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嘉靖皇帝（公元1522—1566年，明世宗朱厚熜年号）在位45年，是明朝实际统治时间最长的皇帝。期间曾多次爆发农民暴乱，国力衰弱。景德镇官窑开始施行“官搭民烧”制度，由于民窑“钦限”器的烧造促进了制瓷技术进步，缩小了官窑器和民窑器之间的差别，嘉靖民窑精瓷已与官窑器之间无明显差别。 明朝历代皇帝都与道教有着不解之缘，太祖朱元璋与永乐皇帝朱棣以及之后的正统、成化、弘治、正德等皇帝都有不同程度的尊道，但嘉靖帝尊道在明代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明嘉靖 青花朵花纹象耳瓶
嘉靖一生尊道教、敬鬼神，这一时期在瓷器制作方面，也深受道教文化影响。据冯先铭先生主编的《中国陶瓷》一书，嘉靖朝对景德镇瓷器派烧额达60万件，加上弘治以来烧造未完的30余万件，45年间，景德镇官窑烧造瓷器总计达100万件。在如此大量的瓷器中，具有道教色彩的瓷器占有相当大的份额，《明史·食货志》记载：“三十七年（1558年）遣官之江西，造内殿醮坛瓷器三万”。可想而知，嘉靖瓷器的道教色彩何其浓重。在官窑影响下，嘉靖一朝民窑瓷器的道教色彩也十分鲜明。
明嘉靖 青花八仙葫芦瓶
明嘉靖 青花八仙云鹤纹葫芦瓶
葫芦自古就是一种极方便的盛器，它和青袍、宝剑同是道士的必备之物。道士们神奇的丹药是用葫芦来装的，而神仙故事里太上老君的炼丹炉则是葫芦形的。明初对持有度牒的道士的人数控制较严，到了嘉靖年间，由于皇帝崇道，全国道士人数剧增，道士用器自然增多。嘉靖一朝官窑、民窑瓷制葫芦瓶不仅数量多，而且瓶体庞大，式样丰富，除普通形状外，还有四方、六方、八方、上圆下方等形状。不仅如此，嘉靖葫芦瓶大多数还都绘有八仙、八卦、云鹤、灵芝、仙桃、万年松等道教纹饰。
明嘉靖 五彩海水龙纹盘taoCi52.CoM
明嘉靖 五彩鱼藻纹盖罐
嘉靖五彩是瓷器发展史上的一个高峰。五彩有红、绿、黄、紫、孔雀蓝等，多彩交织，华丽夺目。广义上嘉靖五彩亦有二彩、三彩之属，五彩只是形容色彩之多。此外还有另一种五彩即青花五彩，其特点是青花作为釉下蓝彩使用。嘉靖时五彩器盛行，一方面由于嘉靖五彩是由宣德五彩、成化斗彩等的施釉技术一路发展而来，另一方面与道教的盛行有关。宫中每次设坛斋醮，坛内都要悬挂许多五色旗。嘉靖官窑五彩器如此之多，当与嘉靖本人深信五彩辟邪有关。 辨别嘉靖五彩除器形特点外，其彩料发色也很重要。嘉靖朝红彩偏灰无鲜艳感，绿彩偏淡无翠绿光泽感。黄彩为皇家专用，民窑多以红、绿彩为主。
明嘉靖 矾红描金孔雀化石纹执壶
明代在瓷器上进行描金装饰最盛行的是嘉靖朝，多见的有矾红描金、蓝釉描金、绿釉描金、黄地描金、紫金地描金等，器物有炉、扁形鸡心执壶、盘、碗、高足碗、六角形葫芦瓶等。嘉靖朝描金器的盛行，与嘉靖崇道关系密切，因为在斋醮时要使用大量描金器。 在道教语言里，“金”字的使用频率很高。玉帝用“金旨”“金牌”，道士们炼“金丹”，甚至“化石为金”“点铁为金”等。嘉靖崇道，斋醮频繁，每次都是礼仪复杂，配器繁多。除了道士们参与外，嘉靖还常亲自扶乩、上祭。道士们不遗余力地夸大金器的作用，说“饮金长生”，说在斋醮时用金器盛食物，可招来神仙下凡等等。但黄金毕竟珍稀，因此，嘉靖时期，宫廷日用器、陈设器，特别是斋醮时用的香炉、葫芦瓶、执壶、碗、盘等多见描金瓷器就不奇怪了。
明嘉靖 青花仙人捧寿纹梅瓶
明嘉靖 青花群仙祝寿图盖罐
嘉靖瓷器上具有典型道教色彩的纹饰繁复多样，几乎涵盖了代表道教文化的所有有形的载体和无形的理念。如人物纹有八仙过海、八仙炼丹、八仙捧寿，植物纹有灵芝、仙桃、万年松，动物纹有云鹤、白鹿、飞马、麒麟、三羊（开泰），此外还有暗八仙、祥云、八卦、寿山福海、仙槎等等。 总之，嘉靖一朝的瓷器除了一般的云龙纹、鱼藻纹、花果纹、婴戏纹瓷器外，便是道教色彩鲜明的瓷器了。了解这些背景，无疑有助于我们对嘉靖一朝瓷器的鉴赏。
延伸阅读
瓷器与宗教—道教（二）
道教是汉民族固有的宗教，它源于古代的巫术，最早的说法当是老子青牛出关，留下《道德经》；后由东汉张道陵倡导于鹤鸣山。
道教历来为皇家推崇，许多皇帝也信仰之，如宋徽宗自命为道君。至元一代，丘处机为元太祖成吉思汗所重视，封为护国真人，使得道教盛行一时。明王朝利用宗教为封建统治服务，还在创业的时候，朱元璋利用道人周颠和铁冠王子来为他编造神话，进行宣传。有明一代，尊崇道教，道士被授予真人，高士及赐爵封官者为数甚众，致使“天下士大夫靡然从风”，明清时期，道教的宗教观念及修持方术渗入人间，与民间传统信仰，混融为一，尤其是道教的多神崇拜，对广大民众的思想观念及经济，文化生活产生广泛的影响，并成为人们生活的风俗的重要内容。
道教的宗教观念，神仙传说，内丹修炼等内容被广泛的应用到青花瓷器的文饰上，大大丰富了青花瓷器的装饰内容。明嘉靖皇帝最信道教被称为道教皇帝，其实道教的社会影响之大，地位之高，前所未有。嘉靖青花瓷器道教色彩浓厚，器型流行葫芦瓶，有八棱，四方，六角，上圆下方等器型！文饰总的风格是追求长寿，长生不老的道教意识增多，常见的八仙人物，八卦，八吉祥，灵芝，云鹤，松竹梅以及用花枝，树枝组成的福，寿字。八仙是古代神话传说中的八位神仙，他们是铁拐李，汉钟离，张国老，何仙姑，蓝采和，吕洞宾，曹国舅，韩湘子，有的八仙图案只画八仙所持的葫芦，扇子，鱼鼓，横笛，宝剑，阴阳板等八种宝器，称为“暗八仙”。八仙图也是清代景德镇瓷器的常用文饰。
嘉靖、隆庆时期瓷器的鉴定
1、嘉靖胎质不及前朝，器型多种多样，有方形、棱形的造型。
2、琢器胎体厚重，接痕显露。圆器多有随底心下凹和塌陷。
3、一般器物釉面粗糙不平，官窑及民窑小件器物则细润肥厚。往往见釉下的青花轮廊线有模糊不清及晕散的现象。
4、青花用回青料，有时加入石青，其色调呈特殊的紫兰，青金兰色，同时也有发浅淡黑灰色。
5、青花及白釉器物，常于口部涂刷酱黄釉，形成黄口之特征。
6、纹饰线条虽纤细清丽，画风多写意却显得粗率，画面多见道教色彩及吉祥祈福内容。
7、器底施釉，多为亮青釉。
8、圆器圈足多向内收敛，甚至有的可用手指挂起来。玲珑薄胎器皿一般为滚圆矮浅窄小的圆足。
9、款识字体，笔划较粗，均为楷书体。一般多于底足书写六字双行、带有双圈。“大”字的一抛一捺较平，“靖”字立部往上，“年”字一抛挨上点，“制”字衣横少越刀。
10、隆庆时青花色调兰中泛紫，浓重艳丽。在嘉靖、隆庆、万历三朝的青花中，以隆庆时青花呈色最佳。这点可作鉴定判别隆庆青花器的主要依据。
11、款识多写“大明隆庆年造”，极少写“制”字。隆庆时器物传世不多。
长沙窑瓷器中的道教文化因素
唐代是道教发展的鼎盛时期。唐皇室为了提高自己的门第，显赫自己的高贵出身，尊老子李耳为祖先，奉道教为国教，采取措施大力推崇道教，提高道士地位。唐高宗尊奉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唐武宗一生醉心道教，好长生不老之术；唐僖宗时封张陵为“三天扶教辅元大法师”。其间涌现了不少具有社会影响和有学问的道士，如成玄英、张氲、李荣、司马承祯、杜光庭、吕洞宾等，他们在道教史上都有重要的贡献和影响。由于唐皇室对道教的推崇和偏袒扶持，使得道教一度呈现十分兴隆的景象。
唐代湖南地区的道教活动频繁，宫观建设兴盛，信众众多。如唐太宗于贞观二年（628），为南岳衡岳观亲书观额。唐高宗于弘道元年（683），令著名道士叶法善来南岳封岳，轰动一时。唐玄宗于开元二十六年（738），令道士孙智凉于南岳紫盖仙洞投金简告文，以求长生不老。并于天宝十二年（753）令高力士亲自监制4000斤铜钟一口，赐南岳九真观。唐武宗于会昌元年（841），昭封衡山道士刘元靖为银青光禄大夫，赐号广成先生。这一时期湖南地区还兴建了许多的宫观，远近闻名的如南岳大庙、郴州苏仙观、湘西道德观、衡山黄庭观、岳阳大云山祖师殿等等。
唐代道教文化无论是在士大夫阶层还是民间，都进行了广泛的传播。长沙窑作为当时的代表性民窑，不可避免受到了道教文化因素深刻的影响。从出土的瓷器来看，道教文化因素主要体现在图案、器型和功用、诗歌等方面。
在长沙窑瓷器图案纹饰中，反映道教文化因素的主要有鹿、鹤、龟、龙、凤等。鹿的图案在长沙窑瓷器上非常常见。如青釉褐绿彩奔鹿纹壶，该件所绘之鹿为奔鹿，形象生动，线条流畅，动态活泼，充满生活气息。鹿在古代被视为祥瑞之兽，早在马王堆汉墓的漆棺上，就绘有仙人骑鹿的图案。在道教中，鹿是仙人的坐骑，是得道升仙的理想工具。正如唐代诗人王昌龄在《就道士问周易参同契》一诗中所写：“仙人骑白鹿，发短耳何长。时余采菖蒲，忽见嵩之阳……”据道教著作《太平广记》记载，孝子吴猛最后得道成仙，升天而去，乘的就是白鹿宝车。在长沙窑瓷器中，所绘之鹿或奔或行，动态简练，种类繁多。
在长沙窑瓷器纹饰中，鹤也是比较常见的图案之一。鹤的形象亦多种多样，或驻足闲憩，或漫步水边，或昂首飞翔，神态各异，形态生动。如青釉褐绿彩鹤纹壶，该件所绘之鹤漫步水草之中，神态怡然自得。在道教中，鹤也是长寿的象征，修道之人修成正果被称为驾鹤西归。在《诗经 ·小雅》就有“鹤鸣于九皋，声闻于天”。《淮南子》则言：“鹤寿千年，以极其游”。在成仙思想的刺激下，道士向往的是三天仙境，他们穿羽衣、戴羽冠，将自己看作是能够进入仙境的羽士。如盛唐诗人王昌龄在《武陵龙兴观黄道士房问易因题》一诗中写道：“斋心问《易》太阳宫，八卦真形一气中。仙老言余鹤飞去，玉清坛上雨蒙蒙。”唐代诗人张说也写过一首《寄天台司马道士》的诗：“……朱阙青霞断，瑶堂紫月闲。何时枉飞鹤，笙吹接人间。”凡此种种都说明了唐代长沙窑瓷器上的仙鹤为道教艺术的呈现，与长寿升仙神话密切相关。
在楚人的心目中，鹤似乎一直与升仙有关。早在长沙子弹库1号墓出土的战国《人物御龙图》中，就有仙鹤的图像出现。如《楚辞》有记载：“蓍蔡兮踊跃，孔鹤兮回翔”。而《楚辞》刘向《九叹·远游》中则言：“周浏览于四海兮，志升降以高驰。征九神于回极兮， 建虹采以招指。驾鸾凤以上游兮，从玄鹤与鹪明。孔鸟飞而送迎兮，腾群鹤于瑶光。”在《九叹·忧苦》追思屈原之辞中亦描叙：“听玄鹤之晨鸣兮，于高冈之峨峨。 独愤积而哀娱兮，翔江洲而安歌。 三鸟飞以自南兮，览其志而欲北。 原寄言于三鸟兮，去飘疾而不可得。”这些似乎都与升仙神话密切相关。
从器型和功用方面来说，在长沙窑瓷器中，反映道教文化因素的主要有葫芦瓶、龟形器、独角兽等。
在中国道教活动中，葫芦与灵药关系密切，为道教仙人最具特征的伴物之一。在道家看来，葫芦具有攘死镇物的意义。道士随身携带葫芦盛以“仙丹妙药”，并以此作为法器。古人常有“葫芦里装着什么药”的问语，其意蕴朦胧、耐人寻味，体现了葫芦在古人心目中的神秘性。
长沙市博物馆收藏的长沙窑瓷器中，葫芦瓶有多件。如绿釉葫芦形小瓶，小巧精致，其用途为盛放“丹药”。道教人生哲学提倡修道成仙，炼“仙丹”以求长生不老。在道教典籍中，葫芦被视为一个小宇宙，被诗人们幻想为浑成而自足的仙境。正如其他众多事物一样，葫芦本身也有阴阳之分，其表为阳，其里为阴。如晚唐诗人李商隐描写的壶中仙境：“紫府丹成化鹤群，青松手植变龙文。壶中别有仙家日，岭上犹多隐士云。”句中一个“别”字，把人们带进了一个扑朔迷离的神秘世界。此葫芦瓶不仅象征着仙境，也见证了当时道士服“仙丹”，求长生不老风气的盛行。
在出土的长沙窑瓷器中，有许多玩具为龟形器，另外还有不少龟形烛台、水注、镇纸等。如长沙市博物馆收藏的绿釉八“王”瓷龟，小巧玲珑，精致可爱。龟是道教供奉的神兽，它是长寿、祥瑞的象征。在道教神话中，很多仙人的坐骑就是神龟。道教经典《抱朴子·论仙》载︰“谓生必死，而龟鹤长寿焉。知龟鹤之遐寿，故效其导引以增年”。而马王堆一号汉墓和三号汉墓的T形帛画中，都有龟的形象出现。有专家认为神龟的形象为四神中的玄武，是我国古代所崇奉的北方之神。如唐孔颖达注疏 《曲礼》 说 ：“玄武，龟也。”李贤《后汉书》注 ：“玄武北方之神，龟蛇合体。”在道教图腾崇拜中，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神，是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道教将龟推崇为水神或北极大帝，使它主宰与人生关系极大的雨水旱涝，甚至可以调遣兴云布雨的四海龙王。唐代在继承历代崇龟遗风的基础上，把龟的崇拜推到一个新的高度。
从诗歌方面来说，长沙窑瓷器中反映道教文化因素的主要有两种。一是道人诗，即道士自己创作，描写归隐、入道、成仙等思想感情的诗歌；二是诗歌内容反映道教活动与神仙题材，还有楚原始宗教文化和民俗文化相关的诗歌，它不一定是道士所作。
道人诗在长沙窑瓷器中较少，如长沙市博物馆收藏的青釉诗词壶。该件壶诗文爽口，书道遒劲。在腹部题写诗文一首：“去岁无田种，今春乏酒财。恐他花鸟笑，佯醉卧池台。”诗为《全唐诗》卷八百五十二张氲《醉吟三首》之一。张氲（654—745），一名蕴，字藏真，号洪崖子，晋州神山（今山西浮山）人。曾隐洞中15年，熟读仙书秘典、九经百氏，著《老子》、《周易》、《三礼》等，又著有《高士传》、《神仙记》、《大周易言》等，皆未行世。张氲历游名山，善金丹，精于易形炼化之术。该诗反映了张氲归隐入道之后回到大自然中，以花为友、以鸟为伴，自由自在的隐者情怀。唐代道人诗出现了繁荣景象，从著名道士到一般道士，有不少人投身于诗歌创作行列。除张氲外，著名道士如叶法善、张果等都有作品行世。
又如长沙市博物馆收藏的青釉褐彩“欲到求仙所”瓷壶，壶身上用褐彩写有“欲到求仙所，王母少时开。卜人舟上坐，合眼见如来”诗文一首。诗中王母娘娘，即天下道教全真道祖师。王母娘娘在汉代时成为重要的汉族民间信仰，西王母信仰中包含的长生不老理念与道教对长生的追求是一致的。在上古时代的汉族神话传说中，王母的全称即为西王母，东汉末年，道教兴起，把作为上古先祖神祇的西王母纳入道教神话体系，并且逐渐演变为高贵的女神。在许多中国古代著作中，西王母开始成为天上的一位帝王、人类幸福和长寿之神。西王母的仙桃又称为“蟠桃”，种植于昆仑仙山上的蟠桃园里，传说三千年才结一次果实，拥有起死回生、长生不老的功效。
总的来说，长沙窑瓷器中的道教艺术因素是以多样的形式表现出来的。通过概括简练的绘画、娴熟流畅的书法、通俗易懂的诗歌、朴实大方的造型等多种方式予以呈现。道教作为我国土生土长的宗教，对湖南民俗风情和民间艺术的影响是极其深远而广泛的。唐代是道教发展的鼎盛时期，而长沙窑作为该时期的民窑代表，其艺术创作在许多方面必然息息相关，另一方面也是唐代道教发展的最好见证。
明代嘉靖年的升官图
童嬉图是明代常见的青花纹饰，但在一件器物上绘有l6名不同年龄、衣饰的儿童在花木丛中嬉戏并不多见。这只连盖大坛底部书有"大明嘉靖年制"两行6字青花款,并加双圈。
该坛通高45厘米，口径24厘米，腹径40厘米，足径25.6厘米。器型为直口、外凸、窄唇、短颈、丰肩。盖上绘有开光果实花卉及锦地吉祥纹饰，器身绘松树、芭蕉及山石栏杆，天地间形成一片美丽庭园。16名儿童的活动分为四组，其一为课子读书。一个稍大的孩子扮演塾师，正准备杖责那个跪在地上的淘气包。此图反映了封建时代"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思想意识。其二为玩拉车，一童当马在前拉车，一童在后打撵，一童献上玉树珊瑚，演练"马上封(蜂)侯"(同类器物也有绘蜜蜂叮在孩童头上者)的游戏。隐喻只要认真读书，加官晋爵指日可待。其三为斗蟋蟀，表现士大夫阶层百无聊赖的生活。其四又为玩拉车，一童举荷当伞，意即做官"一路清廉(青莲)"。四组画面是"读书做官"思想的完整体现，没有表现"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内容，也恰恰说明封建时代为官"清廉"的虚伪。
此类大坛存世不多，1954年威尼斯举行的中国艺术展上曾展出与此相同的大坛，那只坛原为艾佛雷波克拉克夫人日藏，后捐赠大英博物馆。1970年夏，北京朝阳区洼里公社出土一只与此相同的盖坛现存首都博物馆。1997年11月香港佳士得拍卖行秋拍，其中静观堂专场最引人注目，一只与此相同的盖坛估价为500万~600万港币。日本出光美术馆、丹麦哥本哈根工艺美术博物馆均有类似纹饰的大坛，但都无盖。
此坛原为香港"暂得楼"主胡惠春先生旧藏，现为香港"天民楼"收藏，原为一双，这是其中之一。此坛体大极难保存，历经数百年仍保持坛盖无缺，更觉其珍贵。
中国古陶瓷贵得有道理
李名宴
五彩花鸟纹盘
胭脂红梅瓶
李名宴是国内陶瓷鉴定界的大家，从19岁考上北京大学后，大半个世纪以来一直从事陶瓷鉴定研究，著作等身。上周，他来深为由深圳文交所和深圳市德义达投资顾问有限公司主办的“赏珍轩藏瓷：康、雍、乾彩瓷——文博会特展”的展品进行评鉴，在现场与记者分享了许多鉴定心得和古陶瓷轶事。
“天价”古董贵得有道理
当下，中国瓷器已经成为世界收藏热点，屡创出天价，也让许多藏家、投资人趋之若鹜，但也有许多人因此交出了高额“学费”。
在现场，赏珍轩主人郝子明拿出新“淘”回来的清代青花瓷器请李老鉴定，李老现场“支招”。他告诉记者，鉴定古陶瓷是一门科学，官窑瓷器的众多工艺细节，是现代作假不可逾越的鸿沟。比如在工艺方面，清代官窑工艺十分精细、一丝不苟，在制作方面，无论是分段制作还是后期粘贴、打磨，官窑都不可能有一点拼接的痕迹。而在书画艺术水平方面，官窑的画匠都是当时知名的书画家，没有一丝败笔，书画上的艺术造诣也是现代不能模仿的。还有在胎质方面和历史沉淀方面，现代造假方式都会有不少破绽。
谈到陶瓷古董屡屡被拍出天价这一现象是否正常时，李老给出了十分肯定的回答：“非常正常。”他说，瓷器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艺术追求和精巧构思，是很具有民族性格的东西。“过去中国古瓷器在国际市场不值钱甚至等而下之，是因为中国没有国际地位，现在中国扬眉吐气了，价格当然应该涨。外国人一幅油画都能卖几千万美元，中国瓷器卖个5亿、10亿人民币一点都不贵。”
乾隆曾卖过瓷器
李老对古瓷器历史掌故和渊源如数家珍，他一兴起便抖出了许多“包袱”：“雍正的弟弟组织工匠‘自主’炼出了珐琅彩。乾隆曾把自己的瓷器卖给皇宫里的大臣们，很惊讶吧？”
宫廷瓷器讲求高贵精美，民窑瓷则注重朴实耐用。李老认为，陶瓷工艺主要是由宫廷推动发展的。因为皇宫烧制瓷器有专门的御窑厂，原料和技术都严格保密。只有当皇帝兴起，突然要求大量生产某种瓷器时，民窑才有可能分享到御窑厂的工艺。这时民窑便可得到皇家在烧制工艺、原料乃至经费上的支持，完成皇帝“钦宪”的任务后，民窑可以继续生产该种瓷器，只是不能有题款。
宫廷陶瓷当时只能偶尔通过这种“机缘”自上而下流传，基本上一直囿于皇宫贵族的“小圈子”。即便是那些“钦点”民窑生产的瓷器，大多也是卖给官僚、富商、大地主等上层阶级，一般老百姓是不容易得到的。“正是由于封建社会的局限性，所以虽然清朝瓷器生产在我国瓷器工艺史上已到了最高水平，但并没有普及到民间。流传到海外的也大多是民窑瓷。物以稀为贵，大家现在都爱好收藏了，它的价钱就高”。谈起如今官窑瓷价格“一路飙升”，李知宴如是说。
深圳藏家“心态很好”
作为著名的古陶瓷鉴定专家，李知宴与深圳“缘分”不浅，他说自己上世纪八十年代赴香港讲学时就曾多次路过深圳，前两年还应邀参加“市民文化大讲堂”对古瓷器收藏相关知识进行普及。“1980年代的时候深圳还没有收藏的观念，收藏的高潮在香港。但随着经济的发展尤其是2000年之后，深圳出了一批好的收藏家，一批明清国宝级的古董也在深圳出现。但是有些收藏家的专业水平不高，时常买到外形好看的赝品。”
不过深圳收藏家对待文物鉴赏实事求是的态度令李老印象深刻，他觉得这是“素质高”的表现。“深圳收藏家总体而言心态还是比较平和、比较理智的，没有人刻意要你说这个东西是真的，因为我自己的性格是不能说假话。当然人不是神，不可能百分百准确，但是我认识到什么程度就说什么样的话。”
色彩斑斓 璀璨多姿的颜色釉陶瓷
徐少波《丽人行》
俞瑞林《牧归图》
俞瑞林《达摩面壁》
陶瓷艺术在历史的车轮中流转千年，积岁月沧桑而愈显明艳动人。色彩斑斓、璀璨多姿的颜色釉陶瓷，凝聚着中国千百年来陶瓷艺人的聪明才智，沉淀下浓浓的传统文化内涵。唐代多彩，宋代理性，元代辉煌，明清华丽……像大树的年轮一样，述说着历史上发生过的一切，揭示出中国传统文化的丰富内涵。尤其是元、明、清颜色釉陶瓷，不但色彩斑斓，而且成为中国陶瓷的主流品种之一。
均匀纯正釉色的烧成，除釉料配方和烧成等因素外，施釉工艺也是一个重要因素。根据不同的造型和釉色品种，元代以后景德镇陶工发明了多种施釉方法，如一般的碗、盘用蘸釉法，大件器物用浇釉法，方器则用笔榻法。为保证釉色均匀，一般颜色釉多用吹釉法，宣德及康熙的洒蓝、嘉靖的回青、康熙的豇豆红等，其特殊的装饰效果，均与吹釉法相关。
颜色釉有高温、中温和低温之分，色釉品种至雍正时，已达数十种之多。但决定颜色釉的呈色剂却只有铜、铁、钴、锰、钛、锑、金等几种金属氧化物，尤其是前三种，是中国传统釉色的主要呈色剂。同一种金属氧化物，利用温度和焰性改变其分子结构，可烧出不同的色釉品种。如氧化铜在氧化焰中可烧成绿色，如果在还原焰中可烧成红色。而铁的氧化物，在还原焰中可烧成青绿色，在氧化焰中可烧成黄色或酱色。如果提高氧化铁的含量，再配上钴、锰等金属氧化物，更可烧成黑色。这其中的奥妙，取决于釉料配方的调整和烧成技术的纯熟程度。古代勤劳智慧的陶工，在实践中准确地掌握了各种釉料的变化，得心应手地调制出各种釉料配方，纯熟自如地驾驭了烧成技术，创造出数十种色彩缤纷的颜色釉。这种精湛的制瓷工艺，至今仍令世人叹为观止。
釉面的裂纹、斑点等，本都是烧成的缺陷，但经陶工之手，反丑为美，均能成为极富装饰性的特殊颜色釉品种。如哥窑的大小开片，本是因釉的收缩率大于胎的收缩率而出现的一种严重缺陷，但陶工巧妙地应用这种缺陷，使之形成各种有规律的大小纹片，妙趣横生，耐人寻味。明清仿哥窑产品很多，直接继承了这种传统。
均匀纯正是颜色釉的基本要求，但中国传统颜色釉追求的却是均匀纯正中的变化，以自然的工艺变化，增添颜色釉的韵律和节奏感。如宣德红釉棱形洗，外壁施均匀纯正的红釉，但口沿及棱角处却露出胎体本色的洁白色，十分整齐规整，俗称为“灯草口”、“出筋”，红白分明，对比强烈，使均匀纯正的釉色给人一种富有韵律的美感。
不同的釉色，配用相适应的造型，方能充分体现釉色本身的美感。元、明、清颜色釉产品十分重视釉色与造型的统一。如高温铜红釉有霁红、郎窑红和豇豆红之分，其特征分别为沉稳、奔放、素雅。传世品中沉稳的霁红釉多与大小适中的瓶、壶、炉、洗等结合；浓艳奔放的郎窑红则多与大件的瓶、罐等相结合；素雅柔润的豇豆红则与小巧的瓶、洗、盒、水丞等文具相结合。色彩丰富的颜色釉，与相适应的造型完美地结合在一起，恰如其分地表现出颜色釉的天然丽质，体现出中国传统颜色釉高雅的审美情趣。
颜色釉斑斓缤纷，璀璨多姿的色彩变化，能使人从中品味出深沉的文化内涵，尤其是高温颜色釉，其釉色浓淡层次的变化，可造成错落有致的空间视觉效果，从而使人产生无尽遐想，产生非同一般的艺术效果。当今很多陶瓷创作者利用色釉的颜色变化，在瓷画创作中大量留白，产生蓝天、青草绿地等清新自然的的艺术效果，极富观赏情趣，使人引发高雅的审美体验，领悟到其中蕴含着深厚的文化内涵。中国名瓷网提醒，石家庄市博物馆陶瓷展厅内，馆藏有景德镇现当代陶瓷艺术家的众多颜色釉陶瓷作品，如俞瑞林的双面色釉镶器《牧归图》、《达摩面壁》，徐少波的色釉瓶《丽人行》等，这些作品充分利用色釉图案，饰以美轮美奂的瓷画创作，加上与器型的完美结合，堪称艺术佳作。
古代著名“唐三彩”工艺中的基本色彩有哪些？
唐三彩是一种盛行于唐代的陶器，以黄、褐、绿为基本釉色，后来人们习惯地把这类陶器称为"唐三彩"。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经济上繁荣兴盛，文化艺术上群芳争艳，唐三彩就是这一时期产生的一种彩陶工艺品，它以造型生动逼真、色泽艳丽和富有生活气息而著称。唐三彩的生产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了，它吸取了中国国画、雕塑等工艺美术的特点，采用堆贴、刻画等形式的装饰图案，线条粗犷有力。
唐三彩是一种低温釉陶器，在色釉中加入不同的金属氧化物，经过焙烧，便形成浅黄、赭黄、浅绿、深绿、天蓝、褐红、茄紫等多种色彩，但多以黄、褐、绿三色为主。它主要是陶坯上涂上的彩釉，在烘制过程中发生化学变化，色釉浓淡变化、互相浸润、斑驳淋漓、色彩自然协调，花纹流畅，是一种具有中国独特风格的传统工艺品。唐三彩的在色彩的相互辉映中，显出堂皇富丽的艺术魅力。唐三彩用于随葬，做为明器，因为它的胎质松脆，防水性能差，实用性远不如当时已经出现的青瓷和白瓷。
唐三彩的制作工艺十分复杂。首先要将开采来的矿土经过挑选、舂捣、淘洗、沉淀、晾干后，用模具作成胎入窑烧制。唐三彩的烧制采用的是二次烧成法。从原料上来看，它的胎体是用白色的粘土制成，在窑内经过1000－1100摄氏度的素烧，将焙烧过的素胎经过冷却，再施以配制好的各种釉料入窑釉烧，其烧成温度为850－950摄氏度。在釉色上，利用各种氧化金属为呈色剂，经煅烧后呈现出各种色彩。
釉烧出来以后，有的人物需要再开脸，所谓的开脸就是人物的头部仿古产品是不上釉的，它要经过画眉、点唇、画头发。这么一个过程，然后这一件唐三彩的产品就算完成了。
唐三彩的特点可以归纳为两个方面，首先是造型。从造型方面来讲，它的造型与一般的工艺品的造型不同，与其他时代出土的马也不同。首先它的造型比较肥硕，这个马的品种，据说是从当时西域那边进贡过来的，所以和我们现在看到的马的形状有点不大相同，马的臀部比较肥，颈部比较宽。唐马的造型特点，它是以静为主，但是静中带动，你们看到这是一匹静立的马。但是它通过马的眼部的刻画，马的眼部是刻成三角形的，眼睛是圆睁的，然后马的耳朵是贴着的，它好像在静听或者听到有什么动静一样，它通过这样的细部刻画来显示出来唐马的内在精神和内在的韵律。
唐三彩的另外一个特点就是釉色。作为一件器物上同时使用红绿白三种釉色，这在唐代本来就是首创，但是匠人们又巧妙地运用施釉的方法，红、绿、白三色，让它交错、间错地使用，然后在高温下经过高温烧制以后，釉色又浇融流溜形成独特的流窜工艺，出窑以后，三彩就变成了很多的色彩，它有原色、有复色、有兼色，人们能够看到的就是斑驳淋漓的多种彩色，这是唐三彩釉色的特点。
唐三彩器物形体圆润、饱满，与唐代艺术的丰满、健美、阔硕的特征是一致的。唐三彩的造型丰富多彩，一般可以分为动物、生活用具和人物三大类，而其中尤以动物居多。三彩人物和动物的比例适度，形态自然，线条流畅，生动活泼。在人物俑中，武士肌肉发达，怒目圆睁，剑拔弩张；女俑则高髻广袖，亭亭立玉，悠然娴雅，十分丰满。动物以马和骆驼为多。
在唐右卫大将军墓中出土了一件骆驼载乐俑。这匹骆驼昂首伫立，通体棕黄色，从头顶到颈部，由下颔到腹间以及两前肢上部都有下垂长毛，柔丽漂亮。驼背上架有平台并铺有毛毯。平台上左右各坐胡乐俑二人，而且是背对背而坐，正在吹打乐器，有一俑站在中央，翩翩起舞。这三个乐俑个个深目高鼻，络腮胡须，身穿绿色翻领长衣，白色毡靴，只有前面一人穿黄色通肩大衣。这件高大的驼载乐舞俑精美绝伦，令人赞叹!
唐三彩的产地西安、洛阳、扬州是陆上和海上丝绸古道的联接点。在古丝绸之路上，唐代的交通工具主要是骆驼。可以想见，在沙漠中，人和骆驼艰难跋涉，相依为命，所以人和骆驼有一种亲密感。它那高大的形态和坚毅负重的神情，似乎还带着丝绸古道的万里风尘。
唐三彩是唐代陶器中的精华，在初唐、盛唐时达到高峰。安史之乱以后，随着唐王朝的逐步衰弱，由于瓷器的迅速发展，三彩器制作逐步衰退。后来又产生了"辽三彩"、"金三彩"、但在数量、质量以及艺术性方面，都远不及唐三彩。
唐三彩早在唐初就输出国外，深受异国人民的喜爱。这种多色釉的陶器以它斑斓釉彩，鲜丽明亮的光泽，优美精湛的造型著称于世，唐三彩是中国古代陶器中一颗璀灿的明珠。
伊犁河谷彩陶：绘就千年色彩
陶器的形成，源于对火的应用和对粘土的认识。火在生产活动中的长期使用，使古人逐渐发现成型的粘土经火烧后异常坚硬而且耐水性强。自此，陶器便成为了人类生活中的必需品。
彩陶是新石器时代晚期出现的一种手制陶，它不仅是制陶艺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也是当时人们某种情感、观念和精神的体现。从目前的考古发掘看，我国的彩陶出土量很大，分布地域很广，各类彩陶文化几乎遍及整个中华大地，从东到西，从北到南，像张网纵横交错。它东至浙江河姆渡文化、良渚文化、山东大汶口文化，直到龙山文化及东海峪遗址；西至黄河源头附近区域、仰韶文化、大地湾文化；南边有石峡文化、昙石山文化；北有辽宁、内蒙古的红山文化等。如此众多的彩陶文化遗址，汇聚成了我国庞大的陶器博物馆。
我国最西部的彩陶文化是新疆伊犁河流域文化。新疆地区出土的陶器颇具特色，尤其是彩陶纹饰风格独特，自成一派。某些纹饰虽然受到甘、青地区的影响，甚至借鉴了西方纹饰，但是新疆彩陶纹饰仍然保持本土特色。尤其是挥洒自如的几何纹，巧夺天工的物我融合，使抽象的图案纹饰与陶器的立体空间交汇的质朴无华，这一切展现出先民创造的富有生活气息的、魅力无穷的纹饰模式，为后世开拓了令人心醉神迷的审美空间。
新疆伊犁河流域的彩陶文化属于早期铁器时代文化，年代大约在公元前1000~公元元年。它是我国与中亚地区相邻最近的彩陶文化，在地缘上两者同属广义中亚的范畴，从理论上讲应当存在着密切的关系。尤其是与费尔干纳盆地的楚斯特彩陶文化有着很多相似之处，但绝不雷同。
伊犁地区出土的上百件精美彩陶，主要分布在昭苏县夏台墓地、新源县黑山头墓地、察布查尔县索墩布拉克墓地、特克斯叶什克列克墓地和恰甫其海墓地、尼勒克县穷科克墓地和奇仁托海墓地、尼勒克县加勒克斯卡茵墓地等。从这些彩陶的形制看，有高颈壶、梨形罐、彩陶杯、彩陶钵等，其中尤以无耳、圜底的彩陶器最多且最具地方特色。彩绘多为红色陶衣红褐色彩或黑彩，少数施浅黄色和白色陶衣。纹饰以几何纹为主，主要有三角纹、斜线纹、网格纹、棋盘纹、杉针纹等，另外还有逗号形纹、垂带纹等。伊犁是一个水草丰盛，是马背民族游牧的好地方。这些彩陶的发现，有助于了解游牧民族的生活习惯和爱好，揭示出其生活中的一个侧面，具有一定的历史文化背景。彩陶表面连续性的几何纹饰，它充分运用线的特征，把曲线、直线、折线等组合在一起，上下连续，给予跃动的视觉感受，再加上粗、细线的变化，使纹样颇具生气。前后上下的连续并不是重复，而是线纹丰富的审美内涵，更显示出作者对于大自然独具慧眼的观察力，从而创造出高于生活自然形态的抽象纹饰，给人以更为含蓄的内在美。游牧人情趣所致，使几何纹生动而不呆板。
新疆伊犁地区的彩陶纹饰，与其地域生态环境有着密切联系。北疆山区面积很大，天山以北的崇山峻岭中，那高大挺拔的雪岭云杉，连绵数公里，体现了大自然的雄厚气魄。例如，出土于察布查尔索墩布拉克墓地的彩陶钵(图1)，其纹饰即是云杉的松针为主线的杉针纹。那叶如针的衫纹，展示了其内在生命的张力，作者巧妙的安排枝叶相连的关系，提取自然中抽象、象征的意蕴，寄托着作者对自然的丰富情感，使杉针纹显得端庄典雅。陶钵的下半部，绘出波状起伏的山脉纹，衬出杉树的自然环境、氛围与流动的线感。致使整体构图相交融汇，色线生动，余韵无穷，显示出情景交融的绝妙境界。而尼勒克县吉林台墓地出土的高领单耳彩陶壶(图2)、彩陶壶(图3)和单耳彩陶杯(图4)的线纹富于变化，不难看出作者注重的是其装饰性。尤其是这件高领单耳彩陶壶通体红衣红彩，规整的棋盘格纹和整齐的线纹交错搭配，纹饰变化多样，层次感很强。
此外恰甫其海墓地出土的彩陶的形制很特别，彩绘的纹饰规整高雅，不难看出作者工笔干净利落，如(图5)所示，这件单耳彩陶壶收口鼓腹的形制，加上网格纹、线形纹的彩绘纹饰使得整件器物显得古朴淡雅，似乎透过它能看到当时作者优雅安静的心境。
其实，伊犁河谷出土的各类彩陶很多，它们的主人可能是活跃在伊犁草原的塞人、乌孙人、突厥人等，这些都为我们更深一步的研究工作展开了更广阔的领域。彩陶上的纹饰，以富有意匠的装饰构成和装饰形式美法则的应用，以穿插有致的装饰线条和合理的装饰部位，使彩陶的造型更富有美感，更加衬托出造型的艺术魅力，使彩陶的实用和审美功能都得以充分体现。从它们的精美程度我们不难看出当时豁达的游牧者们细腻的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