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海底探宝者麦克·哈彻在南海贝尔威德暗礁捞获的35万件中国德化清代瓷器，日前由德国内戈尔拍卖行在斯图加特公开拍卖，经过激烈竞拍，共获2240万德国马克。
中国古瓷是海底沉船中的最大宝藏之一，也最有考古价值。古时，我国海上贸易领先于世界，早在汉代就开辟了经南海前往印度洋的“海上丝绸之路”。宋元时，海上贸易更是盛极一时，海上航线四通八达。在我国茫茫的海域中到底静卧着多少沉船呢？据中国历史博物馆水下考古研究中心统计约有2000至3000艘，沉船中以宋元船只居多，沉船中还有一些外国船只，如唐代日本遣唐使沉没的海船、英国东印度公司和瑞典的沉船等。倘若加上世界各国来中国进行贸易返回途中的沉船，可谓不知其数。马来西亚古陶瓷研究专家魏止戈称这些沉船中的古瓷为“海底瓷都”。近20年来，载有古瓷的沉船不断有被捞起的报道。1983年英国人麦克·哈彻在南中国海发现了300多年前沉没的中国明代帆船，船内满载2万余件瓷器，虽经海水长期侵蚀和冲撞，但出水时依然光洁照人，在荷兰阿姆斯特丹拍卖时，以250万美元成交，平均每件价值112美元。1984年10月，韩国打捞起新安海底的中国宝船，得到2万余件中国元代古朴浑厚的青瓷。1985年，哈彻又在南海打捞了满载中国瓷器的荷兰沉船“格尔德马尔森”号，这是1751年在香港西南海域触礁沉没的货船，打捞得16．8万件清代乾隆年间的瓷器，这些光彩夺目的古董次年在荷兰拍卖，哈彻获得了1500万美元。
最近10余年来，在中国历史博物馆的牵头下，我国水下考古也进行了较大规模的活动。1999年在西沙群岛先后发掘了14处水下文物遗存，共出水元、明、清时代的瓷器1000余件，以碗、盘、碟、壶等日用品为主。
千姿百态的海底古瓷重现了我国昔日陶瓷的丰采，它们也说明古代中国与世界各国的经济、文化、社会交流的盛况，亦是中国数千年悠久文明史的见证。
精选阅读
中国古代陶瓷
摘自《花花朵朵坛坛罐罐—沈从文谈艺术与文物》，沈从文/著，重庆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沈从文
陶瓷发展史是民族文化发展史的一部分。
中国有代表性的史前陶器，是三条胖腿的鬲。鬲的产生过程，目下我们还不大明白，有的专家认为是由三个尖锥形的瓶子合并而成的。当时没有锅灶，用鬲在火上烹煮东西，实在非常相宜。比较原始的鬲，近于用泥捏成，做法还十分简单。后来才加印上些绳子纹，并且起始注重造型，使它既合用，又美观。进入历史时期，鬲依然被广泛使用，却已经有另外两种主要陶器产生，考古学者把它叫做彩陶和黑陶。
彩陶出土范围极广，时间前后相差也很大。为便于研究，因此把它分作数期，但年代终难确定。河南、陕西、甘肃、山西黄河流域一带发现的，时期比较接近，但更新的发现还不断在修正过去估计。这是一种用红黄色细质泥土做胎，颈肩部分绘有种种黑色花纹，样子又大方又美观的陶器。工艺制造照例反映民族情感和气魄。看看这些彩陶便可明白，我们祖先的性格历来就是健康、明朗、质朴和爱美的。
比彩陶时代稍晚些，又有一种黑陶在山东产生，是1921年在日照县城子崖发现的。用细泥土做胎，经过较高火度才烧成。黑陶的特征是素朴少装饰，胎质极薄，十分讲究造型。同时还发现过一个旧窟址，因此把烧造的方法也弄明白了。有一片残破黑陶器，上面刻画了几个字，很像“网获六鱼一小龟”，可以说是中国陶器上出现的最早期文字。少数历史学者，想把这些东西配合古代历史传说，认为是尧舜时代的遗物。这一点意见，目前还没有得到科学考古专家的承认。
代表文字成熟时期的最重要发现，是在河南安阳县洹水边古墓群里出土的四种不同陶器（因为和大量龟甲文字同时出土，已经确定是3200年前殷商时代的东西）：一、普通使用的灰陶；二、山东城子崖系的黑陶；三、完全新型的白陶；四、带灰黄釉的薄质硬陶。春秋战国时，燕国都城造房子，用瓦已大到二尺多长，还印有极精美的三角形云龙花纹。又有刻花的墙砖，合抱大陶鼎，径尺大瓦头，图案都十分壮丽。在长安洛阳一带汉代古墓里，还发现过许多印花空心大砖，每块约七十斤重，五尺多长，上面全是种种好看花纹，有作动植物的游猎车马图案的，有作矫健活泼龙形的。这些大砖图案极为精美，设计又合乎科学。
至于白陶的出现，实在是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情，因此这种花纹精美，形式庄严的白质陶器，在世界陶瓷美术史中，占据了首席位置。它的花纹和造型，虽不如同时期青铜器复杂多样，有几种却和当时织出的丝绸花纹相通。重要的是品质已具有白瓷的规模，后来唐代河北烧造的邢瓷，宋代的定瓷，虽和它相去已2000年，还是由它发展而来。
另外重要的发现是涂有一层薄薄黄釉的陶器，明白指示我们，3000年以前，聪敏优秀的中国陶瓷工人，就已经知道敷釉是一种特别有发展性的技术加工。这种陶器的特征，胎质比其他三种都薄些，釉色黄中泛青，釉下有简单水纹线条，本质已具备了瓷器所要求的各种条件，恰是后来一切青绿釉瓷器的老大哥。
随后又有四种不同的日用釉陶，在不同地区出现。
第一类是翠绿釉陶器，用作墓中殉葬品，风气较先，或从洛阳长安创始。主要器物多是酒器中的壶、樽和羽觞，近于死人玩具的杂器，在楼房、猪羊圈、仓库、井灶有种种不同的陶俑。此外还有焚香用的博山炉，是依照当时神话传说中的海上蓬莱三山风景做成的。主要纹样是浮雕狩猎纹。这种翠绿色亮釉的配合技术，有可能是当时方士从别处传来的。在先或只帝王宫廷中使用，到东汉才普遍使用。
第二类是栗黄色加彩亮釉陶器。在陕西宝鸡县斗鸡台地方得到，产生时代约在西汉末王莽称帝前后，器物有各式各样，特征是釉泽深黄而光亮，还着上粉绿釉彩带子式装饰，色调比例配合得非常新颖，在造型风格上也大有进步。一切从实用出发，可是十分美观。两种釉色的原理，恰指示了后来唐代三彩陶器和明清琉璃陶一个极正确的发展方向。
第三类是茶黄色釉陶器，起始发现于淮河流域，形式多和战国时代青铜器中的罂、罍差不多。其釉色、胎质，上可以承商代釉陶，好像是它极近亲属，下可以接长江南北三国以来青釉陶器，做成青瓷的先驱。
第四种极重要的发现，是一件浅绿釉色陶器，也可以说是早期青瓷器。是河南信阳县擂鼓台东汉永元十年（公元98年）坟墓中挖出来的。这件陶器花纹、形式、釉色都和汉代薄铜器一样。胎质硬度已完全如瓷器，目下我们说汉代青瓷器，就常用它作代表。这些青绿釉陶启示了我们对中国陶瓷发展的新认识。两千年前陶釉的颜色，特别发展了青绿釉，实由于有计划取法铜器而来。可能有三种不同原因，才促进技术上的成功：一、从西汉以来节葬的主张到东汉社会曾起了相当作用；二、社会经济发展，铸钱用铜需要量渐多，一般殉葬器物受限制，因而发明用釉陶代替铜器；三、釉陶当时是一种时髦东西，随社会经济高度发展而来。
从上面发现的四种釉陶器看来，我们可以肯定，陶器上釉至迟到西汉末年，就已经成为一种正常的生产。先是釉料中的赭黄和翠绿在技术上能正确控制，随后才是仿铜绿釉得到成功。但就出土遗物比较，早期绿釉陶器的生产价值，可能比同时期的铜器还高些。因为制作上的精美，是一般出土汉代铜器不如的。陶器形态也起始有了很多新变化，一切从实用出发。例如现代西南乡村中还使用的褐釉陶器，在信阳出土1800年前陶器中，就已经发现过。现代泡酸菜用的覆水坛子，宝鸡县出土2000年前带彩陶器中也有，并且有了好多种不同式样。
这些划时代的新型陶器，除实用外还十分结实美观，这也正是中国陶瓷传统的优点。这时节还有一种和陶釉有密切联系的工艺生产，即玻璃器的制作，同样有较多方面的展开。小件彩琉璃珠装饰品，在西北新疆沙漠废墟、朝鲜汉人坟墓和长沙东汉墓等都陆续有发现，其中做得格外精美的，是一种小喇叭花形明蓝色的耳珰和粉紫色长方柱形器物。仿玉色做成的料璧，即《汉书》中说的“璧琉璃”，也常和其他文物在汉墓中出现。又如当时最时髦的玉具剑，剑柄剑鞘用四五种玉，也有用玉色琉璃做的。至于各色玻璃碗，史传中虽提起过，实物发现的时代，却似乎稍晚些。
但是由汉代绿釉陶器到宋代的官、钧、定、汝窑四种著名世界的青白瓷器，中间却有约800年一段长时间，陶瓷发展的情形，我们不明白。它的进展过程，在文献上虽有些记载，实物知识可极贫乏。因此，赏鉴家叙述中国瓷器发展史时，由于知识限制，多把宋瓷当成一个分界点，以前种种只是简简单单糊糊涂涂交代过去。1700年前的晋代人，文件中虽提起过中国南方出产的东瓯、白坩和缥青瓷，可无人能知道白坩和缥青瓷的正确釉色、品质和式样。中国人喝茶的习惯，南方人起始于晋代，东瓯、白坩即用于喝茶。南北普遍喝茶成为风气是中唐以后，当时有个喝茶内行的陆羽，著了一部《茶经》提起过唐代各地茶具名瓷，虽说起越州青瓷如玉，邢州白瓷如雪，同受天下人重视；四川大邑白瓷，又因杜甫诗介绍而著名；到唐末五代，江浙还出产过一种秘色瓷，和北方传说的柴世宗皇帝造的雨过天青柴窑瓷，遥遥相对，都是著名作品，可是，这些瓷器的真实具体情况，知道的人是不多的。经过历史上几回大变故，如宋与辽金的战事和元代100年的暴力统治，因此明代以来的记载，就更加不具体。著名世界的收藏所如故宫博物院对于旧瓷定名，也因之无一定标准。问题的逐渐得到解决，是由一系列的新发现，帮助启发了我们，才慢慢搞清楚的。
中国古代陶瓷历史文化之隋唐
杨坚先后兼并了北周和南陈，统一中原，方国号隋，至炀帝而亡。时间不长，但这一时期的陶瓷业却比较发达。这是一个承上（南北朝）启下（唐代）的过渡时期，它预示着一个新的时代风格的开始。陶瓷器造型基本上继承了南北朝的风格，又有所变化，更加饱满。从已经发掘出的隋墓里，我们可看到大量质量较高的白瓷。
唐代是被公认的封建社会的鼎盛时代，定都长安，洛阳为陪都。在这两个地方都出土了大量唐三彩，艺术和技术上都非常高超，引起了世界注目。这与当时这两个地方所处的重要政治、经济地位以及当时的厚葬之风密不可分。洛阳地处中原，自古以来人口稠密、文化发达、经济繁荣。自东汉、魏、晋、北朝五百年来一直是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在经济上，它是首都长安连结关东以及东南地区的枢纽。虽然唐代定都长安，但对洛阳地区也极为重视，特别在武则天时，定洛阳为神都，在此地施政达二十年之久。
据史料记载，唐代的河南府是贡白瓷的重要产区，巩县窑、鹤壁集窑、陕县西关窑等窑址都出产白瓷，同时烧造三彩器和彩釉器。发达的手工业是封建社会商品来源的保障，而兴盛的商业又刺激着手工业的发展，陶瓷业在这一时期得到空前发展。
唐三彩器大多出自墓葬。唐王朝在西安、洛阳一带设有庞大的政治统治机构，大批贵族、官僚聚集于此，生前穷奢极侈，死后厚葬成风。王公百官，竞为厚葬，偶人像马，雕饰如生，风俗影响至普通百姓。
唐三彩的出现是我国陶瓷工艺发展的必然产物，它表明古代陶瓷工匠对各种呈色金属原料特性的认识、化学技术的掌握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带色釉的发现和运用在汉代就已出现，如翠绿、栗黄、茶黄等色釉被广泛使用。到北朝时期，也就是公元世纪初，我国北方就开始有黄釉、褐釉彩色瓷器的烧造。至晚到北齐，出现了白瓷和彩瓷。
初唐的三彩器以褐赭黄色为主，间以白色或绿色釉，采用蘸釉法，施釉较草率，釉层偏厚，流釉或烛泪状，釉层没有完全烧开，色泽暗淡。盛唐时期，三彩工艺明显进步，在器型品种上，除了器皿以外，出现了大量生动的三彩人俑。这时的三彩釉色润莹，赋彩自然，采用混釉技法，器皿多为内外满釉，色彩有绿、黄、白、蓝、黑等；装饰手法除了刻花、印花外，还广泛使用堆贴和捏塑；装饰内容丰富多彩，花鸟走兽无所不包。然而中晚唐时期的三彩制品每况愈下，这一有趣的现象恰好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唐代由盛至衰的历史现象。晚唐三彩多为小件，趋于单彩釉，而且釉面单薄，脱落剥蚀现象严重。安史之乱（公元755年──763年）促使唐朝迅速败落，形成藩镇割据天下大乱的局面。唐三彩器的烧造一般为两个步骤，即素烧和釉烧。它的胎质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红色陶胎，出现于隋和初唐时期一种挂草绿、酱黄色混合釉的红陶制品中，这一品种还不能被看成是真正意义上的唐三彩。另一类是白色陶胎，为瓷土烧成，被认为是典型的唐三彩。这种坯体的特点一是吸水性强，使粘接部件牢固；二是可塑性较强；三是素烧后强度较大；四是胎质白，挂釉后釉色鲜艳。唐三彩器的烧成温度在800度──1000度左右，坯釉膨胀系数基本一致，使坯釉结合良好。
这一时期的人俑塑造，风格比较明显。一改魏、晋时期秀骨清相的作风，女俑丰满富态，男俑英武得体，形象生动，体现出生活中的情景。唐代的对外经济、文化交流异常活跃，闻名于世的丝绸之路加强了对外贸易，海路贸易也日见频繁。出土的大量胡人俑印证了当时有许多外国人在中原一带生活，他们多从事商业和艺术活动。经常可以见到胡人牵着骆驼，背负着丝绸等货物，形象极其生动。在伊朗、伊拉克、埃及、俄罗斯以及印尼、日本等国家都发现了大量唐三彩器，说明唐代对外出口贸易的发达。开始于南北朝时期“南青北白”瓷业布局，到唐代形成较为明显而固定的局面。从北朝到唐代这一阶段，我国古代制瓷艺术逐步形成了青釉和白釉两个大的系统，它们在后世分别沿着不同的方面各自发展。白瓷的真正成熟期是在唐代，特别是在唐代中晚期，它已成为一个独立体系，与青瓷分庭抗礼。当时北方烧造白瓷的区域非常广泛，而河北邢窑最为突出。它与南方越州出产的青瓷交相辉映，形成唐时代陶瓷业的两大主流。唐代陆羽在他的《茶经》中用“类银”、“类雪”来形容邢窑白瓷的釉色，其胎、其釉的白度相当成熟。邢窑白瓷在烧成技术上也比较高超，从现有实物来看，没有变型、歪塌等缺陷，制作工艺精细、造型端正，不失为一代名窑对产品要求之严格。邢窑白瓷除以色白见长外，它另一个特点是朴素少饰，匠师的艺术表现多施于造型之中，器型简洁、质朴、端庄而大气。它所构成的器皿容量大、重心稳、使用方便。这一时期最具特点的器皿是执壶，据考证是由前代的鸡头壶演变而来，是一种酒具，唐人称为“注子”。此外，黄河流域瓷窑都多烧白瓷，河南、山西、陕西的广大地区都以烧白瓷为主。
唐邢窑白瓷始于隋，盛于唐，衰于元。根据其胎、釉的化学分析，应属于高铅瓷胎，其釉的化学组成，属于CaO──AL2O3──SiO2系统范围。邢窑的烧成温度一般在1340度左右，个别的高达1370度左右，烧成气氛为还原焰。唐代手工业产业的空前繁荣，还在于官方的介入，官府设置“将作监”、“少府监”等政府机构，对陶瓷、金工、漆器、染织等进行操控，为统治者服务。这时的越窑青瓷也得到很大发展，引起许多文人骚客的瞩目，纷纷吟诗作赋对其倍加称颂赞美。其中陆羽的评价比较全面而得体，他形容越窑青瓷“类玉”、“类冰”，认为是当代最完美的瓷器。
由于唐代的饮茶之风盛兴及朝廷对青瓷的需求量增大，促使唐代的越窑青瓷质量不断提高。尤其是在晚唐时期，形成了以浙江余姚为中心的瓷区，产品胎质细腻，釉层匀净，造型规整，品种丰富。在装饰处理上也是以釉色装饰为主流，以素面为主，形成独特风格。刻划花装饰以简洁流畅的线条，廖廖数笔就描绘出当时人们喜爱的荷花、荷叶、牡丹花等花卉，绝无繁琐多余之笔。这一时期在窑炉上普遍有所改善。北方均为馒头窑型，一般为直焰馒头窑或者是在窑底上设置台柱，这一时期还出现了原始倒焰窑。这几种窑形都由火膛、窑室、排烟孔、烟囱四部分组成，火焰流向呈现半倒焰式，依靠排烟孔调节燃气的流量；最大的改进是由原来的冷底窑改为热底窑，使窑内温差大大减小，温度分布更加均匀。南方则以龙窑为主，为节省燃料、增加产量，充分利用空气预热，采取了加长窑身和减小窑床倾斜度的办法，在浙江发现的唐初龙窑残长就达40米，宽1.7米，倾斜度10──12度。
唐代已经生产出釉下彩瓷器，这已是不争的事实。当时的长沙窑又称铜官窑，是我国最早制作釉下彩瓷的地区之一。铜官窑釉下彩装饰以斑点彩饰为主，在青釉瓷器上以褐彩或蓝绿彩料点绘成花草纹样。褐色彩料是以含铁量高的矿物原料为色料，蓝绿彩料是以含氧化铜的矿物原料作色料。
白瓷双腹龙柄传瓶
隋朝时期
1957年陕西省西安市李静训墓出土
高18.6厘米、口径4.5厘米、腹径6.3厘米
此器两瓶身相联，联接处上伸一杯式口，颈部有凹弦纹三周。釉施及于腹部弦纹以下，有冰裂纹细开片，近底部分及底部露胎。高岭土（瓷土）含铁量较高，经过1300℃高温只能烧成青瓷器，经过控制而降低瓷土中的含铁量，克服铁的呈色干扰，即能烧制成白瓷。中国在北齐时已开始烧制白瓷，但当时烧成的白瓷普遍泛青，说明含铁量偏高，烧制温度偏低，烧制工艺还不够成熟。这件隋代白瓷器，胎、釉已完全不见白中泛青现象。
中国古代瓷器
瓷器器形若按大类分：有碗、杯、盘、壶、罐、盆、瓶、炉、盒、匝、枕、洗、尊等。每一大类又有若干品种，主要有：
（一）碗
造型特点是敞口、深腹、平底或圈足，形式多种多样。如六朝时的青釉莲瓣纹碗，唐代越窑海棠式碗，邢窑的釉花口碗，以后出现的折腰碗、斗笠碗、卧足碗、敦式碗、盖碗等。
1、宫碗口沿外撇，腹部宽深丰圆，造型端正，多为皇宫用器。明正德时烧制最为著名，有“正德碗”之称。
2、羽觞杯的一种样式。器身椭圆、浅腹、平底。腹两侧置半月形双耳，亦有饼形足或高足。明末清初流行。碗身上往往题有信士弟子名称乞求内容、施舍时间等，多为青花瓷。
3、注碗温洒用具，与注子配套使用。一般碗壁直而深，有的通体呈莲花形，用时碗内放适量热水。注子内盛酒置于碗中。宋代南北瓷窑均有烧造，以南方居多。
4、盏瓷碗的一种样式，饮茶用器。敞口、斜身、深腹、圈足，体略小。宋代有黑、白、酱、青、白和青白釉茶盏，以黑釉为贵。兔毫盏、玳瑁盏为“斗茶”之上品。
5、茶船放茶盏的用具。因形似船，帮名。明清时景德镇窑烧制有仿官釉、表花、粉彩茶船。
（二）盘
盘的尺寸大小不一形式多样，有敞口、撇口、敛口、洗口、卷沿、板沿、折腰式、葵瓣式、荷叶式、方形转角式和花形攒盘等。六朝时已有青瓷刻莲花纹盘，以后又出现白、酱、黄、绿红、紫等单色釉盘。也有在单色釉上饰以印花、刻花和划花纹饰的。明清景德镇窑又烧制了斗彩、五彩、粉彩、红绿彩、矾红彩装饰的盘。
1、攒盘用以盛放干鲜果品的用具，是由一定数量、各种式样的小盘，拼攒成一个多格的大盘。流行于清康熙年间，以素三彩和五彩器为多。式样有圆形、六方、八方形或叶形、牡丹形、梅花形、莲花形、葵花形、菱花形等多种。
2、高足盘盘心下承以高足。一般高足盘的造型是洗口、盘心平坦，盘以下承以喇叭形高足。最早见于隋代青釉高足盘，多数在盘心印图案或朵花纹样。明清两代景德镇窑多烧制青花与釉上彩绘高足盘。
（三）杯
1、高足杯杯身小，下承以高足，故名。饮酒用具。明代景德镇窑烧制青花高足杯、斗彩高足杯。宣德青花海水红龙纹高足杯、成化斗彩缠枝莲纹、葡萄纹高足杯是精粹之品。清代以青花高足杯居多。
2、羽觞杯的一种样式。器身椭圆、浅腹、平底、腹两侧面置半月形双耳，亦称“耳杯”。古代饮酒用具。东汉时有绿釉陶羽觞。两晋时有大量青瓷羽觞，南北朝时羽觞数量减少，形状如两端微尖略上翘的船形。
3、压手杯明代杯的一种式样。口平坦而外撇，腹壁近于竖直，自下腹壁内收，圈足。握于手中时，微微外撇的口沿正好压合于手缘，体积大小适中，分量轻重适度，稳贴合手，故称“压手杯”。是明永乐时独有的名贵器物。杯身绘青花缠枝莲纹饰，杯内心书“永乐年制”四字篆款。款形有花心、鸳鸯心、双狮戏球三种。
4、高士杯明成化斗彩杯之一。饮酒用具。直口沿边微撇，口以下渐收敛，浅圈足造型小巧丰腴。所谓“高士杯”是杯身绘有文人行乐的图画，如王羲之爱鹅、陶渊明爱菊等。
5、三秋杯明成化斗彩杯的一种，敞口、浅斜式腹壁、圈足，杯身以秋菊、蝶、草组成画面，故名三秋杯。色彩以青花色勒，草花和飞蝶轮廓，以鹅黄、紫红、姹紫点染飞蝶和花蕊。杯形秀巧，画面素雅，为明瓷珍品。
6、爵杯酒具。仿青铜器造型，口沿外撇、圆腹略深、前尖后翘，下承三高足，口沿两侧有对称立柱，一旁有。明清两代均有烧造，有青花、白釉、蓝釉及粉彩等品种。
（四）瓶
盛酒或供陈设用器。唐代越窑青釉瓶、邢窑白釉、工艺精细、釉色纯正。宋代南北各地瓷窑大量烧制青、白、黑、青白、白地黑花、白地褐花、三彩和黑地铁锈花等装饰的瓶。造型有玉壶春瓶、梅瓶、筋瓶、净瓶、卷口瓶、盘口瓶、直径瓶、穿带瓶、弦纹瓶、瓜棱瓶、橄榄瓶、胆式瓶、葫芦瓶、双鱼瓶、多管瓶、蟠龙瓶、贯耳瓶等。元代的八方瓶、四系扁瓶为独创之作，明代有天球瓶、葫芦扁瓶、宝月瓶、象耳折方瓶、鹅颈瓶、蒜头瓶，清代有棒槌瓶、柳叶瓶、凤尾瓶、灯笼瓶、象腿瓶，双陆瓶，转心瓶，转颈瓶等形式各异的品种。
（五）盒
一种由盖、底组合成或如抽屉的盛器，装放食物、药品或化妆品用具等。按用途分，有食品盒、香盒、粉盒、药盒、镜盒、油盒、黛盒、盒、文具盒、棋盒等。其形制有圆形、长方、八角形、瓜形、石榴式、桃式、双鸟式、方胜式、银锭式、朵花式、镂空式、委角式、菊瓣式、筒式等。还有在大盒内套小盒的“子母盒”和多节套装的“套盒”等。唐代以后各地广为烧制。以宋代景德镇窑烧制的青白釉盒产量最大，盒底部多印有某家盒子记的作坊标记。
（六）罐
用以盛放或烹煮食物。造型特点是口径大腹丰且深，胫部内收，大底足。明清时期景德镇烧制了多种式样、多种装饰的瓷罐。如瓜棱罐、折方罐、鸡心罐、天字罐、撞罐、月牙罐、冰梅罐、蟋蟀罐、鼓式罐等等。以青釉、白釉、青花、五彩、粉彩、斗彩等装饰，精致华美。
（七）壶
汉晋时瓷质壶开始流行，历代烧制有大量有同形制的壶，如西亚的扁壶、鸡头壶、唾壶，唐代的凤头壶、皮囊壶，辽代的鸡冠壶、马镫壶等。壶式的演变是：早期壶形由口颈、腹、足构成，有的加双耳、无流与柄。六朝后盛放汁液的壶，在腹部置流和曲柄，如西晋时的鸡首流、羊首流，唐代的短颈管状流、八方流，宋代细长而弯曲的流。柄式有管形曲柄、龙柄、凤柄、龙柄、凤柄、曲带式柄等等。
（八）尊
其形制为敞口，粗颈、深腹、圜底、圈足。商代有原始青瓷尊，北朝青釉仰覆莲花尊形体高大精美，颇为富丽。宋以后瓷尊盛行，用于盛酒或做宫廷陈设用器，如汝窑三足尊、出戟尊。清景德镇窑产品丰富，有苹果尊、鱼篓尊、石榴尊、太白尊、马蹄尊、络子尊、百尊、萝卜尊、观音尊、牛头尊等等。
（九）
古代洗用具之一。造型为圆形，口部前侧有较宽的出水流，平底或圈足。最早见于汉代，此后历代瓷窑多有烧制。元代景德镇的蓝釉描金、釉里红雁纹、蓝釉白花，都是稀世珍品。
（十）洗
古代洗与文房用具的统称。最早见于西晋青釉制品，敞口、宽折沿、阔腹直壁、平底。洗沿和里心多刻画水波纹。宋代以后均有烧制。如仿古铜器式样的青釉双鱼洗耳恭听、鼓钉洗、圆洗、单柄洗、葵瓣洗、委角洗、蔗段洗耳恭听、莲花洗、桃式洗、叶式洗等。
（十一）炉
焚香用具，多用做生活燃香用具或佛前供器。造型多样，西汉时有陶质熏炉和博山炉，两晋时有青瓷熏炉，宋代南北瓷窑烧有鱼耳炉、鼓钉炉、乳钉炉、莲瓣炉、烧制下班香炉，明清时期景德镇窑烧制青花米，以明宣德青花海水纹双耳三足炉为最。
（十二）灯
古代照明用具。陶、瓷制品均有。造型特点为上有油碗，中间承以支柱，下有底盘，盘下有足。灯柱的形式较多，有筒形、螺旋形、兽形等。明清时期景德镇烧制青花和彩绘高足烛台，因以蜡烛照明，故灯的造型变化较大。上有金属扦以插蜡烛。洗式小扦盘下接以长柄、中间承以洗式托盘再接以高圈足。
（十三）枕
有脉枕与生活用枕两类，后者最多。还有少数殉葬用的尸枕。唐代枕形体较小，以长方形为多。宋代南北窑广为烧制，产品多。陶与瓷制品均有，造型丰富，有长方、腰圆、云头、花瓣、椭圆、八方、银锭、鸡心以及婴孩、卧女、伏虎、双狮等形式。尤以磁州窑枕数量多，彩绘生动、民间生活气息浓郁。宋代瓷枕较唐代增多，元代瓷枕枕身更有长达40厘米以上者。瓷枕枕底一般有作坊标记。
中国古代陶瓷青花的创始之谜
青花是我国陶瓷最优秀的传统产品之一，它究竟始于何时，过去文献中均未有明确记载，所以后人说及青花历史都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自五十年代美国学者波普（J.A,Pope）以大卫德收藏的一件书有至正十一年铭文的瓷瓶为标准，从伊朗、土耳其传世的青花瓷中提取出一批具有类似风格的瓷器为元代青花瓷器以后，世界古陶瓷界卷入了中国元瓷研究的热流中。元代的青花瓷器是精美的，但是它是怎样出现的呢？毛文奇先生曾介绍香港有唐代北方窑的带蓝斑的白瓷三足缶复、扬州唐城遗址又有带蓝彩的瓷枕残片出土，浙江龙泉宋初建的金沙塔出土了蓝彩碗的残片，有此考古学者还称在吉州窑发现了可以确定为宋代的青花小碟。于是有些人认为景德镇的元青花来源于吉州，吉州来源于浙江。于是我国青花瓷器则是从唐而宋而元，源远流长，延绵不断。而景德镇的一些同志则认为元青花与上述遗物难以联系，很可能直接受波斯影响所致，这些争论刚刚展开，双方都还有待拿出更充足的证据。
中国古代陶瓷成型的方法
中国古陶瓷的成型工艺也是随着人们对泥土的认识不断增加而不断发展进步的。在上古的时候，人们发现被水浸湿后的粘土有粘性和可塑性，晒干后变得坚硬起来，于是开始有意识的以泥巴去制作一些日用器物的形状。在这个时候这种以手工形式捏制出来的器物还不能被称做陶器。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人们偶然发现了经过火烧制的泥制品变得更加结实、坚硬，而且可以防水，于是陶器就随之而产生了。这个时候陶器的制作还是以手工捏制为主。也有的专家认为可能是先用柳条或者是藤条编制成型，然后再将调稀了的泥土糊抹到这些柳条框架上，再送进火里烧制。但无论如何在商代以前陶制品还是以手工捏制的，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捏制法”和“泥条盘筑法”。
“轮制法”的出现可以说是制陶业的革命性进步。“轮制法”使得制作陶胚大大加快，胚体也更加规正。一般认为“轮制法”出现于大汶口文化晚期而盛行于山东龙山文化。早期的陶车转动的很慢，这也许是由于当时人们对机械装置的认识还不足，或者是当时黏土制成的胚体机械强度还不够，不能承受很快转动所产生的离心力。但毕竟陶器的制作已经开始由纯手工转向机械化制作了。因此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快轮成型技术就出现了并一直沿用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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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快轮成型方法是：将坯泥放在制坯工具上，利用陶车的转动，辅以手工将胚胎拉制成需要的形状，取出晾干。然后在半干的胚体上修胎，挖足，再采用剔刻、划、画、堆塑等方式做出各种文饰图案，最后上釉，这样一件陶瓷器物就顺利成型了。如果是大件器，则需分上下两截分别拉坯，然后用胎浆或胎泥连接成整器。
除了主流的陶车轮制法外，由于一些特殊器型的要求，还有采用其他特别的成型方式。比如采用陶范模制成型。唐三彩的人物，动物等就是这样分两边模制后在合为一体的。还有一种叫雕镶成型法，就是将泥胚先制成胚板，切成适当的条块，再根据要做器物的形状用泥浆把各块胚条粘接起来，最后修理表面而成型。比如一些方型的尊、炉就是采用这种方式成型的。
关于中国古代外销瓷的研究
古代海上贸易和中国古代陶瓷器外销的研究，一直备受学界关注。中国古代与非洲的联系源远流长，沟通两地联系的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也有学者将其称为“陶瓷之路”。近年来我国学界不断走出去，在非洲东海岸展开考古发掘工作，目前正在进一步展开深入研究，由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秦大树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非洲出土中国古代外销瓷与海上丝绸之路研究”就是其中之一。规模超出此前认识 研究正在逐步深化中国陶瓷约在唐代中期以后开始大规模向外输出，持续达千余年，外销瓷成为古代中国与异域交往的重要证据。秦大树长期从事宋元明考古、陶瓷考古，2010年、2012年和2013年，他先后在肯尼亚进行三次大规模考古发掘和调查工作。他介绍说，根据多年的考古调查与发掘成果，东亚、东南亚、南亚、中东、非洲和美洲沿海各国的古代遗址中都出土了大量中国古代陶瓷，其年代上至唐代中后期，下至清朝晚期，“近年来水下考古不断发展，大量出水遗物表明，中国陶瓷外销到世界各地的规模远远大于人们此前的认识”。
据学者介绍，此前海上贸易沿线重要遗址的考古调查与发掘工作，多由欧美学者和日本学者主持、参与。进入21世纪以后，中国的学术机构开始真正参与到古代贸易和中国外销瓷的研究中来。中国考古学家不仅在中国海域开展了大量的水下考古工作，并且积极参与到东南亚地区，诸如柬埔寨、新加坡、越南等地的考古工作中，还在北非埃及的福斯塔特遗址、东非肯尼亚拉穆群岛等海上丝绸之路的西端地区进行了大规模考古调查与发掘，并对这些地区发现的中国瓷器进行了调研。此外，学者对新出土的考古材料，以及过去欧洲学者发掘的成果进行了系统的记录、研究，为海上贸易和中国古代外销瓷的深入研究积累了重要资料。 转换研究角度建立信息数据库“尽管非洲距离中国较远，但考古学家在非洲开展的考古研究工作、发现的中国古代外销瓷数量，在环印度洋地区却是最多、最丰富的。”秦大树说道。据他介绍，许多非洲古代遗址中都出土了数目可观的中国外销瓷，例如埃及福斯塔特遗址、南非和马达加斯加等地。中国学者对这些地区的考古工作都有不同程度的了解，并且在东非地区进行了大规模发掘，同时将其他地区遗址的资料系统地保存，为开展深入研究提供了条件。除了上述对非洲发现的中国外销瓷进行调查统计外，“非洲出土中国古代外销瓷与海上丝绸之路研究项目”还将对海外出土的中国外销瓷标本进行科技分析研究，建立中国古代外销瓷信息数据库，为今后中国外销瓷的深入研究提供基础数据的支撑。在此基础上，学界还将对出土中国外销瓷开展以考古学为基础的多学科综合研究。秦大树将此次研究定位为“宏观视角的时空框架构建”、“多重证据的海上贸易复原”和“超长时段的阶段性观察”。其研究视角在时空上非常广阔，这在此前中国学界的研究工作中并不多见。秦大树说，“通过研究，努力建立从中国外销瓷大规模输出到清代后期中国外销瓷年代发展序列，探究各时期外销瓷的特点和数量。”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青年学者丁雨参加了几年前在肯尼亚的考古发掘，目前正参加此次的研究工作。他介绍说，在研究中，他将尝试从非洲的视角回望海上丝绸之路，研究中国古代外销瓷在非洲社会中发挥的功能，包括在文化塑造方面的作用，发掘更多值得研究的现象。
再现贸易地位拓展研究中国视角在海外各地出土或传世的中国外销瓷器，不仅是中国古代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在其使用过程中融入了当地文化环境，是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交流融合的重要证据。在这一领域主动开展深入研究，可以正确认识古代我国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以及在早期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中的贡献。随着中国国际地位不断提高，古代外销瓷研究为世界各国了解中国、研究中国提供了更多的视角。近年来，国际上关于古代中国外销瓷的研究课题和国际会议不断。秦大树认为，立足于现有的考古材料，对非洲出土的中国瓷器进行研究并与我国新的陶瓷考古成果进行比较，将有助于我们深入解读中国瓷器在古代海上贸易中的地位，并重新审视我国古代海洋文化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国际影响，有助于重新撰写我国古代物质文化和对外交流的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