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东山御物到出光美术馆

青瓷钵

天目茶碗

青瓷钵“蚂蟥绊”

日本人或许是除中国人以外最热衷于收藏和研究中国陶瓷器的了。早自约15世纪,日本对中国文化和古物的喜欢及理解就已经很深了。到如今,日本的很多机构或个人收藏有极其精美且具学术价值的中国古代瓷器精品。然而,有一些他们视若珍宝的传世瓷器却并不为中国的学者看重。事实上,此类东西的重要性在于它在历史上曾为谁所拥有。

现在日本所存最古老的中国陶瓷器物是法隆寺传世的唐代青瓷。此外,日本还有唐代的白瓷,东京国立博物馆藏有唐代的白瓷水注,大和文华馆藏有白瓷香炉。日本人原来最感兴趣的是唐三彩。现在东京静嘉堂文库藏有不少三彩壶,它们原属岩崎收藏。值得一提的是,类似器物在中国也没有再出土。现藏东京国立博物馆的三彩壶,原来是横河藏品,之后被捐赠给东京国立博物馆的。原属于细川家族的唐三彩盘子,是19世纪20年代被带进日本的。1927年,华族会馆做过一个唐三彩展览,展出了57件唐三彩瓷器。中国唐三彩在洛阳被发现后,很短时间内就有人把唐三彩运到日本,之后就办了那场展览。1966年,在奈良大安寺一个历史悠久的村庄里出土了唐三彩瓷片。最初,东京国立博物馆的收藏基本上都是横河捐赠的,有一千件以上。而小山富士夫先生就是从整理横河藏品开始研究中国陶瓷的。另一位日本著名的收藏家广田松繁先生,晚年时也将藏品捐赠给了东京国立博物馆,他收藏了很多唐三彩。出光美术馆也收藏了不少中国的青瓷和白瓷。M.taOCi52.coM

在日本,有不少宋代的瓷器。小山富士夫先生是日本研究宋瓷的先驱人物,宋瓷也是日本人非常喜欢的一种。日本人喜欢定窑和磁州窑的瓷器。其中,特别喜欢定窑白瓷加金彩的瓷器。有白瓷、黑瓷和褐色瓷器加金彩的。这种带描金的瓷器一般认为是在朝鲜半岛出土的。最近,在河北发现了很多此类东西,我很吃惊。小山富士夫先生是1900年出生的,1941年他就进行了定窑的田野调查。1965年他和冯先铭先生到景德镇调查,当时就与刘新园先生认识。最近我还听说北京大学的秦大树重新调查了定窑,在北京故宫[微博]举办了研讨会。1941年,对定窑的历史和地点都基本上不是很清楚。此外,景德镇的白瓷在日本也很多。

在福冈的一家寺庙出土过南宋景德镇青白瓷。其实,在日本出土过很多青白瓷的东西。大阪市立东洋陶瓷美术馆还藏有耀州窑的青瓷。而日本所藏的耀州窑中最好的瓷枕,收藏于静嘉堂文库。

在日本有3件汝窑瓷器。一件是小盘子,现在何处,我也不清楚。另一件东西是收藏于东京的茧山龙泉堂。第三件原属安宅收藏品,现藏大阪市立东洋陶瓷美术馆,是一件汝窑水仙盆。这是安宅于19世纪60年代从法国购买的。大阪市立东洋陶瓷美术馆的馆长伊藤现在已经80多岁了。伊藤先生早年随着安宅先生,搜集了一些极好的中国文物。

在日本,虽然汝窑的东西很少,但是有一些非常好的南宋官窑藏品。有一件在日本属于国宝级的文物叫做“花生”,是南宋官窑的插花花瓶。现藏MOA美术馆的一件壶则是日本所藏器形最大的汝窑瓷器。另有在日本室町时代传入的南宋官窑碗和琮式花瓶。有一件现藏静嘉堂文库的南宋官窑香炉,现在一般都认为它是在浙江老虎洞窑址生产的。日本人对南宋官窑十分感兴趣。第一个去调查南宋官窑的是米内山庸夫,他是个外交官,曾是杭州的日本领事馆的领事,平时闲暇就去杭州周边调查。他曾与朋友一起去调查,还做了图录,即《米色青磁》等三套。离老虎洞很近的地方他都调查到了。根据他的研究,小山先生写出了《中国青磁史稿》,出版于1943年。从此以后,中国学者也开始对青瓷进行研究。在老虎洞窑址出土过米色青磁,现在日本学界非常关注此类东西。关于这种釉色的青磁,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是没有烧好导致的次品,另一种观点是刻意烧造出这种釉色。

日本人也非常喜欢龙泉窑青瓷。有一个瓶子叫“大内桶”,是日本战国大名大内家的传家宝。德川家族传世的宝物中则有一件插花花瓶“花生”。桃山时代很有名的茶艺家千利休所藏中国瓷器有很多传世。在日本传世的中国瓷器中最引人瞩目的是两边用铁钉修复的器物,这在日本被称作“砧青磁”。比如,有一件有名的龙泉窑青瓷碗“蚂蟥绊”,它的来历比较清楚,最初属于室町时代的足利义政,东西打破后,他们希望在中国再找到一件,派人到中国却一直找不到那么好的,于是只好找工匠用铁钉修复。“蚂蟥绊”据说盛水之后也不会漏。如今,我请教过中国的研究者,他们没人往碗里放过水,所以也不知道这种修补过的瓷器到底会不会漏水。

和青瓷同样重要的是天目瓷器。天目瓷器中最好的就是曜变天目。现在确认是曜变天目的在日本只有三件,全世界也只有五件。漂亮的曜变天目最初是德川家族所藏,现在在静嘉堂文库收藏。我亲自上手观察过,实际上尺寸非常小。大阪的藤田家藏有一件曜变天目,这个曜变天目在碗里就像星星闪耀,非常漂亮。这种瓷器是如何烧造的,很多学者研究过,但是没有什么结果。其次是油滴天目。在神奈川藏有一件油滴天目。再次是禾目天目。现在在日本非常有名的天目基本上都是原属于战国大名家的。天目茶碗的用途,不一定就是喝茶的,可能是用来供奉菩萨的。此外在日本比较有名的还有玳皮天目和吉州窑的木叶天目。

天目中,第一是曜变天目,第二是油滴天目。接下来就是禾目天目和木叶天目。这个就是天目的排序。这个排序是在15世纪足利将军时代就已经排好的了。曜变天目在建窑里面是无上好的东西。油滴是仅次于曜变天目的。稍微次于油滴的就是禾目天目。以价格论,如果曜变是一万,油滴是五千,建盏是三千,吉州窑的就是一千。16世纪室町时代记载有相关的目录,其中最贵重的是油滴天目和一个茶罐。当时,这个茶罐就可以与很多东西交换,是很珍贵的东西。肯定有很多中国人认为这个民窑的东西有什么珍贵的,但是在日本,这种东西最早是在足利将军时代传来的,就显示了它的重要性,什么都不能换。室町时代的足利将军是用了很多有知识的人去搜集这些东西的。执行这种任务的人被称为“同恒重”,他们既是武士,又是艺术家,有很强的鉴赏能力,是日本最初的学艺员。和茶具同样贵重的就是中国的绘画。茶具和书画、书法之类的在日本称为“唐物”。从15世纪到16世纪,日本对中国文化、古物的喜欢、理解已经是很进步的了。

在日本桃山时代很珍贵的还有中国福建产的青瓷。其中尤为被人看重的有当时被称为唐物的茶叶罐。现藏于静嘉堂的付藻茄子就是中国产的茶叶罐。有一个传说就是,在桃山时代,德川家攻陷了大阪城,德川家族的士兵在战火和废墟中将这件东西找出来,献给了德川家康。德川家康拿着这个东西非常高兴,给了士兵很多奖赏。其实这件器物很小,可能中国人很难理解这种东西为什么会这么被尊重。事实上,此类东西的重要性在于它曾在谁手上,谁曾经拥有。日本还有一件很有名的茶叶罐叫松山肩卫,通过它的透视图,可以明显看出修补。那可能是从桃山时代到明治时代间,这件器物被弄破了,然后用漆修复了。曾有人把这件东西给冯先铭先生看过,他好像对此不太感兴趣。

日本对中国磁州窑陶瓷很感兴趣。西川家族藏的磁州窑梅瓶非常有名。还有一件有名的磁州窑枕头,是我在出光美术馆工作时买进的。我用这个枕头睡过午觉,睡得很香。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日本人相当关注辽代的瓷器。小山富士夫先生一直保存到晚年的一件白瓷皮囊壶,其底部有一个“官”字。所以说这个东西到底是不是辽代,是定窑还是邢窑,仍然不清楚。1941年小山先生调查定窑三年以后,就去调查林东窑。在皇宫里面有窑址的情况非常特殊少见。1944年小山先生调查林东窑拍过照片。那时候,中国学者李文信先生,也在做辽代瓷器的研究。小山先生调查时,曾拍下白瓷、绿釉、黑瓷的瓷片。我自己去调查时,发现不管是白瓷、绿瓷还是黑瓷,胎都非常接近瓷胎,所以我非常怀疑是不是定窑工人到那边,把技术和瓷土都带过去。有一件东西非常重要,它是玉璧底,我怀疑它的年代是不是9世纪。

元代有飞青瓷。现在我们所知的飞青瓷绝大多数都是日本大名家传下来的。现藏大阪市立东洋陶瓷美术馆的飞青瓷,原属于九井家。也有原属瑞士鲍尔的藏品,现在在日本。也有现藏普林斯顿博物馆的,而原来是在日本大名家传下来的。现藏大维德基金会的藏品,原来也是日本一个大名家传世的。这种东西日本人是特别喜欢的。有关龙泉窑青瓷进入日本的一个重要例子就是新安沉船。这个沉船是在1323年沉没的。也有些人根据器形相近,认为日本的砧青瓷是不是在元代传入的,但我认为还是在南宋。

元青花进入到日本,最早是在明治时代,但其大量进入是在19世纪70年代。因为,美国的一家博物馆在1965年做了一个元代文化的展览,对日本影响很大。有一件安宅收藏的元青花,有很多议论,现在收藏于山口县一家小博物馆。这东西有说法是从日本一直流传下来的。也有出土于印度尼西亚的元青花,现在藏在出光美术馆。

日本所藏的元末明初洪武样式的瓷器比元青花到日本的时间还要再早一点。目前,大和文华馆有藏明永乐时代的大盘子。出光美术馆也藏有一件直径有60厘米的大盘。出光美术馆另藏有一件据说是从西藏布达拉宫流传过去的瓷器,带有永乐年制的款识。

日本还有一种被称为“云堂手”的青花瓷器,我在上海博物馆也看到过跟这非常相近的东西。15世纪景德镇民窑产过称为“云堂手”的碗。这种15世纪末16世纪产的禅碗在日本也是非常受欢迎的。这些东西一般认为是17世纪前后进到日本的,被当时的茶人称为“镇子”。德川将军家传世有一件嘉靖水壶,是当时德川家当作古董买入的。日本人特别喜欢五彩的茶碗,称其为“古赤绘”。在京都本能寺传世有万历五彩花瓶。我认为就是在16世纪同时代引入,然后作为佛寺用品。日本人对五彩的东西非常喜欢。

还有一种日本人很喜欢的就是“吴须赤绘”。这种东西在日本尤其是北部地区非常多。

在日本还有被称为“祥瑞”的瓷器。这种瓷器名字的由来是因为其下面有款“五良大夫吴祥瑞造”。对于款识的意思,有很多说法。有种解释说五良大夫是日本人,去中国学习制作陶瓷然后做了这件东西。也有说法是一个中国人叫做吴祥瑞做的。就我所知,这类东西,都是大寺庙传世的。其中,有在京都的东本愿寺传世的。像这种造型的器物在日本之外很少见,是不是有日本定烧的可能。最后对这个款识的意思仍然无法理解。在同一时期,还有一种称为“古染付”的茶器。有一段时期,据说这种东西在景德镇没有。但是实际上,这种东西除了景德镇不会有其他产地。在口沿和肩部凸出部位有很容易磨损的地方,在日本称为“虫咬”。毫无疑问这是日本贵族行进时的画面,这个画得太失败了。有六个贵族,六个人后面是一辆马车,轮子画得不好,马车还没有底,是不是有这个可能,是日本将图样放在景德镇烧制,陶工不太理解图样,就画成这个样子了。像这些纹饰都不是景德镇传统纹饰,反而是日本茶道具一直使用的图样。还有一种在日本叫做“交趾三彩”的瓷器。大阪富士田的一位大实业家手非常喜欢一件“交趾三彩”,临死仍在把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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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明湖居到省博馆 显文化资源共享精神


从明湖居到省博馆济南显文化资源共享精神

文化强省看山东——第七届网络媒体山东行系列评论之七

“五脏六腑里,像熨斗熨过,无一处不伏贴;三万六千个毛孔,像吃了人生果,无一个毛孔不畅快”,刘鹗的一部《老残游记》,让“明湖居”这个名字朴实的曲艺演出场所出了名。而因为体制限制,“明湖居”曾一时失去了创新活力,济南人只能通过旧书本来找寻那份“齐音绕梁”的记忆。如今的明湖居,借势文化体制改革,观望之后终于大刀阔斧地开辟新生机,曲山艺海的热闹景象又回来了,济南芙蓉街南口,“老残听曲”的雕塑每天都吸引着南来北往的人们,黑妞白妞的山东大鼓总也唱不完。

明湖居的复兴,象征了济南民俗文化的先破而后立,也担起让民俗文化资源全民共享的责任。对济南人来说,在日韩文化、西洋文化的冲击下,明湖居的大鼓、快书、单弦、琴书和相声等,是一股清风。明湖畔,点一盏竹灯品茗听曲的惬意,是舶来的快餐文化不能带来的,那种沉浸在本土文化中的融入感和自豪感,唤起了内心深处的归属。其实,这种让最普通的市民感受最质朴的民俗文化的手段,就是让文化资源全民共享。明湖居是济南民俗文化复兴的一面镜子,而随着济南大观园片区民间文艺的兴起,以及省文化艺术中心的兴建,济南本土文化的发展显出蓬勃燎原之势。对于故乡这片土地上孕育的浓厚文化,济南人有了越来越多的感受途径。

自明湖居向东南行车六公里,是新落成的山东省博物馆新馆。这座十万平方米规模的恢宏建筑,囊括孔孟文化、陶瓷艺术、多朝墨宝、佛道文物等,对市民完全免费开放。山东文化体制的改革者深知,山东省博物馆新馆不仅要承载起山东文化发展的历史,更要担当起“文化惠民”的重任,用软实力开化人心、引导风化。

一座现代化城市的进步离不开博物馆文化的建设与完善,山东省博物馆在办馆过程中则坚持了文化资源全民共享的理念。免费即是通向共享的第一步,而让市民们评选山东省博物馆的“十大镇馆之宝”则体现了济南的“大人文”精神。短短一个月内,山东省博物馆收到的投票超过了15万份,不少市民多次到馆、反复推敲。一张小小的选票,投出的是最普通市民的审美观、价值观、历史素养和文化鉴赏能力。同时,百姓不再只是文化的参观者,更成了文化的参与者。文物也不再只是水晶柜中冷冰冰的宝贝,而让许多市民们真的有了一种“如数家珍”的亲切感。这种“全民参与”的文化资源共享精神,是全新的,让人眼前一亮,看到了千年古城的灵动。

说到底,文化的发展,为的是让人们追求一种超越日常功利的精神价值,让人们生活的更真实、更自在、更善良、更友爱,而这些都离不开文化资源共享这一过程。时至今日,伴随着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创新与突破,济南又以崭新的姿态,显示出文化资源全民共享的精神。在这座城市中,一眼清泉、一块老牌坊、一条小街巷、一段老唱腔、一座博物馆……都以全新的表现形式吸引着更多的目光。

从青瓷而黑瓷到白瓷


关于各地茶具的优劣,陆羽有一段著名的论断:“碗,越州上,鼎州次,婺州次;岳州上,寿州次,洪州次……越州瓷、岳瓷皆青,青则益茶,茶作白红之色。邢州瓷白,茶色红;寿州瓷黄,茶色紫;洪州瓷褐,茶色黑;悉不宜茶。”

唐代所崇尚的碾末烹煮的茶风,茶汤显“白红”(即淡红),青瓷色泽沉稳,“相映而成高雅之趣。邢州瓷虽然洁白莹亮,就未免稍嫌轻浮了。”(郑培凯,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中国历代茶书汇编校注本》序)给茶碗分等级,不是以瓷器的质地而是以瓷器的色调为标准,看它是否能和茶汤的色度调和出最大的美感。正因为如此,以越窑为代表的质朴大方、色泽沉稳的青瓷茶碗,就被陆羽和整个唐代奉为上品了。虽然以邢州瓷为代表的白瓷在当时也不乏拥戴者。

这样就很好理解,为何宋代的“最佳茶碗”从青瓷转为黑瓷了。宋代斗茶更盛,具体方法为:事先用茶末和开水调好茶膏,然后一边用沸水点泡,一边用茶筅回旋击拂,打出白色的沫饽(汤花),要求色泽纯白,汤花保持时间长(“咬盏”)者优,先出现水痕的就失败。这样,为了以黑衬白,更为了便于裁判孰优孰劣,黑瓷当然是最好的选择。蔡襄所谓“茶色白,宜黑盏,建安所造者,绀黑,纹如兔毫……最为要用。出他处者,或薄,或色紫,皆不及也。其青白盏,斗试家自不用”(《茶录》),宋徽宗所谓“盏色贵青黑,玉毫条达者上,取其焕发茶采色也”(《大观茶论》),说的都是一个道理。过去被奉为上品的青瓷、白瓷都不再适用,在重黑瓷这一点上,宋代做到了“从认识到行动上的高度一致”。

到了明代,人们对茶碗的色泽选择又发生了重大变化,“其在今日,纯白为佳”(许次纾《茶疏》)。因为到了明代,点茶已成往事,饮用散茶蔚为主流,洁白如玉的白瓷衬托绿色的茶汤,清新悦目。屠隆在《考槃余事》中说:“宣庙(指明宣宗)时有茶盏,料精式雅,质厚难冷,莹白如玉,可试茶色,最为要用。蔡君谟取建盏,其色绀黑,似不宜用。”不但肯定了白瓷的绝对优越地位,而且质疑了蔡襄对黑瓷的看重。其实,这都是茶水惹的祸,蔡襄时代茶贵白,当然瓷贵黑,明代茶贵绿,当然瓷贵白。观点不同,其实其理则一,只是各为其茶。

“严格说来,茶碗的色泽与茶叶的品质是不相干的,然而,饮茶作为美感体验的艺术,茶碗的形制与色调,配合盛出的茶汤色度,就使人在特定的空间氛围中得到相应的感受,从而产生心灵的回响”(郑培凯,出处同上)。诚哉斯言。据此推去,唐代、宋代、明代的茶人们,都追求茶、盏一体的整体艺术美感,虽则时代不同、取舍各异,究其缘由,却是人同此心,心同此趣的。

从陶器到原始瓷再到瓷器的演变


从陶瓷学上界定,原始瓷应该是介于陶器和瓷器之间的一个时期。迄今为止,考古发现最早的中国陶器是20世纪后半叶在江西万年县仙人洞遗址出土的距今约12500年的夹粗砂红陶。浙江也是中国较早制造陶器的地区。迄今发现浙江最早的制陶实物,距今约11000-9000年的浦江上山遗址。这些陶器的特征是火候低、陶色不纯、厚薄不均、内壁凹凸不平,制陶技术相当原始。

中国古代史籍中多有关于制陶的记载。《太平御览》卷78引《逸周书》:“神农之时,天雨粟,神农耕而种之,作陶、冶、斤、斧。”《史记·五帝本纪》里有“舜耕历山,渔雷泽,陶河滨,作什器于寿丘。”神农为何人?神农即神农氏,也即炎帝,是远古神话传说中的太阳神。传说炎帝神农,人身牛首,三岁知稼穑,长成后,身高八尺七寸,龙颜大唇。神农氏本为姜水流域姜姓部落首领,后发明农具以木制耒,教民稼穑饲养、制陶纺织及使用火,功绩显赫,以火得王,故为炎帝,世号“神农”。

2001年5至7月,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萧山区博物馆对跨湖桥遗址进行第二次发掘,出土了一大批陶、石、骨、木器,其中陶器复原器近150余件,器物形态及其组合迥异于余姚河姆渡、罗家角等附近地区发现的早期文化遗存,可明确为一个新的、独立的考古学文化类型。而且在出土的小陶釜中发现了盛有煎煮过的草药,印证了史前“神农尝百草”的美丽传说。

起初,作为实用器的陶器,丰富了人们生活的内涵,改变了生活习惯,提高了生活质量。之后,陶器走向了实用和审美的结合,陶器由朴实、素雅变得华丽而富有文化、精神内涵,这是一种进步,也是一种升华。人类对美的追求确立了人类的价值规范。原始瓷在文明时代开始的商朝已经出现,从它的釉料使用和胎体结构看,比陶器是进了一步。这种进步,是经过了人类几千年的探索和发现。人类历史上的任何一次科技进步都是经历了漫长的积淀,一代一代的叠加,丰富了深度和厚度。中国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文字便是刻在陶片上的文字———“刻契陶文”。由原始瓷到瓷器,人类也经历了一千五百多年的思考、探索和实验。我国著名的考古学家夏鼐先生曾说:“原始瓷(ProtoPorcetain即加釉硬陶)的烧造,当为南方长江下游地区的发明……后来在长江下游地区逐渐改善,终于在汉末出现了瓷器,成为中国文明的特点之一。”

陶瓷行业品牌发展之路 从春秋到战国


建材家居业的潮水开始退了,至少对很多企业而言是这样的。曾经靠某款产品收获高额利润的企业,曾经广开品牌遍布渠道的企业,曾经只管销售不注重品牌的企业,在这样退潮的关口毫无疑问感到寒意逼人。而另一方面,那些稳健的、有品牌的企业在这个时候继续攻城略地,勇猛精进,今年第一季度,鹰牌、马可波罗、简一、金意陶这些品牌都有大幅度增长。市场竞争的结果就是存活在卖场里面的品牌越来越少、越来越集中。

陶瓷行业数千个品牌,小品牌存活空间越来越小,新品牌的存活几率越来越小,主流品牌的销售额与利润率的名次排位变化越来越大。在建材家居卖场,我们已经看到瓷砖行业洗牌剧烈,商铺关停数见不鲜,大有超越开店数量的趋势,不少品牌收缩战线,甚至有些难觅踪影。卖场招商难,企业招商也难。

经济大环境或许不佳,但是对企业而言,你见,或者不见,机遇就在那里;你念,或者不念,市场就在那里;不管是忽悲忽喜,还是有增有减,宏观环境对企业的影响都是有限的。你说市场坏了,但别人呈加速度发展,问题的关键不是宏观环境变差了,而是对手变得越来越好了,自己的机会越来越少了。优秀的企业,应该少谈宏观,而把微观做到位。

陶瓷相关研究报告2014-2018年陶瓷杂件产品定位及价格策略专项调研报告2014年4月2014-2018年陶瓷真空开关管产品定位及价格策略专项调研报告2014-2018年陶瓷蒸发舟产品定位及价格策略专项调研报告2014-2018年陶瓷柱产品定位及价格策略专项调研报告123

就拿简一大理石瓷砖来说,当品牌成为品类代名词时,消费者一旦有这种品类需求,就会产生品牌联想,企业脱颖而出只是水到渠成。又如马可波罗瓷砖苦练内功后企业拥有的产品系类是国内最全的,同时拥有工装、家装、超市和电子商务等立体营销网络,并且拥有完整的服务标准,品牌服务呈现体系化,避免了做品牌每个经销商服务层次不齐的问题。又如金意陶,没看到他们在终端的活动一场接一场么?

目前,陶瓷行业正在从春秋走向战国,进入中盘厮杀阶段。战术表象体现最为明显的是以促销的名义进行的“价格战”,以及以各种面目出现的公益活动或行业活动。现在几乎是促销天天有,花样周周新;而企业在活动上也针对不同渠道进行营销。促销与活动背后隐藏的战略性本质是优质渠道和终端的争夺。

上个月,中国行业企业信息发布中心发布报告指出,2013年我国消费增速稳中趋缓,受到刺激政策退出、居民收入增速放缓、政策主动调控等因素的影响,农村消费市场增长明显快于城镇,主要得益于国家强农惠农政策的实施、农村居民收入较快增长等;中西部地区消费增速快于东部地区;网络消费增速快于实体消费增速;消费者的品牌意识进一步增强,名优产品市场占有率持续提高。

陶瓷行业要发展出寡头,那还是比较漫长的。市场上的征战杀伐,谁主沉浮还难见分晓。但趋势是挡不住的,市场竞争是挡不住的。曾经认为陶瓷产品不能做品牌的老板,这回应该缄口了吧?曾经守住一亩三分地的经销商,这回该傻眼了吧?虽然“狼来了”喊多了就成传说,但我们知道,狼最终还是要来。

把自己的事做好,做精做专,给品牌数量做做减法,给经销门店做做减法,给管理、营销做做加法,把品牌做强。显然,最后能够留下来的,一定是具备资金和技术实力的诚信品牌。

淄博鱼盘文化的现代追求 从世俗到高雅


清代淄博釉下青花大鱼盘

淄博大鱼盘是淄博民间盛行的一种鱼纹盘。鱼盘形体硕大,手感笨重温和,价廉实用。盘内所绘鱼纹因具有富足、美好、吉祥的寓意深得山东民众喜爱,成为远近闻名的产品,当地更是居家必备。人们习惯称之为“淄博大鱼盘”。

淄博大鱼盘是淄博青花瓷的代表产品。淄博青花瓷俗称土青花,以当地钴矿原料制成土蓝色“青花”颜料,用来创作出各种釉下彩青花瓷器。淄博釉下青花大鱼盘最早产于明代淄博西河窑,清代,传入福山窑,之后,山头等地区部分窑场也纷纷仿制生产,且产量极大,至清末民初达到鼎盛,于20世纪50年代末终止。先后经历了数百年的发展过程,形成了淄博陶瓷业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

斗转星移。当今淄博大鱼盘的价值已不在于实用,而在于具有极高的艺术审美价值。它最早由济南、北京等地一些民间美术工作者发现,自20世纪70年代声名远扬,象北京胡同、无锡泥人、贵州蜡染一样,成为备受人们关注的地方传统特色收藏品,不断有著作、文章出版和发表,从而引发了全国范围的鱼盘艺术收藏热和研究热。淄博大鱼盘从一种日常生活用品变成了一种艺术观赏品。

淄博大鱼盘的艺术审美价值主要表现在纹图含意和画风两个方面。从表层意义上,对其纹饰的解释似乎用一句“年年有余”或“吉庆有余”便可概括,但经人们潜心对鱼盘纹图所作的全面深入细致的研究考察发现,淄博大鱼盘几乎将中国鱼艺术的所有文化内涵纳入其中,其含义表现出诸如:“鲤鱼跃龙门”、“男情女爱”、“富贵有余”、“多子多福”、“喜事临门”、“合家团圆”、“和睦美满”等。其画风表现为早、中、晚三个阶段,有的结构严谨,层次分明,工整细致;有的粗犷豪放,大气磅礴;也有的轻松活泼,清心秀丽。

淄博鱼盘文化现象在现代得以发扬光大。首先,淄博陶瓷业不断推出的高档新材质为创作鱼盘作品提供了良好的物质条件。鲁青瓷、象牙黄瓷、乳白瓷、合成骨质瓷等多种新材质新产品成为鱼盘作品创作的载体。其次,多种新的装饰手法为鱼盘的创作提供了多种途径。出现了釉下剔刻、釉上彩绘、浮雕、刻瓷等艺术手法。日前,淄博泰山瓷业有限公司用高档材质鲁青瓷制作鱼盘。在构图、形象处理上,大胆概括、夸张、简洁凝练,笔法豪放,富有神韵。在瓷胎上用简洁的笔法刻剔出鱼的纹饰,盘上的鱼近似几何符号,寥寥几笔,便把鱼在水中游的图案活生生地表现出来。作品既表现了鲁青瓷材质的莹润高雅,又表现了图案的设计的老辣。成为高雅的艺术品和极高价值的收藏品。

近年来,许多有识之士开始对淄博鱼盘文化现象进行系统整理与研究。2001年,台湾五行图书出版有限公司出版了淄博陶瓷收藏家许立华的专著《山东大鱼盘》。2004年,安立华在他编著的《乡野之风——近代淄博民间陶瓷艺术》一书中,对淄博鱼盘文化现象的特点和意义又作了深入探讨。2009年,淄博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曹在堂出版了他的鱼盘收藏研究集——《吉庆有鱼》。曹在堂认为“艺术是形象化的哲学,收藏是人生感悟的过程”,收藏研究正是为了传承和发展。

淄博鱼盘文化正在步入一个新的探索和发展领域。

从有田到伊万里———日本瓷器之旅


关于晃荡

默音(作家)

作为外国人在日本旅游有个好处,就是可以申领JRpass。我们买的是北九州的三日券,靠着它从福冈到熊本,又在次日辗转三城。听起来相当奔波,其实还好。火车都整洁舒适,而且我们去的都是很小的城,脚程不长。惟有一点不便,火车班次很少,错过一班就得等一个小时。

有田、伊万里和唐津均属于佐贺县,前两个地方是著名的瓷器产地,后者则是“一乐二萩三唐津”的陶器大宗。这几处的盛名也少不了朝鲜陶工被绑架漂洋过海埋骨异乡的悲哀往事,村田喜代子的小说中多有记叙。朝鲜的审美是蓝白二色,朝鲜来的陶工们本来不会做红彩瓷器,当时的日本人酷爱绚烂,需求催生了创造,才有了日本的色绘古陶,而到了十八世纪,更开始流行加了金粉浓重华丽的“金襴手”。

有田的车站虽小,却有日本最出名的车站便当,用有田烧的大碗盛装的芝士咖喱焗饭,吃完了可以把碗带回家。故此比普通的车站便当贵,一千五百日元一份。白底蓝花的大碗很厚实,故意做成不规则的圆形,看得出不是手工成坯,而是模具造就。这个大碗是我们在有田惟一的收获,回家后吃面条装凉菜,十分好用。偌大的“有田陶瓷之乡广场”走了一遍,两旁的货色让人想到如今的景德镇,甚至上海的九星批发市场。若嫌其商业化,有田却是从古至今就很商业的。

十七世纪开始烧制的有田瓷从伊万里港运送,所以有田的出品也叫“伊万里烧”。提到伊万里烧,不能略过的一个名字是柿右卫门。早期柿右卫门的白色釉是一种接近米汤的浊白。这种釉色,喜欢的人很喜欢,觉得古雅有味;不喜欢的人大概会嫌不够细洁。白釉上以青红绿金铺陈仿中国或纯和风的纹样,最常见的是各种缠枝花,所谓“唐草”。此外,柿右卫门衍生出许多文人意境的花鸟小品,其影响逐渐遍及伊万里烧的各窑,以至于到了后期,要把柿右卫门窑与寻常窑口加以分辨,非专家难以做到。

有田等地的古伊万里烧的大量制作,除了供应日本国内,还有出口的需要。而伊万里的大川内山,则是锅岛藩烧制御用窑的所在。我们离开已经“沦落”的有田,坐松浦铁道前往伊万里。在那里等着我们的,除了遍布窑口的大川内山,还有值得一吃的伊万里和牛。

穿越百年的瓷蕴:从“大雅斋”到“富贵牡丹”


2015年10月8日,演员黄晓明与Angelababy在上海展览中心举行盛大婚礼。这场“世纪婚礼”的诸多细节至今仍是老百姓茶余饭后的热门话题。

从媒体拍摄到的婚礼内场图来看,现场童话般的城堡装饰与水晶灯比比皆是,浪漫非凡。婚礼上大牌嘉宾云集,沪上最有名气的100位大厨组成的厨师团队主理菜品,从全球空运了高档食料,摆设了百桌美味佳肴。

婚礼之上细节之处尽显心思,连婚房餐具也是大气雍容,婉约华贵。名为“富贵牡丹”的餐具是华光为黄晓明婚礼专门定制的,同款样品至今还摆放在华光的展厅里。传闻早在2015年5月份与Angelababy在青岛领证之后,黄晓明就曾属意经纪人黄斌前往华光国瓷文化艺术中心参观并精心挑选婚庆餐具,最终选定了这套《富贵牡丹》釉中彩餐茶具。

这套餐具画面出自APEC国宴用瓷设计师中国陶瓷艺术大师孙庆萍之手,她介绍说,《富贵牡丹》画面的思路来源于清代的“大雅斋”瓷器。

光绪年间,清政府企图重整瓷业,使陶瓷业进入了一个较繁荣的时期。大雅斋是慈禧御用画室的斋号,以大雅斋为名的瓷器也就是慈禧在该画室的专用瓷。大雅斋瓷器大多是在蓝色、浅青色、藕荷色、浅紫色的地子上淡墨彩绘,画风细柔,图案精巧,纹饰题材多描绘藤萝花鸟、葡萄花鸟、鹭鸶莲花等等,是比较少见的精品。在此设计元素上,孙大师做了精心的再创作。她以国色牡丹为主创元素,辅之以紫藤花蔓,倍添妩媚柔美,一只调皮的报喜鸟跃然其上,栩栩如生,与静宜的画面相互映衬,一静一动,勾勒出喜庆和吉祥,而独具匠心的淡粉底色则溢满了浪漫的气息。

富贵牡丹系列餐具与中式婚礼格调相互呼应,整个装饰以粉色为主色调,衬托爱情的浪漫与温馨,如意云头纹,以中国传统特色装饰纹样做巧妙点缀,象征着富贵吉祥,于细节处流露出雅致古朴的中国味道,给人甜蜜和煦的家居感与高雅恬静的艺术享受。

选取的水韵西子器型,设计灵感来自西施与范蠡的千古传说,两人同泛五湖之上的美好爱情为世人所传唱。设计师将水漾的浪漫与缠绵寄托于器物之上,传递出水逝情在的悠悠爱意。

“传承国粹、播撒清新、瓷悦生活”,华光将传统的美好寓意与健康材质相结合,使《富贵牡丹》穿越百年,成为一段浪漫爱情的见证。

中国陶瓷从“要我发展”到“我要发展”的发展过程


从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陶瓷经过厂20年的风雨坎坷路,已从“要我发展”进入了“我要发展”的新阶段。进入21世纪的今天,中国陶瓷显然摆脱了“要我发展”的盲目发展行为,开始走上了“我要发展”的理性的发展道路。

20年来中国陶瓷的成就是巨大的,陶瓷古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在过去的20年时间里,彻底打破了国有陶瓷企业一统天下的格局。在计划经济年代,中国陶瓷几平是清一色的国有企业。10年前初步形成了国企、私营、合(外)资“三足鼎立”的局面。在私有经济迅速发展的今天,私营和外资陶瓷企业获得了更长足的发展,并已经成为21世纪中国陶瓷二次发展的生力军。

在过去的20年时间里,中国陶瓷企业的规模越做越大。20年前,中国陶瓷大多是工艺落后,设备陈旧的小型企业,家产一般在百万元上下,上千万元家产的陶瓷企业可成为同行业中的佼佼者。而在今天,绝大多数企业的生产设备已“鸟枪换炮”,颇为现代化了。象样一些的企业家产均在亿元左右,数十亿元家产的陶瓷企业也并不罕见。

在过去的20年时间里,中国陶瓷彻底摒弃了“自产自销、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经营观念。中国陶瓷已在国际国内市场竞争的大洋大海中学会了游泳,基本完成了“回扣推销一广告促销一品牌战略一企业文化”的现代经营理念的发展全过程,实现了经营理念质的飞跃。

在过去的20年时间里,中国陶瓷产品出现了多元化、高档化和时装化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欣喜景象。在中国陶瓷大发展的起步阶段,主要是解决市场供不应求的问题,尽管当时的产品规格和花色品种单一,但只要做得出来就能卖出去,而且能卖个好价钱。随着世界陶瓷交流的进一步广泛,人民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中国陶瓷新品层出不穷,规格尺寸也越做越大。特别是近年来,抗菌陶瓷、环保陶瓷、防污陶瓷和健身陶瓷相继问世,令人眼花缭乱。这一切的一切充分表明,现代中国陶瓷确是不简单了。

在过去的20年时间里,先进的陶瓷技术装备国产化初露端倪。在中国陶瓷大发展的初期,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装备是必要和必需的,但正由于长时间的大量引进,从而全面抑杀了国产陶瓷技术装备的发展进程。想当初,全国各主要陶瓷户区都有自己的,一定规模的陶瓷机械制造厂,可如今还有几家健在?这不怨谁,其一是因为当时的国产装备确实不能适应现代建筑卫生陶瓷的生产需要。其二是因为在轰轰烈烈的大发展形势下,根本就来不及同步发展国产生产装备。时间不等人,抓机遇要紧。可喜的是佛山力泰企业在过去的20年时间里,—直致力于先进技术装备国产化的研制与生产,现不仅已陆续供应厂家使用,并有部分出口。力泰是先进技术装备国产化的代表和榜样,是曙光和希望。因为没有国产化,中国陶瓷的发展则始终受“洋人”的制约,也始终成为不了陶瓷强国。

毫无疑问,在过去的20年,中国陶瓷的成就是辉煌的,变化是巨大的,但在向世界陶瓷强国的挺进中,必须解决三个问题。

第—、摸清中国陶瓷的家底

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究竟有多少家建卫陶生产企业?全国墙地砖年总产量是多少平方米?恐怕谁也说不清楚。

有的说是20亿平方米,有的说是25亿平方米,还有的说是30亿平方米,总之产量是一年比一年增多。因此,关于中国陶瓷的家底是多年的不解之谜。然而,家底不清又如何引导中国陶瓷的前进方向,又如何制定规划2l世纪中国陶瓷的宏伟蓝图?

第二、解决重复建设

应当说,进入20世纪90年代末,我国东南部地区陶瓷重复建设的现象基本上得到了控制,但北部和西部地区仍在一个劲儿地大兴土木,兴办陶瓷企业,且雄心勃勃地要建成西部和北方的“瓷都”,并隆重举办“陶瓷艺术节”或“陶瓷文化节”来为重复建设推波助澜。要知道,衡量一个军事强国凭的不是车队士兵的数量,而是靠仅有的核威慑;一个体育大国也不是因为运动员多,而是靠夺金牌的项目,如美国依靠田径和游泳,中国依靠乒乓球和跳水等强项而成了体育大国。同理,衡量一个陶瓷强国也不是看你有多少陶瓷企业,而是强调企业的规模和质量,除了意大利、西班牙外,美国单凭美标公司,日本单凭东陶公司和伊奈公司同样成为一个世界陶瓷强国。笔者认为,在中国要彻底解决重复建设问题,可能首先要解决一个误导,即直至今日仍有一些人认为,陶瓷企业多了是好事,有利于中国陶瓷的竞争。但任何事物终将物极必反,重复建设最终将导致恶性竞争,并成为向世界陶瓷强国挺进的沉重累赘。

第三、克服形式主义

塑造企业优美形象已成为当前中国陶瓷的战略任务和工作重点,办公大楼建起来了,花草树木种起来了,企业标识设计了,IS09000认证门到手了,英特网也上了,因而造就了一批现代化的优秀陶瓷企业。然而不可否认的是有相当一些陶瓷企业只重视外表的形式美,而忽视企业综合素质的整体提高。确实有这样一些陶瓷企业,办公室装饰得富丽堂皇,各类证书及奖状挂满了荣誉室,楼道上,走廊内花团锦簇。可是生产区内粉尘满天飞,垃圾到处堆放,厕所里更是臭气熏天。有些企业从不对员工进行岗位培训和职业教育,如遇生产急需添员就随便找些文化程度低的打工者。有的企业疏于工艺卫生,员工们将散落在地上的原料重新扫进压机成型。也许这些都是小事,都是企业综合素质的实在反映。其实用心提升企业的综合素质比塑造企业外形更重要,国际贸易是很看重这些枝关小节素质的。如美国有一商家欲与国内某陶瓷企业做生意,因为是第一次而不了解该陶瓷企业的情况,便发来一份传真调查表。调查山容详之又详、细而又细,多达100多项,并要逐一据实反馈给美商。其中内容就包括了员工职业培训,是否喝纯净水,厕所离工作场所多远,是否放置了消香剂等鸡毛蒜皮的小事。这就是“洋人”的精明之处,从小处来考察—个企业的综合素质。很难令人相信,一家综合素质不高的陶瓷企业能生产出高质量的陶瓷产品来。

瓷器上的乾隆御题诗


乾隆帝不仅酷爱书画艺术,对各类工艺美术亦非常嗜好,特别是对瓷器艺术更为偏爱。在乾隆帝浩若烟海的诗篇中有一批专门题咏瓷器的,约为199首。对宋代五大名窑的赏鉴是乾隆帝的重点,如北京故宫博物院中收藏有一件孩儿枕是定窑白瓷中的名品,台北故宫博物院藏亦有两件,三件造型一致,均以模印成型,除细部纹样、尺寸等略有差异外,面貌、衣饰皱褶基本一致。带到台北的这件器底还有当年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所刻乾隆御制诗《咏定窑睡孩儿枕》一首:“北定出精陶,曲肱代枕高。锦绷围处妥,绣榻卧还牢。彼此同一梦,蝶荘且自豪。警眠常送响,底用掷籖劳。乾隆癸巳春闰御题”。据清宫造办处档案记载,乾隆帝于乾隆三十八年至四十年曾多次提看“定瓷娃娃凉枕”,并下令为其配制木座、锦垫,可见对孩儿枕的喜爱。而在乾隆咏定瓷的御制诗中,也以孩儿枕题材为最多,共计11首。

乾隆不光作诗,而且还把诗作直接镌刻在自己喜爱的瓷器上。每得到一件宋官瓷,特别是五大名窑的作品,他必要赋诗一首,同时命工匠把诗镌刻在器物上,传之久远。乾隆帝降旨刻诗,并非整批送交,而是分次交办清宫专门负责的如意馆和懋勤殿处理,间接反映出镌刻御制诗背后所存在加以选择的意向。在清代之前漫长的瓷器发展史中,并未有帝王诗篇被题写于器身上。如明代御厂所制官窑瓷,帝王并不亲自监督参与宫廷用瓷的制作,多由内臣指定和设计纹饰,因而以图案化的官样纹饰为主,极少有文化气息。乾隆御题刻瓷器几乎都是采用阴刻的手法,将诗文刻在器物的釉面上,故其文字都是低于釉面的凹型字体。字存原釉,阳文凸现;间隙剥釉,显纹露胎。之所以把御题诗刻在器身上,是为了更加有利于观赏,工整、秀丽的文字也给器物平添了几分艺术气息。为了尽量避免对器物釉面的损害,在镌刻时只将文字间隙处的瓷釉刻剥掉,而所有文字上都保留着器物原有的瓷釉。这样,既使文字有了立体感,而且间隙处被剥掉瓷釉后,露出的器物胎体上的开片纹清晰可见,细细观赏颇多情趣。如此超凡的技术,非乾隆时期清宫造办处的高级工匠所不能为。

乾隆瓷器御题诗,书法风格并不多样,早期延承康熙书法遗风,主要是晚明董其昌派,格调较高,气势较宏伟,而中后期则因乾隆帝的喜爱而转为以赵孟頫和董其昌的书法为主体。因而,乾隆御制诗瓷器书法大都精谨沉稳、圆转秀逸、骨骼清纤,如出一人之手。宋代五大名窑以釉色取胜,极少题字,而乾隆帝命御题诗镌刻其上,平添其文化品位。乾隆瓷器上的御制诗大多为乾隆帝所创并复制其上,往往是对瓷器本身的解读,使观者能加深对瓷艺作品艺术风格的理解。

宋汝窑天青釉三足樽承盘,高4、口径18.5、足距16.9厘米,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承盘圆口,浅腹,平底,下承以三足。里外施天青色釉,釉面开细碎纹片。外底满釉,有5个细小支烧钉痕。乾隆皇帝曾为其题诗一首,由宫廷玉作匠师以楷书镌刻于器物外底。诗曰:“紫土陶成铁足三,寓言得一此中函。易辞本契退藏理,宋诏胡夸切事谈。”后署“乾隆戊戌夏御题”,下刻钤篆书红文方印“德充符”。这是1778年夏,乾隆帝为皇室传下的国宝宋汝瓷三足樽承盘的题诗,用金刚钻镌刻于底部。全诗仅28个字,从烧制、函理、密藏、夸藏几层内容,高度地赞扬了汝瓷的精绝名贵。镌刻字体为楷书,十分规整,字和诗融为一体,更为此承盘增添了色彩,使之成为传世汝窑瓷器中难得的一件珍宝。

宋汝窑天青釉碗,高6.7、口径17.1、足径7.7厘米,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这件汝窑碗造型规整,胎质细腻,釉色如湖水映出的青天,堪称稀世珍品。目前所见传世宋代汝窑碗仅有两件,除这件外,英国伦敦大维德基金会亦收藏一件。碗撇口,深弧腹,圈足微外撇。胎体轻薄。通体满釉,呈淡天青色,莹润纯净,釉面开细小纹片。外底有5个细小支钉痕及楷书乾隆御题诗一首。诗曰:“秘器仍传古陆浑,只今陶穴杳无存。却思历久因兹朴,岂必争华效彼繁。口自中规非土匦,足犹钉痕异匏樽。盂圆切已廑君道,玩物敢忘太保言。”后署“乾隆丁酉仲春御题”,并钤“古香”、“太朴”二印。

宋官窑青釉圆洗,高6.4、口径22.5、足径19厘米,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这件宋代官窑圆洗是宋时宫廷御用器,在造型、工艺及装饰技巧方面都十分考究,尤以釉色及片纹突出。在釉层较薄的器口或未被釉层遮盖的器底部分,形成“紫口铁足”,使器物愈显古朴庄重。乾隆帝对此物尤为喜爱,为此洗作诗一首,由玉作匠师以楷书镌刻于洗之外底。诗曰:“修内遗来六百年,喜他脆器尚完全。况非髺垦不入市,却足清真可设筵。讵必古时无碗制,由来君道重盂圆。细纹如拟冰之裂, 在玉壶中可并肩。”下署“乾隆御题”,下刻钤篆书方印“八徵髦念”、“自强不息”。

宋哥窑青釉鱼耳炉,高9、口径11.8、足径9.6厘米,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鱼耳炉因可用来焚香且炉身两侧置鱼形耳而得名,是宋代哥窑瓷器中的名品。元、明时虽有仿品传世,但均貌似神离,无法企及原作之风韵。此炉造型仿商周青铜礼器簋,“S”形轮廓线上敛下丰,勾勒出端庄饱满的体态。腹两侧对称置鱼形耳,下承以圈足。造型古朴典雅。通体施青灰色釉,釉面密布交织如网的“金丝铁线”开片纹,使素净的釉面富于韵律美。外底有6个圆形支钉痕。炉之外底刻御制诗云:“伊谁换夕薰,香讶至今闻。制自崇鱼耳,色犹缬鳝纹。本来无火气,却似有云氲。辨见八还毕,鼻根何处分。”款署“乾隆丙申仲春御题”, 下钤“古旨”、“惟金”印。

瓷器上的乾隆御题诗,绝不仅仅停留于文学意义,也并不只有史学价值,而是与各类文化艺术的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从乾隆在古瓷上的御题诗或题跋中可知,他对宋瓷的定位、辨别和审美情趣达到了他当时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平。瓷艺作为乾隆艺术品中具有最突出成就的品类之一,与乾隆御题诗亦有着极密切的关联。

“陶”出优雅生活


皮道坚先生说过:“陶艺一词并非传统意义上的陶瓷艺术的简称,而是一种孕育着新的精神文化内涵和审美意蕴的现代艺术方式。”陶瓷的特性决定了一件件作品,无论题材如何,风格如何,都像一个个音符,在跳动着,在弹奏着,合成陶瓷文化的旋律,当然也“陶”出优雅的生活。

中国传统陶瓷艺术高超的技艺、娴熟的装饰以及完美的造型,表现了创作者的智慧和能力。但受传统文化的影响,着重追求严谨和整齐,从而限定在一定的审美标准中而无所突破。陶瓷装饰品的陈设,对于环境的布局、协调色彩、活动气氛、增添生活乐趣和陶冶人的性情会起到不容忽视的作用。近年来,随着家居装饰热的兴起,陶瓷制品在家居装饰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拥有和鉴赏陶瓷制品,已是家居中的一种享受。

我国的陶瓷有两大类,日用陶瓷和建筑陶瓷。长期以来,日用陶瓷作为艺术品也只是在博物馆中才可以见到,而近年来,陶瓷艺术品开始普遍进入寻常百姓家,这是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表现。通常,人们在家居布置中喜欢营造一种自然、温馨、亲切的感觉。陶器有着淳朴的质地、富于变化的泥色,经过艺术家的造型,炼制出来的各种器皿、挂件,具有一种古朴的韵味,而这正符合当今人信的心理追求。

现代陶艺是现代艺术的一部分,与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人们审美取向的转变以及人文精神因素等息息相关。现代陶艺是运用陶瓷的物质材料和工艺反映艺术家思想情感和对社会生活的理解,现代陶艺所具有的新形式、审美意蕴都是传统的陶瓷艺术所不具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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