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彩瓷成熟于明代,发展过程中有两个高峰时期,分别为明代嘉靖万历时期和清代康熙时期,两者风格相近,又各具特色。国内外收藏者对五彩瓷的热度不尽相同,今天小编就带您分析下国内外收藏市场对五彩瓷的不同态度。
目前所见最早的青花五彩瓷是宣德时期的官窑作品,传世极少,仅见西藏萨迦寺有收藏,景德镇珠山明代御窑遗址有少量出土,相信宣德窑五彩在明中期也难为藏家所见,更谈不上外销了。中外对五彩瓷器的态度分歧始于万历时期,万历五彩深得当时日本社会的喜爱,许多五彩瓷器销往日本后为上层人士所珍视。入清以后,日本人仍然痴迷于五彩,不惜重金求购,国内也因此出现了仿造之风。
而在当时的国内,五彩瓷并未像在日本一样受到推崇,青花瓷才是主流产品,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青花瓷十分普及,至今国内留存这一时期的青花瓷也很多。这种观念一直影响到清初,时人叶梦珠在其著作《阅世篇》中对嘉靖一朝青花尚且推崇至备。晚明时期,随着外销瓷器市场的扩大,瓷器大批涌入欧洲诸国。欧洲社会对五彩瓷器的钟爱并不逊于日本。由于五彩瓷器的色彩对比强烈,在视觉效果上与欧洲建筑的居室装饰色彩十分搭配,故大为流行。欧洲商人遂大力收购并运往欧洲销售,造成了五彩瓷出口数量巨大。可以这么说,明中后期景德镇生产的五彩瓷大部分是专为海外市场制作的。
清以后,清政府实行禁海令,景德镇瓷器外销被迫中断,中国的五彩瓷器被日本生产的“伊万里瓷”代替来满足欧洲市场的需要,由此可见欧洲社会对五彩瓷的钟爱。当清廷收复台湾后,重开海禁,瓷器贸易旋即重新步入繁盛期。
康熙五彩得以大力生产并且水平高超独步有清一代的最根本原因在于有着强劲的海外市场推动。当时绝大多数五彩瓷器的生产是基于外销的目的,因此留存在国内的甚少,这也是为什么五彩瓷在国外比在国内多见的主要原因所在。
同时期国内社会对五彩瓷的态度却与国外截然不同。有清一代的官窑瓷器,除了康熙一朝有五彩外,其他时期多为青花、粉彩、单色釉,清代民窑也很少再生产五彩品种,除了光绪时期出于仿古谋利的目的才有大量仿制以外。这就说明在康熙以后的100余年里五彩瓷器几乎被国人忽略了。
正是由于欧洲人、日本人长期以来对五彩瓷情有独钟,在这种传统的审美和收藏心态支配下,到了清末民国时期,国外古董商纷纷来华收购在中国国内留存的五彩瓷器。当时国内藏家多偏重宋瓷与永宣青花、雍乾官窑,认为五彩俗气,不够高雅,因此价位也甚低。一些精明的中国古董商趁此机会大量的为海外收购五彩瓷,造成国内的五彩瓷器严重流失,在国内留存下的精美者甚少,故今天的国内收藏群体难以接触到上好的五彩瓷器,自然也就无法激发他们的收藏欲望,更谈不上五彩瓷的专题收藏了。较之于其他品种,如青花、粉彩、斗彩等,五彩瓷明显缺乏一个收藏的历史传统。
五彩瓷在海外市场上最辉煌的一笔是在2000年香港苏富比拍卖会上,一件明嘉靖五彩鱼藻纹盖罐以高达4404.475万港元成交,成为当时成交价最高的中国瓷器,直到今天也被业内津津乐道。此后,五彩瓷在海外市场上虽然未再有如此惊人的表现,但也屡屡创出佳绩。在2002年香港佳士得拍卖会上,一件明万历五彩龙纹出戟花觚以474.25万元成交。2003年香港苏富比拍卖会上,一件明嘉靖五彩鱼藻纹罐以434万元成交,一件清康熙珊瑚红地五彩牡丹花卉纹碗以386.51万元成交。在2005年,香港苏富比拍卖会上,一件明万历五彩荷塘鸳鸯图蒜头瓶以428.24万元成交,一对清康熙五彩果鸟图碗以549.96万元成交;香港佳士得拍卖会上,一件清康熙珊瑚红地五彩花卉内绘果实纹碗以428.24万元成交。在今年香港佳士得春拍中,一对清康熙五彩果鸟图碗以549.96万元成交。
而在内地拍卖市场上,五彩瓷根本无法体现出应有的市场地位,能获得较理想价位者寥寥,目前市场最高价为一对清康熙御制珊瑚红地五彩九秋图碗以495万元成交,此外,清雍正五彩山水人物笔筒以220万元成交,清康熙珊瑚红五彩花卉纹碗以165万元成交,明万历青花五彩人物图盖罐以121万元成交。
虽然内地藏家这种审美传统绝非一朝半夕所能改变的,但对五彩瓷在海外市场上的受追捧也不应该再继续视而不见下去了,同样内地的拍卖公司也应该在五彩瓷市场的培养上多下些功夫。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相信五彩瓷在内地市场上会大放异彩。
[摘要]:元代以景德镇为中心的彩瓷有了新的发展。和其他瓷窑相比较,景德镇的彩瓷由于采用高岭土制成,瓷器质量大大提高,从质量和品质上看优于其他地区的彩瓷。烧制出青花、釉里红、青花釉里红、蓝釉白彩、蓝釉金彩、红绿彩、戗金五彩、青白釉褐彩等品种。
我国最早出现的瓷器都是单色釉,有青釉、黒釉瓷器。到三国时期出现最早的釉下彩绘瓷器。如南京出土的青釉釉下彩绘羽人图壶,釉下绘有褐彩纹饰。
唐宋时期是中国彩瓷的发展时期,除南方地区的越窑、长沙窑为代表的青釉褐彩、青釉褐绿彩以外,由于北方瓷业迅速兴起,出现白釉绿彩、白釉黑彩、白釉褐彩、唐三彩、金三彩、辽三彩等品种。
元代以景德镇为中心的彩瓷有了新的发展。和其他瓷窑相比较,景德镇的彩瓷由于采用高岭土制成,瓷器质量大大提高,从质量和品质上看优于其他地区的彩瓷。烧制出青花、釉里红、青花釉里红、蓝釉白彩、蓝釉金彩、红绿彩、戗金五彩、青白釉褐彩等品种。
明清时期是彩瓷最为兴盛的时期,彩瓷空前发展,从数量和品种上大大增加。除青花、釉里红品种以外,还有斗彩、五彩、红绿彩、素三彩、青花五彩、白地绿彩、白地赭彩、粉彩、珐琅彩等。清代更是各种色地彩瓷的繁荣时期,品种更加丰富。
五彩是彩瓷发展的又一新的阶段,最早出现于元代,在金代三彩的基础上,景德镇烧制出元代五彩,器物有高足杯、玉壶春瓶等。九十年代见到的戗金五彩,是在景德镇烧制的卵白釉瓷器上,采用进口料绘制而成,纹饰类似堆粉,突出于器物表面,纹饰有花卉、龙纹等。色彩以紫、白、孔雀绿、黄诸色,有些施加金彩,故有戗金五彩之称。自元代开始,五彩瓷器逐渐流行,尤以明代嘉靖、万历时期和清代顺治、康熙时期的五彩瓷器最为著名。
从陶瓷学上界定,原始瓷应该是介于陶器和瓷器之间的一个时期。迄今为止,考古发现最早的中国陶器是20世纪后半叶在江西万年县仙人洞遗址出土的距今约12500年的夹粗砂红陶。浙江也是中国较早制造陶器的地区。迄今发现浙江最早的制陶实物,距今约11000-9000年的浦江上山遗址。这些陶器的特征是火候低、陶色不纯、厚薄不均、内壁凹凸不平,制陶技术相当原始。
中国古代史籍中多有关于制陶的记载。《太平御览》卷78引《逸周书》:“神农之时,天雨粟,神农耕而种之,作陶、冶、斤、斧。”《史记·五帝本纪》里有“舜耕历山,渔雷泽,陶河滨,作什器于寿丘。”神农为何人?神农即神农氏,也即炎帝,是远古神话传说中的太阳神。传说炎帝神农,人身牛首,三岁知稼穑,长成后,身高八尺七寸,龙颜大唇。神农氏本为姜水流域姜姓部落首领,后发明农具以木制耒,教民稼穑饲养、制陶纺织及使用火,功绩显赫,以火得王,故为炎帝,世号“神农”。
2001年5至7月,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萧山区博物馆对跨湖桥遗址进行第二次发掘,出土了一大批陶、石、骨、木器,其中陶器复原器近150余件,器物形态及其组合迥异于余姚河姆渡、罗家角等附近地区发现的早期文化遗存,可明确为一个新的、独立的考古学文化类型。而且在出土的小陶釜中发现了盛有煎煮过的草药,印证了史前“神农尝百草”的美丽传说。
起初,作为实用器的陶器,丰富了人们生活的内涵,改变了生活习惯,提高了生活质量。之后,陶器走向了实用和审美的结合,陶器由朴实、素雅变得华丽而富有文化、精神内涵,这是一种进步,也是一种升华。人类对美的追求确立了人类的价值规范。原始瓷在文明时代开始的商朝已经出现,从它的釉料使用和胎体结构看,比陶器是进了一步。这种进步,是经过了人类几千年的探索和发现。人类历史上的任何一次科技进步都是经历了漫长的积淀,一代一代的叠加,丰富了深度和厚度。中国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文字便是刻在陶片上的文字———“刻契陶文”。由原始瓷到瓷器,人类也经历了一千五百多年的思考、探索和实验。我国著名的考古学家夏鼐先生曾说:“原始瓷(ProtoPorcetain即加釉硬陶)的烧造,当为南方长江下游地区的发明……后来在长江下游地区逐渐改善,终于在汉末出现了瓷器,成为中国文明的特点之一。”
陶器的出现,离不开人类对火的认识和使用,它承载着不同时期社会经济与文化的面貌,可谓脱胎于烈火的精灵
陶器,是用泥土制作成型,然后经火烧成的一种器具,是人类首次把一种天然物质加工而转变成另一种物质的发明创造。自它出现起,满足了人类对于烹饪、盛放和储藏食物的需要,大大改善了生活条件,并由此陪伴着人类文明的进程直至今日。在考古人的眼中,陶器的考察范围包括原料、烧制工艺、器型、纹饰等方面的传承或变化,承载着不同时期社会经济与文化的面貌,可谓脱胎于烈火的精灵。
陶器的出现,离不开人类对火的认识和使用。一般认为旧石器时代早期,人类已经学会使用火,考古资料证明,我国山西西侯渡旧石器文化遗址,以及云南元谋人化石地点,都发现过原始先民的用火遗迹。在旧石器时代中、晚期,我国原始先民已经掌握了用火的本领,从此告别茹毛饮血的生食时代,开始了熟食生涯。
食用熟食和定居生活使人类产生了对烹饪、储藏等食物器皿的需要,土与火的结合便成为陶器产生的契机。原始先民或许偶然从经过火烧的泥土变的坚硬而受到启发,由无意的发现到有意的试验,逐渐懂得用水和泥转制成型,经火烧烤变成陶器。
所谓最早的陶器,只是一个相对概念,迄今尚难对此有明确的时间界定,也难以有具体的描述。考古发现我国最早的陶器遗存,有江西万年仙人洞、广西桂林甑皮岩、江西潥水神仙洞以及河北徐水南庄头等多处,其中最早的已经超过一万年,证明我国也是陶器起源的故乡之一。
夹砂红陶罐,1962年江西万年仙人洞出土,为我国境内迄今发现最早的可基本拼凑成型的陶器。
新时期时代的陶器,从陶色来分,有红陶、灰陶、黑陶、白陶、彩陶等品种,另有一些过渡性的间色,如红褐陶、灰褐陶、灰黄陶、灰黑陶等。陶色的差异,通常与制陶原料和烧成气氛等有关。
原料。制陶原料是黏土,人类在实践中认识到黏土的可塑性,从旧石器时代起,原始先民就已经用黏土塑造某些形象,如一万多年前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洞穴遗址中,曾经发现野牛和熊等黏土塑像。
黏土中多伴有不同杂质,如果制陶的黏土含铁量较高,在氧化气氛中就烧成红陶;在还原气氛中则烧成灰陶;倘若火焰控制不佳,灰陶发色就不纯,成灰黑色或灰褐色,质地也较为疏松。
根据陶质可区分为泥质陶和夹砂陶两大类。夹砂陶是在陶土中掺入砂粒等羼和料,目的是为了提高陶土的耐热和耐急变性能。除砂粒外,其他羼和料还有蚌壳末、云母片末、炭粒屑、草壳、谷壳以及碎陶片等等。
火焰。如果用陶土抟制成型而不经火烧,只能称为土器,遇水则化泥。最初人们在地上点火直接烧器,燃烧时火焰充分接触空气中的氧气,这就是所谓的氧化气氛。毋庸置疑的是烧制温度越高,陶的质地就越好。
新石器时代陶器的烧成温度普遍较低,同时存在地域的差异:黄河流域一般为900℃—1050℃;长江中下游一般为800℃—950℃;华南地区早期陶器为680℃,晚期则达到900℃—1100℃。
窑炉。随着烧陶经验的不断累积,先民修建陶窑以求获得更高的火焰温度。考古所见较早的陶窑以仰韶文化中地下穴窑为代表,陶窑的发展经历了横穴窑到竖穴窑再到地上窑的过程,陶窑的密闭性也越来越好。在新石器时代中、晚期已经可以在各地的出土陶器中看到灰陶的身影。相对于红陶,灰陶质量更高。到龙山文化时代,灰陶已经取代红陶而居于主要地位,此后绵延不绝,成为我国历史上陶器的生产主流。
陶色的不同,既有原料、工艺条件上的原因,又有时代、地域和文化习俗等方面的复杂因素。如白陶集中出现在黄河下游的大汶口文化和长江中游的湖南大溪文化,具有较明显的地域特色;红陶、灰陶、彩陶出现于母系氏族社会的繁荣时期;父权制确立后,则出现了精美的黑陶和白陶,其时代性也较为明显;而彩陶的纹饰和黑陶、白陶的流行,可能还与某种原始宗教信仰、礼仪习俗和文化心理有关。
彩陶是我国新时期时代广泛流行的一种精美陶器,主要特征是在陶胎上用红、黑、白、赭等颜色进行描绘,再经过压磨后烧制而成,其彩绘不易脱落。经光谱分析,赭红彩中的主要色剂是铁,黑彩中的主要着色剂是铁和锰,白彩中除了少量的铁外,基本上没有着色剂。
原始社会各个文化时期的彩陶纹饰,是一种观念形态的艺术形象,它是新石器时代的先民在没有阶级、没有剥削的原始社会制度下的产物。人类在长期的劳动实践中,从渔猎、采集,到农耕生活,获得了艺术创造的源泉,并大胆发挥了想象力,把自然事物提炼为艺术形象并作为彩陶的装饰。例如漩涡纹常见于河流附近的文化类型当中,漩涡的线条形象地传达了来自河流的影像;垂嶂纹是从张挂的渔网中变化而来;网格纹更与编结的渔网完全一致;陕西西安半坡遗址出土的各种鱼纹盆、山西夏县西阴遗址出土的彩陶纹,则以写实的手法,刻画出鱼、花朵等生动的形象。在马家窑文化类型的彩陶上发现了一些“○”或 “#”等纹饰,应与当时的水井有关。有证据表明,在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晚期已经出现了水井。
进入夏商周三代,我国跨入了青铜文明时代。青铜器成为当时最先进的生产力代表,也是贵族身份、权利、地位的绝对象征。与此同时,陶器的制作工艺更趋精湛,其中的代表即铸造青铜器所使用的陶制模范。
模范的制作工艺非常复杂,先要取土,精心筛选地表下一米的马兰黄土;在和泥的同时添入一定比例的草木灰和细沙,以此使做出的模范具有韧性和透气性,继而制作“模、范”。模要设计成青铜器的样子,纹饰凸起;范是用泥块压到模子上翻的,所以是凹下去的。由于铜的熔点高,模范还要进行阴干和烘烤,最后化铜、浇注、剥离、打磨,一件璀璨夺目的青铜器就此产生。可以说,璀璨的青铜艺术正是脱胎于陶器的怀抱。
秦汉时期,秦始皇兵马俑的出土,不仅是我国文物考古的又一次重大发现,更集中展示了秦代制陶工艺和雕塑艺术已达到承前启后的新境界。时至东汉,制陶工艺逐渐迈向另一个高峰:原料愈加精选,陶窑结构更趋合理使火焰温度更高,并且在器胎表面人工施釉,瓷器开始正式出现。此后,陶、瓷并用并称延续两千年至今,甚至成为国人文化内涵的象征之一。
陶器和瓷器是人们经常接触的日用品,有时从表面看来很相似,但是,它们毕竟各有其特色而不同。
陶器一般是用陶土作胎。烧制陶器的温度大体在900-1050℃之间。若温度太高,陶器就要被烧坏变形。陶器的胎体质地比较疏松,有不少孔隙,因而有较强的吸水性。一般的陶器表面无釉,即使有釉也是低温釉。
我国烧制陶器的历史约有1万年之久。原始社会制造陶器,开始是用手工捏制的方法制成一定器形,后来发展为将陶土搓成粗细一样的泥条,再把泥条盘筑成一定器形,将其内外用手抹平。到父系社会阶段出现了轮制法。进入封建社会后,又发明了模制法,即将陶泥填入模中,脱出器物的全形。人们推测,最原始的烧制方法是堆烧法,把晒干的陶坯放在露天柴草中烧。在六七千年前,开始使用陶窑烧制陶器。
文物考古工作者根据陶器的颜色,把陶器分为红陶、灰陶、彩陶、白陶、彩绘陶、黑陶和釉陶等系列。
红陶是原始社会最常见的一种陶器,它的颜色有如红砖色。这是在烧窑时,充分供应气体,形成氧化气氛,使陶土中的铁转化为三价铁,便呈现出红色了。
灰陶即指陶器为灰色或灰黑色。这是在烧窑后期,控制火候,形成还原气氛,由于窑中缺少氧气,陶土中铁的氧化物转化为二价铁,陶器便呈灰色或黑色了。灰陶最常见,一般都比较粗糙。
彩陶是陶器入窑前,在陶坯上进行彩绘,烧后有赭、黑、白等色。西安半坡遗址的人面鱼纹盆即为一例。
白陶,即白色的陶器,这是新石器时代后期才有的,主要是因为陶土中氧化铁含量少,排除了一些色素的干扰便呈现白色了。
彩绘陶也是带彩色的,它和彩陶的区别是陶器烧成后再着色。由于颜色没有经过焙烧,与坯体粘结不牢,很容易脱落。西安出土的秦兵马俑就属于彩绘陶。
黑陶是指光亮漆黑的陶器主要见于母系氏族社会阶段。这是在焙烧后期用浓烟熏翳,使烟中的碳微粒渗入,充填陶器的空隙,便能呈现黑色。黑陶制品中有的壁像蛋壳一样薄,被称为“蛋壳陶”,十分珍贵。
釉陶是指陶器表面有一层石灰釉的陶器。釉的主要成分是氧化硅、氧化铝、氧化钙、氧化钠等,用石灰加粘土就能配制成,烧融后呈一种玻璃态。在釉中若再加进一些金属氧化物如氧化铜、氧化钴等,焙烧后就会出现绿、蓝等色泽,常见的唐三彩就是釉陶。
中国陶瓷,发达最早,首先使用釉及窑火的伟大艺术,千变万化,无涯无尽,技术达世界最高峰。
大约在1万年到7千~8千年前,我们的祖先在使用磨制石器、过着渔猎生活的时代,就开始创造了原始的陶器。制造的方法有篮制、模制、手捏、圈泥和转盘等几种。
关于陶器的发明,恩格斯作过科学的阐明,他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指出:“可以证明,在许多地方,也许是在一切地方,陶器的制造都是由于在编制的或木制的容器上涂上黏土使之能够耐火而产生的。在这样做时,人们不久便发现,成型的黏土,不要内部的容器,也可以用于这个目的。”
原始陶器的制作和编织物的产生,是人类最古老的发明和创造。在人类文化发展的过程中,陶器的发明曾经起过极其重要的作用。
在中国陶瓷史上,有许多伟大的发明创造。原始社会的彩陶和黑陶;商代的白陶、硬陶、釉陶;汉代的近似瓷的釉陶;西晋的青瓷。唐代的三彩陶,宋代的此砂陶,明代的青花、五彩瓷器,清三代瓷器,等等,都驰名中外。在英文字典里,陶瓷和中国是同一个单词“CHINA”,古代中国在世界上享有“陶瓷之国”之美称。
陶器的发明是人类进入新石器时代的标志之一。经过长期的生产实践,古代人类发明了制陶技术。学会制陶,对农业的发展与定居生活有着重大意义。
中国产陶,历史悠久,古代文献上早有记载。《周书》里有“神宜耕而作陶”,《路史》里有“燧人范金合土为釜”,《资治通鉴》里有“黄帝命宁封为陶正”,《吕氏春秋》里有“黄帝有陶正昆吾作陶”,《物源》里有“轩辕作碗碟”,《周礼.考工记》里有“虞氏上陶”,《史记》里有“舜陶于河滨”等记载。
中国陶器始于何时?过去没有确切的定论。近几年来,考古工作者用放射性同位素对出土古陶器进行科学测定,确定中国制陶工艺始于6000多年以前的新石器时代,这一时期的陶器以“彩陶”和“黑陶”为代表。1921年,瑞典人安特生(J.G.Anderson)在中国河南省渑池仰韶村,首先发现新石器时代晚期人类遗址中有一批精美的彩绘陶器,绘有红、黑或紫色的几何图案,考古学家称之为“彩陶”,并称这一时代的文化为的“仰韶文化”。1928年,吴金鼎在山东省历城龙山镇城子崖,发现许多黑色陶器,这是新石器时代的末期继仰韶文化之后发展起来的,器形浑圆端正,乌黑发亮,考古学家称之为“黑陶”,并称这一时代的文化为“龙山文化”。这就是中国史前文化阶段的两个主要系统。此外,还有与仰韶文化同时发展的“马家滨文化”,有与龙山文化同时发展的“齐家文化”,以及“青莲岗文化”、“屈家岭文化”等等,也多以红陶,灰陶、彩陶、黑陶为主。
广义的陶器可分为四类:土器、炻器、陶器和瓷器。土器,坯质粗松,多孔,色泽不洁,成陶火度最低,有吸水性,音粗而韵短,如砖瓦钵;炻器,坯质致密坚硬,取天然泥色,成陶火度在1010oC~1020oC,无吸水性,音粗而韵长,如紫砂陶;陶器,坯质孔较细,上釉,成陶火度较高,有吸水性,音粗而韵短,如缸、瓮、罐、坛;瓷器,坯质致密透明,上釉,成陶火度最高,无吸水性,音清而韵长,如江西景德镇的产品。
远在石器时代宜兴就开始制陶,宜兴鼎蜀镇窑场是世界炻器的发源地,它在新石器时代的晚期已经大量生产陶器。每一时代都各有其不同的文化,并且或多或少地呈现一种独特的生活样式。因为隐患的使用在表示文化上连续时代开始的标准不如家畜、铁或文字的使用等来得明显,所以人们采用制陶术作为表示时代的标准,便需要说明理由。陶器的制造假定着村落生活的存在以及简单技术的出现。
近年来,在文物普查工作中,考古学家陆续在宜兴的鼎蜀、张渚和杨巷等地发现大量古文化遗址表明,早在氏族社会,这里的先民就开始从事农业和陶业劳动。距今约5000~6000年以前,宜兴出现了原始部落。归径乡的南唐村、骆驼墩,邮堂乡的西溪村先后都发现了属于这时期的原始文化遗址。骆驼墩是一处距今5000多年的原始村落遗址。村落选择在地势高爽的土墩上。当时的人们已普遍制造和使用磨制石器,用石斧、石锄等开垦荒地、种植庄稼,过着以种植业为主的定居生活。还进行采集、渔猎和饲养家畜。骆驼墩原始人已能建造低矮简陋的房屋。当时的手工业也有了发展,人们已普遍使用陶器(有红陶盆、陶鼎、陶碗等),而且在西溪村原始文化遗址出土了陶壶和陶罐。在这些遗址上,与粗糙的或打磨的石器一起出土的丰富的夹砂工陶、泥质红陶、白衣黑陶和灰陶的碎片。器皿的成型方法,基本上是手制,也兼有轮制的,较晚的泥质红陶上面,可以看到简单的方格纹。骆驼墩原始人是按母亲的血统来定亲属关系,处于母系氏族阶段。
距今约4000~5000多年以前,宜兴进入了父系氏族公社。原始村落逐步发展到近河旁的高地和山麓南坡上,由几个相邻的居民点组成一个村落。宜兴的杨巷、鼎蜀、张泽、铜峰、新芳、善卷等地先后都发现了这一时期的原始文化遗址。其中以杨巷镇一处新石器中晚期的文化遗址最为典型。在今杨巷东北部的三块高地,以蛳螺墩(也叫城头地)为中心的原始村落有很大规模,周围面积达300多亩。原始的农业已得到较快发展,出土了大量的磨制石器。这时的石器工具出现了石镰、双翼形石耕田和半月形双孔石刀、石犁。手工业主要是制陶业发展起来,出土了大批古陶器,其中有完整的红陶鼎,大部分为日用器皿,造型多样。烧造陶器的温度达800oC~700oC。杨巷原始遗址还出土了多种陶纺轮,说明当时人们已经掌握了原始的纺织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