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粉彩花鸟纹座镜
民国粉彩婴戏纹盖
民国粉彩松竹梅纹赏瓶。
民国珊瑚红描金塘缸
民国粉彩花卉纹橄榄瓶。
民国云居轩粉彩山水笔筒
在烽火连天、饿殍满地的38年岁月里，正如民国时期的文学、戏剧、音乐、美术、书法、学术、教育等领域仍然取得辉煌成就一样，民国瓷器尤其是艺术瓷器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使中国数千年陶瓷事业得以延续和发展。
由于生产工艺和技术的改进，瓷绘名家艺术个性的释放和发挥，中西文化艺术交流的影响，现代绘画形式的感染，社会风气民主化、平民化、人本化程度的提高，以及上流社会的各种特殊需求等，民国瓷器在品种的创新和开发方面、内容和形式的丰富性方面，成绩可观，硕果累累，充分体现出古今相交、中西相融、雅俗共赏的时代文化特色。
民国“御瓷”，藏家眼中的现代官窑
官窑是由官方营建或主持烧造的瓷窑。官窑瓷器专供皇宫使用，只求质量，不计成本，代表着当时瓷业的最高水平。随着清王朝的覆灭，绵延数千年的官窑制度也告终止。
民国时期的一些统治者为了给自己或统治集团装点门面，也曾指定专人，设计专门样式，特意制作过成批的专用瓷器，其质量和水平并不亚于封建时代的官窑瓷器，完全可以称之为“现代官窑”、民国“御瓷”。
在多种民国官窑中，袁世凯特制的“洪宪瓷”是最有名的。他效仿以往的皇帝，命令景德镇烧制精瓷，以备御用。为此，他从故宫中选择出雍正、乾隆、嘉庆等各朝瓷器精品做样本，命郭葆昌筹办洪宪御窑，还想重建御窑厂。一种说法是，原定要生产4万件瓷器，但因时间等原因结果只完成了6000件。这批瓷器除增加一些新的造型外，基本沿用传统制作工艺，但彩绘比清代瓷器更胜一筹。为袁世凯特制的“居仁堂制”款的粉彩瓷器，都具有清代宫廷用瓷的风格。袁世凯灭亡后，主事者为了收回本钱，将未烧成的洪宪瓷底款改写为清代雍正、乾隆等不同年款，因此这批“洪宪瓷”中有些造型、工艺虽然完全一样，但却有雍正、乾隆等不同的底款。
后来有人将一批“洪宪瓷”转往香港，香港著名文物鉴藏家杨铨先生便将这批共600余件的“洪宪瓷”悉数购得。1959年国庆十周年前夕，杨铨把家藏的5542件珍贵文物全部无偿捐献给广州市政府，这里面就有那600余件“洪宪瓷”。
当代民间藏有一个粉彩碧桃胆瓶，为袁世凯“洪宪”年间制作。据说，由于当时瓷工对袁世凯称帝不满，就利用胆瓶造型及画面的谐音寓意袁世凯“胆小”，而瓶体化“碧桃”则寓意“必逃”，即“洪宪必亡”。因此，这件瓷器既有雍正粉彩的精湛华美，更是历史事件的重要见证。
“静远堂制”款瓷器为北洋时期大总统徐世昌的专用品，包括瓶、碗、杯、壶等，均模仿雍正粉彩精细的艺术风格。“延庆楼制”款瓷器为北洋时期大总统曹锟的专用品，此款瓷器多为大瓶。“双照楼制”款瓷器为曾任广州国民政府主席的汪精卫的专用品，署此款的瓷器甚为罕见，传世有白釉碗。
1949年4月24日，解放军占领南京总统府后，于当天就开始对总统府中的物品进行清理，在餐厅中，发现了大量珍贵的景德镇青瓷餐具。这就是1930年代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专门在江西景德镇定制的一批瓷器，人称“国府御瓷”。TaOci52.com
与蒋介石有关的特制瓷器，包括蒋介石用瓷、祝寿瓷和国府礼宾瓷，数量不在少数。在庐山一座博物馆的展品中，就有蒋介石用过的“蒋”字瓷盘。1947年，蒋介石和宋美龄以他们的名义将特意定制的高级成套瓷器赠送英国王储伊丽莎白公主，作为祝贺她结婚的礼品。
民国“御瓷”的制作尽管是出于统治者和统治集团的个人爱好或特殊需要，但在客观上也对民国瓷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刺激和推动作用。袁世凯令人为英国国王乔治刻制瓷像，蒋介石赠送英国王储伊丽莎白瓷器，作为高贵的国礼，都在世界上对民国瓷器作品起到了重要的宣传作用。
“珠山八友”,引领民国瓷行情
在京、津、沪等大城市，“珠山八友”等名家的作品引领民国瓷器行情，其价格成倍增长，已经成为一些重要拍卖会瓷器专场的重头戏。
民国艺术瓷代表着民国瓷的最高水平，也是民国瓷在中国几千年陶瓷史上得占一席重要之地的最重要的筹码。这不得不归功于以“珠山八友”为主要代表的景德镇艺术大师们。“珠山八友”是中国陶瓷发展史上的第一个艺术流派，开辟了陶瓷装饰与陶瓷绘画相结合的新天地，将粉彩绘瓷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珠山，是一座小山丘，现处于景德镇老市区的中心，原为“立马山”，因四周山势蜿蜒，有“五龙抢珠”之说，所以又被人们称为“珠山”，也被人们当做景德镇的别称。又因珠山是昔日龙珠阁和明清御窑厂所在地，所以制瓷名家在绘瓷后落款时常常不用“景德镇”而用“珠山”。
清末民初，御窑厂倒闭之后，一批知名瓷画艺人转入民间，新粉彩逐渐进入全盛时期。其先驱是汪晓棠和潘匋宇，继之而起的是以王琦为首的“月圆会”，因每月十五聚会而得名，人称“珠山八友”。当时“珠山八友”中的人物画家王大凡曾绘有《“珠山八友”雅集图》。“珠山八友”并非都是江西人，却云集景德镇，定时探讨瓷绘艺术。他们多以八人合作的形式，画八块长条瓷板组合成一套画屏销售，人见人爱，销路极畅。
关于“珠山八友”的具体成员，据“珠山八友”中最年轻的艺人刘雨岑回忆，当年参加月圆会经常一起论画的艺人有王琦、王大凡、汪野亭、邓碧珊、程意亭、徐仲南、田鹤仙、刘雨岑八人；而“珠山八友”的另一位成员王大凡则回忆为王琦、王大凡、毕伯涛、汪野亭、程意亭、刘雨岑、邓碧珊、何许人八人，而无徐仲南、田鹤仙。
实际上，“珠山八友”与“扬州八怪”一样，是指一个画家群体。他们主张画必有意，画风与书法款识多追求清代“扬州八怪”的风格，戮力把诗、书、画、印与制瓷工艺完美地融为一体，成就斐然。“珠山八友”生前就名扬海内外，特别是在港澳地区和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他们的瓷艺作品备受推崇，价格不菲。
作为当时绘瓷领域的顶尖人物，“珠山八友”各有所长，各显其能，各领风骚。如王琦擅写意人物，邓碧珊工鱼藻，徐仲南精松竹，田鹤仙专梅，王大凡专人物，汪野亭尤工于青绿山水，程意亭擅山水花鸟，刘雨岑草虫尤为一绝。即使同画一种题材，他们也能发挥各自的文化修养、运用各自的艺术技巧，绘画出不同风格的作品。
民国瓷，要藏就藏细粉彩
民国瓷收藏红火是大势所趋，目前机遇很多，应主要投资收藏民国时期细路瓷器，特别是细路粉彩瓷器，即藏家俗称的“细粉彩”。
行里人通常把瓷器分为细路瓷和粗路瓷两大类。细路瓷的胎质坚致、洁白、细腻、莹润，虽是手拉坯，却很少见旋痕。器物造型生动、秀美、端庄、大方，底足边线整齐。在绘画装饰上，其图案构思严谨，笔法细致，设色和谐，风格优雅。
据统计，最近5年，民国瓷器的价格上涨了10倍。由于民国“细粉彩”身价陡升，成为市场俏货。一些制假者大量仿制民国精品。这些出现于市场的仿品，器形、纹饰、釉彩、釉色无一不肖，收藏者稍有疏忽即致“中招”。
专家普遍认为，购藏民国细粉彩主要应从两个方面考虑：一个是作者的艺术地位和作品的艺术价值，一个是器物的完整精美程度。就器物而言，首推瓷板画，最好是四块以上的套屏；插屏、挂屏上用于观赏的瓷板，其价值远远强于一般日常家具上的瓷板。同一个作者的作品，细致的比粗率的价值高。
在明清官窑瓷器长期占据瓷器收藏市场优势之后，近年，民国瓷器出现了行情看涨的势头。特别是民国的精品瓷器，颇受收藏者青睐。在京、津、沪等大城市的拍卖行和古玩市场里，“不要小看民国瓷”已被越来越多的人认可。“珠山八友”等名家的作品更是收藏者追捧的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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拨云见日民国瓷
随着整个艺术品市场的走好，民国瓷器也日益受到国内藏家重视，有的市场价格已近70万元，甚至超过晚清官窑的作品
专家认为，民国瓷器精品无论从烧造技术上，还是图案设计、绘画技法上，都不亚于清晚期的官窑瓷器就瓷器收藏来说，藏家历来以高古和明清瓷器为主流，民国瓷器则向来不受重视。与动辄创下千万元天价的古瓷相比，民国瓷器显然要平实得多。随着整个艺术品市场的走好，民国瓷器也日益受到国内藏家重视，有的市场价格已近70万元，甚至超过晚清官窑的作品。
在2004年太平洋春拍的瓷器专场，民国瓷器表现抢眼，推出的16件民国瓷器精品仅1件流拍。其中一件民国粉彩羲之爱鹅纹观音瓶以2.75万元成交；一件粉彩喜鹊登梅纹天球瓶预估价为6万至8万元，最后以高出预估价2倍多的13.2万元成交；一件林溪径纹天球瓶以11万元成交；另外一件民国青花山水纹直筒瓶，白釉滋润、胎体轻薄、青花发色雅丽，最终以4.95万元成交。
民国瓷器买气的渐趋旺盛，令拍卖公司和藏家都颇为振奋，一些人开始不动声色地把一度被视为杂货的民国瓷器悄悄纳入怀中，等待“一朝成名天下知”的那一天。而在即将鸣锣的2004年秋季拍卖中，数家拍卖公司也都拟推出不少民国瓷器精品。
民国瓷四大类
公元1911年至1949年这一时期，称为民国时期，是中国瓷业萧条衰落的时期。但专家认为，客观地讲，这30多年里也有不少精品瓷器。
据陶瓷收藏名家胡义河介绍，可将民国陶瓷分为4个大类，分别是：其一，袁世凯复辟帝制在景德镇烧制的御用瓷，这些器物可称之为民国宫廷瓷；其二，清末民初官窑瓦解，官窑良工在中国第三次（清末至民初）收藏高潮中，制作了大量的仿古瓷，这些瓷器可称之为民国仿古瓷；其三，民国期间以文人潘宇、汪晓棠以及珠山八友等为代表的绘瓷名家创造了新兴的粉彩工艺，这些新兴的粉彩之作可称之为民国粉彩新艺瓷；其四，民国期间为抵制洋货，兴我国货，厦门福建宝华制瓷有限公司、萍乡瓷业公司、湖南瓷业公司等30多家公司纷纷成立，它们生产的是日常生活用瓷，这些生活用瓷，可称之为民国生活瓷。
此四者中，前三者都颇具收藏价值。
1916年，袁世凯效仿明、清历代皇帝的做法，在景德镇设御窑，任命郭葆昌为督陶官，烧制名贵瓷器，供宫廷使用。郭葆昌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任督陶官，在他的主持下，景德镇御窑制造了以“居仁堂”为款名的瓷器，其胎质、釉面和彩绘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值得一提的是，民国时期仿古风盛行，无论什么年代、什么窑口无所不仿，仿古范围包括瓷质，釉色及彩绘等各方面，青花器也不例外。少数器物在技巧上达到“乱真”的地步。如民国孙瀛洲先生专仿明代前朝青花器，他仿制的永乐、宣德青花盘、碗类，凝重结晶的青花斑点深入胎骨之间，效果与真正永乐、宣德青花器相似，极难辨识。
民国初期出现了新粉彩。新粉彩瓷画与传统粉彩相比，无论在造型、线条、光泽、色彩等方面都吸收了近代画的营养，作品以工见长，色彩浓艳，更符合大众市民的欣赏水平。1928年，在画师王琦的倡导下，王大凡、程意亭、汪野亭、何许人、徐仲南、邓碧珊、田鹤仙、毕伯涛、刘雨岑成立了“月圆会”，称为“珠山八友”。而在当时与珠山八友齐名的著名画师还有张志汤、方云峰、汪大沧、余翰青、张沛轩、汪小亭、程芸农等人。
这些画师以瓷当纸，作品题材包括山水、人物、花卉等，笔法、墨韵、色彩均极为精妙，加上题款、印章，构成了完整的绘画作品，而当时又流行绘瓷名家个人用印，因而留下一批艺术个性非常强烈的作品，有些作品甚至在当时就已超过清代官窑瓷器的价格。
拍市受宠
民国瓷器日渐升温是近两年的事。在2002年的中国嘉德春季拍卖会，曾经一次推出了民国粉彩瓷器12件。其中“粉彩罗汉像”以4.95万元成交；“粉彩魁点斗图观音瓶”估价6万元至8万元，最终以13.2万元成交。
在2003年北京荣宝秋季拍卖会上，一件民国粉彩人物牧童骑牛图花瓶，估价8万至9万元，最后以9.68万元人民币成交。此前，已有一件民国粉彩人物纹瓶，底上有蓝料款印章“陶务监督郭葆昌谨制”。这件拍品开始估价3.6万元，经过一番竞投，最后以6万元成交。这已经高于清晚期普通官窑的价位了。还有一对民国粉彩锦地开光人物图瓶，以25万元成交。
专家认为，民国瓷器精品之所以被逐渐看好，是因为无论从烧造技术上，还是图案设计、绘画技法上，都不亚于清晚期的官窑瓷器，民国精品大多仿清三代官窑瓷器流至海外的不少，世界上很多博物馆都把这些民国仿品看作清三代的官窑，这无意中抬高了民国瓷的档次，加之民国仿品距今也近百年，有不少仿品完全可以和清三代官窑瓷媲美。这些都给藏家收藏民国仿瓷带来了信心。
当然，收藏民国瓷器自然收藏精品。
据北京故宫博物院明清陶瓷研究专家陈润民此前介绍，民国粉彩瓷中要数由郭葆昌监制的“洪宪”古瓷最为精美。其胎体轻薄、洁白细腻、胎质坚硬，瓷化程度非常高；器形秀美，足边修胎都很规整，堪称民国“官窑”。题材纹饰摹古、创新兼而有之，布局工整细腻，笔法缺乏气韵，具有鲜明的民国风格。
需要指出的是，存世的一些书有“洪宪年制”、“洪宪御制”款的瓷器，应为后来的仿制品。一般均具有很强的时代特征，器物胎白釉净，无桔皮纹，彩色明丽丰满。“洪宪”瓷以其精良的制作和与中国近代的一些重要事件相联系具有的神秘色彩，而自然地成为藏家追捧的对象。
颂陶瓷文化扬华夏文明
瓷器文化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一朵奇葩，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经历了兴起、昌盛、失传、恢复，以及再次兴盛的过程。最能代表中华瓷器文化的定瓷，是在周恩来总理的号召下得以恢复烧制工艺的。“中国定窑第一人”陈文增先生，是通过近四十年的努力，让融合中国文化的中华定瓷重新站在世界舞台上的陶瓷艺术大师。
百年定瓷，兴衰历史
陈文增介绍，定瓷具有白如玉、薄如纸、声如磬三大特点。历史记载，定窑创烧于唐代，但根据最新出土文物以及相关材料证明，定窑的烧制时间可能更靠前。北宋是定窑的辉煌期也是重要发展时期，之后由于战争，民不聊生，定窑文化发展开始衰落。
到了金代，经过北方移民的传承，定窑出现了历史上第二个辉煌时期。从唐代到定窑失传，再到定窑消失大概经历了六七百年的跌宕起伏。定窑之所以在北宋时期达到鼎盛，主要原因是它属于官窑，当时定窑发展的规模大，老百姓也开始建窑生产。陈文增研究发现，北宋是定窑官窑、民窑同步发展的时期，当时定州的很多定窑瓷器不仅走向了皇宫，也走向了全国各地甚至世界各地。
陈文增还认为，宋代定窑除了艺术陶瓷外，大部分都是生活用瓷，这是定窑生产品种的基本特点。他认为定窑在历史上有三个之最，第一是规模最大，从业人员众多；第二是为国库创作了丰盈的利润，创造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第三是在历史上生产时间最长，整整经历了六七百年的时间。
文化魅力，引领定窑恢复历程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总理号召恢复定瓷烧制，传承瓷器文化。于1978年走进保定地区工艺美术定瓷厂的陈文增先生，也是从那时开始与定窑结下了绵绵情缘。他回忆说，自幼爱好书法的他到厂第一年，写了三个月的字，后来进入定瓷实验组，并承担造型和装饰艺术工作。
在恢复定窑烧制过程中，陈文增遇到的最大困难是资金短缺问题。当时正处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特殊时期，国家不再给厂里提供资金支持，需要工厂独立生产、销售产品，自己开发市场以创造效益。这让他深刻感受到市场经济是无形的，于是他和现在公司的执行总经理蔺占献承包了这一项目，虽然依附当时厂里的技术和设备，但都只是小打小闹，只是找到定窑烧制技术的一个小起步。
但陈文增没有退缩，更没有抱怨，而是毅然决然地投身于困难之中，并一点一点、一步一步地攻坚克难。为了做实验，他们到山区找原料，找回来之后碾碎进行实验，然后化验，与古代的瓷片还原之后进行对照。期间，一次又一次的失败让他们感到心烦气躁。恢复定窑古法烧制技术的关键在于其坯和釉是不是与宋代的配方原料一致，为此他们大费周折。同时，公司的日常开销、贷款困难、家人朋友的不支持等更让他们感到举步维艰。
不过，中国瓷器文化独有的魅力深深吸引着陈文增和他的同事们，让他们不惜奉献着自己的青春，忘记恢复过程中的困难和坎坷，不离不弃，坚持到了最后的胜利。如今，他们不仅恢复了定窑的烧制技艺，同时定窑烧制技艺被定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陈文增先生也被评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
陈先生说，之所以当时没有选择放弃，是因为他们对中国文化、对中国定瓷文化或者说对陶瓷文化的一种爱，一种执着的爱。在那个特殊的时代，他们衡量了自己一生当中最应该干什么，最值得干什么，那就是各取所长、分工合作，将陶瓷美术和陶瓷工程完美的结合在一起，让失传千年的定窑产品再现人间。另一个支撑他们坚持下来的原因是，恢复定窑是在周恩来总理的关怀下开始的，他们把这个文化工程看作是自己光荣而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和使命。只有在这里，他们才能找到自己的人生价值、人生的位置，也只有在这个位置上，才能体现他们真正的价值，所以他们当时认准定瓷，并且从未改变初衷。
谈定窑，陈老如数家珍
如今，陈文增的多件作品被人民大会堂、中南海紫光阁、国家博物馆、中国美术馆、英国珍宝博物馆收藏。谈到这些作品，陈老如数家珍。他认为好的作品首先要看造型、装饰设计，这些设计必须建立在一种文化底蕴上，也就是说要以陶瓷艺术与文化为基础，艺术不是最高的宗旨，而文化是它呈现的最终内容。比如他创作的雕花陶瓷“四海呈祥”，是建国五十周年时设计的一件向国家献礼的作品。当时还不是国家级大师的陈先生，接到的任务要求是不能仿制，必须是自己的创作，并且只给了他作品名称。从设计到交出作品的时间也非常紧迫，只有半个月时间，根本不允许他花太多的时间考虑设计方案。接到任务后，陈文增仅用了一个晚上的时间考虑。他将瓶子做成灯笼的形状，表达庆贺之意；另外，他想到炎黄子孙都是龙的传人，这个作品要能够代表龙的子孙，于是他在瓶上刻云、瓶下刻水、中间刻龙，全面展现了中国独有的龙文化。作品在人民大会堂展出时，受到诸多国家领导人的高度赞誉。
陈文增还认为，作为一个艺术家，创作作品不是没有目的的，也不盲目追求。因此他不断创新，以自己独立的文化思考、艺术手法引领着定窑的市场潮流。
除了在传统定窑上不断创新，陈文增先生还创造性地将诗词和书法结合在一起，被同行誉为“华夏一绝”。他介绍说，一件以杨贵妃为创作灵感的“贵妃瓶”就是用这种方法完成的。之所以以杨贵妃为题材，是为了表达对这段历史故事的遗憾之感。他认为李隆基作为皇帝，把自己对江山社稷的不负责任让一位女子承担，是对自己责任的推卸。陈先生还在瓶上题了一首诗，希望能够起到警世的作用：无论是做企业还是做文化，都不要荒废时间，不能把责任推给别人。
陈文增先生创作的每一件作品都有着厚重的文化积淀，要么源于一个故事，要么来自一个文化传说，是文化和艺术结合的最佳点。他创作的“贵妃瓶”当时送给了一位美国画家，看到这件作品并聆听了其中的故事后，美国画家表示非常喜欢，并称赞中国文化很了不起。“一件作品从设计到成品，都融入了中国历史文化，作为一种文化交流的载体，我个人认为这就是它的价值所在”，这是陈先生对价值的诠释，更是他对定窑价值的认可。
两岸交流，做文人陶瓷
陈文增先生认为，传承定窑文化必须进行学习交流，了解中华民族深厚的文化底蕴。为此他经常参加海峡两岸的文化交流会。会上他将定窑的历史文化、艺术价值以及恢复过程进行阐述，曾一度引起轰动。这些活动不仅促进了海峡两岸的瓷器文化交流，同时增进了两岸同胞的深厚感情。
通过这些交流活动，陈文增先生发现，台湾的大部分陶瓷艺术家对文化研究得都比较深刻，在与他们的交流过程中经常听他们谈到历史，其作品也非常精美。中国大陆的陶瓷艺术家则更加注重技术和艺术的结合，在陶瓷文化底蕴的研究探讨上相对欠缺。
多年来，陈文增先生一直提倡“文人陶瓷”或“文人瓷”，他认为做陶瓷的人首先是个文人，绝对不是工匠，不能将其作为养家糊口的手段，而应该首先把它作为文化的载体，然后再讨论如何通过艺术发展这一文化。艺术的价值需要通过文化体现，齐白石先生的一幅画，无论大小在拍卖市场都可以拍到高价，不是因为他的笔墨值多少钱，而是他作品中的文化体现更胜一筹。齐白石先生以画家扬名，却人称“四绝”，他的诗是第一、书法第二、篆刻第三、绘画只排到第四，前三项在潜移默化中成为其绘画的基础，体现出艺术作品中文化的分量，齐白石已经成为当今书画界的楷模之一。
陈文增先生以齐白石先生的创作为例，向很多瓷器界同仁和自己学生传播瓷器文化。他说，并不是会做陶瓷就能成为艺术家，想要成为大师，如果作品没有文化内涵、没有文化做烘托，其陶瓷艺术没有建立在文化的基础上，就不能称之为大师。提倡文人瓷，就是文化人做的陶瓷。
发扬瓷文化，用文化强“瓷”
为了让定窑文化不断传承发扬，陈文增先生取得一定成绩后便开始培养接班人。对此，他要求第一要有良好的道德品质，第二要不计较个人得失，第三要有较好的身体素质，第四要有让人信服的技术，第五要有一定的沟通能力。具备了这五点，才能真正将定窑文化、瓷器文化，甚至中国的传统文化发扬光大。
陈文增先生还表示，目前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中最薄弱的也是文化，比如说定窑失传八百余年，为什么失传，因为战争期间，老一辈做陶瓷的人文化水平不高，工艺没有被记载下来；另外，一些制瓷技术传男不传女的落后腐朽传统也是技艺失传的原因之一。
这也是陈文增先生先后出版《定窑研究》、《定窑陶瓷文化及其造型装饰艺术研究》、《陈文增书法作品集》等多部专集原因所在。他希望自己的学生们知道，定窑人不光是做陶瓷，也会做文化，还会把文化和瓷结合在一起，这也是他目前正积极从事的事业。他已经把恢复的定窑制瓷技术、恢复过程等用文化的方式记录下来，使得定窑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再次失传，真正对历史的发展尽到自己的责任。
陈文增先生开创了陶瓷、诗词、书法三联艺术体系，在定窑文化领域有着非常高的造诣，他非常注重对学生甚至是普通员工在文化素养方面的培养，并且要求严格。公司每年都会开展各种文化类型的活动，如不定期举办读书报告会，上到副总下到员工，买书公司报销，但买了书必须要读，举办读书报告会意在鼓励大家多读书、读好书。全年买书报销三百元是一个级别，一千元是一个级别，每个人都写读书报告，争取让每位员工都有上台演讲的机会，这也为锻炼、发现人才提供了很好的平台。另外，公司每年都会组织诗歌朗诵会，成立了定瓷诗社，有自己的社刊，内容非常丰富。他们要求学生不仅设计制作陶瓷，还要有理论性的研究，这些理论研究成果基本上每年都会在国家级刊物上发表，也是一种文化的积淀。
但凡在艺术领域有大成者，必须具备独立特行的艺术天赋、求艺若渴的学习精神。陈文增先生除了对艺术的执着，还有一份深厚的文化底蕴，这赋予了其艺术作品一种灵魂，也让他成为定窑艺术领域的大成者，他的定窑文化和艺术之途必将走得更远。
海底下的德化陶瓷古瓷
历时55天的2007西沙水下考古项目第一阶段工作于5月8日圆满结束，有“水下兵马俑”之称的“南海一号”也将于7月份出水。目前，已分别从西沙群岛的“华光礁1号”及广东阳江海域的“南海一号”上出水了大量的德化陶瓷。另外，在西沙水下考古新发掘的玉琢礁等10处沉船遗址中也相继发现德化古陶瓷。
相隔数百年，德化古瓷再次引起了世人的极大关注。
大量德化瓷器浮出水面
近日，在德化陶瓷博物馆，十几件从西沙“华光礁1号”古沉船回归故里的瓷器默默地向游人诉说着久远的往事。
同时，该馆也珍藏有造型式样与“华光礁1号”及“南海一号”沉船上出水的完全相同的陶瓷，主要出土自该县三班春岭窑及盖德碗坪仑窑。与那些从当地的古窑址出土的同一种产品比较，这些在海里沉睡了800多年的瓷器，因久经海水的浸泡而更显得光彩照人。
德化古陶瓷专家、泉州博物馆副馆长陈建中介绍，2001年水下考古队曾从“南海一号”中打捞出一批宋代年间的粉盒，为此，中国水下考古队队长张威还特意到德化县考证，确定这些陶瓷粉盒都是产自宋代德化盖德碗坪仑窑的。
据全程参与了“华光礁1号”抢救性挖掘及长期关注“南海一号”打捞的中国水下考古队队员、泉州市博物馆的张红兴介绍，由于“华光礁1号”及“南海一号”两处沉船时代差不多，都处在南宋时期，所以出水的文物有一些是相同的。但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有关的文字记载或相关的资料。
据悉，这些出水的陶瓷，按釉色分类主要有青白釉、青釉、褐釉和黑釉几种，器型主要为碗、盘、碟、盒、壶、盏、瓶、罐、瓮等和粉盒。已出水的瓷器中，其中有一个器物，碗心有龟、仙鹤、仙人图案及祥云的纹样围成圈，整个画面表达的就是中国人传统的愿望，长寿、吉祥，具有浓郁的中国特色。
改变外国人的生活习惯
从沉船上的陶瓷数量之多，可推断当时的福建已是中国瓷器的重要产地，折射出当时德化瓷器在海外的风靡程度，更可证明德化外销陶瓷的繁盛。
采访中，德化陶瓷博物馆馆长郑烔鑫告诉笔者，这些瓷器主要产自南宋时德化的三班、盖德，出口到印度、波斯和埃及等。当时，德化的瓷器主要由人工挑至永春，接着从水路运到泉州，再从泉州港走向东南亚、欧洲等地的50多个国家和地区，也有一小部分是从福州、莆田出口。
陶瓷与人类日常生活密切相关，德化陶瓷的外销对改善、丰富和美化当地人民生活有直接影响。
据了解，东南亚一些国家在中国陶瓷传入以前，多以植物叶子为食器，“饮食以葵叶为碗，不施匙筋，掬而食之”（见宋《诸蕃志》）。中国陶瓷输入以后，提供了精美实用的器皿，改变了他们“掬而食之”的饮食习俗。
据曾到印尼考察过的陈建中介绍，德化“喇叭口”大瓷碗的输入，结束了印尼人吃“手抓饭”的历史，当然“手抓饭”作为一种传统的饮食习惯直到现在还保留着，但是这种产自宋代德化盖德碗坪仑窑的“喇叭口”大瓷碗，对东南亚饮食习惯的改变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在印尼国家博物馆，陈建中就见到了许多产自德化的“喇叭口”大瓷碗。
推动世界瓷坛发展
德化窑从北宋开始以烧造外销瓷为主，宋元时代德化外销瓷主要从泉州港出口。
当时泉州港“南通占城诸国，北通朝鲜诸国”（《宋会要辑稿》），已与广州、明州（宁波）、杭州并列为我国四大商港，陶瓷与丝绸一样列入对外贸易的重要项目，大量附舶，远销海外。宋末荷兰人由福建贩运瓷器至欧洲，价值与黄金相等且有供不应求之势。在荷兰人贩运的瓷器中，闽南地区（包括德化）瓷窑的产品占着相当大一部分。
德化瓷器进入欧洲后，引起了很大的轰动，成为帝王、宫廷和贵族所搜集、收藏的艺术品。在欧美各国著名博物馆都有大量德化瓷器。如美国的波士顿、费城、芝加哥藏明、清历代的德化瓷器150多件，丹麦国家博物馆有26件，英国剑桥、牛津等博物馆有300多件。
明代德化窑的瓷塑在当时获得很高的评价，特别是“象牙白”瓷塑，被称为“国际瓷坛的明珠”、“世上独一无二的珍品”。
德化瓷器传到欧洲，也影响了欧洲陶瓷生产。当时瓷器在欧洲还是新奇而珍贵的用具，而中国却是廉价的日常生活用品。这样，欧洲商人由此想到用德化的瓷器模仿欧洲家庭使用的银餐具和陶器。按照欧洲商人提供的式样，德化窑工不断地研究和改进产品造型，烧制成带过滤的茶壶、带嘴的水罐、咖啡壶、啤酒杯等日用饮食器皿供应欧洲市场。同时表现欧洲人生活题材的雕塑作品如商人、家庭妇女、旅行者以及狮子、骆驼和神话里的怪兽等，也由德化窑烧制而流行于英、法、荷兰等国。当时欧洲不少皇家瓷器工厂也纷纷模仿德化瓷器。法国的圣科得和查得密瓷器工厂、德国的迈森工厂等都纷纷仿制，著名工艺家柏特格也用红色黏土复制了高14寸的观音。
由此可见，德化瓷器大量出口，对国外瓷业有着深远的影响，对世界陶瓷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海上丝绸之路”与“陶瓷之路”
瓷器是中世纪中国的主要出口商品。在隋唐以前，欧洲人称中国为Seres，即丝之国，中国人为丝国人。至宋代以来，瓷器输出量逐渐超越丝绸，在外销商品中占据上风，成为中世纪中国最大宗的出口商品。当时欧洲人称瓷器为china，以至于把中国也改称为China。
八世纪以来，中国陶瓷器出口贸易飞速发展。除了向日本、高丽输出外，更形成一条从中国南方港口出发，经越南东海岸、新加坡海峡、苏门答腊岛屿，穿马六甲海峡，渡印度洋，抵斯里兰卡；再沿印度西海岸，进入波斯湾的海上贸易通道。有的再出霍尔木兹海峡，驶往非洲东岸。大量的中国陶瓷器就是这样用木帆船运送到东南亚和遥远的中东地区，并由此转运扩散到地中海沿岸。人们往往把历史上这条联结东亚、西亚、地中海世界贸易的海上通道称之为“海上丝绸之路”。
由于中世纪中国瓷器对世界各国的巨大影响，因而国际和国内的一些专家、学者又把历史上著名的交通贸易通道“海上丝绸之路”称之为“陶瓷之路”。
丝绸穿过了，茶叶喝过了，只有德化的陶瓷留了下来。从目前这些在南宋沉船上发现的大量德化窑瓷，可以看出德化瓷为“海上丝绸之路”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厦门大学教授、中国古陶瓷研究会会长叶方程说：“研究古代德化瓷器的外销，对探索我国特别是泉州港和南方几个重要港口的古代海外交通和对外贸易，无疑是件很有意义的工作。”
当然，大量德化窑瓷频频出现在这些沉船上绝非偶然。虽然一处在远海、一处在近海，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二颗明珠，“华光礁1号”及“南海一号”更是牵动了泉州考古界的神经。泉州考古界认为，已有充分的证据证明两处沉船的始发港都为泉州刺桐港。
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申报世界文化遗产项目工作的不断拓展，水下文化遗产的发掘和保护工作显得日益重要，沿线文化遗产的保护研究内容也将成为邻近国家和地区共同研究的课题。其中“华光礁1号”及“南海一号”便是最重要的佐证。
这仅仅是开始，众多的答案都还在海底。
中国仿古砖文化的“缺失”与“拐点”
一、对国内仿古砖目前文化的批判
中国建陶工业在近20年的发展过程中，在经过了设备引进、产品模仿、技术学习、人才吸收、管理借鉴等一系列从蛹化蝶的蜕变之后，目前，中国建陶正以一个巨人的伟岸身躯屹立在世界东方，让世界认识并接受的同时，更让竞争对手刮目相看。
中国建筑陶瓷消费市场也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呈现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繁荣景象。在众多的建陶产品中，“仿古砖”带着一股文化冲击波和神秘色彩，在陶瓷市场异军突起，一步步蚕食着抛光砖的市场份额。于是，有业内人士惊呼，中国陶瓷市场的“仿古砖”时代已经来临。
“仿古砖”，这一最能代表文化品位与个性空间的陶瓷产品，凭什么会受到消费者的青睐？除了文化，还是文化……
1、没有文化就让品牌去死
“没有文化就让品牌去死”，这句话好不夸张地说明了文化对仿古砖的重要性。一个没有文化的民族肯定是一个低劣的民族；一个没有文化的国家肯定是一个不受尊重的国家；一个没有文化的人肯定是一个粗俗的人。文化对于民族、对于国家、对于个人的重要性不言而喻，那么文化对于品牌更是不可或缺的竞争武器。特别是仿古砖，文化更是其市场行销的灵魂，没有文化的仿古砖品牌肯定是走不远的。
没有文化，就让品牌去死……
2、洋品牌、洋文化是“忽悠”中国消费者的把戏
中国陶瓷行业洋品牌盛行，让消费者和国人如同雾里看花、水中望月。当你随便走进国内一个地级市的陶瓷市场，你就会仿佛感到走进了国外的某个地方，或是走进了外国人在中国的租界地。闯入眼帘的一堆堆让人看不懂的洋品牌。什么“斯、诺、丹、尼、尔、格、莱、梵”等等，让人眼花缭乱。明明是在国内生产制造的，非要打上什么意大利生产或西班牙制造；明明是泥腿子上田搞个企业成了暴发户，非要说是什么国外先进管理理念，质量如何卓越，可消费者买回去之后，没用几天就出了质量问题。拉虎皮扯大旗，是中国陶瓷行业的通病，外国的月亮真的就比中国的月亮圆吗？一群染着黄头发的假洋鬼子，说着不着边际的疯说，什么国内仿古砖第一品牌、什么国内仿古砖最时尚品牌，什么最有创意的仿古砖文化等等，你以为拉几个洋人咱中国老百姓不认识、弄几个国外几百年前的事咱老百姓不知道、写几个洋文字咱老百姓看不懂就来“忽悠”咱中国老百姓。
我们中国有5千年辉煌灿烂的文化，有几千年制造陶瓷的高超技术，“唐三彩、官、汝、钧、定”几大名瓷蜚声中外，这些为什么不值得我们去骄傲呢？非要去搞一些中国人看不懂、外国人不明白的洋品牌、洋名字、洋文化呢？外国人懂得什么叫秦砖汉瓦？知道什么叫“道德经”吗？他们读得懂唐诗的平仄、看得懂宋词的韵律吗？不要去崇洋媚外，在仿古砖品牌文化的建设中，多去吸收一点我们老祖宗留下的精华吧！
人称国内仿古砖第一品牌的马可XX、自称后起之秀的XX拉丝、自称国内最时尚品牌子的路易XX、还有改名换姓的X丹，这些在国内仿古砖市场风光一时的品牌，他们所倡导的品牌理念，他们的品牌文化，他们的产品应用文化，你随便到市场上去问一个消费者，谁能理解他们所表达的文化？消费者只能像看皇帝的新装一样远远地欣赏这些洋品牌和洋文化，如坠五里雾中，不知那个是真，那个是假......
不被消费者认同的品牌文化就像把大楼建在沙漠上，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只能是好看的空中楼阁。你在自我欣赏、自我陶醉的时候，这种美丽的幻觉也将灰飞烟灭。
3、外国的“上帝”不是中国的“上帝”
一个老外马可XX来中国转了一圈，就能把西方文化带到中国影响到中国人吗？就能把中国的文化带走影响到西方人吗？中、西方文化的差异性决定了中西方不同的观念和信仰。
中华文化的高贵，就在于她的包容性与博大精深，就在于她能溶合一切外来文化。中国消费者的情结不是洋品牌、洋文化，在他们的心幕是，中国文化根深蒂固、在他们的生活里形成了深深的烙印，就像人生下来的胎记，你的文化、你的爱好、你的观念，你根本就无法抹去你的印记。
做品牌、做市场，你首先要了解你的消费群体，读懂你的目标客户，不然连消费者想要的是什么都不知道，非要把你的洋品牌、洋文化强加给消费者，就是一时有好的销售业绩，想要把你的品牌打造成一个百年品牌恐怕还不是一件易事。做中国陶瓷市场的仿古砖一流品牌，洋文化不是主流。只有是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只有把根基深深地扎在中国5千年文化的深处，才能长出一个适合中国国情的、适合消费者审美观的仿古砖品牌。
代表消费者利益，被消费者认同，有东方哲学与艺术完美结合的仿古砖品牌才是目前和未来的市场主流。外国的上帝不是中国的上帝。
二、中国文化的高贵与仿古砖文化的完美对接，中国仿古砖文化的“拐点”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源源流长，5千年灿烂文明造就了一个东方文明古国让世界敬仰。从秦皇汉武到大唐盛世，再到明清繁荣，一部东方史诗承载起了古国文明的巅峰与繁华。
文化一直是仿古砖、古典砖的灵魂和主题。中国文化的独特性，造就了中华民族不屈不挠向上精神。受中华文化的影响，人们在居住文化和装饰文化上也有自己独特的一面。这是值得我们做仿古砖企业去研究的。文化为先，创新为本，品质为根，这是做仿古砖企业的根本。自从中国有了仿古砖之后，生产仿古砖的陶瓷企业就不断地从中国五千年厚重的文化层中吸取着营养，又从欧洲古国的文化中摘取花朵，使古典砖带着文化的色彩迷倒了多少消费者，这块蛋糕也在国内陶瓷行业里被许多陶瓷企业所看好。
1、仿古砖需要什么样的文化？
仿古砖在中国市场上不到10年的发展过程中，从一条涓涓细流到现在的滔滔江河，喧哗和缤纷着一个又一个仿古砖品牌的兴衰。
仿古砖不是泊来品。在国内怪异林立的仿古砖品牌中，能透出中国文化与中华文明的还没有出现，大多是洋味十足，让人看不懂的洋品牌，倡导的品牌理念与品牌文化更让人不知出处。以号称国内仿古砖第一品牌的马可XX来说，一个西方游侠通过丝绸之路来到中国，把中国的陶瓷制造技术带回了西方，经过发扬与再造，后来再传入中国，这样就叫品牌文化了吗？别忘了，他们制造陶瓷技术的老祖宗还在中国。中国的仿古砖需要什么样的文化，不言而喻，仿古砖的消费市场在中国，消费者都是中国人，把我们几千年的文化精华挖掘一下，吸收并消化西文先进的制造工艺及优秀的设计理念，创造出适合中国消费者生命哲学情结的仿古砖产品，才是我们想要的文化。
2、“秦砖”是仿古砖的祖先
秦砖是一种砖。是一种可以砌墙、可以盖屋、可以铺地、可以修筑长城抵御外侵的好砖。论说“秦砖”可算是世界上所有仿古砖的老祖宗了，它在民族的根里、它中国人的灵魂里。从秦砖汉瓦开始，中国的建筑就多了一种命题，用泥土烧制的方块砖，铺地或做装饰，在华丽的宫廷、在质朴的民间都和中国文化有化不开的缘。所以、仿古砖的根在中国，我们不需要去崇洋媚外，我们要做回自己，在自己民族的根里寻找文化的载体。使这一全新概念的仿古砖吸引世界上一切先进的工艺及思想，并消化、吸收，打造有中国特色的全新的仿古砖文化。
三、大唐合盛东方文化的生命哲学传承一个时代
东方文化的深邃与哲思，留下了一个民族图腾的印记。人们承认并能够接受的文化与哲学，在生活中处处都留下了烙印。东方思想与中国文化，在我们的潜意识里左右着我们的行为。因为我们是中国人，我们喜爱有思想的中国文化。
1、大唐合盛生命哲学的召唤
中国文化仿佛一部厚重的天书，太多耀眼的名字如繁星在苍穹闪耀。从百家争鸣到百花齐放，中国文化枝繁叶茂、根深蒂固，“儒、道、佛”三条光芒四射的智慧之光在中华文化的星空中，划出三道美丽的弧线，让后来的我们去敬仰、去顶礼膜拜。
仿古砖产品是生命与艺术载体，是一道惬意生活的盛宴。大唐合盛，所倡导的品牌文化与产品设计理念，是传承东方文化与生命哲学的一条纽带，他们的产品是有生命的、他们的产品是有思想的、他们的产品是有哲理的、他们的产品是承载着文化与艺术的、他们的产品是让消费者享受尊崇与快乐的。大唐合盛以生命哲学的召唤，开启中国仿古砖品牌文化的又一个新里程。
中国的文化教育的断层及前一段时间的贫穷落后，造成了生命哲学的缺失，文化艺术的崇洋媚外，以及道德观的扭曲，甚至找不到真正的自我。这是时代的迷失和文化的迷失。比如说：我们中国人为什么要活着？我们活着又是为了什么？什么样的生活质量是最高尚的？儒家曰：杀身成仁；道家曰：天人合一；佛家曰：慈悲为怀等等。但现在的世人呢？为了编钱不择手段。弘扬中华文化首先我们必须先找回我们自己，树立品牌更是要如此，那么要想打造出中国仿古砖主流品牌，我们还是要在我们熟知文化领域里寻找，这也是大唐合盛在国内仿古砖业内举起的一面大旗。
大唐合盛推出了生命哲学的概念，拼弃以前仿古砖行业的影响，从文化的层面上更注重东西文化的包容性。“大唐”，不言而喻，做为中国人都知道唐朝的兴盛，推动了我们中华民族走向世界的动力，文化与艺术的兴盛，从历史的尘烟中更可看到其辉煌。所以他们从中国古典文化中吸取营养，使东方文化的厚重合并西文化的优雅与浪漫、并使企业与经销商之间也形成一种合力，一定能够使这一概念新产品兴盛起来，走向市场的每一个终端，让消费者感受到大唐合盛产品的文化与魅力。
2、大唐合盛做有中国特色的仿古砖
“大唐合盛”做具有中国特色的仿古砖、就是要做中国仿古砖文化的一面红旗。他们不跟随潮流，潮流是一种表象；他们不去刻意抬高自己，用产品说话才是真理。做仿古砖文化，就要独到，有品味，但品味是骨子里的东西，是无法模仿的，这是品牌的精髓，这是大唐合盛追求的终极目标。
产品是可以被人模仿的，而产品的文化是产品的气质，是别人无法模仿的。他们卖的是一种空间概念，是让消费者来阅读陶瓷的气质，感受空间的唯美，他们卖产品的同时，更多的是卖空间的设计理念。
文化是一种内在的东西，大唐合盛，就是从中国五千年的文化中来吸取营养。中国的文化博大精深，特别是在盛唐时候，文化达到了鼎盛，也是与外域接触最多的时候，在世界经济格局和文化竞争中，是民族的才是世界的。所以大唐合盛完美地把东方文化的深髓与西方文化的简约与浪漫两者完美的结合起来，就形成了品牌独特的气质。
他们要把产品卖给能够读懂产品气质的消费者，这些消费者文化水平较高，欣赏能力也很高，是懂得生活与哲理的特别人群。他们用成熟的设计方案和能够感受到的艺术空间去感染每一个消费者，最终成为大唐合盛忠实的消费者。
他们在做文化的同时，拚弃了古典文化中一些腐朽的东西，取其精华，让人在感受中国盛唐古典、深远、唯美文化魅力的同时，更能感受到西文简约时尚的惬意与悠雅，这就是大唐合盛概念产品在市场上的着力点。
3、大唐合盛共建东方文化的繁荣与丰碑
大唐合盛，一面东方文化的红旗在中国仿古砖领域高高举起，这是一块永久的丰碑，引领消费者在东方哲思与瑰丽的意象空间里，享受尊崇、雅致、自然与个性。
大唐合盛重新整合资源，由业内建陶航母东鹏陶瓷控股，在产能、品质、创新、推广方面更是大步跨越，建立起了一个高效的战斗团队。现在的大唐合盛，羽翼丰满，已从昔日登枝学语的小鸟变成了一个鹏程万里雄鹰。它正在中流击水，它正在展翅翱翔。
大唐合盛，红旗树起，誓言铮铮，“打造国内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仿古砖第一品牌”。同时，让那些有志向、有骨节、有强烈爱国热情的有识之士共同参与、共同关注，完成中国建陶工业的转型。也让中国的建筑装饰文化引领世界时尚与潮流，共同缔造一个辉煌盛世的新时代。
做大唐人，做真正的中国人……
陶瓷文化：民国时期著名的紫砂商号——艺古斋/复兴窑
艺古斋款寿桃壶，其壶式古朴奇拙，盖内钤寿珍印记，底钤艺古斋印款，壶身铭刻：饮之益寿更延年，东溪。
贡局款朱泥三足水平壶，盖沿刻款贡局。此种容量小、宜泡养、宜观赏的朱泥小品在粤中盛行，朱泥色泽红润，包浆温润敦仆，美感十足做工精巧，泥质细腻者，实让人爱不释手。
朱泥材质细腻，水平壶式，容量稍大，胎薄工精。盖墙上有楷书老贡局刻字，贡局是清末外销泰国的宜兴紫砂壶上常见款识。晚清外销泰国的壶式基本为光素简洁造形，然而做工精巧，比例得当，大多数出自当时优秀紫砂艺人制作，是宜陶又一珍品。受潮汕功夫茶的影响，朱泥小壶在南洋新、马、泰盛行。史载，光绪年，泰国国王拉玛五世在宜兴订制了一批紫砂壶，壶底印有泰文拉玛五世印记或楷书贡局等字款，壶盖和壶柄偶有陶工名款。这批精致的砂壶除泰国宫廷和皇族自用外，拉玛五世国王亦赠于泰国一家皇家寺庙使用，订数不多，颇为珍贵。
此壶以青灰砂制成，胎薄工细，壶流、壶盖口沿、壶钮、壶把及三圆珠细足，都刻意制作细巧，以凸显壶身的张力和饱满。盖墙上有楷书贡局刻字。这类砂壶外销至泰国后，根据当地人的审美意趣，往往施以高水平的包镶和磨光，包镶手艺细薄精巧，磨光至光可鉴人，具有浓的异国情调。此壶属外销泰国的精品小壶，国内市场少见，极具收藏价值。
此壶为七孔直流，优质段泥而制，壶身水磨抛光，壶上为原装铜提梁。此类作品为清末民国时期销往国外之物。
十九世纪初，宜兴朱泥水平壶已外销南洋诸国，移居南洋的华人亦输入饮茶文化，尤受泰国富商的钟爱，与中国经贸来往频繁。万丰、锦堂发记、福记等陶肆名店，均为贡局订制砂壶，故壶底为商家记号，贡局二字在盖内。亦有将朱泥壶给以包金、包银、包铜，使形色华丽尊贵。典型的泰国镶包工艺，深受皇家贵族的钟爱，在泰五世皇宫博物馆至今藏有颇多的贡局朱泥壶。
民国瓷为何多仿古？
民国仿乾隆款珐琅彩牧牛图瓶
二十多年来，我在天津几个过去很有地位的老家庭里，见到过一些明清官窑瓷器，同时也见到过不少民国仿制的明清官窑瓷器。在天津博物馆和天津市文物公司的民国瓷器藏品里，仿古瓷所占比例也是不小。
民国时期，仿古瓷器数量众多，成为民国瓷器的一大门类。仿制的对象，几乎包括了中国陶瓷史上所有名品。其中，仿制清代康熙、雍正、乾隆三代（即“清三代”）的瓷器最多，而以仿制乾隆时期官窑瓷器尤多。
那么，为什么民国瓷器中会有这么多的仿古瓷呢？
清末民初，随着封建王朝的衰竭和崩溃，宫廷瓷器四处流散，引发和刺激了仿古瓷器的大量制作和销售，使仿古瓷成为民国瓷的一大组成部分。前面说的那些真正的明清官窑瓷器，大都是清末民初流到天津的。
清朝的皇家收藏极为丰富，发展到中国历史的极至。清末民初，由于政局的变化，宫廷遭劫掠，宫藏被盗运，古董从皇家及传统士大夫手中转向天津租界的军阀官僚和江南各地的买办新贵手中，转向东洋、西洋的古董商手中。外流的大量宫廷瓷器藏品工艺绝美，适应国内新贵和东西洋人的口味，很快就在市面上流通起来。同时，宫廷瓷器藏品高贵典雅的品位也影响了全社会，迎合了人们的好古之心。得不到真品的，退而求其次，就买几件高仿品装点门面。于是，社会上对仿古瓷的需求大增。此外，由于利益驱使，古董商乘机以假乱真，大量制作仿古瓷，牟取暴利。而清帝逊位之后，皇室再也无力支持御窑厂烧造成本高昂的官窑瓷器，御窑厂只得关停，能工巧匠流落民间，从前想仿而不敢仿的贡品，如今是但仿无碍，使仿古瓷的大量制造成为可能。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是清代遗老遗少大量“出货”的时候，也是中外收藏家、古董商、新兴的实业巨子们大量“收货”的时候，外国人尤其爱买中国瓷器，而且肯出大价钱。从盐业银行曾经拍卖一大批宫里抵押的珍贵官窑瓷器，便可看出民国时期宫廷瓷器流散之严重。
民国时期盐业银行总经理吴鼎昌，也是“北四行”（盐业银行、金城银行、中南银行、大陆银行的联合经营组织）和四行储蓄会的发起人和主要负责人，是中国现代金融界的著名人物。在他的主持下，“北四行”逐步发展成为中国北方最有实力的商业银行，是金融界局部联营的成功范例。吴鼎昌重用岳乾斋，并通过他，长年从事一项特殊的业务，即向那些掌握了大量清廷文物的清代遗老，包括末代皇帝溥仪在内的清室后裔办理押款。仅此一项业务，就使盐业银行大发其财。岳乾斋是北京人，15岁起在北京东四牌楼元成钱铺当学徒，满师后在天津庆喜金店充外勤兼二掌柜。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天津时，金店老板邢古香惊吓而死，岳乾斋就继任老板。由于他从事金银首饰的买卖，整日与有钱人打交道，日子久了就结识了不少权贵显要和清代遗老。1914年张镇芳等办盐业银行时，岳乾斋经天津志成银行的总办刘绍云推荐，当上了北京盐业银行的经理。他办事极有古风，对那些日趋没落的旧王孙很是同情和照顾。他们拿了东西来押款（以物作抵押向银行借钱），岳乾斋总是开价比别人高一点，因此极有人缘儿。加上张镇芳原本清廷旧僚，出狱后于1921年复任盐业银行董事长，尽管不具体管事，但他的儿子张伯驹在行里任职，他们都与旧皇室人员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于是更增加了旧王孙们的信任感。袁世凯1916年死后，清室后裔断了经济来源，北洋政府自顾不暇，根本无力关照他们。他们就只好逐年变卖宫中故物度日。1919年以前已在盐业银行押款累计达40万元。到溥仪结婚时，又押了一大批古物，计20万元。先后共抵押了60万元。借了这样的巨款，清室根本无力赎回押品，因为他们没有新的财源。后来连本带利达一百数十万元，到了期限还不出，连转了几期仍还不出。吴鼎昌对此很不满意，要看详细账目。岳乾斋想为人保密，不肯拿出账本，后来在董事会上经监察人质问，才把详细账目交出。押款又已到期，还是还不出，这才将押品作没收处理。这一大批古物中，就有2200多件瓷器，是康熙、乾隆、嘉庆三朝之物。此外还有很多乾隆时期的玉器。最著名的是一套16只金编钟，合计毛重12000多两，折合纯金4000多两。盐业银行因此大获其利，以至把变卖文物所得的巨款还清了清室的押款本利之后，还剩下千余件文物，其中就包括那16只金编钟，成为银行的账外之财。日本军队占领华北时，银行将金编钟藏在天津法租界，后来又藏在英租界四行储蓄会的地下室小库房里。日本军方和副领事以及抗战胜利后的国民党大员都曾追问过此事，银行均小心应付，直到全国解放后交给国家，现存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在盐业银行拍卖的原清廷内务府瓷器库保管的官窑瓷器中，有很多保管一二百年而尚未打开包装的瓷器。如康熙官窑五彩十二香杯就有一大批。北京琉璃厂荣兴祥经理贾腾云通过盐业银行总经理岳乾斋买到许多宫里抵押的官窑瓷器，珍贵的郎窑红釉锤瓶就有一对，被美国考古学者福开森以重金收购，运往美国博物馆收藏。
由晚清大臣抵押在汇丰银行里的一套皇宫珍藏的宋钧窑瓷器，也是因为越期未赎，最终转卖给了美国大都会博物馆。
这套钧窑瓷器约二十余件，是北宋时烧制的御用品。每件瓷器的器底都刻有顺序编号。传说这套钧窑瓷器是明代皇室遗留在紫禁城中的。清王朝接收了明代宫中的全部器物，其中就有这套宋钧窑瓷器。据宫里太监到琉璃厂传出的消息说，这套瓷器是钧窑洗子和成套带托的花盆，花盆和盆托有一副配合的标记，就是刻的数字。刻的字和底釉一样，都是芝麻酱色。抵押的银两估计在十万两以上。
1911年，奕劻成立皇族内阁，那桐和徐世昌都被任命为内阁协理大臣。同年，袁世凯内阁成立时，那桐为弼德院顾问大臣。那桐和徐世昌将清廷珍藏的北宋时期钧窑烧制的这套贡品瓷器抵押在北京的英国汇丰银行。抵押期限到时，溥仪正在花钱运动军界人士，图谋复辟，根本没有财力还本付息、赎回国宝。汇丰银行买办邓君翔见奇货可居，将宫内抵押品赎出后，转手卖给美国世界最著名的大都会博物馆，从而引起了美国人对宋钧窑瓷器的极大兴趣。
前面提到的重金收购宫里抵押的官窑瓷器的美国考古学者福开森，当时积极参与中国政治、经济、文化活动，是琉璃厂古玩铺的常客。他喜欢听古董商们按中国官僚的习惯称呼他“福大人”。他给自己取了个中国名字叫“福茂生”，并且打扮成中国绅士的派头。福开森自1886年来华传教、办学、办报，到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被日军拘禁于北平，在中国居住了五十多年，曾被国民政府聘为故宫博物院鉴定委员。他利用庚子赔款基金和哈佛、燕京大学基金，聘请中国金石学家和鉴赏收藏家，帮他编著《历代著录吉金目》等书，还与郭葆昌合编《项子京瓷谱》等有关瓷器的图录专著。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福开森在中国搜集走大量夏商周秦汉的青铜器、古玉，唐宋元明清字画，宋元明清瓷器。20世纪20年代，他到琉璃厂古玩铺买古玩，对宋钧窑瓷器产生了特殊的兴趣。古董商要多少钱，他就给多少钱，不仅不嫌价钱高，而且马上支付。有一个极为珍贵的宋钧窑鸡心杯，就差点被福开森从琉璃厂买走。福开森对钧窑瓷器很有研究，并从欣赏中感到乐趣。他喜爱钧窑瓷器中的玫瑰紫釉色，那釉色恰似晴空中几朵彤云在飘荡。他喜欢将自己研究钧窑瓷器的心得体会，在美国的鉴赏收藏家中宣扬。美国大都会博物馆收藏的原为清廷珍藏的北宋时期钧窑烧制的那套贡品瓷器，也得到福开森的宣扬。从此，美国人到中国买古玩都想得到钧窑瓷器，而且要选择那些胎质、釉色好的。这样一来，美国便收藏了大量珍贵的中国钧窑瓷器。
20世纪20年代中国的古董商，对国外市场上中国文物的行情知道得还不多，美国这股搜集、收藏钧窑瓷器的热风，实际是由日本古董商、日本山中商会北京分会经理高田口中说出来的。山中商会是民国时期日本掠夺中国文物的急先锋，也是国际古玩市场上的大户头，总部原设在巴黎和伦敦，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移到纽约。它在中国设有北京分会，从民国初期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专门从事中国文物销往欧美的国际贩卖。高田从在美国市场上的交易中了解了很多情况，但他不向北京的古董商透露。中国古董商王栋廷在古玩商会窜货场买了件钧窑花盆，价钱是九千多元。他出价最高，因为他是给向国外出口文物的卢吴公司进货。而高田从王栋廷手中花一万五千元将货买走，撬了货，引起了北平古董商们的注意。不久，他们得知高田将宋钧窑花盆拿到纽约文物市场上卖了五万美元。直到这时，美国的钧窑瓷器热，才被北平的古董商们了解。
清末民初北京的一些古玩店铺就是靠贩卖清宫文物而发达起来的。八国联军侵华，在慈禧太后西逃的一年多时间里，宫里的文物丢失很多。慈禧太后回銮京城后，要下旨查抄全城。亲信庆小山奏请以收购代查抄，获恩准，便在隆福寺设收购站，让管家常惠川在那里当差。内务府总管文索看准这个时机，出资9000两银子，在琉璃厂开设延清堂，请丁济谦当掌柜，把常惠川的收购生意拉到这边来，合伙做官窑瓷器生意。
由此可见，民国初期古董瓷器市场十分混乱：本来应由政府部门专门接管的故宫珍贵瓷器，通过明押暗卖，大量流失到社会上；很多不应出口的国宝级瓷器，被以各种方式运到国外，而且卖给外国人时往往价格很低；流散到社会上的历代精品瓷器，成为仿古瓷的直接仿制样本，客观上助长了造假之风；古董商真伪兼营，市场上鱼龙混杂……
民国仿古瓷就是在这样特殊的历史时期，在这样特殊的收藏、流通背景下，被大量生产而流布于世的。
仿古瓷：民国瓷业的一大特色
目前，我国陶瓷仿古市场和古瓷市场，一些陶瓷藏家、玩家手中流行着各时期皇家官窑瓷器产品，有专家说总量达4万余件，也有说达8万件左右。知名文化学者、《最后的官窯》作者吴昊认为，不论多少，从理论上推断，它们从宫中流出的部分极其稀少，大部分则是这一时期仿造的产品。
仿古，顾名思义，就是模仿或仿制古代人的手作产品。在我国手工业时代，仿制甚至复制，应该说是它的一大特色或亮点。正因为有它的存在，才使得我国古代各项传统手工工艺、手工产品生生不息、代代相传。
仿制或复制，在我国古代，通常又是通过师徒制来完成的。中国的师徒制，是我国手工业时代重要的生产组织形式。师徒制下，弟子仿师傅，本朝仿前朝，本朝后期仿前期，可以说某一特色，也属常态。
但是在今天商业化高度发达的时代，一切商品化，大家尊重各自的劳动创造，原创知识产权被摆到了神圣的地位。在这一环境下，任何生产者在没有得到原创者的授权下进行生产，都被视为不道德的商业行为，甚至是犯罪。这一点，与过去在思维形式上有着较大出入。
有学者认为，历史上，仿制甚至复制的产品，在我国手工陶瓷行业表现得最为集中。它不仅大量出现在民间陶瓷厂内，皇家官窑瓷器厂也有出现。最著名的例子，是明成化年间的鸡缸杯。此杯生产后，以后的历朝历代，包括现、当代都有仿制。在这一仿制过程中，生产者有的落上当时的年款，有的干脆就连落款也写上“大明成化年制”。
我国皇家官窑瓷器厂的几大仿制期，都发生在清代。一是雍正时期。雍正在位时，对我国明以前各大名窑、官窑瓷器几乎逐一仿制，特别是对他钟爱的明代永乐、宣德时期产的青花瓷器，几乎到了疯狂的地步。二是清光绪年间。这一时期，对本朝前朝瓷器的仿制力度，不亚于他的祖先雍正王朝。
民国时期的景德镇，陶瓷仿古产品数量之多、范围之广，几乎超出人们的想象。他们有的仿历代名窑的器物，也有的是民国后期仿民国前期的瓷器。仿隋、唐、五代的白瓷，仿宋代官、哥、汝、定、钧五大名窑以及元枢府瓷和元青花瓷器。这其中，尤其是仿明、清的青花、五彩、斗彩、粉彩、珐琅彩及单色釉偏多。
可以说，民国陶瓷生产的历史并不长，但仿古瓷却独具特色。其仿古水平，由于原御器厂窑工的加入，产品质量整体偏高。
民国总统用瓷不逊官窑
民国时期的瓷业生产，虽然仅经历了短短38年，但与清末光绪、宣统两朝波澜不惊的37年相比，却是瓷业发展的重要变革阶段。特别是辛亥革命推动了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促使有识之士纷纷踏上实业救国之道，加速了西方先进的生产制度与制瓷技术的传入。
当时，倡办新式产业、新式教育、革新民族工业蔚然成风。这种情况也为瓷器产业的发展创造了一些有利的机会，各地窑场的经营方式与陶瓷生产的技术模式都在悄然发生着变化，瓷器产品的数量与质量均有所抬头，出现了工艺改良与创新品种。
从整体来看，民国时期瓷业生产遍及全国，呈现出千年窑火不熄、陶瓷文化延续不断的景象。当时，北方有河北磁州窑、彭城窑、唐山窑，陕西陈炉窑，山东博山窑等；南方有江西景德镇窑、湖南醴陵窑、福建德化窑、浙江龙泉窑、广东石湾窑等。
作为一个时代的产物，民国瓷虽然精品不多，质量也难与宋代五大名窑、明清官窑瓷器比肩，但其中不乏精细之作，艺术表现力也毫不逊色，至今仍焕发出夺目的光彩，散发着迷人的魅力。除了以“珠山八友”为代表的名家制瓷和空前繁盛的仿古瓷外，民国期间还烧造了许多纪年款、室名款、陶人款、纪念款瓷器，同样独具时代特色。其中，以与袁世凯复辟帝制有关的洪宪瓷及其他总统用瓷在社会上流传最广，最为复杂，也最受争议。
所谓洪宪瓷，即落有“洪宪年制”或“洪宪御制”款识的瓷器。北京艺术博物馆收藏有数件此类款识的瓷器，如一件粉彩人物纹瓶，口径10.1厘米，底径10.3厘米，高27.7厘米，腹围50厘米。造型为撇口，短颈，溜肩，长圆腹，圈足。口沿描金，口内施松石绿釉。器身通景绘粉彩山水人物纹，题名为“渊明爱菊”。底亦施松石绿釉，书红彩“洪宪年制”四字楷体双方框款，款识工整。
从馆藏的这些洪宪款瓷器看，主要是仿雍正、乾隆朝的粉彩、珐琅彩风格，造型以碗、盘、瓶居多。这些瓷器胎质细腻，釉色白润，绘画生动，施彩艳丽，制作之精可与历代皇室的官窑器物相媲美。
总统用瓷以“居仁堂制”、“静远堂制”款瓷器为代表。“居仁堂制”款瓷器是袁世凯任大总统时的专用瓷，如北京艺术博物馆收藏的粉彩开光博古图梅瓶，口径4.2厘米，底径7.7厘米，高25.7厘米，腹围48.2厘米。造型为小口，短颈，圆肩，腹下内收，圈足。颈肩部绘粉彩缠枝花卉纹。器身绘粉彩开光图案，其中花叶围成的两组大开光内饰博古图，扇形与圆形小开光内饰花卉纹。开光外饰以花卉纹。底书红彩“居仁堂制”四字双行篆体方框款，款识工整。
“静远堂制”款瓷器则是徐世昌任大总统时的专用瓷，如北京艺术博物馆收藏的红地粉彩描金开光花鸟纹瓶，口径9.8厘米，底径9.3厘米，高31.7厘米，腹围48.5厘米。造型为撇口，束颈，丰肩，长圆腹，圈足。器里及外底施白釉。瓶腹部两圆形开光内各绘一幅粉彩花鸟图。开光外通体饰珊瑚红釉为地，上饰描金缠枝花卉纹。底书红彩“静远堂制”四字篆体方框款，款识工整。
此外，还有曹锟任大总统时的“延庆楼”款识瓷器，蒋介石任大总统时的“蒋”、“中华民国三十六年中正”款瓷器等。
纪念瓷以北京艺术博物馆收藏的一件黑地描金粉彩开光山水纹瓶为代表。此瓶口径11.9厘米，底径14.8厘米，高32.3厘米，底书“江西陶专精制”六字三行篆书款。从资料记载来看，这件大瓶与1947年为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由江西省立陶业学校设计制作的那批礼品瓷风格一致，堪称民国瓷中的精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