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时期流行的缠枝花卉，到明代已发展为一种定型的装饰题材。“由于它变化无穷，用起来非常灵活机动，不论是作器物胸腹部的主体纹，或是在口沿、颈、肩、胫、足部作辅纹，都容易与器型浑然一体”。因此被大量应用于官民窑瓷器上。其中二方连续、四方连续形式的缠枝莲纹使用最为广泛。明代缠枝莲布局疏朗，空间宽阔，花叶明显变小，花头的布位和主枝的姿态灵活多变。除了单纯的缠枝莲外，明代还有大量与莲纹合绘的图案。如龙穿莲、凤穿莲、缠枝莲托八宝、缠枝莲托梵文等。
变形莲瓣仍是主要的边脚纹饰。洪武时期的莲瓣纹保留有元代遗风，但轮廓转折圆润，瓣内纹饰不象元代那样复杂，仅见团花、云纹等简单的图案。永宣青花瓷器上的莲瓣纹更加简略，常在勾出的轮廓线内用青料平涂为地，以留出的空白形成图纹。正统、景泰时期民窑青花瓷器的肩、胫以及器盖上常装饰一种双层螺丝靥形莲瓣，瓣内勾画叶脉纹的写实莲瓣也开始出现，成化以后，莲瓣纹逐渐趋于复杂，尤其是晚明珐花瓷器上的莲瓣纹，繁缛华丽，具有较强的装饰性。与此同时，为了适应大批量生产的需要，民窑日用瓷器上的莲瓣纹向着高度简单和抽象发展，有的甚至简化成一排平行的竖线条。
明代鸳鸯莲池纹一改元代繁密的布局，画面疏朗有致。１９８８年景德镇御窑厂遗址出土的宣德斗彩鸳鸯莲池纹盘，盘心画三丛莲花，一对飞翔的鸳鸯雄上雌下，相互呼应，茨菇、芦苇、浮萍穿插其间。鸳鸯的双翅和水波纹用青花绘制，彩料部分先在胎上刻出浅细的轮廓线，施釉烧成后再按釉下轮廓线填绘彩料。荷叶用没骨法渲染，莲花先勾出花瓣轮廓，然后在瓣内填绘红彩。纹饰舒展，线条流畅，画面清新秀丽。成化斗彩器物上的鸳鸯莲池纹与宣德基本相似，但彩绘部分不在釉下预刻轮廓线。纹饰的线条柔和纤细，色彩淡雅。明代后期的鸳鸯莲池纹画工草率，构图凌乱，不能和早期相比。
清代是中国彩瓷艺术的最高峰，青花、斗彩、五彩、珐琅彩等各个品种五彩斑烂，争奇斗艳。以莲荷为纹饰的器物品类繁多，数量甚多。“吉祥寓意的图案在宋瓷上兴起以后，至明代已成为陶瓷装饰的重要内容，入清更是发展成‘图必有意，意必吉祥’的境地”。莲是花中君子，莲字与“莲”、“廉”谐音，因此许多莲荷图案被赋予了吉庆寓意。例如一茎莲花的图案寓意“一品清廉”；莲池鱼藻图案寓意“连年有余”（莲与连、鱼与余谐音）；鸳鸯与莲花合绘的图案寓意“一路连科”（路与鸳鸯谐音）。莲是盘根植物，并且枝、叶、花茂盛，于是用莲花丛生的图案寓意“本固枝荣”。凡此种种，不胜枚举。
缠枝莲仍是莲荷题材中数量最多、应用最广的纹饰。清代缠枝莲纹一改明代疏朗自然的风格，开始向繁密、规整、对称发展。经过美化变形的花头和枝叶姿态万千，装饰性很强。清中后期民窑青花缠枝莲纹常加绘双喜字，莲叶细密繁杂，除少数绘制较精外，大多画工粗率。
清代莲荷题材中成就最高的当属康雍时期的写实莲荷纹。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康熙五彩加金莲荷纹凤尾尊，颈部和腹部满绘两幅完整的莲荷图。莲瓣丰腴饱满，荷叶舒张自如，莲丛中点缀着芦苇、茨菇、浮萍，水鸟鸣叫，彩蝶飞舞，画面充满了勃勃生机。色彩浓艳的红莲绿荷与一朵用金彩描绘的莲花交相辉映，整个画面金碧辉煌，宛如一幅精美的工笔国画。天津艺术博物馆收藏的雍正“二年试乙号样”款粉彩莲纹盘，“盘内壁粉彩绘出荷花纹饰，共画八朵荷花，三朵盛开，五朵含苞。这些荷花都是先用黑彩勾勒出花瓣的轮廓线，再填淡粉彩进行渲染，然后用深粉色在花瓣尖端略加点缀，使花朵明暗层次清晰，彩色秀丽温雅。荷花周围配几片荷叶，或肥硕碧绿，或残败苍劲，从而更衬托出荷花亭亭玉立，香远益清的高雅风姿”。清新的画面，纤巧的笔法，柔和的色彩，形成了雍正工笔花鸟图案清雅秀丽的风韵。
乾隆时期，瓷器装饰雍荣华丽，刻意求精。但过分追求规整和工细导致了繁冗和堆砌，艺术上的倒退使莲纹失去了昔日的生机，在斑烂的色彩、华贵的外表下，隐含着僵化、呆板和滞气。乾隆中期以后，随着封建社会的衰败，陶瓷工艺也开始由盛转衰。各种以莲荷为纹饰的器物虽然数量众多，但艺术上已远不能和前期相比。
莲花是我国传统的装饰题材，在西周晚期的青铜纹饰中已开始崭露头角，春秋战国的铜器、陶器上普遍采用莲瓣作为装饰。但中国瓷器上的莲纹是受佛教艺术的影响发展起来的。从东晋的初露端倪到南北朝的鼎盛时期，莲纹带有浓郁的宗教色彩。及至唐代、中华民族巨大的同化力已将外来艺术中的精华水乳交融地融入本民族的传统艺术之中。瓷器上的莲纹进入了成熟时期。宋辽金时期我国陶瓷器装饰艺术有了长足的进步，装饰题材日益丰富，加上牡丹花的异军突起，一直在装饰领域据统治地位的莲纹开始进入萎缩时期。元明以后，缠枝莲纹作为一种定型的装饰题材长盛不衰。乾隆中期以后陶瓷业日趋衰落，莲纹在艺术创新上无所建树，但作为一种深受人们喜爱的传统题材仍广为流行。建国以后，作为中华民族所崇尚并具有传统力量的莲纹又重放异彩。随着新中国陶瓷业的繁荣昌盛，流行了千年的莲纹必将在继承和创新中不断发展，永不泯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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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陶瓷装饰及其发展
陶瓷，中华民族文明中一颗璀璨的明珠。伴随着中国悠久的艺术发展历史，运用装饰规律和美的法则，充满智慧的华夏先人创造了大量优秀的陶瓷装饰技法和装饰形式，再结合与器型的紧密联系，就构建出了一个充满生机的视觉世界。
1、我国传统陶瓷装饰手法
我国传统的陶瓷装饰都是基于对真实客观世界的感悟而进行的艺术再创造，客观世界的丰富多彩决定了装饰形式丰富多样。再加上每一种装饰形式又因成型时的材料及手法的不同而会产生不同的效果。因此，众多的发展因素使陶瓷装饰从古至今在形式和制作工艺上，一直呈现良好的态势。传统陶瓷装饰的形式是丰富多彩的，表现手法也是各异的。让我们以装饰形式的不同为纲，分别从坯体装饰、色釉装饰以及彩绘装饰试着了解传统陶瓷装饰。
对坯胎本身直接进行加工的装饰手法称为坯体装饰。装饰过程中，一般通过雕塑、剔花、刻花、堆花、镂空、浮雕与塑造等手段，将坯胎表面处理成具有空间感的、多层次的变化效果。这种手法由于较少的借助釉料的变化，因而特别考验制作者技法的熟练程度，考验处理已经干燥或半干的坯胎的技法高低。虽然坯体装饰中使用的仅仅是与坯胎相同性质的粘土，但同一的性质并没有影响其在制作者手中变化多端的效果。
相对于坯体装饰对技法的考验，色釉装饰则以能够呈现出让制作者满意的五彩斑斓的装饰效果为佳，在色彩上丰富了陶瓷的语言。异彩纷呈的变化，在传统陶瓷装饰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从低温铅釉到绚丽的唐三彩、从千峰翠色的青瓷到雨过天青般的秘色瓷都让人有着无与伦比的体验。而且，釉面不仅可以装饰，还可以保护瓷器本身。挂了各种釉色的坯胎在烧成后机械强度、热稳定性等都有所提高，光洁的属性还让陶瓷便于清洗。所以，色釉装饰的美化坯体、增强稳定性、便于清洁等各种优良特质已经使其在传统装饰中成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景德镇康熙款青花釉里红梅瓶
彩绘装饰则是利用各种陶瓷专用颜料在烧成或未烧的坯胎表面进行绘画的传统装饰方法。釉上和釉下两种制作工艺有所区别的彩绘方法也可以使彩绘装饰呈现出更为多样的效果。在烧成工艺上，釉上是要对二次施彩绘的成瓷再次进行600℃-900℃之间的焙烧而成，而釉下则是在生坯或素烧坯上绘画，罩釉后1340℃高温一次烧成。在绘制技法上，釉上彩施于釉上，用手扪之，有凸起的感觉，并有古彩、粉彩、新彩、刷花和喷花等丰富的装饰色料，绘画过程好控制，艺术性强。釉下彩则是先彩后釉，因此彩不易变色和磨损，颜色清雅，色彩光润。其包括青花、釉里红、窑彩、铁锈花等等。
2、陶瓷装饰的创新及其发展
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的意识和人们的审美都悄然发生着变化，这些也影响到了现代陶瓷装饰，但这并不意味着对传统陶瓷装饰的沿袭和继承截然而止，反而要在对传统的继承基础上，通过对造型、材质、装饰手法的变革和综合运用来促进传统装饰手段的新发展。下面依然以装饰形式为线索，来探索一下传统装饰在现代的发展。目前，最主要的形式有：陶瓷绘画、陶瓷肌理、艺术釉以及材质的综合运用。
陶瓷绘画是对传统彩绘装饰更为全面的发展。传统陶瓷绘画的制作者们一般会有比较深厚的国画功底，因此风格特点也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中国画的影响：传统彩绘技法上以写意和工笔为多，题材上以传统吉祥图案为美。而这些过于传统的东西，都与现代人的理念和思想产生了或多或少的冲突，因此，对绘制技法和充满现代感的题材的更新才能更好地适应人们变化了的审美情趣。鉴于这种现象，逐渐出现了多样的绘制技法和各种现代陶瓷装饰图案（如单一的几何图案，卡通形象，抽象花卉、人物、动物、建筑等）。比如，传统的绘制工具以特制毛笔为主，而当下某些创作者们开始寻求新的绘制媒介，开创新的绘制技法，于陶瓷之上形成了更特别的笔触；另外，某些陶瓷产品为了吸引特定人群的目光，会直接将时下最流行的各种形象绘制于陶瓷之上。虽然这其中也有某一些题材在传统的装饰手法中出现过，但是通过对组织形式和配色方案的更新，具有很强的时代感的技法与图案让传统彩绘发展成为了现代的陶瓷绘画。
再来看看陶瓷肌理，诉诸视觉或触觉的组织构造是对传统坯体装饰的发展。最早的陶瓷肌理效果产生于泥条盘筑、拍打、拉坯等成型过程中自然留下的一些纹理和痕迹，这也是传统陶瓷装饰的开始。随后，又发展出了借助某种力量或工具在坯胎表面有意做出肌理的新形式。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现代陶瓷肌理也有了全新的发展，肌理装饰不仅仅再局限于对坯胎的单一处理，而是开始综合考虑材料、制作、烧成等各种因素产生肌理的装饰形式。比如，特殊的裂纹釉料也可以在陶瓷表面形成特殊的质地。可摸可看的陶瓷肌理可以带给人视觉和触觉上的多重感受，不同的肌理可以让人们在欣赏过程中同时产生各种艺术感知，符合现代肌理装饰多层次的发展要求。由此可见，肌理有着丰富的表现潜能，相信它必将定会在陶瓷装饰艺术的创造中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
随着对釉料原材料的研究和发展，传统色釉装饰的釉料配方有了更科学和规范的配方改良，品种变得更为繁多：在色彩上出现了更为多变的颜色釉；在釉面效果上从有光釉发展出了结晶釉、无光釉、流动釉、碎纹釉等；在烧成温度上研制出了从低温到高温能够适应各种气氛的新品种。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人们审美的需要，现代陶瓷釉色的装饰也不再仅仅局限于一种釉的运用上，还可以综合掌握各种釉的特性来达到一种意想不到的效果，更富有多变的时代气息。
以上所述均为陶瓷装饰形式在某一项上的继承和创新。其实在陶瓷装饰的发展中，综合装饰手法的出现促进了多方面的交融发展，更好地体现了对传统陶瓷装饰手段全面发展的艺术魅力。
所谓“综合装饰”，就是将两种或两种以上不同属性的装饰形式体现于一件完整的陶瓷作品之中，也就是综合了坯体装饰、色釉装饰和彩绘装饰的传统装饰手段。坯体装饰可以利用雕、剔、刻、镂等手段让坯胎表面形成立体多层次的结构；色釉可以通过对各种釉彩的施挂及烧成，得到五彩斑斓的效果；彩绘则可以利用釉上釉下各种绘画手段和题材来赋予陶瓷新生命。总之，坯体装饰、色釉装饰和彩绘装饰三者两两结合或全部运用，既可以任凭作者尽情自由地施展自己的创作构想，又使多种装饰工艺和技术各臻其妙、各显神采、相互映衬，派生出了多种多样赏心悦目的综合艺术效果和意趣横生的艺术魅力的新生代装饰技法。
再有就是陶瓷材料和非陶瓷材料的结合，相对于传统陶瓷装饰而言，这更体现出现代陶瓷装饰开阔的思维方式和综合运用各种材质的表达方式。在原有陶瓷材料的基础上，扩展到与陶瓷相关的领域，如木材、玻璃、塑料等，这样就使陶瓷装饰材料在质感、肌理等众多方面的视觉效果更加丰富。而且材料的综合运用在发挥陶瓷特性的基础上又同时弥补了这种特性所带来的一些限制，这样就达到了形式与内容的完美结合。另外，为了在多种材料运用上既能够体现本身材料个性又能与陶瓷本身完美结合，这就需要我们更贴切地研究，边创新边发展。
3、结语
总而言之，传统陶瓷装饰是陶瓷艺术视觉表达的重要内容之一，伴随着现代社会意识和人们审美需求的变化，陶瓷装饰的发展不仅仅体现于形形色色的视觉感受，更体现了对生命意义的表达。因此，陶瓷装饰要在对传统手法继承发扬的基础上，进行各种装饰形式的变革和综合运用，不断适应更高更新的要求，使陶瓷装饰历久而弥新。
陶瓷传统装饰的继承与创新
陶瓷是我们中华民族文化的瑰宝，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由于世世代代的能工巧匠，不仅从他们的先辈和师傅们那里学得了技艺，而且能够利用他们的聪明才智，去变革和发展工艺技能，用不断变换的思维去创作，从而使陶瓷这颗璀璨的艺术明珠，深受世界人民所喜爱。当历史发展到21世纪的今天，科学技术的飞跃进步，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改善、提高，要求我们的陶瓷产品，能够，也应适应时代发展，既满足人们的审美情趣和精神需求，又能丰富人们的物质需要。这就要求我们陶瓷设计工作者去创造更多、更美的，既有传统特色，又为现代人所喜爱的陶瓷产品。因此，如何对待传统装饰的继承与创新，就时时摆在我们面前。下面，仅就传统的继承与创新谈点个人粗浅认识。
传统陶瓷装饰的主要特点
陶瓷装饰的一个主要特点就是：与中国传统绘画形式紧紧相联系、共发展。由于陶瓷是需经过多种工艺过程，高温烧制后才最后定型的，因而受到工艺材料的限制。在元代以前，陶瓷装饰一般是以图案纹样形式为主，到元代，由于青花料的使用，从而很快步入到与中国画相结合的装饰形式，宋代的工笔画，元代的写意画，逐步出现在陶瓷上，虽为仿制，但由于陶瓷具有特殊的工艺品性质，终使陶瓷的装饰为之一新。到清代，釉上颜料的使用，又使工笔重彩等绘画形式在陶瓷釉上的装饰，得到了全面的运用和发展。
五彩、古彩是较为具有代表性的。
后来由于文人画家的进一步介入，宫廷绘画与陶瓷装饰的结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传统绘画形式也就是这样逐步与陶瓷艺术结下了良缘，使陶瓷的发展和陶瓷的装饰形式渐趋成熟，从而形成了有一定民族特色的和时代风格特点的陶瓷产品。一般我们所说的传统装饰形式，即指以明清时期为主要特点的工艺造型、题材、色彩和装饰形式。对于这一传统，过去、现在， 以致将来都足以使我们引以为豪，因为它是一个民族、时代的象征。
对继承传统的认识
复制、仿制高档“古董”不是继承，陶瓷艺术的装饰上有着自身的规律。明、清时期的一些具有代表性的艺术珍品，之所以成为一代珍品，其艺术魅力就在于它开创了陶瓷装饰的一代新风，是发展的结果，最终成为一个时代艺术的象征。如果我们今天仅仅是重复、仿制，虽也能起到传播文化艺术的作用，但从陶瓷装饰艺术发展来看，却是停滞。因为，今天的创作只是复制，而没有生命力，这不符合时代发展的要求，其结果只能是枯竭。
继承传统主要学习古人的创作方法，学习前人的表现形式。如传统色彩的发展和运用，创作中色彩的使用，怎样结合造型的特点、造型的部位进行装饰，怎样构图、用笔、设色，总之是要继承传统的精神、创作方法，从而为我们今天的创作所用。
继承传统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要有所选择。不是说越古、越繁越好，而是要学习传统艺术的精华，对于那些腐朽、落后、庸俗的，为达官贵人服务的所谓工艺品则是我们要摒弃的。对创新的认识
艺术是要承前启后，是发展的，它不可能停滞。因此，我们的创作也就必须时时围绕一个“创”字。
陶瓷是中华民族文化的象征。因为世界各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艺术，各民族的文化艺术都有自己的个性、特点。我们的陶瓷正是具备了这些特点，所以才为世界人民所喜爱，如果我们的作品失去了民族特点和民族风格， 自然就没有了它的艺术地位，也就失去了它的价值。所以创新，首先离不开民族性，这就要求我们不能离开民族性去全盘模仿“洋货”，照搬其他画种。
创新要有时代感。我们创作具有新的、民族风格的作品，必须是具有新的时代气息的作品，也就是说，我们的作品不仅要符合现代人审美情趣的需要，精神、生活、文化教育的需要，还要尽量满足人们生活状况和物质享受的需要。能给人一种美的熏陶、美的享受，是时代生活通过作者主观情操、审美趣味和工艺技巧相结合的再现。当然创新不是单纯地强调题材新，反之，题材新也不能代替创新。而是要求我们赋予作品在形式、色彩、线的运用和造型上所反映的精神、意识、情感都要有新意，要有时代风格、生活气息。即使反映的是历史题材，同样要符合创新的要求。
创新的最终体现是个性发展，就是要创造自己的个性、发展自己的个性，模仿别人的路子是不会有什么作为的。我是随我父亲学艺的，通过近几年来的创作体会，我有一种感觉，在创作中，有时很难跳出我父亲的路子。所以很多人都说，我的东西跟我父亲的一样，话虽这么说，其实是对我的批评。因此，近几年来，我力求在个人风格上有所突破。如1992年创作的200件《花荫寂寂春》，构图上采取带状分布，分为不规则的四组，但花、树整体贯通，设色以浅绿为基调，描写玉兰盛开，几个仕女在月色下陶醉、徜徉，夜虽深仍不忍离去的景色。这件作品在构图和用色上均有所突破，并获得市第二届“青春杯”大奖赛一等奖。当然，要走自己的创新道路，发展自己的个性，需要有一定的基础理论和文化知识，同时还必须具有必要的技巧和创作能力。只有自觉地把握，构成自身特有个性，特有的艺术特征，才可能创造有个性的陶瓷作品，对于这条路，我将继续走下去。
创新还必须要有生活。艺术创作同文学创作一样，也离不开生活，我们所说的生活，包括以下内容， 向生活索取资料、素材、写生，必要的临摹，进行社会调查、借鉴、分析与陶瓷装饰所相关的各类文化艺术，从而提高自己的艺术修养，这样创作出来的作品，起点就必然高，即使是老的历史题材，仍然具有现代人的气息和情感，仍是有生命力的创造。
我们这一代美术工作者，承担着承前启后的历史责任，因此，不能只重复过去的意匠，或者简单地再现古代作品、题材，简单模拟生活，或摹仿其他画种，作为一个有出息的工艺美术工作者，应该致力于如何推进设计，如何给后来人留下一批有着浓厚民族气质、独特艺术风格和时代精神风貌的成功之作。要做到这一点，同样要有一番拼搏精神，这也是时代赋予我们的重任。
注：此文写干2000年1月，刊登干2001年3月《陶瓷研究》第一期，同年收入二十一世纪大型理论文集《走向新世纪》，由新华丛书编辑委员会出版发行。此次登录只作个别文字修改。
陶瓷纹饰解析之牡丹花纹
牡丹花，其种类繁多，以色彩绚丽、芳姿艳质、天然姣美被冠以“花中之王”，享有“国色天香”的盛誉。牡丹纹是常用陶瓷装饰纹样，多在瓶、罐、盘、缸等大器造型上运用。唐宋时人们开始崇尚牡丹，视牡丹为富贵花。瓷器上盛行牡丹纹饰，被视为繁荣昌盛、美好幸福的象征。
牡丹图案作为装饰语言，具有浓郁民族气息。这些牡丹纹样(图案)是我国人民所喜爱的传统图案之一，她以富丽饱满的形态和艳丽夺目的色泽，在我国人民心目中享有特殊的地位。作为民族精神象征，她融进了人们对生活的美丽憧憬和良好祝愿，意寓着中华民族繁荣昌盛，源远流长，正因为艺术家将此主观意愿生动地溶注在牡丹的形态之中，才使牡丹纹样的生命力具有长久不衰的艺术魅力。
历代陶瓷装饰中，不论官窑或是民窑，以寓意和谐音来象征吉祥的图案，都使用的比较广泛。牡丹始终是人们喜闻乐见的重要题材，以丰富的造型、构图形式给人们以美的感受。下面是唐宋元明清时期牡丹纹饰的表现形式
一、唐宋元明清时期，牡丹纹饰的特点
牡丹“以花闻天下”，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唐代，洛阳牡丹就以“国色朝酐酒，天香夜染衣’’著称。四月谷雨时节，春光烂漫，百花争艳。被誉为“花中之王”的牡丹花，更是花团锦簇，艳冠群芳。丰满的花姿，芳香的气味，令人陶醉。牡丹品种繁多，有红、白、黄、黑、绿、紫等颜色。花头硕大，色彩艳丽。花卉有单瓣，多瓣的不同形状，花瓣的色泽，根部深，尖部浅。牡丹与梅、兰、竹、菊、水仙合称“六清”。人们喜爱牡丹，不仅称赞它的秀丽妩媚，还赋予牡丹以“不特芳质胜过群芳，而劲骨刚心更高出万卉”的高尚品质。：
“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唐代以来，牡丹成为工艺美术品的装饰题材。宋代的定窑、耀州窑、磁州窑等地的陶瓷上，广泛采用牡丹纹，装饰方法以刻划花，白地黑花为主。景德镇陶瓷装饰中的牡丹纹样，也是从宋代开始出现。元、明、清青花釉里红瓷画，清代以后的釉上五彩，粉彩瓷画，都有不同装饰风格的牡丹题材。
二、唐宋元明清时期牡丹的纹饰形式
朵花：宋代影青瓷，清代、近代粉彩瓷，现代日用瓷都有朵花牡丹图案。宋代刻花朵花是单朵，花瓣丰满。清代、近代陈设瓷，多为百花满地装饰，在花瓶、盘、碗中多见。民国时期的粉彩百花盘，中间是一朵硕大的牡丹花，周围有月季、菊花、牵牛花等花卉相衬托，主次分明。现代日用瓷中的牡丹朵花，多为边饰图案。
缠枝：缠枝牡丹是从明清时期开始，在瓷器装饰中广泛应用的典型图案，达到瓷器装饰艺术的高超水平。缠枝牡丹既有与莲花、菊花等花卉相组合的纹饰，还有与凤凰组合的“凤穿牡丹”。清代康熙年间的青花“凤穿牡丹纹”将军罐，把凤凰的身体与牡丹的尾羽组合在一起。凤凰的头部、翅翼是鸟的形态，凤尾、凤脚却变成牡丹花枝形，似乎是神话中的凤凰形象。民间青花艺人的丰富想象力和创造才能，使“凤穿牡丹”纹饰，产生出强烈的艺术魅力。
折枝：在清代青花、粉彩陈设瓷中多见，以数枝牡丹对应的形式构图。在布局组合上，器型中间是牡丹与旁边的牡丹形成呼应关系，折枝牡丹多用写实手法描绘，构图严谨。
国画形式：明清时期的青花牡丹瓷画，以写意水墨画形式为主，清代以后的五彩、粉彩牡丹，以工笔国画技法的形式为主，清代康熙五彩锦鸡牡丹纹瓶，把牡丹花与锦鸡、山石相结合，改变了以前只画花卉，有花无鸟的构图形式，这种构图形式对近代、现代釉上彩牡丹瓷画产生了很大影响。清代粉彩牡丹，常把牡丹花与凤凰、孔雀、雄鸡等禽鸟相结合，构图繁密、形象生动、色彩鲜艳。在装饰设计上，把图案与主题画面相衬托。在瓷器上，以工笔重彩技法绘制，用洗染法表现出花瓣的浓淡色彩，花瓣层次清晰，娇艳柔润。如张锡武绘制的巨幅《百艳图》，百朵牡丹，布局巧妙，构图严谨，气韵灵动，令观者仿佛置身于千姿百态绚丽艳美的牡丹园中“流连忘返”，尽享艺术之美感。由于他的作品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典型的民族风格，地道的中国气派，适应群众的欣赏心理，因而备受大众喜爱。
三、随着时代的发展，牡丹装饰纹饰的新特点
每个时代都有其对待花卉纹样的独特方式，随着人们对审美的不断追求，花卉装饰又有以下新的特点：一是自然纹样向图案纹样的方向发展。所谓图案纹样，是不受自然规律制约，而按照艺术规律对自然中的花卉形象概括取舍，重新布局。对花卉本身的描绘更为随意，更为粗略，更为注重结构，展示植物内在的生命活力，类似于中国画中所追求的“气韵生动”。二是装饰布局的多样化。宋代的定窑器物纹饰的特点是层次分明，最外圈或中间，常用回纹把图案隔开。纹饰总体布局线条清晰，繁而不乱，布局严谨，讲究对称，层次分明。定窑印花题材以花卉纹最为常见，主要有莲、牡丹、梅等，花卉纹布局多采用缠枝、折枝等方法，讲求对称。有的碗、盘口沿作花瓣式，碗内印一盛开的花朵，同时在外壁刻上花蒂与花瓣轮廓线。这种把印、刻手法并用于一件器物，里外装饰统一的做法，使器物造型和花纹装饰浑如一体，十分精美。而在20世纪70年代，花卉纹样多以比较具象的折枝花、朵花作为装饰。而目前，花卉装饰出现了艺术形式的更新与突破，色调清雅，表现手法自由多样。在装饰技法上，比较常见的是散点式构图，在布局上极为灵活，可大可小，可聚可散，给人以轻松自然的视觉感受。三是将传统意义上的花卉纹样增添新意以适应·现代审美需求。主要表现在装饰色彩多元化，运用大胆的，新颖的色彩，图案选择更开放结构，而不是看起来沉重而庸俗。如方复创作的《百子千孙富贵图》盘，画面以百子千孙富贵福寿为题材，用图案形式布局，构图充盈，勾线工整，颜色平涂细腻，盘延饰牡丹富贵、石榴多子、玉兰高贵纹样，构图布局主次分明，色彩变化层次井然，边饰与主体纹样相呼应厂此外，花卉具有象征性，根据形态的需要，对自然花卉进行抽象夸张变形，展示花卉的另一个世界，带给消费者焕然一新的视觉感受。
步入21世纪，作为新一代陶瓷艺术的弄潮儿在学习和继承传统陶瓷艺术的同时应该大胆的探索和创新，使得牡丹装饰纹饰中充满灵活性和内涵性，融合传统的精髓又具有时代的特征，达到人与自然花卉的和谐统一，把转瞬即逝的植物花卉融入釉色和时尚的陶瓷器皿中。牡丹纹是经过历代传承而又不断创新的产物，根植于传统文化之中，与人民大众的普遍情感紧密相联，又作为传统心理的载体，表现了民族心态、体现了时代特色。
陶瓷艺术装饰中的中国传统文化
现代陶瓷艺术装饰更加强调作品对人的精神和心理产生的作用，且艺术家以传承与发展的设计理念，将更多的中国传统文化内涵融入到现代陶瓷艺术装饰作品之中，使现代陶瓷艺术装饰作品更具有民族文化内涵。
一、陶瓷艺术装饰蕴含着独具特色的文化内涵
所谓陶瓷装饰，是根据装饰美的一般规律和表现形式，在限定的陶瓷器物上，将客观世界的真实感受上升到理性认识进行艺术的再创造。运用装饰规律和美的法则去组织、安排陶瓷从器型到画面的关系组合，从而构建起一个新的视觉世界。陶瓷装饰简单地说，就是对陶瓷器物进行修饰、打扮，它是通过釉色、纹饰来美化陶瓷造型，达到釉色、纹饰与造型完美结合，用陶瓷装饰特有的语言表达作者的创意。
景德镇周惠胜手绘青花瓷家居花瓶
陶瓷产品是一种具有实用价值和欣赏价值的作品，其在造型及装饰方面都具有特殊的艺术风格和形式。陶瓷装饰设计不同于一般绘画性艺术品创作，它的平面构成是在陶瓷器物的立体形体上完成的，必须服从陶瓷器物的形状和部位对装饰绘画的题材、形式的特殊需要，符合从任何一个角度对其立体形态的陶瓷器物及附属的装饰纹样进行审视，使之达到合二为一的完美性，才能称得上成功的陶瓷装饰。因此，陶瓷装饰是一种有局限性、有工艺材料限制及艺术要求的、同时以绘画或雕刻方式来完成的艺术创作，这就是陶瓷装饰的艺术语言。
二、陶瓷艺术装饰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历史悠久
中国传统陶瓷艺术，尤见装饰匠心。中国传统陶瓷装饰形式，大体上有刻镂、堆贴、模印、釉色、化妆土、彩绘六大类型。图案纹样装饰于陶器早在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文化中的彩陶上就已出现。先民们感受生活的自然现象创造出波折纹、圆形纹、编织纹等图案，以二方连装饰形式呈现在陶瓷器物上，在西安半坡遗址出土一件绘有精美的人面和鱼纹的彩陶盆是新石器时代彩陶中的精品。陶器上的纹饰体现了先辈们对于自然和人自身观察的结果，陶工们对于点、线、面的熟练融合，对花纹繁密的组合，以及对于旋纹与弧线的审美感，不但表明他们对于自然和人类自身有了一定的认识，而且还表明自然界已经脱离了它的原貌，增加了人的思想和人的想象力，以及人对自然的美化和崇拜。
魏晋南北朝的中国，进入了瓷器时代。隋代，中国窑工烧成了白瓷，隋代这项伟大的成就，改变了青瓷一统天下的局面，以邢窑白瓷最为有名，有“类雪”之誉，开创了“南青北白”新格局。有“诸窑之冠”美称的越窑，在唐代创造了中国青瓷艺术的高峰境界，唐代诗人陆龟蒙曾经写出这样的诗赞：“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他把越窑的青瓷形容的“千峰翠色”，正是对越窑瓷青翠莹润之釉色特点的诗意写照。
宋、元时期的瓷器在工艺技术上达到更高的水平。宋代是中国传统瓷艺达到最高美学境界的时代，也是“玉的精神”和类玉的品质体现的最为深刻的时代。钧、汝、官、哥、定五大窑所取得的卓越成就，使中国在人类制瓷中上登峰造极。它那冰肌玉骨般的素雅、沉静品格，成为后世瓷业执著追求的审美风范。
明清时期的瓷器在宋、元制瓷技术的基础上，达到了制瓷业的顶峰。永乐年间的白瓷洁净如玉、薄如纸，给人以甜美的感觉；永乐年间的青花瓷也很有特色。宣德年间的青花瓷达到了完美无缺的地步。明朝在高温单色釉方面也取得了辉煌的成就，祭红见于成化，鲜红夺目，祭蓝以氧化钴为色料，蓝色纯正。宣德年间的祭蓝瓷尤为精致。清代的瓷器在康熙中后期有所发展。康熙时期的青花纹饰采用西洋画技。雍正、乾隆时期彩釉瓷发展最快，雍正时期以清丽媚见长，乾隆时期以富丽堂皇为特点。这期间烧制的仿古窑精品，无论纹饰、造型、款识都达到足以乱真的地步。
追溯中国历史各个时期的陶瓷产品，陶瓷装饰有两大特点：一类是以适合陶瓷器皿的图案纹样装饰形式；另一类是以中国绘画形式在陶瓷器皿上进行的工艺转换表现形式。
三、陶瓷装饰艺术表达着丰富的中国传统文化
陶器和瓷器是人为制作的物品，它们在反映客观世界的同时，必然反映人的主观意识，陶瓷艺术装饰表达了人的自然观念，人的想象、情绪和理想。陶瓷艺术装饰精致地表现了中国自古以来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人文思想，历代陶器和瓷器装饰纹饰既有自然界的山山水水、花鸟鱼龙，又有人类自身，而且在这一纹饰中，总是执着地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统一。陶瓷艺术装饰表现了人物内心纯真的感情和潇洒的风度，使人成为真正优美的形象。中国瓷器还体现了中国人民对历史的尊重。瓷器所表现出的人文精神，反映着中国人民对美好生活和美好事物的藝术化的追求，它不愧为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典型代表。
景德镇陶瓷珐琅彩牡丹凤凰冬瓜瓶工艺品
陶瓷装饰艺术属于中国传统文化，并且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是中华儿女勤劳智慧的结晶。中国的瓷器从古代就开始流向海外，宋代之后，瓷器更是作为一种十分重要的产品在全世界范围内流通。陶瓷艺术在作为一种价值交换产物的同时也在源源不断地向世界传递着中国的文化，在这一层面上来讲陶瓷艺术极大地推动了中国文化的发展。陶瓷制作的工艺从古至今可以说是代代相传，同时也在不断地创新。为了满足人民大众不同的审美要求，生产创作了各式各样的陶瓷产品。可以说陶瓷艺术在世界文化的传递及交流方面起到了一种纽带及桥梁的作用。极大地丰富和繁荣着中国的文化与世界的文化。
四、结语
中国陶瓷，不仅有着悠久的历史，而且有先进的技术、独特的表现手法和艺术风格。历经千年的衍变，陶瓷艺术在变迁中并未暗然失色，反而愈加有东方民族的特色，历经时间长河的冲刷，更显出其独有的魅力。陶瓷艺术发展过程中的继承性，是一个历史的扬弃与发展的过程，从装饰题材到内容和形式，从创造方法到技巧，我们今天无一不是在继承了前人的优秀成果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今天的陶瓷装饰艺术，是在继承与借鉴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发扬光大的。
中国的传统文化已在无时无刻的影响着中国陶瓷装饰艺术的继承与发展。新时期，陶瓷装饰艺术仍然要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吸取有利于自身发展的精华，处理好创新发展与保留传统之间的科学关系，这需要陶瓷艺术工作者为陶瓷文化的传播和发展作出不懈的努力。只有一代又一代陶瓷艺术工作者不断传承与发展，就一定能够创造陶瓷装饰艺术更加辉煌的明天。
陶瓷传统装饰图案——可亲可爱婴戏纹
在陶瓷传统装饰图案中，常见以比喻、谐音等手法，组成具有吉祥寓意的装饰纹样。它的历史可上溯到商周，在明清两代达到鼎盛。大量吉祥纹样出现在瓷器之上，如“连年有余”“五谷丰登”“竹报平安”等图案都借助此手法来“讨彩头”。这些吉祥纹样的依据和来源主要是佛教、道教、历史故事和民俗活动，其中民俗活动成为最主要的题材来源。无论人物、动物、器物、植物如何组合，其所代表的意义不外乎吉祥如意、祛灾避邪、多子多寿、升官发财。
婴戏纹作为传统吉祥纹饰中的一个重要代表，从两子、五子到十六子甚至“百子迎福”“百子嬉春”，反映了古代传统封建思想中传宗接代观念深入人心。因此，寓意连生贵子、五子登科、百子千孙的婴戏图案，出现在瓷器、刺绣、银器、漆器等不同的工艺品装饰之中。到了明清之际，由于青花的大量烧造和彩瓷品种如斗彩、五彩、珐琅彩、粉彩的丰富，手绘纹饰成为了瓷器最为主要的装饰手段，婴戏纹作为一种重要的吉祥纹饰，在此时得到了更为全面的发展。
婴戏纹，又被称之为儿戏纹或童戏纹，是最为常见的传统纹样之一。“婴”原指初生女孩，《苍颉篇》：“男曰儿，女曰婴”，后来“婴”则泛指初生儿、幼儿。据史料记载，早在魏晋时期，儿童就成为一种专门的题材，出现在绘画当中。据唐代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中记载，南朝画家顾景秀、江僧宝等曾以儿童为题材作画。到了唐代，儿童作为独立的人物画题材出现，直至宋代，才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婴戏题材的绘画作品，其中以李嵩、苏汉臣的艺术成就最高。婴戏纹这种题材在瓷器上使用最早见于唐代的长沙窑，宋代的磁州窑和景德镇青白瓷上也有所应用。明代宣德时期，特别是到了正德、嘉靖时期才最为风行，一直到清代康雍乾时期还在彩瓷装饰中大量出现，到了清中后期才逐渐衰落。明清两代彩瓷的婴戏纹从最初的一两个孩童玩耍发展到百子嬉戏，做到了千人千面、神态各异。
陶瓷文化之我国古代瓷器色釉黄釉的介绍
黄釉：最早出现于唐代，当时安徽淮南寿州窑、河南密县窑等都烧黄釉。但正色黄釉，还是汝窑的高温黄釉——茶叶末釉。明代的黄釉有新的发展，洪武时的老僧衣即茶叶末的衍化；始于宣德的浇黄，更是明代杰出的黄釉；嘉靖以后，又有鱼子黄、鸡油黄等。入清后有康熙的淡黄，以及其后的菜尾、鼻烟、金酱等。
茶叶末：是我国古代铁结晶釉中重要的品种之一，属高温黄釉，经高温还原焰烧成。釉呈失透的黄绿色，在暗绿的底色上闪出犹如茶叶细末的黄褐色细点，古朴清丽，耐人寻味。江苏省扬州市曾出土多件唐代茶叶末釉器，宋、明的产品亦屡有发现。清代前期的官窑，有意仿造明以前的茶叶末釉。
从传世实物看，以雍正、乾隆时期的产品为多，并以乾隆时的烧制最为成功。茶叶末釉中绿者称茶，黄者称末。雍正时是有茶无末，乾隆时则茶末兼有。釉色偏绿者居多，有的上挂古铜锈色。因具有青铜器的沉着色调，常被用来仿古铜器，所以又叫“古铜彩”。
康熙蛋黄釉暗刻龙纹碗
蛋黄釉：出现于清康熙年间，因色如鸡蛋黄而得名。与蜜腊色、浇黄的釉色相比，显得淡而簿，滋润无纹片。康熙时釉黄微重，釉层透明。到乾隆时，因釉中掺有玻璃白，使釉汁混而不透，呈色嫩淡。多用于一色釉器。
鳝鱼黄釉尊
鳝鱼黄：为结晶釉的一种。配釉时用长石少许，并加少量的镁，经1300摄氏度左右的高温氧化焰烧成。釉色黄润，带黑色或黑褐色斑点，象鳝鱼的皮色，故名“鳝鱼黄”。明代就有鳝鱼黄的名称，《陶雅》说“鳝鱼皮以成化仿宋者为上”，说明宋已有之。清代前期的官窑也有意仿造，康熙时藏窑有蛇皮绿、鳝鱼黄等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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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文人瓷绘艺术与传统书画
经常欣赏馆藏元青花和把玩自己多年搜集的元代青花瓷器标本的时候，总被元代青花绘画的纯净和高超的艺术韵味所感染。瓷绘艺术不同于纸绢上的绘画艺术，它们虽然有共同的艺术表现形式和艺术感染力，但由于各自的绘画载体、使用颜料、绘画手段及完成作品过程的不同，则表现出了各自的艺术特色。当然，无论是元代青花瓷上的绘画还是元代纸绢上的绘画，其绘画线条追求的都是锥画沙、屋漏痕、折钗股、虫蛀木的艺术效果，并同时追求书法用笔、刚柔劲健、毛涩圆厚、快慢轻重、提按顿挫的变化，更追求笔触的干、湿、浓、淡、重、焦、枯、润的韵味和笔墨、钴料在各自载体上上出现的自然变化，更加真切的反映它们各自的艺术情趣。人们都说，元代绘画是中国文人画的典范，而元代青花瓷器上的绘画同样表现出与之相应的非凡成就。这也是元代青花瓷器受到许多人喜爱原因之一。
元代青花瓷器上的绘画，尤其是笔触的表现，深刻的体现出文人绘画的一些特色。除了一些构图的形式上带有宋金版画和宗教绘画的程式俗味而外，但有些元代青花瓷器上的构图则立意高远和笔法老道，在一定程度上模糊了瓷与纸绢的界限。尤其苏青料的晕散、浓淡、透彻之感，不亚于纸绢上墨色的晕散、浓淡和透彻之感。加上青花本身散发出来的纯净素雅之韵味，与墨彩绘画表现出来的固有素雅形成两个相对独立而又共通的艺术特色。当然元代青花绘画艺术相比元代文人绘画艺术，从立意、构图和表现形式上还缺乏整体文人化艺术境界，也许只能从单体的一些梅、兰、竹、菊、山石、藤蔓等个体中体现出一定的文人情调，从器物的整体构图中还停留在传统瓷器装饰绘画的范畴。可是元代青花绘画艺术，毕竟在元代晚期才成熟短短一二十年，上升到纯粹的人文艺术境界还需要一个必然的过程。相比唐代长沙窑瓷绘艺术、宋代磁州窑系瓷绘艺术、宋代吉州窑瓷绘艺术已经上升到一个新的艺术领域。元代青花钴料本身具备墨彩的特性之下，这也是青花钴料远远优于过去铁料不能表现笔触浓淡、晕散等新的尝试。大家都知道传统绘画艺术除了立意和构图，最重要的是特别讲究书法线条的艺术。元代青花文人瓷画的这种尝试并非缘由单纯的陶瓷艺术创新，而是在元代政府推出新产品需要历史背景下发现钴料绘制的线条具备这种特性之后，最终导致元代青花瓷绘艺术开启以后新的文人瓷绘艺术篇章。
从我们看到的许多元代青花精品绘画艺术中，不难发现这些绘画同样出自一些传统文人画家之手。最直接的可能性是一些散野的文人画家，为了养家糊口，不得不从事瓷画营生。还有一种可能，元代政府画院也派遣一些文人书画家前往景德镇从事瓷绘职业。这些文人画家的参与，使得元代青花瓷器在符合当时器物特殊装饰要求的同时，也赋予了许多画家个人的艺术情调。他们一不小心却让元青花艺术品更具艺术魅力。
要说元青花瓷绘艺术的历史位置，我们不妨回顾我国整个陶瓷历史，从中梳理历史上瓷绘艺术的发展进程。中国陶瓷绘画艺术，前后经历了7000多年的发展过程。在三国东吴高温釉下彩绘技术成熟之前，由于受审美习惯影响和工艺水平的局限，夏商以来的原始瓷器基本是以模仿青铜器形为主，釉色以单色青黄釉，即使有绘图，构图也比较简单斑块构成。从南京出土的东吴高温釉下彩绘瓷罐和许多同时期釉下彩绘标本显示，三国开启了瓷器釉下彩绘艺术的划时代意义。尽管这种高超的釉下彩绘技术随着东吴的灭亡而昙花一现，但东西晋以后四川邛崃窑烧制釉下彩绘（铁绘）瓷器、湖南江阴窑的褐斑彩绘、越窑的褐斑彩绘、瓯窑的褐斑彩绘基本都延续了这种高温釉下彩的技术。一直到唐代的邛崃窑、长沙窑和五代的越窑，尤其是长沙窑可以说把釉下和釉中彩绘艺术发挥到极致，诗文在长沙窑瓷器上大量出现，从而奠定长沙窑彩绘瓷器的文人艺术情怀。
在北方的南北朝时期，出现白釉釉上绿彩技术，但这似乎也是昙花一现，消失在历史动乱之中。直到唐代，河南巩县窑烧出精美的唐三彩和高温釉下青花瓷器（原始青花瓷），还是由于社会动乱而失去外销的驱动力。真正的瓷绘艺术直到宋代磁州窑瓷器上才出现了比较复杂的构图，并借鉴宋代传统绘画的手法，绘制了自然、景观、飞禽、走兽、以及婴戏、人物故事、梅兰竹菊人文题材等。但这些铁绘图案，主要迎合民间欣赏习惯，和宋代文人绘画并无直接牵连，仅仅属于民俗装饰艺术范畴。包括宋代的扒村窑和南方的吉州窑铁彩绘瓷器都属于这种类型。但五代晚期和宋代瓷器进入文人艺术视野的是素雅单色釉瓷器，比如五代耀州窑贡瓷、五代越窑秘色瓷、北宋定窑瓷、北宋汝窑、北宋官窑、北宋东沟窑青瓷、北宋当阳峪贡瓷、北宋建窑兔毫贡瓷、南宋官窑、南宋龙泉官等。这些与五代和宋代帝王的个人情愫修养都有着直接关系。宋代釉下彩绘瓷没有进入宫廷和文人视野，估计传统纸绢书画艺术在文人心目中太强大了，以至于这些文人“眼里不揉任何沙子”吧（釉下彩绘材料技术无法突破，也是其中原因）。
从上述诸多瓷绘技术发展进程中，除了元代青花瓷器的彩绘初级进入文人艺术范畴而外，真正构图比较完整的文人化山水图案则迟至清康熙年间才出现。有人说康熙青花的成就得益于明代晚期青花的转变和传承，但这两朝青花还是有明显的区别。作为清代的第二任帝王，康熙不仅通过一系列文艺政策规范当时文坛走向，而且以帝王之尊，留下了颇为丰富的文学篇什，其《圣祖仁皇帝御制文集》共四集一百七十六卷即可垂范当世馆阁文人。更为直接的是，他巧妙利用翰林文学侍臣，纲举目张，笼络天下文人志士和画家。康熙正是以其独具的政治优势地位和颇具远见的政治头脑，准确把握当时文人心态和文学生态，这也使得康熙时期的文化艺术得到爆发式发展。同样，康熙时期瓷绘艺术瓷器，在这种背景下深深的融进文人艺术的熔炉之中。
我们判断瓷绘具备文人绘画艺术领域，也就是具备完整意义上的文人意境上的山水、植物、飞禽、走兽、人物等融汇而成的诗意绘画，除了绘画载体和绘画颜料不同而外，其它的都要具备传统文人绘画的诸多特征。而清康熙时期的青花瓷绘艺术才能真正具备这种文人绘画艺术的特质。康熙时期瓷绘青花的分水画法已经完善到与传统墨彩一样能分五色，即:头浓、正浓、二浓、正淡、影淡。与传统五分墨色的焦、浓、重、淡、清形成对应。并且每种青花分色又可以表现干与湿的变化，这也恰恰达到中国画用墨的精妙之处，成为我国青花瓷绘艺术的最后绝唱。
进入民国之后，由于生产工艺和技术的改进，瓷绘名家的艺术个性得到释放和发挥，加上中西文化艺术交流的影响和现代绘画形式的感染，民国瓷器在内容和形式上，成绩可观，硕果累累，充分体现出古今相交、中西相融、雅俗共赏的时代文化特色。民国时期给我们留下的精彩瓷器大多是彩绘瓷器。由于当时各个阶层人士的精神需求，这个时期产生了许多绘瓷高手。比如：程次笠、鄢儒珍、程小笠、吴寿祺、周小松及“珠山八友”都是有很高造诣的代表人物。尤其“珠山八友”与“扬州八怪”一样，是一个自发组织的瓷画群体。他们主张画必有意，画风与书法款识多追求清代“扬州八怪”的风格，把诗、书、画、印与制瓷工艺完美地融为一体。但有些造诣颇深的古陶瓷艺术家对民国瓷绘艺术成就并不认同。他们的理由是陶瓷艺术贵在整个陶瓷发展中的创新艺术成就，即便是借鉴传统，但必须有其时代的独特创造性陶瓷艺术风格。从陶瓷发展史来看，这种评价也许有一定道理。因为移植传统文人绘画这种形式到陶瓷载体上，从某种意义上还算不上实质性的陶瓷艺术创造。
总之，自三国东吴高温釉下瓷绘创始到唐代巩县窑青花瓷的昙花一现，从元代高温釉下青花绘画瓷到清代康熙高温釉下青花分色绘画瓷，经历了漫长的一个发展过程，从瓷器装饰的需要上升到瓷绘艺术表现形式的完美，凝结了多少工匠和文人志士的心血。让我们无限敬畏的是，唐代青花、元代青花、康熙青花已经成为历史的亮点和彩绘瓷器艺术的经典，尤其元青花和康熙青花具有的文人艺术特质，将为我们今天的陶瓷绘画艺术和创新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
珐琅彩是我国陶瓷装饰艺术中一朵奇葩
珐琅彩是我国陶瓷装饰艺术中一朵奇葩，在中国陶瓷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是极为名贵的御用器。其诞生后的二百年内都是皇家御用瓷器，用景德镇的半成品在北京二次烧造，民间几乎没有也不知道，至民国三年故宫第一次展览后才被社会所知。珐琅彩瓷的制作技艺奇绝，时代特色鲜明，传世极少，至为珍罕，备受世界收藏界推崇。
由于珐琅彩瓷的胎质较一般瓷器薄得多，在第二次上彩烧造时极易破裂。就是造办处的一流工匠在烧制时也难免破损。据说一次雍正皇帝命清宫造办处烧造一套五件酒杯，初次烧造就烧坏了两件，后来在雍正皇帝的严厉训斥下，小心翼翼直到三个月后总算烧制成功，其间匠师们竭尽全力，呕心沥血，摸索总结出一套烧制薄胎酒杯这一特殊品种的方法。凭借宫中造办处的优越条件尚不能完全杜绝破损，其技术要求之高，工艺之复狡杂是可想而知的。
相传历史上在我国江西瓷都附近，曾有一产胡姓人家，世代烧瓷为生。他家的瓷制品因为精美得到了百姓的欢迎，也就惊动了官府。乾隆南巡肘他的臣子将胡姓制瓷献给皇上，得到皇上大大赞美。大臣想让胡姓人进宫专为皇上和皇宫制瓷。因为种种原因姓胡的不愿意进宫，于是大臣们在宫里特设一个窑，按照胡姓人的烧制方法烧制出了精美的珐琅彩瓷器。为了表宫里与民间的不同，也为了显示这种瓷器的出处，有人就将甲胡”字拆开，将专为宫中烧的这种珐琅彩瓷器叫做“古月轩”。传说很有味道，但珐琅彩瓷器的出现是瓷器发展史上的一个必然产物珐琅彩瓷器的前就身是景泰蓝，也就是所谓的：“画珐琅”。它兴起于明代，是在铜胎上以蓝为背景色，掐以铜丝，再填上红、黄、蓝、绿、白等色釉烧制而成的工艺晶。清代康熙年间这种“画珐琅”的方法被用在瓷胎上，其吸取了铜胎画珐琅的技法，在瓷质的胎上，用各种珐琅彩料描绘而成的一种新的釉上彩瓷。雍容华贵的珐琅彩问世，虽与“康熙盛世”有关，但与雍正的关系更为重要。雍正登基后，对社会进行了一番改革，大大提高了景德镇制瓷艺人的社会地位。而且雍正酷爱精美绝伦的瓷器，经常对宫廷瓷器加以评价，亲自过问，并派得力的官员去管理瓷业生产。康熙、雍正年制作珐琅彩时，先在景德镇官窑中选出最好的原料烧制成素胎送至宫廷，由宫廷画师加彩后在宫中第二次入低温炉烘烤而成。珐琅彩的彩料还有“洋为中用”的成分。五彩和粉彩中都不含的化学成份“硼”珐琅彩中有：珐琅彩中含“砷”;康熙前的瓷器中黄色为氧化铁，而珐琅彩中黄色的成分是氧化锑;珐琅彩还有用康熙前没见过的胶体金着色的金红。上述化学成分分析说明了珐琅彩是国外引入的，文字上也有记载，宫中原名《瓷胎画珐琅》的档案于乾隆八年改名<瓷胎洋彩>由此可见珐琅彩确是欧洲进口，由此更可见康熙帝国时中外文化与贸易交往的盛况。珐琅彩瓷器从创烧到衰落都只局限于宫廷之中供皇室使用，是“庶民弗得一窥”的御用品。
瓷胎画珐琅——雍正花鸟小瓶
那如何鉴别珐琅彩呢?
一、瓷胎：瓷胎细薄，修胎规则，完整无缺。
二、造形：多为碗、瓶、烟壶之类的日用小件瓷，和动物摆设品，超过一尺大的都少见。
三、底轴：为纯白轴，不偏青也不偏黄，轴面光滑洁净无疵，堪称“白璧无瑕”。
四、珐琅彩色：色极鲜艳且柔和，很少为纯色而为粉彩型藕荷色。色种多，同一物上可出现七、八种颜色，多达十多种。
五、色料特点：每一图案均由多种色料调配而成。其料彩表面光滑有玻璃质反光感，有时还可反射蛤蜊光，十分美观。釉料均凸出底釉略高出一毫米左右，有明显的立体感，闭眼用手摸可明显感觉到，若用十倍放大镜看可在每一片小花、小叶上看到极小的开片纹。这一现象用肉眼看不出，这也是最重要的一个特征。而粉彩则感觉不到有凸出的情况。
六、绘画与纹饰：多为工笔画，画工精致。如康熙的珐琅彩大多为色地，有花无鸟;雍正的珐琅彩彩料更为丰富;乾隆时期出现了粉彩瓷和珐琅彩瓷之间的作品。
七、款识：康熙时期的款识有一度是被禁止写款的。康熙四十年后才开放禁令让其落款。落款仅为“康熙御制”四字楷书，加双方匡。四字款有三种形式，其区别在于“康”字和“御”字各有两种不同用笔。雍正时期的款识也有两种方式，一为仿宋体，一为楷书体，均由四字组成外加双方框，仿宋体是“雍正年制”，楷书体是“雍正御制”，只见兰科款。乾隆的款识只有“乾隆年制”四字双方框形一种，乾隆有兰料也有赫色料款。
青花瓷人物题材陶瓷之青花昭公赠鲤罐
该“昭公赠鲤”罐器形硕大，饱满端庄。大口圆唇、短直颈，肩丰圆，腹部从上至下渐渐收敛，到底部又略微外撇，素底厚圈足。正是元代流行的一种罐式。骨质坚硬，修胎粗率，一如元代的大型器物，此罐为分段制作、粘接而成，器内壁及底部留有明显的粘接痕迹。从图案及发色看，应是当时画艺极其精湛的画师以上等青料绘制而成。釉面洁净滋润，青花浓艳深重。通体青花纹样以弦纹相隔，分成四组。腹部主题纹样为“鲁昭公赠孔子鲤鱼图”。底部凸印长方形戳记，“博陵第”阴文款，长3.5厘米，宽2.5厘米，边沿凹凸线条装饰，形如玉牌。
元青花瓷人物题材的作品历来稀少，据目前不完全统计，国内外仅10余件馆藏品，且无一不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人物题材瓷器的出现和元代戏曲小说与版画的发达有着密切的联系。当时杂剧、戏剧、历史故事盛行，景德镇的工匠将其中有关情节绘在瓷器上，颇有意趣，从而显现了一种新的艺术境界。罐的器形正适用于描绘叙事性图案，因此常绘有元曲或通俗故事。这件元青花大罐上所绘的图案别具一格，值得一书。
一名身形高大的侍卫披甲戴盔，身背长弓，腰悬宝剑，手摇旌旗，回首顾盼，威风凛凛。旌旗上绣有“鲁昭公”三个楷书大字，迎风飘展。鲁昭公立于一柳树下，头戴朝冠，身穿锦袍。稍稍侧身，一手拢于袖中，另一手微握，置于胸前，神情平静，不怒自威。一文士模样的官员头戴官帽，左手持笏，长袍及地，挺胸昂首，直视后方。献鲤人免冠、身着格状短衫，脚穿长靴，手捧一条大花鲤，双膝跪地，神色恭敬，抬首张口，向孔子献鲤。篱笆前的孔夫子一身儒雅装扮，身体前倾，稍稍弯腰，双手拢袖做作揖状，神色谦和，淡然自若。
此图描绘的故事大意为：鲁昭公十年（即公元前532年），孔子二十岁时其妻生子，鲁昭公以鲤鱼赐之表示祝贺，故给其子起名为鲤，字伯鱼。是年孔子开始为委吏，管理仓库。
《孔子家语·本姓解》中有相关的一段记载；“至十九娶于宋之丌官氏，一岁而生伯鱼。鱼之生也，鲁昭公以鲤鱼赐，孔子荣君之贶，故因以名曰鲤而字伯鱼。”《世本·秦本·氏性篇》也有“孔子娶宋丌官氏，生伯鱼”的描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