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瓷初始于晚唐，元朝景德镇发展并创新了前朝以来的釉里红技术，开始了批量生产釉里红的历史。雍正年间所制红瓷在工艺上达到历史最高峰，其红瓷成品红艳，尤其是青花釉里红在色彩、设计上皆有前期未有的新意，青花色调浓淡不但很鲜亮，且时有晕散。但仍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大红瓷器。一直到新中国成立近50年后，才在科学家的不懈努力下研制出了真正的大红瓷器，因此这种瓷器被成为中国红瓷。
1998年，中国科学家攻克了陶瓷大红色釉不耐高温的世界性难题，烧出了色泽鲜艳、表面纯净的大红色瓷器，失传近百年的中国红瓷在20世纪末得以重生。这一技术实现了中外陶瓷艺人百年的大红梦，填补了世界陶瓷史上的空白。
红色象征着太阳、生命、丰收、吉祥、如意等一切美好的事物。高贵、热烈，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和崇高的精神境界，淄博盛世瓷业研制出来的高温陶瓷大红色命名为“中国红”。
现今“中国红”陶瓷已被正式定为赠送国际友人的国家级礼品，也备受收藏者的关注.陶瓷是中国的伟大发明，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中国人用智慧的双手创造了精湛绝妙、光致茂美的中国瓷器，并在国际上享有盛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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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瓷文化：温州：瓯瓷“点睛”旅游
日前，温州市在永嘉三江街道龙下村唐代瓯窑遗址边上的瓯窑陶瓷艺术研究所举行新瓯窑点火仪式。停息了一千多年的瓯窑薪火今天重新点燃，这意味着为温州旅游文化名城建设增添了精彩一笔。在新瓯窑点火仪式上，与会客人参观了瓯窑器制造全过程。
温州是瓯窑的发祥地。西汉惠帝三年（公元前192年），东瓯王驺摇以此为都城，东瓯先民擅长陶瓷制造。据考古发现，从新石器时代晚期到西汉3000多年的时间里，东瓯先民已逐步掌握制作陶器和原始瓷技术。东汉是瓯窑瓷器的形成时期，晋代开始成熟并进入繁盛期，唐宋继续有所发展，它和越窑一样在全国享有盛誉。
瓯窑作为温州文化的重要载体，已引起越来越多人的关注和重视。为了深入挖掘利用温州文化旅游资源，做精做靓温州文化旅游产品，经过半年多时间的筹办，瓯窑薪火重新点燃，意义深远。
作为承担复兴瓯窑有关工作和任务的温州市旅游局，主动开展了瓯瓷研发调研，举办瓯窑青瓷精品展，设计瓯瓷产品样品，以及瓯窑复兴选址等工作。
温州市旅游局负责人表示，要在政府主导的基础上，走市场化运作之路，切实做好瓯窑开发基地建设，将瓯窑发扬广大。今后要进一步论证与完善瓯瓷产品样品设计。大批量开发瓯瓷酒瓶、香薰组合、瓯瓷瓷盘纪念品。计划用瓯瓷塑造温州历史文化名人，展现温州名人书画作品与温州山水风光，将楠溪江、雁荡山、江心屿等风景名胜以瓯瓷作品来展现。建立专门的瓯瓷开发基金，用于瓯瓷文化的挖掘、瓯瓷产品的研发、瓯瓷人才的培养与瓯瓷技术的传承。
锔瓷,从中国到海外
锔,南朝梁顾野王《玉篇》释云:“以铁缚物。”锔的方法是:先将金属条两头敲尖,弯曲成钉脚,做成锔钉,再用来钩合物件,使其成为一个牢固的整体。锔合工艺在古代广泛运用于器物制作、建筑、造船等多种行业。锔的技术最早产生于何时,已难考证,但至少已有1500年以上的历史。
最早提及锔瓷技术的要数李时珍
锔瓷出现得比较晚,应该是工匠受到古老锔合工艺的启发而发明。所谓锔瓷,就是用金属钉(即锔钉)将破裂的瓷器进行加固和修复,以便继续使用。其方法是:先用金刚钻在瓷面裂缝两侧等距离相对应处各钻一个浅眼,然后将预先做好的近似订书针那样的锔钉的两脚分别敲进两个眼中,把碎裂部分钩住拉紧;视破损情况决定锔几个钉,锔好后再在锔钉空隙处抹上用糯米汁与石灰粉(或用鸡蛋清与白瓷粉)调制成的白泥,等干透后即可使用。锔好的瓷器无论装冷水还是热汤,都可以做到滴水不漏。
由于古代文献向来忽视对于手工技艺的记载,有关锔瓷的文献记录更少,故我们很难考证锔瓷最早起源于何时。事实上,迄今为止也没有发现过宋元锔瓷的实物。
国内文献最早提及锔瓷技术的要数明代医药学家李时珍(1518～1593年)于明万历六年(1578年)编写完成的《本草纲目》。该书在介绍“金刚石”时说:“其砂可以钻玉补瓷,故谓之钻。”李时珍说的补瓷应即锔瓷无疑。俗话说:没有金刚钻,别揽瓷器活。金刚钻头是锔瓷工具上不可缺少的关键部件。
海外最早接触到中国锔瓷实物的应是日本人。根据日本江户时代(1603～1867年)著名儒学家伊藤东涯在1727年(相当于清雍正五年)所著的《蚂蝗绊茶瓯记》中记载:日本室町时代(1336～1573年)的足利义政收藏有一件南宋龙泉瓷碗,不小心摔碎了,就请人拿着这个碗到中国来,想找一只相似的,却没有买到,于是只能请中国锔瓷匠用铁钉将那只破碗锔好后带回日本。由于锔钉排列的形状近似一条弯曲的蚂蝗牢牢吸附在碗上,所以日本人称锔瓷工艺为“蚂蝗绊”。足利义政的生活年代相当于我国明代正统至成化年间,也即明代早期,而国内所能见到的最早的锔瓷实物也是明代早期的瓷器,因此,将锔瓷技术发明的时间锁定在明初较为合理。此项技术诞生后,便很快在中国民间广为流行,世代传承,被称为360行之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才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从明初算起,锔艺流传了500多年。
损坏瓷器不舍丢弃,锔补应运而生
锔瓷的产生,应与景德镇高岭土瓷器在中国民间的普及有关。早期的民间日用瓷器由众多地方窑口烧造,一般在当地销售,成本相对较低,价格便宜,故损坏后丢弃也不觉可惜;而朝廷、官僚以及富户使用的精细瓷器,如果损坏了,又不屑于做修补。到了明代,采用高岭土烧制的瓷器胎白釉润,行销全国,广受百姓喜爱。因其材料成本加上运输成本比一般地方窑口的瓷器价格要贵不少,老百姓比较节俭,不小心损坏了,不舍得丢弃,自然会产生修补的念头。于是锔补便应运而生。
17世纪初,欧洲人才了解到锔瓷这项技艺。这要归功于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他在《中国见闻札记》中对锔瓷有这样的记载:“锔补修复后的瓷器还可以耐受热食的热度而不开裂,而尤其令人惊异的是,如果破了,再用铜丝熔合起来,就是盛汤水也不会漏。”按,利玛窦于明万历十年(1582年)到达中国,后定居下来,直到万历三十八年去世。他的《中国见闻札记》应该成书于17世纪初。文中“用铜丝熔合”一语如果不是翻译不准确,那就是利玛窦对锔瓷工艺不太了解而致误。锔瓷是用锔钉咬合碎瓷,而非“熔合”。
欧洲锔瓷修复技术至少延续了300年
几乎所有人都以为,全世界只有中国人掌握着锔瓷技艺。起初我也这么认为,但后来改变了看法。近些年来,我在收藏外销瓷时意外发现,一些从海外回流的伤残外销瓷器上竟然也有锔钉,其形状明显不同于我以前所见国内瓷器上的锔钉。于是我思索:如果这些外销瓷在中国已受损,就不可能锔好后再出口;如果是卖到欧洲后再受损,也不太可能再漂洋过海拿回中国锔补,因为那时海运的成本太高了。经过反复观察和研究后,我得出一个结论:这些伤残的外销瓷应该是由欧洲工匠锔补的。
据我了解,由欧洲匠人锔补的年代最早的中国外销瓷是明万历中期(17世纪初)中国出口欧洲的克拉克瓷。而同时期,利玛窦还在自己的书里惊叹中国锔瓷技术之高超,显然当时欧洲还不知道中国有锔瓷术,上述克拉克瓷自然是后世锔补的。那么,欧洲是什么时候引进中国锔瓷技术的呢?
我想这与中国瓷器大量销往海外,在欧洲民间普及有关。最初中国瓷器是欧洲各国皇室和贵族购买,他们一般不会将已经损坏了的盘碗等实用器皿修复后再继续使用。18世纪前期,清政府允许英、法、荷兰、瑞典、丹麦等国在广州设置贸易机构,大量欧洲商船源源不断地将中国瓷器运往欧洲,使得欧洲的中国瓷器数量猛增,价格随之大大降低,在欧洲越来越平民化。到了1760年(乾隆二十五年),中国外销瓷已基本普及于欧洲平民家庭。而平民家庭购买了相对昂贵的中国瓷器,不小心碰坏了不舍得丢弃,必然会想到修补。因为有需求,故促使欧洲匠人引进中国锔瓷的技艺。我推测,锔瓷技术传入欧洲应在18世纪晚期,相当于乾隆末年。锔瓷技艺后来也被用来修补欧洲制造的瓷器。欧洲的锔瓷修复技术至少延续了300年,大约在20世纪上半叶消逝。或许因为欧洲锔瓷在当时习以为常,消失后又无人再提及,故这段历史竟渐渐被遗忘了。
我见过的欧洲锔补瓷多为康熙、乾隆、嘉庆、道光的外销瓷。仔细观察这些瓷器后,我感叹外国工匠锔艺之高超丝毫不亚于中国锔瓷匠,甚至有些锔补技术的美观程度还超过中国民间某些普通锔补瓷。稍稍不足的是,欧洲锔补瓷往往锔钉脚敲进钻孔后,尚留有部分空隙,需用白泥填塞。而中国锔补瓷的钉脚因上宽下尖,故敲入钻孔后,大多与钉孔严丝合缝,几乎找不出空隙,以致锔钉一旦敲进去,就再也拔不出来,硬拔的话要么钉脚折断,要么造成钉孔周围的瓷面碎裂。
根据锔钉形状判断它曾经在哪里修复
欧洲锔补瓷与中国锔补瓷的区别主要在于锔钉的材料和形状。中国锔钉材料主要为铁和铜,民间以用铁居多。而欧洲锔钉的材料则主要为铜。同样是铜锔钉,两者所含的金属成分有异,表现在中国铜锔钉锈蚀较严重,而欧洲锔钉锈蚀很轻微。至于锔钉的形状,两者差异更明显,中国锔钉均被敲扁,大致呈菱形,由中间向两端逐渐变窄变细,且有两钉合并形成一组一组的钉法;欧洲锔钉则多用铜丝,微微敲扁或不敲扁,铜丝形状仍在,外露的锔钉基本一样粗细,也未见有两个锔钉合并在一起的钉法。之所以造成锔钉形状的差异,应与制作锔钉的工艺不同有关。中国的锔瓷匠都挑着炉子,当场对锔钉进行热加工,容易敲得很扁,从而使锔钉紧贴瓷面;而欧洲锔钉可能采用的是冷加工,铜丝基本保持原形。另外,所见不少欧洲锔补瓷的锔钉部分都涂有白漆,可能是为了美观;而中国锔补瓷的锔钉是不做任何修饰的。
如果掌握了以上所述洋锔瓷的特点,就能从某件瓷器上的锔钉形状来判断它曾经是在哪里修复的。比如北京中汉拍卖公司于2011年秋季曾拍卖过一件元青花缠枝牡丹纹摩羯鱼耳大罐,此件拍品原藏家购自伊朗,罐体残裂严重,浑身布满锔钉,锔艺高超。根据锔钉的形状,大致可以推断此罐曾经在欧洲锔补修复。
从陶器到原始瓷再到瓷器的演变
从陶瓷学上界定，原始瓷应该是介于陶器和瓷器之间的一个时期。迄今为止，考古发现最早的中国陶器是20世纪后半叶在江西万年县仙人洞遗址出土的距今约12500年的夹粗砂红陶。浙江也是中国较早制造陶器的地区。迄今发现浙江最早的制陶实物，距今约11000-9000年的浦江上山遗址。这些陶器的特征是火候低、陶色不纯、厚薄不均、内壁凹凸不平，制陶技术相当原始。
中国古代史籍中多有关于制陶的记载。《太平御览》卷78引《逸周书》：“神农之时，天雨粟，神农耕而种之，作陶、冶、斤、斧。”《史记·五帝本纪》里有“舜耕历山，渔雷泽，陶河滨，作什器于寿丘。”神农为何人？神农即神农氏，也即炎帝，是远古神话传说中的太阳神。传说炎帝神农，人身牛首，三岁知稼穑，长成后，身高八尺七寸,龙颜大唇。神农氏本为姜水流域姜姓部落首领，后发明农具以木制耒，教民稼穑饲养、制陶纺织及使用火，功绩显赫，以火得王，故为炎帝，世号“神农”。
2001年5至7月，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萧山区博物馆对跨湖桥遗址进行第二次发掘，出土了一大批陶、石、骨、木器，其中陶器复原器近150余件，器物形态及其组合迥异于余姚河姆渡、罗家角等附近地区发现的早期文化遗存，可明确为一个新的、独立的考古学文化类型。而且在出土的小陶釜中发现了盛有煎煮过的草药，印证了史前“神农尝百草”的美丽传说。
起初，作为实用器的陶器，丰富了人们生活的内涵，改变了生活习惯，提高了生活质量。之后，陶器走向了实用和审美的结合，陶器由朴实、素雅变得华丽而富有文化、精神内涵，这是一种进步，也是一种升华。人类对美的追求确立了人类的价值规范。原始瓷在文明时代开始的商朝已经出现，从它的釉料使用和胎体结构看，比陶器是进了一步。这种进步，是经过了人类几千年的探索和发现。人类历史上的任何一次科技进步都是经历了漫长的积淀，一代一代的叠加，丰富了深度和厚度。中国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文字便是刻在陶片上的文字———“刻契陶文”。由原始瓷到瓷器，人类也经历了一千五百多年的思考、探索和实验。我国著名的考古学家夏鼐先生曾说：“原始瓷(ProtoPorcetain即加釉硬陶)的烧造，当为南方长江下游地区的发明……后来在长江下游地区逐渐改善，终于在汉末出现了瓷器，成为中国文明的特点之一。”
从青瓷而黑瓷到白瓷
关于各地茶具的优劣，陆羽有一段著名的论断：“碗，越州上，鼎州次，婺州次；岳州上，寿州次，洪州次……越州瓷、岳瓷皆青，青则益茶，茶作白红之色。邢州瓷白，茶色红；寿州瓷黄，茶色紫；洪州瓷褐，茶色黑；悉不宜茶。”
唐代所崇尚的碾末烹煮的茶风，茶汤显“白红”（即淡红），青瓷色泽沉稳，“相映而成高雅之趣。邢州瓷虽然洁白莹亮，就未免稍嫌轻浮了。”（郑培凯，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中国历代茶书汇编校注本》序）给茶碗分等级，不是以瓷器的质地而是以瓷器的色调为标准，看它是否能和茶汤的色度调和出最大的美感。正因为如此，以越窑为代表的质朴大方、色泽沉稳的青瓷茶碗，就被陆羽和整个唐代奉为上品了。虽然以邢州瓷为代表的白瓷在当时也不乏拥戴者。
这样就很好理解，为何宋代的“最佳茶碗”从青瓷转为黑瓷了。宋代斗茶更盛，具体方法为：事先用茶末和开水调好茶膏，然后一边用沸水点泡，一边用茶筅回旋击拂，打出白色的沫饽（汤花），要求色泽纯白，汤花保持时间长（“咬盏”）者优，先出现水痕的就失败。这样，为了以黑衬白，更为了便于裁判孰优孰劣，黑瓷当然是最好的选择。蔡襄所谓“茶色白，宜黑盏，建安所造者，绀黑，纹如兔毫……最为要用。出他处者，或薄，或色紫，皆不及也。其青白盏，斗试家自不用”（《茶录》），宋徽宗所谓“盏色贵青黑，玉毫条达者上，取其焕发茶采色也”（《大观茶论》），说的都是一个道理。过去被奉为上品的青瓷、白瓷都不再适用，在重黑瓷这一点上，宋代做到了“从认识到行动上的高度一致”。
到了明代，人们对茶碗的色泽选择又发生了重大变化，“其在今日，纯白为佳”（许次纾《茶疏》）。因为到了明代，点茶已成往事，饮用散茶蔚为主流，洁白如玉的白瓷衬托绿色的茶汤，清新悦目。屠隆在《考槃余事》中说：“宣庙（指明宣宗）时有茶盏，料精式雅，质厚难冷，莹白如玉，可试茶色，最为要用。蔡君谟取建盏，其色绀黑，似不宜用。”不但肯定了白瓷的绝对优越地位，而且质疑了蔡襄对黑瓷的看重。其实，这都是茶水惹的祸，蔡襄时代茶贵白，当然瓷贵黑，明代茶贵绿，当然瓷贵白。观点不同，其实其理则一，只是各为其茶。
“严格说来，茶碗的色泽与茶叶的品质是不相干的，然而，饮茶作为美感体验的艺术，茶碗的形制与色调，配合盛出的茶汤色度，就使人在特定的空间氛围中得到相应的感受，从而产生心灵的回响”（郑培凯，出处同上）。诚哉斯言。据此推去，唐代、宋代、明代的茶人们，都追求茶、盏一体的整体艺术美感，虽则时代不同、取舍各异，究其缘由，却是人同此心，心同此趣的。
刻瓷艺术为淄博陶瓷增色
“淄博人对陶瓷的情感可以用"特殊"来形容，因为我刚调到淄博的时候，与淄博的各界人士谈起陶瓷的时候，大家特别兴奋。后来了解到，虽然它占淄博G D P的比重不是很大，却起到了四两拨千斤的作用，是淄博的一张名片。”这是淄博市的一位领导在一次陶瓷会议上的一番话。“淄博陶瓷是淄博工业产业的根，经过半个世纪的发展，淄博陶瓷的文化内涵是任何一个产业所不能媲美的。当代国窑的标志是一些重要领域代表国家，除了日用陶瓷进入国宾馆等国家的一些场所，淄博的刻瓷大师的作品作为国家礼品赠送国际友人，所以，市委提出"淄博陶瓷 当代国窑"当之无愧！”被誉为“陶瓷书记”的淄博市原市委书记杜祥荣接受记者采访时，历数了在不同时期淄博陶瓷在中国陶瓷史上的地位。特别提到了淄博的刻瓷艺术在“当代国窑”中的地位。
刻瓷艺术最早发端于乾隆宫廷造办的技艺，在光滑坚硬的瓷面上绘刻人物、花鸟和书法，它凝聚了书法、绘画艺术，也展示艺人刀法之美，还展现陶瓷作为刻瓷载体的工艺水平。刻瓷这门综合艺术所传达的特有的审美属性也使宫廷的刻瓷匠师们乐此不疲。1982年，被誉为淄博刻瓷“第一刀”的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张明文先生把刻瓷技艺带到美国田纳西州的世博会上，同一年，李梓源在德国第34届慕尼黑手工艺品博览会获得金奖，淄博的刻瓷艺术从此走向世界，让世界通过刻瓷艺术了解了淄博，淄博也因刻瓷艺术名扬海内外。淄博刻瓷传承的正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技艺和价值。
张明文先生开创了淄博刻瓷艺术的先河，他的作品内容新颖，构思奇特，随物赋形，一瓶、一罐、一碟、一盏，在他手里由于被赋予新的生命而成为一件件精美的艺术品。我国政府把淄博刻瓷大师的刻瓷作品作为国礼先后馈赠给许多国家的领导人。国内外许多艺术家、收藏爱好者也把刻瓷作为珍贵藏品收藏。
目前，淄博的国家级、省级刻瓷大师达到了100多位，其中国家级的大师20余位，这对淄博来说，是一笔巨大的财富，淄博刻瓷大师已经成为“当代国窑”一朵奇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