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宫瓷器多为官窑烧制的精品，传世的收藏品或珍藏于各大故宫博物院，或为收藏大家、富豪私藏。现在，由于科技越来越发达，工艺越来越高超，高仿故宫瓷器越来越多，工艺品质也都极佳。今天小编为大家带来几款高仿故宫瓷器欣赏。
一、香港苏富比2.5亿天价拍品，清乾隆万寿连延粉(洋)彩葫芦瓶大师高仿
清乾隆万寿连延粉(洋)彩葫芦花瓶大师高仿粉彩瓷器2.5亿的清乾隆万寿延年粉(洋)彩葫芦花瓶由景德镇的专家组高仿成功。清乾隆浅黄地粉彩（也叫洋彩、珐琅彩）锦上添花“万寿连年”图大吉葫芦瓶，高仿专家组：中国古陶瓷学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故宫博物院研究员王莉英；中国古陶瓷学会副会长、南京博物院研究员张浦生；南京博物院研究员霍华，著名古陶瓷工艺专家叶宏明，古陶瓷鉴定专家蔡国声，著名古陶瓷研究专家黄云鹏。六位国内一流的古陶瓷界专家学者联合提供技术保障与全程监制。
2010年10月7日下午，一件曾经是放山居的旧藏——乾隆洋彩锦上添花万寿如意葫芦瓶在香港苏富比拍卖，本来这件瓷器以估价而论并不抢眼，但在拍卖时价格扶摇直上，最终以252,660,000港币成交，以外币计，创下了中国瓷器新的世界纪录。
二、中华瓷王故宫镇院之宝——多釉色乾隆粉彩大瓶。M.TaoCi52.com
中华瓷王-新仿国家特级文物故宫镇院之宝-乾隆多釉色粉彩大瓶。原件藏于故宫博物院，再造中华瓷王以1：1比例高仿真复制而成，底部加注“中国文物学会”款识。乾隆多釉色粉彩大瓶集历代多种工艺和技术于一器。如此众多的釉、彩，配方及烧成温度都不相同，需按釉下、釉上及高温、低温的不同要求，多次反复入窑烧成，工艺极其复杂。而如此多样的釉彩、纹饰又安排得主从协调，错落有致，浓淡相间，井然有序。此瓶造型雄浑，纹饰繁缛，色彩绚美，巧夺天工，堪称是研究中国陶瓷发展史的“活化石”。它的烧制标志着中国古代制瓷工艺达到前所未有的顶峰，为集大成之做，因而有“中华瓷王”的美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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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仿珍瓷 散发历史幽香
紫禁城曾经是明、清两代的皇宫，如今是中国最大的古代文化艺术博物馆，她以丰富的文物典藏闻名于世。作为普通人，我们或许无缘走近这些稀世国宝，但是近日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南一楼展厅里，我们却可以无比荣幸地近距离凝视那些“躺”在深宫人未识的宝物。虽然不是原作，但经过中国文物协会严格监制的20件高仿瓷器，却散发着历史的幽香。
高仿瓷器作为收藏圈里的一个“新贵”正受到越来越多藏家的关注，这种在国外已经得到认可的新型收藏种类究竟好在哪里？它的收藏价值和升值潜力又如何？对此我们采访了中国文物学会专家委员会专家委员曹静楼教授。
“所谓高仿，是指从瓷器制作的基本材料开始，严格按照原作的胎质、外形、尺寸、釉色、工艺等进行高度一致的仿制。它不同于人们常说的‘赝品’，虽然它们都是‘新’的，但高仿瓷器的精美程度不亚于原作，甚至在现代高科技手段的帮助下，远远优于原作，因而顺理成章地受到藏家的追捧。”曹教授说。曹教授从事文物研究40余年，退休前是故宫博物院文物科技部主任，专门进行文物保护和修复方面的工作，对文物的传统工艺非常熟悉，对于高仿瓷器的监制长达20余年。
高仿珍瓷“高”在哪里？
看过“超女”的人一定不会忘记那近乎残酷的晋级吧，高仿瓷器的过程也如同一场超级选秀，通过“海选”，经过“评委们”挑剔眼光考验的，才能胜出，算得上成功之作，不论哪一道工序出现偏差，都会惨遭淘汰。这就是“高仿”而成的精品与普通仿制品最大的差别，它的完美程度已经让其成为艺术价值不亚于原作，甚至高于原作的艺术品。
首先，高仿瓷器是有严格要求的，造型要准确，尺寸要与原件力求一致，特别是外部线条要拿捏准确。瓷器不是一件机械物，它的曲线非常丰富，杯子口多大，“脖子”多粗都是有严格标准的。
其次是它的颜料、色彩、光泽，甚至一些理化指标，如硬度，都要高度一致。据曹教授介绍，此次在国家博物馆展出、发行的20件高仿瓷器中的青花瓷器，所选用的“钴”料是事先经过严格检测的，对当时所处年代的青花瓷器中的“氧化钴”成分进行化验，测定其详细成分比例，多少温度烧制而成的，之后再配置颜料，进行实验性烧制。
第三，高仿瓷器的绘画风格、格调、气氛要与原来相一致，这就要求要使用最好的画工。在瓷器上绘画与在纸上作画不同，难度更大。书画作品当时就可以看到绘画效果，而瓷器上的绘画是颇为神秘的，当时是看不出来的，比如青花瓷器，画出来是黑色的，喷釉之后是白色的，从外观上什么都看不出来了，只有通过高温烧制之后答案才能揭晓。而且在瓷器上绘画通常并非一人完成，画线条的不一定能填彩，能填彩的不一定能喷釉。因此，对于在瓷器上作画的画家而言，要考虑的不确定因素更多，也更复杂，即便是当下最知名的书画家，也完成不了在瓷器上作画的“绝活儿”。由于全部是手工绘制，因此会有些许差异，这是不能避免的，但这就像是一个人的签名，两次签名不可能完全一摸一样，但可以肯定的是出自同一个人之手，就是因为它们的风格和味道一致。
第四，高仿瓷器要尊重传统工艺，保持原汁原味，全部由手工制作完成，从选胎料开始就非常严谨，只有洁净、细腻、半透明状态的才能入选。
另外，专家指出：高仿瓷器比原作还要精美，并非虚言。过去烧制瓷器使用的燃料是柴，柴灰对瓷器的污染较大，且温度不容易掌控，因此过去烧出来的瓷器受技术条件和环境所限，有些瓷器的釉面会存在缺陷，比如针孔、疵点等。而现在使用的是煤气，还可进行恒温设置。因此，高仿瓷器的质量水平实际上是高于原作的。
高仿珍瓷“贵”在哪里？
要求高、标准严就会产生很高的废品率，无形中加大了制作成本。就拿此次在“国博”展出和发行的20件高仿瓷器来说，为了最大限度地还原历史原貌，两岸官窑名瓷高仿发行活动负责人高海 说，他们事先花费了大量时间查找了相关资料和信息，所有瓷器均在文物原件的产地景德镇制作完成，并且每一道程序又经专家进行了非常“较真”的把关和筛选，全部作品的完成历时数载。就拿此次高仿的一件清乾隆时期的粉彩八仙渡海图八角瓶来说（该瓶原作曾在今年嘉德拍出了4800万元的高价），它的制胎就非常难，因为它是异型器——八角瓶，而粉彩通常要烧两道，先烧一道白瓷，烧成后再绘制图案，再烧。往往问题就出在第二次烧的时候，瓶子很容易炸，工艺非常困难。这件八角瓶花费了四个多月时间，十多件中才出了一件成品。不但如此，从拉坯、绘画到烧制完成，这一个瓶子最少需要五六个非常有经验的工艺师傅方能完成，这还不算原料和颜料的选配、图版的设计过程。
还有有彩瓷皇后之称的珐琅彩，曾经是皇宫里制成的极为名贵的宫廷御用瓷器，品种少、产量少、质地精，传世品均秘藏宫苑，一般人难于见到。这种创烧于康熙时期的彩瓷，其工艺一度是个谜，记得著名收藏家马未都先生曾经说过：“瓷胎画珐琅彩，在1925年故宫成立以前，就没人看见过，所以老百姓觉得它特神秘”。因此，近年来只要珐琅彩瓷器在拍卖会上一露面，必遭到有实力买家的穷追不舍。去年，一件清乾隆御制的珐琅彩“古月轩”题诗花石锦鸡图双耳瓶拍出了一个多亿。因此，高仿珐琅彩瓷器也不是件容易的事，能够见到烧制完美的高仿珐琅彩瓷器也是一种荣幸。
瓷器没有真假，只有新旧之分，判断一件现代高仿瓷器的价值，主要看它是不是精品。就当代陶瓷大师的作品来说，有的能卖数十万，甚至上百万，而乾隆时期的有些文物还不一定能卖到这个价儿呢。这就是艺术价值决定了市场价值，是精品总会发光的。因此，高仿瓷器当然有收藏价值，正是应了这个“高”字，高仿，即高品质和高技术含量的综合。另外，瓷器属于易碎品，假设今天我们做了100件瓷器，那么10年后是否还能有100个存世？众所周知，存世量往往是影响艺术品价值的一个重要因素。目前，高仿瓷器的市场价位多在两三万上下，稍微有点儿“闲钱”的人都能进行收藏，但是从高仿珍瓷的精美程度和艺术价值上看，它未来的升值潜力还很大。
中国故宫瓷器
对于中国故宫瓷器大家一定很熟悉吧。故宫“瓷器门”从7月4日发生到31日正式向外界披露，长时间的“隐瞒不报”，明显违背相关法规“2小时之内”上报的明示要求。整个事故处置过程中显现出的各种信息，导致舆论质疑步步升级。
事故已然发生，如何给公众一个满意的交代，这是摆在文物管理部门面前的头等大事。公众所关心的，除了真相，还有相关责任的追究、制度漏洞的弥补，一切质疑的最终目的都在于避免下一个悲剧的发生。
我国文物的宏观管理体制，存在管理责任和权力的分配脱节、职责关系界定交错等弊端。管理主体多元化，管理权分散混乱，部门权责不对称，缺乏相对完善的文物保护和利用的决策机制、监督机制、责任追究机制等。出现利益之争时谁都可以管，但出现类似文物遭破坏的问题时，责任主体又相当不明确。将文物视为私货，在利益驱动下整天想着如何发挥文物的变现价值，过度开发成为一种普遍现象。
故宫“瓷器门”只是一个警示，能否彻底根治中国故宫瓷器的种种乱象，根本上取决于能否重塑保管者对文物的敬畏感，唤起他们对文物保护的职责。这需要政府部门遵循文物工作自身规律，着手建立以国家保护为主并动员全社会共同参与的文物保护体制。在这个体制中，文物作为不可再生的文化资源，不再被视为一些人的私产；有专门的执法监督机构，能够时刻紧盯着那些躺在博物馆或是埋藏在底下的“历史活物”；公众能够借助公开透明的平台，随时监督管理者，以确保他们不会懈怠。
台北故宫的汝窑瓷器
台北故宫的汝窑瓷器
北宋汝窑瓷器，被誉为是中国最完美的青瓷。汝窑瓷器以其温润的天青釉色闻名于世。因烧制时间短，传世品极少，历代视为稀世珍宝。目前全世界仅存不足70件汝窑瓷器，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有21件的典藏，北京故宫博物院也藏有二十几件。
两个故宫博物院的收藏都堪称世界之冠。
宋代，是瓷器大发展时期。此时中国陶瓷工艺达到了炉火纯青的成熟阶段，艺术上取得了空前绝后的成就。这个时期，以汝、钧、官、哥、定等“五大名窑”为代表的众多制瓷流派推动陶瓷业出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繁盛局面。
汝窑被推为五大名窑之首，因为它把青瓷烧造水平推向了极致，有“青瓷之首，汝窑为魁”之称。意思是说，就像现在明星中的超级明星。
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有一幅《文会图》,这幅画描绘了宋代宫廷里的一次茶会，那天宋徽宗向受邀前来的文人展示了各式各样的陶瓷器。宋徽宗不仅擅长笔墨书画，而且还是一位好古成癖、崇尚自然含蓄和清淡质朴的道学家。我以为他是历史上最伟大的艺术家，却是一个最无能的皇帝。
北宋初期，宫廷里便收藏着各种色彩的陶瓷器，其中受宋徽宗赞赏的只有蓝色。为了追求理想的蓝色，他在汝州建造了汝官窑（窑址位于河南省宝丰县清凉寺）专门烧造皇室御用的青瓷，也就是汝瓷。
根据宋代《咸淳起居注》的记载，汝瓷的釉色是一种“天青色”。大雨过后，蔚蓝的天空飘着淡淡的白云，这种颜色正是宋徽宗所寻求的理想中的色彩。
汝瓷追求的是“天工与清新”的境界，它古朴、浓厚、天然朴拙、柔丽静雅，一下子倾倒了那位不会治国的风流皇帝。
据传说，曾有工匠问宋徽宗，汝瓷应烧成何种颜色，徽宗不语，一指天。众人望天，恰好雨过天晴，有一种淡雅而神秘的自然之天青色。从此以后汝窑便以这种天青为追求目标。
据说，这种颜色是宋徽宗曾在梦中看到，梦醒之后命人仿造。总之，汝瓷之色的来源说不清道不明。除非你悟透了天人合一。
葵花式小碗
汝窑的烧造，充满着各种传奇的故事，其中最有名的莫过于“玛瑙入釉”的传说。
南宋周辉《清波杂志》记载:“汝窑宫中禁烧，内有玛瑙末为釉”。传世汝窑瓷器在口缘和棱角之处若隐若现能看到淡粉色的光泽，或是“玛瑙入釉”的结果。
古代烧制汝窑，方圆几公里会全部戒严，不许闲杂人等经过，尤其是怀有身孕和来例假的妇女。还要祭天祭地，参加烧造的人要沐浴更衣，斋戒等等。
明青花瓷杯：成化青花瓷的高仿之作
青花瓷在明代大放异彩，广受欢迎。纵观明代各历史时期，又以明成化年间的青花瓷为最，被誉为瓷器之珍品，后世更有着“明看成化，清看雍正”的说法。正因如此，明清时期出现了不少成化青花瓷的高仿品，其中有些瓷器在制作时，工匠不题写本朝年款或堂名款，而题写为成化的年号款识，以表达对成化青花瓷的崇敬和缅怀。
合肥市文物管理处便收藏着这样一只明青花瓷杯，仿的正是成化年间的青花瓷，其底部烧制有“大明成化年制”几个字。“这在业界被称作‘寄托款’，寄托款最早出现在明武宗正德年间，专门仿造明成化瓷，此后寄托款日益增多。这个青花瓷杯就制作于明末时期。”市文物管理处工作人员徐凤芹说道。
成化是明宪宗的年号，明代使用“成化”这个年号长达23年。明宪宗朱见深是明代的第八位皇帝，他在成化初期励精图治，所以社会经济呈现出繁荣景象，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成化瓷器业的发展。
都说成化时期的青花瓷极佳，究竟好在哪呢？“成化青花瓷传承了之前的精华，同时也开创了独特风格。此时的青花瓷胎质细润，造型优美，绘画风格淡雅，色调宁静柔和，以其轻盈秀雅的风格独步一时，在艺术和审美角度上都达到了一个高峰。”徐凤芹回答说，“如果你有幸触摸到成化时期的青花瓷，会觉得犹如抚摸婴儿的肌肤一般。”
这只仿制的成化青花瓷杯口径不过9厘米、底径4厘米、高4.5厘米，不大的一枚却符合成化瓷的特点。“‘小’是成化时期瓷器在造型上的突出特点，历来有‘成化无大器’的说法，常见的成化官窑瓷器有碗、盘、杯、高足杯、高足碗、卧足碗、罐、盒、炉、洗、梅瓶等。”徐凤芹告诉记者。
此青花瓷杯为白胎，全身施釉，外壁主纹图案为怪石花草。“每个时期瓷器的纹饰复杂多样，又各有特点，从传世品来看，明代早期瓷器的纹饰画风随意奔放，到了后期则以写实为主。”
这只青花瓷杯虽经过岁月侵蚀，但色泽却并未多受影响，呈现出柔和宁静的美感。而从其底部的落款来看，用的也是成化瓷器最常见的六字底款——“大明成化年制”。“不仅如此，这只青花瓷杯的青花瓷纹饰还将成化时期青花浓淡不均，在有些地方有晕散的小缺点也模仿得十分传神，可谓成化青花瓷的高仿之作。”徐凤芹笑着说，“当然再高仿也不是成化时期的真器，逃不过文物专家的‘法眼’。”
高仿品也有其艺术价值和经济价值
收藏圈内的人们常常议论到的话题：仿品。从历史上看，中国的仿品历史是悠久的。先后出现了三次仿古高潮，从宋、明、清末民初。仿品按行话讲，可分为官仿和民仿。按仿品质量论，又可分为高仿和一般仿品。不具备鉴定价值的仿品，又称为赝品。
1官仿
官仿，是指由于皇帝的爱好或出于某种传世器物稀少原因，由官窑仿制前朝的器物。从历史记载看，仿品最早出现的要数唐太宗李世民时期，李世民喜得王羲之《兰亭序》爱不释手。就请书法名家，反复临摹，今日我们有幸看到的《兰亭序》，都是昔日的仿品。我们要感谢那些制造仿品的老先生。要不，谁能见到《兰亭序》。宋徽宗以及明代永乐、宣德皇帝，清代康熙、雍正、乾隆皇帝对文物非常喜爱，都曾下令仿制了历代的名瓷。宋代六大名窑中有很多器形是仿汉代器物的，如三足尊、四足方鼎等。同时还仿制了商、周、春秋，战国时期的铜器。北京、台北两个故宫博物院都存有明代永乐、宣德仿前代的作品，如永乐仿龙泉窑尊、三系盖罐、宣德仿汝窑盘等。清代官窑大规模仿制了宋代汝、官、哥、定、钧五大名窑器物。同时明、清两朝还出现了本朝仿本朝的产品，如嘉靖仿永乐、宣德的，万历仿嘉靖的。乾隆仿康熙的。先人们所仿制的器物大都遵循古人制瓷的规律，从胎土、拉坯、釉色、纹饰、造型和重量，都尽力效仿古瓷的风范和神韵。很少有掠古人之美，据为己有的嫌疑。
新中国成立以来，曾有三次由官方出面仿制瓷器。第一次是1951年春夏之交。中央办公厅遵照毛主席指示，决定烧制"水浒故事瓷盘"作为国家高级礼品赠送斯大林，要求"高级、特制、美观"充分体现中国陶瓷的"民族特色"。
中央决定以景德镇的"建国瓷业公司"为主，邀请国内瓷业精英，会集景德镇，共同策划，设计烧制"水浒故事盘"，以《水浒传》一百零八将典型故事情节，分别手工绘画在108只瓷盘上，为体现毛泽东给斯大林赠送"水浒故事瓷盘"的深刻用意，决定加江西省委所撰七律序诗盘和墉生书的"潜天行道"楷书跋尾盘，共110只为一套。制瓷大师们竭尽全力，从瓷泥精选、制坯、造型、釉料等每一道工序都做到了精益求精。彩绘高手们精心设计画面，把握每个人物的个性特征，勇跃斯文、喜怒哀乐，场景的山石草木，居舍市井，笔触所至，一丝不苟。共烧制3套，堪称仿古瓷的精品。一套为俄罗斯国家博物馆珍藏。其余两套现存景德镇陶瓷研究所。遗憾的是它的特殊意义和收藏价值，多年来没有引起世人的注意。
第二次是1975年初，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通知江西省委，指示景德镇为毛主席研制一套瓷器餐具和文房用具，以"白如玉、薄如纸、明如镜、声如磬"等古代称颂的瓷器最高境界为标准，同时要能代表当代中国制瓷工艺的最高水平，造型上要做到既美观又大方，同时还要考虑到毛泽东的生活和工作习惯，图案和色彩要符合这位伟人的思想情趣。
景德镇为此抽调出40多名技术骨干组成攻关小组负责具体实施。许多著名陶瓷艺术家当年都参加过这项工作。其中包括民国时期"珠山八友"的后代和传人，如王大凡的侄儿王锡良、汪野亭的女儿汪桂荣、刘雨岑的儿子刘平、徐仲南的孙女徐亚凤，以及戴荣华、康家忠、辛青山、彭兆贤、稽锡贵、张炳祥等艺人。为了不受外界干扰，此任务以"7501工程"为代号。
为了使产品质量达到当时世界一流水平，"7501工程"瓷器的质量指标如白度、光泽度、表面硬度、透光度、化学稳定性能、热稳定性能、机械强度和尺寸精确度等都定得高于世界先进水平。并决定采用以江西抚州生产的一种非常稀有的优质高岭土作基础配料，制作出的半薄胎高釉瓷器通体晶莹剔透、洁白如玉，用手轻轻敲击，清脆悦耳，迎光侧视成半透明状。字串9
经过1400℃高温烧制的"7501工程"4200余件瓷器，是高科技成果和高水平的艺术成就有机结合的产物，是景德镇千年制瓷历史积累下来的精湛技术成就的再现。到今天都是无与伦比的，堪称国宝。
第三次是20世纪80年代由故宫博物院牵头组织全国著名陶瓷艺人，历经三年动用了大量的人力物力，终于仿制出了五套古瓷。其仿品质量和艺术价值，堪称一代精品。为此，中国文物报进行了专题报道，刊出了"百万奖赏悬"克隆""的擂台。可见仿品之精和仿制过程的难度。字串9
2民仿
民仿，是指民窑的仿品。物以稀为贵。民窑仿品大都以市场为导向，以牟利为目的。从宋代开始就出现了民窑仿官窑的作品。官窑制作的器物，其制作工艺和釉料配方都是秘而不宣的。民窑只能通过传世的器物进行仿制，仿制器物达到乱真的地步，称高仿。仿制器物达不到鉴别价值的，称一般仿品或赝品。明、清和民国时期，都出现了相当一批高仿精品，官仿不论。就民窑的仿制器，如明代仿古瓷高手崔国懋所仿的宣、成窑器物，时称"崔公窑瓷，四方争售"，周丹泉所仿的宋代名窑瓷器，虽善于鉴别的博古家亦为所惑，文献中称他仿的定窑文王鼎是"逼真无双，千金争市"。吴为的"壶公窑"所仿的永、宣两窑瓷器和其他民窑所仿的本朝名窑与宋官、哥窑器物较多。
清代仿古之风更是盛行。由于中外爱好古陶瓷的收藏家日见其多，其仿品大量涌现，从唐代至明末几乎无所不仿。今日常见的有仿唐、五代越窑和宋定、汝、官、哥、钧、龙泉、磁州、吉州，以及仿明永乐、宣德、成化、正德、嘉靖、隆庆、万历、天启等窑的器物，其中精品达到乱真的地步。如魏善成、樊汇川所仿的康、乾官窑器物，均能惟妙惟肖。还有河南、山西、浙江、福建等地老艺人和磁县彭城镇刘锁子善仿宋、元、明白地黑花器。禹县神镇卢光卢光文弟兄善仿宋钧、珍珠地刻花；北京王佩璋善仿彩陶和唐三彩，孙鹤龄善仿宋磁州窑；常小如、殷维溪善仿宋钧窑加彩；梁耒助梅善仿宋茶叶末釉钵；孙瀛洲善仿宣德青花和唐、五代越窑、龙泉窑；王柏泉善仿嘉靖、万历三彩和五彩瓷；杜茂群善仿黑陶和清花器等。还有古彩专家詹元广、詹元彬兄弟与吴仲英、詹兴祥、刘春风、洪家华、詹福利、何莽子、刘永清、岳虎臣等善用真坯加彩仿康熙五彩、三彩和雍正、乾隆的粉彩、珐琅彩。
进入20世纪80年代，仿古之风又越刮越烈。现在仿品利用高科技手段进行仿制。有些仿品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可谓高仿。如鸿运斋仿制的清化粉彩瓷等仿品接近或达到真品的水平。有些民窑仿品和一家一户小作坊仿品，质地劣次，不伦不类，缺乏古瓷的基本常识，特别是在器物的造型、纹饰和款铭上更是漏洞百出。有的造型随心所欲，千奇百怪。有的纹饰胡涂乱抹，不堪入目。有的款铭信手涂鸦，张冠李戴，缺乏历史常识。这类仿品充斥市场、泛滥成灾，没有任何的鉴定艺术价值和经济价值，可谓陶瓷垃圾。
对于仿品，我们一不能全盘否定，二不能一概肯定，要有客观公道的态度来认识它的艺术价值和经济价值。在收藏圈里，往往一提仿品，就嗤之一鼻，不屑一顾，这就扼杀了仿品的艺术生命力。我们不论宋、元、明、清和民国时期的仿品，就是新中国成立后60年代的高仿品，其艺术价值和经济价值也是不菲的。近年来，有些高仿品的艺术价值和收藏价值也不可忽视。但有些一般性的仿品，那就另当别论，不可同日而语了。
故宫藏瓷
这里是故宫博物院东南角的南三所。它曾经是紫禁城里皇子居住读书的地方。故宫博物院的古器物部就在这里办公。
这位叫耿宝昌的老人,已经84岁了。他已经在故宫工作了将近50年。在这50年里,他每天最重要的工作,就是研究瓷器、鉴定瓷器、抚摸这些瓷器。
瓷器,是我们这个善于创造,并深赋美感的民族曾经所独有的。
它有火的刚烈、水的优雅、土的敦厚。
中国人把那个看似普通的泥土,在水与火的灵动下,在中国人心灵与精神的升华中,成就出这种美丽的器皿。
它曾经是武则天供奉佛指舍利的至尊之器;
是宋徽宗宫廷院落中雅致的摆设;
是元世祖进行东西方贸易的贵重商品;
是永乐皇帝赐予外国使臣的珍贵礼物;
是雍正皇帝亲自参与创作和设计的艺术品;
也是中国每一个老百姓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东西;
更是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宫殿中无处不见的珍宝。
它跨越千年的时空,成为今天紫禁城里人类共同的文化遗产。
如今在这座博物馆里所收藏的150万件文物中,约35万件是瓷器。据耿宝昌先生自己介绍说,这些瓷器他都曾亲自鉴定过。而在这其中,和他最有缘分的,是一对高不过两寸的小瓷杯。它是明成化斗彩三秋杯,是故宫博物院里最珍贵的藏品之一。
70年前,当耿宝昌先生在琉璃厂的古玩店作学徒时,就曾和它有过一面之交．这对瓷杯最初的主人,是统治大明帝国的成化皇帝。
据传说,明成化十七年,也就是公元1481年。主持日常朝政的大臣们,已经很久没有见到他们的皇帝了。此时的皇帝朱见深,经常和自己最宠爱的万贵妃,在后宫里寻欢作乐。
为了讨这个比自己大17岁的女人的欢心,成化皇帝命令景德镇的工匠,特制出一种小巧玲珑的酒杯给她把玩。这种绘有子母鸡图案的,叫成化斗彩鸡缸杯,目前世界上仅存十几只。
而绘有蝴蝶、兰花和小草图案的成化斗彩三秋杯则更为珍贵。世界上保存完好的仅有一对儿,现在珍藏在故宫博物院。这些小小的杯子一出世不久,就被当时的文人,称赞为天下酒器中的极品,其鲜嫩而淡雅的风格旷绝古今。
时间已经过去了500多年,成化皇帝和万贵妃曾经把玩过的这些瓷器,有的至今仍然收藏在这座宫殿里,有的已经散落在世界的不同角落。现在故宫博物院收藏的35万件瓷器中,绝大多数都是这座宫殿曾经所独有的,这些瓷器与生活在这座宫殿里不同时代的主人,发生过很多的故事。斗转星移之间,它们大都成为了今天我们中国人,引以为豪的经典艺术品。
它是温润的玉,它是晶莹的冰,它是山水之间的青翠。这是中国历代文人雅士,对这种瓷器的赞美。它就是秘色瓷。这是今天故宫博物院收藏到的,最早为皇宫专用的瓷器。在将近数百年的时间里,关于这种瓷器,有很多神秘的传说。关于它是否存在,关于它的来历和名称,曾经众说纷纭无有定论。直到1987年,13件秘色瓷,在陕西法门寺地宫出土,这种争论才结束。目前仅存于世的秘色瓷数量尚无考证,故宫博物院在新中国成立后,收购有3件藏品。这种神秘的瓷器,即便是明清两代的皇帝,也难以见到它的真容。乾隆皇帝曾经做诗感叹:李唐越器人间无,赵宋官窑辰星看。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最稀少和最美的东西,往往会被皇家垄断。明洪武二年,御窑厂正式在景德镇设置。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家真正意义上的官窑。它由朝廷督办,集中全国最好的工匠,用最好的瓷土,专门生产皇家使用的瓷器。这些瓷器禁止民间使用和买卖,烧制手段和配方对外严格保密。贫穷出身的朱元璋,也就是在设置官窑的这一年,出于节约的目的,规定将祭拜天地的礼器,改为瓷器。过去这些礼器,都是用金银器和玉器制作的。后来明成祖朱棣,带头将吃饭使用的玉碗换成瓷碗,还将随葬时的明器,对海外臣国的赏赐换成了瓷器。
这是收藏在故宫博物院的明永乐青花压手杯。在它的内底,写有"永乐年制"的字样。这是中国官窑瓷器上,第一次出现皇帝的年款。从此以后,新皇帝登基,都会在他新烧的瓷器上,写上自己的年号。这也成为中国官窑瓷器,最显著的特征之一。在皇帝的提倡和带动下,明朝瓷器的烧造水平又得以提高,并开始大规模生产。那个时候,景德镇"工匠四方来
器成天下走",成为中国制瓷业的中心。一位到过景德镇的法国传教士,形容其制瓷的壮观场面"白天浓烟遮蔽了云彩,晚上窑火映红了夜空"。那些烧制好的瓷器,将被带到世界上各个文明地带。那些从扬州、广州、泉州出发的,中国的、波斯的、葡萄牙的和以后英国的船队,满载着瓷器,驶向印度、阿拉伯半岛、欧洲、甚至非洲。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在这里烧造的最精美、品质最高贵的瓷器,却只会运往一个地方,这就是北京紫禁城。
这些瓷器,就是当年从景德镇运到皇宫的,明代官窑瓷器。现在故宫博物院不仅收藏着专为皇家烧制的御用瓷。也收藏着,元明时期向海外输出的贸易用瓷。这里最具代表性的就是青花瓷。这种白底蓝彩的瓷器淡雅青翠,被后世称为人间瑰宝。
公元2005年7月,在英国佳士德拍卖会上,一件元代青花瓷,拍到了2?3亿元人民币,这创造了亚洲艺术品拍卖的最高价格。
这是现在藏于故宫博物院的元青花大盘。这是元青花釉里红镂雕盖罐。这种青花釉里红,比单色青花还要名贵和稀少。中国青花瓷起源于唐,兴盛于明。它的制造,到了明代,无论是数量还是品质,都达到了一个最高峰。这里最具代表性的,是故宫博物院藏的永乐宣德青花。永宣青花,采用郑和从西洋带回来的外来青料,俗称苏麻离青。用这种颜料能烧出浓艳的色彩,它在瓷器表面,烧成独特的斑点。形成了类似中国水墨画般的晕散效果。
就是这一时期的青花瓷器,与茶叶、丝绸一起,作为最受欢迎的中国商品,运往亚欧非三大洲。从元到明,大规模的海外运输中,到底有多少艘运送中国瓷器的船只,被大西洋还有印度洋的波涛吞灭,已经无人所知。幽深的海底,沉睡着多少秘密,每次打捞,都有激动人心的发现,让人意外的惊喜。
宋代定窑瓷器欣赏
定窑是宋代著名瓷窑之一，以产白瓷而驰名。宋代是定窑的发展时期，产量、质量及制作工艺较五代又有明显提高。定窑瓷器多为白釉，亦有少量的黑釉、酱釉、褐釉、绿釉等品种。宋代白釉颜色偏黄，唐代定窑白釉呈色偏青，在造型曲线转折变化的积釉处，常呈现较明显的青白色。这是区别唐宋定窑白瓷的重要依据。宋代定窑白釉还有一个明显的特征，即所谓的“泪痕”。这是上釉过程中，釉浆流淌的痕迹，“泪痕”厚处均有明显的偏黄色。无论是正烧，还是覆烧，“泪痕”流向均是自上往下流淌。这是鉴定定窑瓷器尤其要仔细观察的重要特征。
酱釉、褐釉、黑釉、绿釉等品种，在定窑瓷器中占的比例不大，完整的传世收藏品更是稀少，故收藏价值较高。定窑颜色釉品种均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全系白胎，即与白瓷所用胎料完全一样，只是外罩色釉不同。这是紫定、黑定、绿定与其他窑口区别的重要标志。
定窑刻莲花纹盘：敞口，圈足，芒口覆烧。盘心及内壁刻莲花纹饰，造型生动，布局疏朗典雅。刻花是宋代流行的一种陶瓷装饰技法，北宋定窑刻花以其线条纤细流畅、刀法娴熟精湛而为宋代刻花之冠。花纹轮廓线的一侧呈单线，另一侧呈双线，双线由外粗内细的线条组成，这种以复合线组成的刻花是定窑刻花器的一大特征。
宋定窑龙纹浅口盘：器型古朴，盘心暗刻龙行纹饰，边沿暗刻云形纹饰，通身施白釉，釉质较佳，胎质细腻，晶莹可人，牙白色自然顺畅，是河北曲阳窑的典型器物，较少见。
《鉴藏阁》浅议日本仿中国瓷器
中日文化交流源远流长，远在上古的绳纹土器时代，中国的陶器文化就经朝鲜传入日本列岛。随后，陶瓷技术也以各种渠道不断传入日本，使日本从纯粹的手工制作进入了采用辘轳制作须惠器(釉陶器)的时代。到了奈良时期，日本又经历了模仿中国唐三彩，制造奈良三彩的尝试。之后，一些带有中国风格和日本本土风格的古陶器相继产生，但日本仍未摆脱陶器时代。13世纪初期，日本开始进入了学习和模仿中国瓷器的阶段。从此，这种带有涉猎、摄取、尝试等不同目的的仿制和学习活动一直延续到20世纪初期。由于仿制目的的不同，日本仿制中国的瓷器又分为两种：第一，以吸收中国优秀文化为目的的模拟仿制；第二，以牟利为目的的造假作伪。到目前为止，带有上述风格的瓷器常见于日本及其他国家的公私藏品中。
一、吸收中国文化的仿制品
日本吸收中国文化的过程中，有时体现的是全盘吸收，有时则是部分地将中国文化韵味融入到日本民族的文化艺术中去，使之以一种和谐自然的方式体现出来。作为陶瓷文化的输入日本，也毫不例外地体现了上述两种因素。由于技术传承性质的不同，这种吸收文化的过程又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期即从弥生时代到17世纪以前，中国陶瓷的影响主要体现在自然科学方面，如辘轳的使用、拉坯成型到入窑烧制等全部过程。17世纪以后则侧重社会科学方面，即装饰艺术和题材等方面的移植。
如前所述，中日两国陶器文化的传承自弥生时代就已经开始,而瓷器文化的影响则在稍晚的时期才出现。有人认为，远在弥生时代的须惠器，就已在造型和釉色等方面留下了中国原始青瓷的影子，但真正能从器物本身反映出中国陶瓷文化影响痕迹的，是日本制作的模仿唐三彩的奈良三彩。在奈良时期，受这种文化心理的趋使，日本人还仿制了许多中国的青瓷，一部分还刻有相同的暗花，常见的器型有罐、瓶、壶和碗等。主要供居住京都皇室和贵族作为中国陶瓷的代用品使用。
以礼品和贸易形式输送中国瓷器到日本，其数量毕竟是有限的，远远满足不了日本社会的需求。来华学习瓷艺，创造具有日本民族风格的瓷器，供本民族使用，是日本一代又一代陶工的梦想，代表人物是加藤四郎和五良太甫。其中的加藤四郎，曾在镰仓时代初期，来到中国浙江天目山（一说是福建)学习制做黑釉瓷器的技术，回国以后，仿制了很多黑釉瓷器，日本陶瓷界称之为“濑户天目”。到了14世纪，濑户烧已成为得心应手的仿制窑了。五良太甫是于明万历时期来到中国学习制瓷技术的，带有“五良太甫祥瑞造”款识的青花瓷器，即是其来华学艺后融合了中日两种文化韵味而创造出来的日本民间生活用品。在日本模仿中国瓷器艺术这一行为中，尚有许多事例，只是未留下任何记载。但是，他们对中国古老文化的传播，并使之植根于日本社会的土壤中，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同时他们的作品也使我们对一些富含华夏风采的日本瓷器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总之，上述日本仿制的中国瓷器，或是完全吸收，如仿建阳窑的濑户天目瓷；或是部分摄取，如用日本本土的造型，饰以中国瓷器的纹饰等，但都是以学习中国先进的制陶经验及吸收中国文化韵味为目的而进行模拟仿制的。这种文化行为具有极大的承接能力，直至现在，吸收中国古瓷造型、装饰的尝试和模拟活动在日本部分地区仍然存在。
二、具有牟利性质的造假作伪。
中国瓷器一经以贸易和礼品形式传入日本后，立刻引起了日本各阶层的珍爱。收藏中国瓷器，也是日本一些民众聚敛财富的重要手段，中国瓷器的价值也随之增长。因此带有商品性质的仿制品开始充斥日本瓷器市场。尤其是17世纪后期，日本仿制中国瓷器的风气愈演愈烈。从目前的传世物来看，其所仿制传世品的范围，上自宋代的龙泉、黑釉瓷，下自明代五彩、青花及德化窑瓷器。其中带有欺骗性的作伪手法着实令人震惊，为了达到目的，诱使购买者的信任，他们往往在日本本土烧制这类器物，然后经商人带来中国，在中国本土定做适合盒、罐、盘、碗等小件器物的锦盒，然后饰以中国式的包装，并在封面书以“中国龙泉”、“万历五彩”、“明代德化白瓷”等标签，几经反复以后，重新带回日本，并以中国瓷器的面目被日本各界广泛收藏和珍视。至今为止，这些器物中的一部分，仍然被日本收藏界视为“唐物”而买卖、珍藏。
从上述事实得知，以吸收中国先进文化为目的的模拟仿制的瓷器，促进了中国瓷器文化的传播，为中日文化的交流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相反以牟利性质的作伪活动，带来了诸多的社会问题。至今为止，该类瓷器的鉴定仍然困扰着许多收藏家和爱好者。辽宁省现庋藏数件这种类型的日本仿古器，其中仿制的对象有唐代的三彩器，宋代的龙泉，明代五彩、青花、建窑白瓷。现简要介绍一下他们的特征，以及和中国瓷器的细微区别：
１、仿龙泉类瓷器：龙泉瓷器是中国浙江地区的主要烧瓷品种，尤其是南宋时期，陶工们创造性的烧制了粉青、梅子青釉瓷器，釉色温润如玉，含蓄雅致，一直被日本收藏界奉为珍宝。所以该类瓷器的仿品在日本比比皆是。由于原料、陶工技术上的差异，日本仿的龙泉瓷器带有明显的地域特征。首先，在胎土上，日本仿的胎土过于细腻，胎色洁白。其坚致程度几近明清瓷器的胎土。烧成温度也远远高于中国南宋时期的龙泉瓷器，用手轻扣胎土，发声清脆悦耳，似金属的声音。其次，在造型上过于规整，日本仿龙泉瓷器的时间大多在17世纪，这时的成型技术已很先进，所以器物的口沿、圈足及其余地方的细部处理都较精细，尤其是足部处理，日本仿的器物底足过于尖薄，露胎处所呈现的酱黄色是经人工涂抹而成，不似自然烧成的颜色色阶过渡和谐统一。最后是釉色上的差异，日本仿龙泉制品与中国宋时期龙泉瓷器温润厚密的釉质相比，稍显轻薄，且过于光亮匀净。
２、仿五彩类瓷器：中国五彩瓷器以嘉靖、万历时期最具典型性。为了满足日本民众的尚古心理，嘉、万时期又生产了适合日本民族审美习惯的外销瓷，其浓艳的色调，繁密的纹饰，深深吸引了日本社会。他们的共同特征是，胎体厚重粗松，器身多有变形，不太规整。绘画风格繁缛，彩色对比强烈。由于勾勒填彩的技法稍显草率，彩料常常溢出边线，纹饰显得模糊含混。这类瓷器的日本仿品，由于作伪者不同的动机和手法，也呈现出复杂的社会面貌。有的是完全的仿制；有的本身则是带有典型的日本风格，却伪以中国嘉靖、万历时期的款识。因与景德镇瓷器的烧造温度不同，日本仿的瓷器胎体玲珑，胎质瓷化成度较高，玻璃质感强，迎光透视胎体透亮。纹饰绘制过于纤细，尤其是龙纹的画法，从日本仿万历龙纹尊的纹饰上就能看出区别。龙身蜷曲粗短，缺乏神气。除仿嘉、万时期的五彩瓷器以外，一些工匠还仿制明成化年间的五彩器，如现藏于辽宁省博物馆的两件日本仿成化时期的五彩花鸟纹盘，均制作于十七世纪，敞口、浅弧壁、圈足、平底。器身的黄、绿、红等釉色绘饰花鸟纹，底青花书“大明成化年制”六字双行楷书款。和成化真器相比，这两件器物，色调过于柔和，款识青料呈色蓝中泛黑，书写笔划较为粗重，排列稀疏，不似真款，以圆润的中锋运笔，苍劲有力。
３、日本所仿的青花器以罐、瓶、盘、碗等常见，模仿的对象也以嘉万时期为主。青花色调柔和，不似嘉、万时期的色泽，或蓝中泛紫；或晕散灰暗。器物胎体处理干净平整，没有明显的对按痕迹。画笔纤细，具有不可掩饰的日本工艺
风格。所仿万历款识，几乎可以乱真，但内涵日本书道风韵，青花色泽较为鲜亮和浓艳。
综上所述，日本模仿中国瓷器之风已经延续了几个世纪，其后果一方面促进了中日文化的交流，另一方面也或多或少地带来了负面影响。日本仿制的中国瓷器，尽管不能作为国内学者鉴定的主要目标，但正确认识其本来面目，对于我们更好地了解中日两国瓷器文化的内涵是大有益处的。
中国红瓷器的美学欣赏
中国红瓷器为什么会受到消费者的追捧呢？原因其实很简单：中国红瓷由深厚的传统文化（包括湖湘文化）、陶瓷文化、现代新文化滋养的艺术特质可以给人们带来巨大的艺术享受和审美愉悦，不同的欣赏口味都可以从它那里感受到与自己审美价值相同的美学特征。因为人对一件艺术品的欣赏口味，表现了人与人之间，人对经济、政治、社会之间关系的理解和认识。或者说是它对文化的一种记忆，它唤醒的是一种文化意识。在各种各样艺术品不断涌现并吸引人们的时候，中国红瓷以它那独有的美学特质征服着人们。
简而言之，它的美学特质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它是阳刚之美和阴柔之美的完美结合体。红色凝聚了太多的民族情感和意志，理想和追求；这种颜色激发的情绪更是可以振衰起弱、去邪立正、怯悲趋喜、取宏用巨，它代表了至大至刚、至高至广的阳刚之美。同时那器型优美的轮廓曲线是如此的流畅，工艺是如此的精巧细致，那色泽是如此的滋润凝滑，那纹饰画面是如此的清丽动人，更是充分展现了阴柔之美。
其次，中国红瓷器的红彩表现出极大的包容性。中国红瓷把红色这一色彩的色泽和色相发挥到了及致，达到了不可企及的美丽和不可愉悦的高峰，但它极大地包容了其它的色泽和图案，形成了一个浑然一体、和谐统一的艺术整体。
第三，用中国古老传统的观点来看，中国红是金、木、水、火、土五行的完美融合。金，每一件瓷器上都有金饰；木，配有精美的木制底座；水，炼泥制泥离不开水；火，瓷是火的艺术，是成瓷的关键环节；土，瓷的语言是土，是生命之源。
最后，它还是现代高科技和古老传统工艺的完美结合。前面也提到了在红色呈现和高品质瓷器的形成之间的一个温度矛盾差，这也是借助现代科技解决的最大的一个难题，而各个精美环节的把握则全方位体现了传统工艺……
高岭殷弘绪与海上瓷器之路
回顾和论述清初法国赴华传教士殷弘绪数年研究景德镇传统制瓷工艺，率先对外宣传“高岭”制瓷秘诀之深远历史意义与重大现实意义。
自从习近平主席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即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特别是2015年3月28日国家发改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以后，中国与沿线国家一系列务实合作已经结出早期果实。南昌作为江西省的省会成功入选“一带一路”重要节点城市，将会让大家关注到以生产御窑瓷器闻名的景德镇与“一带一路”渊源颇深；尤其在清康熙、雍正、乾隆三代包括法国里昂管辖的利摩日镇昂特雷科莱神父等西洋传教士应邀到来，曾给强盛时代的清宫廷文化注入一股西域新风。导致欧洲人都把景德镇原称昌南镇之“昌南”的谐音作为瓷器（china）与中国（China）的代称。
而笔者欣悉法国前总理拉法兰近日说：“法国和丝绸之路有着深远的渊源，里昂曾是丝绸之路的终点[1]。”已过去的2014年既是法国同我国建交五十周年，又逢“中法文化年”。巴黎、北京等地先后举办一系列盛大的文化交流活动。同年7月15日至16日，法国首位驻华女大使白林转任驻英国大使前、曾由驻武汉总领事马天宁陪同，专程抵达景德镇市访问古窑民俗博览区、三宝国际陶艺村、御窑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及诚德轩瓷业有限公司等单位，提出进一步开拓双方多领域的合作。同年10月20日即第11届中国景德镇国际陶瓷博览会期间，法国利摩日国立艺术学院校长一行到景德镇陶瓷大学考察欧洲陶艺工作室项目的运行情况，并就加强两校合作与该院负责人进行了座谈。国家级文学期刊——《中国作家？影视》也适时在同年第九期发表根据真人真事精心创作、首次披露法、中两国陶瓷文化交流史实的电影文学剧本《西来的瓷使》，吸引读者联想起欧洲产瓷历史，实与昂特雷科莱、自取汉名“殷弘绪”者的不懈努力紧密相联；这给壮观的中外陶瓷与文化发展史册添加绚丽的一页，显示了支撑景德镇这座城市发展千年的陶瓷伟业，改革开放中被注入新鲜血液重新得到巩固和弘扬。
尽管2015年6月3日《泉州晚报》又登载“德化申报世界陶瓷之都获世界手工艺理事会全票通过”之消息，但笔者在景德镇采访中与当地陶瓷、新闻界有关人士交流均认为：这十年间随着国内一些产瓷区被争相封“都”，导致应珍惜的“瓷都”尊称本身意义贬值；相比之下谁属真正的“瓷都”，其实大家心里都有数。当初欲状告没有权威性的民间社团组织乱评，只是不服要争口气罢了！近年来没要任何头衔的景德镇凭借其精湛的陶瓷工艺、灿烂陶瓷文化产生的深远影响，反倒吸引更多来自全世界的游客。2万多名国内外艺术人才结伴扎堆来景德镇或进行学术研究、或从事商业经营、助力擦亮千年瓷都品牌，他们被称作“景漂”一族；这群艺术人才现已成为继该市传统陶瓷艺术人才队伍、学院派陶瓷艺术人才队伍之后，以“景漂”族为特征的第三支生力军队伍。业内人士还向笔者透露：“景漂”族中除在当地已购房外，目前2万余名“景漂”每年吃、住、行和对陶瓷原材料的消费，均是个巨额经济数字统计；催促了当地就业、交通、旅游以及物流、包装等行业的新发展。身兼中国古陶瓷学会会员的笔者更明白，实际上一直以来，景德镇瓷器就以金字招牌享誉海内外。与国内一些产瓷区竞相争“都”盼宣传有着明显区别的是：景德镇之所以能够让国外瓷业界敬仰称赞誉为“瓷都”、之所以值得中外文明史留下厚重的印记，是因元代在景德镇高岭村发现高岭土和发明了瓷石+高岭土的二元配方，并促成硬质瓷和官窑问世且不断地创新；归根结底，应该指它独有的陶瓷文化特色、取得辉煌成就对世界文化作出了卓越贡献。
康熙款青花釉里红梅瓶
收藏界有“玩瓷器要玩清三代”的流行语。即指清康熙、雍正、乾隆三代的景德镇御窑厂装饰种类多样的产品，主要指青花、釉上彩、色釉瓷器方面。为了适应日益丰富的装饰方法，生产出了名目繁多的瓷器造型。我国知名古陶瓷鉴定专家、故宫博物院研究员耿宝昌老先生的著作——《明清瓷器鉴定》早就肯定：“康熙时期的瓷器，造型多样，品种丰富，新品种层出不穷，多达百种以上，为前所未有。[2]”因此，凡研究或知晓欧洲陶瓷发展历程的人，都对十八世纪初叶即清朝康熙年间，法国耶稣会赴华传教士之一的“殷弘绪”怀有特殊印象，缘故是他最早于康熙五十一年（公元1712年），把景德镇瓷石+高岭土的二元配方原料制瓷“秘诀”写信介绍给自己的祖国，进而推动欧洲直至世界掀起大规模的仿制瓷器热潮。
《景德镇陶瓷》杂志1986年第四期载有原江西省陶瓷工业公司翻译颜石麟先生特写访问殷弘绪故乡——法国利摩日镇（市）佳文，知晓他当年写信所做的努力，已经演化取得丰硕成果。1771年，利摩日镇附近果真发现高岭土矿源，从此有了硬质瓷生产。法国朋友赠送登载殷弘绪信件附有制坯、装窑两幅插图法文版专著风趣地说：二百七十年前，殷弘绪把天主教传到景德镇同时，还把景德镇的制瓷技艺带回了法国。利摩日镇日后发展繁荣成为国际驰名的法国三大名城之一的瓷城，享有“法国景德镇”美誉（另两大名城分别指政经、文艺中心的巴黎；以影展（又称“戛纳电影节”）著称的坎城）。也给法、中两国民间科技交流史册，留存一段富有传奇色彩的佳话！
那么，殷弘绪为何能在繁忙传教之余、较快地熟悉景德镇传统制瓷工艺程序并能成为业内行家的呢？带着此道费解疑题，笔者凭借业余研究兴趣，历经多年自费陆陆续续地沿着殷弘绪经澳门（另说谓厦门，但笔者考证不可信）至江西饶州府（今鄱阳县）、景德镇天主教堂、后调北京的路线大致走了个遍；去过上海徐家汇天主教会图书馆查询复印殷弘绪分别于1712、1722年所写将“高岭土”和景德镇制瓷方法介绍给西方的法文信做资料参考；在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寻找殷弘绪的墓碑时，巧见馆立中、英文对照的耶酥会士碑，石面镌刻“本区陈列的墓碑原立于北京海淀区正福寺耶酥会士墓地。耶酥会是天主教修会之一。耶酥会士曾于明清时期来华，在传教的同时，他们把西方的近代科学知识传到中国，并将中国文化带回了欧洲。”这些走访或考察、加上在国内数处相关人士积极协助下掌握的新资料，均给笔者深刻地启迪。原来，受过良好教育的殷弘绪等一批法国耶稣会赴华传教，当初是应康熙皇帝热切邀请、被路易十四国王派遗来中国的。他们大多属擅长于精确科学的学者，素质无疑在同时来华的其它国家传教士之上，“不仅在此期引进西学的工作中独占鳌头，而且在汉学研究中也起了决定性作用”[3]。借用殷弘绪写给奥里神父的长信所言其“因新信徒们的心灵需要而不时在景德镇逗留的日子，使我有机会了解这种备受推崇并被运往世界各地的华丽的瓷器在此地的生产工艺。虽说我的好奇心尚未足以使我从事类似的研究，不过我相信，对与这项工作有关一切做一比较详细的描述，对欧洲多少是有用的。”况且，史料证实殷弘绪家乡——利摩日镇较早就生产知名工艺品，由此推测应有世界共同发明的陶器制造业？！清宫廷“珐琅彩”瓷正属利摩日镇一种给铜胎画珐琅方法引进演变产生、随后影响到景德镇的知名“粉彩”瓷问世。加上他在统辖景德镇的江西饶州府侨居传教多年，得天独厚的条件客观上为其来往景德镇，业余时间去坯房、窑厂和红店等处用心观察“陶”与“瓷”的本质区别提供了便利。最关键的是他本人弄懂“高岭”作用似人骨骼、瓷泥似人肌肉，景德镇制瓷掺高岭土配方能够让泥质密实、烧成促瓷变坚硬。
康熙五十九年（公元1720年）殷弘绪升调北京教区任职，尚对民间盛行的种痘术作过调查记录。1722年1月，殷弘绪再赴景德镇对瓷器装饰、大件品种制作与破瓷修补等技术难题进行过重点调研，当月25日在该镇写就的第二封长信，补充不少新内容载于《耶稣会传教士书简集》第十六期（第一封载第十二期），它对欧洲兴起的制瓷工场，自是如获至宝的技术资料。从相当程度上说：殷弘绪不仅是宗教的传播者，并且是瓷器的远播者；他实现了将瓷源寻宗“高岭”用途介绍到法国和欧洲的理想、促使世界认可瓷器为中国的伟大发明、中国景德镇是闻名瓷都；瓷“缘”并让他在景德镇与利摩日镇这两个因造瓷闻名遐迩的城市之间架起一座西方同东方的友谊桥梁。利摩日镇的制瓷艺人们总能敏锐地嗅到时代需求，故宫博物院收藏的瓷钟即属典型范例。
为此，2007年中央电视台全程拍摄制作《台北故宫》纪录长片时，担任编导之一的陈怡女士接受笔者建议，在其负责编导的《瓷中繁花》那集里，专门摄制了景德镇市与利摩日市瓷艺交往历史久远的几组镜头。据她透露：利摩日市精彩画面，是邀请央视驻法国记者站同事去相距巴黎360公里、产瓷后由利摩日“镇”改称“市”拍摄的。笔者猜想谓第一次将两市瓷艺精彩故事合成一集内告慰天下吧！？它从侧面表明景德镇招牌瓷器早成为东西方商贸交流重要载体，出口外销主要依靠走水路的景德镇，实称已故日本东京大学教授三上次男博士名著——《陶瓷之路：东西文明接触点的探索》中，率先提出“海上丝绸之路”又叫海上瓷器之路的重要源头之一。这也要“怪”丝绸不易保存，瓷器遗迹却到处可见，能从数量上知晓古近代海上贸易特征由丝绸转变瓷器凭证、以及成就了“陶瓷之路”[4]提倡与影响。
1741年7月2日，逝世于北京的殷弘绪原被埋葬在海淀区正福寺法国传教士墓地；但墓地在“文化大革命”中遭破坏，后迁存海淀区五塔寺保护的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内，他的墓碑镌刻文字如下（拉丁文、中文对应排列）：
耶稣会士殷公之墓
耶稣会士殷先生讳弘绪，号继宗，泰西拂朗济亚国人。缘慕精修，弃家遣世，在会六十年，于康熙三十九年庚辰东来中华传天主圣教，至乾隆六年辛酉五月二十日卒于都城，年七十九岁。
遗憾曾受错误指导思想干扰，我国陶瓷史学界对殷弘绪这位在国外研究不衰、且得到好评的人物以其传教士身份曾列为禁区，起初横遭冷遇或当反面教员批判。伴随人民思想解放特别是党对宗教政策的重视和落实，对殷弘绪评介转为正面、称赞声音逐渐占了上风。1984年8月轻工业出版社出版、原《中国工艺美术》杂志主编朱培初先生编著《明清陶瓷和世界文化的交流》一书里，指出殷弘绪“在江西景德镇瓷器和世界交流方面，做出了重大的贡献”[5]。认为他于1712年9月1日写的长信，生动与具体地记录了当时景德镇有关人口、城镇、物价、地理、治安以及胎土、釉料、成型、彩绘、色料、匣钵制造、瓷器入窑、烧成等瓷器生产制作情况且震动欧洲社会，使欧洲有关人士第一次读到神秘景德镇及其制作瓷器技法的真实史料。
如今全球经济化飞跃发展，促使人们更加清楚地看到以江西省浮梁县（历史上景德镇为其下属的一个镇）“高岭”村得名、久被国际通称又堂而皇之地摆放在联合国总部的高岭土应用范围几乎遍及宇宙，早就从单纯瓷业转向造纸、橡胶、塑料、石油化工、耐火材料、化妆品等多个领域拓展；甚至连人见人爱的舶来品手机，相传采用一种LTCC技术把机内各类组件整合、缩小到瓷质电路板上，才获得轻薄之效果。它表明名列中国古代五大发明之一的瓷器对人类文化科技的进步作用，已经“愈来愈显示出来”[6]。丰富资料也告示大家，虽然“高岭土”英文kaolin这一名词是由1869年曾到过景德镇高岭村考察的德国知名地质学家、首先撰文提出“丝绸之路”概念的李希霍芬先生创译和被命名为高岭土的国际学术名称，依据仍是殷弘绪首次传去西方的高岭汉语读音。由此推断“高岭”扬名世界，实属殷弘绪立下的非凡功勋！同样，它是景德镇高岭村民、更应该说是中国在粘土矿物学方面，对人类物质文明进步做出独特贡献的具体体现。殷弘绪可以算是首位开始“景德镇学”理论研究的外国人。高岭村现已成为中外制瓷人士朝“圣”之地兼旅游景点，高岭瓷土矿遗址被列为中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文化部门准备把它列为“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申报项目。当今国内文艺市场日渐繁荣，呼唤着融入作者独特思想与契合时代的精品或杰作问世。故事类型是寻找清朝、当代剧情穿插之电影文学剧本《西来的瓷使》，目前与某影视公司正在洽淡影片投拍协议，考虑联系法国方面合拍打造力作，以便尽早地将“此片献给热心中外陶瓷文化交流的人们”[7]。
近年来有景德镇人去欧洲旅游期间，特意赴法国利摩日市参观瓷厂并受到热情接待。女讲解员开口便直接提到瓷厂原料开采到生产方式都是从中国景德镇传递的。“我们的瓷业圣祖是中国！”对呀，倘若从某种意义上讲：无论是古代作出惊奇贡献的景德镇无名瓷工们、或者像殷弘绪那样立下功勋的法国传教士，他们取得的不凡业绩和辛勤劳动，始终值得后来者共同景仰。恰似应邀出席第七届中国景德镇国际陶瓷博览会开幕式、代表国外知名产瓷区嘉宾发言的法国利摩日市副市长伯纳德。瓦海伊强调：“一千多年来，景德镇瓷器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远销世界各地，成为东西方商贸交流和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更为推动世界陶瓷发展发挥了积极重要的作用。我（法）国前总统希拉克盛赞‘瓷器是中国文化的精华，它使得中国文化闻名世界’。景德镇国际陶瓷博览会的举办，搭建了一个世界陶瓷交流的大平台，让东方灵感和西方的创意成为一种互补与共享，引领世界陶瓷的创新和发展[8]”。继续谱写“一带一路”战略合作共赢、前景更加灿烂的新乐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