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由于中央政权抑制武力的策略，慢慢形成了文官得宠的政治风气，宋代有很多大文人都是做官的，导致宋代文化高度发展。很多学者都对宋代的文化予以肯定，认为中国后一千年的文化都是宋代定的调子，这一点非常重要。宋代在“以文治天下”的国策下，此后三百多年时间取得非常大的成绩。尽管我们都知道，宋代的国土非常小，但是宋代老百姓的生活，整体来说都还是不错的。除了南北宋之分是一次大灾难以外，老百姓的整个生活还算稳定，而且长达三百多年。
这种繁荣有很多证据存在，比如《清明上河图》，反映了北宋都城汴梁的市井繁华。《清明上河图》这件作品，我们可以把它当成一个纪录片来看。当时没有录音、录像这种高科技手段，未能把当时的社会记录下来，非常遗憾。但是，有《清明上河图》这样的画卷，从郊外一直画到城里，把整个汴梁的繁荣，乃至鳞次栉比的店铺，全部反映出来。当时有客栈，有民居，有店铺，有作坊，甚至有卖瓷器的专卖店。宋代的官窑制度，就在这样一个大的背景下产生了。
宋代官窑制度没有明确的记载，而明清以后的官窑制度有明确的记载，什么时间皇帝下令做什么样的瓷器；谁是督陶官，直接奔赴烧窑的前线，来指挥烧窑；政府一次需要多少瓷器等等，都有明确的记载。宋代官窑由于年代久远，史料不全，非常不明确。不能说当时没有官窑制度，但是今天找不到非常明确的文献，记载着从皇帝嘴里说出的官窑。由于不明确，所以今天不知道宋代官窑的起始时间。尽管如此，宋代官窑对于后世的影响，还是不可估量的。
官窑是北宋定的主调。北宋官窑在北宋末年宋徽宗时期才开始烧造，窑址不明。历史上黄河多次改变河道，每次泛滥的时候都淤积大量泥沙，将汴梁旧城以及整个黄河下游淹没，有很多文化古迹就淹没在黄河故道之下。我们推测，北宋官窑的窑址应该就在汴梁附近，但至今没有找到，估计黄土覆盖的深度已达10米以上。我们参考其他窑址，南宋官窑的遗址就离都城非常近；清代官窑虽然是在景德镇烧造，但有一些极特殊的产品，比如瓷胎画珐琅，就在紫禁城内烧造，位置在西华门附近。
北宋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到了宋徽宗时期，社会生活非常富足。又赶上宋徽宗这样一个皇帝，酷爱艺术。大家都很清楚，宋徽宗是中国历史上最没有政治造诣的皇帝之一，但他的艺术造诣却非常高，甚至可以说是艺术造诣最高的皇帝。历史上只有李后主李煜可以跟他相媲美。史学家们认为：在绘画技巧上，宋徽宗高于李后主；在诗词技巧上，李后主高于宋徽宗。李后主最著名的词就是“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我国20世纪30年代还拍过一部电影—《一江春水向东流》，就借的李后主这句词。
宋徽宗对艺术感兴趣体现在很多具体的方面，比如他设立了文思院。宋代的文思院，设有各种作坊，分工达三千多作。今天不能想象，把一个事情分成三千多类，怎么分？可能分几十类就分不下去了。在三千多个门类中，反而没有“陶作”，没有烧造陶瓷的地方。我们分析原因，可能是烧造瓷器的条件比较恶劣，需要大量煤炭、木柴，会造成很严重的污染，而且在宫廷里烧火也很危险。清代在紫禁城里烧造珐琅彩是很小范围的事，所以能够容忍。如果是大规模的行为，就只能到景德镇去烧造。
北宋官窑比较罕见，因为宋徽宗执政的时间只有二十几年；又经过靖康之难，很多东西都毁掉了；再加上一千年时间的淘汰，能留到今天的北宋官窑非常罕见。
我在十多年前曾经见过一个。北京翰海的第一次拍卖会上，有一个官窑瓶子。这个瓶子最早在扬州文物商店收藏，那次拿出来拍卖。这瓶子有一个名字，叫“琮式瓶”。“琮”是一种玉礼器，古代大量使用。大部分人很容易把这个字念错，念成“宗”，应该念“从”。琮和璧是古代最重要的玉制礼器，琮用来礼地，璧用来礼天；琮外方内圆，璧外圆内圆。琮式瓶，就已知的资料来看，全世界只有四件，一件在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一件在英国大卫德基金会，一件在台北故宫，最后一件就是这件。北京故宫和台北故宫里都没有收藏这样的琮式瓶。当时很多专家都认为这件东西可能不真，也可能是明代烧造的。我就比较执着地认为它一定是真实的，就是北宋的，我们能够在有生之年看到它，非常幸运。
北宋的琮式瓶在工艺上有很多特征，容易被我们忽略。它是一个内圆外方的瓶子，你从里面看是圆的，从外面看是方的。南宋以后，工艺上就可以烧造外方内方的瓶子了。陶瓷工艺中，拉圆非常容易，搁在轮盘上，随着轮盘一转，立刻就能拉成圆形。做成方的就需要模具，要一点点拼接起来。北宋时期的工艺还不够先进，所以要先拉成一个圆，然后单做四个三角，粘在四个角上，最后挂上釉去烧。我首先从工艺角度上看，认为这个琮式瓶是北宋的艺术品。
当时还有很多人不认为它是北宋的，总觉得是后人仿的。我们要知道，仿一个有价值的东西，一定要有主观的愿望，就是我为什么要仿。比如，我就想造假。历史上也确实有这种人，就是想造假，造出来显示个人的成就，没有其他目的。那么，绝大部分人造假的目的都是为了赢利。在赢利的前提下，就有一个成本问题。如果造假成本高于真品成本，就不会赢利，造假也就不会存在了。这个原因导致历史上所有造假都集中在收藏热的时期，就是我们说过的北宋、晚明、康乾盛世、同光中兴到民国初年以及现在。那么，宋代官窑，在宋代没有人去造假，没有这个必要。到了明代，晚明时期的收藏中，追逐的对象不是宋瓷，所以也几乎没有造假。到了康乾盛世，尤其到了雍正时期，雍正对宋代官窑非常感兴趣，所以摹制了很多。清代宫廷主要是摹制，不追求一模一样，就追求形似，意思到了就可以。所以，雍正时期大量仿官窑的器物上，就写着“大清雍正年制”，说明本朝喜欢这种审美风格，跟完全欺世的造假有本质上的区别。那么从这点推断，这件琮式瓶的古拙肯定在明代以前，可是明代以前没有造假的动机，所以我就认为它是真实的。后来，这件琮式瓶被拍卖，现在在一个收藏家手里，被公认是北宋官窑。
从这件事上可以感悟到什么呢？很多时候真理其实就在少数人手里，而不在多数人手里。当你的道行深的时候，你就可以知道，你鉴定的这个东西的真实面目。问题出在我们经常会碰到一些人，手里拿着一个大瞎活儿，但还坚定地认为是真的。如果你没有这个本事，还非得要这么认为，那就出问题了。我觉得收藏当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你觉得有把握，那就坚定地认为真理在你手里；但当你没把握的时候，就不应该执迷不悟。简单地说，瞎子拿一个瞎活儿，就更瞎了。
公元1127年，南宋接替北宋。当时为了区分，北宋官窑就称为“旧官”，南宋官窑就称为“新官”。南宋官窑有两个烧窑的地方，一个是郊坛下，一个是修内司。这两个窑址都是20世纪发现的，一个是20年代，一个是90年代。
南宋顾文荐《负暄杂录》有这样一段记载：“本朝以定州白瓷器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窑器……宣政间，京师自置窑烧造，名曰官窑。中兴渡江……袭徽宗旧制，置窑于修内司，造青器，名内窑。澄泥为范，极其精致，油(釉)色莹彻，为世所珍。后郊坛下别立新窑，亦曰官窑，比旧窑大不侔矣。”“本朝”指宋朝。宋朝最早使用的定州白瓷因为有芒，不好用，于是造出青瓷器。北宋宣和、政和年间，京师自己安排烧造，名曰官窑。“中兴渡江”，指南宋建都杭州，是一个很委婉的说法，明明是吃了败仗，被迫跑到南边，但说得很好听。所谓“袭徽宗旧制”，就是沿袭了徽宗时期的形制，先后在修内司、郊坛下烧造青瓷。“大不侔”，就是大不一样，新官窑跟旧官窑有不一样的地方。
北宋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由于中央政权抑制武力的策略，慢慢形成了文官得宠的政治风气，宋代有很多大文人都是做官的，导致宋代文化高度发展。很多学者都对宋代的文化予以肯定，认为中国后一千年的文化都是宋代定的调子，这一点非常重要。宋代在“以文治天下”的国策下，此后三百多年时间取得非常大的成绩。尽管我们都知道，宋代的国土非常小，但是宋代老百姓的生活，整体来说都还是不错的。除了南北宋之分是一次大灾难以外，老百姓的整个生活还算稳定，而且长达三百多年。
这种繁荣有很多证据存在，比如《清明上河图》，反映了北宋都城汴梁的市井繁华。《清明上河图》这件作品，我们可以把它当成一个纪录片来看。当时没有录音、录像这种高科技手段，未能把当时的社会记录下来，非常遗憾。但是，有《清明上河图》这样的画卷，从郊外一直画到城里，把整个汴梁的繁荣，乃至鳞次栉比的店铺，全部反映出来。当时有客栈，有民居，有店铺，有作坊，甚至有卖瓷器的专卖店。宋代的官窑制度，就在这样一个大的背景下产生了。
宋代官窑制度没有明确的记载，而明清以后的官窑制度有明确的记载，什么时间皇帝下令做什么样的瓷器；谁是督陶官，直接奔赴烧窑的前线，来指挥烧窑；政府一次需要多少瓷器等等，都有明确的记载。宋代官窑由于年代久远，史料不全，非常不明确。不能说当时没有官窑制度，但是今天找不到非常明确的文献，记载着从皇帝嘴里说出的官窑。由于不明确，所以今天不知道宋代官窑的起始时间。尽管如此，宋代官窑对于后世的影响，还是不可估量的。
官窑是北宋定的主调。北宋官窑在北宋末年宋徽宗时期才开始烧造，窑址不明。历史上黄河多次改变河道，每次泛滥的时候都淤积大量泥沙，将汴梁旧城以及整个黄河下游淹没，有很多文化古迹就淹没在黄河故道之下。我们推测，北宋官窑的窑址应该就在汴梁附近，但至今没有找到，估计黄土覆盖的深度已达10米以上。我们参考其他窑址，南宋官窑的遗址就离都城非常近；清代官窑虽然是在景德镇烧造，但有一些极特殊的产品，比如瓷胎画珐琅，就在紫禁城内烧造，位置在西华门附近。
北宋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到了宋徽宗时期，社会生活非常富足。又赶上宋徽宗这样一个皇帝，酷爱艺术。大家都很清楚，宋徽宗是中国历史上最没有政治造诣的皇帝之一，但他的艺术造诣却非常高，甚至可以说是艺术造诣最高的皇帝。历史上只有李后主李煜可以跟他相媲美。史学家们认为：在绘画技巧上，宋徽宗高于李后主；在诗词技巧上，李后主高于宋徽宗。李后主最著名的词就是“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我国20世纪30年代还拍过一部电影—《一江春水向东流》，就借的李后主这句词。
宋徽宗对艺术感兴趣体现在很多具体的方面，比如他设立了文思院。宋代的文思院，设有各种作坊，分工达三千多作。今天不能想象，把一个事情分成三千多类，怎么分？可能分几十类就分不下去了。在三千多个门类中，反而没有“陶作”，没有烧造陶瓷的地方。我们分析原因，可能是烧造瓷器的条件比较恶劣，需要大量煤炭、木柴，会造成很严重的污染，而且在宫廷里烧火也很危险。清代在紫禁城里烧造珐琅彩是很小范围的事，所以能够容忍。如果是大规模的行为，就只能到景德镇去烧造。
北宋官窑比较罕见，因为宋徽宗执政的时间只有二十几年；又经过靖康之难，很多东西都毁掉了；再加上一千年时间的淘汰，能留到今天的北宋官窑非常罕见。
我在十多年前曾经见过一个。北京翰海的第一次拍卖会上，有一个官窑瓶子。这个瓶子最早在扬州文物商店收藏，那次拿出来拍卖。这瓶子有一个名字，叫“琮式瓶”。“琮”是一种玉礼器，古代大量使用。大部分人很容易把这个字念错，念成“宗”，应该念“从”。琮和璧是古代最重要的玉制礼器，琮用来礼地，璧用来礼天；琮外方内圆，璧外圆内圆。琮式瓶，就已知的资料来看，全世界只有四件，一件在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一件在英国大卫德基金会，一件在台北故宫，最后一件就是这件。北京故宫和台北故宫里都没有收藏这样的琮式瓶。当时很多专家都认为这件东西可能不真，也可能是明代烧造的。我就比较执着地认为它一定是真实的，就是北宋的，我们能够在有生之年看到它，非常幸运。
北宋的琮式瓶在工艺上有很多特征，容易被我们忽略。它是一个内圆外方的瓶子，你从里面看是圆的，从外面看是方的。南宋以后，工艺上就可以烧造外方内方的瓶子了。陶瓷工艺中，拉圆非常容易，搁在轮盘上，随着轮盘一转，立刻就能拉成圆形。做成方的就需要模具，要一点点拼接起来。北宋时期的工艺还不够先进，所以要先拉成一个圆，然后单做四个三角，粘在四个角上，最后挂上釉去烧。我首先从工艺角度上看，认为这个琮式瓶是北宋的艺术品。
当时还有很多人不认为它是北宋的，总觉得是后人仿的。我们要知道，仿一个有价值的东西，一定要有主观的愿望，就是我为什么要仿。比如，我就想造假。历史上也确实有这种人，就是想造假，造出来显示个人的成就，没有其他目的。那么，绝大部分人造假的目的都是为了赢利。在赢利的前提下，就有一个成本问题。如果造假成本高于真品成本，就不会赢利，造假也就不会存在了。这个原因导致历史上所有造假都集中在收藏热的时期，就是我们说过的北宋、晚明、康乾盛世、同光中兴到民国初年以及现在。那么，宋代官窑，在宋代没有人去造假，没有这个必要。到了明代，晚明时期的收藏中，追逐的对象不是宋瓷，所以也几乎没有造假。到了康乾盛世，尤其到了雍正时期，雍正对宋代官窑非常感兴趣，所以摹制了很多。清代宫廷主要是摹制，不追求一模一样，就追求形似，意思到了就可以。所以，雍正时期大量仿官窑的器物上，就写着“大清雍正年制”，说明本朝喜欢这种审美风格，跟完全欺世的造假有本质上的区别。那么从这点推断，这件琮式瓶的古拙肯定在明代以前，可是明代以前没有造假的动机，所以我就认为它是真实的。后来，这件琮式瓶被拍卖，现在在一个收藏家手里，被公认是北宋官窑。
从这件事上可以感悟到什么呢？很多时候真理其实就在少数人手里，而不在多数人手里。当你的道行深的时候，你就可以知道，你鉴定的这个东西的真实面目。问题出在我们经常会碰到一些人，手里拿着一个大瞎活儿，但还坚定地认为是真的。如果你没有这个本事，还非得要这么认为，那就出问题了。我觉得收藏当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你觉得有把握，那就坚定地认为真理在你手里；但当你没把握的时候，就不应该执迷不悟。简单地说，瞎子拿一个瞎活儿，就更瞎了。
公元1127年，南宋接替北宋。当时为了区分，北宋官窑就称为“旧官”，南宋官窑就称为“新官”。南宋官窑有两个烧窑的地方，一个是郊坛下，一个是修内司。这两个窑址都是20世纪发现的，一个是20年代，一个是90年代。
南宋顾文荐《负暄杂录》有这样一段记载：“本朝以定州白瓷器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窑器……宣政间，京师自置窑烧造，名曰官窑。中兴渡江……袭徽宗旧制，置窑于修内司，造青器，名内窑。澄泥为范，极其精致，油(釉)色莹彻，为世所珍。后郊坛下别立新窑，亦曰官窑，比旧窑大不侔矣。”“本朝”指宋朝。宋朝最早使用的定州白瓷因为有芒，不好用，于是造出青瓷器。北宋宣和、政和年间，京师自己安排烧造，名曰官窑。“中兴渡江”，指南宋建都杭州，是一个很委婉的说法，明明是吃了败仗，被迫跑到南边，但说得很好听。所谓“袭徽宗旧制”，就是沿袭了徽宗时期的形制，先后在修内司、郊坛下烧造青瓷。“大不侔”，就是大不一样，新官窑跟旧官窑有不一样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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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瓷文化：宋代官窑瓷器
内容简介
官窑瓷器代表了宋代制瓷的最高水平，其工艺之先进、制作之精良、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境界。“官窑”地位独特、条件优越，因而得以烧造了一批宫廷所需的高档瓷器。这些官窑自诞生之日起，便精选入宫，并传之后世，成为中华民族珍贵的文化遗产的重要部分。宋官窑真品日益稀少，因而面目朦胧，疑问重重。本书全面讲述了宋代官窑的发展情况以及代表器的相关知识，并对相关问题进行了解答。
基本信息
作者：李辉柄主讲
出版社：中央编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08-4-1
版次：1
页数：163
字数：138000
印刷时间：2008-4-1
开本：16开
纸张：铜版纸
印次：1
ISBN：9787802115774
包装：平装
《宋代官窑瓷器》目录
第一讲官窑的诞生
1.什么是官窑
2.官窑瓷器的特征
3.官窑瓷器的主要器形
4.官窑瓷器常见的纹饰
5.官窑为什么诞生于宋代？
6.饮茶之风愈宋官窑瓷器
7.官窑建立前的宫廷用瓷由哪里烧造？
8.故宫收藏的历代官窑瓷器
第二讲宋代官窑
1.“汴京官窑”之辨
2.第一座官窑——汝窑
3.官汝窑青瓷艺术
4.寻找官汝窑遗址
5.宋徽宗与官钧窑
6.第二座官窑——钧窑
7.宋钧瓷与唐代花瓷
8.官钧窑窑址
9.钧窑的窑变釉
10.官钧窑的造型
11.官钧窑的烧造工艺
12.官钧窑铭文
13.修内司官窑是否存在？
14.修内司官窑与“传世哥窑”
15.郊坛下官窑
第三讲官窑与民窑
1.什么是民窑？
2.烧造贡瓷的民窑
3.官窑与民窑的区别
4.官窑与民窑的互相影响
第四讲官窑瓷走向世界
1.唐代瓷器的外销
2.瓷器外销与长沙窑的兴衰
3.宋代瓷器的外销
宋代北方官窑
官窑系统中有钧窑和定窑，北方民窑系统中也有钧窑和定窑。钧窑跟其他窑口相比，烧造比较简单。耀州窑需要用刀刻，刻需要技术，不是谁都能刻。但钧窑对技术的要求相对较低。
民窑钧窑
钧窑烧造的范围非常广泛。钧窑以河南禹县为中心，向四周蔓延，南至浙江。浙江发现了大量专门烧钧窑的窑址，烧的质量虽然不是很好，但一看也是钧窑。北边到山东、山西、内蒙古和东北地区，都发现不同程度的钧窑，它们的胎质完全不一样，有铁黑、深灰、褐黄、咖啡，乃至白色，什么样的胎都有。可见钧窑在整个北方可以随意烧造。
钧窑使用的乳浊釉，遮盖力强，所以钧窑对胎体的要求不高，什么样的胎土都可以遮住。钧窑广泛生产，质量得不到保证，宋金元以来，它的质量一路下降。在北方广泛地区，民窑的钧瓷都是烧造碗和盘等大量民间用具。今天非常容易看到这样的东西，很多，也不是很贵。宫廷的钧窑大部分是用来陈设的，比如花盆、花觚，是为了看。
钧窑历史上的地位并不是最高，清末民初的时候突然被提高，全社会都在找，民国发现钧窑窑址时都被哄抢。窑址里出现了大量残片，有挂红的，有不挂红的，所以当时出现了这样的话：“钧窑挂红，价值连城”、“家有万贯，不值钧瓷一片”。很多瓷片被人用来镶制腰带或钧瓷挂屏。
钧瓷的整个发展脉络，大致是颜色由红到蓝、由精致到粗糙的一个过程。元代以后，钧瓷上的红就彻底消失了。任何事物都有高峰期和低落期，这是一个规律。当我们知道这个规律是时候，就能很容易作出判断。
民窑定窑
定窑有官窑，但民窑也在大量使用。白瓷非常容易获得百姓的喜爱。今天的人对白瓷没有感受，有时拿个黑碗倒有感受，觉得这个碗挺黑。可是在宋代，一个白碗给人的感受很强烈。白瓷一开始都是贵族使用，唐代都是皇上使的。
定窑孩儿枕是非常著名的文物，对陶瓷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这个孩儿枕，北京故宫和台北故宫各有一件。造型非常漂亮生动，是定窑代表性产品。
定窑出现以后，类似定窑的产品就开始出现，也是仿制。当时仿制出来的瓷器不白，就叫“土定”，还有“粉定”、“南定”。所谓“南定”，就是南方仿的定窑，比如江西景德镇、安徽繁昌，都有白瓷出现。
定窑白瓷在北宋初期的烧造技术已经非常好了，有60多公分高的大瓶，有直径超过50多公分的大碗。定窑在北宋早期的装饰工艺复杂，雕花都是凸雕，要让花凸出来；北宋中期就变成阴刻了，工艺程序开始简化。但是作为一个外行，有时候没有分辨出这个简化的过程。这种提高效率、减少成本的过程，是隐藏起来的。一个凸雕的碗卖100块，一个阴刻的碗也卖100块，阴刻明显比凸雕要省工。但你根本没有发现偷了多少工，照样买。定窑到了金代以后，就是印花了，印花的效率更高。
民间的定窑也有其他品种，黑定、紫定、绿定，带刻花的，仿磁州窑系的，都出现过。紫定，不是今天的紫色，而是一种酱色，有点儿像赭石色。耀州窑也有类似的颜色，称之为“红耀州”。因为古代瓷器烧出红色太难了，但凡有点儿接近的，就愿意叫成红色，其实并不红。
清代开始大量仿制定窑，刻花的、印花的都有。20世纪80年代，收藏热兴起的时候，定窑大量开始仿制，而且仿得却来越逼真，导致很多人看到定窑不敢买。
今天的仿制，一定要模仿那个时期的韵味。可宋代人当时的人不是模仿，而是创作。当时的人君子坦荡荡，想怎么弄就怎么弄，那种随意的感觉别人模仿不出来。
宋代北方民窑的优良品种，大致都集中于北宋时期。这和当时的政治形态、政治格局有密切联系，不可分割。宋室南迁以后，北方被金统治。金的文化背景跟汉文化有差异，所以金代的北方民窑质量普遍下降，这是一个整体规律。
宋代北方民间陶瓷的一个中心特点，就是率真粗犷，生活气息浓郁。宋室南渡以后，中国陶瓷的格局才发生了变化。
钧窑瓷器解密
钧窑，是在建窑和耀州窑的风格基础上综合而成的一种独特风格，受道家思想深刻影响，在宋徽宗时期达到高峰，其工艺技术发挥到极致。无论是呈色和各种纹理的表现，做到窑变可控随心所欲的表现技术，后世至今无人能仿造。宋代受理学的影响，反应在瓷器上就是规整对称，无论是造型或纹理都遵循这一原则，特别是北宋官造钧瓷，不论文房用具或大型祭器都严格遵守这一原则。规整对称，高雅大气，宫廷气势，一丝不苟。其势沉重古朴，明亮而深沉。建窑，燿州窑，钧窑，作为中国传统瓷文化正宗，历史悠久的风格传承至今。放大镜观察，蚯蚓走泥纹，用气泡一个个串连一体呈立体的爬行状，青蛙卵纹包裹卵核一摞摞正欲孵化而出。还有牛血纹，血色深红暗沉杀气腾腾，庄重威严等等，难以一一叙述。北宋官窑钧瓷的发色和纹理大小和分布，都能做到人为控制而恰到好处，是北宋瓷艺的最高工艺水平的体现。这批钧瓷工艺早已失传，而窑址（汴梁）也随冰冻积水而下沉。“纵有家财万贯，不如钧瓷一片”。可见当时钧瓷产生的轰动效应。于是各地群相仿效，窑口林立，但至今仍然不得要领。至今，研究文章汗牛充栋，考古窑口不计其数，因都未见过这批北宋官造钧瓷，也只能是管中窥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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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瓷文化：宋代五大名窑之官窑瓷器
世人所说的宋代五大名窑，即汝窑、官窑、哥窑、钧窑、定窑的说法，主要来自明代《宣德鼎彝谱》“内库所藏柴、汝、官、哥、钧、定名窑器皿，款式典雅者，写图进呈”这句记载。柴窑为后周时期的瓷器，且实物失传、技术缺失、缺乏窑址印证，故一般不和宋代其他五个窑口并列提及。
官窑瓜棱直口瓶《宣德鼎彝谱》的这句话，至少蕴含以下两个信息：宫廷中对瓷器有明确的划分标准，并对款式典雅的瓷器画图留存(这个习惯沿袭到了清代);对宋代瓷器的划分或命名，是根据出产地或来源地，这也是我国从古至今，官民通用的命名习惯。今天也是这样，景德镇窑、德化窑、醴陵窑、石湾窑、龙泉窑等，全部按照产地命名。(注：窑口和瓷器品牌名是两回事，不能一概而论)在宋代，汝窑产自汝州，钧窑产自钧台，定窑产自定州，哥窑产自哥哥洞(杭州附近或浙江区域内，窑址尚未发现或确定)，那么按此习惯推论，官窑必定产自“官家”或者“官方”。
官窑弦纹瓶这种约定俗成的命名方法，在一定程度上或许会廓清我们对宋代瓷器的认识和误区，尤其是针对“官窑”这个备受争议，至今仍难以定论的窑器。比如，有些人很牵强的提出“汝官窑”、“汴京官窑”、“钧官窑”等概念，这些概念抛开了产地，生搬硬套把明清官窑的概念强加到宋代各个窑口上，弄得不伦不类还混淆视听。既然古人已经把官窑单独开列出来，说明它必定和其他四个窑口是有区别的，在瓷器开始被官方进行管理的宋代，被命名为“官窑”必定具有特殊的象征意义。《坦斋笔衡》中有这样一段很著名的记载：“本朝以定州白磁器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窑器,故河北唐、邓、耀州悉有之,汝窑为魁。江南则处州龙泉县窑,质颇(粗)厚。政和间(1111-1118年)京师自置窑烧造,名曰官窑。中兴渡江,有邵成章提举后苑,号邵局,袭故京遗制,置窑于修内司,造青器,名内窑;澄泥为范,极其精致,油色莹澈,为世所珍。后郊坛下别立新窑,比旧窑大不侔矣。余如乌泥窑、余杭窑、续窑,皆非官窑比。若谓旧越窑,不复见矣。”这段包含的信息量很丰富，逻辑清晰，说明了宋代瓷器的基本面貌，并逐一道出官窑和其他窑口的区别、管理机构、窑口等诸多问题。既然官窑产自官方，那么他和其他几个窑口的区别在哪里。“本朝以定州白磁器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窑器,故河北唐、邓、耀州悉有之,汝窑为魁。江南则处州龙泉县窑,质颇(粗)厚。政和间京师自置窑烧造,名曰官窑。”这段话说明定窑、汝窑、龙泉窑、官窑是各自不同的窑口，产品不一样，汝窑尽管为魁，但它不是官窑。本人前面关于汝窑的一篇文字中论述了汝窑的性质是贡窑(或御用窑)，钧窑也是贡窑，定窑在没有被汝窑取代之前，也是贡窑。贡窑的性质本质是一种民窑，官方收购认可的精品，不对窑口进行控制。“政和间京师自置窑烧造,名曰官窑”这句话说明了几个至关重要的问题：第一，官窑的设置时间晚于汝窑、龙泉窑等窑口，而且联系到靖康之难北宋覆亡的时间(1126年)，官窑的存在时间比汝窑更短。第二，透露出官窑设置的动机，是因为对其他窑口不满意。对定窑不满意，对龙泉窑不满意在引文中说得很清楚，对汝窑没说，因为汝窑让宫廷满意，还具有榜样作用，有理由相信，即使设置了官窑，汝窑瓷器在宫廷中的地位并没有受到动摇，而是一起被使用，或许是用途上也存在差别。由此可见，宋代宫廷对瓷器的要求，是一步步提高，一步步变苛刻的，尤其是对艺术格外敏感的赵佶登基后，个人的喜好就顺理成章更加贯彻到宫廷用瓷里了。这个“官窑”，是宫廷对瓷器需求达到一定程度，试图运用制度对某类瓷器进行控制，从窑址、工人、材料、资金、质量等方面均进行严格管理，用途仅限于官方(主要是宫廷或者皇室)的一种新型窑口。简单说，他的实质就是皇权凭借专制权力无偿占有优质瓷器。它的出现是空前的，之前各朝代的官方没有采取过这种模式，毕竟前朝各代对瓷器没有那么执着和贪婪。而后世，尤其是明清两代，随着皇权的不断集中，对瓷器的贪恋不断强化，宋代肇始的“官窑”也变成明清两代君主们的特权产物走向巅峰。既然官窑产自官方，那么官窑的管理机构是什么。北宋时期的管理机构缺乏记载，南宋时期的管理机构比较明确，“中兴渡江，有绍成章提举后苑，号绍局，袭故京遗制，置窑于修内司，造青器，名内窑”这句话可以看出，有专门管理后苑的机构，根据负责人的名字取名为某某局，局内设有“修内司”，从名称来看应该是局内负责修缮皇宫或者后苑的专门科室，这个科室的职责之一就是烧造专供宫廷的青瓷器，这些窑口当时叫做内窑。可以看出，管理宫廷瓷器烧造的机构，仅仅是个内廷部门的小科室，不是朝廷机构，和清代宫廷“造办处”类似，应该由太监进行管理，但又和清代派朝廷官员在景德镇督造官窑的情形不同。最后，也是最关键的问题，宋官窑的窑址在哪里。“修内司......澄泥为范，极其精致，油色莹彻，为世所珍。后郊坛下别立新窑，比旧窑大不侔矣。”后世根据这段文字来证明南宋内廷至少设有两个窑址，第一窑址直接用管理科室命名为“修内司窑”，第二个用地址命名为“郊坛下窑”，还说明后者质量和受世人追捧程度大大比不上前者。这两个窑址目前已通过考古发掘得到证实，“修内司窑”为凤凰山老虎洞窑址，“郊坛下窑”为乌龟山窑址。南宋官窑窑址找到了，但北宋的在哪里呢?回答这个问题已经变得异常困难，甚至不可能了。存在时间何其之短，存世品几乎难以确定，文字记载几乎为零，极小的产量，可以想见这个窑的规模何其之小，碰上战乱，黄河改道，瞬间就被时间的长河中冲刷得了无痕迹。缺乏民间基础的瓷器，再美，也会被历史抛弃。到总结时间了，所谓宋官窑，是指由宋官方直接管理，产品仅供宫廷的一个窑口，它脱离了民窑的产地，不以市场为目的。由于宋分为南北两代，官窑的设置为北宋末年，南宋仍存续，但北宋时期的窑址、记载、实物均缺失，故宋官窑瓷器，现今主要是指南宋官窑瓷器。
千年窑火不熄，官窑的辉煌
明宣德官窑青花海水龙纹梅瓶
素有“瓷都”之称的景德镇，千年窑火不熄，以生产“白如玉、薄如纸、明如镜、声如磬”的瓷器而享誉海内外，元明清皇家在此设置官窑的时间就长达600年之久。景德镇的官窑瓷器，成为灿烂的中国陶瓷文化中最辉煌的一页。
景德镇从汉代就开始烧制瓷器。北宋年间烧制出了青白瓷后，开始为皇家制造御用瓷器。从元代起，朝廷正式在景德镇设立浮梁瓷局，烧制成功了著名的青花瓷器。明清是景德镇官窑的鼎盛时期，朱元璋登上皇位的第二年，就在景德镇开设了御窑厂，并专门派太监到景德镇督造瓷器，相继创造了绚烂的釉上彩绘和彩釉瓷，还有清新优雅的永乐宣德青花，釉下釉上互相辉映的成化斗彩，以及黄绿紫相间成趣的素三彩等。清代景德镇又烧制出了闻名遐迩的五彩、粉彩、黄彩、珐琅彩和各种名贵色釉。
要想烧造出精美的瓷器，熟练的工匠、优质的瓷土和釉料都是不可缺少的。官窑以皇家的名义，独占了这些资源。明代把具有生产技能的瓷工编入“匠籍”，要求他们4年一轮地到官窑上班。另外一些数量较少的绘画艺人和烧“龙缸”的大匠，也被官窑雇用。明代景德镇的优质瓷土也被官窑独占，称为“官土”，民窑无权使用，只能采用较次的。当官土日益减少时，官窑还想再占其他地方的瓷土，曾经引发过官民之间的严重争执。明代生产的主流瓷器是青花，但最好的青料也被官窑独占，由外国进口的回青，只准在烧造御器时使用，民窑只能通过各种非法途经获得一点高级青料。民窑生产瓷器的品种、式样甚至颜色，也处处受到官方的限制。《明英宗实录》记载，“禁江西瓷器窑厂烧造官样青花白地瓷器，于各处货卖，违者正犯处死，全家谪戍口外”，“禁江西饶州府私造黄、紫红、绿、青、蓝、白地青花等瓷器”。
官窑生产的瓷器，只供宫庭使用，除了由帝王赏赐之外，即使是最高贵的王亲国戚，也不能从御窑厂得到瓷器。《明实录》记载，宣德二年：“内官张善伏诛。善往饶州监造磁器，贪黩酷虐，下人不堪。所造御用器多以分馈同列。事闻，上命斩于市，枭首以殉。”宦官张善就因为将官窑御用器“分馈同列”而掉了脑袋。
官窑的辉煌，还与当时皇家对高雅精致瓷器的热衷和喜好分不开。明宪宗成化帝朱见深就是一位既具有深厚艺术修养，又善于绘画的帝王，尤其对景德镇御厂的生产相当热心和执著，特别是对小巧精致的工艺品情有独钟。他的审美情趣和个人喜好直接影响到御窑厂的生产，于是，成化官窑烧造出了瓷质精美、彩饰优雅、小巧别致的斗彩瓷器，成为明代官窑之冠。清雍正皇帝也是一个超级“瓷器发烧友”，皇宫密档中有多份他的御批，对瓷器的样式、纹饬、色彩多次提出具体的要求。一些督窑官也以不耻下问的态度，潜心瓷器制作，着意创新，督造出了精美绝伦的瓷中精品。
官窑烧制皇家瓷器不惜成本。它烧制100件相同的瓷器，只有4件是贡品，所剩下的贡余品、试验品、废品甚至超过皇帝需求的合格品等全部打碎并就地掩埋，保证了皇家御用瓷器的完美无暇。
踏访千年古龙窑 追寻铜官窑的“足迹”
1300年前，长沙铜官火烧九天，烧出了世界第一批釉下多彩陶瓷，烧出了世界上最早带有广告语的陶瓷，烧出了名扬海内外的长沙铜官窑，开创了陶瓷业一个伟大的时代。
1300年后，世界陶瓷史上保存最完整、脉络最清晰的中华瑰宝、“汉文化向外扩张的里程碑”、“世界陶瓷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长沙铜官窑再次站在了世人的面前。
2012年6月，长沙铜官窑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在长沙市望城区开园。千年窑火怎样点燃？长沙铜官窑能否复兴？日前，记者走进遗址公园，领略这段跨越千年的历史。
龙窑遗址。（资料图片）
保存最完整的龙窑露面
长沙铜官窑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内的谭家坡遗迹馆，首次公开展示了世界上保存最为完整的龙窑——谭家坡一号龙窑，正是在这里，诞生了世界上最早的釉下多彩瓷器。
谭家坡一号龙窑在1983年考古发掘中发现，是迄今为止保存最为完整的唐代古龙窑，位于谭家坡大窑包的南坡。窑址正南北向，通长41米，宽度2.8米至3.5米不等。根据山坡的自然坡度而起伏，可分5段，最陡处23度，最平缓处9度。整个窑可分为窑头、窑床、窑尾三大部分。窑头有火门和火膛。2010年考古发掘，揭露谭家坡1号龙窑考古发掘区域窑场制瓷有关遗迹取泥洞、淘洗池、储泥池、陶车坑、工棚、烘烤炉、釉缸、装窑台面等28处，出土可修复文物上万件。
谭家坡遗迹馆建筑以尊重历史、保护文物为设计理念，赋乡土以情结，赋文物以尊严，赋历史以记忆，依托考古挖掘现场，结合地形，依山就势。该保护展示设施总建筑面积为2417.05平方米，总高度为8.55米，以38.77—44.1米大跨度钢结构为主体。
谭家坡遗迹馆陈列布展以龙窑及作坊遗迹为展示主体，重点展现长沙窑瓷器的生产过程。参观路线从谭家坡坡底右侧序厅进入，参观长沙窑窑区沙盘模型；然后左拐从下往上参观制瓷作坊区；随后进入音像播放厅，观赏考古工作者发掘长沙窑的影像资料；然后来到谭家坡龙窑窑门，依次了解长沙窑瓷器的烧造过程；最后观众将欣赏到一段3D动画，该动画以谭家坡龙窑现状为基础，一步步复原到唐代烧瓷的壮观场面，同时将前面参观的遗迹串联起来，动态演绎唐代长沙窑瓷器从制作到烧造的全过程。
长沙铜官窑国家考古遗址公园门楼。（资料图片）
追寻铜官窑的“足迹”
为配合长沙铜官窑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开园活动，6月上旬，《长沙铜官窑考古新成果展》在新落成的长沙窑研究中心举办。
展品主要为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南省博物馆、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近年考古发掘出土与征集的，长沙窑最具代表性的瓷器、瓷片，共计219件。其中包括“黑石号”打捞的长沙窑瓷器、标本23件，长沙市城市考古发现的长沙窑瓷器、标本10件，长沙窑窑址近两年发掘出土的瓷器、标本186件。
“黑石号”长沙窑瓷器集中向社会展出，在国内尚属首次。
1998年，在太平洋的印尼水域，发现了一艘唐代古沉船，后来被命名为“黑石号”。船上打捞出文物6万多件，其中有58000多件是铜官窑出产的瓷器。这批文物的发现震惊了世界，让世人了解到远在1300年前的唐代，铜官窑的瓷器就曾大批量地远销海外，也从侧面印证了铜官窑是中国海上陶瓷之路的起点之一。
考古遗址公园期待双赢
为有效保护这一宝贵的民族文化遗产，长沙铜官窑遗址1988年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6年被纳入全国100个重要大遗址保护项目。2010年，长沙铜官窑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获国家文物局第一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立项，2011年长沙铜官窑陶瓷烧制技艺入选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该项目从2009年启动建设，三年已投资2.8亿元对核心保护区及考古遗址公园进行一期建设，改造唐风民居104幢，加强了周边景观绿化建设，谭家坡龙窑遗迹馆、入园门楼、梦回大唐瓷版画长廊、觉华塔、宝塔广场、登山游道、石渚坪广场、彩唐桥等建设也已全面完成，公园相关配套设施正同步推进。
公园二期建设将持续进行考古发掘，做好文物本体保护与展示工程，完成陈家坪龙窑遗址、庙台遗址、灰坪市场码头遗址、挖泥洞遗址等保护展示；完成博物馆建设及陈列布展；持续推进水利水系整治、乡村生态环境整治、景观绿化美化等建设。
国家文化部党组成员、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说：“考古遗址公园是文化遗产保护领域提出的新概念。它不是游乐场，主要目的是保护考古遗址本体及其周围环境，同时融合了教育、科研、游览、休闲等多项功能。提出遗址公园的建设，就是希望能将考古遗址的保护和发掘融入到当地经济社会建设当中。一方面能提高当地基础设施的建设水平，带动旅游，增加收入；另一方面也能保证遗址公园考古能长期进行，不用像以前一样，挖一次就回埋一次。”
民国早期官窑瓷器的演变
民国 粉彩山水人物纹四方双耳瓶 估价：120000元
官窑，是由官方营建或主持烧造的瓷窑。官窑瓷器专供皇宫使用，只求质量，不计成本，代表着当时瓷业的最高水平。浙江越窑曾为唐代宫廷烧造秘色瓷，成为中国最早的官窑。北宋大观、政和年间在汴京设置官窑，史称北宋官窑，也是中国较早的官窑。从1278年元世祖忽必烈建立浮梁瓷局开始，到1911年清朝结束，元、明、清三代皇家瓷厂都设置在景德镇，成为世界上维系时间最长的官窑。景德镇官窑集中了历代最优秀的工匠和最优质的原料，烧造出当时世界最高水平的瓷器。据文献记载，每百件成瓷仅有四件能入宫使用，而绝大多数瓷器次品、试制品和贡余品都必须被集中砸碎后埋藏官窑范围之内，以禁绝流入民间。
随着清王朝的覆灭，绵延数千年的官窑制度也告终止。但民国时期的一些统治者为了给自己或统治集团装点门面，也曾指定专人，设计专门样式，特意制作过成批的专用瓷器，其质量和水平并不亚于封建时代的官窑瓷器，完全可以称之为“现代官窑”、民国“御瓷”。
从现存实物看，民国早期好几位最高统治者，如大总统袁世凯、徐世昌、曹锟等，都特制过专用瓷器。
在多种民国官窑中，袁世凯特制的“洪宪瓷”是最有名的。“洪宪”是袁世凯复辟帝制所用年号。他效仿以往的皇帝，命令景德镇烧制精瓷，以备御用。为此，他从故宫[微博]中选择出雍正、乾隆、嘉庆等各朝瓷器精品做样本，命郭葆昌筹办洪宪御窑，还想重建御窑厂。一种说法是，原定要生产四万件瓷器，但因时间等原因结果只完成了六千件。这批瓷器除增加一些新的造型外，基本沿用传统制作工艺，但彩绘比清代瓷器更胜一筹。为袁世凯特制的“居仁堂制”款的粉彩瓷器，都具有清代宫廷用瓷的风格。袁世凯灭亡后，主事者为了收回本钱，将未烧成的“洪宪瓷”底款改写为清代雍正、乾隆等不同年款，因此这批“洪宪瓷”中有些造型、工艺虽然完全一样，但却有雍正、乾隆等不同的底款。
后来有人将一批“洪宪瓷”转往香港，香港著名文物鉴藏家杨铨先生便将这批共六百余件的“洪宪瓷”悉数购得。1959年国庆十周年前夕，杨铨把家藏的5542件珍贵文物全部无偿捐献给广州市人民政府，其中3390件古陶瓷、铜器、玉器、竹雕、木雕由广东民间工艺博物馆[微博]收藏，这里面就有那六百余件“洪宪瓷”。
专为袁世凯烧制“洪宪瓷”的郭葆昌致富以后，个人收藏了大量的古瓷，成为民国时期著名的陶瓷专家。他将家中所藏瓷器编成图谱，名为《觯斋瓷乘》(郭葆昌别号觯斋主人)，共20册。此外还著有《瓷器概说》、《项子京历代名瓷谱识》等有关陶瓷的著作。 郭葆昌病故后，所藏瓷器为其子女所有。著名文物专家王世襄先生怕这批珍贵瓷器有可能散失，于是找到郭葆昌的子女。此时郭葆昌留下来的瓷器已被子女分成几股，但并未出售，完好无缺，如果公家收购，求之不得。王世襄为收购这批文物，通过关系见到当时大权在握的宋子文。几经周折，宋子文同意付给郭家十万美金，以“捐献”的名义，将这批瓷器收购。王世襄先生与周士庄先生一起对照《觯斋瓷乘》的照片及注明的尺寸，逐箱逐件地清点后装回原箱，加贴上故宫博物院的封条。
当代民间藏有一个粉彩碧桃胆瓶，为袁世凯“洪宪”年间制作。据说，由于当时瓷工对袁世凯称帝不满，就利用胆瓶造型及画面的谐音寓意袁世凯“胆小”，而瓶体化“碧桃”则寓意“必逃”，即“洪宪必亡”。因此，这件瓷器既有雍正粉彩的精湛华美，更是历史事件的重要见证，很有收藏价值。
清末，江西鄱阳办起了一个“云林画室”，造就了一批绘画人才。如黎竹庵，在该室习艺多年，后来成为有名的画师，他所画的瓷板画，人争购之。黎竹庵之子黎勉亭也工书画，后来成为景德镇刻瓷名家。他创出一种刻瓷的特技，即用钢针、钢刀、钢锥、钻石等在瓷板上雕刻山水、花卉、人物等，所雕部分，敷以颜色，经久不褪。民国初期，饶州统税局局长缪某，请黎勉亭刻袁世凯像献上。袁世凯大喜，当即令人电召黎勉亭入京，授以工商部主事职，并令其雕刻世界各国元首像，分赠各国元首。黎勉亭所雕瓷板像，阴阳向背，层次丰富，与照片无异，博得国际上的赞誉。1915年，袁世凯令黎勉亭为英王乔治五世刻像，黎勉亭花了足足半年时间才将瓷像刻成。该像刻得形态逼真，受到好评。黎勉亭的这些刻瓷作品，应该算做袁世凯特制瓷的一部分。
“静远堂制”款瓷器为北洋时期大总统徐世昌的专用品，包括瓶、碗、杯、壶等，均模仿雍正粉彩精细的艺术风格。但也有一种观点，不认为“静远堂制”款瓷器为徐世昌所定制。其证据是，郭葆昌不仅烧制和收藏瓷器，而且收藏古代的法书名画，乾隆皇帝收藏的三件书法稀世珍品(即三希堂法帖)中的两件，即王献之的《中秋帖》、王珣的《伯远帖》就曾落在他的手里。郭葆昌印过一本他的藏画名录《觯斋书画录》，是请徐世昌作的序。序曰：“觯斋精鉴别古今名人书画，虽然收藏未富，而考订皆精确。其于宋元以来制瓷，考证尤精慎。其督九江关时，仿造康、乾年间器皿，几可乱真。余曩在京师，见所制有‘静远堂’款识者，亦为当时所准许。近百年来，考办瓷者，世无其匹。”这说明“静远堂”瓷器也是郭葆昌所制，而不是徐世昌定制，徐世昌只是在北京见到过这种瓷器。
“延庆楼制”款瓷器为北洋时期大总统曹锟的专用品。延庆楼是北京中南海的一座楼名。此款瓷器多为大瓶。故宫博物院现藏有“延庆楼制”款瓷器。2004年，在广州西关古玩城的一家店铺里，陈列着一个大缸，店主说它是旧时的“冰箱”，是曹锟用过的，上面还刻着“延庆楼制”四个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