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 粉彩山水人物纹四方双耳瓶 估价：120000元
官窑，是由官方营建或主持烧造的瓷窑。官窑瓷器专供皇宫使用，只求质量，不计成本，代表着当时瓷业的最高水平。浙江越窑曾为唐代宫廷烧造秘色瓷，成为中国最早的官窑。北宋大观、政和年间在汴京设置官窑，史称北宋官窑，也是中国较早的官窑。从1278年元世祖忽必烈建立浮梁瓷局开始，到1911年清朝结束，元、明、清三代皇家瓷厂都设置在景德镇，成为世界上维系时间最长的官窑。景德镇官窑集中了历代最优秀的工匠和最优质的原料，烧造出当时世界最高水平的瓷器。据文献记载，每百件成瓷仅有四件能入宫使用，而绝大多数瓷器次品、试制品和贡余品都必须被集中砸碎后埋藏官窑范围之内，以禁绝流入民间。
随着清王朝的覆灭，绵延数千年的官窑制度也告终止。但民国时期的一些统治者为了给自己或统治集团装点门面，也曾指定专人，设计专门样式，特意制作过成批的专用瓷器，其质量和水平并不亚于封建时代的官窑瓷器，完全可以称之为“现代官窑”、民国“御瓷”。
从现存实物看，民国早期好几位最高统治者，如大总统袁世凯、徐世昌、曹锟等，都特制过专用瓷器。
在多种民国官窑中，袁世凯特制的“洪宪瓷”是最有名的。“洪宪”是袁世凯复辟帝制所用年号。他效仿以往的皇帝，命令景德镇烧制精瓷，以备御用。为此，他从故宫[微博]中选择出雍正、乾隆、嘉庆等各朝瓷器精品做样本，命郭葆昌筹办洪宪御窑，还想重建御窑厂。一种说法是，原定要生产四万件瓷器，但因时间等原因结果只完成了六千件。这批瓷器除增加一些新的造型外，基本沿用传统制作工艺，但彩绘比清代瓷器更胜一筹。为袁世凯特制的“居仁堂制”款的粉彩瓷器，都具有清代宫廷用瓷的风格。袁世凯灭亡后，主事者为了收回本钱，将未烧成的“洪宪瓷”底款改写为清代雍正、乾隆等不同年款，因此这批“洪宪瓷”中有些造型、工艺虽然完全一样，但却有雍正、乾隆等不同的底款。
后来有人将一批“洪宪瓷”转往香港，香港著名文物鉴藏家杨铨先生便将这批共六百余件的“洪宪瓷”悉数购得。1959年国庆十周年前夕，杨铨把家藏的5542件珍贵文物全部无偿捐献给广州市人民政府，其中3390件古陶瓷、铜器、玉器、竹雕、木雕由广东民间工艺博物馆[微博]收藏，这里面就有那六百余件“洪宪瓷”。
专为袁世凯烧制“洪宪瓷”的郭葆昌致富以后，个人收藏了大量的古瓷，成为民国时期著名的陶瓷专家。他将家中所藏瓷器编成图谱，名为《觯斋瓷乘》(郭葆昌别号觯斋主人)，共20册。此外还著有《瓷器概说》、《项子京历代名瓷谱识》等有关陶瓷的著作。 郭葆昌病故后，所藏瓷器为其子女所有。著名文物专家王世襄先生怕这批珍贵瓷器有可能散失，于是找到郭葆昌的子女。此时郭葆昌留下来的瓷器已被子女分成几股，但并未出售，完好无缺，如果公家收购，求之不得。王世襄为收购这批文物，通过关系见到当时大权在握的宋子文。几经周折，宋子文同意付给郭家十万美金，以“捐献”的名义，将这批瓷器收购。王世襄先生与周士庄先生一起对照《觯斋瓷乘》的照片及注明的尺寸，逐箱逐件地清点后装回原箱，加贴上故宫博物院的封条。
当代民间藏有一个粉彩碧桃胆瓶，为袁世凯“洪宪”年间制作。据说，由于当时瓷工对袁世凯称帝不满，就利用胆瓶造型及画面的谐音寓意袁世凯“胆小”，而瓶体化“碧桃”则寓意“必逃”，即“洪宪必亡”。因此，这件瓷器既有雍正粉彩的精湛华美，更是历史事件的重要见证，很有收藏价值。
清末，江西鄱阳办起了一个“云林画室”，造就了一批绘画人才。如黎竹庵，在该室习艺多年，后来成为有名的画师，他所画的瓷板画，人争购之。黎竹庵之子黎勉亭也工书画，后来成为景德镇刻瓷名家。他创出一种刻瓷的特技，即用钢针、钢刀、钢锥、钻石等在瓷板上雕刻山水、花卉、人物等，所雕部分，敷以颜色，经久不褪。民国初期，饶州统税局局长缪某，请黎勉亭刻袁世凯像献上。袁世凯大喜，当即令人电召黎勉亭入京，授以工商部主事职，并令其雕刻世界各国元首像，分赠各国元首。黎勉亭所雕瓷板像，阴阳向背，层次丰富，与照片无异，博得国际上的赞誉。1915年，袁世凯令黎勉亭为英王乔治五世刻像，黎勉亭花了足足半年时间才将瓷像刻成。该像刻得形态逼真，受到好评。黎勉亭的这些刻瓷作品，应该算做袁世凯特制瓷的一部分。
“静远堂制”款瓷器为北洋时期大总统徐世昌的专用品，包括瓶、碗、杯、壶等，均模仿雍正粉彩精细的艺术风格。但也有一种观点，不认为“静远堂制”款瓷器为徐世昌所定制。其证据是，郭葆昌不仅烧制和收藏瓷器，而且收藏古代的法书名画，乾隆皇帝收藏的三件书法稀世珍品(即三希堂法帖)中的两件，即王献之的《中秋帖》、王珣的《伯远帖》就曾落在他的手里。郭葆昌印过一本他的藏画名录《觯斋书画录》，是请徐世昌作的序。序曰：“觯斋精鉴别古今名人书画，虽然收藏未富，而考订皆精确。其于宋元以来制瓷，考证尤精慎。其督九江关时，仿造康、乾年间器皿，几可乱真。余曩在京师，见所制有‘静远堂’款识者，亦为当时所准许。近百年来，考办瓷者，世无其匹。”这说明“静远堂”瓷器也是郭葆昌所制，而不是徐世昌定制，徐世昌只是在北京见到过这种瓷器。
“延庆楼制”款瓷器为北洋时期大总统曹锟的专用品。延庆楼是北京中南海的一座楼名。此款瓷器多为大瓶。故宫博物院现藏有“延庆楼制”款瓷器。2004年，在广州西关古玩城的一家店铺里，陈列着一个大缸，店主说它是旧时的“冰箱”，是曹锟用过的，上面还刻着“延庆楼制”四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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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瓷器
商代釉陶胎质薄，硬度高，胎釉结合紧密，吸水率低，烧成温度已达1200℃左右。其物理、化学性能与陶器已有质的区别，但又与现代瓷器有一定的差异，因而人们将这一时期的釉陶称之为“原始瓷器"。它的出现为瓷器的发明奠定了基础。原始瓷器的生产，．从商周到战国、秦、西汉时期都不曾中断，烧制工艺也在不断提高。其造型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模仿当时流行的青铜器造型，如尊、簋、筒、鼎等；另一类是民间使用的生活器皿，如罐、盘、碗、壶等。装饰纹样有水波纹、云雷纹、方格纹、叶脉纹、席纹、网纹、圆圈纹、曲折纹等。
中国瓷器的烧制成功，始于东汉晚期。在浙江宁波、上虞、永嘉、慈溪等地均烧成了成熟的青瓷。这些青瓷制品胎质细密、透光性好、吸水率低、釉面光洁，烧成温度在1260℃～1310℃之间，物理、化学性能已基本符合现代瓷器的标准。此时江浙地区青瓷的器型主要有碗、盘、盏、盆、洗、钵、壶、钟、四系罐、砚、唾壶等。装饰纹样以弦纹、水波纹、网纹、麻布纹、三角纹、方格纹和贴印铺首等较为常见。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青瓷仍是瓷器生产的主流，其产地以浙江地区为中心，并扩大到江西、福建、湖南、湖北、四川和北方的河南、河北等地。这一时期青瓷的常见器型有碗、盘、洗、碟、盆、钵、灯台、砚、香炉等日用器皿。还有随葬用的明器，如谷仓、鸡笼、火盆、渣斗等。此时青瓷的纹饰也有所变化，三国时主要有弦纹、水波纹、铺首及叶脉纹；西晋时多斜方格纹、联珠纹、忍冬纹和飞禽走兽等组成的花纹带；东晋时纹饰以弦纹为主，偶见水波纹，并开始采用莲瓣纹，褐色点彩比较盛行；南朝时由于佛教的兴盛，刻画莲瓣纹最为常见，褐色点彩则比东晋的点小而密集。
民国总统用瓷不逊官窑
民国时期的瓷业生产，虽然仅经历了短短38年，但与清末光绪、宣统两朝波澜不惊的37年相比，却是瓷业发展的重要变革阶段。特别是辛亥革命推动了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促使有识之士纷纷踏上实业救国之道，加速了西方先进的生产制度与制瓷技术的传入。
当时，倡办新式产业、新式教育、革新民族工业蔚然成风。这种情况也为瓷器产业的发展创造了一些有利的机会，各地窑场的经营方式与陶瓷生产的技术模式都在悄然发生着变化，瓷器产品的数量与质量均有所抬头，出现了工艺改良与创新品种。
从整体来看，民国时期瓷业生产遍及全国，呈现出千年窑火不熄、陶瓷文化延续不断的景象。当时，北方有河北磁州窑、彭城窑、唐山窑，陕西陈炉窑，山东博山窑等；南方有江西景德镇窑、湖南醴陵窑、福建德化窑、浙江龙泉窑、广东石湾窑等。
作为一个时代的产物，民国瓷虽然精品不多，质量也难与宋代五大名窑、明清官窑瓷器比肩，但其中不乏精细之作，艺术表现力也毫不逊色，至今仍焕发出夺目的光彩，散发着迷人的魅力。除了以“珠山八友”为代表的名家制瓷和空前繁盛的仿古瓷外，民国期间还烧造了许多纪年款、室名款、陶人款、纪念款瓷器，同样独具时代特色。其中，以与袁世凯复辟帝制有关的洪宪瓷及其他总统用瓷在社会上流传最广，最为复杂，也最受争议。
所谓洪宪瓷，即落有“洪宪年制”或“洪宪御制”款识的瓷器。北京艺术博物馆收藏有数件此类款识的瓷器，如一件粉彩人物纹瓶，口径10.1厘米，底径10.3厘米，高27.7厘米，腹围50厘米。造型为撇口，短颈，溜肩，长圆腹，圈足。口沿描金，口内施松石绿釉。器身通景绘粉彩山水人物纹，题名为“渊明爱菊”。底亦施松石绿釉，书红彩“洪宪年制”四字楷体双方框款，款识工整。
从馆藏的这些洪宪款瓷器看，主要是仿雍正、乾隆朝的粉彩、珐琅彩风格，造型以碗、盘、瓶居多。这些瓷器胎质细腻，釉色白润，绘画生动，施彩艳丽，制作之精可与历代皇室的官窑器物相媲美。
总统用瓷以“居仁堂制”、“静远堂制”款瓷器为代表。“居仁堂制”款瓷器是袁世凯任大总统时的专用瓷，如北京艺术博物馆收藏的粉彩开光博古图梅瓶，口径4.2厘米，底径7.7厘米，高25.7厘米，腹围48.2厘米。造型为小口，短颈，圆肩，腹下内收，圈足。颈肩部绘粉彩缠枝花卉纹。器身绘粉彩开光图案，其中花叶围成的两组大开光内饰博古图，扇形与圆形小开光内饰花卉纹。开光外饰以花卉纹。底书红彩“居仁堂制”四字双行篆体方框款，款识工整。
“静远堂制”款瓷器则是徐世昌任大总统时的专用瓷，如北京艺术博物馆收藏的红地粉彩描金开光花鸟纹瓶，口径9.8厘米，底径9.3厘米，高31.7厘米，腹围48.5厘米。造型为撇口，束颈，丰肩，长圆腹，圈足。器里及外底施白釉。瓶腹部两圆形开光内各绘一幅粉彩花鸟图。开光外通体饰珊瑚红釉为地，上饰描金缠枝花卉纹。底书红彩“静远堂制”四字篆体方框款，款识工整。
此外，还有曹锟任大总统时的“延庆楼”款识瓷器，蒋介石任大总统时的“蒋”、“中华民国三十六年中正”款瓷器等。
纪念瓷以北京艺术博物馆收藏的一件黑地描金粉彩开光山水纹瓶为代表。此瓶口径11.9厘米，底径14.8厘米，高32.3厘米，底书“江西陶专精制”六字三行篆书款。从资料记载来看，这件大瓶与1947年为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由江西省立陶业学校设计制作的那批礼品瓷风格一致，堪称民国瓷中的精品。
明清五彩瓷器的历史演变
清顺治五彩缠枝牡丹纹尊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郝培云
中国彩瓷的生产，发展到明、清两代，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已完全可以与青花瓷器平分秋色。特别是清代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的制作水平，更是如日中天，是中国瓷器发展史上的另一个高峰。
五彩瓷器的主要着色剂为铜、铁、钴、锰等矿物元素，采用低温烧制成型。五彩为二次成型工艺，彩饰色料分釉下与釉上两种，常用颜色有红、黄、绿、紫、赭、黑等。所谓五彩并非是说五种色彩同时出现，而是多种彩色之意，但其中必须有红色方为五彩。五彩也被称为“古彩”、“硬彩”。据民国许之衡《饮流斋说瓷》释：硬彩者，彩色甚浓，釉覆其上，微微凸起。其施彩方法，是勾线后平涂填色，以水或胶水作溶剂，按纹饰需要，在已烧成的白釉瓷器上，施以多种颜色进行再度创造，在770-800℃的温度中焙烧而成。烧成后的色彩呈现玻璃质状，有坚硬质感。五彩瓷器是釉上彩中的主要品种之一。
明天启五彩人物纹海棠式盘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明代釉上五彩
“五彩”一词，出现于明代晚期。明代天启年间谷应泰《博物要览》记载：“宣窑五彩，深厚堆垛。”1984年在西藏萨迦寺发现了器底带有“大明宣德年制”款的青花五彩碗，证明五彩瓷在宣德年间烧制已比较成熟了。从宣德到成化经历了正统、景泰、天顺三朝。这三朝时局动荡，政权不稳，在制瓷工艺上毫无成就，还没有发现五彩瓷器。直到成化年间才又出现了五彩。成化年间的五彩瓷十分稀少而珍贵，传世品也是极为罕见。到了明弘治年间，釉上五彩的烧制更加成熟。发展到嘉靖、万历时期，无论是质量还是数量，都开创了五彩瓷的新局面，出现了较大的罐、瓶类等。此时五彩的烧制已经达到了非常完备的境界。
明早期釉上五彩瓷器传世品不多见，因为当时景德镇延续元代制瓷主流，生产青花、釉里红产品。然而从所见到的为数不多的洪武釉上红彩可以判定，洪武时期的红彩瓷器已为“五彩”瓷的蓬勃发展做好了铺垫，可以说洪武釉上红彩已拉开了明代五彩瓷辉煌的序幕。特别要指出的是，用红彩描绘精细的龙纹、云纹等图案，只是明初才出现于景德镇。宣德时期红彩，是釉上红彩和五彩的开端，为后世的五彩瓷器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成化时期的五彩是釉上五彩，其呈色以淡雅为主，色彩包括红、绿、黄、姹紫等，并开始使用孔雀绿彩。此时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纹饰绘绘画中使用了不少黄彩，而且主要图案都是以黄彩打底色，上面再以红色渲染，使色彩更显浓艳厚实。这种彩瓷证实了明代彩瓷所谓“黄上红”的彩绘技法，开创于成化，并非始于嘉靖。
弘治一朝的釉上五彩瓷基本是成化风格的延续，所用颜色有红、绿、赭、黑、孔雀绿等，色调恬静淡雅。其中最突出的品种是刻花填彩。刻花填彩的制作方法是在胎上先刻出所需图案纹样，上透明釉时将刻好的图案留出，高温烧成后再在白釉露胎处施彩并用低温烧制而成。刻花填彩的出现，标志着釉上五彩的制作已进入成熟和发展阶段。
正德时期釉上五彩在造型、装饰方面不但延续了传统的特点，还在创新中确立了正德五彩独特的风格。正德釉上五彩器制作精细，多以在白釉上直接绘画五彩图案为主，称为“白地五彩”。多用红、黄、绿彩，绿色多为翠绿和孔雀绿，其中绿色浅中微微闪黄。常以阿拉伯文或伊斯兰图案为纹样作装饰，这是正德五彩瓷的鲜明特征。
明代五彩瓷经过了数朝的发展，到了嘉靖一朝已相当成熟。此时的釉上五彩瓷器，以色彩斑斓而著称。官窑和民窑都有大量生产，无论其质量和烧造数量都蔚然可观。开创了五彩瓷制作的新局面。此时期在用彩方面，也有一些变化。如官窑瓷器在色彩上较前朝更加丰富，多用红、绿、黄、赭、紫、孔雀蓝等色彩绘。红彩为“枣皮红”；绿色为孔雀绿，分为大绿、淡绿；紫色为艳丽赭紫；黄彩似蜜蜡。此时“黄上红”工艺运用得较为普遍。大面积使用红彩形成了嘉靖五彩极为绚丽浓重的特征。嘉靖五彩造型多为大器，如大罐、大缸、大盘、花盆等。常见纹饰有云龙、云凤、花鸟、八仙、八吉祥等。
明代万历五彩瓷仍以前代风格为主体，新出现了以镂空工艺和五彩相结合的装饰方法。万历朝的釉上五彩的色彩继承了嘉靖一朝的特点，与嘉靖时期的五彩多有相同之处，都是以红、绿两色为主，其中点缀黄、黑彩等。红、绿彩更加鲜艳、热烈，对比强烈。嘉靖、万历时的五彩器均装饰繁密，色彩绚丽，制作工艺和造型大同小异，因此常常被归于一类器物。但嘉靖五彩多用孔雀绿彩，万历五彩则不然，这是两朝五彩器的重要区别。
天启、崇祯时期的釉上五彩瓷器已不如嘉靖、万历时五彩色泽浓重，色泽趋向柔和，淡雅宜人。用红、黄、绿、紫、孔雀绿等色渲染，纹饰绘画生动洒脱，具有中国文人画的笔墨情怀。但是有一类五彩器比嘉靖和万历五彩更加浓烈，红色为深红,绿为黑绿或黄绿，青花颜色也发黑。还有一类厚胎的白地五彩器，施釉较厚，口部多为酱黄釉，多用标记款识。这一类器物多以民窑制品为主。崇祯一朝五彩器发现得不多。
清乾隆仿斑竹五彩花鸟纹墨床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清代釉上五彩
顺治时釉上五彩瓷在明代基础上继续烧造，并且有所创新，除一部分仍保留明末的风格外，另一部分则呈现出清代釉上五彩的新面目。这一时期色彩多见红、绿、黄三色，红色为枣皮红，绿色为深绿，都非常浓重。也有一种相对清秀、较淡的色彩，釉面光亮匀净，呈色较淡，部分器物的颜色容易脱落，器物的绘画多以人物画为主。
五彩瓷器发展到康熙时期有了重大突破，此时发明了釉上蓝彩，替代明代所用的釉下青花。釉上蓝彩的创烧成功，基本上改变了明代青花五彩占主流的局面。蓝彩色浓而且鲜艳，胜过青花。康熙时期的釉上五彩是在明代嘉靖、万历五彩瓷器和顺治五彩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其制作工艺高超，彩色鲜明透澈，彩饰华丽，绘画线条刚劲有力，有极高的艺术水平。此时五彩用多种色料进行绘制，官窑以规矩的绘制和细腻笔法著称，而民窑则以釉彩浓重艳丽、画意清新活泼见长。从某种意义上说，清康熙时的五彩瓷是真正意义上的五彩瓷。康熙五彩由于色彩丰富，红彩比明代五彩用得少，因此，它的画面色彩显得沉稳、热烈而不浮躁，这是其鲜明特色。
康熙五彩仍分釉上五彩和青花五彩。其中釉上五彩最能反映和代表康熙五彩的艺术成就和特色。康熙釉上五彩除了常用的红、绿、黄、褐、紫等彩外，釉上蓝彩和黑彩的烧制成功，使其画面更加华丽。此时所用的青料是云南的珠明料，色泽翠艳。黑彩特点是如黑漆一般，在白釉的衬托下更显得黑白分明，在康熙五彩中运用广泛，进一步增强了色彩的表现力。黑彩多用于画树木的枝干、花卉叶脉、山岭山峰、人物的眼睛、发髻、装饰的飘带、鞋子等，后又用于画图案的轮廓线、局部点染或片断画面，最后发展到大范围使用，并在黑彩上涂一层玻璃白，使黑彩显得更加漆黑明亮，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最终，促使了独立的墨彩瓷器品种于康熙中晚期出现。此时金彩已在五彩上广泛运用，常见有大面积描金图案，表现出康熙五彩的富丽堂皇。金彩多用于官窑器物。黑彩、蓝彩、金彩的出现使得画面更加写实、逼真。康熙釉上五彩的装饰手法多姿多彩，有白地五彩，蓝青地五彩、蓝地描金五彩、米地五彩、红地五彩、蓝地五彩、墨地五彩、哥釉五彩、锦地开光五彩等，充分显示了康熙釉上五彩卓越的彩绘艺术及制造工艺。
雍正年间釉上五彩的烧制，受到了粉彩发展的冲击而有些停滞。五彩大部分由粉彩取代。为数不多的传世作品说明，雍正时期的釉上五彩制作也非常精美，一改前朝浓艳的风格，而显得淡雅柔和，纹饰也由康熙的繁杂趋于疏朗，笔划也由刚劲变为细腻，疏密结合恰到好处。并留有较大的空白。雍正釉上五彩的总体特点是清雅俊秀。雍正五彩常用的颜色有红、黄、绿、紫、蓝、黑、白等色，施色较薄，大红大绿少见，蓝色使用较少，黑色较多。
到了乾隆时期，五彩器物就更少了，仅有官窑的龙凤碗和十二月令花卉杯。嘉庆、道光时期，略有少量官样器生产，像撇口式五彩龙凤碗、花卉杯，但存世量也比较少。
同治、光绪时期民窑出现了仿康熙的五彩器，有的仿写明代各朝及康熙款、图记款，字迹很潦草。同治时期仿的大件器类，色彩用得过于浓艳，施彩也比较凝厚，同时缺乏光泽，纹饰画得也比较粗率，不及后期光绪的五彩器。光绪一朝仿康熙五彩较多，有青花五彩和白地五彩。白地五彩所用的彩料红、黄、绿彩色较为鲜艳，但红彩表面显得比较干涩淡薄，也有显得厚暗的；仿康熙青花五彩的器物，青花的颜色过于浓艳、漂浮，色阶变化不明显，绘画层次也较少。所仿的器物胎质疏松，胎釉结合不紧密，符合晚期器物的所有特征。
明万历五彩鸳莲纹提梁壶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青花五彩
釉上五彩和青花五彩皆属于五彩范畴。青花五彩是一种釉下青花与釉上五彩相结合的产品。其工艺流程与斗彩有异曲同工之处，区别主要是在青花的使用上：斗彩是用青花勾勒出全部或部分纹饰的轮廓线之后先挂釉，烧成之后再在青花轮廓线内填彩，青花在斗彩中所占位置很重要，起到了主导地位；青花五彩则是用青花绘画纹饰的局部或某一块、某一点，不用青花勾勒轮廓，青花只作为一种颜料来点缀图案，如有勾勒轮廓线也是极少的，因此五彩是主题，青花起辅助作用。
青花五彩瓷是明宣德时期所开创的彩瓷品种。宣德青花五彩的制作虽然简单，画面也显稚嫩，但已经初步形成了青花五彩的基本特征。宣德以后，青花五彩曾一度衰落，到嘉靖时产量开始大增，万历时达到顶峰，其数量之多、质量之精、技艺之高超都是空前的。
嘉靖朝是青花五彩发展的辉煌时期，开创了彩瓷制作的新局面。嘉靖青花五彩多为官窑生产，青花色料改用进口的回青料或加石子青，色调表现为蓝中泛紫，十分浓艳，颜色特征非常明显。青花五彩瓷器装饰繁密，色彩绚丽，尤其是矾红彩料、青花及绿色的大面积的使用，给人以丰富饱满、热情奔放、富丽堂皇之感。这种浪漫奔放的色调，持续了嘉靖、隆庆、万历三朝。
万历朝的青花五彩除继承了嘉靖青花五彩的一些特点外，又有其明显的特征：一是器物形制大，追求造型高、大、奇、巧的特点。二是装饰华丽，青花不仅作局部色彩点缀，而且还当作主色调使用。并出现了青花五彩镂空工艺。装饰内容广泛，常用的装饰纹样达几十种之多，最常见的是龙凤纹，还有蟠螭纹、花鸟纹等。万历五彩以蒜头瓶、出戟花觚、洗口瓶、蟋蟀罐、笔管、洗等常见。但有的造型不太规整，有明显的变形和塌陷，甚至官窑也是如此。这与当时的制瓷工艺有关。
青花五彩在清初虽有制作，但不占瓷器生产的主导地位，传世品中顺治朝有一些，康熙朝为多。顺治青花五彩器较多保留了晚明的古拙风格，青花翠蓝浓重，红绿彩鲜丽明快，俗称“大明彩”。康熙朝的青花五彩虽然没有釉上五彩的成就大，但它清新的色彩，优美的画面，为后人留下了不少精美作品。清康熙青花五彩的显著成就是对青花的运用。由于康熙中晚期青花成就显著，青花特点突出，对青花五彩的烧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青花使用的是云南所产的珠明料，呈现出青翠艳丽的特点；彩绘工艺上运用了“分水皴”的技法，使得画面效果更加鲜亮。康熙青花五彩始终保持着独有的特色，一直烧制到晚清。（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