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英文中“CHINA”(瓷器)一直以来都是“中国”的代名词,可想而知中国的陶瓷文化在世人眼中占据了何等独特而至尊的地位。古代陶瓷是随着社会前进而不断发展的工艺美术,从古至今产生了无数的绝世精品,而瓷中之母当数青瓷。我国青瓷烧制技术源远流长,浙江是我国青瓷的发源地。自商周时期原始青瓷到东汉以来的成熟青瓷,晋代的“缥瓷”,唐越窑的“秘色瓷”,直到龙泉青瓷已有将近两千年的历史。从早期青瓷的青黄、淡黄到后来的纯青等色,浓艳浅淡,但都无不以青为尚。青瓷有“雨过天青”之雅,有阿拉伯人称“海洋绿”之幽,更有“类玉”、“类冰”之青质,兼得苍天、青山、绿水、碧玉之万般灵秀。龙泉窑青瓷就是诸多青瓷中一颗璀璨的明珠。龙泉青瓷是我国制瓷史上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一个窑系,窑址在今浙江西南部山区。龙泉青瓷肇始于三国,兴起于北宋,在南宋到元达到鼎盛,明代中晚期后开始衰落,其生产历史长达1600多年。作品主要以釉色吸引人,是最著名的颜色釉瓷器品种。施釉往往多次,釉较厚,玻璃光感很强。龙泉窑的白胎青瓷,胎质细腻致密,白中泛青。釉层柔和无开片,足底露胎处呈赭红色,俗称“朱砂底”。驰名中外的龙泉窑粉青釉和梅子青釉,釉质晶莹的青玉,其色调可与翡翠媲美,达中国古代青色最佳的境界。按照叶英挺的理论,龙泉青瓷的历史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五代到北宋早期、北宋后期到南宋、元明。龙泉青瓷历史发展的三个阶段五代到北宋早期龙泉境内山岭连绵,森林茂密,瓷石等矿藏资源极为丰富,又是瓯江的重要发源地,所以不仅为制瓷手工业提供了充足的原料、燃料和水资源,而且还为产品的销售提供了水路运输便利,自然条件十分优越。三国两晋时期,当地的老百姓利用本土优越的自然条件,吸取越窑和瓯窑的制瓷技术与经验,开始烧制青瓷。这一时期的青瓷作品制作粗糙,窑业规模也不大。但是,到五代和北宋,吴越国的统治者为了俯首称臣,每年向中原君主供上不计其数的“秘色瓷”,以示修好。如此庞大的生产数量致使越州窑场无力承担,于是在这样的情况下,龙泉窑便以担负这样一个“和平”的贡器使命换来了它本身发展的契机。当时,龙泉窑业初具规模,烧制青瓷技术已有相当水平。加上越窑最先进的生产技术传入,一批优秀的瓷匠陆续在龙泉安家落户,龙泉窑产品的质量得以迅速提高。这一时期的龙泉窑器皆为淡青色釉瓷,胎骨多为灰白色,少数灰黑色。胎壁薄而坚硬,质地坚实、细密。虽然龙泉的地理位置偏僻,但境内有瓯江流经其间,载重货船可以从龙泉县城沿江而下直达温州港,水上交通的开发,使龙泉窑系绵延数百公里,甚至影响到闽北的窑口,在这范围内生产的瓷器都是龙泉窑的风格。龙泉窑的制瓷作坊大多数建造在河流或溪沟两旁的山麓上。窑匠们在山的缓坡上建龙窑,窑旁小块平地造作坊和住宅,窑和作坊连在一起,布局合理,操作方便;山上有树木,附近有瓷石矿,生产瓷器所需的原料、燃料取用方便;附近的溪水与河流,既可为作坊提供工业用水,又可通过船筏等水上运输工具将产品运往销售地。从五代到北宋中期,龙泉一跃成为江南第一名窑。那些被无数人所吟咏赞叹的“秘色瓷”,也正是龙泉青瓷演绎它美仑美奂传奇的开始。北宋后期到南宋
南宋可谓龙泉窑的黄金时期,青瓷出现了崭新的面貌。北宋覆灭后,北方人大量南迁,全国政治经济中心南移,而北方汝窑、定窑等名窑又被战争所破坏,瓯窑和越窑也相继衰落。到南宋晚期,由于北方制瓷技术的传入,龙泉窑结合南艺北技,创造了我国青瓷史上的顶峰。
这一时期,龙泉窑出现了一种碧玉般的厚釉瓷,这种厚釉瓷分黑胎和白胎两类。同时,南宋统治者为解决财政困难,鼓励对外贸易,于是龙泉青瓷就藉海上贸易兴起之利,从海路大量出口,行销世界各国,成为当时主要的出口商品之一。日本陶瓷学者三上次男把这条运输瓷器的海上航路誉为“陶瓷之路”。对外贸易产生的大量需求带动了新的制瓷作坊大量涌现,产品烧制技术质量不断提高。南宋末期,龙泉窑进入鼎盛时期,粉青和梅子青的烧制成功,巧夺天工,在我国瓷器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粉青、梅子青是公认的青瓷釉色的巅峰,它不仅意味着龙泉窑制瓷技术水平的提高,其本身也包含了更丰富的审美意蕴。南宋龙泉窑很多器皿的新造型都是传承古代青铜器演变而来的,如尊式瓶、鼎式炉等。人们在审视这些玲珑隽秀的南宋龙泉窑青瓷时不免要发出惊叹,它们身上带着太多官窑器的影子。官窑作为一种垄断,绝对不允许民间仿制,龙泉青瓷与官窑器的相似恰好说明了它受到了官窑器的影响。虽然现在尚未找到南宋龙泉设立官窑的明确记载,但种种迹象表明,当时的宫廷很可能派遣了技术人员和官僚在龙泉等地监制“贡器”。
元明
或许元代统治者欣赏不了那种精致细腻的艺术,但瓷器仍然是贵族生活不可或缺的点缀。元代的龙泉窑依然为宫廷和贵族烧制瓷器,龙泉窑出现的八思巴文瓷器,便是一个力证。元代的龙泉窑瓷器在风格上更是焕然一新。其实元代的蒙古统治者不是单方面地被汉文化所同化,蒙古铁骑在征服一个王朝的同时也带来了草原的大气与粗犷。加上元代统治者继续奉行对外贸易政策,使龙泉青瓷生产规模在元代继续扩大,窑址和产品的数量都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产品品种增多,远销国外。
1975—1977年在韩国西南部的新安海底发现一艘元代沉船,打捞出1万多件瓷器,其中龙泉青瓷占了9000多件,可见龙泉青瓷在元代对外贸易中的重要地位。
元后期,随着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加剧,严重影响着青瓷的生产。此时青瓷器的胎骨逐渐转厚,且较粗糙,多数瓷窑在坯体成型以后未经很好修整,釉层减薄,器皿釉色青中泛黄,造型也不及以前优美。
而明代龙泉窑青瓷是在元代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从残片中仍可看出元代器物的影子。比如其烧制工艺就延续了元后期底足包釉,用垫盘等支烧的方法。而且元代为明代龙泉官窑的发展奠定了技术基础,尤其是一些器型硕大者,对于烧制技术是一个巨大的考验,这些大件瓷器的烧成可能与元代窑制的改革有很大关系。元代龙泉窑的窑型仍沿用长条形斜坡式龙窑,与宋代窑制无异,只在长度上略有缩短。据目前掌握的发掘资料,北宋龙窑有长达80米以上的,元代龙窑则缩短了长度。这一改变有利于提高窑内温度,并使热量分布更均匀、合理,对烧制大型器物很有利。
到了明永乐至宣德年间,郑和下西洋,海外贸易促进青瓷生产。此后,青花瓷兴起,加之中国航海事业衰落,海上贸易之路变为西方殖民者侵略之路。明王朝实行海禁,青瓷外销量锐减。龙泉窑窑口纷纷倒闭,改烧民间通用青瓷,造型、烧制都不及以前精致。但是,明代龙泉窑也有精品的存在是不容否认的。如果将这些瓷器联系起来看,会发现有一类瓷器在形神上竟是如此的统一:直径达60多厘米的大盘,直径达40多厘米的墩碗……精美绝伦的刻花纹饰是一种华贵富丽的姿态,而刻花与釉色融为一体的效果更可谓“羚羊挂角”,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艺术高度。这些都是普通的龙泉窑民窑器所无法望其项背的。对照同时期的景德镇官窑器不禁豁然开朗,两者在造型纹饰上的不谋而合正昭示着这类龙泉窑青瓷器的正统身份。
清朝
龙泉窑窑场所剩无几,产品胎质粗糙,釉色青中泛黄。灿烂的龙泉青瓷之花至此凋零。但是,大明处州龙泉官窑,这个被历史遗忘湮没了很久的奇迹终究在种种机缘巧合之下,被拨开尘土,重见天日。
观台窑、彭城窑遗址大量出土的资料表明,从北宋开始,磁州窑在唐代“化妆白瓷”的基础上,注重瓷器的装饰艺术,粗瓷细作,广泛运用珍珠地划花、划花、剔花、三彩、釉下彩等技法装饰瓷器,刨烧出珍珠地划花、划花、蓖划花、白剔花、黑剔花、白地黑花、白地绘划镶花、白釉绿斑、白釉酱斑和模印花等装饰品种。此外磁州窑还注重学习模仿其他窑系的瓷器品种,如仿定窑、仿钧窑、仿建窑等,逐渐形成了磁州窑最典型的风格和特色。特别是北宋末到金初,磁州窑工匠成功地将中国画技法直接应用于瓷器装饰绘画上,创烧了白地黑花釉下彩。白地黑花黑白对比强烈,具有超凡的艺术魁力,它的器物造型挺拔、豪放,绘画滞洒、流畅十大气,装饰,内容生动、形象、亲切,极富情趣。装饰题材多为花鸟鱼虫、珍禽异兽、山水村野、诗词曲赋、人物故事、神仙志怪,可谓独具勉力。金代,磁州窑在战乱中生存下来,还不断增加瓷器品种,突出艺术特色,丰富装饰技法,扩大生产规模,使磁州窑的瓷器生产达到鼎盛。此时流行黑釉、绿釉、红绿彩、黄绿釉、素胎器等。装饰技法仍以划花、蓖划花最多,白地黑花达到鼎盛,还有姿白剔花、黑剔花、黑剔花刻填、绿地黑花、绿釉剔花、黑釉凸线纹、仿定窑刻花、模印花等装饰品种,模制器物和镂空技法也颇具特色。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金代红绿彩瓷器为以后元、明、清五彩瓷的发展打下了基础。元代,磁州窑瓷器装饰品种减少,以白地黑花为主流,此时白地黑花不但装饰内容丰富,而且工艺、技法极为纯熟,登峰造极。辽宁绥中沉船、磁县南开河沉船、朝鲜新安沉船、日本及元大都出土的大量白地黑花龙凤罐、鱼藻盆等器物表明,元代磁州窑瓷器已经作为商品远销海外,并开始为皇家官府烧造贡品。我国古陶瓷学家冯先铭先生曾指出,磁州窑白地黑花技法的成熟和发展,直接导致了元明青花瓷的出现和发展。
明清时期:
磁州窑在经历了宋、金、元时朝最繁荣的发展阶段之后,随着漳河流域窑场的逐渐废弃,中心窑场便集中 在滏阳河流域的彭城镇。雀阳河流域临水窑始烧青瓷于北朝时躬,彭城窑与临水窑隔撵水相望,兴起于宋、金、元时期,成为磁州窑的烧造中心。所产瓷器由陆路和撵阳河水运远销华北、东北、东亚地区,其影响十分深远。
明万历十五(公元1587年)午八月,彰德府推官张应登在《游滏水鼓山记》中生动地描述了当时彭城镇制瓷业的繁荣景象:“彭城陶冶之利甲天下,由滏水达于京师,而居人万家,"窑工、匠人幻日千人之多”,大小窑场,《日千所而少,岁输御用者若干器,不其甲天下哉?”《大明会典》也记:“明代在彭城镇设官窑四十余所,岁造瓷坛,堆积官坛厂,舟运人京,纳于光标寺。明弘治十五年进贡于皇家之瓶、坛达一万一干九百三十六筒。”可见明清时期彭城镇设有窑场千余所,瓷业生产十分兴旺,故享 “南有景德,北有彭城”的美誉,还有“千里彭城,日进斗金”之说。在20世纪上半叶,彭城一带虽然屡遭战争的破坏,但瓷业生产从未断烧。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时,彭城镇还保留有馒头窑440余座,其中有180余家窑场坚持日常生产,成为北方地区的一处重要瓷器产她。全国解放后,随着民族工业的振兴,磁州窑焕发了青春,己发展成为我国的十大瓷产区之一。
这一时期的磁州窑,随着时代的前进与发展,它的装饰技艺发生了四次大的变化。从明代到清光绪初年,一度十分辉煌,具有“官窑”的身份,但其产品仍然以满足民间生活品的需求为主流,大量生产缸、盆、碗、罐、 瓶、坛等器,较少生产艺术品。其装饰艺术的一个最突出特点是在继承传统的白地黑花(褐彩)基础上,大量使用“落砂红”(柿红色)彩,绘画内容更多地反映了这一带的民俗风情,应该说这是磁州窑艺术所取得的创新成就。从清光绪年间到20世纪20年代,彭城先后有60多人到景德镇学习生产技艺,磁州窑受到了江西景德镇瓷器青花装饰艺术的影响。除大批生产缸、盆、碗、罐等种类繁多的生活日用青花瓷外,还生产了大量的青花装饰艺术瓷品。
清雍正粉彩瓷碗大都会艺术博物馆馆藏
清雍正粉彩葫芦瓶大英博物馆馆藏
粉彩瓷与青花瓷、颜色釉瓷和玲珑瓷并称为“清代四大名瓷”,其做工细腻、色彩丰富、清雅柔润,充满着诗情画意,富有强烈的艺术感和观赏价值,被誉为“东方艺术珍宝”,是清三代重要的御用瓷器,在中国陶瓷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粉彩瓷
粉彩瓷是在珐琅彩的影响下和五彩的基础上创烧成功的一种釉上彩瓷,是景德镇陶工一项新的创举。粉彩瓷自清康熙开始出现,雍正时步入巅峰,乾隆继续繁荣,而后逐步衰落,民国时期得到恢复和发展。粉彩瓷最显著的特点是富有层次感,并且和中国传统的诗书画印相结合,高雅柔润,创造出独特的瓷器美。
“粉彩瓷和五彩瓷的区别
提起粉彩,总绕不过五彩,其生产制作技艺是在继承五彩的基础上有所创新,两者的差异具体如下:粉彩要用“玻璃白”即在含铅的玻璃质中加入砷,在一些装饰部位打底,以增加色彩的明暗对比,而五彩不用;粉彩绘制图案采用渲染法,注重表现题材的阴阳向背,而五彩则单线平涂,层次感较差;粉彩的颜料中,至少有一部分用的是西洋配方,而五彩用的是传统的中国彩料;粉彩的彩料较五彩丰富,绘制时,粉彩以釉调色,而五彩用的是清水或胶水;粉彩的烘烤温度约为700度,低于五彩的800度。
清雍正粉彩花鸟菊蝶纹缸(民窑)
清乾隆粉彩花卉纹盘(民窑)
由于原料和制作的特点,相对于五彩瓷,粉彩瓷的图案更加清雅柔秀、细润娇媚。
清三代粉彩瓷的特色
康熙粉彩数量极少,粉彩的特点也欠明确。到雍正,粉彩大得帝王及社会上层青睐,取代了五彩的地位,成为烧造数量最多的釉上彩品种,艺术也达到了顶峰。特别是官窑作品,图案题材丰富,绘制精细考究。最受推崇的花卉和花鸟题材,柔婉多姿,清绮优雅,显示出很高的艺术造诣,胎体的洁白细腻更烘托了器物的柔秀。
清乾隆粉地粉彩万寿无疆碗
乾隆时代的粉彩虽仍保持了较高的水平,但在艺术上比雍正时已经逊色,装饰表现出繁缛琐细的趋向,造型也妄求奇异。乾隆后期,粉彩同其他陶瓷品种一样,不论技术、艺术,都走上了下坡路。
瓷界的美丽精灵
粉彩瓷集合了瓷器与中国传统的诗书画印,历史文化底蕴深厚,深受皇帝和贵族的喜爱,精美的作品多是帝王的御用品。鼎盛时期,其造型、技法、纹饰,都达到了极高的水平,造型多变、装饰题材丰富,以中国传统吉祥图案为主,技艺精湛,花纹立体感强。融汇中国工笔重彩的构图与技法,线条工细流畅,色彩丰富鲜艳,形象极其生动,在中国瓷坛上演绎着别样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