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三门峡市博物馆里陈列着一件小口尖底瓶，１９５１年６月出土于三门峡市渑池县仰韶村古文化遗址。
尖底瓶是仰韶人打水的水器。它小口、鼓腹、尖底。空瓶放置的时候是倾斜的；悬于水面，受水浮力，即倾倒注水。水至半瓶，重心下移，瓶身就自动端正，浮于水中。若注满水，瓶身就覆没于水中。说到这里，不禁使我想起孔子到鲁庙参观的故事来。一次，孔子到鲁桓公庙参观，见一欹器即倾斜放置着的陶器，不知其名，遂问守庙人。答是宥坐之器。宥，也写作侑，或右：义为劝诫。宥坐之器，即放在座侧以示劝诫的器物。孔子说：“听说这宥坐之器，虚则欹倾斜、中则正、满则覆倾没，果真如此吗？”遂让弟子们取水来试验，果然如是。孔子感慨地说：“正如古语说的，‘满招损，谦受益’呀”
宥坐，即右坐，也就是“座右铭”中“座右”一词之语源。从这故事可知，孔子所在的春秋时代，传统的劝诫之器还有器而无铭。
鲁桓公庙里的欹器，后来失传了。汉代张衡、南朝祖冲之等许多古代科学名家都研制过。可是，后世研制的，也早失传了。令人欣然的是，我们今天所见到的仰韶村的小口尖底瓶，它与孔子所见之欹器何其相似乃尔？恐怕它就是那神秘的又已失传了的劝诫之器吧！
这种双耳尖底瓶，原为先民汲水之器，何时始成为劝诫之物的呢？相传，早在三皇五帝时就有了劝诫之器。在夏代，与夏禹同时的伯益就讲过“满招损，谦受益”的古老格言。在殷代，甲骨文中就有一个字，形状像两手捧着一个尖底瓶，瓶呈倾斜之状。古文字学家于省吾先生释该文字为宥坐之器，名“欹”。欹器在周代已成为罕见的古物，被供奉于庙堂之上，以示子孙不要忘记这先人的遗训。可是，春秋时人们对其已感到陌生了，连孔子也是请教了守庙老人方知其名的。
这种以物为戒的古老风习，先秦以降就比较少见了，但在民间其余韵犹存。
西汉时，公孙弘以布衣被选为宰辅，临行时，同乡邹长傅送他三样东西：一束生刍青草，一卷丝，一个扑满。公孙弘未解其意。邹长傅说：“生刍一束，是借用《诗经·小雅·白驹》中的一句话：‘生刍一束，其人如玉。’愿你安于德操，守身如玉。丝，是很细的，但可积之如线、如绳、如缆。可知事物总是由小到大，由微至著的。愿你不要忽视小事，不要以为善小而不为。扑满，这存钱的陶罐，有入口而无出口，一旦装满钱，就被打碎。愿你不要聚剑无度，要以扑满为戒。”
前几年，在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一座盛唐墓中，发现一横排六幅壁画。中间四幅画的是四个自励德操的人物。左边一幅画一欹器，右边一幅画一扑满，旁有一捆草，一卷丝。这画生动地再现了古代以器励志的风习。
这种以器励志的古风，可以说是后世以座右铭为戒风习的滥觞，其特点是以物示喻，有器而无铭。大约在战国时代，青铜铭文中始出现劝诫文字，至秦汉铭物申鉴之风始盛。其特点是铭刻于器，铭文都是以物为喻，隐含鉴戒。东汉时，文学家崔瑗始创座右铭，其特点是书铭为戒，有铭文而无器物，当然也就不用比喻，而是直陈鉴戒之辞，与今世之座右铭已全然无异。追根溯源，可以说，座右铭之祖原为仰韶先民用以汲水的那种尖底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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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瓷知识：“梅瓶”的起源、称谓及历史演变
“梅瓶”在中国古代陶瓷研究领域中属于单一器型，延续时间有千余年的历史，同时它也是一种造型秀美、受到颇多赞誉的器物。但在目前的中国古陶瓷研究领域中尚未对其起源和造型的演变过程提出系统的看法。本文意在提出“梅瓶”的北方起源说，并通过宋、辽、金、元、明、清出土和传世的实物进行排比对照，阐述它的起源，对其逐渐南传的经过进行解释。与此同时梅瓶的造型也经过不断进化发展过程，直至清代末期“梅瓶”这个被文人雅士冠予的美誉，才成为人们对这种器物一种约定俗成的称谓。一、梅瓶的起源任何一种艺术品的产生，一般都有一个演变进程，起初人类是为了适应社会生活的实际需要，制造出一些符合生产和生活需求的器具，在经过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进程之后，才逐渐发展变化成被后人赏誉的艺术品。“梅瓶”是一种自宋代以来在陶瓷造型方面比较常见的器物。它以小口、翻唇、短颈、颈肩之间形成近90度的硬折角，瓶腹鼓圆、腹胫瘦长，形成一种体态秀美的造型。对其优美的造型，每当人们谈起时，无不津津乐道，赞口不绝。然而正是这种器物，它的产生是与我国少数民族契丹人丰富的想象力和生活实践有着密不可分的渊源。契丹民族是我国北方少数民族的一支，过着游牧生活。在《辽史》卷三十二《营卫志》有“辽国尽有大漠，浸包长城之境，因宜为治。秋冬违寒，春夏避暑，随水草畈，岁以为常。四时各有行在之所，谓之捺钵”的记载。他们原居今内蒙、辽河一带，原以游牧渔猎为生，后因经济发展，“筑城而居”乘五代之乱“浮掠汉人”引起契丹族的内部分化，加之汉族高度封建经济的影响，进入了初期文明阶段。在唐代就与我国北方汉族和人民多有交往，对唐朝有朝贡，也有冲突，到唐武宗会昌二年，才又与唐朝恢复臣际关系。唐代末年，契丹首领耶律阿保机统一各部日渐强大，于907年即可汗，公元916年称皇帝，年号神册，国号契丹，民间或称大蕃。契丹建国之前，唐昭宗天复二年秋，阿保机率领骑兵40万侵入长城以南，在今山西、河北一带掠夺汉人95000多人，驼马牛羊不计其数，都被赶到潢水南岸，这些人、畜全部成了契丹的财富。陶瓷器从它产生的那天起，就成为了与人们生活密不可分的生活用具。“契丹人”正是运用了制瓷技术，生产出一种储水器，也就是目前被陶瓷界经常称作“鸡腿瓶”的。鸡腿瓶：瓶身细高如鸡腿，小口、短颈、圆肩、收腹、上粗下细。器身保留有成型时的沟痕，肩部有的刻有类似契丹文的文字。在辽代墓葬中的壁画上，我们也可以清晰的看到“契丹人”使用鸡腿瓶背水的画面。鸡腿瓶设计的初衷是契丹人运输和储藏水的工具，因此，它的胫部作成近似于楔形，口部为短颈的翻卷形式，这就为在瓶上系背带留下伏笔，口部的形式系结不会脱落，胫部的倒梯形可使套在上面的带扣越往上提越紧。修长的瓶身也符合当时人们用于背水需要，小口装水不易外洒，长腹硕肩盛水较多。为了增加瓶身的稳定性，鸡腿瓶的底足制作得比较厚，给人以沉稳的感觉。笔者曾经去过内蒙古自治区的赤峰市的猴头沟乡，那里曾经是著名的辽瓷窑址，缸瓦窑的所在地。在它的附近，曾经发现有辽穆宗应历九年辽驸马赠卫王萧婆姑墓，墓室在缸瓦窑附近，墓中出土的瓷器多系此窑的产品，据此可以推知缸瓦窑的始烧年代大约为辽太宗或辽世宗间，早于北宋的建国时间。本人在缸瓦窑调查时，见到过许多鸡腿瓶的残器，这就从另一个侧面验证了辽代鸡腿瓶的出现要早于宋代的梅瓶。二、梅瓶的演变现藏故宫博物院的唐代邢窑白釉瓶，是一件器型上近似于梅瓶的器物，属于大口器的一类。另外在唐代的岳州也有一种近似梅瓶的盘口瓶出土。将它们与梅瓶相提并论是否有些牵强，有待进一步的考古发掘结果。契丹人虽然是我国漠北的一个少数民族，从事着以渔猎为生的游牧生活，但是他们有着自身发展的文明史，创造了自己的文字和生活习俗。在与唐王朝的不断交往过程中吸取和丰富了他们的文明进程，这种相互交融的过程促进了契丹人的手工制瓷业发展。就陶瓷的生产制作而言，由于唐三彩的盛行，辽三彩的生产就比较繁荣。同样唐代北方白瓷生产趋于成熟，辽代白瓷近似于完美。任何一种陶瓷器型的出现是离不开生活的，唐代瓷器多仿制金银器的器型，辽代则往往根据自己的生活需要生产陶瓷器物，鸡腿瓶的出现就说明了这一点。当“梅瓶”在北宋出现时，还保留辽代鸡腿瓶烙印，例如现藏故宫博物院的宋代定窑刻划梅瓶，1974年河南省镇平出土的磁州窑白地黑梅瓶，耀州窑青釉刻花牡丹纹梅瓶。它们的肩部虽然较鸡腿瓶隆起，但口部、胫部与鸡腿瓶十分相象。在宋、辽对峙时期辽代缸瓦窑生产的梅瓶与宋代的风格才十分接近，这就是1974年在辽宁省法库墓出土的白地褐彩刻花牡丹纹梅瓶。北宋中晚期是陶瓷生产的繁荣阶段，在不断吸取其他民族的先进经验后，逐渐形成了梅瓶的自身进化和发展，并出现了自己的风格。此时的梅瓶千变万化，口部变化也比较多，肩、腹的变化也呈多样化的形式。可以说此时的梅瓶已经完全脱离了早期鸡腿瓶模式的束缚，成为一种独具代表性的造型品种，完成了演变过程。金代的梅瓶造型继续保留了北宋初期的北方时代风格，其代表作有：1972年河北省献县出土的金代磁州窑“芦雁“梅瓶口细而项短，肩极宽博，至胫稍狭，折于足侧微束，口径之小仅与梅之瘦骨相称，故名梅瓶也。宋瓶雅好作此式，元明暨清初历代皆有斯制。”溯本求源，在辽史上目前尚未发现对梅瓶这种器物的记载，这就说明它只是一种极普通的日常器物，只有口口相传，没有被文字记录下来。时至宋代也没有梅瓶的专门的称谓，似乎只有宋人赵令畴的《侯鲭录》中“陶人之为器有酒经焉，晋安人盛酒，似瓦壶之制，小颈，环口，修腹，受一斗，可以盛酒。凡馈人牲兼以酒，置书云酒一经或二经至五经焉。他境人有游于是邦，不达其意，闻五经至，束带迎于门，乃知是酒五瓶为五经焉。”这种“经瓶”应该不属于梅瓶，应该是“辽天庆六年”张世卿墓后室南壁‘侍者进食’壁画箱桌上面与注壶摆放在一起那种酒瓶。我们从这幅壁画上看到的摆放在下面的“梅瓶”，只是一种不能上桌注酒的“酒坛子”，因此“梅瓶的称谓也就很难被史书记录下来。至于明代有关梅花的记载，如《梅史》，《瓶花谱》，《长物志》，《遵生八笺》等均没有提到梅瓶一词，明代梅瓶多用于陪葬，也就很难出现梅瓶这样典雅的称谓。看来这只是由于明代文人雅士对梅花的大加赞赏，才出现后来将梅花的清风瘦骨与“梅瓶”的造型相联系，引出了我们现在对梅瓶的称谓。综上所述，艺术品的产生离不开劳动人民的生活和实践创造，梅瓶的出现与当时的民族生活习俗和生产力水平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人们对它的认识也在不断发展与提高。因此，梅瓶的发展过程是一个从实用器演变成艺术品转化过程，这也是艺术品形成的一般规律，也就是说生活和劳动是创造艺术品的真正源泉。每当我们对它们进行分析研究时，不能离开当时的社会背景。否则分析就会产生偏差，影响对这类器物的全面认识。
底足
在摊市上看货有讲究，千万不可拿着放大镜横扫竖瞄，或者两手倒来倒去来回折腾。稍微有点经验的商贩，只要见到有这些动作，就猜到已有购买意向，一旦开口问价，他就知道有戏。此时再要想杀价卖便宜货就比较困难。
同一件东西，会买和不会买成交价可以相差几倍，而会买的前提就是看货时的架势。除非你本来就没打算买，仅仅是拿人家东西练眼，否则最理想的状态是装作漫不经心，随便看看，随便问问，便宜才要，不便宜不要，给不给无所谓。当然，你得对这类古瓷的器型、釉色、彩料等情况非常熟悉。有些信息，比如纹饰细节，有时只有仔仔细细推敲才能区别真伪，由于实际情况不允许这么慢条斯理，所以此时最好暂时放弃这个环节的详细考察，瞄一眼即可，只要没有明显的作伪痕迹，全当它是真的，然后以最快的速度看一看底足。
一件瓷器看似简单，其实隐含的信息量非常之大，而信息最密集的地方可能就数底足部分。这里不单包括了直观性最强的落款，更主要是可以观察到不同时代特征的修足工艺、垫烧痕迹、使用情况（底足与硬物接触最多，最易出现各种伤痕）、胎质胎色、风化侵蚀现象等等。通常情况，真古瓷相对同类后仿器胎骨都显得比较干燥，有一种自然的老化现象（但也不可绝对，事实上有部分古瓷的胎也很"坚腻"），切削爽利，磕碰自然。明代之前的古瓷可经常看到清晰的垫烧痕迹，如能掌握各窑垫烧痕迹的细微特征，对鉴定真伪极有帮助。清代瓷器大部分都是传世品，除长期藏在锦匣里的那类外，一般都能在底部见到自然而然的使用摩擦痕。仿明代之前的赝品如果不用脏釉浆遮掩，通常会露出胎骨坚腻轻滑的时代特点，往往修足做作、疲软，窑红过浓；而假明清官窑的底足破绽更多，可用"轻浮"二字概括。
当然，如果遇到底足部分的信息不够明确，或者模棱两可，就得结合整器通盘考察了。
“底足”补漏
“底足”一文见报后，自己重读了一遍，差点吓一跳：怎么搞的，写时匆匆，竟漏了重要的一笔，假如有读者看得不仔细，只记住其中的某些表述，怕会闹出误会。所以赶紧补上一段。 现在有些高仿瓷也非常注意对底足的处理，特别是那些底足露胎的老窑器，做得象的，已经初显“干燥、爽利”，假如不仔细观察，会混同于老旧特征不明显的一类古瓷。具体的做法不太清楚，估计主要是靠胎土的模拟配制，如采用瓷石的一元配方，或增加瓷石的比重、故意保留瓷土中的粗颗粒、甚至混入一些沙石等等，切削时又故意做得很利落，从而使底足显得或粗犷，或干爽，有的还用硬器故意敲出一些轻微的磕伤。整套手法就像书画做伪中有些人故作“逸笔草草”状一样，比起那些用球磨机打出的胎浆做成的大路货仿古瓷来，自然高明许多，不过大多情况下也是媚眼做给瞎子看，不熟悉的本来就不敢认，老手则个个赛狐狸，岂能轻易入彀。
汝瓷起源
汝瓷在我国宋代已位居汝、钧、官、哥、定五大名窑之首，产于河南临汝，隋炀帝大业初年（即公元605 年），置临汝为汝州，“汝瓷”因此而得名。
汝瓷始烧于唐朝中期，盛名于北宋，在我国陶瓷史上占有显著的地位，北宋后期宋金战乱不息，兴盛前后不过二十余年，所以弥足珍贵。汝瓷传世品稀少，全世界现仅存65件，分别存放在北京故宫博物院17件、台北故宫博物院23件、上海博物馆8件、英国达维德爵士基金会7件，维多利亚阿伯特博物馆、日本大阪市立东洋陶瓷馆、美国克利夫芝和圣路易等知名博物馆和私人典藏约10余件。
汝瓷以名贵玛瑙为釉，色泽独特，有“玛瑙为釉古相传”的赞誉。随光变幻，观其釉色，犹如“雨过天晴云破处”之美妙，温润古朴。器表呈蝉翼纹细小开片，有“梨皮蟹爪芝麻花”之称。北宋时汝瓷器表常刻“奉华”二字，京畿大臣蔡京曾刻姓氏“蔡字”以作荣记。宋、元、明、清以来，宫廷汝瓷用器，内库所藏，视若珍宝、与商彝周鼎比贵。被称之为“纵有家财万贯、不如汝瓷一片”。
北宋时期官府在汝州设窑场，其产品称之为“汝窑”。“汝窑”出现的时期在越窑衰败之后，产品主要供宫中御用，御拣退之件，方许出卖，近尤难得。汝窑胎质细润，多数象点燃过的香灰色。透过釉底处微微带些粉色，不同于同时期的其他青瓷，风格独特，呈现一种淡淡的天青色，有的稍深，有的稍淡，但离不开天青这个基本色调。汝瓷釉汁莹润，多豆青、粉青、月白、葱绿等。通体有细片，底有芝麻细小支钉，是支烧的痕迹。现存故宫博物院的“汝窑弦纹尊（奁）、洗”，是古陶瓷中罕见的珍品。
陶瓷的起源
中国是世界上率先发明瓷器的国家，为人类历史写下了光辉的一页。今天一起来看一下“陶瓷的起源”。
瓷器的发明，堪称我国的“第五大发明”，它在技术和艺术上的成就，传播到世界各国，并深刻影响了其陶瓷和文化的发展，为我国赢得“瓷器之国”的盛誉。
中国是瓷器的故乡，中国瓷器的发明是中华民族对世界文明的伟大贡献，在英文中“瓷器”(china)一词也有"中国"的意思。大约在公元前16世纪的商代中期，中国就出现了早期的瓷器。因为其无论在胎体上，还是在釉层的烧制工艺上都尚显粗糙，烧制温度也较低，表现出原始性和过渡性，所以一般称其为"原始瓷"。
“瓷器”的发明始于汉代，至唐、五代时渐趋成熟；至宋代为瓷业蓬勃发展时期，定、汝、官、哥、均等窑。名重千古；元代青花和釉里红等新品迭出；明代继承并发展了宋瓷传统，宣德。成化窑制品，尤为突出；清代风格古雅浑朴，比前时稍逊，却胜在精巧华丽、美妙绝伦，康熙、雍正、乾隆时所制器物，更是出类拔萃，令人叫绝。
瓷器脱胎于陶器，它的发明是中国古代先民在烧制白陶器和印纹硬陶器的经验中，逐步探索出来的。烧制瓷器必须同时具备三个条件：一是制瓷原料必须是富含石英和绢云母等矿物质的瓷石、瓷土或高岭土；二是烧成温度须在1200℃以上；三是在器表施有高温下烧成的釉面。原始瓷作为陶器向瓷器过渡时期的产物，与各种陶器相比，具有胎质致密、经久耐用、便于清洗、外观华美等特点，因此发展前景广阔。原始瓷烧造工艺水平和产量的不断提高，为后来瓷器逐渐取代陶器，成为中国人日常生活的主要用器奠定了基础。
中国瓷器是从陶器发展演变而成的，原始瓷器起源于3000多年前。至宋代时，名瓷名窑已遍及大半个中国，是瓷业最为繁荣的时期。当时的钧窑、哥窑、官窑、汝窑和定窑并称为五大名窑。被称为瓷都的江西景德镇在元代出产的青花瓷已成为瓷器的代表。青花瓷釉质透明如水，胎体质薄轻巧，洁白的瓷体上敷以蓝色纹饰，素雅清新，充满生机。青花瓷一经出现便风靡一时，成为景德镇的传统名瓷之冠。与青花瓷共同并称四大名瓷的还有青花玲珑瓷、粉彩瓷和颜色釉瓷。另外，还有雕塑瓷、薄胎瓷、五彩胎瓷等，均精美非常，各有特色。
多姿多彩的瓷器是中国古代的伟大发明之一，"瓷器"与"中国"在英文中同为一词，充分说明中国瓷器的精美绝伦完全可以作为中国的代表。
陶瓷的起源与发源
中国陶瓷是中华文化的典型代表之一。新石器时代，我们的祖先就用智慧和勤劳的双手，开始制造各类日用陶器，自从火发明后，烧造出各种汲水器、炊煮器和储藏器，并设计出实用与审美相结合的各式不同器皿造型，还创造了绳纹、划纹、蓖纹、压印纹、指甲纹、锥刺纹以及堆贴、彩绘、镂空等装饰手法，便陶器在器皿的基础上，发展为原始社会灿烂的艺术之花。黄河流域是我国新石器时代文化分布较密集的地区已发现的有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等。夏、周、商三代文化，灰陶占制陶工艺的主流，商代原始瓷器的出现，为陶占制陶工艺的主流，商代原始陶器的出现，为发展到瓷的实际作出了重要贡献，从此陶和瓷形成了各自发展的两个支流。采用纯白的高岭土造器皿，是我们祖先的一大发明。由战国至秦汉600多年间中过出现了第一个文化高潮（陕西兵马俑）。到了汉代有了彩绘陶壶，东汉晚期创造性烧成了青瓷，对人类的物质文明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三国时期越窑青瓷造型质朴，纹饰单纯。南北朝北朝白瓷的烧成，是陶瓷史上又一件大事，其中白瓷莲瓣罐是后来彩绘瓷发展的基础，也是邢窑、定窑名瓷的先驱。隋、唐、宋时期，正处于中国陶瓷发展中的重要阶段，在继承的基础，唐代的青瓷、白瓷都进入成熟阶段，釉下装饰开始出现，斑驳炫烂的三彩陶开始大量生产。宋代是我过陶瓷发展史上的高峰期，五大名窑（钧、汝、官、哥、定）各有特色的陶瓷制品名扬天下。元、明、清三代是中国陶瓷美术发展的新阶段。特别是元代的青化瓷器在中国制瓷史占有一席之地，我过制瓷工艺发展到明代，已进入到以彩瓷为住的灿烂的黄金时期。景德镇瓷窑已成为"天下窑器所聚"，其生产的精美陶瓷是中华民族文明的愧宝，是我们的骄傲。清代陶瓷的产地你叫广，且中国陶瓷输出量很大。19世纪后半叶以来，特别是鸦片战争以后，我国国内陶瓷手工业开始走下坡路。总之，我国陶瓷生产已有8000年的历史，在这期间，我国的陶工和科技专业人员，创造了一个又一个陶瓷技艺的奇迹，流传于海内外。陶瓷器生产创作始终绵延不断，这是历史发展的规律。只是近年来国陶艺发展走在了我国的前面。
中国瓷器的起源（一）
瓷器是中国的伟大发明，瓷器源于陶器，而精于陶，远在7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我国先民就已制造和使用陶器了，经过几千年的演变，实现了从陶器到瓷器的进化。但是，关于瓷器的发明年代及发源地，一直是中外陶瓷学术界争论不休的问题，就瓷器起源地区而言，有人认为源于北方，依据是郑州商代遗址出土过一件带釉的灰白色尊;一种意见认为源于南方，依据是南方出土的几何印纹硬陶，认为这种硬陶是瓷器的祖先。在南方起源地上又有两说，一说是江西景德镇;一说是浙江绍兴或温州。就瓷器起源年代而言，一说是诞生在1600年前的晋代，依据是晋代出现“瓷”字，并出现有关瓷器颜色的描写和瓷器产地的记载；一说是在1300年前的唐代，认为唐代越窑青瓷是瓷器，悠悠历史，千古之谜，因此揭开中国瓷器起源之谜，是本研究的宗旨和主要内容。
1、陶器和瓷器的区别
考诸史籍，陶字可包括瓷或用以称呼瓷。如元、明、清三代叙述景德镇瓷业的著作——《陶记》、《陶说》、《天工开物》、《景德镇陶录》和《陶冶图编次》等，均以“陶”称呼景德镇真正的瓷器。本文从现代角度探讨陶与瓷的区别及真正的瓷器出现的年代。
陶器与瓷器的区别目前尚无统一标准。有人认为“凡是坯体以高岭土原料制成的是瓷器，以粘土原料制成的是陶器”，并据殷商时期一些釉陶用高岭土原料制成，而将其定为“瓷器”。实际上，我国传统日用陶瓷的主要原料都是粘土，高岭土仅是粘土矿物中的一个大类品种。高岭土可制陶，也可制瓷，因此以是否采用高岭土判别陶或瓷，失之片面。又如，以胎骨中是否含莫来石晶体作为区别，认为“陶器的胎骨中没有莫来石，瓷器中有莫来石”，并根据殷商釉陶的胎骨内含有莫来石晶体，而将釉陶定为“瓷器”。但是，在电子显微镜一下观察，温州精陶和宜兴精陶以及宜兴紫砂陶的胎骨均可清楚见到许多发育良好的莫来石晶体，只是其含量较现代龙泉青瓷和景德镇细瓷少。研究表明，当高岭土和一些粘土烧成温度达1000至1l00℃时，莫来石晶体生成很快，一般陶器或瓷器的烧成温度均在1100℃以上，故坯体内是否含莫来石不能作为区别陶或瓷的标志。
根据笔者实践体会及对陶和瓷的认识，归纳起来，大体可按表1所列加以鉴别。表l表明，陶与瓷的区别主要有4点：烧成温度，吸水率，表面施釉，釉与胎的结合。
2、陶器向青瓷的演变
我国陶瓷的发展，经历了泥质或夹砂陶器、白陶器、印纹陶、釉陶(或称原始青瓷)、瓷器几个过程。
一般瓷器形成应具备：原料选用高岭土或瓷石，其主要表现是胎内Al2O3含量提高和Fe2O3含量降低，胎质呈白色或灰白色；经1250℃以上高温烧成，胎质烧结致密，不吸水，击之发清脆的金石声；器表施釉，并经高温烧成，胎釉结合牢固，釉面均匀。三者中，原料是瓷器形成的内因，烧成温度和施釉是外因，三者缺一不可。
出土文物考证，中国最早的瓷器是青瓷，且青瓷发展的历史也长，因此对青瓷起源的研究，实际上也是对瓷器起源的研究。
2.1原料选用
原始社会，先民用田泥、地表等表面易熔粘土为原料，这种表面泥土含杂质多，含铁量高，烧结温度低。浙江余姚河姆渡文化距今7000年左右，出土的该时期陶器是我国新石器时代最早的陶器之一，以偏光显微镜观察其刻纹陶和彩陶的岩相，结合化学分析，可知胎泥所用原料取自沉积的地表易熔粘土并渗入较多的谷壳、稻杆或植物种子，说明陶器是原始农业出现以后发明的。仰韶文化时期的部分彩陶也采用田泥等表面易熔粘土，含铁量高达8%~9%。至龙山文化时期，则选用粘性适度、泥质较细的红土、黑土和河谷沉积土等粘土为原料，更适于制陶，铁的含量也降到6%左右，并淘洗掉泥土中的砂粒、石灰、草根等杂质或掺和适量的砂，以增加制品的热稳定性，提高耐火性能。4000年前，先民已开始以瓷土或高岭土为原料，制造出精美的白陶。
商、周时代，我国已进入奴隶社会，手工业分工和发展促进了制陶技术的提高，原料的选用、淘洗以及精炼都较龙山文化时期认真，并出现了釉陶及瓷器的某些特征。这部分釉陶胎的含铁量已降到3%左右，杂质含量也较少，但氧化铝含量提高，这标志先民对陶瓷原料认识的深化，氧化铝含量增加，坯体能在较高温度下烧成，这对陶向原始青瓷的演进极为重要，它可使坯体中生成较多的莫来石针状晶体，从而提高釉陶的机械强度和在烧成中制品不易变形，从西安张家坡西周居住遗址以及安徽屯溪西周釉陶的显微结构看，已有较多量、发育较大的莫来石晶体存在，这种釉陶实际上就是原始青瓷。
春秋战国时，现今浙江地方已大量生产釉陶，其中一部分制作精美，胎质较坚实，胎呈灰白色，以含铁量3%左右的瓷土为原料，且施一层薄薄的青中泛黄的釉，只是烧成温度较低，胎质气孔率较大，泥料淘洗还不够精细。此即原始青瓷，烧造的窑址在萧山进化区和绍兴富盛区都有发现，窑址也较密集，这表明早在2600多年前，浙江已有相当集中的生产釉陶或原始青瓷的窑场。至东汉，浙江上虞上浦镇石浦地区的小仙坛窑场选用含铁量2.5%以下的原生高岭土或瓷石。用水碓粉碎，提高了颗粒细度，经淘洗、精炼，去掉砂子、粗粒、可溶性杂质，提高了原料的纯度，增加了可塑性，氧化铝含量也相应提高，为制品在较高温度下烧成创造了条件，这是由原始青瓷向成熟青瓷发展的内在因素。
对浙江瓷土的分析表明，瓷上多为原生高岭土或瓷石。含铝量14%~24%，含铁量0.5%~3%，含硅量65%~80%，上虞、余姚、绍兴、萧山、东阳、兰溪、龙泉和温州地区都盛产瓷石。瓷石是云母和石英等的集合体，相当于高岭土、长石和石英三者的混合矿物，含有机物质较少，粘性和吸附性较小，并多杂有水云母系矿物。这类矿物的含铁量较我国北方的次生高岭土和耐火粘土高。适宜于用还原焰烧成，因为在还原气氛下，高价铁还原为低价铁，低价铁比高价铁助熔作用强烈得多，能降低瓷坯的烧成温度，有助于瓷坯在较低的温度下浇结。可见，浙江青瓷虽烧成温度较低，但其化学物理性能均较我国北方的同期青瓷为优。
现代精细白瓷的原料要求含铁量0.4%以下，含铝量20%以上，含硅量70%以下。浙江瓷石由于含铝量低，含铁和含硅量高，制造白瓷很困难。精泥的铁含量和钾、钠含量较高，是由于瓷土中含有云母矿物成分的缘故。采用这类瓷石作原料，在还原焰中烧成时釉呈青绿色，在氧化焰中烧成时釉呈黄色。这就说明了我国最早烧制成功的瓷器以青瓷形态出现的原因。
东汉、三国、两晋及南朝以一类或二类瓷土为原料，瓷胎内氧化铝、氧化硅及有机物质含量的多少直接影响青瓷制品成形和干燥性质以及成瓷性能.氧化铝含量低时，易发生变形；有机物质少时，粘性和吸附性较差，成形和上釉就较困难；氧化铁含量决定胎和釉的着色及青瓷质量的优劣，如瓷胎氧化铁含量超过3%时，工艺上若不采取措施，想获得翠青色调是很难的。浙江几个名窑，除了造型和装饰风格不同外，胎和釉的呈色也有区别，这是由于所用瓷土不同，东汉越窑胎内含铁量仅1.5%~1.9%，釉呈较纯的青色；晋代越窑一部分产品胎内含铁量2.5%~3%，釉多呈青中带灰；晋代瓯窑瓷胎含铁量较越窑和婺州窑少(2%左右)，呈色较白，釉多呈淡青色。晋代婺州窑创用化妆土美化制品，先在坯体上挂化妆土再挂釉，化妆土系用精选后氧化铁含量低的白色瓷上，经认真淘洗而成，这个方法一直沿用到唐朝，化妆土的作用为：使较粗糙的坯体表面光滑；坯体烧成后呈现的猪肝色得到覆盖；制品釉面较饱满；制品釉色较美观。
德清窑由于原料含铁量较高，制瓷工艺上也和上虞的汉代窑一样选择了另一途径，即在烧制青釉时兼烧黑釉。从晋代起，含铁量低于3%的原料制青瓷，3%以上的原料则用来制黑釉，所以德清窑灰白色胎制品多为青瓷，猪肝色制品多为黑釉，这是在同一窑内烧制不同颜色高温釉的宝贵经验。
隋时，胎釉原料无多大变化，如湖北博物馆的隋代8件青瓷，胎内含铁量3%左右，釉呈较暗的青灰色，唐越窑和五代的秘色窑，胎、釉原料淘洗、练泥较好，气孔率较少，胎骨薄而致密，瓷音较前更为清脆，由于胎内含铁量在2.5%~3%，胎呈灰白色，釉呈灰青色，青的色调较隋代多，俗称艾色。
南宋龙泉弟窑胎的含铁量较唐、五代越窑少，为2% ~ 2.5%，南宋官窑和龙泉哥窑，胎用紫金土配成，含铁量3.5% ~ 7%，含铝量22%~29%，胎呈猪肝色或黑色，釉呈灰青色，因胎釉膨胀系数不同，釉面呈现开片。龙泉窑胎的化学成分也发生明显变化，东汉上虞越窑氧化硅为77.42%，氧化铝为16.28%，氧化钾2.67%;南宋龙泉弟窑氧化硅69.76%一73.95%，氧化铝18.36%一21.54%，氧化钾3.16%~4.54%。由于氧化铝含量的增加，莫来石晶体与机械强度均提高，同时龙泉窑胎料通过认真粉碎，淘洗精制，胎内石英颗粒和莫来石晶体分布比较均匀，石英颗粒大部分在20μm以下，所以南宋龙泉青瓷胎质比汉越窑青瓷大为提高。元、明龙泉青瓷胎和釉的原料淘洗也很精细，胎内氧化铝含量20%~21%；三氧化二铁含量1.6%一1.8%，比南宋时减少，而氧化钾5.5%一6.5%，比南宋时增加。所以，胎色灰白，胎质也比南宋时细腻致密。
2.2成型工艺
原始社会，古人在平地上将粘土搓成泥条，圈叠或盘叠成形状简单的陶器粗坯，然后修饰整形，小件器物则直接捏塑而成。仰韶文化前期，始将粘土放在木板上搓成泥条，然后不断转动木板，用盘塑法成形，较大的陶罐大体用8层泥条盘塑，是陶轮的雏形。这种成形方法，在云南勐海县曼贺地区现在还可见到。整个过程采用光拍、斜纹拍和直纹拍3种木拍。以制陶罐为例，先在木板上用光拍拍打泥片成陶罐底部；再用泥条盘塑成粗坯，经阴干、拍打整形，然后用带花纹的拍板拍印出兰纹、方格纹或水浪纹，这种方法不方便，在木板下加一个倒截的圆锥木墩，成形时能在地上转动，这是陶轮的前身。后来在木墩中心开洞，地面上再安插一根木头支杆，木墩装置在支杆上转动，即成陶轮。在云南景洪曼斗寨还可见到这种慢轮成形的工艺，这种慢轮，成形一只陶罐粗坯，要30min左右，整形加工和拍打花纹图案，要15min左右。良渚文化、龙山文化时期，开始采用快轮拉坯成形，上虞横塘王家村古窑出土的战国几何印纹硬陶，就是用泥条盘塑成形，用花纹拍拍印出方格纹、米筛纹。
汉代沿用这种成形方法，上虞汉代窑址遗物中，印纹陶罂、双系泡菜罐、盘口壶、五管瓶等较大的器物，大多用泥条盘塑法成形，经整形后拍印波浪纹、斜方格网纹等纹饰，有的在肩部划双线弦纹、耳面布杉叶纹。碗、盏等小件器物系用快轮拉坯成形和修坯。
紫砂的起源与发展
紫砂创始在何时，在我国陶瓷史上一直是悬而未决的问题。明、清时代的史籍中明确地说，紫陶器创始于明代弘治、正德年间，金沙寺的和尚和书僮是创始人。如明周高起在《阳羡名壶系·创始篇》中说：“金沙寺僧，逸其名，闻之陶家云：僧闲静有致，习兴陶缸翁者处，搏其细土，加以澄练、捏筑为胎，规而圆之，刳使中空，踵传口柄盖的，附陶家穴烧成，人遂传用”。周容《宜兴瓷壶记》说：“今吴中较茶者，必言宜兴瓷，始万历，大朝山寺僧（即金沙寺僧）传供春者，吴氏小吏也”。
供春和吴氏是何许人呢？《宜兴县志》记载说：供春是明正德年间（公元1504-1521）提学副使吴颐山随带的书僮，吴读书于金沙寺中（此寺今仍尚存遗址）。吴梅鼎的[阳羡茗壶赋]说：“彼新奇兮万变，师造化兮之功。信陶壶之鼻，亦天下之良工”。这些记载清楚地说明紫砂创制于明代中晚期，绝对不提宋代已有紫砂的事实。
1976年宜兴红旗陶瓷厂在施工中发现了紫砂古窑遗址，才得到证实宜兴陶瓷生产的始于新石器时代。宜兴是个古老的县，始设县于秦，远在新石器时代，勤劳的人民就在这里开创了原始陶瓷生产活动。先后多次进行了考古调查发现古文化遗址七处，其中就有新石器时代遗址五处。古窑址近百处，其中有汉代窑址三处，六朝窑址三处，隋、唐、五代窑址九处，宋、元窑址20处，明、清窑址60多处。因此民间传说，把越国的范蠡奉为“宜兴陶瓷创业的祖师”或“陶朱公”是不真实的。
古紫砂窑址位于宜兴蠡墅村羊角山，是丁蜀镇黄龙山的支脉系统，这里是盛产紫砂泥矿的地方，所以古人把窑建在原料的产地。古紫砂窑址是埋在长约十公尺的土堆下面，经破土清理，共分三层，上层厚二公尺余，为近代废窑陶瓷碎片堆积，以缸、翁碎片为主。第二层为混合堆积，从元代以迄清代初年，延续时间较长，堆积层较厚，约2-3公尺，多为瓯窑缸、缶、翁和肩部饰有菱花的陶罐、玉壶式的釉陶壶等残片，尤其后两种具有元、明代陶瓷造型风格；其次还发现“宜均器”残片，与瓯窑制品极为相似。
另外在附近偏北方向，发现有瓯窑遗迹，说明所堆积是元未明初瓯窑的堆积物。第三层为早期紫砂堆积层，厚1.5公尺，断面呈灰紫色，主要是紫砂壶残片，有壶身、壶嘴、壶盖等。在此堆积的附近，发现了一座长约10公尺、宽约一公尺余的龙窑一座，其中亦有紫砂片。窑的下层，是黄土，是建窑时用黄土人工填成的。南端用小砖砌成倾斜的砖垛两排，这一种小砖与江南地区常见宋墓砖极为相似。根据发掘出土的大量紫砂器残片分析研究，可以分辨出主要造型有：壶、罐两个大类，其中以壶为大部，均呈紫红色，器物里外无釉，从残片复原的器型分有高颈壶、矮颈壶、提梁壶等三类。紫砂泥质较粗糙，器身表面细密度亦差。由于没有用匣装，而是直接入窑烧成，因而常有火疵现象，在成型方法上已脱离用陶轮拉坯的做法，根据紫砂泥不同于其他陶土性能，而采用泥片镶接法，壶嘴、壶把、壶的子（俗称壶盖、壶顶）的粘接，则采用穿洞捏塞法。为后世紫砂器成型开创了新的工艺，奠定了紫砂器造型的基础。例如：龙头壶的壶嘴，捏成龙头型。六方形壶，壶的颈部起线，壶嘴根部附加菱花形纹饰，以及壶把上带有小孔的处理等，都相当成熟。从复原的3件造型、装饰来看，线条流畅，饰纹恰到好处，绝非免强而为之的处女之作。
仰韶文化陶器的色调
在仰韶文化陶器中存在着红、棕、橙黄、土黄、灰陶、白陶等诸多颜色，这些颜色中以红陶居多，是新石器时代中期仰韶文化陶器在色调上的主流。下面就让我们来看一看仰韶陶器在颜色上的具体特征。
橙色，新石器时代中期仰韶文化陶器的色彩是以红色为基调主流，这是无疑的，但是，这个时期彩陶也有呈橙黄色的陶器，如，仰韶文化庙底沟下层和三里桥下层出土的葫芦瓶，其颜色就是橙色。这可能是为了表现葫芦经阳光暴晒后所呈现出的颜色而特意烧制出来的。这种色彩在一个遗址中有时能发现好多个，说明仰韶人烧制橙色陶器的技术相当稳定。这反映出仰韶文化时期，人们对陶器色彩的控制已经可以人为控制了，这是仰韶文化陶器的一大特点。这种对自然色彩的追求影响极其深远。
土黄色，该色调也是仰韶文化陶器上常见的一种，较为原始，多存在于一些大型和粗糙的陶器上，如小口尖底瓶基本上为土黄色。１９５７年河南陕县庙底沟出土了一件仰韶文化时期的小口尖底瓶，距今７０００到５０００年左右，该尖底瓶口小器形却不小，有一米多长，约能承重几十斤，为大型盛水器。从其功能上看，尖底瓶是人们日常生活中最普通、最常用的生活用具，人们才没有必要把它做成其它颜色，所以，就保持了器物烧成时的原色，而这种原色正好是土黄色。从这一点上讲，仰韶文化时期的陶器，其色彩与功能的联系是相当密切的。这一点是我们在鉴定仰韶文化陶器时必须要考虑的问题。
红色，红陶是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的主色调，红陶在仰韶文化陶器中数量最多，所涉及到的器型也最广，虽说红色陶器是黄土直接烧制出来的本色，但从仰韶文化陶器看这种本色的陶器并不多。仰韶文化时期的红陶颜色基本上都是较夸张的红色，显得深红，使人看起来很舒服，器形大都做工精细，陶土选料讲究，烧造温度高，陶器表面光滑匀净，没有任何气孔和杂质，陶器的色彩掌握得特别好，通体一色，没有色彩不匀的现象。仰韶文化红陶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器壁较厚，很结实。在仰韶文化遗址中出土的很多红陶制品都是完好无损的，而一些彩陶则大都破碎了。
灰色，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裴里岗时期就已经有了灰陶。我们知道人类最先烧制出来的是红陶，后来技术进步了才烧制出灰陶。从技术上讲，仰韶文化时期是有能力烧造灰陶的，但在考古出土的灰陶制品却不多。新石器时代的灰陶基本上都是一些炊煮器。这一点很重要，我们据此就可以确定仰韶文化灰陶的主要器形。另外，在仰韶文化时期根据实物观测，我们还看到有一些仰韶文化时朋灰陶的色彩不是很纯，其原因是带有相当多的砂烁杂质，这一点在鉴定时要引起注意。
白色，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时期已经有了白陶，“白陶是用氧化铁原料含量较低的类似瓷土的原料精制而成”王玉哲《物质文化史》，南开大学出版社 ，白陶这种色彩的出现是仰韶文化时期人们在陶器色彩上的又一大进步，也是陶器烧造技术提高的标志之一。但是，白陶在仰韶文化时期还是比较少，各个遗址中都很少见到，这说明白陶在当时也是一种稀有的产品。白陶的陶土淘洗较为精细，烧制时在技术上要求很高。但是，我们在鉴定时应当清楚一点，即使仰韶文化时期白陶的陶土淘洗得再精细，它也只是一种白色的粘土，与后来我们在商周时代看到的白陶用料完全不同，因为，商周时代白陶的原料大多是高岭土。用高岭土烧制出来的白陶，其色彩要比仰韶时期的白陶好，颜色发亮，为纯白色，而仰韶文化时期的白陶，在色彩上有些发暗，这是我们在鉴定仰韶文化白陶的色彩时要注意的现象。
从目前情况来看，市场上作伪的高仿仰韶文化陶器不多见，原因就是不能很好地把握仰韶文化的色彩。现代仿品烧制的颜色往往过红；橙色，颜色发淡；土黄色就更难仿制了，作伪者往往把握不好黄土高原土质的色彩；灰陶由于考古发现少，作伪者可能不太了解，市场上很少见。白陶就更难于把握了，其色彩的烧制在仰韶时期就不是很稳定，这一点使得作伪时很难把握，目前市场上也很少见到仰韶文化白陶仿品。另外，由于仰韶文化在上个世纪２０年代已经发现了，由于历史原因，从３０年代开始就成为盗墓者赚钱的买卖，再加上仰韶文化区域大。所以，大量的仰韶文化陶器被人们从各地挖出，流入古玩市场。虽然，建国后这一情况得到抑制，但散落于民间的仰韶文化陶器仍不少，以上海为多。因为，当时的上海是一个大的文物市场。上海博物馆就收集了不少仰韶文化的陶器。北京也有一部分，但不是很多，所以，现在潘家园、琉璃厂等地出现的一大批仰韶文化陶器，大多数都是仿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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