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公元前206—220年是我国历史上的大变革时期,社会生产力有了长足的发展。政治上独尊儒术,按儒家经典拟定朝仪、丧葬制度等,就陪葬人俑数量也按等级给予丧礼规定。
东汉时期公元25—220年,旧式陶礼器显著减少以至绝迹,东汉中期以后的墓葬中,炫耀地主庄园经济以及依附农民、奴婢的成套模型明器和画像砖、陶制楼阁和城堡模型大量出土。其中陶制楼阁的数量和形式很多,主要出于东汉墓内,其随葬陶器的数量之多和品种之广,大大超过了以往各代墓内随葬的陶器,其中一部分实用器,绝大多数为明器,而且由于地区、墓主和时代早晚的不同,随葬陶器的形制、种类、数量也有差别。江南的广东地区,汉武帝消灭南越以后,随葬于东汉时期大量的陶屋模型,与中原地区差别明显缩小。该楼阁高27厘米,底座为16×18.5厘米,共分两层,由上下屋身、屋顶、底座和平座栏杆四部分组成。下屋身设一前门和一刻划后窗;上屋身设一门三透窗,屋壁上印有麻布状方格纹和绳纹。上下两层以横竖梁插栱支撑屋檐,出檐大,四周有回廊。屋顶为庑殿式,屋面平直。四个屋角和屋顶横脊略有起翘。楼阁门前捏塑有两位侍卫俑,阁内塑坐一官吏俑,用利器刻眼、鼻、嘴,用木片划阴线表示衣纹,用手捏成身躯,体态合理,造型生动。楼阁的整个结构技术满足了大出檐屋面遮阳、避风、防水和凭栏眺望的需求;向上逐步缩小的框架结构,使楼阁造型稳固,收进与挑出的轮廓线节奏分明。总之,高层楼阁的出现,逐步替代了西汉及汉以前夯土筑台建屋的建筑形式,标志着建筑工艺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创造了中国楼阁式建筑的特殊风格,实为不可多得的古代建筑实物佐证。
2-1宋代沥彩壶图
2-2壶底部
在四川盆地中南部的重庆荣昌县,有一个小镇因制陶业发达而闻名于世,它就是安富镇,清代以前叫磁窑里。安富镇的陶瓷业自宋代以来就很发达,从安富镇往东3公里处的垭口村,就有重庆涂山窑系成员之一的刘家拱桥宋代瓷窑遗址,这里宋代制作的黑釉瓷盏修胎精细,釉面乌黑光亮,纹脉丝丝如蝉翅,足部多有深色护胎釉,盏腹较深,口沿内部有唇边,是社会上层用的斗茶佳器(图1)。2005年重庆文物考古部门对刘家拱桥宋代瓷窑遗址进行了试掘,出土大量宋、元陶瓷,同时在安富陶瓷厂一带发现明、清龙窑6处,阶梯窑、平窑遗址18处。从宋初到近现代,安富镇的窑火千年不熄。特别是明、清、民国乃至近现代,这里生产了许多绚丽多姿的釉陶和素烧陶制品,其中有许多令人振奋的精品,安富镇是我国民间工艺美术陶器的著名产区之一。因此,重庆荣昌跟江苏宜兴和广东石湾一起被誉为我国三大陶都。荣昌安富镇陶器(简称安陶)又跟江苏宜兴、云南建水、广西钦州陶器一起被称为我国四大名陶。
荣昌陶器制品种类很多,有民间生活常用的坛、罐、缸、盆、钵、瓶等,也有茶、酒文化不可缺少的壶、杯、盏等,还有文房用的笔洗、水盂、砚滴、笔架、高足灯等,更有民俗文化中常出现的炉、动物造型、鸟食罐等,此外还有建筑装饰构件等。有的大缸即可养鱼,又可消防,还可作为工业用容器。总起来看,荣昌陶器制品有粗细两大类,细者小巧典雅,粗者雄浑大气,都具浓厚的地方特色。装饰方法有:素面刻花或诗文;红胎饰浅色化妆土或用白泥制作花纹,花纹有刻花、点画花、剪纸贴花、雕填和粑花(即模印贴花)、沥花等;把红胎或白胎器物做成单色、多色或彩绘釉陶,其釉色及彩色有朱砂、西绿、红丹、乳白、月白、紫、黄、黑、电光砂金、条纹黑釉、各色钧釉及窑变釉等多达一百多种,真可谓百花吐艳。荣昌陶窑炉温约900―1200℃,常用烧成温度为1100―1180℃。因此,荣昌陶器具有陶和瓷的双重性。
荣昌陶器如此绚丽多姿,除了多年的技艺积累外,还得益于丰富的优质资源,根据当地的资料,安富镇境内的陶土矿带长15公里,宽2.5至4.5公里,平均厚度1.2米,陶土总储量约为8000万吨。泥色为红色和白色。其中白泥含二氧化硅74.6%,三氧化二铝12.15%,三氧化二铁1.2%,氧化钙1.43%,氧化镁0.85%;红泥含二氧化硅61.73%,三氧化二铝17.69%,三氧化二铁7.44%,氧化钙0.57%,氧化镁0.64%。泥料质地细腻,可塑性好,含水率、烧失率低,烧结范围较宽,可以单一原料制作成型,是极佳制陶原料,而且埋藏浅,地层稳定,极易开采。其中红色陶泥的主要化学成分跟江苏宜兴紫砂陶泥几乎一样,宜兴紫砂陶泥的主要成分为:二氧化硅51.91―64.45%,三氧化二铝17.85―24.12%,三氧化二铁2.58―9.42%,氧化钙0.22―0.71%,氧化镁0.12―0.86%,烧失量5.50―11.33﹪。也许正因为如此,收藏界有时称荣昌细陶为紫砂。
荣昌安陶源远流长,一直延续到现代,在民间工艺美术陶器方面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2010年初,安陶工艺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
江山市清湖镇和睦村瓦窑自然村,是一个不足600人的小村落,但却保留着40多座“馒头窑”,保存着3000多年前的制陶原始生产工艺流程,这在国内实属罕见。
这是一个只有180户、598人的小村落。
这里承载的却是有着3000多年历史的中国古陶文化。
这里将会被越来越多的人所熟知:江山市清湖镇和睦村瓦窑自然村。
古陶“活化石”
揉一团泥,在木质转轮上转几圈,随心所欲地捏捏、拉拉,不出三五分钟,一个古朴的花罇就成型了。
每当有外地人来村里,村民王中阳都会积极地“卖弄”自己的手艺,然后推销自己的产品。到过和睦村的专家学者,无不为眼前的景象所惊喜:这样一个小村落里竟然还保留着40多座馒头窑,现在尚有10多座窑还在烧制各类产品,沿用的又是3000多年前的原始制陶工艺。
和睦村以制泥烙壶、瓦片闻名于闽、浙、赣三省。中国古陶瓷学会会员、文博副研究员姜江来多次到和睦村调查研究后发现,从生产的质地上看,和睦泥烙壶和商周时期出土的泥釉黑陶相近,现在生产的泥烙壶只是在工艺上有了一些改进和提高。
古陶专家、中国考古学会会员毛兆廷老人介绍说,江山因拥有充沛的陶土、河流和山林资源,以及半山坡的地形,便成了陶瓷生产的热土。如今这一带山坡底下挖地三五米,都是古陶古瓷堆积层,随便捡一块,就有上千年的历史。据考古发掘证明:在和睦乌里山发现商周印纹陶遗址。因其独特的地位,江山陶的出土文物参加了新中国成立35周年巡展,并在北京展出5年。
一个现存的古老窑村,如此密集的馒头状土窑,如此完整的原始生产工艺流程,还在生产、延续……在国内实属罕见。一时间,和睦村吸引了清华大学、同济大学等地的专家教授。在他们看来,每一座“馒头窑”都像是长在地里无数年的文物,整个村落就是中国古陶的“活化石”。
不熄的窑火
和睦村瓦窑自然村历史上家家户户都制陶烧瓦,鼎盛时期有100多座土窑。和睦村支书席绪禄介绍说,清朝年间,村里来了一个逃荒落难的湖北人,贫病交加时,陆姓人家收留了他,还给他治病。湖北人感恩戴德,便将祖上传男不传女的泥烙壶手艺和盘托出。从此,陆家人不仅会烧制工艺简单的建筑陶——瓦片,还能够烧制较复杂的生活陶——泥烙壶、药罐、炭炉等。陆家的陶业生产很快兴旺起来。陆家泥烙壶手艺传到第三代时,因只有一个女儿,眼看手艺要失传。陆家人开始“比武招亲”:用比赛建窑的办法选女婿,村里王姓人家因此又成了陆家手艺的继承人。此后,泥烙壶手艺慢慢传遍了全村。和睦村的生活陶,通过清湖水运和仙霞古道,走进了周边江西、福建和浙江农村的家家户户。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和睦村成了江山最忙碌、最富有的小村,姑娘们都希望嫁到这里。
目前,村里依然有10多位老陶工仍在坚守。他们不懂太多的原理,只知道用泥烙壶烧水、盛水、煎药,不馊不腐,这是塑料、不锈钢制品不可能做到的。虽然惨淡经营,他们的窑里还是烟火不断:在烧制日常用品的同时,王中文兄弟尝试着烧制汉代的泡菜罐,王中兴等人在研究制作仿古彩陶……
古陶的新生
2005年,一个名叫姜子牙的陶瓷工艺美术师打破了古陶村的沉寂。
20多年前,姜子牙开始开发古陶瓷。一个春暖花开的日子,子牙骑着摩托车到处转悠寻找黑陶土原料,无意中他发现了和睦村瓦窑自然村,“激动得无以言表”,他几乎走完了村里的每一寸土地,毅然决定在这里建立彩陶工艺厂和彩陶工艺技术开发研究所,将和睦原始制陶工艺和新兴时尚的彩陶理念相结合。他在原始制陶工艺中融入了仰韶文化、半坡文化和马家窑文化等多种元素,开发生产仿古彩陶工艺品。当年8月,第一批60余种彩陶就开发制作出来了。现在,他们已经开发制作了800余种彩陶产品,远销海内外。
传统工艺+艺术+文化=古陶新生。姜子牙的大胆设想激发了江山市委、市政府的灵感:保护和开发和睦瓦窑村的土陶资源,传承远古文化,激活民间资源,引领农民脱贫致富,开创新型文化休闲产业。江山市政府马上把“江山和睦彩陶文化村”的建设列为当年的重点建设项目,目前,由政府担保筹资上千万元建设的一期工程已基本完工。一个行将衰落的老土窑村,即将成为仙霞古道上一个新的旅游景点。
器型方面,应侧重对器物造型的古拙、敦厚、粗笨、秀美、玲珑、华丽等不同风格进行研究,详加分析对比,摸清其演变规律。仅举玉壶春瓶为例,自宋代始创以至晚清民国,历朝均有制作,而风格却代有变迁。如清雍正时仿明宣德青花玉壶春瓶,虽然制作精工,但其余姑置勿论,仅造型一项的微妙差异亦可略见端倪。整体风格外,对于不同器物,还要从口、腹、底、柄、耳、颈、流、系、足以至器里等各个局部加以观察,看看各时代有何异同。若能经常把玩和测量古瓷的器体部位,体重厚薄,熟记大小,对于鉴定工作十分有利。
纹饰方面,也同造型一样,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无论题材内容、装饰手法抑或工艺技术,不同时期的纹饰均有不同的表现,成为瓷器断代和辨伪的有力依据。例如明初永宣瓷器中的青料晕散和下凹斑痕等特有现象,后代仿品都不能准确再现。清雍正仿永宣器,常用复笔加重点染青花来刻意仿效宣青的效果,但因钴料不同,就无法克服色彩漂浮的弊病。又如成化斗彩纹饰中"花无阴面,叶无反侧";画人物衣纹不加渲染,表里不分,如著单衣。这些微妙的时代特点,往往为后世仿造者所忽略。至于施彩工艺的演变,如成化斗彩中独具的姹紫色和不施黑彩;明代及清初红彩均为深枣皮红色;明代绿彩多显黄绿色;粉彩是于康熙中晚期才出现的;此类知识必须具备。另外,纹饰图案所表现的画风和笔法,也特别值得注意。如后仿清前朝珐琅彩、粉彩、五彩、斗彩等器物,运笔常显拘谨、稚嫩、生疏、滞断,或图案层次不清,无生动感。还有的纹饰过于细腻,亦足以引起我们的怀疑。
中国古陶以其独特的艺术风格和制作工艺,一直为中外收藏家所瞩目。一件件古陶器物,无论是造型还是纹饰、配色,无不反映了中国人的生活观、社会观、艺术观、宗教观,显示了中华民族的古老文化。
陶器制作是人类最早的一项手工生产劳动,它与人们日常生活联系极为密切。考古发掘表明,早在新石器时代早期,我国境内的先民们就已经制作陶器,其起源甚至可追溯到更远古的年代。陶器制作代表了我们民族文明的演进过程。这些古陶上从天上到地下的各种场景、器物无所不包,其内容涉及哲学、史学、建筑、服饰、经济、民俗、风物、宗教、美术等,是中国五千年文明的实物载体。在制作过程中,采用了不少的艺术手段来美化陶器,例如拍印、刻画、绘画、捏塑等。人们为了美化陶器,往往把纹饰安排在器物的肩、腹等最突出的部位,使得目光容易接触到,既便于人们在使用中欣赏,又能增强器物端庄、饱满、挺拔的质感。常见的纹饰有弦纹、带条纹、竖条纹、圆点纹、逗点纹、三角纹、菱形纹、圆圈纹、曲折纹、双钩纹、方格纹、回纹、云雷纹、X形纹、S形纹、O型纹、 A型纹等几何形图案纹饰。还有取材于自然形象的太阳纹、月亮纹、六角星纹、水波纹、漩涡纹、螺旋纹、花瓣纹、蝶须纹、网纹、编织纹等以及汲取动物形象的鱼纹、蛙纹、鹿纹、鸟纹、眼睛纹、眼睫纹、人面鱼纹、鸵鸟纹、人像及舞蹈纹等。这些纹饰就构图来说,已经初步掌握了均衡、整齐、对称、连续、反复等构图法则,不但符合装饰图案的基本要求,没有轻重悬殊、画面失调、杂乱无章的现象,而且创造了迄今仍然能在生产中使用的、有强大生命力的图案形式原理。这些纹饰就内容来说,有动物纹、植物纹、编织纹以及宽带纹、三角纹、曲折纹、斜线纹等几何状纹饰,这些纹饰无不表现了大自然、形体、运动产生的节奏感、韵律感和规律性,灵活而又美观。
古陶上的纹饰所描绘的龙潜凤舞、狮咆虎啸,飞鸟走兽、人仙共陈,展现了一个活力非凡、生命力旺盛的热闹世界,是古人对上天的敬畏和崇拜,是对种族繁衍的希冀和祈祷以及死后对天堂的向往和享受。
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的很多居民具有中国血统。自古以来,马来西亚是中国通往印度的海上要冲。考古学家在柔佛河流域发掘的古文物中,有中国秦、汉陶器的残片;史实证明:这条商路在公元1世纪前后就已开通。刘前度在《马来西亚的中国古瓷器》一文中说:“甚至今天,在柔佛河岸还可见到荒芜的村庄跟营幕的遗地,在黑色的泥土上四散着中国碗碟碎片……”
越窑青瓷在马来西亚的发现主要是沙捞越河口的各遗址,出土过9~10世纪的越窑器:此外在马来西亚西部的彭亨也发现过唐代的青瓷尊。这些瓷器大多收藏在沙捞越博物馆。
印度尼西亚:
印度尼西亚是一个群岛国家,地处太平洋与印度洋及亚洲大陆和澳洲大陆之间,自古以来是海上交通要道,也是各民族文化交流和融合的十字路口:中国和印尼群岛之间的联系早在史前时代就已开始。古印度尼西亚人沿着两条路线从亚洲大陆南部南下:一是中国云南经缅甸、马来半岛到印尼列岛:一是中国东南部经台湾、菲律宾、爪哇到印尼各列岛,出土的青铜器等可以为证。印尼人对中国的瓷器十分重视,将其视之为“珍贵的文物和传家宝”。1963年据苏来曼的《东南亚出土的中国外销瓷》一文中说:“印尼全境都发现了青白瓷,它仅次于青瓷。”可见青瓷在印尼也有大量发现。考古证实在印度尼西亚的爪哇、苏门答腊、苏拉威西、加里曼丹及其他岛屿均出土过越窑青瓷,品种有青瓷钵、壶、水注等。
巴基斯坦:
巴基斯坦位于阿拉伯海北部,是我国唐宋以来商舶到西亚地区的必经之地。早在19世纪这里就出土过中国唐宋时期的瓷器标本。
巴基斯坦的布拉明那巴德(Brahminabad),是7~11世纪印度河畔的商业中心,宋真宗天(1020年)毁于地震。出土有唐越窑青瓷残碗,也有五代、北宋时期的瓷器。卡拉奇东南的巴博,是13世纪衰落的古港,1958年巴基斯坦考古部在这里发现了9世纪的越窑水注和北宋初期的越窑刻花瓷片等。
阿拉伯:
阿拉伯(中国史书上称为大食)地处欧亚非三大洲的联合处,这一优越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其在世界交通史上的特殊地位。阿拉伯在世界历史上是一个伟大的民族,信奉伊斯兰教。中国与阿拉伯民族的交往在公元前后就开始了公元前2世纪末,汉朝因张骞出使西域而得知条支,并谴使该地。到8~9世纪时达到高潮。中国的丝绸与瓷器一直是阿拉伯世界所喜爱的奢侈品,在中国与阿拉伯世界这条商路上,无论是“陆上丝绸之路”上的驼队,还是“海上陶之路”上的舟舶,精明强悍的阿拉伯商人无不显示这个伊斯兰民族顽强的生命力,阿拉伯商人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阿曼:
阿曼,位于阿拉伯半岛,邻近阿曼湾,是印度和中国商船进入波斯湾的通道。阿曼的苏哈尔是阿拉伯商人和印度、中国商人进行贸易的著名港口,古有“通往中国之门户”之称。80年代在此地出土过越窑青瓷片。此外,在阿拉伯的巴林,50、60年代也出土过唐越窑青瓷残片。
伊朗:
伊朗,古称“波斯”,位于中亚腹地,南靠波斯湾,是古代东西方海路交通的要道;中国与伊朗是世界上两个拥有悠远历史的文明古国,据史记载:两国的交往早在距今两千多年就已开始,西汉的张骞奉命向西方“凿空”以后,汉朝使臣已到达安息(安息即是伊朗的古称)。唐代与外国的交通共有七条线路,其中一条便是“安息道”。中国的造纸,蚕丝、制瓷、指南针等对伊朗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伊朗的宗教、农作物、金银器等也传到中国。伊朗人民特别珍视中国瓷器,把中国瓷器称为“秦尼”,并且伊朗历代帝王都大量地订购中国瓷器。伊朗出土的越窑瓷器主要有:伊朗东部的内沙布尔遗址,出土有越窑青瓷罐;在中部的雷伊遗址出土过越窑内侧划花钵残片;最著名的要数古代港口席拉夫,是近年来出土中国陶瓷的重要遗址。1956~1966年英国伊朗考古研究所发掘出唐代越窑系青瓷等。此外,在达卡奴斯、斯萨、拉线斯、内的沙里等遗址也发现有越窑瓷器残片。
伊拉克:
伊拉克位于古代文明发祥地的美索不达米亚,是古巴比伦王国的所在地,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流经腹地,土地肥沃,生活富庶。这片土地曾被东方学家普拉丝塔命名为“肥沃的新月行地带”,这一地区在古代既是东方的政治中心,也是经济和文化的枢纽。自1910年以来法国人贝奥雷就在此地进行发掘,巴格达以北120公里处的萨马拉遗址因出土中国陶瓷而闻名。萨马拉位于低格里斯河畔,公元836~892年,这里曾作为首都,先后经过三次发掘。出土有唐越窑青瓷等器;据专家分析,与浙江余姚上林湖出土的标本完全相同。此外在阿比达(有译为阿尔比塔)等地也发现过9~10世纪褐色瓷,晚唐、五代越窑青瓷。
埃及:
埃及是“陶瓷之路”上一个非常重要的国家,位于地中海东南部、非洲的东北部和亚洲的西部,扼红海和地中海咽喉。尼罗河自南向北流贯全境,著名的古城遗址福斯塔特(今埃及首都开罗)位于肥沃的尼罗河三角洲,建于公元641年,当时是埃及工商业中心,9世纪时相当繁荣。尼罗河的定期泛滥孕育了埃及悠久而古老的文明,故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说:“埃及是尼罗河的赠礼”。中国与非洲的文化交流始于中国的秦汉时期。早在战国七雄之一的商鞅正在进行雄心勃勃的变法之时,远在埃及的亚历山大也已经建立了辉煌的亚历山大里亚城。古希腊地理学家斯特拉波在《地志》中是这样描述这座名闻遐迩的城市:“它有优良的海港,所以是埃及唯一的贸易地,而它之所以也是埃及的唯一的陆上贸易地,则因为一切货物都方便地从河上运来,聚集到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市场”。随后埃及的命运无论是文化、艺术、商业还是精神都被写进了世界历史。埃及从9世纪前后就源源不断地进口中国陶瓷。自1912年日本中东文化调查团的三上次男、小山富士等古陶瓷学者对这座遗址进行发掘以来,福斯塔特共有六、七十万片瓷片出土,其中有一万二千片中国陶瓷,时间跨度从中国唐代到明清时期。
在埃及福斯塔特遗址出土的越窑瓷器主要有:9~13世纪初期的越窑青瓷,有些刻有莲花、凤凰等纹样;还有比较典型的属于唐代平底小圆凹式的玉璧底碗。20世纪60年代在库赛尔和阿伊扎布等遗址也出土过唐末到宋初青瓷器。
除埃及以外,非洲的其它地方也出土有越窑瓷器。如20世纪60年代在苏丹的埃哈布、哈拉伊卜等地出土有唐末五代青瓷;50年代中期在基尔瓦岛也出土唐末到宋初青瓷,据统计,该国出土中国瓷器的遗址有46处之多。40年代末在肯尼亚的曼达岛出土有9~10世纪的青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