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名宴
五彩花鸟纹盘
胭脂红梅瓶
李名宴是国内陶瓷鉴定界的大家，从19岁考上北京大学后，大半个世纪以来一直从事陶瓷鉴定研究，著作等身。上周，他来深为由深圳文交所和深圳市德义达投资顾问有限公司主办的“赏珍轩藏瓷：康、雍、乾彩瓷——文博会特展”的展品进行评鉴，在现场与记者分享了许多鉴定心得和古陶瓷轶事。
“天价”古董贵得有道理
当下，中国瓷器已经成为世界收藏热点，屡创出天价，也让许多藏家、投资人趋之若鹜，但也有许多人因此交出了高额“学费”。
在现场，赏珍轩主人郝子明拿出新“淘”回来的清代青花瓷器请李老鉴定，李老现场“支招”。他告诉记者，鉴定古陶瓷是一门科学，官窑瓷器的众多工艺细节，是现代作假不可逾越的鸿沟。比如在工艺方面，清代官窑工艺十分精细、一丝不苟，在制作方面，无论是分段制作还是后期粘贴、打磨，官窑都不可能有一点拼接的痕迹。而在书画艺术水平方面，官窑的画匠都是当时知名的书画家，没有一丝败笔，书画上的艺术造诣也是现代不能模仿的。还有在胎质方面和历史沉淀方面，现代造假方式都会有不少破绽。
谈到陶瓷古董屡屡被拍出天价这一现象是否正常时，李老给出了十分肯定的回答：“非常正常。”他说，瓷器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艺术追求和精巧构思，是很具有民族性格的东西。“过去中国古瓷器在国际市场不值钱甚至等而下之，是因为中国没有国际地位，现在中国扬眉吐气了，价格当然应该涨。外国人一幅油画都能卖几千万美元，中国瓷器卖个5亿、10亿人民币一点都不贵。”
乾隆曾卖过瓷器
李老对古瓷器历史掌故和渊源如数家珍，他一兴起便抖出了许多“包袱”：“雍正的弟弟组织工匠‘自主’炼出了珐琅彩。乾隆曾把自己的瓷器卖给皇宫里的大臣们，很惊讶吧？”
宫廷瓷器讲求高贵精美，民窑瓷则注重朴实耐用。李老认为，陶瓷工艺主要是由宫廷推动发展的。因为皇宫烧制瓷器有专门的御窑厂，原料和技术都严格保密。只有当皇帝兴起，突然要求大量生产某种瓷器时，民窑才有可能分享到御窑厂的工艺。这时民窑便可得到皇家在烧制工艺、原料乃至经费上的支持，完成皇帝“钦宪”的任务后，民窑可以继续生产该种瓷器，只是不能有题款。
宫廷陶瓷当时只能偶尔通过这种“机缘”自上而下流传，基本上一直囿于皇宫贵族的“小圈子”。即便是那些“钦点”民窑生产的瓷器，大多也是卖给官僚、富商、大地主等上层阶级，一般老百姓是不容易得到的。“正是由于封建社会的局限性，所以虽然清朝瓷器生产在我国瓷器工艺史上已到了最高水平，但并没有普及到民间。流传到海外的也大多是民窑瓷。物以稀为贵，大家现在都爱好收藏了，它的价钱就高”。谈起如今官窑瓷价格“一路飙升”，李知宴如是说。
深圳藏家“心态很好”
作为著名的古陶瓷鉴定专家，李知宴与深圳“缘分”不浅，他说自己上世纪八十年代赴香港讲学时就曾多次路过深圳，前两年还应邀参加“市民文化大讲堂”对古瓷器收藏相关知识进行普及。“1980年代的时候深圳还没有收藏的观念，收藏的高潮在香港。但随着经济的发展尤其是2000年之后，深圳出了一批好的收藏家，一批明清国宝级的古董也在深圳出现。但是有些收藏家的专业水平不高，时常买到外形好看的赝品。”
不过深圳收藏家对待文物鉴赏实事求是的态度令李老印象深刻，他觉得这是“素质高”的表现。“深圳收藏家总体而言心态还是比较平和、比较理智的，没有人刻意要你说这个东西是真的，因为我自己的性格是不能说假话。当然人不是神，不可能百分百准确，但是我认识到什么程度就说什么样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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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瓷上的花纹图案文化
中国古瓷上的花纹图案样来源于中华民族的历代文化，也代表着中国古老的传统文化艺术。其构成有儒家的、佛教的和道教的，以及一些世俗的东西，都融合在一起了。作为一个鉴定者对图案的一些寓意都看不明白，说不清楚，也是一大遗憾。因此对瓷器上的图案标记作一简释，对鉴定者来说，亦是有所裨益的。
1．龙凤呈样 图案为一龙一凤。 龙的传说很多，记载的文献也多，但将龙和帝王联系起来的是司马迁的《史记》，《高祖本纪》说：“是时雷电晦冥，太公往视，则见蚊龙于其上，而已有身，遂产高祖。”凤凰在刘安《淮南子》一书中开始被称为祥瑞之鸟，雄曰凤，雌曰凰。龙凤都是人们心中的祥兽瑞鸟，哪里出现龙，哪里便有凤来仪，象征着天下太平，五谷丰登。
2．二龙戏珠 图为两条云龙一颗火珠。 《通雅》中有“龙珠在颌”的说法。龙珠被认为是一种宝珠，可避水火。有二龙戏珠，也有群龙戏珠和云龙捧寿，都是表示吉祥安泰和祝颂平安与长寿之意。
3．鱼龙变化 图案为天上有一云龙，水中有一鲤鱼。或一龙首鲤身；或一鲤鱼翻跃于龙门之上。 古代有鲤鱼跃龙门的传说，凡是鲤鱼能跳过龙门的，就可变化成龙，不能跳过龙门的，点额而归，故黄河之鲤鱼多有红色在额头，都是未跳过龙门之鱼。鱼跃龙门表示青云得路，变化飞腾之意。
4．鹤寿龟龄、龟鹤同龄 图案皆为一龟一鹤。 《韵会》：“龟为甲虫之长”。龟寿万年，是长寿的象征；鹤是仙禽，《崔豹古今注》：“鹤千年则变苍，又二千岁则变黑，所谓玄鹤也。”龟鹤同龄，乃同享高寿之意。
5．松鹤延年 图案为鹤和松树。 《字说》：“松百木之长”；《礼·礼器》：“松柏之有心也，贯四时而不改柯易叶”。松，代表长寿象征之外，还作为有志、有节的象征。故松鹤延年既有延年益寿，也有志节高尚之意。
6．鹤鹿同春 图案为鹤鹿与松树。 古人称鹿为“仙兽”。神话故事中有寿星骑梅花鹿。鹿与禄、陆同音，鹤与合谐音，故又有“六合”（指天、地、东、西、南、北）同春之意和富贵长寿之说。
7．岁寒三友 图案为松竹梅或梅竹石。 松，“贯四时而不改柯易叶”；竹，清高而有节；梅，不惧风雪严寒。苏东坡爱竹成癖，他曾说：“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还题写过：“梅寒而秀，竹瘦而寿，石丑而文，是三益之友”。松竹梅被人们称之为岁寒三友，乃寓意做人要有品德、志节。
8．喜上眉梢 图案为梅花枝头站立两只喜鹊。 古人认为鹊灵能报喜，故称喜鹊。两只喜鹊即双喜之意。梅与眉同音，借喜鹊登在梅花枝头，寓意“喜上眉梢”、“双喜临门”、“喜报春先”。
9．喜报三元 图案为喜鹊三、桂元三或元宝三。 古代科举制度的乡试、会试、殿式的第一名为解元、会元、状元，合称三元。明代科举以廷试之前三名为“三元”，即状元、榜眼、探花。“三元”是古代文人梦寐以求，升腾仕取之阶梯，喜鹊是报喜之吉鸟，以三桂元或三元宝寓以三元，是表示一种希望和向往的图案，此外还有三元及第、状元及第、连中三元、五子登科等图案。
10．相禄寿喜 图案为蝙蝠、鹿、桃和喜字。 以前人们常以蝙蝠之蝠寓以幸福之福；借鹿禄同音；寿桃寓寿意，加之以喜字，用此表示对幸福、富有、长寿和喜庆的向往。
11．五福捧寿 图案为五只蝙蝠一寿字。 《书·洪范》：“五福：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终命。”攸好德，谓所好者德；考终命，谓善终不横夭。还有“五福临门”的图案。
12．多福多寿 图案为一枝寿桃数只蝙蝠。
13．福寿无边 图案为蝙蝠、寿桃和盘长。
14．神速齐眉 图案为蝙蝠、寿桃、荸莽和梅花。
15．福寿双全 图案为蝙蝠一、寿桃一、古钱二。 这些图案都表示古代人心底希望幸福、富有和长寿。
16．福寿三多 图案为一蝙蝠、一寿桃、一石榴或莲子。 《庄子·天地》：“尧观乎华，华封人曰：‘嘻，圣人，请祝圣人，使圣人寿。’尧曰：‘辞’。‘使圣人富’。尧曰：‘辞’。‘使圣人多男子。’尧曰：‘辞。’”古人因以“三多”（多福多寿多男子）为祝颂之辞。石榴取其子多之意，“莲子”乃连子之意。
17．三多九如 图案为蝙蝠、寿桃、石榴、如意。 《诗·小雅·天保》：“哪山如阜，如冈如陵，如川之方至，以莫不增……如月之恒，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寿，不骞不崩，如松柏之茂，无不尔或承”。《天保》篇中连用九个如字，寓为祝贺福寿延绵不绝之意。图案中以如意表示九如。
18．福在眼前 图案为蝙蝠与一枚古钱。 古钱是孔方外圆，借孔为眼，钱与前同音，亦称“眼前是福”。
19．福至心灵 图案为蝙蝠、寿桃、灵芝。 桃为寿而其形似心，借灵芝之灵字，表示幸福到来会使人变得更加聪明。
20．寿比南山 图案为山水松树或海水青山。 “福如东海长流水，寿比南山不老松”乃常见的对联。这一图案亦称寿山福海。
21．三星高照 图案为三位老神仙。 古称福禄寿三神为三星，传说福星司祸福，禄星司富贵贫贱，寿星司生死。三星高照象征着幸福、富有和长寿。
22．流云百福 图案为云纹蝙蝠。 云纹形似如意，表示绵延不断。流云百蝠，即百福不断之意。
23．平安如意 图案为一瓶、鹌鹑、如意。 以瓶寓平，以鹌鹑寓安，加一如意，而称平安如意。
24．一路平安 图案为鹭鸶、瓶、鹌鹑；另有图案为鹭鸶、太平钱的叫一路太平。 以鹭鸶而寓路，瓶寓平，鹌鹑寓安，祝愿旅途安顺之意。
25．事事如意 图案为柿子、如意。 《尔雅·翼》：“柿有七绝，一寿，二多阴，三无鸟巢，四无虫蠢，五霜叶可玩，六佳实可啖，七落叶肥大可以临书。”事与柿同音，加之如意，寓意事事如意或百事如意、万事如意。
26．诸事遂心 图案为几个柿子和桃。 几个柿子寓为诸事，桃其形似心，表示诸多事情都称心如意。
27．必定如意 图案为毛笔、银锭、如意。 笔必偕音，锭定同音，再加如意，音借意为必定如意。
28．岁岁平安 图案为穗、瓶、鹌鹑。 以岁（穗）岁平（瓶）安（鹌）之偕音惜意表示人们祝愿和平的良好愿望。
29．年年有余 图案为两条鲇鱼。 鲇与年，鱼与余同音，表示年年有节余，生活富裕。 图案为两条鲇鱼首尾相连者，童子持莲抱鲇鱼者，均称年年有余。图案为一磬一鱼，或一磬双鱼、一童子击磬一童了持鱼者，皆称吉庆有余。一妇人手提鱼者，称之为富贵有余。
30．马上封侯 图案为一马上有一蜂一猴。 以马上封侯（蜂猴）寓比立即升腾的愿望。 图案为一大猴背小猴者，称辈辈侯；一枫树一印一猴或一蜂一猴抱印者称封侯挂印、挂印封侯。
31．太狮少狮 图为一大狮子一小狮子。 太师官名，周代设三公即太师太傅太保，太师为三公之最尊者；少师官名，周礼春官之属，即乐师也。以狮与师同音，而寓以太师少师之意，表示辈辈高官的愿望。
32．八宝联春 图案为八件宝器相连。 八宝分为两类：佛家八宝有法轮、法螺、宝伞、白盖、莲花、宝罐、金鱼、盘长八件宝器，俗称：“轮螺伞盖，花罐鱼长”。仙家八宝即八仙护身法宝为渔鼓、宝剑、花篮、笊篱、葫芦、扇子、阴阳板、横笛八件宝器。八件宝器相连接的图案称之为“八宝联春”或“八宝吉祥”。
33．八仙过海 图案为八个仙人皆持宝器，下有大海波涛。 古代神话传说中的八仙，有铁拐李、汉钟离、张果老、何仙姑、吕洞宾、蓝采和、韩湘子、曹国舅。八仙故事多见于唐、宋、元、明文人的记载。“八仙庆寿”、“八仙过海”的故事流传最广，传说，八仙在庆贺王母娘娘寿辰归途中路过东洋大海，各用自己的法宝护身为舟，竞相过海，以显神通。
34．麻姑献寿 图案为麻姑仙女手捧寿桃。 麻姑，古代神话故事中的仙女。葛洪《神仙传》说她为建昌人，修道牟州东南姑余山。东汉桓帝时应王方平之召，降于蔡经家，年十八九，能掷米成珠。自言已见东海三次变为桑田，蓬莱之水也浅于时，或许又将变为平地。后世遂以“沧海桑田”比喻世事变化之急剧。她的手指像鸟爪，蔡经见后想：“背大痒时，以爬背，当佳。”又相传三月三日西王母寿辰，她在绛珠河畔以灵芝酿酒，为王母祝寿。故旧时祝女寿者多以绘有麻姑献寿图案之器物为礼品。
35．群星祝寿 图案为众多仙人各持礼物。 传说三月三日王母娘姐寿诞之日，各路神仙来祝贺，而以此取其吉祥喜庆之意。
36．万象升平 图案为一象身上有卐字花纹，腰背上负一瓶。卐字在梵文中作“室利靺蹉”，意为吉祥之所集。佛教认为释迹牟尼胸部所见的“瑞相”，用作万德吉祥的标志。武则天长寿二年（693年）制定此字读万。万寿升平，表示人民祝愿国泰民安，百业兴旺，国富民强的升平景象。还有“太平景象”、“景象升平”等图案。
37．平升三级 图案为瓶上插有三戟。 瓶与平同音，戟寓级。平升三级乃表示官运亨通，祝愿连升三级之意。
38．天女散花 图案为一仙女提花篮作散花状。 佛经故事《维摩经·观众生品》记载，维摩室中有一天女以天花散诸菩萨身，即皆坠落，至大弟子，便著不坠。天女说：“结习未尽，花著身耳”。谓以天女散花试菩萨和声闻弟子的道行。宋之问《设斋叹佛文》：“天女散花，缀山林之草树”。故取其“春满人间”之意。
39．嫦娥奔月 图案为一仙女奔入月宫状。 嫦娥乃神话中后羿之妻。后羿从西王母处得到不死之药，嫦娥偷吃后，遂奔月宫。
40．四海升平 图案为四个娃娃抬起一瓶。 四个小孩（海）抬起（升）一瓶（平），表示四海升平，以此表达人民厌恶战乱，热爱和平之善良愿望。
41．福从天降 图案为一娃娃伸手状，上有一飞蝠。 以天空中飞舞的蝙蝠即将落到手中，而寓其意为“福从天降”、“福自天来”、“天赐鸿福”等。此外还有“五福临门”、“引福入堂”“天官赐福”等图案。
42．长命富贵 图案为雄鸡引颈长鸣，牡丹花一技。 雄鸡引颈长鸣（命），牡丹乃富贵之花，喻富贵。还有长命百岁的图案，雄鸡引颈长鸣旁有禾穗若干。
43．流传百子 图案为开嘴石榴或葡萄。 旧时传说，文王有百子。“榴开百子”表示子多。还有“子孙葫芦”、“百子图”、“麒麟送子”、“莲生贵子”等图案，表示子孙万代、万代长春等愿望。
44．教子成名 图案为一雄鸡引颈长鸣旁有五只小鸡。 以雄鸡教小鸡（子）鸣（名）叫，寓以“教子成名”。还有“五子登科”、“一品当朝”等图案，表示殷切期望子孙取得成功的业绩。
45．官上加官 图案为雄鸡和鸡冠花。
46．玉堂富贵 图案为玉兰花、海棠花、牡丹花。
47．五世同堂 图案为五个柿子和海棠花。 以上图案都以谐音题名，同音寓意，表示古人的升官、富贵、五代团聚的美好愿望。
48．渔翁得利 图案为鹬蚌相争状，旁立渔翁。 《战国策·燕策二》：“赵且伐燕，苏代为燕谓惠王曰：‘今者臣来过易水，蚌方出曝，而鹬啄其肉，蚌合而钳其喙。鹬曰今日不雨，明日不雨，即有死蚌。蚌亦谓鹬曰：今日不出，明日不出，即有死鹬’。两者不肯相舍，渔者得而并禽之。”比喻双方相持不下，第三者因而得利。
49．英雄斗智 图案为一鹰一熊作争斗状。 《本草》：“虎鹰翼广丈余，能搏虎。”《诗·小雅》：“维熊维罴，男子之样。”鹰与英、熊与雄同音。猛禽凶兽相斗，二勇相争，智者胜。还有一松树上落一鹰，地上有一熊，作相互怒视欲斗之状的图案，以此比喻英雄大智大勇。
50．珠联璧合 图案为珠点连续有白头花蓝点。 《汉书·律历志》上：“日月如合壁，五星如联珠。”后借以比喻人才或美好的事物凑集在一起。
51．八骏图 图案为八匹马姿态各异。 传说周穆王有八匹骏马，名称说法不一。《穆天子传》卷一：“天子之骏，赤骥、盗骊、白义、逾轮、山子、渠黄、华骝、绿耳。”《史记·赵世家》：“造反取骥之乘匹，与桃林盗骊、骅骡、绿耳，献之缪王。穆王使造父御，西巡狩，见西王母，乐之忘归。而徐偃王反，缪王驰千里马，攻徐偃王，大破之。”其他传说钧由此而派生。
52．博古图 图案为鼎彝钟磬、瓷瓶玉件、书画盆景等各种器物造型，种类繁多。 有各式各样的博古图，给人以古色古香之感。
53．天马图 图案为一飞马、马生两翼。 天马一词，最初见于《楚辞·离骚》、《史记·大宛列传》和《淮南子》等书中。张骞使西域得乌孙好马，名曰天马。后得大宛汗血马，比乌孙马强壮，改乌孙马名为西极，大宛马叫天马。史书记载，汉武帝“获汗血马来，作西极天马歌。”元狩三年（公元前119年）后，天马发展成“龙之友”、“龙之媒”的地位。神话故事似的“天马行空”、“独来独往”，使人想向出“马生两翼”，慢慢被称为龙马。《西游记》中有白龙马，便是一例。天马似马又生翼，空中行走又似龙，这种动物图案在古时瓷器、地毯上常见。
54．麒麟图 图案为一兽，头长一角，狮面，牛身，尾带鳞片，脚下生火，其状如鹿。 麒麟，古代传说中的动物，古称之为“仁兽”，多作吉祥的象征。“麟凤龟龙，谓之四灵”。《礼记·礼运》：“山出器车，河出马图，凤凰麒麟，皆在效橄。”“橄”同“薮”即沼泽。汉代砖上的麒麟图案与马和鹿的样子相似，汉以后，逐渐完善了麒麟的形象。由于麒鳞是瑞兽，常借喻为杰出之人，麒麟送子、麟吐玉书等图案等皆有杰出人士之降生的寓意。
55．四艺图 图案为琴、棋、书、画。 琴棋书画是我国古代文人雅士的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文玩，用以增进学识，提高雅兴。图案中的四艺，其造型设计，古朴、优雅，富有韵律感。
56．踏雪寻梅 图案为风雪中一老人头戴浩然中，骑驴过桥，手持梅花。 踏雪寻梅是根据唐代诗人孟浩然的故事，编写而成的图案。孟浩然（689～约740年），襄州襄阳（今属湖北）人，少年好学，酷爱梅花，早年隐居鹿门山。年四十，游长安，应进士不第，还襄阳。临行前留给王维一首诗。有人传出，孟浩然游长安，王维私邀入内署，适唐玄宗李隆基至，浩然匿床下，维以实告，玄宗大喜，诏浩然出，诵所为诗，玄宗发现无求仕之心，即入还。其实从孟浩然的《留别王维》：“寂寂竟何待？朝朝空自归。欲寻芳草去，惜与故人违。当路谁相假，知音世所稀。只应守寂寞，还掩故园扉。”诗中只见“当路谁相假”之句，那有皇帝发现他不愿为官，放他归去之事。孟浩然头戴浩然中，在风雪中骑驴过灞桥，踏雪寻梅，已成为我国古代诗人的佳话。这一图案在古时瓷器、地毯上常有出现。
57．伯牙摔琴 图案为一人举琴面对一墓，旁立一老人。 出自俞伯牙与钟子期相交的故事。春秋战国时，有位俞伯牙善弹琴，一日乘舟游至汉阳江口，命童仆取琴焚香，调弦转轸，一曲未终弦断之。疑有人听琴，命左右搜之，遇一樵夫钟子期，二人登舟促膝相谈，意合知音，结为兄弟。约定来年江边相见。当俞伯牙按期来到江边时，钟子期已病故。伯牙闻知，泪如涌泉，去子期坟前祭拜，并割断琴弦，双手举琴向祭石台上一摔，摔得玉轸摧残，金徽零乱。老者惊问：“先生为何摔此琴？”伯牙道：“摔破瑶琴凤尾寒，子期不在对谁弹？春风满面皆朋友，欲觅知音难上难。”故有俞伯牙摔琴谢知音之说。古时瓷器、地毯均有此图案。
梳理日本的中国古陶瓷研究：打开亚洲视野
不久前，台湾大学艺术史研究所特聘教授谢明良在出席复旦大学举办的“中国古陶瓷研究：探索与思考”学术讨论会上，就日本研究中国古陶瓷的历史和现状进行了一番检视，介绍了日本出版的中国陶瓷史书籍、杂志和相关学者。
古染付水瓶
赤绘茶碗
磁州窑钵
法花茶碗
五彩盘
三彩女子
我想就中国古陶瓷研究的一些比较重要的地区做些报告。我起先想到欧美地区有些杰出的学者，可是这些学者尽管很杰出，但（关于）整个社会的一些交叉学科，在中国方面并未引起太多公认和共识，而反观日本的中国陶瓷史研究，累积的成果非常多。理解日本的研究历史，对今后陶瓷史的发展、研究的倾向、应注意的方向应有所启发。我一直相信唯有在掌握一门学科的学术史的基础上，才能酝酿问题意识，评估问题的可行性和自己研究的位置。因此以下我将介绍日本的研究状况。
日本出版的中国陶瓷史套书
《景德镇陶录》。该书是中国嘉庆年间的一本关于陶瓷尤其是的专著。日本在光绪年间就已翻刻，可见日本对中国陶瓷的喜好或好奇很早就有。特别是江户时期日本从中国大量进口的“汉籍”，其中不乏有关中国文物的叙述。他们很积极地吸收图书中所涉及古物的信息。
《陶器讲座》，1930年代。包括日本、中国、东南亚、朝鲜半岛、欧洲等世界各地的陶瓷器。当时日本就已经积极地对陶器进行整理，并且已表现出他们的特色，即所关心的议题都很前沿；现在也依然如此。
《世界陶瓷全集》，1950年代，河出书房出版。全16册，其中一册主题为现代陶艺（第16卷现代篇），中国的部分占其中5册，分为上代篇（上代指从史前至隋唐以前，第8卷）、隋唐篇（第9卷）、宋辽篇（第10卷）、元明篇（第11卷）、清朝篇（附安南、泰国，第12卷）。还包括日本、东南亚、欧洲等地的陶瓷器。这是日本陶瓷史研究最好的年代，高手云集，当时诞生的许多成果至今都难以超越。
《陶器全集》，1960年代，平凡社出版。按专题分成多册，如元、明初的青花、釉下五彩、青瓷、陶俑、辽代陶瓷、唐三彩等。
《陶器讲座》，1971年，雄山阁出版，用了与1930年代的《陶器讲座》一样的名字，并且是同一家出版社出版，作者也有一部分重复，但内容是全新的。中国第二阶段（主要是宋代）的部分由著名的小山富士夫先生执笔。小山富士夫是日本在中国陶瓷史领域最重要的一位学者，他在日本的地位大概相当于中国的陈万里先生，对中国青瓷下了很大的功夫。
《陶瓷大系》，平凡社出版。内容包括日本、东南亚、中国等亚洲地区而无欧洲。第47册是东南亚（安南、泰国），第48册是伊朗那边的波斯陶器；第33至46册则是中国的部分，由不同的作者执笔。这是日本编写此类套书的一贯做法，就是一位或几位作者担当一册，很少有研究中国陶瓷的日本学者书写通史。
《世界陶瓷全集》，1970年代末期至1980年代初期，小学馆出版。这套书是按照1950年代河出书房编排的方式编辑的，直到现在仍是我们案头经常参考的书籍。当初这套书编成时，他们曾发出豪言，认为五十年之内不会有比它更好的套书出现。1970年代至今，刚好50年，目前为止确实还没有能超过它的套书。
《中国陶磁》（《中国的陶瓷》），1990年代。这套书大家可能更熟悉，因为现在活跃在日本的一些学者（如弓场纪知等）参与了编写工作。与平凡社的《陶瓷大系》类型相似，只是仅包括中国部分。
日本关于陶瓷的专业杂志
《陶磁》，1927-1943，小山富士夫等人创办，刊登了不少不错的文章，持续了十多年后停刊。十几年前有复刻版。
《烧趣味》（陶瓷的趣味），也是一本早期的陶瓷史学者经常投稿发表的杂志。
《茶碗》，也有一些关于中国陶瓷的文章。《茶碗》、《烧趣味》等杂志内容以中国、日本的陶瓷为主，偶涉西洋。虽然这些杂志很老，但经常能在其中看到一些很好的著作，然后发现自己想出的好的点子或是想做的议题往往早就有人做过了。当然我们现在能用的材料比当时的学者多很多，但原创性很多都是当时已经存在的。
《陶说》，月刊，现在仍在出版。
《东洋陶磁》（东洋陶瓷），年刊，日本东洋陶瓷学会主编，创于1973年，现已出版到第三十几期，学术性很强。
《贸易陶磁研究》（贸易陶瓷研究），年刊，三上次男等创办于1981年，现已出版到第三十几期。贸易陶瓷，也即我们常说的外销陶瓷，是日本陶瓷学者关心的重点项目之一。日本的许多遗址出土了中国陶瓷，数量极多，至1990年代，日本出土中国陶瓷的遗址点已有七千多处，而发掘报告就在该刊物上发表。许多从事田野考古的学者，对中国陶瓷不一定有特别的见解，但一旦发掘到中国陶瓷，为了书写一篇好的报告，会自己作一些研究。所以日本的陶瓷研究有很多人在进行，有时他们并非专业，只是因为发掘到材料后，想要解决一些问题，与他人的报告有所不同，“不同”意味着必须关注一些细的项目，因此他们的分工非常细致。但脱离了那些材料后他们可能就（对陶瓷史）兴趣不大，有些像半兼差的性质。
《白水》，三上次男教授及其友人、学生等创办。这些学生和他欣赏的年轻人常在他家聊天，交流关于陶瓷的一些意见，由此有了这本杂志。三上逝世后停刊。载有三上的旅行记。
《亚州古陶瓷研究》，龟井明德先生在日本文部科学省的资助下创办。由于资助有一定期限，原本就计划只出版三四期，事实上确实在四期后停刊。但杂志的印刷很精良，附有彩色图片，收录了不少他的调查，特别是对元青花的一些资料性的报道。
日本学者
为便于介绍，我按自己的理解对日本以往的陶瓷史学者作了分类。这些学者各有不同背景，因此就有不同学风、不同陶瓷史的操作技艺。
A类：主要是历史学者，包括历史考古学学者。
爱宕松男，日本东北大学教授，主要研究宋元史，熟知宋词，精通文献，对陶瓷也很有兴趣，翻译了《马可波罗游记》、《景德镇陶录》，对后者所作的注释很精良。中文的《景德镇陶录》注释可以找到两三个版本，傅振伦先生的版本就体现了较强的功力，但也不如爱宕松男的译注详细。并且他很早就关注到宋代文化与陶瓷的关系，以及唐三彩等议题。从宋代文化史的角度出发研究陶瓷史，爱宕松男做得很好。他的研究都是从文献出发。我们今天认为仅根据文献，或以文献为主、以考古为辅，虽然不错但过于倾向文献；然而我们现在面对大量的考古材料，有时也很缺少文献方面的资料，爱宕先生等人的成果就提供了莫大的补足。
佐久间重男，主要研究明代史，后关心景德镇，也作了一些景德镇的研究，同样精熟文献。中国学者讨论明代官窑何时产生，有人说是洪武，有人说是建文，而佐久间先生认为是洪熙；他们从文献也可以作出一些他们认为合理的判断。
吉田光邦，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教授，主要研究科学史。对世界博览会很有兴趣，对陶瓷也颇具见识。虽然他不如一些陶瓷史学者来得专业，但他研究的广度和观察的深度甚至超过了不少陶瓷史学者，像他写的《工艺与文明》（工芸文明）是非常了不起的著作，后来出版了新版，叫做《工芸社会史》，从包括使用在内的各种角度来分析。为了写制陶工艺中的辘轳，他整理了世界各国的与陶冶有关的书和画册，共找到约60版本，因此熟悉各种辘轳的构造。而且他对伊斯兰陶瓷也很熟悉，写过《西亚（波斯）的陶瓷》（）等，考证过青花瓷器的颜料、早期玻璃的化验。当时日本的科学史学界就以他、薮内清和稍后的山田庆儿（山田庆児）为翘楚，他们是可以和英国的李约瑟直接对话的重量级科学史专家。
岡崎敬，考古学家，龟井明德、弓场纪知教授等是他的学生。他参与过冲之岛遗址的考古，对东西交流很了解，写过不少关于陶瓷的东西交流的文章。
B类：非专业的陶瓷史学者。
中尾万三，药学博士，在中国生活过很久，在大连和朋友组织过“陶雅会”。其所著《西域系统的中国陶瓷》很有名，讲述中国与西方的关系，提到汉绿釉、唐三彩、铅釉陶系和玻璃。他也写过有关青花颜料，写过茶道的文章，其中有一篇很有名，讨论中国陶瓷与茶的关系，涉及茶、茶器、斗茶、吉州窑的叶纹天目，很有见地。还考证过《茶经》中的记载，是什么样的茶会有《茶经》所说的颜色。另外对高丽青瓷也很有心得，所作的年代区分今天看来也基本准确。
小林太市郎，是个哲学家，早年留学法国。他最重要的业绩是在佛教艺术方面，也写过关于王维的著作，对日本陶瓷（如乾山）也有所关注。他对陶瓷史领域最大的贡献是翻译并注释了不少17世纪法国传教士殷弘绪的作品。有一本很好的著作是《中国与法国的工艺美术》。现在也有人在研究中国与法国的交流，提到壁毯、家具、玛丽王后的收藏，而这些问题他早年都已研究过。他也同样精熟文献，著有《中国陶瓷见闻录》，收集了所有与名窑陶瓷相关的诗文（包括越窑、建窑、唐代白瓷）。诚然，他的作品晚于陈万里先生的《中国陶瓷史略》；陈万里在《中国陶瓷史略》和《瓷器与浙江》中整理了有关越窑的文献著作。但小林太市郎不仅继承了陈万里先生整理资料的用心，还作了一些关于诗人的考证，对我们很有帮助。
水野清一，考古学家，与长广敏雄所作的云冈石窟的调查最为闻名。对佛教艺术、商代玉器和铜器等也很有见地，曾带领京都大学考古队到中东地区作调查。陶瓷对他来说好像是个兼差，但他写过陶瓷方面的著作，如《唐三彩》（《陶器全集》第25卷）、《隋唐陶瓷的源流》，后者是1950年代《世界陶瓷全集》收录的文章，至今看来仍是经典。水野先生在当时材料很少的情况下作出的判断，几乎全都得到后来考古新发现的验证，这就是一个研究者的才情。
C类：米内山庸夫，外交官，曾在杭州任领事，对中国陶瓷很有兴趣，在中国进行过德清窑、越窑等窑址的调查，采集过南宋官窑的标本。他对中国的文史也有深厚的感情，曾翻译过陆游的《入蜀记》，也写过一些满蒙的游记。（我到日本念书时，在青森乡下，资料缺乏，但米内山庸夫是青森人，他把他的书捐给了县图书馆，根本没人去看，只有我在那个空旷的馆舍里幸福地看他的书，书上还批注了不少意见，所以他对我来说很亲切。）
小山富士夫，谈到日本的陶瓷史研究，必定要给他很高的评价。小山先生本身是陶艺家，自从看到中国宋瓷后，放弃了制作陶瓷，因为他认为不可能还有比这更好的陶瓷了，于是干脆转而研究中国陶瓷，这是他有趣的经历。而且他在早期是社会主义者，家境富裕，战后日本很穷，他就烧热水给街上的流民洗澡。他在早期搜罗、介绍了很多西方和中国的文献。写过一些重要的书，包括仿照陈万里先生《中国青瓷史略》而写的《支那青瓷史稿》，也去越窑遗址作过考察。日本有些学者将定窑的发现也归功于他；当然我们知道应该不是他，而是叶喆民的父亲叶麟趾，在1930年代的《古今中外陶瓷汇编》中已提到曲阳县涧磁村。另外，他的弟子长谷部乐尔也是一位重要学者。
三上次男，原本是研究北方金史的学者，后来对陶瓷也有兴趣，主要关注外销瓷。他最有名的著作就是《陶瓷之道》，有中文译本。他对伊斯兰陶器也有所涉猎，所以常将中国陶瓷与之作比较。由他书写的报道性的旅行记也很有价值，介绍了当时很少有人了解的东南亚和中近东地区的情况，其中也间杂着他对伊斯兰陶器的研究。虽然今天看来他对伊斯兰陶器的研究主要是翻译或编译欧美学者的研究，但还是给我们提供了许多重要的信息。（早期中国陶瓷研究的重镇其实是英国，其后转向日本，现在可能已回归到中国；日本现在活跃着的学者较少，境况也比较困难。）
佐藤雅彦，在京都市立艺术大学教书。他是专业的陶瓷史学家，著有《中国的陶俑》、《中国陶瓷史》等；很少有日本学者能写中国陶瓷史通史，而他能做到。
长谷部乐尔，是目前健在的一位重量级人物，他在我所知道的日本学者中可誉为最有陶瓷史观的学者。很多陶瓷史专家没有什么史观，有专题研究的能力，但不能很好地把握整个陶瓷史的脉动，长谷部乐尔就是个特殊的例外。但日本学者有个特殊的学风，就是很少有人只研究某一个类别（如青瓷、白瓷、宋代），他们要求能掌握通史，而且是包括中国、日本、朝鲜半岛、东南亚、中近东在内的亚洲陶瓷的通史。所以他们那一辈懂中国陶瓷的人，在日本、朝鲜半岛、东南亚、中近东陶瓷等领域都有一定的素养，有的甚至能就全部这些方面写书。像长谷部乐尔也写过高丽青瓷，前阵子写了《印度支那的陶瓷》，都写得很好；对越南五彩的分期、编年，也做得不错。这种广及全亚洲的视野，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如此才能评估中国陶瓷的位置。中国陶瓷可能很好，但口说无凭，通过比较才能确定优劣；或者，有时中国陶瓷已经看不见的一些现象出现在国外的陶瓷上，礼失求之野，这种情况常见。有了亚洲的视野和对学术史的掌握，就能设定议题，并且评估自己将来的地位，甚至写作前就知道即将写成的论文可能产生的影响及其价值是否持久。
三杉隆敏，在日本是比较边缘的学者，在一个小博物馆担任副馆长。但他对中国陶瓷的输出尤其青花瓷有极大的热情，曾亲自到伊朗和土耳其拍了很多图片，也写了很多著作。“陶瓷之路”的概念其实是他最早提出的，虽然大家可能只想到三上次男。有些学者以前写过很好的作品，但竟然没有被发掘出来，假设我们有能力把它们发掘出来，与大家共同欣赏，那就是一种非常好的互动。
亀井明德，早期从事考古学，在九州整理越窑青瓷，其间受小山富士夫的赏识。他在日本其实不算主流，因为他说他太想和太多人接触，所以辞掉了很多工作专心研究。他最近编写过非常重要的元青花资料集。这位学者对研究史也有相当程度的理解。他知道编资料集的宿命，花了很多精力编出的资料集，许多学者参阅后就直接去找原报告，所以资料集可能不会在史上留名；但大家从资料集能获得整体的印象，这是他不可埋没的功劳。
佐佐木达夫，是三上次男的大弟子，原本在金泽大学教授考古学，也研究中国近世陶瓷，著有《元明窑业史的研究》，后来转行研究伊斯兰陶器，并长期在中东进行考古发掘，对伊斯兰陶器有相当程度的了解。他曾写过《青花技术的起源》，遗憾的是该文用到了浙江的那两个有问题的例子。但他仍是一位不错的学者，也有不少好的学生。不知在日本研究领域的设定是否有默契，像他所在的金泽大学，培养的学生主要研究高丽的陶瓷，而鹿儿岛的学生会研究泰国陶瓷，日本昭和女子大学的学生则研究越南陶瓷，这样一来就能把不同地区的研究串联起来看。其他国家的东南亚艺术研究很少像日本这样进行，比它资深的欧美国家如法国，研究东南亚的艺术不会只研究陶瓷，而会把雕塑、织品、语言、风俗等都包括在内。像日本这样每人只研究东南亚一个国家的陶瓷，能做得非常细致具体。在东南亚艺术领域可能很少有人认同，但在陶瓷史领域就很有帮助，产地、窑址、年代都研究得很清楚。这是一种很特殊的做法，法国学者对此就会嗤之以鼻，但反而也要引用日本学者的编年成果，这也是颇为吊诡的现象。
弓场纪知，著有《青花之道》等。
D类：斋藤菊太郎，他最了不起的成就就是担任《世界陶瓷全集》丛书主编。一套丛书的质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主编找到什么样的编辑和作者，而斋藤先生就是高手中的高手。他本身是日本陶瓷史的学者，写过《古九谷新论》，对中国陶瓷也很了解，有文章讨论元青花与戏曲的关系，素养非常高。
满岡忠成，主要研究日本文化史、茶道，著有《日本人与陶器》等，该书写于1940年代，可以看到日本学者怎样从文献看待本国的陶瓷，又是如何接受从室町时代开始出现的中国陶瓷，当初如何评价、如何使用。是一本简单的书，但对非日本人或不熟悉日本陶瓷的人而言是很好的入门读物。缺点只有图片较少，另外行文风格较为古奥。
藤岡了一，研究过青花，很早就在《陶器讲座》中对至正样式的器物进行编年。
E类：科技方面。
山崎一雄，做科技化验。在陶瓷史方面，很有问题意识，有目的地测试标本。西田宏子，对中国陶瓷史特别是贸易史方面也有所关注，不过主要兴趣是日本茶道、东南亚陶瓷，也研究过与茶道有关的漆器。现为根津美术馆副馆长。矢部良明，现兴趣转向茶道。早期是杰出的陶瓷史学者，其杰出在于魄力。写过一系列很好的论文，包括关于青花的文章，文笔也很优美，又极有见地。著有《中国陶瓷史八千年》、《日本陶瓷史一万二千年》等。我们今天谈早期白瓷的起源，有时会说到白瓷和铅釉的关系（如范粹墓的例子），这其实是他在1980年代首先提出的。研究中国陶瓷史到一定程度后，如果只关心中国陶瓷，就意义不大，只是完成弄清时代和窑址的基本任务而已。最后总要与文化史结合，否则前进的空间很有限。矢部先生可能是考虑到这一点，后来就转向文化史研究，主攻茶道。日本茶道是一个很难接触的领域，因为他们有自己的团体、杂志、展览、博物馆，参与者都生活富裕。矢部先生却能闯入这个圈子，而且做得不错，出的书已超过十本，只是已经离中国陶瓷史很远了。
内藤匡，主要进行陶瓷化验。与山崎一雄不同的是他对中国古陶瓷作过针对性的研究。叶喆民早期出版的《中国古陶瓷科学浅说》大量参考了他著作中的内容。
尾崎洵盛，是一位爵士，参考当时法国、美国等地的译本对《陶说》作的译注，是我认为至今为止最精良的。也关注清代陶瓷，精熟中国文献。在《支那陶瓷小考》一书中提到过定窑红瓷等故事；今天我们关心的《坦斋笔衡》、《负暄杂录》的版本问题，他也在半个世纪前就谈过了。虽然我们掌握的考古材料比前辈学者多，但似乎没有他们的一些基本的本领。假设我们能将以前学者的成果当作宝贵的资产，认真地阅读，那将会有很好的成就。至少我们能知道自己在本学科的领域内处于何种位置，应带给学生怎样的愿景。
中国古代陶瓷
摘自《花花朵朵坛坛罐罐—沈从文谈艺术与文物》，沈从文/著，重庆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沈从文
陶瓷发展史是民族文化发展史的一部分。
中国有代表性的史前陶器，是三条胖腿的鬲。鬲的产生过程，目下我们还不大明白，有的专家认为是由三个尖锥形的瓶子合并而成的。当时没有锅灶，用鬲在火上烹煮东西，实在非常相宜。比较原始的鬲，近于用泥捏成，做法还十分简单。后来才加印上些绳子纹，并且起始注重造型，使它既合用，又美观。进入历史时期，鬲依然被广泛使用，却已经有另外两种主要陶器产生，考古学者把它叫做彩陶和黑陶。
彩陶出土范围极广，时间前后相差也很大。为便于研究，因此把它分作数期，但年代终难确定。河南、陕西、甘肃、山西黄河流域一带发现的，时期比较接近，但更新的发现还不断在修正过去估计。这是一种用红黄色细质泥土做胎，颈肩部分绘有种种黑色花纹，样子又大方又美观的陶器。工艺制造照例反映民族情感和气魄。看看这些彩陶便可明白，我们祖先的性格历来就是健康、明朗、质朴和爱美的。
比彩陶时代稍晚些，又有一种黑陶在山东产生，是1921年在日照县城子崖发现的。用细泥土做胎，经过较高火度才烧成。黑陶的特征是素朴少装饰，胎质极薄，十分讲究造型。同时还发现过一个旧窟址，因此把烧造的方法也弄明白了。有一片残破黑陶器，上面刻画了几个字，很像“网获六鱼一小龟”，可以说是中国陶器上出现的最早期文字。少数历史学者，想把这些东西配合古代历史传说，认为是尧舜时代的遗物。这一点意见，目前还没有得到科学考古专家的承认。
代表文字成熟时期的最重要发现，是在河南安阳县洹水边古墓群里出土的四种不同陶器（因为和大量龟甲文字同时出土，已经确定是3200年前殷商时代的东西）：一、普通使用的灰陶；二、山东城子崖系的黑陶；三、完全新型的白陶；四、带灰黄釉的薄质硬陶。春秋战国时，燕国都城造房子，用瓦已大到二尺多长，还印有极精美的三角形云龙花纹。又有刻花的墙砖，合抱大陶鼎，径尺大瓦头，图案都十分壮丽。在长安洛阳一带汉代古墓里，还发现过许多印花空心大砖，每块约七十斤重，五尺多长，上面全是种种好看花纹，有作动植物的游猎车马图案的，有作矫健活泼龙形的。这些大砖图案极为精美，设计又合乎科学。
至于白陶的出现，实在是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情，因此这种花纹精美，形式庄严的白质陶器，在世界陶瓷美术史中，占据了首席位置。它的花纹和造型，虽不如同时期青铜器复杂多样，有几种却和当时织出的丝绸花纹相通。重要的是品质已具有白瓷的规模，后来唐代河北烧造的邢瓷，宋代的定瓷，虽和它相去已2000年，还是由它发展而来。
另外重要的发现是涂有一层薄薄黄釉的陶器，明白指示我们，3000年以前，聪敏优秀的中国陶瓷工人，就已经知道敷釉是一种特别有发展性的技术加工。这种陶器的特征，胎质比其他三种都薄些，釉色黄中泛青，釉下有简单水纹线条，本质已具备了瓷器所要求的各种条件，恰是后来一切青绿釉瓷器的老大哥。
随后又有四种不同的日用釉陶，在不同地区出现。
第一类是翠绿釉陶器，用作墓中殉葬品，风气较先，或从洛阳长安创始。主要器物多是酒器中的壶、樽和羽觞，近于死人玩具的杂器，在楼房、猪羊圈、仓库、井灶有种种不同的陶俑。此外还有焚香用的博山炉，是依照当时神话传说中的海上蓬莱三山风景做成的。主要纹样是浮雕狩猎纹。这种翠绿色亮釉的配合技术，有可能是当时方士从别处传来的。在先或只帝王宫廷中使用，到东汉才普遍使用。
第二类是栗黄色加彩亮釉陶器。在陕西宝鸡县斗鸡台地方得到，产生时代约在西汉末王莽称帝前后，器物有各式各样，特征是釉泽深黄而光亮，还着上粉绿釉彩带子式装饰，色调比例配合得非常新颖，在造型风格上也大有进步。一切从实用出发，可是十分美观。两种釉色的原理，恰指示了后来唐代三彩陶器和明清琉璃陶一个极正确的发展方向。
第三类是茶黄色釉陶器，起始发现于淮河流域，形式多和战国时代青铜器中的罂、罍差不多。其釉色、胎质，上可以承商代釉陶，好像是它极近亲属，下可以接长江南北三国以来青釉陶器，做成青瓷的先驱。
第四种极重要的发现，是一件浅绿釉色陶器，也可以说是早期青瓷器。是河南信阳县擂鼓台东汉永元十年（公元98年）坟墓中挖出来的。这件陶器花纹、形式、釉色都和汉代薄铜器一样。胎质硬度已完全如瓷器，目下我们说汉代青瓷器，就常用它作代表。这些青绿釉陶启示了我们对中国陶瓷发展的新认识。两千年前陶釉的颜色，特别发展了青绿釉，实由于有计划取法铜器而来。可能有三种不同原因，才促进技术上的成功：一、从西汉以来节葬的主张到东汉社会曾起了相当作用；二、社会经济发展，铸钱用铜需要量渐多，一般殉葬器物受限制，因而发明用釉陶代替铜器；三、釉陶当时是一种时髦东西，随社会经济高度发展而来。
从上面发现的四种釉陶器看来，我们可以肯定，陶器上釉至迟到西汉末年，就已经成为一种正常的生产。先是釉料中的赭黄和翠绿在技术上能正确控制，随后才是仿铜绿釉得到成功。但就出土遗物比较，早期绿釉陶器的生产价值，可能比同时期的铜器还高些。因为制作上的精美，是一般出土汉代铜器不如的。陶器形态也起始有了很多新变化，一切从实用出发。例如现代西南乡村中还使用的褐釉陶器，在信阳出土1800年前陶器中，就已经发现过。现代泡酸菜用的覆水坛子，宝鸡县出土2000年前带彩陶器中也有，并且有了好多种不同式样。
这些划时代的新型陶器，除实用外还十分结实美观，这也正是中国陶瓷传统的优点。这时节还有一种和陶釉有密切联系的工艺生产，即玻璃器的制作，同样有较多方面的展开。小件彩琉璃珠装饰品，在西北新疆沙漠废墟、朝鲜汉人坟墓和长沙东汉墓等都陆续有发现，其中做得格外精美的，是一种小喇叭花形明蓝色的耳珰和粉紫色长方柱形器物。仿玉色做成的料璧，即《汉书》中说的“璧琉璃”，也常和其他文物在汉墓中出现。又如当时最时髦的玉具剑，剑柄剑鞘用四五种玉，也有用玉色琉璃做的。至于各色玻璃碗，史传中虽提起过，实物发现的时代，却似乎稍晚些。
但是由汉代绿釉陶器到宋代的官、钧、定、汝窑四种著名世界的青白瓷器，中间却有约800年一段长时间，陶瓷发展的情形，我们不明白。它的进展过程，在文献上虽有些记载，实物知识可极贫乏。因此，赏鉴家叙述中国瓷器发展史时，由于知识限制，多把宋瓷当成一个分界点，以前种种只是简简单单糊糊涂涂交代过去。1700年前的晋代人，文件中虽提起过中国南方出产的东瓯、白坩和缥青瓷，可无人能知道白坩和缥青瓷的正确釉色、品质和式样。中国人喝茶的习惯，南方人起始于晋代，东瓯、白坩即用于喝茶。南北普遍喝茶成为风气是中唐以后，当时有个喝茶内行的陆羽，著了一部《茶经》提起过唐代各地茶具名瓷，虽说起越州青瓷如玉，邢州白瓷如雪，同受天下人重视；四川大邑白瓷，又因杜甫诗介绍而著名；到唐末五代，江浙还出产过一种秘色瓷，和北方传说的柴世宗皇帝造的雨过天青柴窑瓷，遥遥相对，都是著名作品，可是，这些瓷器的真实具体情况，知道的人是不多的。经过历史上几回大变故，如宋与辽金的战事和元代100年的暴力统治，因此明代以来的记载，就更加不具体。著名世界的收藏所如故宫博物院对于旧瓷定名，也因之无一定标准。问题的逐渐得到解决，是由一系列的新发现，帮助启发了我们，才慢慢搞清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