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定窑柿红釉砚
宋代褐釉雕塑双层雕塑砚
“这些都是瓷砚，这是明代的彩瓷，那是宋代白瓷……”面对着展示柜里琳琅满目的瓷砚，馆长姚远利不急不缓，如数家珍。这里是北京科举匾额博物馆，馆内陈列着2000多件藏品，大部分是各朝各代古色古香的匾额。除了匾额，博物馆目前还开设了瓷砚展，从汉代到明清，80多方形制各样、釉色精美的瓷砚陈列在此，寂静无声地等待着参观者好奇打量的目光。
瓷砚最早可以追溯到魏晋，多用作明器，也就是殉葬品。随着朝代更迭，制瓷工艺也在不断成熟，反映在瓷砚上就是其形制愈发丰富，彩绘愈加精美。比如说制瓷业成熟发达的宋代，制瓷业水平大幅度提升，瓷砚无论是形制、色彩都是从前无法比超的。在展出的瓷砚里，姚馆长着重推荐了四方宋代瓷砚。
眼前这方柿红釉圆形砚，砚身釉彩明亮，触感圆润。其妙处在于砚堂和底部之间呈镂空状，为防止砚堂塌陷，镂空内部设计了几处小巧的支撑，这些无不体现着制作者的成熟技艺。在它旁边是一方宋代定窑白瓷砚，通体象白，砚面光滑，拿在手上十分轻盈，浑身透着低调的轻灵。
相比之下，另一方同样是定窑白瓷的十二生肖砚看起来要厚重许多，最抢眼的是一只卧在砚堂右侧的老虎，姿态慵懒，轻轻勾画的两只眼睛炯炯有神，活灵活现。另一方宋代官窑瓷砚是姚馆长在杭州偶然得到的，它最吸引人的地方在于其肥厚的釉质，无论眼观还是轻触都充满润的质感，天青色的釉彩仿佛诉说着江南烟雨淡淡的哀愁。
姚馆长从1993年开始收藏瓷砚，是经验丰富、眼光精准的资深藏家。瓷砚是文房把玩的一个品类，喜爱藏砚之人或多或少都会收藏瓷砚，只不过是数量多少的差别。谈到如何鉴赏瓷砚，姚馆长说：“关键要看形制和釉色，以此来判断年代，再就是从制作技艺和精美程度看其品位高低。”而眼下市面上也流传着不少瓷砚仿品，鱼目混珠，真假难辨。对此姚馆长的个人经验是，“砚堂触感是否滋润”是鉴别关键。
虽说瓷砚有一种沉静秀丽的美，但从魏晋到清末，它都没有撼动过石砚在实用砚中的主宰者地位。毕竟从实用性角度来讲，研墨用石效果最佳。
砚成为特定书写工具之前，可供选择制砚的材质实际上很丰富，比如金、银、铜、铁等金属类，玉、玛瑙、水晶、松绿石等玉石类，还有玻璃、陶、原始青瓷、竹、木、漆器等。但从石制研磨器出现到秦汉时期砚的形成，再到余下的几千年里，石材一直都被人们当作制砚首选材料。
相比之下，瓷砚的实用性着实不高。比如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青瓷砚，以瓷土为胎，烧结温度在1200℃以上，烧成之后青瓷砚密度大、硬度高，因而坚滑不受墨。瓷砚的形制有时也会成为研墨的阻碍，比如有的瓷砚砚堂高凸，纵然砚中放满水，研墨之处仍无水，自然无法研墨。
古人多将瓷砚用来“滴露研珠”，即研磨朱砂——在宋朝以后，瓷砚与科举关系密切。文人们批改文章、书院判卷、科考圈点，都加大了朱砂的使用量，瓷砚这才有了真正的用武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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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山八友”瓷话
在当今陶瓷收藏界，应该没有不知道“珠山八友”的。“珠山八友”在当时的名称是“月圆会”，即景德镇御窑厂停烧以后，部分流落到民间的粉彩和瓷版画高手聚集一起，形成的一个艺术雅集性质的艺术社团。他们的身心得到了极大的自由和释放，有着共同的志趣，在绘画上追求清代中期“扬州八怪”的风骨，所谓情投意合。正像“珠山八友”之一的王大凡在《珠山八友雅集图》中表述的一样：“道义相交信有因，珠山结社志图新。翎毛山水梅兼竹，花卉鱼虫兽与人。画法唯宗南北派，作风不让东西邻。聊得此幅留鸿爪，只当吾侪自写真。”
“珠山八友”成员有：王琦、王大凡、汪野亭、邓碧珊、毕伯涛、何许人、程意亭、刘雨岑，再加上徐仲南、田鹤仙，“八友”实为10人。“珠山八友”指一个群体，而不是确数。他们也不全是江西人，其中王大凡、何许人、刘雨岑3人都是安徽人。这其实不奇怪，正如“江西诗派”也并不全是江西人一样，“以味不以形也”。
年龄最大的徐仲南生于清朝同治十一年（1872年），比年龄最小的刘雨岑年长32岁（刘雨岑生于1904年）。“珠山八友”在艺坛活跃了近百年。这个时期中国正处于“国破家亡，匹夫有责”的动荡时代。“珠山八友”在继承优秀传统的基础上，汲取各方绘画艺术的营养，以“扬州八怪”为典范，以海派艺术家为榜样，容纳西方陶瓷艺术风格和技法，用充溢的时代气息和满腔的爱国热情，投入瓷画创作，冲破明清官窑瓷绘画的樊篱，像一股清泉，一泄而下，不可遏止。他们虽为一个群体，但各人艺术风格迥异、特色鲜明。譬如，王琦瓷绘人物，汲取了黄慎的写意手法，表现人物的衣纹和风姿，获得颇为奇妙的效果；王大凡不用玻璃白打底，直接将彩料涂到瓷胎上的落地彩技法至今影响着艺人；邓碧珊是第一个在瓷板上描绘人物肖像的瓷画家；汪野亭在前人的基础上，以国画的泼墨法，在瓷器上绘山水，同样出现墨分五色的中国画效果，给的山水作品注人了生机；刘雨岑凭借自己深厚的功底，创“水点”技法，在粉彩艺术上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这种技术后来运用于烧制毛主席专用瓷，被誉为当代官窑。
“珠山八友”似乎成了一定时期瓷器的代名词。虽然学术界对八人的定位还有一些异议，但其实这并不重要，就像美术界对待“扬州八怪”的态度一样。撇开这些名词的争论，去实实在在地看他们的作品，因为只有作品才是品评一切艺术价值的标尺和对象。后人将永远记住他们的名字，因为正是他们这个群体，延续了景德镇瓷器的余韵，使人们在近代景德镇的瓷业史上找到了更多的自信。□喻可心
文房四宝之首:瓷砚的文人气息
康熙五彩瓷砚
古砚，作为文房四宝之首，一出现就和文化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伴随着华夏五千年的文明，记载着峥嵘岁月，铭刻着沉浮变迁。中国古砚，材质繁多，类型各异，不但书写了文化，而其自身也形成了中国独有的文化体系和种类。古砚总体上分为四类:隶匠砚、贵族砚、文人砚、民俗砚。而石、陶、瓷、砖瓦、玉翠、水晶、化石、象牙、金、银、铜、铁、竹木骨角、琉璃、漆沙等这些庞杂的材质都可以制成一方与众不同的砚。在北京，就有这样一位收藏者，八年的收藏经历中，收藏了几百方古砚，造型不一，材质众多，而他最为独特的藏品就是那一方方精美的瓷砚。
姚远利先生从小就非常喜欢砚台以及和砚台有关的东西，但是就在八年前，他才真正有机会来实现这个近五十年的愿望——收藏古砚。最开始姚先生收集传统的四大名砚，收藏了一段之后，觉得自己的收藏应该有些特色，与众不同，所以另辟蹊径，开始把收藏重点放在了瓷砚上。姚先生说，瓷砚的历史非常悠久，它既具备了瓷器的历史，也具备陶瓷业的历史。瓷砚是很少见的一种材质，由于它的表面非常光滑，不适合研磨，所以尽管不少的朝代也生产过瓷砚，但是它实际上更多的是供文人把玩和观赏用的，所以瓷砚应该是属于文人砚的一种。
姚远利先生一边为笔者展示、介绍他精心收藏的各式瓷砚，一边讲解着瓷砚的历史。三国时期出现了青瓷砚，此时端砚、歙砚还没有开始实用。在这个时候，瓷砚多有足，用以加高砚身，与当时席地而坐、多用矮几的习俗相融。三国时期的砚台制作相对比较精细，砚台在此时还有盖子，多为三足，足的形状多做成力士或熊形，但砚面是比较平坦的，水与墨在砚面中不能分开，还是有缺点的。到了西晋时期的砚台，砚的足也是三足的，但足的形制多为蹄足，足部比三国时期的高，制作也比较精巧。到了东晋时期，砚台的制作则比以前要粗糙，多为蹄足，足比西晋时更高，砚面较西晋时的突起，此时砚台的足已不仅仅局限于三足了，以四足、五足者为多。从南北朝时起，砚面的突起现象和足的数量都较东晋更甚。此时的足一般已多至8个，制作则更为粗糙。
元代双层三彩瓷砚
瓷砚在隋代还继续流行，其最大特点就是把以前的蹄形足改为水珠形滴足，使得砚面更为突出，利于水和墨的分开。到了唐代，砚有了很大的改进，一般砚面平坦，周围有了沟槽以供存水，砚面以下则是圈足，圈足外撇，圈足的周壁上往往镂空。圈足与砚面之间的假足则更多，更多的是用来装饰。一方白皙剔透的三足莲瓣瓷砚正是唐朝瓷砚的典型代表。
宋时是瓷砚制作的高潮，出现了白中泛青的影青瓷砚、极耐磨研的龙泉瓷砚、建窑墨瓷砚和绿瓷砚等，在色泽和形制方面均有独到之处。宋代磁州窑砚、宋代瑞兽瓷砚都是姚先生众里寻“她”千百度之后的精心所藏。明清时瓷砚仍不乏精品，清代粉彩瓷砚、清代光绪青花瓷砚均代表了清代瓷砚的制作风格。
此外，姚先生还收藏了许多难得一见的各式材质的古砚，如陶暖砚，质地为陶，整个砚呈长方体，下半部为空心，可放炭火，砚壁有孔，空气流通，可以排烟。这是适用于北方的砚，冬天天气寒冷，以炭取暖，可保证砚面不结冰。还有锡镶石砚、陶渊明醉石砚、象骨砚、琴形砚、砚形镇纸等。
姚先生多年藏砚、品砚的经历使他对中国古砚的研究颇深，并有着自己的独特眼光。姚先生认为评赏一方砚，除了要看形制、材质外，还要看墨池，墨池可谓砚眼。墨池设计的精与糙、文与俗决定了一方砚是不是具有文气。与其他收藏砚台之人单纯的爱砚不同，姚远利先生收藏古砚是缘于对中国文化深深的眷恋。砚，既是镌刻文化的实用品，又寄托着文人雅士的浪漫与情怀，可谓是历史和意识形态的见证。而选择以收藏瓷砚为主，姚先生则是看中了瓷砚这个独特的收藏视角，以期挖掘它的文化内涵，形成一套完整而有序的理论体系。
姚先生告诉笔者，他正在研究民俗砚，有朝一日能把他的藏品以及对古砚的研究展现给砚石收藏爱好者。同时，他也希望古砚专家能够加入到研究石雕古砚的行列中来。姚先生认为，虽然石雕古砚作为民俗砚，在历朝历代中都不曾被收藏家们所青睐，但它在当今的收藏品类中是很重要的一项。收藏、研究石雕砚，不仅为广大民俗专家提供了一些重要的民俗佐证，而且还进一步拓展了我国砚文化的内涵。
雅俗共赏话瓷枕
南宋词人李清照有一首很著名的词作《醉花阴》，“薄雾浓云愁永昼，瑞脑消金兽。佳节又重阳，玉枕纱橱，半夜凉初透”。这里提到的“玉枕”就是青白釉瓷枕。
枕头是人们日常起居的重要生活用具，中国古代的枕头最早是以天然石块制作的，以后逐步扩大到使用木、玉、铜、竹、瓷等材料。其中以瓷枕的数量最多，应用最为广泛。它同其他日用陶瓷一样，是随着制瓷工艺技术的发展而产生的。瓷枕创烧于隋代，唐朝时开始大量生产，两宋及金、元时期最为鼎盛，至明清时期随着更为优异的制枕材料的出现，瓷枕也慢慢地退出了历史舞台。
图1.绞胎瓷枕 唐（公元618年—907年），1956年河南郏县刘家渠出土。此枕为长方形，是唐代出土的新颖别致的胶胎瓷器。胶胎瓷器是用两种不同的泥料做坯，一深一浅，两者交叠拧绞再施釉烧制而成。由于胎泥绞糅的方式不同,形成了变化多端的纹理,或如木纹、或如鸟羽、如行云流水,达到了独具一格的装饰效果。
图2.白瓷枕 五代十国 吴（公元892年—937年），1956年江苏连云港市玉带河王氏墓出土。此枕呈长方形，釉色柔润，白中泛黄，枕面刻划牡丹纹。造型朴素大方，刻划简单洒脱。
图3.磁州窑三色荷花瓷枕 宋（公元960年—1279年）。瓷枕的用途非常广泛：不仅用作暑季纳凉，还有镇宅之威，作为墓葬的冥器，小型瓷枕还可以用作诊脉的工具。磁州窑瓷枕主要是我国北方民间夏日纳凉度夏的使用寝具。其造型多变，纹饰多样，是磁州窑制品中的精品。
图4.白釉珍珠地划花鹦鹉纹枕 宋（公元960年—1279年）。
图5.磁州窑白釉剔刻花卉诗文长方形枕 元（公元1206年—1368年）。在瓷器中，再没有比文字装饰更能直接反映时尚的了。
瓷枕的装饰风格，按照不同朝代、不同产地各有差别。唐、五代时期以前的瓷枕多以模印、细划及绞胎等为主；宋金时代则以绘画为主，同时出现了更为复杂的装饰手法。随着制瓷业在工艺技术、造型装饰手法等方面的不断改进，瓷枕所展现出的艺术成就也越来越辉煌。在瓷枕的发展史上，以宋代北方磁州窑系所烧的瓷枕最具有代表性。这一时期生产的瓷枕种类繁多，造型优美，装饰纹样也多彩多姿。这些造型与纹饰直接或间接地反映了当时社会生活中的文化习俗与时尚，这一点尤其以带有文字纹饰的瓷枕最为明显。
瓷枕从烧造之初，工匠们就十分注意其独特的艺术表现，这使得我国古代的瓷枕中精品迭现，使瓷枕不仅成为一种日用器具，更具备了极高的观赏、陈设、审美价值。
中国古代陶瓷文化之清代青花瓷砚
瓷砚。属于实用品，是用来磨墨的。而当时却把精致瓷砚用作收藏品，基本上没有人再用来磨墨，从古至今瓷砚都是文房用品里不可缺少的品种。尤其是青花瓷砚在清朝的烧造最为广泛。
青花瓷砚，康熙时烧造最为精致，此时的青花大多使用国产的浙料，从色釉到胎釉都要经过窑工们的严格提纯，有时一窑出不了多少精品。康熙中期的青花，在绘画上较富有实感，山水，人物，楼阁。无论是远山近水，层峦叠嶂。还是阴阳反面。既能表现粗犷的纹饰，又能表现淡雅纤细的图案，层次表现之多，是历朝之最。图中康熙青花瓷砚，就表现出这样特征，连体的云纹，深浅不一的青花色，非常有立体感，又不失古朴的风格。
瓷砚的口部为唇口，通过口部磨釉看到了胎为洁白细腻的瓷胎，口的里端为凹下去的圆圈槽，槽里施釉，釉色为康熙典型白中闪青，此种釉面的硬度较高。而浆白釉面就显得较为疏松，有易碎的感觉，总之，康熙时期的青花，呈多种深浅不一的青色，可达到数十种，只有多种色才能显出远山近水的感觉。此时的造型品种，达到了青花器制作的高峰，而青花瓷砚就是当时的一个品种，文房器里还有青花笔筒，青花笔架等等。这一时期的器物，大多带有本朝的年款，款式书写工整，到了清代的晚期，也就是光绪时期，仿制品大量盛行，造型仿，青花纹饰也仿。
另一件青花山水瓷砚，即为仿康熙时期的作品，但还是有本时代的特征，首先造型上，口里收，凹槽中不施釉，露出的沙地儿，较康熙时期的粗，没有康熙时细腻的感觉，青花色虽然很浓艳，但明显比康熙时期少了些层次感。青花绘画比较呆板，口部双蓝圈，接口处断断续续，釉面显得粗松，质软，光绪时期器物的圈足处理的也不规矩，有的棱角花浓艳，也有层次感，有时也能达到以假乱真的程度，但青花的色泽层次还是没有康熙时期的多，胎体时薄时厚，所以手头也不均。注意光绪时期的款式书写，此时有两种书形式:一种为仿康熙年制款；另一种为本朝代款，仿款多字体较胖。本朝代款，官窑器规整，民窑器大多无款，即便有也很潦草，均为青花书写。光绪时期除了注意观察器形，胎釉和纹饰有何差异外，还注意一下底足的处理，往往仿品的二层底足处理的不规整。
青花瓷砚作为文房用具之一，已不局限于实用，而是用来收藏，用来欣赏，随着收藏热的不断升温。瓷砚的价值也越来越高，拍卖会上也时有瓷砚出现，但精品还是越来越少，尤其是清三代的青花瓷砚，可以说少之又少，后仿者在一些市场上还是能见到的。
陶瓷文化：古瓷明珠话建窑
建窑座落在福建省南平市建阳区水吉镇后井、池中村旁；距建阳市区约35千米。水吉镇历史上曾属建州辖地（州衙驻地在建瓯）,建窑因处古建州辖地而得名。因行政隶属关系的变化，“建窑”又有“水吉窑”“瓯宁窑”等称呼；由于建窑以生产黑釉瓷器见长，故文献上又有“乌泥窑”等记载。建窑窑址主要分布在芦花坪、牛皮仑(包括庵尾山)、大路后门和营长乾(又名社长埂，包括园头坑)等处，遗物分布面积约12.6万平方米。建窑创烧于唐代，兴盛于两宋，宋末元初趋于衰落以至停烧。历史上建窑以烧造风格独特的黑釉碗著称，俗称“建盏”。建盏釉色品类丰富，尤以兔毫、油滴、鹧鸪斑、曜变等名贵瓷品饮誉海内外，成为建窑系黑釉瓷器的命名窑场。2001年6月，经国务院批准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建窑在唐代中晚期已开始烧造瓷器。此时产品为青瓷。五代末至北宋初，开始烧制黑釉瓷。北宋中期至南宋中期是建窑的鼎盛时期，其杰出成就表现在变幻莫测、绚丽多彩的釉色方面，黑釉达到极致，代表性的釉色有乌金釉、兔毫釉、油滴釉及鹧鸪斑、曜变等；器形则以碗(盏)为主，兼有少量灯盏、钵、高足杯、罐、瓶等。造型古朴，胎体厚重、坚硬，胎色灰黑；釉汁肥厚，胎釉结合致密。宋末元初建窑还生产青白瓷，胎白釉润。
两宋时期，上自宫廷皇室、下至布衣之家，对建盏都有一种特殊的偏爱。宋徽宗在《大观茶论》中说：“盏色贵青黑，玉毫条达者为上，取其焕发彩色也。”建盏所特有的艺术魅力和独特功能令人叹为观止，并成为宋代社会的特殊文化载体。1935年6月，美国人詹姆斯·马歇尔·普拉玛到建窑进行考察，趁当时兵荒马乱，雇佣当地村民盗挖建盏并运回美国。建国后，先后有来自国内及日本、美国、加拿大、法国、英国、新西兰、新加坡、韩国、比利时、西班牙和马来西亚、菲律宾、澳大利亚、德国、南非等数十个国家和地区的专家、学者到建窑参观考察。1960年10月和1977年5-7月，厦门大学、省博物馆和建阳县文化馆联合对芦花坪窑址进行了二次科学发掘。1989年12月至1992年7月，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省博物馆和建阳市博物馆联合对大路后门、营长乾和庵尾山窑址进行了大规模科学发掘，并取得了重大成果，基本摸清了建窑发展的历史脉落。考古队清理了晚唐五代至宋末元初的龙窑基址十座，其中90SJY3长达135.6米，为国内已知最长的古代龙窑，亦堪称世界之最。1999年，建窑遗址考古发掘(1989-1992年度)被评为建国五十年来福建省十大考古发现。建盏属于古代结晶釉的范畴，含铁量较高。在高温熔烧过程中，由于窑内火候的高低和气氛的变化，使釉面产生奇特的花纹。这些釉面花纹与华丽的彩绘或繁缛的雕饰不同，它们是釉料在一定的温度和气氛中产生变化的结果，变化莫测，似为“窑神”之作，具有神秘的艺术魅力，博得了众多文人雅士的喜爱和赞颂。建盏釉层普遍较厚，釉汁肥润。由于建盏都用正烧，故口沿釉层较薄，而器内底聚釉较厚；外壁往往施半釉，以避免在烧窑中底部产生粘窑；由于釉在高温中易于流动，故有挂釉现象，俗称“釉泪”“釉滴珠”，这是建盏的特点之一，其他建窑系仿建产品往往达不到这种效果。建盏玻化程度较高，釉面光亮但不刺眼，给人以宁静庄重之感。由于釉料配方的不同，窑内温度及气氛的变化等因素影响，建盏釉色呈现多种纹理。建盏的胎质含铁量较高，色黑或灰黑、黑褐；胎骨厚实坚硬，扣之有金属声，俗称“铁胎”，手感厚重；含砂粒较多，故胎质较粗糙，露胎处手感亦较粗。从烧成工艺分析，建盏为高温烧成，若胎土淘洗太细，则器物易变形。正由于建盏胎体厚重，胎内蕴含细小气孔，利于茶汤的保温，适合斗茶的需求，所以，在宋代成为最上乘的茶具之一。建盏是宋代饮茶习俗与审美方式高度融合的统一体，它的兴起与宋代盛行的“斗茶”之风密不可分。说到建盏，必然联想到“斗茶”。闽北地区历来盛产茶叶，乌龙茶、红茶、白茶等闻名遐迩。北宋蔡襄所著的《茶录》（成书于1049～1053年）和宋徽宗所著的《大观茶论》（成书于1107～1110年）书中，以及苏东坡、范仲淹等一批文人雅士的诗文中，都把当时的“斗茶”描写得维妙维肖，激起了世人的浪漫情怀，对“斗茶”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斗茶”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项乐事。为了创造最佳的斗茶效果，不仅需要茶品好，技巧娴熟，而且需要优质的茶盏，此所谓“好马配好鞍”。宋人“斗茶”以茶色白者为上品，故《茶录》说：“茶色白，宜黑盏”，这样黑白分明，一目了然。建盏的特性最适合“斗茶”。首先，建盏的釉色变幻莫测，兔毫、油滴、鹧鸪斑、曜变等纹样令人美不胜收，具有浓郁的东方艺术色彩，这种装饰纹样既依靠釉料配方的变化，又依托窑内烧成温度与气氛的不同而产生不同的纹理，具有无穷的艺术魄力，似为“鬼斧神工”之作，具有很高的观赏价值。其次，建盏造型别致，边薄底厚，胎骨厚重、坚硬，具有良好的保温性和隔热性。当地百姓至今流传一种说法：三伏天用建盏盛菜越宿不馊。再者，建盏口大足小底深，盏口面积大，可以容纳更多的汤花且便于观赏，而足小底深则易于茶渣沉淀和倾渣，以免影响茶色。建盏的诸多优点使其他窑场生产的茶盏大为逊色，因此成为宋代最佳的“斗茶”用具。在宋徽宗时，建盏已作为宫廷御用茶盏，由此，建盏身价倍增，备受社会青睐。文人墨客更是不惜诗文大加赞颂。北宋大文豪苏东坡(1037-1101)在《送南屏谦师》诗中云：“道人晓出南屏山，来试点茶三味手；忽惊午盏兔毫斑，打出春瓮鹅儿酒。天台乳花世不见，玉川凤液今安有；先生有意续茶经，会使老谦名不朽。”(谦师—北宋时期高僧，精于“斗茶”之道)。宋代“斗茶”成风，文人咏茶成趣，对建盏推崇备至，客观上刺激了建盏的生产。这也是建窑窑炉密布、瓷片窑具等堆积如山的原因。建盏在哪里出现，“斗茶”就在那里上演。宋代建窑的窑炉长度多在70米以上，多条窑炉超过百米，有的一窑产量高达10万件，令其他窑场自叹不如。视其原因，与宋代大量的社会需求、特别是“斗茶”的需求密不可分。建窑为斗试家们提供了上乘的茶具，增添了无尽的生活情趣；而茶风的倡导和传播又促进和壮大了建窑的生产规模，使之成为一代名窑。盏因茶而兴，茶因盏而荣。宋元时期，社会稳定、经济繁荣，对外文化交流频繁，也是我国海外贸易大发展的时期，福建泉州港和福州港迅速崛起并成为对外贸易的重要港口，瓷器成为重要的出口商品之一，大量销往海外。特别是南宋时期，国家鼓励出口，同时，为防止钱币外流，规定凡外货不用金银铜钱，而以瓷器绢帛为代价兑换，因而瓷器输出量更大。据宋赵汝适《诸蕃志》(成书于宝庆元年即公元1225年)、元汪大渊《岛夷志略》等文献记载，早在南宋时期，建窑生产的建盏就已大量销往日本、朝鲜、东南亚等地，风靡海外，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文化使者，在中外文化交流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在镰仓幕府时代(公元1192-1333年)，日本的僧侣们来到我国浙江临安天目山径山寺学佛，回国时带回了一批黑釉茶碗。因碗采自天目山，故称之为“天目碗”；此后，“天目瓷”逐渐演变为日本陶瓷界和收藏界对中国黑釉瓷的统称。据有关学者考证，“天目”一词见诸文献记载，最早是在十三世纪中叶。也有学者认为出现在日本庆永年间（公元1394—1428年）。伴随着中国茶风在日本的传播和发展，建盏也越来越受到日本各界的喜好和珍爱，并在此后的漫漫历史长河中一直被视为茶具中的瑰宝而珍藏，武士贵族间举办盛大茶事活动，往往以拥有一件建盏而荣耀。据日本陶瓷专家小山富士夫先生统计，日本国内各大博物馆、寺院、美术馆和民间都收藏了不少建盏精品，包括兔毫、油滴、曜变等。尤其是“曜变”天目碗，目前仅日本收藏三件完整器；此外，日本还收藏十几件宋代建窑油滴茶碗，其中既有国宝级的、也有重要文化遗产级的。建窑自宋末元初改烧青白瓷器，黑瓷工艺随建窑的衰落而被历史的尘土掩埋了六百多年之久。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后，挖掘建盏的技艺、恢复建盏的生产受到社会的关注。1979年，由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梅键鹰教授等主持开展建盏的恢复研制工作，攻关小组在建阳瓷厂经过两年多的反复试验，终于在1981年3月第一次向社会公布了恢复研制的仿宋建窑兔毫盏的样品，并获得了有关人士的好评。此后，兔毫盏逐步走入市场。建阳当地的民间艺人也在不断的探索建盏的恢复制作方法。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仿宋油滴盏、鹧鸪斑盏等建盏产品也相继在建阳恢复生产，并批量上市销售。目前，产品远销日本、韩国、美国、英国、马来西亚、新加坡、澳大利亚、南非及港、澳、台等数十个国家和地区。2011年，建窑建盏烧制技艺被列入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6年12月，建盏成为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近年来，宋代建盏在国际拍卖市场的成交价屡创新高。其中：2011年5月11日，在伦敦苏富比拍卖会上，一件宋代建窑银兔毫盏成交价1105250英镑（折合时价人民币约1500多万元），创造了建盏在国际拍卖市场上的新高。2015年香港苏富比拍卖行会，一件宋代建盏成交价240万元。2016年香港苏富比拍卖行会，一件宋代建盏成交价480万元。2016年9月15日，美国纽约佳士得“临宇山人”专场预拍会，一件宋代建盏成交价1078万美元（约合人民币7800多万元），创下建盏成交的最高价。
宴饮乐宾话投壶
汉画像石中的投壶图
投壶是古代的礼器之一。投壶之礼，在古代属于嘉礼。嘉礼是和合人际关系，沟通、联络感情的礼仪。投壶之礼与古代射礼相仿。射礼有四种，一是大射，是天子、诸侯祭祀前选择参加祭祀人而举行的射礼；二是宾射，是诸侯朝见天子或诸侯相会时举行的射礼；三是宴射，是平时宴席之日举行的射礼；四是乡射，是地方官为荐贤举士而举行的射礼。每当射礼前后，时常会有宴饮，乡射礼也常常与饮酒礼同时举行。有人推测，投壶乃是射礼的变异，或者由于庭院不够宽阔，不足以张侯置鹄，或者由于宾客众多，不足以备官比耦，因而以投壶代替弯弓，以乐嘉宾，以习礼仪。投壶也属于古代士大夫宴饮时玩的一种投掷游戏而使用的器具。
西汉绿釉陶投壶 河南博物院藏
汉代绿釉陶投壶 龙门博物馆藏
投壶，以箭矢投入壶中为胜。壶束颈鼓腹，壶中盛以小豆，使箭矢投入后不至于弹出，箭矢用柘木削制而成。壶放置在与主、宾席距离相等的位置，一般约距投射者二矢半。根据箭矢的长短，实际距离也会略有变化。 投壶时先由主人奉矢，司射奉中，派人拿着壶，到来宾面前，请求以投壶娱乐嘉宾。宾主拜揖行礼，司射放好壶、中、算。中是盛放算筹的器具，刻制成兽类跪伏之形，背上可容八算。按规定君王用“皮树中”(皮树是一种人面兽身的动物)、“闾中”(闾是一种独角兽，如驴)和“虎中”。大夫用“兕中”，士用“鹿中”，然后宣布投壶之令(规则)。投壶之令主要有：必须将箭矢的端首掷入壶内才算投中；要依次投矢，抢先连投者投入亦不计分；投中获胜者罚不胜者饮酒等。 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宴请宾客时的礼仪之一就是请客人射箭。那时，成年男子不会射箭会被视为耻辱；主人请客人射箭，客人是不能推辞的。后来，有的客人确实不会射箭，就用箭投酒壶代替。久而久之，投壶就代替了射箭，成为宴饮时的一种游戏。投壶在战国时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因为当时的文人倾向于内心修养，投壶这种从容安详、讲究礼节的活动，正适合他们的需要。此外，由于社会发展，民间以投壶为乐的现象越来越普遍。《礼记·投壶》说:“投壶者，主人与客燕饮讲论才艺之礼也。”《左传》也曾记载过晋昭公大宴诸国君主，举行投壶之戏的事。 秦汉以后，投壶在士大夫阶层中盛行不衰，每逢宴饮，必有“雅歌投壶”的节目助兴。在流传过程中，投壶游戏的难度增加了，不仅产生了许多新名目，还有人别出心裁地在壶外设置屏风盲投，或背坐反投。汉代画像石上也有《投壶图》。魏晋时期宫廷中投壶的游戏仍很流行。宋代以后，投壶游戏逐渐衰落下去，不再像汉唐那样盛行，仅断续地在士大夫中进行。宋代司马光曾著有《投壶新格》一书，详细记载了壶具的尺寸、投矢的名目和计分方法。 投壶几经演变，流传了两千多年，一度极为兴盛，在士大夫中玩得热火朝天。之所以如此，首先因为它是一项“古礼”，士大夫们认为是一种雅致的娱乐，符合他们的生活方式，乐于接受。其次，这种娱乐本身可以修身养性，并有健身的意义。投壶虽然从最初的礼仪演变成娱乐游戏，但它始终伴随着一整套繁琐的礼节，没有完全割断同“礼仪”的联系。这样，就使投壶的流传范围变得狭窄，只限于士大夫阶层。到了清末，随着西方现代体育的传入，投壶退出了历史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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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瓷活字典”尹虹博士首部文集《人间瓷话》面世
“陶瓷之子”、“行业数据库”、“陶瓷活字典”……，有着种种美誉的华南理工大学博士、教授，中国建筑卫生陶瓷协会副秘书长尹虹首部文集《人间瓷话》日前正式出版发行。据悉，此文集共收录了尹虹博士在《陶城报》、《陶瓷信息》等行业媒体以及其他相关媒体上所发表的文章共170多篇，记录了作者从业三十四年来所见证的中国陶瓷行业发展心得与感想，堪称“集知识、思想、观念与方法为一体的陶瓷专业文集”。
“陶瓷活字典”尹虹博士首部文集《人间瓷话》面世
尹虹博士在进入陶瓷行业之后的三十多年以来，身兼数个行业协会、学会、标委会职务，还有十多个地方政府顾问的头衔，凭借全面而扎实的陶瓷专业基础知识，在行业里游刃有余，乐此不疲，经常奔波于政府与陶企之间、陶企与陶企之间、全国各个产区之间，为推动陶瓷工业的发展做了大量积极有益的工作。除此之外，尹虹博士还先后在《陶城报》、《陶瓷信息》等行业报纸上开设专栏，给陶瓷行业诟病问诊把脉、为行业发展摇旗呐喊，四年时间里，尹虹博士共发表了近200篇专栏文章。在众多行业人士的呼唤和期待中，这位被陶瓷界友人戏称为陶瓷“玩”家的“行业第一博士”，终于推出自己的第一部文集。包括广东金意陶陶瓷有限公司董事长何乾、广东唯美陶瓷有限公司董事长黄建平、广东东鹏陶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何新明、景德镇陶瓷学院院长周健儿博士、华南理工大学材料学院副院长吴建青博士等在内的十几位行业知名人士分别为文集作序、述评和寄语。
据了解，《人间瓷话》一书收集了尹虹博士170篇文章，共分为基础与行业发展、产业与企业、营销与会展、佛山陶瓷与时评等八个篇章。文集中大量是关于产业格局、产业转移、产业调整提升的文章，数篇关于瓷砖反倾销话题，还包括作者近年所写的陶瓷行业发展综述与热切展望方面的文章，他们都不失为业内人士颇为关注的文章。据作者本人透露，在这次编辑成书的过程中，作者基本重新审阅了每一篇文章，但没有对原文作内容上任何改动，作者尽可能根据自己的回忆，为每篇文章书写了相应的【编后】，对文章的内容、发表时的前后背景，特别对文章的一些猜想、预测及展望都尽量将所掌握的结果如实写进相应的【编后】。
该文集正式发行之前，已经受到行业人士关注和高度评价。周健儿认为此书：“是一本视野广阔、观点解明、有深刻思考、独到见解、内容丰富、集知识、思想、观念、与方法为一体的陶瓷专业文集。读者看到的不仅仅是瓷砖的品质，更彰显现代社会中各种思想、价值观碰撞冲击，作为一名陶瓷人应具有的独立人格和素质。”华南理工大学教授吴建青如此评价：“不仅陶瓷产区的领导、企业家以及其他管理人员能从这本书中获益，陶瓷工程技术人员也能从这本书了解近年陶瓷行业发展的动态，确定新产品和新技术的研发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