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窑产品以白瓷为主，也烧制酱、红、黑等其他名贵品种，如黑瓷（黑定）、紫釉（紫定）、绿釉（绿定）、红釉（红定）等，都是在白瓷胎上，罩上一层高温色釉。元朝刘祁的《归潜志》说，“定州花瓷瓯，颜色天下白”。可见，定窑器在当时不仅深受人们喜爱，而且产量较大。宋代大诗人苏东坡在定州时，曾用“定州花瓷琢红玉”的诗句，来赞美定窑瓷器的绚丽多彩。
定窑为宋代五大名窑之一，窑址在今河北省曲阳涧滋村及东西燕村，宋代属定州，定窑瓷器(19张)故名。创烧于唐，极盛于北宋及金，终于元，以产白瓷着称，兼烧黑釉、酱釉和釉瓷，文献分别称其为“黑定”、“紫定”和“绿定”。
定窑在唐代时就已是著名瓷场，专烧白釉、黄釉瓷，到宋代发展迅速，比之前更大更有名，大量烧制白瓷，其次有黑釉、酱釉、绿釉、白地褐花等品种。白瓷胎土细腻，胎质薄而有光，釉色纯白滋润，上有泪痕，釉为白玻璃质釉，略带粉质，因此称为粉定，亦称白定。其它瓷器胎质粗而釉色偏黄俗称土定；紫色者为紫定；黑色如漆的为黑定，传世极少。
定窑是继邢窑而起的白瓷窑场。器型唐以碗为主，宋代以碗、盘、瓶、碟、盒和枕为多，亦产净花瓶和海螺等佛前供器，胎薄而轻，质坚硬，色洁白，不太透明。由上迭压复烧，口沿多不施釉，称为“芒口”，这是定窑产品的特征之一。
定窑器以其丰富多彩的纹样装饰而深受人们喜爱。装饰技法以白釉印花、白釉刻花和白釉划花为主，还有白釉剔花和金彩描花。印花以花卉为主，主要有莲、菊、萱草、牡丹、梅等，也有鸳鸯、龙凤、狮子等动物图案，画面严谨，讲究对称，工整素雅的白釉印花定器历来视为陶瓷艺术品中的珍品而颇受人们的青睐。北宋早期定窑刻花、构图、纹样趋简，以重莲瓣纹居多，装饰有浅浮雕之美。北宋中晚期刻花装饰精美绝伦，独具一格。用单齿、双齿、梳篦状工具，刻划出由深、浅不一的主线与辅线相衬构成的物象，生动自然，有较强的立体感，装饰题材以花果、莲鸭、禽鸟、浮鸟、云龙等为主。
定窑虽原为民窑，但北宋后期曾一度烧造宫廷用瓷，因此，影响较大，各地纷纷仿制。有“土定”、“新定”、“北定”、“南定”、“粉定”等仿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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醴陵釉下彩瓷的发展历史（四）
醴陵釉下彩瓷的发展历史（四）
1949年全国得到解放后，在党的一系列正确方针和政策的指引下，随着整个醴陵瓷业的迅速恢复，至1955年，醴陵釉下彩瓷也就像枯木逢春一样获得了新生。为了继承我国陶瓷装饰艺术的优良传统，恢复这一釉下五彩名瓷的烧制，当时的醴陵瓷业公司和刚成立的陶瓷研究所做了大量的工作。但由于醴陵的釉下五彩瓷器解放前整整二十年停止了生产，因此缺乏传授技艺的人才，后来通过几个月的调查访问，才在醴陵一个偏僻的乡村找到了一位失业还家务农近二十年的釉下彩老艺人吴寿祺先生，这时他已经是年近古稀而幸存的老人了。吴老先生被请出来之后，担任了陶瓷研究所的技师，专门研究和传授釉下五彩瓷器的制作工艺。在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与关怀下，吴老恢复了青春的活力，精神焕发，谦逊勤奋、把自己毕生的技艺传给了后辈，通过与唐汉初一起培训艺徒和举办业余训练班等方式进行教学，技艺队伍不断扩大，新生力量茁壮成长，这样就使醴陵釉下彩瓷得到了恢复和发展。
釉下五彩
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无论在生产工艺、制作规模、题材内容，装饰手法，艺术水平以及色料品种等等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烧造工艺上讲，进行了种种改革，如柴窑改煤窑，三烧制改为两烧制等，大幅度地提高了产品的质量和生产效率。从制作规模上讲，自六十年代以来，不仅醴陵地区有专门生产釉下彩瓷的群力瓷厂，而且还有国光、星火、永胜、新民以及本省其它地区的建湘、洪江、界牌、新湘等瓷厂都有所发展，使湖南成了“釉下彩瓷之乡”。从题材内容上讲，过去多采用花卉装饰，而现在的彩饰题材却是博采万物，诸如花鸟、山水、虫鱼、人物、走兽和传统题材中的龙凤、历史故事以及书法印章等，无不反映在釉下彩瓷的装饰中。从装饰手法上讲，除了在勾勒的功力上较之过去的最高水平不免还稍有逊色外，其余在纹样的构成，色彩的处理、操作的技术等各个方面，都远远超过了历史的水平。彩绘设计人员用自己的实践丰富了这一传统的装饰艺术，因而创造了各种形式风格的装饰纹样，使釉下五彩的装饰艺术呈现了一个崭新的面貌。其产品既有各式各样的陈设瓷，还有符合现代生活要求的各种日用器皿。这些产品，有的被选为国家用瓷和国家礼品瓷，有的远销海外许多国家和地区历年来还有不少精工产品参加了国内外艺术展览。并多次获得了国家金质奖章。为促进国际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加速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一定的贡献，为中华发展民族增添了光彩。
我国瓷器的发展历史简述
瓷器是中国人发明的，这是举世都公认的。瓷器的发明是在陶器技术不断发展和提高的基础上产生的。商代的白陶以是用瓷土（高岭土）作原料，烧成温度达1000℃以上，它是原始瓷器出现的基础。
白陶的烧制成功对由陶器过渡到瓷器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在商代和西周遗址中发现的“青釉器”以明显的具有瓷器的基本特征。它们质地较陶器细腻坚硬，胎色以灰白居多，烧结温度高达1100-1200℃，胎质基本烧结，吸水性较弱，器表面施有一层石灰釉。但是它们与瓷器还不完全相同。被人称为“原始瓷”或“原始青瓷”。
原始瓷从商代出现后，经过西周、春秋战国到东汉，历经了1600-1700年间的变化发展，由不成熟逐步到成熟。
东汉以来至魏晋时制作的瓷器，从出土的文物来看多为青瓷。这些青瓷的加工精细，胎质坚硬，不吸水，表面施有一层青色玻璃质釉。这种高水平的制瓷技术，标志着中国瓷器生产已进入一个新时代。
我国白釉瓷器萌发于南北朝，到了隋朝，已经发展到成熟阶段。至唐代更有新的发展。瓷器烧成温度达到1200℃，瓷的白度也达到了70%以上，接近现代高级细瓷的标准。这一成就为釉下彩和釉上彩瓷器的发展打下基础。
宋代瓷器，在胎质，釉料和制作技术等方面，又有了新的提高，烧瓷技术达到完全成熟的程度。在工艺技术上，有了明确的分工，在我国瓷器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宋代闻名中外的名窑很多，耀州窑、磁州窑、景德镇窑、龙泉窑、越窑、建窑以及被称为宋代五大名窑的汝、官、哥、钧、定等产品都有它们自己独特的风格。耀州窑（陕西铜川）产品精美，胎骨很薄，釉层匀净；磁州窑（河北彭城）以磁石泥为坯，所以瓷器又称为磁器。磁州窑多生产白瓷黑花的瓷器；景德镇窑的产品质薄色润，光致精美，白度和透光度之高被推为宋瓷的代表作品之一；龙泉窑的产品多为粉青或翠青，釉色美丽光亮；越窑烧制的瓷器胎薄，下巧细致，光泽美观；建窑所生产的黑瓷是宋代名瓷之一，黑釉光亮如漆；汝窑为宋代五大名窑之冠，瓷器釉色以淡青为主色，色清润；官窑是否存在一直是人们争议的问题，一般学者认为，官窑就是卞京官窑，窑设于卞京，为宫廷烧制瓷器；哥窑在何处烧造也一直是人们争议的问题。根据各方面资料的分析，哥窑烧造地点最大的可能是与北宋官窑一起生产；均窑烧造的彩色瓷器较多，以胭脂红最好葱绿及墨色的瓷器也不错；定窑生产的瓷器胎细，质薄而有光，瓷色滋润，白釉似粉，称粉定或白定。
我国古代陶瓷器釉彩的发展，是从无釉到有釉，又由单色釉到多色釉，然后再由釉下彩到釉上彩，并逐步发展成釉下与釉上合绘的五彩，斗彩。
彩瓷一般分为釉下彩，釉中彩和釉上彩三大类，在胎坯上先画好图案，上釉后入窑烧炼的彩瓷叫釉下彩（温度1100-1340℃）；上釉后入窑烧成的瓷器再彩绘再烧1100--1340℃为釉中彩，上釉后入窑烧成的瓷器再彩绘，又经炉火烘烧（600-800℃）而成的彩瓷，叫釉上彩。明代着名的青花瓷器就是釉下彩的一种。
定窑白瓷的历史
定窑为宋代五大名窑之一，窑址在今河北曲阳涧磁村及东西燕州村，古代属定州而名。宋定窑白瓷因进贡宫廷，“白定”扬名陶瓷史，淹没了唐、五代定窑器及宋“紫定”、“黑定”、“绿定”的工艺成就。在此，有必要追溯一下唐定窑史，以还定窑真实面目。
定窑白瓷源于唐邢窑白瓷，唐代“南青北白”的瓷业格局，使得唐邢窑白瓷名噪天下。但唐邢窑“天下无贵贱通用之”，几乎均属于日用瓷，后远销海外，成为唐代产量最多的出口瓷。字串6
河北唐邢窑衰落之后，河北唐定窑继而代之。进入宋代，定窑兼烧酱釉、黑釉和绿釉，即著名的“紫定”、“黑定”和“绿定”。其实宋定窑中的“紫定”、“黑定”和“绿定”，是中国陶瓷史上除青釉之外最具历史文化收藏价值及美学评判价值的高古颜色釉瓷，先说“绿定”，文献上无记载，仅见一件窑址标本“绿定刻龙纹花纹器”，龙纹刻法犹如“白定”。绿釉始见汉绿釉陶，而宋“绿定”却是陶瓷史上最早的绿釉瓷。次说“黑定”，黑釉始见于东汉的德清窑黑釉瓷，德清窑以黑釉瓷壶闻名，其黑釉本身枯涩，其名声在于器型。宋建窑黑釉茶盏美在于黑釉之窑变纹、窑变斑。而宋“黑定”美在于胎体洁白，黑釉晶亮莹润。再说“紫定”，“紫定”是宋以前高古瓷中唯一可以与景德镇元明清颜色釉瓷媲美的一种颜色釉，源于仿酱色漆器。古玩市场上，民窑“紫定”器要比民窑“白定”器贵十倍以上。苏富比1997年香港拍卖会上，一件类似宋定窑“紫定”器的宋耀州窑酱色釉梅瓶，拍卖估价已达220万至280万港元，如真品宋“紫定”器，估价还应更高。
回到宋定窑白瓷。白瓷是宋定窑的主流产品，也是代表性的产品。北宋早期定窑白瓷多为盘、碗、碟、杯、盒子、瓶等日用器。装饰有模印、贴花、浮雕、划花和刻花四种。纹饰以浮雕莲瓣纹居多，莲花瓣肥，器底刻划“官”或“新官”字铭的多为晚唐、五代的产品。
北宋中期定窑白瓷出土器不多，浮雕莲花瓣纹明显减少，葵瓣口碗也少见。“紫定”器多为北宋中期，此时耀州窑也出现酱色釉器物。
北宋晚期，定窑白瓷佳品多，刻花装饰线条有的粗犷有力，也有的纤细流畅。多以印花装饰为主，构图严谨，层次分明。有牡丹、莲花、凤凰、孔雀、鹭鸶、鸳鸯、水鸭、鹦鹉、游鱼等，其纹饰模本采用定代缂丝纹样粉本刻模，因此工艺成熟。北宋晚期定窑为官府定烧宫廷用瓷，典型器为宋定窑牡丹纹大盘，印花云龙云凤大盘。
宋定窑白瓷鉴定：胎质坚实，釉面有泪痕釉，釉中有竹丝刷纹，为鉴定要点，釉色白中微闪黄色为典型特征。当代新仿品，胎质过于细腻，釉面可见泪痕及竹丝刷纹，釉色多闪青白，刻划纹呆板，凹凸生硬。没做旧之器有贼光，做旧釉面呆涩，刻有“官”字铭器，多太精细，无古朴之气。古玩市场宋定窑白瓷碎片较多，可藏几件作为鉴定标本。
可惜，北宋汝窑瓷进宫廷后，原宋宫廷“宠器”定窑白瓷被弃，原因定窑白瓷器口有芒，汝窑天青釉更完美。
佛山的历史发展
一概况
嵌镶于珠江三角洲腹地的佛山，风和日丽，人杰地灵。城区、石湾、顺德、南海、三水、高明，正以无愧于共和国重托的自信和豪迈，走向繁荣，走向民主，走向文明，走向现代化。历史悠久的佛山，曾是中国“四大名镇”之一，曾有过商业鼎盛，街市繁华的辉煌；曾有过“南国陶都”、“南国红豆”的美誉。
然而，当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轰开东方古国的大门，佛山亦曾历经百年离乱，百年求索，百年抗争。
改革开放春风化雨，抹去祖庙的积尘，扶正梁园的断垣，佛山人民勃发鼎新革故的活力，创造了且还在创造着令世人瞩目的业绩。全国城市综合实力50强和投资硬环境40优之一；联合国评定的全球98个人类住区优秀范例城市之一；全国“十佳工生城市”、“国家卫生城市”和“国家洁净城市”、全国“双拥（拥军优属。拥政爱民）模范城”……犹如一束束报春花，佛山人以其传统的勤劳与智慧，以其放眼世界、瞩目未来的气魄与胆识，编织着繁花似锦的明天。
回望历史，展望未来。为了二十一世纪的召唤，佛山没有褪尽千年文明的荣耀，并将实现历史文化名城与现代化城市的对接。一个科技振兴、繁荣富庶、文明进步、整洁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城市将崛起于珠江之滨，为祖国、为人类作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二自然地理
佛山市位于中国广东省的中部，珠江三角洲腹地，北纬22°38′-23°34′，东经112°22′-113°23′之间。距广州、江门、中山、肇庆、珠海、东莞、清远等工商业城市均在50公里左右，离香港、澳门也在100公里左右。地理环境优越，土地肥沃，临近海洋，温暖多雨，四季常绿，属亚热带季风性湿润气候，年平均气温22.1°C,降雨量1490.6毫米。低山丘陵多发育红壤、赤红壤，有少量黄壤，平原则为水稻土、堆叠土。自然资源主要有陶土、玻璃砂、稀有金属和水稻、甘蔗及品种繁多的水果、花卉、江河水产资源等。
三人口面积和区划
1998年，佛山市总面积3813.64平方公里，总人口324.98万人(非农业人口达139.88万人)，其中市区面积77.4平方公里，建成区面积34.44平方公里，人口46.84万人（1949年，佛山市人口总数为14.3万余人）。佛山属广州方言语系，有汉、蒙、回、壮、苗等19个民族，汉族占99.97%。历史上佛山曾属番禺、南海、广州管辖。1949年10月16日，佛山解放，1951年1月12日正式改镇为市建制，称佛山市；1958年设立佛山专区，辖佛山、江门、石岐3市和中山等13县；1970年佛山专区更名为佛山地区，辖14个县（市）；1983年6月实行市领导县的体制；1985年以后，所辖区域全部划入珠江三角洲经济开放区。佛山市现辖城区和石湾区，代管顺德、南海、三水、高明四市(均为县级市)，目前实行市领导县体制。
四佛山石湾
石湾--珠江三角洲一颗璀灿明珠，它历史悠久，人杰地灵。早在东汉时期，这里的文化和农业经济已相当发达.石湾素有"南国陶都"之美誉，陶瓷生产始于唐，奠于宋，鼎盛于明清，今天已成为我国最大的陶瓷产地之一。
石湾陶瓷早在新石器时代晚期的贝丘遗址中已揭开其烧陶的历史序篇。秦汉时期，石湾制陶技术已有较高的水平，本地出土的大批陶俑、动物、器皿等，证明此时已形成了初具地方特色的陶瓷艺术。六朝时期，石湾人已掌握了陶釉技术。唐代，石湾已出现陶瓷商品性的生产。宋代，石湾陶瓷产品已由圆型窑生产向龙窑生产过渡，逐渐形成了陶瓷商品专业化、规模化的生产体系。明代，石湾陶瓷业进入繁荣时期，这时的石湾，作为民间陶瓷商品生产的集中地(即所谓民窑)，已经形成显著的行业生产特色，兼融中原各大名窑生产技术和高温釉彩的普遍使用，使石湾陶瓷制造技术日趋完善，美术陶瓷以一种极具地方民俗特色的艺术开始出现，又极大地提升了石湾陶瓷的艺术品位。《明诗综》有载："石湾瓦，甲天下"，概括反映了当时石湾陶瓷生产的地位。清代，石湾陶瓷业进入鼎盛时期，大量各式日用陶瓷品的生产和风格独特的陶塑瓦脊、建筑装饰构件、陶塑神仙佛像、园林用品、外陈设品、文房用具、艺术人物以及花鸟虫鱼等美术陶瓷的生产，不仅经营着中国华南多个省、区的广阔市场，而且,海上丝绸之路"大量远销东南亚和欧美各国市场，成为当时生产技术和商品经济都相当发达的陶瓷生产营销基地，为当时佛山形成与湖北汉口、江西景德、河南朱仙并称全国四大名镇，列为全国商品集散中心"四大聚"之一，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原始时代
从现有的考古资料来看，断定中国原始陶器开始于距今七千年左右是不成问题的。最早的彩陶发源地在黄河流域，龙其以陕西的泾河、渭河以及甘肃东部比较集中。甘肃东部大地湾一期文化，不仅在器形上比较规整，而且绘有简单的纹饰，是世界上最早出现的彩陶文化之一。这一时期已出现陶轮技术，制陶术已成为一种专门技术。半坡文化的彩陶在略晚于大地湾一期文化，其纹饰也略为复杂，以几何纹样为主。在陕西、河南、山西三省交界地区为中心的庙底沟文化，彩陶花纹则更加富于变化，以弧线和动感强烈的斜线体现变形的动物形象。日常生活中所常见的鱼、鸟、猪以及人类自身都被作为装饰纹样。这些纹饰的描绘手法都很生动，布局合理，是原始绘画的佳作，也是研究中国绘画史的可靠形象资料。
距今约四千年左右的马家窑文化，是由半坡文化派生发展的古羌集团的一个分支。与之相关的另外两个支系是半山文化和马厂文化，是龙山文化之后的又一个辉煌时期。马家窑文化类型的陶瓷，表面都经过打磨外理，器表光滑匀称，以黑色单彩加以装饰。装饰图案以满见长，在钵、盘、碗一类的敞口器物内侧，也都绘有图案。
上古之民，穴居野处，生活中的工作中心都围绕着渔猎饮食，所以最初迫切的发明需要都釜瓮之类。陶瓷上出现装饰，说明人类的生产力水平大有进步，解决果腹问题以外，尚有余力，于是人们开始在满足最低需求之外，追求美的表现。
河西走廊一带的马厂类型彩陶，器形一般较小，有的器皿上留有穿系小孔，便于携带反映出这一地区半农半牧的经济状况。而在半山彩陶瓷上则出现了播撒种子的人形图案，说明农业的发展和人们创造力的进步。
在原始社会，文字尚未完善成熟。图案形象直观性强，在当时具有标志性、装饰性等性能，所以对彩陶图案的研究也会给古文字研究提供佐证。中国自古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国家，在原始时期，氏族部落更为繁杂，在特定的生产条件下形成了独特的审美需求的文化特征，它们各自有着代表氏族文化的标志性形象，也产生着不可低估的精神凝聚力量。而随着氏族文化盛衰变化，陶器装饰也出现了不同的内容的形式。
纵观中国彩陶的技术与艺术，历时四千八年。其实它的上限年代还是个难以考据的迷，随考古发掘工八的不断进行，可能还会出现不同的新认识。就目前现有的资料而言，可以说原始陶器不仅是我国古代艺术的瑰宝，它在世界文化艺术史上也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它是全人类的宝贵文化遗产，是人类文明史上无比辉煌的一章。
商、周时期
大约在距今四千多年之前，农业生产的发展不断进步，私有制开始出现萌芽，原始氏族部落的社会形式已不能适应新的要求。当时长期定居在中原一带的夏部族，通过联合其他部族形成了由夏王朝统治的奴隶制国家。这可以说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朝代，地下考古发堀实物可以印证，在商代之前而存在的夏代是一个历史史实而非传说。加之后来的商代、西周和东周（包括春秋、战国），被统治为“夏、商、周时代”，其间约二千年左右。这一时期的社会形态由原始氏族部落发展为奴隶社会，也成为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变革的转型时期。其时，各种手工业渐进渐繁，开始有分工制度，制陶业已成为独立的手工业部门，而且是诸工种中最重要的一种。
夏、商、周三代的陶瓷品种，大致可分为灰陶、白陶、印纹陶、红陶、原始陶等。其中在日常生活中使用最多的是灰陶，有素面，也人施以简单的绳纹或篮纹，或者彩绘各种复杂图案的；还有在制作胎体过程中用拍、印、刻、堆、划等手法留取肌理效果。这一时期的器体造型功能依然以饮食器皿为主，有豆、鼎、釜、鬲、觚、斝等等。白陶在新石器晚期就已出现，这一时期又有了进一步发展。白陶所使用的原材料为瓷土，质地较细密，烧成温度也比其他陶器品种要高。其造型与装饰直接受到同时期青铜礼器的影响，艺术价值不在青铜器之下。
通过长期烧造白陶和印纹硬陶的实践，不断改进才原材料的选择与加工，至少于商代中期出现了原始瓷器，到西周、春秋、战国时期开始兴盛起来。胎质烧结程度提高和器表施釉，使原始瓷器不吸水而且更加美观。原始瓷器一般都在施釉前在坯体上拍制几何图案，釉色多呈现青绿、青黄色。
夏代人们的活动区域主要在中原一带，据考古发现可断定在河南豫西与山西晋南地区。商代的统治范围有所扩大，因此，在陶瓷工艺上也大量融合了中原以外地区的特征，制陶业从其它农业分工中独立出来。西周在北至北京、南至广东、东抵海滨、西达陕、甘的广大地区，原始瓷器蓬勃发展起来。春秋战国时期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出现了大量公、私制陶作坊，其产品上多留有文字铭记，据推测可能与制造者或使用者有关，另外，这一时期的大量彩绘陶深受同时期漆器的影响。
夏、商、周时代的烧窑技术也有所改进，馒头窑的出现更加改善了窑内的烧成气氛，对提高陶器质量有利。窑炉容积增大，窑室底部可达1.8米；根据不同产品，烧成温度也有所提高。进入西周以后，窑炉顶部出现了烟囱，这对陶瓷烧造技术的改良有着重大意义。这个创举，使燃料的燃烧更加充分，热力更有效利用，还可调节空气和火焰的流速，使火焰性质得以控制，烧成温度可达1200oC。所以说，窑炉的改进，是这一时期出现原始瓷器的重要原因。
秦、汉时期
秦赢政13岁继王位，后兼并六国，一统天下，始称皇帝。将以往各藩王制度废弃，分天下为郡县，但至二世胡亥，各处大乱，刘邦起事，破秦灭楚，立国为汉。
秦始皇于即位之初便倾天下之力大兴土木，建造大规模的阿旁宫和陵园。所以，砖、瓦等建材和宫殿内所需陶瓷器皿大量烧造。1974年在秦始皇陵东侧出土的大量与真人等大的陶制兵马俑，就是秦始皇陵墓陪葬品的一部分。从已发掘的三个俑坑情况可以看出当时的烧陶水平，数量巨大，仅仅挖出一个角落，就有千万之巨；制作精湛，神态各异，造型生动；工艺成熟，如此巨大的作品，几乎没有变形、开裂的问题，原材料使用当地泥土，凝结性、可塑性强。这一时期的窑炉建设，为适应大量烧制建筑用陶和象兵马俑那样的大型物件，使窑室规模增大，普遍增加了一至三倍。窑炉所设烟囱多已移到后部。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出现了窑床前高后底（约为7o坡度）的特殊设计，是一项创造性改革，使窑室内温度不均的问题得以改善。
汉代是中国陶瓷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所制器物的表面被广泛施釉，有学者认为是受罗马及欧洲人制造琉璃技术的影响，国为当时的人们与上述地区有着密切的贸易往来。
汉代人重视墓葬，成为习俗，殉葬品力求丰富而精细，被称为“明器”，它与祭器之别在于它是专门供死者在阴间所用而非为生者用具。陪葬品中除少量石质品、金属制品、木质漆器以外，被大量使用的为陶制品，因为这种材质可历千年而不腐败。除饮食所用的器皿外，大量摹拟生活场景，加以缩微，如陶制的楼阁、仓房、灶台、兽圈、车马、井台、奴仆等等，营造虚幻环境供死者享用。明器当中的壶、尊、盆、罐之类器皿，一般都在素坯之外敷设一层粉彩，并不与胎体相融，稍摩擦便脱落；小型生活场景模型，外表都施加绿色低温铅釉，这种铅釉有毒性已被当时人们所知晓，所以在日常生活用品中并不使用。对陵墓的重视，使这一时期出现了一种特殊建材“圹砖”。“圹”就是指墓穴，圹砖体积较大，内部为空心，外表饰有图案，可连续排列，也可独立成为画面。砖面图案是模具拓印而成的，这是后世陶瓷器表面印花工艺的雏形。此外，在汉代陶器当中，瓦当的艺术成就也非常突出。
汉代的陶瓷器，造型浑厚而饱满，许多器形模仿铜器造型。器物表面施釉烧成温度约在950oC1000oC之间，为低温釉，所以今天所见到的汉器表面出现有细微碎纹。到汉代为止，我国北方使用的馒头窑已基本达到比较完善的地步。在南方，此时已出现比较成熟的龙窑，增大窑室的同时也缩短了烧成时间。
魏、晋、南北朝时代
三国、两晋、南北朝是从公元200年至581年。公元200年曹丕废了汉献帝自立为王，国号“魏”；第二年刘备在四川建立蜀汉政权；公元229年，孙权在建业（现南京称帝，国号“吴”，史称“三国”。
从公元263年魏灭蜀以后，连年战乱，北方出现了五胡十六国的局面。西晋灭亡之后。许多门阀士族渡江南下，先后建立了宋、齐、梁、陈四个朝代，史称“南朝”，与同时代北方的北朝统称“南北朝”。
三国、两晋时期，江南陶瓷业发展迅速，相继在萧山、上虞、余姚一带出现了越窑、瓯窑、婺窑等著名窑址。所制器物注重品质，加工精细，可与金、银器相媲美，成为当时名门望族的日用品。东晋南朝时期，在江西、四川、福建等地的窑址有了很大发展。但江浙一带的瓷窑都出现了明显的衰退迹象、瓷窑减少、数量降低、装饰简化、烧造略显粗糙。这种局面一直持续至唐代前期。
相对而言，我国北方生产瓷器的年代略晚。这一时代的动乱局面使中原一带遭受严重破坏，在这以前，关中、中原地区曾是中国的政治、文化、经济中心。陶瓷业的衰退也就在所难免，制瓷业的出现一直拖至了北朝时期。但这一时期却令人惊喜地出现了一种独特的、而且对后世有深远意义的陶瓷品种，这就是白瓷。在我国，众所公认的、真正意义上的瓷器之出现当在东汉时期。它的坯体由高岭土或瓷石等复和材料制成，在1200℃1300℃的高温中烧制而成，胎体要求坚硬、致密、细薄而不吸水，胎体外面罩施一层釉，釉面要光洁、顺滑、不脱落、剥离。长江中下游的广大地区具有丰富的原材料资源，又富有燃料资源，所以这一地区的制陶业发展很快，出现了众多而且面广的窑址。瓷器的产地俗称“窑口”，是由考古工作者根据古代文献记载或实地发掘所逐步了解的。通过实地调查与发掘，基本上弄清了这一时期的一些主要窑口。比如越窑，又称“越州窑”，从东汉时期开创，至北宋衰落。其基本分部在浙江宁波、余姚、绍兴、萧山一带。其主要特点是：胎质细密、呈青灰色；釉质莹润，具有玉质感，釉色深绿，色泽纯正，坯釉结合紧密。唐代诗人陆龟蒙写诗赞扬“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瓯窑，在温州一带。其特点是：胎质白中泛灰，釉层较薄，釉色淡青，透明度高，有细小开片，易脱落。再如江西的洪州窑、湖南的岳州窑、江苏宜兴窑等等。这一时期的瓷器已取代了一部分陶器、铜器、漆器、，成为人们日常生活最主要的生活用具之一，被广泛用于餐饮、陈设、文房用具、丧葬冥器等等。
中国人饮茶习惯当起于东周时的四川一带，东汉时饮茶之风传至长江下游，此风蔓延迅速，至东晋时，已成为王室豪门的时尚。据古籍的记载，当时的茶饮方式方法与今日大不相同，所以需要一些形制不同的器具，数量上也有很大需求。经研究考证，当时造型独特的鸡头壶就是一种茶具，这种造型延至隋唐以后就不再有了。瓷质谷仓罐是三国西晋时期出现的，它用于陪葬品，所以也称“魂瓶”或“神亭”，是由东汉的五联罐发展而来。这一时期的谷仓罐制作精细，堆塑繁杂，有人物、飞禽、走兽、亭台，粮食一直被视为人生第一重要之物资，所以从秦汉时代就开始给死者陪葬粮食，以供死者在阴间享用，同时，陪葬品中还含有整套粮食加工工具和做饭用的炊具，以体现吃饭的重要性。南北朝时期佛教盛兴，各地都建造了大量寺庙、佛像石窑，僧尼数量猛增，带有佛教色彩、意义的装饰随处可见。如在建筑装饰上带有飞天、莲花等标志性图案。体现在陶瓷器上，最有代表性的是“莲花尊”。
陶瓷还被大量运用到文具中，如笔筒、水盂、砚等。水盂的功能只是盛磨墨用水的，但造型都很丰富，有蛙形、鸟形、兔形、牛形等样式。陶瓷文具被广泛使用，与这一时期崇尚读书、推崇士儒有关联。
这一时期的装饰特点比较明显，尤其是三国西晋时期的越窑最为突出。器物上常有表现生活场景的纹样，刻画细腻且逼真，真实地反映了那一个时期的社会面貌，也给今人研究建筑、音东、舞蹈、宗教、蓄牧等方面的课题提供佐证。一些生活用品如虎子、烛台、油灯、水盂上大胆使用夸张变形的动物形象，多方面地体现了当时社会的审美意识，丰富了人们的精神生活。缥色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特色釉，是青瓷系统的代表，与北方地区的白瓷交相辉映。之外，常用褐彩打破单一的青釉，使之更加活泼。这种装饰方法简单易行，适应面广，效果较好，所以被广泛使用。用褐彩在器物表面上书写文字，是褐彩装饰的另一特色，这种装饰手法在后来的唐、五代时期大为盛兴。其字体形式为书法研究提供了可靠资料。当今所见的越窑晋瓷，工艺多为上乘，釉色高古，质地醇素，极具品味。由于当时的工艺水平，所生产出的陶瓷在釉色上发生很丰富的变化，青色中有偏绿的、偏黄或偏灰的，与釉料成份、烧成火焰都有很大关系。尽管现时的技术力量更加强大，但今人的仿制品都往往是千篇一律，死气沉沉，失却了古人的迹象。瓷釉的调制也是重要因素。青瓷釉最初是用瓷石与草木灰混制而成，风化程度差的瓷石一般含有大量助熔剂，常用来做釉，草木灰的作用是引入CaO成份，经过高温烧制与瓷石相互作用形成钙质釉。青瓷自东汉晚期出现以后，经过三国、两晋、南北朝，在坯、釉质量上产生了不同程度的提高，但由于瓷石原料分布地域广泛，原料成份含量多有不同，所以这一时期的瓷器釉色和质感有较大差异。
由于南方广大地区战乱较少，社会秩序也就比较安全，中原地区大批员纷纷南下，其中也不乏陶瓷业技工。而北方地区处于萧条境地，陶瓷业还不及汉代发达，对窑炉的使用也极少改进，仍延用圆形馒头窑。在南方，窑炉有了很大发展，龙窑结构被进一步改良。窑床长度达十余米，为解决龙窑窑室内抽力大、火焰速度过快的问题，这一时期发明了起缓解作用的“挡火墙”，可更有效地调节窑内抽力和温度。经测试，这一时期的瓷器都是在弱还原焰中烧成，烧结程度较好，烧成温度可达1300度左右，达到了现代瓷的质量水平，这无疑是与龙窑结构的改进和烧成技术的提高密不可分。
隋、唐时代
杨坚先后兼并了北周和南陈，统一中原，方国号隋，至炀帝而亡。时间不长，但这一时期的陶瓷业却比较发达。这是一个承上（南北朝）启下（唐代）的过渡时期，它预示着一个新的时代风格的开始。陶瓷器造型基本上继承了南北朝的风格，又有所变化，更加饱满。从已经发掘出的隋墓里，我们可看到大量质量较高的白瓷。
唐代是被公认的封建社会的鼎盛时代，定都长安，洛阳为陪都。在这两个地方都出土了大量唐三彩，艺术和技术上都非常高超，引起了世界注目。这与当时这两个地方所处的重要政治、经济地位以及当时的厚葬之风密不可分。洛阳地处中原，自古以来人口稠密、文化发达、经济繁荣。自东汉、魏、晋、北朝五百年来一直是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在经济上，它是首都长安连结关东以及东南地区的枢纽。虽然唐代定都长安，但对洛阳地区也极为重视，特别在武则天时，定洛阳为神都，在此地施政达二十年之久。
据史料记载，唐代的河南府是贡白瓷的重要产区，巩县窑、鹤壁集窑、陕县西关窑等窑址都出产白瓷，同时烧造三彩器和彩釉器。发达的手工业是封建社会商品来源的保障，而兴盛的商业又刺激着手工业的发展，陶瓷业在这一时期得到空前发展。
唐三彩器大多出自墓葬。唐王朝在西安、洛阳一带设有庞大的政治统治机构，大批贵族、官僚聚集于此，生前穷奢极侈，死后厚葬成风。王公百官，竞为厚葬，偶人像马，雕饰如生，风俗影响至普通百姓。
唐三彩的出现是我国陶瓷工艺发展的必然产物，它表明古代陶瓷工匠对各种呈色金属原料特性的认识、化学技术的掌握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带色釉的发现和运用在汉代就已出现，如翠绿、栗黄、茶黄等色釉被广泛使用。到北朝时期，也就是公元世纪初，我国北方就开始有黄釉、褐釉彩色瓷器的烧造。至晚到北齐，出现了白瓷和彩瓷。
古代陶瓷壶的造型分类（下）
凤首壶流行于唐代的一种壶式。又称龙凤壶。源于波斯萨珊朝金银器的造型，用龙凤纹作装饰，明显地融合了中国传统风格。北京故宫博物馆藏有青瓷凤首龙柄壶，壶盖塑造成一个扁状高冠、大眼、尖嘴的凤头，与壶口恰相吻合，由口沿至底部装置一条螭龙形壶柄，龙头伸向壶口，前肢攀壶肩，后肢连底座，瘦长的壶身上堆贴着层层繁缛瑰丽的纹饰。唐三彩凤首壶造型更接近于萨珊朝金银器，凤冠作圆环状，有直口、撇口造型，中空。作为壶流的凤嘴有的张开，有的尖喙合并，两侧可向外流水。凤首后部恰似一束长羽披落在壶体肩部，巧妙地形成曲柄。广东广州瑞南路出土的唐青瓷凤首壶、印度尼西亚出土的唐白瓷凤首壶在器形上有较大的变化，凤冠做成花冠状，凤首成为一种装饰而不再充作壶流，壶体呈球状，肩部有管状流，凤首后部与壶肩部有曲柄相接。唐代以后凤首壶基本上消失，元代偶有出现。1974年北京旧鼓楼大街元代窑藏中出土了一件青花凤首壶，小口，直颈，扁圆形壶体，椭圆圈足。仰首曲颈的凤首作流，凤尾卷曲作壶柄。壶腹绘展翅飞翔的凤纹。明宣德时期亦有一种以凤首作流、龙首为柄的执壶。元、明时期的凤首壶造型与唐代的凤首壶虽有明显的区别，但是受异域风格的影响应该是它们之间的共性。
清康熙青花五彩描金凤首壶
龙凤壶见“凤首壶”
龙首壶壶式之一，因壶流装饰成龙首形而得名，始于唐代，有陶、瓷制品。扬州博物馆收藏唐三彩龙首壶，用龙首作流，壶柄也塑成龙形。北宋定窑烧造的龙首壶，直颈，长圆瓜棱形腹，圈足，肩一侧贴附扁形曲柄，另一侧有直立龙首，龙颈雕琢细腻的鳞纹，龙口含有弯曲的短流，壶的形体秀丽。
双鱼壶唐至五代时期流行的壶式之一。整体作并联的双鱼形，双鱼嘴为壶口，鱼体作壶身，鱼尾为假圈足，鱼背脊间各有凹槽，槽上下两端贴有桥形系，可系绳，故又名双鱼穿带壶。陶、瓷质双鱼壶是受金银器影响后出现的新品种。唐代越窑青瓷和三彩陶制品较多。1983年广东梅县出土唐代水车窑青釉双鱼壶，壶口外敞，鱼形腹，圈足仿鱼尾，肩部一侧装管形短流，双鱼之间有一凹槽，上下各设一系，足上部有穿孔，制作简练。1964年河北井陉县出土五代时期的白釉双鱼穿带壶，虽然双鱼的基本特征均有细致的刻画，但与唐代相比，缺少了简练、生动的效果。
鹦鹉形壶唐代出现的一种壶式，低温釉陶制品。1960年内蒙古乌兰察布盟和林格尔县土城子墓葬出土。壶的外形是一只鹦鹉，立于喇叭形座上，后颈有一盘口，直颈，柄的一端依附壶颈弯曲于背部，鹦鹉腹部中空，喙为流，全身羽毛刻划细腻，生动而实用。
执壶隋代出现的酒器之一，又称注子、注壶。据唐李匡义《资暇集》“注子偏提”条云：“元和初，酌酒犹用樽杓。……居无何，稍用注子，其形若罂，而盖、嘴、柄皆具。”唐前期注子有盘口，短颈，鼓腹，圆筒形或六角形短直流，曲柄。唐晚期仅越窑烧造的注子样式就有5种之多。腹部多作瓜棱形，有短流、长流、曲柄、直柄等数种。五代至北宋，器身渐高，通体多压4至6条瓜棱，流渐趋细长微曲，曲柄高于壶口，平底变为圈足。器形修长秀美，并多有注碗相配，注碗稍大于注腹，因内盛热水用以温酒，又称“温碗”。习惯上对宋代的注子称为执壶。宋代壶式有10余种，腹部多作瓜棱形，器身趋于瘦长，流和柄上端高度相等，此外尚有兽流壶、提梁壶、葫芦式壶等。元代壶身多为玉壶春瓶式，弯流与壶颈之间以S形饰件相连。明、清之后，执壶造型增多，并多作茶具。
提梁壶始于北宋，流行于明、清时期的一种壶式。北宋时期有耀州窑刻飞凤穿花纹龙流提梁壶，小口内敛，丰肩鼓腹，下部贴有三足，仰首张口的龙头为壶流，拱形提梁装于肩部，靠壶流一侧的提梁上骑一小猴。壶体设计精巧，构思新颖。定窑烧造的瓜形提梁壶比较多，壶口内凹，壶体作瓜棱形，提梁有缠绕的瓜藤式、藤编式等。提梁前部一般分为三股，每股附有模印花饰与壶体相连接。这种壶式在北方辽墓中出土比较多。重庆市博物馆收藏元代青白釉龙柄壶，造型别致，六棱形壶体上趴伏一曲体龙，龙首外伸作流，拱起的龙身为提梁，生动而神奇。明代提梁壶以万历时期的为代表，壶体有瓜形、球形、六棱形等式样，提梁有高、低之别；少数为窗柜式，或在壶肩部有双竖系，双系之间穿半环形金属提梁。
内管壶始于宋、辽时期，流行于清代的壶式之一。因壶底中心有一通心管而得名。由于向壶内倒水需从底心管口倒入，又称倒灌壶、倒流壶、倒装壶。1986年陕西省彬县出土的耀州窑青釉剔花内管壶，是这种壶式的典型器，壶虽然有流、柄、腹体及圈足，但无口、无盖。壶上半部作双蒂式象形壶盖，顶端和一侧腹部有飞凤式提梁，另一侧贴塑母子狮，母狮张口作流，子狮在母狮腹部吸吮，壶底有一梅花形注水孔。清代内管壶多作桃形。
人首鱼龙壶辽代的一种壶式，出土于内蒙古赤峰市巴林左旗，器形为人首鱼身，腹部两侧有翼，背上壶口作莲瓣形，鱼尾上翘。胸前有一龙首为流，人首脑后与鱼尾之间相连的曲柄作提梁，造型奇特，构思巧妙。
鸳鸯形壶辽代三彩陶壶形式之一，1977年出土于内蒙古赤峰王家店辽墓。壶体作浮水鸳鸯形，鸳鸯背负敞口花瓣形壶口，壶口与鸳鸯尾部连有弧形花梗作柄，鸳鸯嘴部为流，腹下有假圈足。
鸡冠壶辽代典型壶式之一，是摹仿契丹族使用的各种皮囊容器而烧造的，亦称皮囊壶。因壶的上部有鸡冠状的穿孔，故称鸡冠壶。又因形似马蹬，俗称马蹬壶。依据考古发掘的实物资料，经过排比研究，可知鸡冠壶大体分为5种形式，即扁身单孔及扁身双孔式、扁身环梁式、圆身环梁式、矮身横梁式，辨别鸡冠壶年代的早晚，通常采用的办法是以壶身保留的皮囊形象多少来区分。扁身单孔式，是辽代早期形式，壶体上扁下圆，肥身，上有竖直的管状口和鸡冠状单孔系，器身似两片皮页，下加圆底上加管口缝合而成。内蒙古赤峰大营子庆历九年（959年）墓出土的鸡冠壶就是这种类型的代表。扁身双孔式除自身保留着仿皮囊形象以外，在造型与装饰艺术方面更加精美，如在双系的部位贴塑攀附的猴等动物。有的壶底出现划刻“官”字款。鸡冠壶唐代就已经出现，陕西西安、河南新安等唐墓中均曾出土。
多穆壶元代创新壶式之一，由蒙藏民族贮放奶液的金属或木质器皿演变而来。器形为筒式，上收下敞。口部靠柄一侧有花冠形装饰，柄两端各有卷曲花饰，方式壶流，矮足，足脊宽平无釉。壶体上有仿金属箍和铆钉状装饰。1963年北京市崇文区元铁可墓出土的一件是国内仅存的完整器。
僧帽壶一种壶式，因壶口形似僧帽而得名。壶口沿上翘，前低后高，鸭嘴形流，壶盖卧于口沿内，束颈，鼓腹，圈足，曲柄。最早的僧帽壶为元代景德镇青白釉器，明永乐、宣德红釉及甜白制品最为珍贵，清康熙年间仍有仿制。元代僧帽壶形体敦实，壶颈较粗，壶流略短。明代造型秀美，各部位比例匀称，壶流比元代略长。清代壶颈略高，腹部略瘦，壶流略短于明代，没有明代优美，也不如元代制品敦实稳重。
梨式壶壶式之一，始于元代，流行于明，因形状似梨而得名。伞形盖，盖顶有宝珠钮，短颈，其下渐丰成下垂的圆腹，矮圈足，弯流，曲柄。从北京元代遗址中出土的青花梨式壶看，其特点是颈部较细，腹部硕圆，平底；北京丰台区出土的洪武时期梨式壶腹部略瘦，腹下部明显内收，圈足外撇，足边垂直，足内较深。江西景德镇御窑厂遗址出土永乐壶颈较粗，圆腹，圈足向外侈，整体造型端庄。宣德时期，壶腹略短，圈足增高。颈与盖上的宝珠顶比永乐略大。成化时期除继续沿用传统形式外，在壶盖顶部出现微小变化，增添平盖形式。此式影响到正德时期，清康熙时期亦有摹拟之作，其器挺拔肥硕，唯柄曲线欠流畅。
大扁壶壶式之一，明永乐时期创烧。小直口，颈部凸起一棱，并有一小系，有盖。壶身为立扁圆形，正面微鼓，中心有圆形凸脐；背面平坦，中有相应的圆形凹脐。底部为弧面。左右肩部各有一活环系。均为青花制品。正面凸脐上多绘八角星纹，外围有的绘缠枝莲，边缘为海水纹，侧壁一周绘缠枝莲纹。背面无纹饰。器形仿西亚金属器皿，其用途有待考证。
莲瓣壶壶式之一，流行于明代宣德时期。器形为直口，溜肩，圆腹，前有直流，后有曲柄，腹部有4层凸起的仰莲瓣纹。器表施有祭红釉，红色鲜丽匀润，造型宛如一朵怒放的莲花。
字划壶亦称字形壶，清代康熙时期出现的一种壶式。壶体为立体的汉字形，多做成福、禄、寿三字，笔划间雕镂透空。
茄式壶清康熙时期景德镇窑烧制的壶式之一。小口，颈部细长向一侧弯曲，腹呈长圆球状，似长茄形，圆底施釉，故放置不稳。据此分析，茄式壶可能是陈设品。
鼻烟壶又称烟壶，盛放鼻烟的器皿。鼻烟壶于明晚期由西方传入我国，清朝英文音译称拿乎薄土或士拿乎巴突卢。明代晚期，中国尚无专用鼻烟壶，只用废弃的药瓶代替。鼻烟壶始于清康熙朝，由宫廷造办处设计试制。专用鼻烟壶的特征是，壶口较小，使烟的气味不易外泄。腹部扁圆，容积加大，盖带一小勺，伸入壶内。乾隆朝以后所制瓷质鼻烟壶形式繁多。
香壶乾隆时期景德镇窑烧制仿青铜器形状的一种壶式。直口，圆腹，直流，曲柄，腹下承四柱状足。据《乾隆记事档》载，乾隆三年（1738年）命唐英烧造仿宣德窑青花高四足茶壶，即为此壶式，后世延续制作至道光年间。
贲巴壶壶式之一，流行于清代，由藏族金属制品演变而来。器形为洗口，束颈，球形腹，高足外撇，腹部有龙首形流弯曲向上，无柄，是一种祭祀用品。
我国茶具的发展历史
一、最早的饮茶器具（汉代）
大多数专家认为我国最早饮茶器具是西汉，神爵三年（公元前59年），王褒在《僮约》中有这样的记载：“脍鱼炮鳖，烹茶尽具”；“牵犬贩鹅，武阳买茶”。这是我国，也是全世界最早的关于饮茶、买茶和种茶的记载。由这一记载可以知道，四川地区是全世界最早种茶与饮茶的地区；武阳（今四川彭山）地区是当时茶叶主产区和著名的茶叶市场。
1990年浙江上虞出土了一批东汉时期（公元25—220年）的碗、杯、壶、盏等器具，在一个青瓷储茶瓮底座上有“荼”字，考古学家认为这是世界上最早的茶具，所以茶具的出现最迟是始于汉代。
二、专用茶具的出现（西晋）
茶学界公认最早的有关茶具的文学记载是西晋(公元265-316年)左思(约公元250-约305年)的《娇女诗》，其中有“止为荼菽据，吹吁对鼎铄。”这“鼎”当属茶具。
三、完备的茶具（唐代）
1、茶具的形成期：汉代→隋唐以前。
从汉代到唐代，人们饮茶通常加葱、姜、橘子等物一起煮与煮汤（蔬菜）无差别，或用来解渴，或用于菜食，可能与食具共用。最早我国古人多用鼎和镬（huo）煮水。
2、专用茶具的确立（陆羽）
唐代饮茶之风盛行，饮茶由粗放煮茶进入精工煎茶阶段，于是茶具的艺术价值开始受到重视。陆羽的24件茶器在王公之门正式的茶宴中不可缺少。陆羽《茶经》“四之器”中所列，连同附件统计、煮茶、饮茶、炙茶和贮茶用且共有29件，他自己设计了一个风炉（为生火煮茶之用），以中国道家五行思想与儒家为国励志精神而设计，以锻铁铸之，或烧制泥炉代用。
风炉：铜或铁铸成，也有泥烧成的。形状像古鼎，下有三脚。炉壁厚3分，上口有9分厚的边，边的6分宽的部分在炉壁内方，以便用泥墁于膛壁。炉下方的三只脚，共有21个古字：一脚是“坎上巽下离于中”，另一脚是“体均五行去百疾”。第三脚是“圣唐灭胡明年铸”。在3只脚间各开—窗洞、底下的一个洞用以通风漏灰。3个窗口上并排有6个古字，一是“伊公”，一是‘羹陆”，一是“氏茶”，意为“伊公羹，陆氏茶”。内设“带（原字左有“土”旁）埠（原字右下为“木”）”，有3格，一格有长尾野鸣的图形，这是火禽，画有离卦，一格有彪，是风兽，画巽卦；另一格有鱼，是水虫，画坎卦。巽表示风，离表示火，坎表示水。风能助火，火能把水烧沸，所以要有这三卦。另有花木、山水等图案作为装饰。据说此炉由陆羽设计。
20世纪80年代陕西省法门寺出土的唐僖宗的金银、秘色瓷、琉璃茶具——宫廷用的。
月白短嘴壶
茶壶在唐代以前就有了。唐代人把茶壶称"注子"，其意是指从壶嘴里往外倾水，据《资暇录》载："元和初（公元806年，唐宪宗时）酌酒犹用樽杓……注子。
四、兴盛的茶具（宋代）
饮茶之风“兴于唐，而盛于宋”
宋徽宗的《大观茶论》，宰相蔡襄《茶录》可以想到饮茶之风的兴盛。
宋代以后，我国饮茶方法随着茶叶加工方法的逐渐改变，已开始不加调味饮茶了。茶具主要有茶碾、茶罗、茶盏、茶杓和茶瓶等。
宋代初期煎茶或建茶，器具与唐代差不多，炙茶针对于陈茶，新茶不炙拷。专门煮水用的"汤瓶"。当时俗称"茶吹"，或"铫子"，又有"镣子"之名，因瓶口小，难以观察到瓶中水沸的情况，只好靠听水声来判断水沸程度。
南宋时，点茶法流行，南宋审安老人（真实姓名不祥）《茶具图赞》画了12件茶具，称之为“十二先生”并按宋时官制冠以名称，赐其以名、字、号。可见当时上层社会对茶具的钟爱。它们是：韦鸿胪（烘茶炉，鸿胪司掌朝廷礼仪），木待制（木茶桶），金法曹（碾茶槽），石转运（石磨），胡员外（茶葫芦），罗枢密（茶罗），宗从事（棕帚）．漆雕秘阁（茶碗），陶宝文（陶杯），汤提点（茶壶），竺副师（竹筅），司职方（茶巾）。
宋代全套茶具是12件以卢仝号命名为“大玉川先生”，由此可见对茶、水、具更讲究。
宋代茶盏非常讲究陶瓷的成色，尤其追求"盏"的质地、纹路细腻和厚薄均匀。据宋蔡襄《茶录》载："茶白色、宜黑盏，建安所造者纣黑，纹路兔毫，其杯微厚，熁火，久热难冷，最为要用，出他处者，或薄或色紫，皆不及也。其青白盏，斗试家自不用。"依这段史料，可以看出，如盛白叶茶，就选用黑色茶盏，说明当时已经注意到茶具的搭配关系。搭配的目的就是为了有更好的茶色与茶香。
宋代民间饮茶多用茶盏，宋代建安（今福建建瓯）制造的一种稍带红色的黑茶盏，被时人看作是佳品。
盏是一种小型茶碗，口敞小底，有黑釉、酱袖、青白釉及白釉等多种。宋朝烧制茶具著名的产地有五大名窑，即官窑、哥窑、汝窑、定窑、钧窑，各产不同风格的瓷器。官窑在杭州，哥窑在浙江龙泉；汝窑在今河南省临汝县（古属汝州）；定窑在今河北省曲阳县，古属定州，故有定窑之名；钩窑在河南禹县神后镇。禹县古名钧州而得名。
饮茶器具：唐人喜越窑青瓷茶盏，宋人喜建安黑盏。
煮水器具：唐为敞口的（釜）宋为汤瓶。“有足曰鼎，无足曰镬”
器具：唐代和宋代用的是呈古鼎形的炉，只是宋代质地更为广泛。
宋代茶具流传到了日本和朝鲜半岛，推动了世界茶具的发展。
五、过度时期的茶具（元代）
景德镇因烧制青花瓷而闻名于世。元代茶壶的变化主要在于壶的流子（嘴），宋代流子多在肩部，元代则移至腹部。
元代著名的茶罏有"姜铸茶罏"。元代茶罏非常精制，时至明朝，社会也普通使用"铜茶罏"，而特点是在做工上讲究雕刻技艺。
六、明代时期的茶具
明朝煮水使用"汤瓶"更是普遍之事，而且汤瓶的样式品种也多起来。从金属种类分，有锡瓶、铅瓶、铜瓶等。当时茶瓶的形状多是竹筒形。这种竹筒状汤瓶好处在于"既不漏火，又便于点注（泡茶）"。可见汤瓶既煮水又可用于泡茶两种功用。明代同时也开始用瓷茶瓶，可是因为"瓷瓶煮水，虽不夺汤气，然不适用，亦不雅观。"
有一种饕餮铜罏在明代最为华贵。"饕餮"是古代一种恶兽名，一般在古代钟鼎彝器上多见到这种琢刻的兽形。是一种讲究的琢刻装饰。由此见到，明代茶罏多重在仿古，雕刻技艺十分突出。
据《长物志》载："茶壶以砂者为上，盖既不夺香，又无热汤气。"说到宜兴砂壶几乎无人不知。 紫砂茶具创造于明代正德年间，根据明人周高起《阳羡茗壶录》的“创始”篇记载，紫砂壶首创者，相传是明代宜兴金沙寺一个不知名的寺僧。而有史记载的是供春。《阳羡名陶录》记载说："供春，吴颐山家僮也。
明代贵重的茶盏主要有"白定窑"的产品，白定即指白色定瓷窑，这种窑瓷为宋代建于定州。在定州，窑瓷茶盏上有素凸花、划花、印花、牡丹、萱草、飞凤等花式。又分红、白两种。
时人辨别白定瓷的真伪，主要从是否白色滋润，或见釉色如竹丝白纹等判定是否真品。因定州瓷色白，故称"粉定"，亦称"白定"。尽管白定窑茶盏色白光滑滋润，但是在明朝白定窑茶盏始终是作为"藏为玩器，不宜日用"。
七、清代时期的茶具
清代：则自有独特的高雅茶具。老北京大家贵族、宫室皇廷，乃至以后许多高档茶馆，皆重盖碗茶。此种茶杯一式三件，下有托，中有碗，上置盖。盖碗茶又称“三才碗”。三才者，天、地、人也。茶盖在上，谓之“天”，茶托在下，谓之“地”，茶碗居中，是为“人”。一副茶具便寄寓一个小天地，小宇宙，包含古代哲人“天盖之，地载之，人育之”的道理此外，自清代开始，福州的脱胎漆茶具，四川的竹编茶具，海南的生物（如椰子、贝壳等）茶具也开始出现，自成一格，讨人喜欢。
如今，茶具更是异彩纷呈，达到因茶制宜，各得其所。
定窑的烧造历史及分期
关于定窑瓷器的分期问题，多年来古陶瓷学者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并取得了很大成果。主要的分期观点有以下几种:1.分为晚唐、五代、北宋三期。2.从分为唐、五代、北宋、金、元五期。其中北宋部分又细分为早、中、晚三期。3.上分为晚唐至五代、北宋至金哀宗天兴三年、金天兴三年至元至正二十八年三期。4.分为唐至五代、北宋早期至中期、北宋晚期至金代三期。第一种分期是1960年至1962年河北省文物工作队对涧磁村遗址进行局部发掘后，根据地层叠压关系并参考历史文献的有关记载划分的。由于当时墓葬出土的定瓷较少，尚不能利用墓葬年代来编年排比出标准器与之对比，因此地层分期误差较大。例如第一层(试掘报告中定为北宋文化层)出土的刻花、印花白瓷中，有相当一部分应是金代产品。第三层(试掘报告申定为晚唐文化层)出土的黄釉深腹碗，直口，深腹，平底微内凹，碗心有3个支钉痕，具有初唐特点。此外本层出土的浅腹平底碗“外施黄釉内施白釉，胎厚重，制作粗糙，这种碗具有唐代早期的典型风格”。因此这一层应包含唐代早期至中期。夹在中间的第二层(试掘报告中定为五代文化层)则应为晚唐至五代。由于这种分期出现早，又源于窑址，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成为人们判定定窑瓷器年代的主要依据。第二种分期利用大量具有确切纪年的墓葬进行排比，并与窑址出土的标本相互印证，因此具有较强的科学性和权威性。这种分期主要侧重于宋代，将北宋细分为早、中、晚三期。早期从太祖建隆元年至真宗乾兴元年，中期从仁宗天圣元年至神宗元丰八年，后期从哲宗元佑元年至钦宗靖康二年。宋代以前没有正式列人定窑分期，仅有简要介绍。这种分期是各类定窑分期中划分最细的一种，但目前看来，当时用于编年进行排比的资料除北宋早期比较充分外，中、晚朝的资料均相对较少。因此中、后期两段的立论依据显得不够充分。此外，北宋、辽代墓葬出土的定瓷与金代墓葬出土同类作品有很多极为相似，其艺术风格可以说完全一致。因此这种分期虽然很细，但其完善性仍值得商榷。第三种分期是从研究定窑的烧造工艺、制瓷原料等方面人手，结合墓葬出土资料和窑址标本。将定窑分为三期。这种分期的特点是充分考虑到陶瓷产品并不完全随时代的更替而变化，这一点与目前定窑晚唐与五代、北宋晚朝与金代的产品难以准确区分的情况是一致的。因此这种分期在实际鉴定工作中非常实用。第四种分期与第三种大致相同，但在时段的划分上更趋合理，每一期瓷器的工艺特征和艺术风格都非常接近，应当说是目前较为科学的一种分期。以上四种分期发表的时间依次是1965年、1983年、1983年、1987年。不难看出，随着时间的推移，出土资料日渐丰富，对定窑的分期也日趋完善。瓷器艺术风格的变化是复杂的，受到政治、文化、宗教、工艺以及人们审美意识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并不完全随着时代的更替而变化，一种成熟产品的生产周期往往是跨时代的。因此，科学的分期不应机械地按照历史分期来划分，而应当按其艺术规律来划分。综合前人的研究成果，对照最新的出土资料，定窑目前大致可以分为四期，即唐代早期至中期、晚唐至五代、北宋早朝至中期、北宋晚期至金代。第一期(唐代早期至中期) 定窑由创始逐步走向成熟的初级阶段。从窑址出土的瓷片标本看，叠压在最底层的是一些粗胎黄釉瓷和褐釉瓷，其中数量最多的是一种外黄釉内白釉浅腹平底碗，此外还有少量直口深腹碗。这两种碗的造型都具有唐代早期的典型风格，显然是定窑初创时期的产品。而窑址出土的黄釉席纹执壶、三足炉以及一些加施化妆土的白釉瓷，胎色虽仍较深，但胎质坚硬细腻，釉面明亮光润。与早期相比在工艺技术和整体质量上都有明显提高。因此，应当是唐代中期的产品。定窑唐代中期已经基本上完成了由黄釉瓷向白釉瓷的过渡，此时白釉瓷绝大部分仍需使用化妆土，但胎质和釉色差异较大，其中部分高档产品己经接近或达到了精白瓷的水平。由此可见，唐代中期定窑正处在由粗向精逐渐过渡的阶段。第二期 (晚唐至五代) 定窑烧瓷历史上的第一个高峰。烧制精白瓷的技术此时己经完全成熟，产品胎体洁白，从断面看瓷化程度很高。釉色及釉面质量虽然仍不够稳定，但光亮莹润、釉色洁白者已占多数。科学测试的数据表明，此时定窑白瓷胎、釉的质量达到了历史顶峰，其品质远远高于宋、金时朝的刻花、印花白瓷，其中薄胎白瓷普遍具有较好的透影性。
这一时期出土的资料也相对比较丰富，其中可供编年排比的纪年墓葬有:河北灵寿县唐景福二年(893年)墓、浙江临安唐光化三年(900年)线宽墓和天复元年(901年)水邱氏墓、河北曲阳五代同光二年(924年)王处直墓、江苏五代吴大和五年(933年)王氏墓、安徽合肥五代保大四年(946年)汤氏墓叭内蒙古赤峰辽应历九年(959年)驸马赠卫国王墓等。此外，1997年曲阳涧磁村晚唐墓群出土的几十件白瓷以及西安火烧壁窖藏出土的“官”字款白瓷，也为研究晚唐、五代定窑瓷器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
第三朝 (北宋早期至中期) 定窑装饰艺术发生明显转变的时期。经过晚唐、五代的发展，定窑己经完全掌握了生产高档白瓷的技术。在此基础之上，除了造型不断变化创新外，开始注重对器物的装饰。这一时朝定窑瓷器的装饰主要以深刀雕刻的莲瓣纹和大朵缠枝牡丹为主，同时也有少量采用针状工具划刻的浅细纹饰。技法与纹饰主要是模仿越窑和耀州窑，装饰风格尚未形成自己的特点。1985年至1987年，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对定窑进行再次发掘，在北宋中期文化层中，出土有刻线遒劲、花纹飘逸、别具一格的刻划花白瓷与纹饰清晰有浅浮雕美的印花白瓷残器。北京丰台辽墓也出土有刻划萱草纹六花口盘。这表明北宋中期定窑装饰工艺处于转型阶段，为北宋后朋刻划花与印花装饰工艺的纯熟与盛烧，为定窑独具一格的装饰风格的形成，开启先河。
北宋早期纪年墓葬、塔基中出土的定窑瓷器较多，可供编年排比的有:北京辽统和十三年(955年)韩佚夫妇墓、河北定州北宋太平兴国二年(977年)静志寺塔基和至道元年(995年)净众院塔基、北京顺义辽开泰二年(1013年)净光舍利塔基、内蒙古哲里木盟辽开泰七年(1019年)陈国公主及驸马合葬墓、辽宁辽开泰九年(1020年)耿延毅夫妇墓、辽宁朝阳辽太平元年(1026年)耿新知墓、此外，辽宁法库叶茂台辽墓、辽宁北票水泉一号辽墓以及辽宁建平张家营子墓、碌碌科墓虽非纪年墓葬，但从墓室结构以及出土的辽瓷看，均具有鲜明的辽代早期风格，故亦可作为重要的参考资料。与之相比，北宋中期纪年墓葬出土的定窑瓷器相对贫乏。只有北京丰台辽重熙二十二年 (1053年)王泽墓、江苏镇江北宋熙宁四年(1071年)章泯墓以及辽宁阜新大康元年(1075年)萧德温墓。此外，北宋中期可供参考的非纪年墓葬还有北京丰台辽代石棺墓和北京府右街两座辽墓。
第四期 (北宋晚朝至金代) 定窑的鼎盛时期。刀法流畅飘逸的刻花瓷器、画面繁缛富丽的印花瓷器以及成熟的覆烧工艺，标志着定窑进入了历史上最为辉煌的时期。古籍中对定瓷的记载、描述以及国内外博物馆收藏的定窑瓷器，也大多属于这一时期的产品。此时定窑瓷器主要以精美的刻花、印花见长。在早期刻划花装饰的基础之上，定窑的制瓷匠师逐渐摸索出一套适合薄胎白瓷的多齿刀具刻划花工艺，装饰纹样已臻成熟。纤秀流畅、生动自如的线条充满了动感与活力，而富丽别致的印花工艺不仅将图案纹饰的装饰作用发挥得淋漓尽致，而且起到了规范器物尺寸规格的作用，非常适合大规模批量生产。
北宋后期出土定窑瓷器的纪年墓葬很少，只有内蒙古昭乌达盟辽寿昌五年(1099年)尚玮符墓和北京西郊辽天庆三年(1113年)丁文遣墓。金代以及南宋时期的纪年墓葬相对较多，有北京通县金大定十七年(1177年)石宗璧墓、辽宁朝阳金大定二十四年(1184年)马令夫妇墓、江苏江浦县南宋庆元五年(1199午)张同之夫妇墓、江西吉水县南宋宝枯二年(1254年)张宣义墓等。此外，曲阳县北镇村出土的3件纪年印花模子和英国大英博物馆、大维德基金会收藏的3件纪年印花模子也是判定这一时期印花瓷器风格的重要依据。随着今后新资料的不断丰富，相信定窑的分期一定会更加趋于准确、完善。
瑕不掩瑜的定窑瓷器
南宋诗人陆游在其所著的《老学庵笔记》中说：“故都时，定器不入禁中，惟用汝器，以定器有芒也。”芒口是器物的其它部分满釉而口沿处无釉，是当时为增加产量和节省燃料而开始广泛采用把器皿反过来烧的覆烧法造成的。芒口是定窑瓷器的缺点，也是其一大特色，正所谓“瑕不掩瑜”，美玉不会因为瑕疵而掩盖光芒，反而会因为瑕疵的存在而显得更加美好。定瓷也是这样，今天小编就带您看看瑕不掩瑜的定窑瓷器。
很多诗人对定窑瓷器都有很高的赞誉，北宋文学家苏轼的评价是“定州花瓷琢红玉”，元代文人刘祁的赞誉是“定窑花瓷瓯，颜色天下白”。
作为宋代的五大名窑之一，从五代后期到北宋中期的近100年时间里，定窑曾经烧造出大量精美的白瓷并使北方以漳河、汾河两岸为中心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白瓷窑系。在这个窑系中，除河北外，还有山西的平定窑、盂县窑、阳城窑、介休窑等。
定窑窑址位于今天的河北省曲阳县涧磁村及东西燕川村，在古代属于定州，始烧于唐代，停烧于元代，是最早被选为北宋皇室用瓷的窑坊。考古资料表明，在已发现的定窑瓷器上刻有“官”、“新官”、“尚食局”、“尚药局”、“奉华”、“聚秀”、“德寿”、“慈福”等铭文，多达15种之多，而且有的铭文是进宫后由宫中玉工所刻，如“奉华”、“聚秀”、“德寿”等北宋皇宫殿名。
由于瓷质精良、色泽淡雅、纹饰秀美，定窑瓷器在金王朝统治中国北方地区时也是统治者喜爱的瓷器品种，而且制作水平不亚于北宋时期。
除了白瓷，北宋定窑也兼烧酱釉、黑釉、红釉、绿釉等瓷器，即著名的紫定、黑定、红定、绿定。明代曹昭对紫定、黑定推崇备至，认为“有紫定色紫，有黑定色黑如漆，土俱白，其价高于白定。”
今天的拍卖市场似乎也说明了这个问题。比如，佳士得（香港）有限公司2002年10月曾经拍卖过一件北宋定窑黑釉鹧鸪斑碗，成交价高达1239．4万港元（约合158．9万美元），是拍卖数据库雅昌艺术网有记录的白定最高价格的3．3倍。而且，似乎也没有什么证据能够说明存世量相对较大的定窑瓷器价格比不上宋代五大名窑的其它产品。雅昌艺术网的记录表明，汝窑、钧窑、哥窑和官窑瓷器的拍卖纪录仅分别为577．5万元人民币（约合69．83万美元）、398万港元、364．78万港元及1100万元人民币。
涧磁村从唐代开始便已经制作出了和宋代白瓷相当接近的产品，并且大致可分为3种：第一种为日用粗瓷，器形有碗、盘、托盘、注子、盆、三足炉和玩具等，器沿均折成唇边，丰肩、平底或玉璧式底，一般胎骨厚实，断面较粗，胎色灰白，烧结良好，与唐三彩胎骨有较多相似之处；第二种是小的装饰用品，如各式盏托、葵瓣口盘、兽形曲柄壶等，胎比较薄，断面较细而胎色洁白；第三种胎质更加细腻，胎色略黄，有部分产品为了取得洁白的效果，还在胎体上先施一层白色化妆土，再罩以透明的玻璃釉，与宋代定窑白瓷相比，除了纹饰外，其它方面其实已经没有什么不同了。
宋代定窑瓷器造型极为丰富，有盘、碗、灯、炉、盆、瓶、乐器等，几乎应有尽有，胎体轻薄、胎质洁白，釉面多为乳白色且白中闪现浅米黄色，积釉处常有泪痕状黄绿色流釉，外壁釉薄处可见旋坯痕，如用放大镜观察，一般可见釉面有大小不等的气泡。金代定窑器的部分产品内底有一圈露胎，是与北宋产品的明显区别。
不同时代定窑产品的器足与器形的变化有一定相关性。以碗为例，唐代早期产品大多平底浅身，胎质厚重，后期器身多为45度斜出，碗身较浅，宽圈足，胎薄而里外施釉。这种风格一直延续到五代、宋初。此后，圈足制作更加精致，口沿也由直口变为唇口。到了宋代中期，器壁已由45度的直线形渐变为略呈弧状的曲线形，同时在装饰技法上也有了很大转变。
在五代之前，定窑白釉器都光素无纹，但到北宋初年以后，由于吸取了邢窑白瓷的精华和唐末、五代越窑的装饰技法，逐渐形成了划花、刻花、印花3种装饰技法。
划花是以篦状工具划出的简单花纹，线条刚劲流畅、富于动感，最常见的是莲瓣纹，有的还配有鸭纹。不过有些早期器物在莲瓣纹外又加上缠枝菊纹，总体布局显得不很谐调。
刻花是在划花装饰工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有时与划花一起运用，如在盘、碗的中心部位刻出折枝或缠枝花卉轮廓线，然后在花叶轮廓线内以篦状工具划刻复线纹，较常见的纹饰为对称的双花图案。
印花纹饰始于北宋中期，成熟于北宋晚期，特点是层次分明，最外圈或中间常用回纹把图案隔开，题材以花卉纹最为常见，其次是牛、鹿、麒麟和龙等动物。
在定窑瓷器中，飞龙纹一般装饰在盘、碟、碗等卧件上，立件只装饰变形龙纹，而禽鸟纹饰主要有凤凰、孔雀、鹭鸶、鸳鸯、雁、鸭等，花卉纹则以牡丹、莲花最常见，布局多缠枝、折枝并讲求对称。
值得一提的是，定窑瓷器最精美的纹饰大都集中在盘、碟上，纹饰多者可达4层，充满浮雕感，艺术气息浓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