧。显然，这些瓷器绝大多数是成化时期烧造的，因为孝宗执政三年，两度裁减、停遣烧造内官，景德镇御器厂的制作不会有什么大的进度，即使没有停烧，其数量也有限。因此，可以说，弘治早期几乎没有多少瓷器生产。
除了听从臣下的谏言，不差内官前往江西督烧瓷器外，孝宗还进一步放宽了对民间征收制瓷原料的政策：弘治五年三月"辛未初八日，以皇太子礼成诏告天下"：……各处额办派办物料除军需供应器皿外，其余朱漆，油麻、铜丝、铜青、铜铁等，……白墡④、矾红、烧造缸釉等土……等项自弘治二年十二月以前拖欠未征者悉与蠲免，已征在官者仍解本部并本处收贮以备别用⑤"。
由于许多行业的停止，这些额办派办的物料似乎已没有多大作用，只是作为一种备用物资贮存于官府，而且拖欠年限迨至弘治二年年底为止，很可能以后三年内并未征改。这里，有一点应当注意，这段材料中提到的"矾红"可能就是烧造包括成化斗彩在内的红彩料，把它列为朝廷征收的原料中的一项，足见成化朝对矾红是重点征收的，因为它与制瓷主要原料"白墡""缸釉"列在一起，这种彩料的蠲免进一步证实彩瓷的烧造在弘治朝完全进入低潮，朝廷对这种费财甚多的制品显然已不感兴趣。
弘治中期以后，景德镇官窑瓷业又在朝廷内官的严加监督下，生产比较精致的瓷器，以致又一次引起了大臣的强烈不满：十一年十一月"癸卯，礼科给事中涂旦等言……近者差内官往苏杭等处织造缎匹，陕西等处织造羊绒，织金彩、妆曳撒秃袖、江西烧造各样瓷器，俱极淫巧，又取福建丝布追督甚急，况各处连年灾伤，边方多事，重以骚扰，百姓何以堪命？伏望一遵旧制，非常额一切停止，不宜停止者，责其进纳，所遣内官通行取回，庶可以宽民力……。上曰：讷忠言联当自处，王铖既用之边族，置勿论，其余令所司斟酌以闻⑥"。
孝宗帝这一次的态度比较暧昧，显然他对上述物品不无需求之意，只是碍于面子，或者说尊重臣下之苦口良言，因此还是把决定权下放给有关衙门。两年以后（弘治十三年四月癸丑），"礼科都给事中宁举等以灾异言十事"，其中一节财用谓："近者屡差内臣往陕西苏杭织造驼绒缎匹，饶州烧造瓷器，凡诸工作动费不赀，况所差者假公营私，用一造百，……乞取回各处督造内臣，减光禄寺无名供应，以安民心……。上纳之⑦"。
宁举等所奏内容与两年前涂旦等所奏内容基本相同，可能前面孝宗批复的"令所司斟酌以闻"之言，臣下并未完全（或无法）执行，因而宁举等再奏并着重指出了"动费不赀"和宦官的"假公营私，用一造百"对地方百姓的危害。从这里可以得知弘治十一年以来烧造瓷器所耗资财颇大，从而可以推测，弘治朝在这一阶段可能烧造了较多质量较高的瓷器。似可认为，这一阶段是弘治瓷业的高峰。
弘治十五年三月癸未，孝宗"命取回饶州府督烧瓷器内官"，其由为"从巡抚都御史韩邦问奏也⑧"。韩为巡抚江西都御史，他在地方上显然深知浮梁民困和宦官贪酷之实情。于是又一次撤除了督造内官。与此同年"弘治十五年奏准，光禄寺岁用瓶坛自本年为止，已造完者解运，未完者量减三分之一⑨"。这一减烧措施似与韩邦问之上奏事有密切关系。次年（十六年）七月江西按察司佥事任汉上地方事宜，其中有："一谓江西地狭产薄而科赋比常加倍，景德镇烧造瓷器所费不赀，卫所军士有半年不得支粮者，乞暂将解京折量银两并起解运，兑军粮未减半坐派多剩留以济军士，其军需颜料并瓷器之类亦暂停免二三年⑩"。
任汉的上谕在当时并无答复，但后来可能还是兑现的，同年十二月"已未，吏部尚书马文升奏……乞将弘治元年以来所派一应物料量为停免……工部复奏弘治十年以前及十三、十四年分派所宜蠲免停止者十七事疏上俱从之⑾"。这段史料中虽未知有否停免烧瓷，但从有奏必从的实际情况看，景德镇御器厂极有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停烧或减烧。
综观孝宗当政十八年，对监烧瓷器内官的遣召谕旨减烧是十分频繁的，其间仅罢免、召回烧造内官的次数就至少有五、六次，而减烧，蠲免的事例也时有出现，这种撤而复遣，遣而复罢的做法，在许多朝代皆有，但在弘治朝显得特别多，而且别的朝代往往是监烧者不力，烧造质量下降而遭朝廷训斥或贬滴；但弘治朝则是宦官"骚扰百姓"等原因造成。凡此种种，对御器厂的正常生产影响很大，于是产量剧减，多种品种取消，质量有下降趋势。《明史》食货志在叙述正德朝瓷器时统计："自弘治以来，烧造未完者三十余万件"。计划内的三十余万件没有完成任务，这主要是由于朝廷采取了上述一系列限制措施后逐渐拖欠积压的。因此，对造成这种官营瓷业萧条的主要责任者孰谁，是十分明确的了，它完全与孝宗帝的治国之道相适应，与其统治时期所奉行的政策相适应。
（三）
弘治帝是何许人？在他当政时奉行的是什么政策？在明代各朝君主中，孝宗朱祐樘是一个比较清明的皇帝，旧史家对他的评价也较高，誉其统治时期为"弘治中兴"。《明史》对他更是赞颂备至，谓："明有天下，传世十六，太祖成祖而外，可称者仁宗、宣宗、孝宗而已，仁宣之际，国势初张，纲纪修立，淳朴未漓。至成化以来号为太平无事，而晏安则易耽怠玩，富盛则渐启骄奢，孝宗独能恭俭有制，勤政爱民，兢兢于保泰持盈之道，用使朝序清宁，民物康阜⑿"。诚如史料所记，孝宗是一个比较懂得治世之道的开明君主，他任用贤臣，采纳忠言，勤于治理、裁抑宦官，并提倡节俭，与民休息。其中比较突出的一点是"俭"。在他当政时期，减烧景德镇瓷器仅是无数措施中一项，明史记载，他经常"禁内府加派供御物料"、"减供御物品""罢营造器物"、"减光禄寺供应"等。另外，不断"免各地灾税粮"、"赈灾民"、"免织造"、"闭银坑"，甚至对正旦、万寿圣节、重阳、冬至等节日宴赐百官之常例，也经常命"免宴赐以节钱钞"。执政十八年，禁减项目之多，为历朝所少见。由是而"朝序清宁，民物康阜"，执政期间，臣民欢欣，朝野鼓舞。当然这是相对前后朝昏庸之主而言，其父成化、其子正德纵情声色，荒淫无度，宠用宦官，朝政腐败。把这些情况综合起来看，景德镇御器厂瓷器生产在弘治朝走下坡路乃是势所必然，顺理成章之事。这对后世瓷器研究者来说不无遗憾，因为如果孝宗与其父其子一样不加限制的话，当时的瓷业是不会停滞不前的，说不定的有方面还胜于成化、正德，但从当时的实际情况来看，他的做法是明智的、进步的，符合广大臣民的愿望的。
（四）
在分析一朝瓷业兴衰的同时，还应注意到下面这一因素，即皇帝个人的嗜好有时也可能会造成瓷业的兴衰。如宣德时朝政并不腐败，但宣宗喜好瓷器，其时青花及各类制品俱佳；景泰帝可能格外欣赏珐琅器，由是该朝流行"景泰蓝"扌舀丝珐琅器；成化帝似乎对彩瓷有特殊兴趣，因而斗彩制作特别精。但弘治由于"兢兢于保泰治盈之道"夙夜忧勤、忙于政事，似乎在器用方面并无特殊嗜好，也没有什么闲情逸致去欣赏瓷器，更无暇顾及孰好孰坏。但是，有迹象表明，弘治帝喜爱素色，反映于瓷器上的是传世实物绝大多数色泽素净，另外从史料也可窥见其嗜素之一斑，如弘治十五年三月"已亥，先是有旨，自正月初一至十二月二十七日，但遇御膳进素日期，俱令光禄寺禁屠，户科给事徐昂等因言今一岁之中禁屠断宰者凡一百一十一日……"。从中可知，弘治十五年一年内御膳进素日期可达一百一十一天，约占全年三分之一，而且关于"进素在祖宗朝本无故事，惟皇上好生之德出自天性，故爱惜物命，至于如此⒀"，说明弘治早有食素习惯，其御膳进素也是常事，而越到后期可能进素日期更多。由此类推，食素所需之器皿必然与所盛食物相适应，其色调必然相和谐。因此，弘治帝对素净器皿的使用是比较多的，再说，宫中的器用主要以皇帝的活动为轴心，任何事物必须以皇帝的需要为第一需要；因而我们又可推断，弘治嗜素，嗜素之结果导致对素净器皿的广泛使用的需求，这是弘治朝瓷器色泽为什么普遍较素的又一因素，这一因素对该朝瓷业的相对衰落，无疑也具有一定的推动作用。
珍贵名瓷 藏宝民间
在中国人普遍解决了温饱问题，逐渐走向小康社会的今天，包括陶瓷在内的珍贵文物收藏已不局限于国家文博单位与少数收藏家。截止目前为止，我国收藏大军已突破４０００万人，其中约有一半以上十分钟情于中国名瓷的收藏，推动着我国艺术陶瓷向前发展。为鼓励与正确引导包括陶瓷在内的各种收藏的健康发展，有报道说国家有关部门正在制定法规，鼓励藏宝于民，并使国家文物保护与收藏尽快与国际惯例接轨。
目前，在国内大中城市都出现了规模大、档次高、店铺集中的旧货文物市场，凝聚着古代灿烂文明精华的各代名窑瓷器，成为收藏者追逐的目标。如北京的潘家园、报国寺，上海的城隍庙，天津的沈阳道，广州的文昌路，南京的夫子庙等，都已成为国内外闻名、设施齐全、商品琳琅满目、管理完善的文物市场。各类陶瓷艺术品成为收藏界最具代表性的交易品，人气甚旺。这里荟萃有古今各代名窑的瓷器佳品杰作，供人们选购。每逢假日来临，市场人群熙攘、人头攒动、摩肩接踵、异常热闹。人们希冀在精芜混杂的旧货或仿古制品中拣漏，买到令自己心仪的藏品。伴随着民间陶瓷收藏业的兴旺，各类公、私立陶瓷博物馆亦如雨后春笋、发芽吐绿。
随着各类陶瓷藏品进入民间，走进平民百姓的柜橱与博古架，国家博物馆收藏亦获得重要的补充与比照。民间收藏家靠藏瓷或珍玩、或保值，在把玩中领略出中国陶瓷文化的博大精深，提高了文化艺术素养。还有许多收藏者，在藏中学，在学中藏，逐渐形成较厚重的文化品味与考证的功底。他们依靠深厚的历史文化知识，旁征博引，甚至弄清了陶瓷发展史中的迷案与疑窦。有的著书立说，为新时期重新构建陶瓷史论而不懈努力。一些新奇且有说服力的观点甚至令国内外专家所瞠目。持续旺盛的民间陶瓷收藏热反映出中国陶瓷文化热的高涨，这对于当前我国陶瓷工业健康与高速发展形势十分有利，同时也使加入ＷＴＯ的中国陶瓷充满活力。
碎瓷“复活”传世孤品 明三代官窑瓷器展侧记
略懂鉴藏的人都知道，古玩的残损件与完整品相比，价格差上百倍甚至万倍。近日，记者却在上海世华艺术馆揭幕的“皇帝的瓷器——景德镇珠山出土‘明三代’官窑瓷器特展”中发现：陈设于玻璃展台中的152件(套)展品无一例外由破碎瓷片拼合而成，某些展品的碎瓷多达近百块。据悉，其中传世孤品、绝品逾四成。
1982年，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所长刘新园在景德镇珠山某工地偶然发现一个不同于其它陶瓷碎片的堆积地层，经过抢救性发掘，这一明代官窑遗址重见天日。耗费数十年“复活”这些器物，有着商业价值以外怎样的考量？
钩沉官窑制度
“这些碎瓷即为明朝督窑官将一些稍有瑕疵或过剩御用瓷器砸碎销毁后的残损件。”大英博物馆亚洲部主任、明清瓷器研究专家康蕊君指出。
她向记者解释，明代是一个御用瓷器销毁制度甚为严苛的朝代，官窑烧制的100件相同瓷器中，只有4件能够成为贡品，剩下的贡余品、试验品、废品等必须全部销毁并就地掩埋，宁可不惜成本、精益求精，也不允许御用瓷器流入民间。其实，不少碎瓷并无明显瑕疵，其胎骨、器型、图案、烧制温度等工艺都真实地体现了当时制瓷业的最高成就。
“打捞”鉴藏盲点
据悉，由于历代战乱和天灾及日常损耗，流传至今的“明三代”官窑瓷器极为有限，远不能刻画明代官窑瓷器真实的整体面貌。而珠山官窑掩埋的品种颇为齐全，此次特展中不少传世孤品、绝品意外“打捞”起某些鉴藏盲点。
以往鉴赏家认为“永宣”(永乐年间瓷器和宣德年间瓷器)不分。刘新园却认为：“从珠山出土的遗物来看，永宣瓷器不仅可以而且非常容易区分。”他指着一尊永乐年间的青花釉里红云龙纹梅瓶告诉记者：“永宣两代梅瓶在形体上就有所不同，永乐梅瓶肩部丰满，颈部线形较刚硬；而宣德梅瓶则为溜肩，颈部线形内弯外撇。”
宣德年间是否有五彩也曾困扰中国陶瓷史。据刘新园介绍，同样陈设于展厅的一款宣德年间鸳鸯莲池纹盘证实了宣德五彩的存在。记者看见盘内鸳鸯以青花勾，再以红、紫、黄三色画羽毛，色彩丰富而浓艳。
成为野史佐证
“这件是皇帝赏赐给西藏高僧的壶；这件是皇帝赏赐给后妃的酒坛；这件是放香料的，用以熏皇帝的龙袍；这件体现了皇帝的审美趣味曾受朝鲜文化影响……”记者一面观展，一面听几位古陶瓷专家如数家珍地介绍着。
记者饶有兴致地发现，宣德的蟋蟀罐此次总共展出18个，罐上图案囊括龙、凤、芦雁、海兽、苍鹰、鸳鸯、鹭鸶、松竹梅、牡丹等，花色品种蔚为大观。据世华艺术馆馆长赵月汀透露：“单这蟋蟀罐就是一个值得研究的专题。明代宣德皇帝爱好蟋蟀的记载大都出自晚明时期的野史笔记，无实物可考；如今从这么多蟋蟀罐中不难窥见宣德皇帝独嗜斗蟋蟀的癖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