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拉克瓷盘
克拉克瓷盘
由明“海船模型”瓷到清“指日高升”瓷的演变浅析。
1603年荷兰人在马六甲海峡截获了一艘葡萄牙商船克拉克号，船上载满了中国瓷器，故荷兰人把这些式样、花纹独特的瓷器称为克拉克瓷器。将这些瓷器放在阿姆斯特丹拍卖，一次竟获得三百万荷兰盾以上的利润。据国外有关档案统计，从万历三十二年到顺治十三年销往荷兰的中国瓷器达300万件。据有关历史学家粗略估计，1600年至1644年这一段时期，景德镇平均每年输往欧美等地的瓷器不下100万件。平均每只瓷器获取1两白银利润，此时中国每年可获取100万两白银的利润。
这是一只克拉克瓷盘(图1)，折沿造型和边饰花纹都具有异域风情，这是根据外商的要求定做的。中间主图是中国式的，一个官员在听一个小民细叙，小民手中拿着一只海船模型，背景是一条弯曲流动的大河，远处的太阳和山峰都清晰可见。这幅图案给人以丰富的想象，结合万历、崇祯以来陶瓷外销的状况，可以估计瓷画匠的用意是在向世人说明，陶瓷外销可以获取丰厚的利润，官府应该支持陶瓷外销活动。清顺治十二年(1655)至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清政府实行禁海，其后不久开始景德镇瓷器重新出口。由于中国瓷器价廉物美，尽管出现了许多竞争者，在世界市场上景德镇瓷器仍然是最受欢迎的商品。西方国家一方面大量进口中国瓷器，一方面又宣传不要购买中国瓷器。当时英国有一首诗歌是这样说的：为什么把钱往海外抛掷，去讨好变化无常的商贾？再也不要到中国去买china，这里有的是英国瓷器。然而，商品价值规律是无情的，英国生产的瓷器在手工业阶段无论质量、数量还是价格都无法与景德镇瓷器竞争，英国消费者仍然愿意大量买进景德镇瓷器。
该盘高3.1厘米(图2)，口径21.1厘米，足径12厘米。这是一只清代康熙时期的外销盘，是在克拉克盘基础上改进的。其造型更加规范，壁薄底厚，无塌底现象。打磨更加精细，圈足呈滚圆泥鳅背状，瓷胎洁白，胎体适中。釉色青白，了无杂质。青花发色纯正，无铁锈斑。瓷画分两层绘制，盘边冰梅，采取浓笔单线勾画梅花。一个小民指着太阳对正要上朝的官员说，只要围绕着皇帝这个太阳转，就能够步步高升。所以，民间把这种盘称为指日高升盘。与上面提到的克拉克盘相比较，原来的河流变成了康熙时期标志性的三角护栏，原来手中的海船模型变成了手指太阳。这一变化，说明清朝官府把民间海外贸易的憧憬打碎了。当一个朝代达到鼎盛时期，陶瓷业将为国家创造巨额财富，甚至能作为龙头行业，带动方方面面的行业上一个新的台阶；当一个朝廷处于衰落时期，有了海外市场，能够解决一部分人的吃饭生存问题，还能够为统治阶级提供苛刻的高额税收。遗憾的是中国封建统治阶级没有明白这个道理，而是让机遇擦肩而过。
延伸阅读
各朝代中青花瓷的特点——唐宋青花瓷
青花瓷最早可追溯到唐代，本文简单介绍唐代与宋代两朝代的青花瓷特点，希望让读者大致了解。
唐代青花瓷
唐代的青花瓷器是处于青花瓷的滥殇期。现在能见到的标本有20世纪70—80年代扬州出土的青花瓷残片二十余片；香港冯平山博物馆收藏的一件青花条纹复；美国波士顿博物馆收藏的一件花卉纹碗；丹麦哥本哈根博物馆收藏的一件鱼藻纹罐；南京博物院收藏的一件点彩梅朵纹器盖。通过对扬州出土瓷片的胎、釉、彩进行研究，并对唐代巩县窑的物质和技术条件进行分析，初步断定唐青花的产地是河南巩县窑。近年来在巩县窑窑址出土了少量青花瓷标本，由此进一步确认了唐青花的产地就在河南巩县窑。
从扬州出土的青花瓷片来看，其青料发色浓艳，带结晶斑，为低锰低铁含铜钴料，应是从中西亚地区进口的钴料。胎质多粗松，呈米灰色，烧结度较差。底釉白中泛黄，釉质较粗。胎釉之间施化妆土。器型以小件为主，有复、碗、罐、盖等。纹饰除丹麦哥本哈根博物馆收藏的鱼藻纹罐以外，其余的均为花草纹。其中花草纹又分两大类，一类是典型的中国传统花草，以石竹花、梅花等小花朵为多见；另一类是在菱形等几何图形中夹以散叶纹，为典型的阿拉伯图案纹饰。从这一点看来，并结合唐青花出土较多的地点（扬州为唐代重要港口），可证明唐青花瓷器主要供外销。
宋代青花瓷
唐青花经过初创期以后，并没有迅速发展起来，而是走向了衰败。到目前为止，我们能见到的宋青花只有从两处塔基遗址出土的十余片瓷片。一是1957年发掘于浙江省龙泉县的金沙塔塔基，共出土13片青花碗残片。该塔的塔砖上有绝对纪年北宋“太平兴国二年”（977年）；另一处是1970年在浙江省绍兴市环翠塔的塔基，出土了一片青花碗腹部的残片。该塔塔基出土的塔碑证明此塔建于南宋咸淳元年（1265年）。
这十余片宋青花瓷片，都是碗的残片。胎质有的较粗，有的较细。纹饰有菊花纹、圆圈纹、弦纹、线纹等。青花发色前一处的较浓、发黑；后一处的较淡。发色较黑者，应是外罩透明釉太薄的缘故。浙江省本身就有着丰富的钴土矿，这些青花瓷应该就是使用了本地的钴料。它们与唐青花并无直接的延续关系。
各朝代中青花瓷的特点——明青花瓷
青花瓷中，产地以景德镇青花瓷为佳，说到青花瓷发展过程，明青花瓷的工艺已经日益娴熟，现代青花瓷作品有很多都仿照明青花瓷，笔者在世博会纪念礼品中也见过一例明青花瓷仿品。
明清时期是青花瓷器达到鼎盛又走向衰落的时期。明永乐、宣德时期是青花瓷器发展的一个高峰，以制作精美著称；总的说来，这一时期的官窑器制作严谨、精致；民窑器则随意、洒脱，画面写意性强。从明晚期开始，青花绘画逐步吸收了一些中国画绘画技法的元素。
1、明初（洪武朝1368--1402）的青花瓷有大小盘、碗、梅瓶、玉壶春瓶等。所用青料以国产料为主，也不排除有少量进口料。青花发色有的淡蓝，有的泛灰。前者有一部分有晕散现象。纹饰布局仍有元代多层装饰的遗风，题材也变化不大，但许多细节已有变化：如蕉叶的中梗留白；花瓣留白边较之元代更明显清晰；牡丹叶子“缺刻”部位较深，不如元代的肥硕；菊花绘成“扁菊”，花芯以方格纹表现；龙纹仍是细长身，但除了三、四爪外，已出现五爪，爪形似风轮，气势不如元龙凶猛矫健。辅助纹饰的如意云头由元代的三阶云改为二阶云；莲瓣纹内多绘佛家八宝（元代多绘道家杂宝）。碗、小盘多绘云气纹，仅绘于器物外壁的上半部。器物底足多平切、砂底无釉见窑红。未出现年款，带款的器物也极少。
2、永乐、宣德（1403—1435）的青花瓷器呈现出了较高的工艺水平。此期所用青料，以苏泥勃青为主，多见“铁锈斑痕”。也有部分国产青料。但即便是国产料，发色也相当好。器型有盘、碗、壶、罐、杯等。尤其是出现了一些僧帽壶、绶带扁壶、花浇等非汉文化的器型，反映了这一时期与外域、外族的文化交流与融合。纹饰多见各种缠枝或折枝花果、龙凤、海水、海怪、游鱼等。胎质较以前细腻致密。釉质肥润，多见橘皮纹。两朝的器物相比，永乐的器型较轻薄、秀美，青花发色较浓艳、铁锈斑痕更重，纹饰较疏朗，描绘更细腻，底釉较白，器物多无款，仅见“永乐年制”四字篆书款。宣德器器体较厚重，纹饰较紧密，底釉略泛青，带款器较多，有四字或六字年款，并有“宣德款布全身”之说。总的说来，宣德青花数量大、品种多、影响广，故有“青花首推宣德”之说。
3、正统、景泰、天顺（1436—1464）三朝，由于政治动荡、天灾人祸等因素影响，导致了经济的衰退。而且从正统初即多次下令“禁造官样瓷器”，故这一时期瓷器数量较少，被称为陶瓷史上的“空白期”。总的说来，此期器型主要还是瓶、罐、碗、杯、盘等几类。所用青料仍有部分是“苏青”。青花发色有的浓艳，与宣德器相近似，有的淡雅，与成化器较接近。釉面多泛灰。胎体较厚重。底足修削不细腻，有敦厚感；多见浅宽平砂底，有的有粘砂现象，有的见火石红。正统时的瓶、罐器口为直颈形，与宣德器一致；天顺时的则是象梯形的上窄下阔形，与成化时相近。瓶、罐的身体均是丰肩、圆腹、下收、足稍外撇；梅瓶的器身较宣德的修长。纹饰以一笔点划为主，有人物、花卉、龙凤、孔雀等。人物的背景多画大片云气纹。瓶、罐边饰喜画海水纹或蕉叶纹，其蕉叶中梗留白，叶面较宽大，像小树一般。款识正统的是福字款；景泰开始款识从器心移到器底，除福字外，还有“太平年造”、“太平”、“大明年造”等；天顺有纪年款、梵文款等。
4、成化（1465—1487）、弘治（1488—1505）、正德（1506—1521）三朝处于明中期。成化和弘治中期以前使用平等青，发色淡雅。弘治晚期与正德则发色灰蓝。但此期也有个别器物发色浓艳，有铁锈斑。
成化多淡描青花。纹饰布局前期疏朗，后期繁密，多画三果、三友、九秋、高士、婴戏、龙穿花等。花叶似手掌撑开状；叶子多齿边，花叶均无阴阳正反；鱼藻的水草飘似海带；山石似钥匙状无凹凸感；边饰较简单，碗、盘、杯等口沿、圈足仅用弦纹装饰；龙多为夔龙，鼻子长长的像象鼻；十字宝杵、阿拉伯文等伊斯兰教内容的纹饰多见。胎质细腻洁白，釉极细润有玉质感，但稍微发青。器型有罐、梅瓶、洗、盏托、盘、杯、碗等，炉为三乳足筒式或鼓形炉。款识除“天”字罐外，还有“大明成化年制”六字单、双行款；图记款主要有方胜、银锭等。
弘治器物早、中期大致与成化同，甚至比成化更纤巧柔和。后期与正德器接近。花叶纹细而密，梵文图案增多，龙纹纤细柔和，人物洒脱。款识为六字、四字楷书款都有。
正德仍用国产料，前期用平等青，发色灰蓝。晚期始用回青。有的晕散。其器物的器型、胎质、釉质与弘治接近，气泡密集。深腹碗、带座器等流行。后期多见大器。纹饰常见的有凤穿花、鱼藻、狮子绣球、庭园婴戏、树石栏杆、莲托八宝等，绘画较弘治的粗。碗盘底心下蹋，碗出现鸡心底。器底多见窑红、粘砂、跳刀痕等现象。年款有四字和六字楷书款，个别用“造”字。
5、明晚期的嘉靖（1522—1566）、隆庆（1567—1572）、万历（1573—1620）三朝中，以嘉靖的时间最长，故此朝的器物发色不尽相同，早期的与正德器相近，发色灰蓝。但此期独具特色的是使用回青料。纹饰除传统的仍流行外，道教色彩的纹饰大量增加，如云鹤、八仙、八卦、道家八宝等。花组字为独具特色的纹饰。此外还有婴戏、高士、鱼藻图等。婴戏图的娃娃头前额突出明显。胎、釉均是小器细、大器粗。大器较多。八角形、四方形、六角形、上圆下方式葫芦瓶等异型器多见。朝珠盒为此朝独特器型。款识“制”、“造”均用，以“制”字居多。器底心书“金录大醮坛用”为祭祀用器。还有东书堂、东萝馆等堂名款。
隆庆朝由于时间短，因而器物也少，大器、带年款器则更少。青料用回青，呈色稳定、纯正，蓝中泛紫（不像嘉靖器般紫得厉害）。纹饰与嘉靖朝相近。因以小件器为主，胎、釉较细腻。多六角、八角等造型。官窑器的款识有“大明隆庆年造”和“隆庆年造”两种，不见“制”款；民窑器款有“隆庆年造”或“制”四字款；吉语款有万福攸同、福寿康宁等，颂语款有富贵佳器等。
万历早期用回青，中晚期用石子青及浙料。多淡描青花。纹饰除传统的外，还流行锦地开光纹饰；纹饰布局繁密，主题不清；另外福禄寿字为纹饰的也多见。瓶类较多见镂空、套活环等工艺。器型除传统的外，新出现了壁瓶。胎质较粗，釉白中泛青。款识多见“大明万历年造”，也有“大明万历年制”、“万历年造”；多伪托款，有宣德、成化、嘉靖的。总的来说工艺水平较前退步。
6、明末天启（1620—1672）、崇祯（1628—1644）时由于政治动荡，导致百业凋敝，陶瓷业也萧条冷清。天启十九年以后朝廷即无下令造官窑器，因此天启年款器甚少，以“大明天启年制”为主，也有“天启年制”款。民窑器中各种图记款、堂名款、吉语款、颂语款增多，如玉堂佳器、万福攸同等；多伪托款，有永乐、宣德、成化、天顺、正德、嘉靖等朝的，其中伪托天顺款的惟有天启。纹饰仍以传统纹饰为主，但道教内容的纹饰较万历时少，画意粗率。此期的纹饰较疏朗，生活气息较重。胎体厚重、胎质粗松、器形不规整、器底粘砂、塌底、跳刀痕等已成时代特征。
崇祯无官款器。器型不多，以钵式炉多见，此外还有碗、杯、瓶、花觚等。青料有石子青、浙料等。发色粗者多晕散、精者稳定。纹饰图案除传统题材外，高士图尤其多见。婴戏图小孩头大脚小比例不谐调。山水人物图（高士图）中秋草、括号云、小太阳等为典型特色。胎质粗疏。釉白中闪青，有的发灰。
总体来说，明青花工艺比较完善，已经具备规模生产的能力，现有很多精品存世。
解读中国青花瓷背后的历史信息——青花瓷的兴衰
导读：青花瓷是中国历史上对外贸易的一个大项，这个独具中国特色的产品当年行销世界。青花瓷最早在唐朝就出现了，从现存的唐代青花瓷及考古发现的残片看，唐代青花瓷质量不是很高。宋代青花瓷没有大的发展，依然在摸索阶段。元代有一些着名的青花瓷用品传世，质量已有很大提高。明朝是青花瓷迅速发展的高峰时期，中间虽有衰落，但到了清朝康熙时，青花瓷达到顶峰。清朝中后期，青花瓷彻底走向衰落，已无在国际上无限的风光。我不是研究青花瓷的专家，本文只是从明代青花瓷的一些变化，探讨一下历史重大事件对于青花瓷乃至中国的影响。
青花瓷虽然具有非常明显的中国特色，但是，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却来自海外。元代青花瓷之所以能在前代基础上突飞猛进，一个重要原因是，使用了来自海外的色料，明朝中前期也同样。专家称这种色料为“苏麻离青”、“苏渤泥青”等。它是锰含量较低，铁含量较高的钴料，故而能烧制出漂亮的青色花纹图案。有学者从“苏麻离青”从发音上说，这种色料来自索马里，也有说来自苏门答腊。但是，一般认为，“苏麻离青”来自波斯(今伊朗)和叙利亚一带。
明永乐的青花瓷工艺水平非常高，这与郑和下西洋有关。海上贸易的畅通，使得来自阿拉伯地区的“苏麻离青”(简称“苏青”)能够很方便地运到中国。宣德以后，明朝朝廷多次下令“禁造官样瓷器”，其原因很多，但青花瓷依然在少量生产。由于朝廷的这一命令，“苏青”的进口几乎停止了，烧制青花瓷的色料，主要是靠以前的库存。15世纪中后期，明朝青花瓷的生产又出现了上升，但此时，史书记载，库存的“苏青”已经用完。从青花瓷的色料上看，15、16世纪交界时期，进口的色料不多，主要用国产青料。实际上，国产青料很早就用使用，只不过因为含量与进口的“苏青”不同，烧制的结果不如进口“苏青”，因而，在进口能够保证时，国内窑口一般不愿使用国产青料，尤其是进口“苏青”也不很贵的时候，更是如此。
16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从嘉靖朝，一直到万历朝，青花瓷的技艺有所进步。但是，此时用于烧制青花瓷的色料已不是大名鼎鼎的“苏青”，而是一种叫做“回青”的色料。所谓“回青”，也就是“回回青”，与“苏青”一样来自阿拉伯。有专家考证，“苏青”与“回青”其实是同一种钴料的不同称呼，之所以不同是因为，“苏青”来自海上贸易，但“回青”来自与西域和中亚的陆路贸易。一般研究瓷器的专家，探讨这个问题解释到这里，找到了答案或结论，就算完成任务了。但是，我想把这个问题再扩展一点。明朝前期来自海上的“苏青”为何在明朝中后期会被来自陆路的“回青”取代?这种取代对于中国的青花瓷有什么影响?对于明朝历史又产生了什么影响?
明朝前期是郑和称雄海上的时代，从海外进口中国需要的货物很方便，从而使得“苏青”有大量的进口，以至于一直可以用到15世纪后期的明成化年间才用完。当进口的“苏青”用完后，明朝政F再想要进口的时候，却发现不行了。因为，在海上丝绸之路上出现了一批强盗，这就是葡萄牙人。达伽玛绕过好望角，到达阿拉伯和印度，被欧洲人称为划时代的进步。但是，达伽玛其实在阿拉伯就干着杀人越货的勾当，还在印度建立了军事堡垒。葡萄牙人还攻占了新加坡，推翻了当地政F，建立了葡萄牙人的政权。换句话说，随着欧洲人在海上丝绸之路的出现，几百年来，这条航线上各个亚洲国家之间的正常贸易被彻底打破，一伙欧洲强盗彻底破坏了正常的国际贸易秩序，完全使用武力，建立起自己的贸易垄断。这才出现了15世纪后期，明朝“苏青”库存用尽，不得不改用国产青料的现象。但国内青料当时的效果不好，明朝必须另想办法。
16世纪的大多数时间里，由于野蛮的葡萄牙人占据并垄断了海上丝绸之路，明朝不得不回避海上贸易，改用从陆路进口“回青”。但是，陆路进口“回青”的成本很高，因而我们在这一时期的明代史料中发现，明朝官府对于“回青”的使用严格控制，甚至还制定了防盗措施。到了万历朝后期，连从陆路进口“回青”都很难，青花瓷在明朝终于走向衰落。欧洲人占据海上丝绸之路为非作歹，对于明朝的影响之一是，财政收入下降，于是才有了万历时期张居正的改革中兴。但是，仅仅针对国内的改革，并不能改变日益恶劣的外部环境。由于财力的下降，改从陆路进口“回青”，最终也因成本日益高涨而难以维系。
欧洲人破坏了几百年间形成的亚洲海上贸易环境后，造成的另一个影响是，与远方的阿拉伯、印度贸易几乎中断，较近的东南亚贸易也受到很大影响。大批原先靠海上贸易为生的百姓，因无法从事正常贸易秩序而失去了生计，不得不沦为海盗。明朝中期，中国沿海的一些百姓加入到海盗的行列，就是这个原因。在正常的海上贸易秩序恢复之前，明朝政F很难放开贸易，Z压海盗和倭寇变成当务之急。在海盗平定之后，明朝又开放了海上贸易，但由于欧洲人控制了海路，自由贸易严重被破坏，结果以大不如从前。其实，当时的葡萄牙人只是更危险的海盗。在这场被野蛮的欧洲人引发的海上混乱中，唯一得以自保的亚洲小国家，只有日本。它借助中国的影响力，真正实施闭关锁国的政策，才使它没有像印度、菲律宾、印尼那样成为殖民地。当代一些历史学家不得不承认，日本当年彻底的闭关锁国，是它日后能够振作的必要条件。
欧洲海盗破坏海上丝绸之路的海洋贸易，明朝财力下降造成的另一个结果是，东北满族发现有机可趁，试图趁明朝虚弱之际，获得自己更大的利益，明朝Z压的能力有限，不能很快平叛。以至于养成后患。此外，整个16世纪，中国的海外贸易还在进行，但是，它发生了一个重要的改变。由于欧洲人没有多少实际有用的货物，只能用金银与中国交易，中国的货物反而一直在出口，金银又不能兑换成中国需要的东西，造成的结果是物价上涨、通货膨胀，这也成为百姓生计的威胁，引发了民变，或者成为农民起义。用内忧外患来形容明朝并不过分。
从总体上看，明朝中后期，文有张居正，武有戚继光，自然科学有李时珍、宋应星，他们的着作是当时世界范围内最优秀的自然科学成果，人文领域也有大批优秀的知识分子，中国社会的文明程度依然毫无疑问地领先于世界。但是，由于对欧洲人到来的深刻影响认识不足，对于欧洲人的本性认识不清，惯常使用的对付外邦的手段，面对欧洲人作用不大，明朝也没能及时找到对付野蛮欧洲人的有效手段，简单来说，守是没用的，必须主动出击，日本式的闭关锁国，如果没有中国做依靠，它也难以自保。种种原因，造成明朝意外地亡于满清。这是一个非常惨痛的教训，本文不打算深入描述明朝覆亡的原因，只是把青花瓷的变迁与当时的世界大事联系起来，也许能为我们认识明朝的最终命运提供一个新的角度。明朝之后，清朝的青花瓷其色料主要是国内色料，由于国外色料难以获得，中国人凭着聪明才智，研制出了同样出色的国内色料使用办法。随着欧洲人掌握了瓷器的技术秘密，中国的青花瓷终于失去了昔日的风光。抚今追昔，我们应该汲取怎样的教训?
瓷器中的“君主” 定窑
发现定窑
有关定窑的文献记载很丰富，时代最早的当属现藏于曲阳北岳庙的《唐恒岳故禅师影堂纪德之碑》，碑阴处铭文包括有：“冶将”“冶副将”“都知瓷窑”等与瓷窑管理有关的官职名称(王丽敏等《曲阳发现<唐恒岳故禅师影堂纪德之碑>》，《文物春秋》2009年6期)；另一条被定瓷研究者们广泛引用的材料是《王子山院和尚舍利塔记碑》，内容中出现了“充龙泉镇使钤辖瓷窑商税务使”瓷窑税务官职衔，龙泉镇即今定窑窑址所在地(董涛撰、周斯億等修《光绪曲阳县志》，光绪三十年曲阳小学堂本)。由此可知在唐代中期，曲阳已存在制瓷业并受官府的监管。五代还出现了税务使收取课税，不仅证明确有瓷窑，而且规模可观，管理有序。古代瓷窑址一般以州命窑，曲阳古属定州管辖，也是其主要的集散地，因此称为定窑。
有人做过专门的统计，宋至清时期文献和方志中有关定窑的记载三十余条，元朝人刘祁在《归潜志》一书中曾有“定窑花瓷瓯，颜色天下白”的赞誉(刘祁《归潜志》，卷八“联句亦诗中难事”条，中华书局，1983年)。刘氏所言的“花瓷瓯”是指定窑白瓷上那种以模印、刻画为主的装饰而言，其工巧富丽的程度，与花釉瓷器相比毫不逊色，可谓独步一时冠绝当世。宋代大文豪苏轼赞誉定瓷：“定州花瓷琢红玉”(苏轼著《苏东坡集》(上)，卷三“试院煎茶”，商务印书馆，1933年，第43页)。苏东坡北宋元祐年间曾知定州，对辖区内的定瓷有更深入的了解，更懂得饮茶器具在茶道中的重要性，道出了定瓷与好茶的相得益彰。南宋太平老人所著《袖中锦》给定瓷以极高的评价，把定瓷与端砚、洛阳花、建州茶、蜀锦……认为皆为“天下第一”的名牌产品。《邵氏闻见录》中记有宋仁宗一日去张贵妃处，见宫内陈设有一件“定州红瓷器”，仁宗问怎么来的，贵妃回应说是某大臣所献，皇帝听后震怒，训斥其不守戒禁，私自接受大臣的馈赠。说明定窑不仅白瓷天下知名，也产红瓷器，且在当时也属珍贵物品，并为达官贵人所喜爱(邵伯温撰《邵氏闻见录》卷二，中华书局，1983年，第13页)。
定窑虽因其在中国陶瓷史中的重要地位而屡见于文献记载，但由于窑火的熄灭，遗址在20世纪30年代以前并不为世人所知。人们依据文献资料在河北中部寻找定窑窑址，根据“窑以州名”的认知，认为窑址在定州，结果考察定州本地并没有发现窑址，窑址遗迹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中(〔日本〕上田恭辅《关于定窑的考察会》，陶雅会，1925年。尾崎洵盛《支那陶瓷小考》，宝云舍，1934年)。
1934年，时任北平大学工学院教授的叶麟趾先生，这位背负实业报国留洋归来的学者，决心揭开这个历史之迷，他通过自己的实地考察，首次报道定窑遗址在河北省曲阳县的剪子村(即涧磁村)和仰泉村(也就是燕川村)(叶麟趾《古今中外陶瓷汇编》，北平文奎堂书庄，1934年，第10页)。
1941年，日本人小山富士夫根据《古今中外陶瓷汇编》的记载，跟着日军扫荡的队伍进入了曲阳，对定窑遗址进行了一次调查，获取了一定数量的瓷片，同年他以《关于定窑遗址的发现》为题报告了窑址的情况(〔日本〕小山富士夫《关于定窑窑址的发现》)这批材料后来由东京根津美术馆结集出版(根津美术馆《定窑白瓷》，东京，小学馆，1983年)。
新中国成立后，故宫博物院的陈万里先生、冯先铭先生对定窑遗址进行了实地复查，从刻花、划花、印花、泪痕以及细腻洁白的瓷胎等方面，基本确认了河北曲阳涧磁村一带即史载的定窑遗址所在地(陈万里《调查平原、河北二省古代窑址报告》，《文物参考资料》1952年第1期。陈万里《邢越二窑及定窑》，《文物参考资料》1953年第9期)。采集到近两千瓷片标本，并初步判明了始烧的年代，认为唐代开始烧白瓷，五代时期有较大发展，宋代为极盛时期(冯先铭《瓷器浅说(续)》，《文物》1959年第7期)。
定瓷之美
定窑白瓷唐代时就堪与邢窑媲美，宋到金是定窑的鼎盛时期，定窑的白瓷工艺达到极高的水平，定瓷的烧成温度一般在1300oC以上，高于一般成瓷的1250oC,所以定瓷比其他窑烧出的瓷胎更坚致。定瓷的胎料经过精心加工，因此产品烧成后胎质细腻温润。定窑烧制白瓷为主，由于釉料中氧化钛含量较高，加之用氧化焰烧成，故釉色多白中泛黄，呈现出象牙般的质感，给人以柔和悦目、温润恬静之美感，因此也被人誉为：中和之美。
白瓷乃彩瓷之母，定窑除烧制白瓷外，还兼烧白釉黑彩、黑釉、酱釉和低温铅绿釉、铅黄釉两色釉彩瓷等，定窑还生产三彩器物。黑酱、芝麻酱色釉瓷即是文献记载的“黑定”和“紫定”，更受时人的欢迎，价格皆高于白定。
定窑瓷器的装饰手法多样，主要有塑贴、刻花、划花、印花和描金花等。此外，定窑模制器物，剔花、黑剔花也有少量生产，以金代的装饰手法最丰富。定窑纹样有花卉纹、莲瓣纹、海水纹、云龙纹、禽鸟、游鱼、走兽等，丰富多样。其装饰构图简练，线条明快，层次分明，纹样清晰，图案布局富于变化，独具一格。定窑装饰技法中，印花最为人称道，在宋、金时期所有使用的印花装饰的瓷窑中，定窑以高超的技艺独占鳌头，被推为印花之冠。所见传世的印花花鸟图盘，内壁上的两孔雀之间以一枝牡丹相隔，盘心配以鸳鸯牡丹，图案优美宛如一幅布局严谨的织锦画。印花龙纹标本窑址多见，造型多数为盘，盘内满印云纹，盘心印一条姿态矫健的三爪蟠龙，龙身盘曲，首尾相接，张牙舞爪，栩栩如生。
瓷器中的“祥瑞瓷”
瓷器是中国的伟大发明，早在新石器时代中国就开始了早期瓷器的制作——烧制陶器。原始社会末期发明了瓷器，到了商周时期发明了原始青瓷。被世界上尊称为CHINA——瓷器之都。中国的制瓷技术早在公元七至八世纪经朝鲜就已经传入日本，同一时期日本也曾派人到中国学习仿制中国瓷器。
据我国学术界考证；南宋嘉定十六年（公元1223年）日本御渥天皇时期，曾派山城人加藤四郎左卫门景正随通元禅师到中国的福建学习造瓷技术，他在中国学习六年之后回到日本尾张的濑户村，开始仿制中国的建窑“黑釉器”。仿“乌泥建”极为成功，这也就是日本人所推崇的“天目器”瓷器。到明朝正德六年（公元1511年），又有当时的日本陶瓷艺术家伊藤五郎大夫（伊藤五良大辅），此人曾为僧人，他跟随日本使节，京都东福寺名僧了庵、桂悟来我国江西景德镇学习中国的制瓷技术。学习期间改称中文名“吴祥瑞”，两年后于大明正德八年返回日本，并把景德镇经典的青花瓷器烧制技术传到了日本。回国后的伊藤五郎大夫自己又改称“伊藤五郎大夫祥瑞”，借以表示对中国、对景德镇一行学习的传承。他在日本肥前开窑，称“伊万里”窑，这是日本陶瓷发展史上的重要瓷窑之一。由于当时使用烧制的青花料非常昂贵，并且回国时由景德镇带回的高苓土有限，所以伊万里窑当初生产的青花瓷器大多供日本天皇和皇室使用，平常百姓很难得到真正的祥瑞瓷。其日本创造出来的作品，与当时中国景德镇窑的制品非常相似，这样类似的瓷器在日本都被称作“祥瑞”或“祥瑞手。”当时日本从中国进口的青花料被分作“祥瑞”、“染付”、“吴须”三等，祥瑞是其中的上品，具有极高的评价和地位。这一时期开始出现了署有“五良大甫吴祥瑞造”的“祥瑞瓷”器物，由于造价高器物少，所以多年来，难以满足日本民众的需求。
明崇祯祥瑞瓷青花茶碗
祥瑞瓷从胎体上看，胎质较细白，有些在胎上涂上一层氧化铁而呈赫石色，但是，由于露胎多在圈足与器底，往往由于摩擦而露出胎体本身的白碴，而且大多器物胎体较薄、体轻，形状规整。从釉质上看，釉质发亮。从花纹图案上看，青花图案优美繁多，由于结合了日本式的审美特色，青花涂色显得深浅不一，常用以表现图案层次，纹饰繁密、描画细致、不杂乱、形成了一种整齐地自我特色。并且常常用水纹、树枝纹、樱花、皮球花、缨络等图案装饰于器物内侧，也有的画在丸纹内。所以器物的口沿、近底部经常绘有云纹、水纹、七宝系、石叠纹、几何纹等装饰纹样，有的器形口边和体边的折棱上施以酱色釉形成“口红”或“眮纽”。主体部分的图案善于表现出陶瓷本身的质感和体现陶瓷艺人的“意匠”，常运用花鸟、山水人物、诗文和具有日本绘画风格的著名日本画家雪舟等扬、狩野元信等的作品装饰作品。经常使用小的菱花形或圆形开光（丸纹），画有图案的丸纹往往连续成花边，多用各种织锦纹为图案的地，而且，一件器物上常饰有多种不同织锦纹，形成所谓“祥瑞纹样”或“祥瑞风格”。少部分祥瑞瓷属于青花五彩，就是在青花的主体图案基础上加以彩绘（主要是红、绿彩）被称作“色绘祥瑞”或“赤绘祥瑞”。
“祥瑞瓷”主要器形有盘、碗、笔筒、罐、人物等。明朝崇祯时期，“祥瑞瓷”需求量大增。大多改由日本定制，而由中国景德镇制造，并且全部销往日本。国内很少留存。明朝末年崇祯年间，以日本著名茶人小堀远州为中心的一批茶人在景德镇定制茶碗，主要在景德镇定制有各种日本风格的茶碗（沓形、筒形等）、茶入（茶叶小罐）、香炉、香盒（放茶道用薰香的小盒）、水指（茶道中贮放清水的罐子）、盖置（用以搁置茶釜盖、水勺等的器物）、火入（抽烟用的放置炭火的小器皿）、巾筒（放茶巾的筒）、香煎入等茶具，此外还有一些茶道用的食器（怀石道具）。其中有很多造型是我国传统陶瓷所未见的。
如今在中国仿制的五良大浦吴祥瑞造等各种形式的祥瑞瓷，主要还是在中国销售，也有一些日本人挑选及订单。五良大浦吴祥瑞造底款的瓷器很多，其制作水平可以说是千差万别，无论从胎体上、釉质、釉色上以及画风都有一定的差别。就笔者多年来收集到的一些仿制品了解到，很多作坊在经营了一段时间后，就无法继续制作下去，其主要原因是仿制品的快速跟进，数量庞大。虽然说这类瓷器都是仿制品，只不过是先做或后做的。刚刚投入市场就会被四面八方的仿制，加上仿制品制作工艺低下，画工差，卖价低。收藏者也就是那种便宜买那种了。于是在这种情况下，前期几个五良大浦吴祥瑞造的专业制造工坊纷纷倒闭。
瓷器中的“虞美人”
这件粉彩虞美人小罐，高18厘米，直颈敛口，溜肩鼓腹，收足凹底。在腹部以粉彩精绘虞美人花一束，雅美至极。在一片深绿色的叶丛里，高高浮起无数枝浅绿色的花茎，花茎上长满毛茸茸的小刺，顶端直直地举着五颜六色的花朵，有着千娇百媚的神韵；花瓣质薄如蝉翼，光洁似绫绸，花冠轻盈灿若锦霞，似乎有微风吹过，花朵摇曳，枝叶翻卷，俨然翩翩起舞的彩蝶，又似天空飘荡彩云，姿态葱秀，袅袅娉娉，引人遐思。这真是“似通舞态逞娇容，嫩条纤丽玉玲珑。”该罐胎质致密明润，釉子白净素洁，看上去就挺舒服。
粉彩虞美人小罐
虞美人是英雄美人的壮歌，想当年“霸王别姬”，一曲“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楚霸王项羽演绎了英雄最悲壮的歌声，也是英雄项羽和美人虞姬生死别离痛苦的哀歌。歌罢虞姬自刎，血溅一地而生草，开红花，时人遂以“虞美人”命名此花，后人则以虞美人寄托相思。想当年《虞美人》，一首“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南唐李煜就招来了杀身之祸，宋太宗赐他一杯以虞美人草制成的“牵机药”酒，可叹一代词宗君王就此驾鹤归西。
有人说虞美人就是罂粟花，是毒害国人的恶之花，但其实虞美人和罂粟花虽然同属草本植物，花朵颜色形状和植株叶子非常相似，但它们实际上是两种植物。虞美人枝干细柔，其上布有刚毛，叶狭卵形，羽状分裂，花朵小巧单薄柔嫩；而罂粟全株光滑并被白粉，茎粗壮，叶长卵形，边缘呈锯齿状，不分裂，花瓣质地较厚实，非常有光泽。细微的差别，经常让荡气回肠的虞美人蒙受莫须有的罪名，实在让人唏嘘不已。
虞美人瓷器始于康熙时代，兴盛于雍正时代，这和当时督窑官唐英的偏爱不无关系，当年景德镇御窑场所在的珠山上，遍植俏丽的虞美人花，盛开时曾引得唐英赋诗赞美：“羞匀红妆投时好，愿换衣裳学晚霞，月榭淡笼添雅致，珠廉斜映见丰标。”再加上雍正皇帝崇尚英雄，因此娇艳柔美成了粉彩瓷器的装饰图。我收藏粉彩虞美人小罐，藏友们一致认为是雍正时期的精品，具有很高的收藏价值。
名人与紫砂壶的兴衰交织
“茶壶以陶器为上，又以小为贵，每一客，壶一把，任其自斟自饮，方为得趣。壶小则香不涣散，味不耽搁。”
文化之源：源自文人茶道
梅尧臣、蔡襄、苏东坡这些大文豪都留下了一些咏茶名篇、名句。其中梅尧臣的“小石冷泉留早味，紫泥新品泛春华”堪称千古绝唱，讲的就是用紫砂陶壶烹茶。当然最讲究、最有创造精神的要数苏东坡了。他总结出“活水还须活火烹，自临钓石取深情。”用活水、江流深水煎茶,紫砂壶味道会不同凡响，更加清醇清远。到了明代饮茶的方法发生了很大的变化，1595年张源撰写的《茶录》对沏茶的程序，做了详尽的介绍：“探汤纯熟便取起，先注少许壶中，祛汤冷气，倾出，然后投茶，茶多寡宜酌，不可过中失正……两壶后又用冷水汤涤，使壶凉洁，不则减茶香矣。”这与今天的沏茶方法没有什么不同。烹茶演变为沏茶，对茶壶的质地要求就相对高了，通过千百年来的实践，人们发现，用紫砂壶泡茶，茶味隽永醇厚，由于紫砂壶能吸收茶叶汁，用的时间愈长，泡出的茶水味道就愈好。于是，紫砂壶也就应运而生，制作紫砂壶的高手、名家、大师也就一个个走到历史的前台，他们的名字和业绩与紫砂壶的兴衰交织在一起。
瓷器纹饰中的抽象艺术
陶瓷纹饰即是陶瓷的装饰图文。主要是装饰陶瓷之用，但同时也是我们判断陶瓷年代的重要依据。提到有关瓷器的艺术，一般人总是认为官窑瓷器艺术品位高。原因是在制瓷方面，御用瓷的制作选料非常讲究，工具和技术等方面都非常精湛，画工又非常严谨，加上有御派的督造大臣监制，更力求尽善尽美。也正因此，反过来画工则显得拘谨了。
首先是遴选毛坯，稍有缺点即抛弃，一百件毛坯中只有少数几件被选中上釉，显得非常珍贵。绘瓷师绘画战战兢兢，往往过于拘谨。瓷器上所绘的人物、动物、植物、山水等纹饰基本都直接或间接与皇宫活动有关，甚至是某种东西的重复，与真正的艺术定义相差甚远。而民用瓷器，由于制造量大，在选料、制作工具等方面相对不可能像官窑那么严谨和讲究。然而，画工则显得自然豁达，绘瓷师的技法反而显得老练和洒脱。他们自由地在瓷器上表现自己心灵的感受，用不着受皇家旨意、干预的影响，创作出完全不同于官窑的产品，并使之充满想象力和创造力，从传统的形象艺术，到印象派和抽象派艺术，丰富多彩。因此，真正的艺术，则多见于民窑瓷器。例如：不少民窑瓷器中的风景画布局比较模糊，笔触只画出景色的大致轮廓。因而，我们看到了印象派的手法，即只用一些简练准确的线条就描绘出一幅风景画，并且通过它来展现一种精神境界。之所以谈到精神这一中国文化的典型特点，是因为艺术只有升华到精神，才具有灵魂。
在印象派表现手法出现后，同时也由于民用瓷器需求量的增加，艺人们在绘画中，更大胆地将所表现的对象以高度的概括形式来表现，然而，产生了抽象派的画法。
抽象派使我们登上了中国画艺术的一个新的高峰。通过难以辨认的勾画和造型，制造出令人不可思议的神秘感，使人不由自主地怀着极高的崇敬走近它们。我们在民窑瓷器的一些画图中所看到的，已经不是印象派画了，因为我们无法确切说出它画的究竟是什么东西，甚至搞不清应该从哪个角度来观赏。因此，我们从印象派过渡到抽象派，在想象力方面有了自由发挥的天地，并使注视它的人产生快感。这些除了向我们展示抽象派画法发展到至极的境界外，还使我们看到抽象派本身简明和线条性的特点。这种手法与人们印象中的中国人传统的“千篇一律”的形象相距甚远。
尽管这些瓷器上所画的东西令人费解，但其造型本身已经充满美学感染力，给人直观上的艺术享受，而色彩的运用也具有很高的美学价值。应当承认这些艺术品之所以能与形象化艺术并驾齐驱，说明在当时不仅有能够在创作中表达自己思想感情的画家，而且有能够理解欣赏这类艺术表现手法的人们。
明清瓷器中的寿文化
瓦当上的寿字纹饰
寿作为纹饰最直接的运用，便是以象形文字出现在各种古陶器中，从相关考古资料看，在出土的陶器中便发现了“寿”字，这些寿字即是经典的古陶文。古人对寿字的运用具有浪漫的想象力，其中作为纹饰既有对变形变体的创造，也有对寿字的巧妙组合。由于寿字在传统文化中代表着简单又直接的寓意，因此寿字作为纹饰出现在各种艺术品与生活实物中。瓦当中“寿”字纹便是最常见的一种，从汉代瓦当延宕至今，仍不由分说地展现在人们面前。在图一清代瓦当中，倒三角形祥云状瓦当中最明显的纹饰便是“福寿禄”三字，其中“寿”字最为传神，兼具了古代象形文字的特点，如一耄耋老者手扶竹仗，福禄相随，十分精致。
瓷器上的福寿神话
到了明清瓷器，装饰手法日渐多样化，简单的以“寿”字纹饰出现的装饰已不多见，即便有，也只出现在民窑民器中，官窑中寿文化题材的瓷器装饰风格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而且是以双色钩添为主，这个时期，大量神话传说中有关福寿的题材出现在瓷器装饰中，其中多为八仙、麻姑、寿星为主。在图二清代光绪粉彩麻姑献寿图诗文耳花耳瓶中便是经典的麻姑献寿纹饰。瓶上口沿施酱釉，颈部两侧置花耳各一、并描金，局部脱金。腹部一侧绘麻姑、其面容娇美，神态娴静，右手持灵芝，神情专注；头挽大髻簪金钗鲜花，肩着披巾，对襟大袖衫，下裳长裙正中系垂带，腰系双玉环佩。衣纹线条刻画传神，旁有仙鹿，仙鹿背上有一神童持花瓶、瓶内有一束盛开的灵芝瑞草，颈部再绘仙鹤、一仙童跪骑在仙鹤上手捧九千年才成熟的寿桃。腾云驾雾，一同陪伴麻姑在三月初三这天，为瑶池的王母去祝寿。整个画面在山石、树木、花鸟的衬托下，显现了仙人仙境般的景致。另一侧提诗文，字里行间均围绕着麻姑献寿内容的记载。此瓶图文并茂，名家所绘。汪照藜是清末民国著名画瓷名人，清晰、简洁、潇洒、细腻地表现出神仙的超凡风度和人物的内心世界，意境幽远，器形流畅饱满，造型古朴，瓷质坚硬。
文图结合寿上加寿
在明代寿纹饰相关的瓷器中，普遍采用文图结合，纹饰繁密的装饰手法，一般在器物中描绘形式各异、字体不一的“寿”字，同时在纹饰中间刻画返老还童的“寿星”，谓之寿上加寿。寿星是传统文化中经典的形象，又被称为南极老人星，主寿考，虽为民间瓷器装饰的常见题材，但是明代正德、弘治年间，也被用以青花瓷官窑。具体而言，寿星的额头又高又大，以显示长寿之相。同时，在盘、碗、罐中多采用开光技法，书写长命富贵，同时彰显主体纹饰南极老人图。这在整体上反映了当时寿文化装饰已经作为人们寿庆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通过不断发展变化的方式，满足人们祝寿活动的需求。在图三明代青花开光寿星图八棱大罐中，罐呈八棱形，唇口，短颈，丰肩，鼓腹，平底，底部露胎无釉。罐通体青花装饰，颈部一周朵花纹，一侧青花书“大明嘉靖年制”六字楷书款。肩部锦地开光书“福”字。腹部寿字纹为地圆形开光内绘寿星，腹部下端绘海水江崖。近足处绘一周变形莲瓣纹。该罐造型硕大，胎体厚重，纹饰刻画清晰，时代特征鲜明。
以桃祝寿福寿双全
在有关寿纹饰的装饰中，常常与神话人物、象形文字组合使用，凸显寿庆文化主体的是桃子。《神异经》载“东方有树高五十杖，各曰桃，其子经三尺二寸，和羹食之令人益寿”。釉色素净淡雅，寓有“福寿双全”之意。桃在中国文化中有着独特的文化内涵，《诗经》中有桃夭篇，“桃之夭夭，灼灼其华”，描写桃花盛开时女子出嫁的情景，对新娘的美貌和美德给以赞美。此外，桃树在中国古代典籍中出现较早且充满神奇、浪漫的色彩，于是桃也衍生出一些神奇的意义。比如，中国文化中把桃与寿联系在一起，在《西游记》中有王母娘娘的蟠桃园；民间也习惯将寿桃这种面食以桃的形象出现。又如，“桃夭”在民间习俗中渐谐音为“逃之夭夭”，人们开始赋予桃以避邪、逃避等意义，又有了传说中避邪功能的桃木剑、“总把新桃换旧符”中用于避邪的桃符等意象。在图四清康熙万寿五彩加金盘中，盘心以褐色、翠绿、草绿绘枝干绿叶，黑彩勾勒叶脉，以红、黄及绿彩绘硕大的桃实，桃中心金彩书篆体“寿”字。外壁亦以同法绘三簇折枝寿桃，桃上加金彩篆书“寿”字，与盘心相呼应，盘底双圈内青花书“大清康熙年制”楷书款。其形隽秀优雅，胎体轻巧细薄，釉润而莹白，一如良玉，彩绘的折枝蟠桃，画笔工致，色泽淡雅，以少许矾红点染桃红，质感逼真，极得清疏雅致之妙，下启雍正彩瓷阴柔婉约之气。
题材繁复构图多样
整体而言，明清瓷器上的寿文化题材与构图汪洋恣肆、富丽堂皇，或小家碧玉，或大家闺秀，或舒朗俊奇，或浓墨重彩，共同构筑了我国传统寿文化的审美艺术与精神内涵。从最早的象形文字，到图文结合；从在器物上书写“寿”字，到部分笔画用寿星、仙鹤、或鹿等长寿之物替代，生动形象，福庆喜人。由于民间道教及神话故事的盛行和流传，东方朔偷桃、麻姑献寿、南极老寿星、八仙庆寿等庆寿图案更多地出现在瓷器装饰中。尤其是用树枝巧妙地表现“寿”字，结合于松、竹、梅三友图上，既雅致又寓意明确。在同一器物上大量书写“寿”字，并以缠枝莲等构图方式自然地结合起来也是一种方式。在官窑器上，用龙、仙鹤、缠枝莲托“寿”字的形象时常出现。团寿、篆寿字体在瓷器上大量出现，与寿桃、蝙蝠、龙凤纹、八宝纹、缠枝莲、花绘纹结合，呈现出盛世太平，福寿人间的景象。
西风：宋元两个朝代的人与瓷器
南宋和元代，南宋瓷和元代瓷，文天祥和忽必烈，两个不同的朝代，两个各不同的人和事。文天祥是南宋的灵魂，忽必烈是元朝的灵魂，前者是疾重难返，大厦将倾，岂能一人挽回？后者是骁勇善战，知人善用，入主中原的大元帝国之君。一个是气节而死，一个是挽用不得而痛惜。
在文天祥被俘的三年里，两人多次间接交锋，面对这样一个大义凌然气节之人，忽必烈明白了文天祥“如虎兕在柙，百计驯之，终不可得”，由于非常器重文天祥的品格，未曾想早已引起了那些主动投降的南宋官员和与之交战蒙古官兵的不满。然而，忽必烈仍然心有未甘，在这一年的腊月初八决定亲自出马作最后的尝试。这是两个人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会面。文天祥并没有因为忽必烈的召见而感动，他以外臣之礼长揖不跪，对元世祖以宰相之位相邀婉言以谢。最后，忽必烈问：“汝何愿？”文天祥对曰：“天祥受宋恩，为宰相，安事二姓？愿赐之一死足矣。”忽必烈无语，但很痛惜。文天祥离殿，写了两首绝命诗交给三年来照顾自己的张千载(毅夫)。张是文天祥的早年同窗好友，在文富贵时邀而不至，却在文天祥押解途中自请随行，三年里一直照料文的饮食起居。临刑前，文天祥又写了一篇《衣带赞》藏于腰带间。第二天，文天祥被押往燕京城北的柴市处斩。临刑一刻，监斩官告诉文天祥此时反悔还可以当丞相，文天祥回答，我要做的事都已经做完了。令斩。数日，元允文天祥之妻欧阳氏前来料理后事，在衣带中发现了那篇《衣带赞》。其词曰：“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文天祥死后不久，南宋朝即亡。
朝代更替，文人生命难测，但气节最终属于自己。两朝的瓷器，虽说是当时的当代艺术品，但述说着它们各自历史、文化、艺术和技术的渊源和背景。它们的时代背景决定了它们各自的艺术特征。作为后人，对其进行评价，多多少少带有自己的艺术偏好和价值判断。但有两点是明确的，那就是它们工艺艺术水平和文化艺术审美观是否具有代表性。这一点来讲，南宋时期的瓷器是符合中国文化整体审美观的，无论是工艺的完美度和文化内涵，可以说南宋时期的瓷器是中国正统器物文化艺术的终结。
元之后，各种文化艺术的融合，器物艺术审美受这种多元文化的影响而走向新的方向。不可否认，元代器物艺术，尤其陶瓷艺术品经历一段沉寂和纠结之后，展现了新的面貌，由传统走向现代，由含蓄走向写实。为以后700多年来开启陶瓷新写实主义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