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星瓷厂青花花卉10寸圆盘(一对)直径23厘米
□□陈君达
所谓“新中国瓷”，是指自1949年至上世纪90年代近半个世纪来，全国各主要陶瓷产区创作、生产的各类日用瓷、陈设瓷、国家礼品瓷等陶瓷器，其中尤以瓷都景德镇制瓷为主。随着收藏界对新中国瓷历史和价值认识的不断深化，新中国瓷这个已经断层的收藏板块将会迅速崛起。
三个阶段，完成市场化蜕变
新中国成立之初，景德镇的瓷业发展百废待兴。1950年成立的景德镇国营建国瓷厂，专门生产传统颜色釉瓷和日用瓷等，包括曾维开、邓希平、王云泉、姚永康等在内的老一辈陶瓷艺术家都曾是建国瓷厂职工。其后10多年间，景德镇又相继成立了人民瓷厂、新华瓷厂、红星瓷厂等10家大型陶瓷生产企业，统称为“景德镇十大瓷厂”，由“十大瓷厂”等创作生产的精美陈设瓷和日用瓷俗称为“厂瓷”。随着“十大瓷厂”的成立，景德镇瓷业生产发展突飞猛进，烧制工艺也经历了由手工到机械和柴窑、煤窑、油窑到气窑的转变，续写了制瓷业的辉煌。新中国“十大瓷厂”培养出了一大批技艺超群、德艺双馨的陶瓷艺术家。由于当时都是集体创作，作品大多无人名款，只有瓷厂代号，这些作品主要是为一些文博机构做复制瓷。
1954年3月，景德镇成立了以研究和生产相结合的美术陶瓷工艺社，成员共27人，除“珠山八友”中的田鹤仙、刘雨岑以及“青花大王”王步等享誉民国瓷坛的大师外，还有曾龙升、王晓凡、时幻影、刘仲卿、王锡良等绘瓷名家。他们不仅肩负创作任务，还与中央美术学院陶瓷科师生密切合作，创作出口艺术瓷，改进了传统陶瓷装饰方法。同年成立的陶瓷研究所(以下简称“陶研所”)，作为史上首次出现的高规格科研机构，其承担了与国外的技术合作任务。当时，景德镇瓷业生产的方针就是“提高实用美术瓷，保持工业用瓷”，并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技术革新运动。
“文革”时期，陶瓷艺术创作题材多以歌颂社会主义、歌颂工农兵等为主，政治概念突出。此期，在制瓷工艺上的最大创举就是成功烧制了“7501瓷”，它代表了当时中国制瓷工艺的最高水平。
“文革”结束后，为适应海外日益高涨的陶瓷消费需求，陶研所的陶瓷艺术家们联合景德镇各大瓷厂的瓷研所、设计室、试验组等共同开发设计，不计名利、精工细作，通过集体创作，在继承传统纹饰图案的基础上，进行合理改进，使得图案纹饰与器型、瓷胎等工艺达到更完美的结合。因此，“厂瓷”中日用瓷和陈设瓷的界限被进一步打破，精湛的绘瓷技艺更完美地用于日用瓷上，使日用瓷有了陈设艺术瓷那样夺目的光彩，而在陈设瓷器型设计上也更加兼顾其实用性，正所谓“日用瓷陈设化，陈设瓷日用化”。大约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私人陶瓷作坊陆续出现，一些陶瓷老艺人、陶瓷工艺美术大师、技术工程师等也选择脱离瓷厂，独立进行创作、研发和销售。
就在景德镇瓷业发展达到陶瓷史上又一个顶峰之际，各种危机和矛盾也愈发凸显。在1986年香港消费者委员会公布景德镇粉彩瓷铅镉含量严重超标的信息后，“厂瓷”的出口受到了很大影响，虽然景德镇陶研所及各大瓷厂展开技术攻关，花费大量人力物力研制生产出低铅的粉彩日用瓷，但由于缺少了设色的关键元素，这些低铅粉彩瓷远远达不到像此前的粉彩瓷那样色彩艳丽、饱满动人，海外订单越来越少。加之改革开放的深化，市场化进程加剧，旧有体制越来越无法适应新时代的发展需求。在内外原因的影响下，从90年代初开始，各大瓷厂陆续解体、改制，甚至是停产倒闭。最终，新中国瓷的历史在1995年宣告终结，中国陶瓷艺术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价值回归，收藏投资渐升温
现当代陶瓷收藏投资板块经过近年来的持续发展，无论是以“珠山八友”、王步等为代表的民国文人绘瓷，还是诸如张松茂、王锡良、戴荣华、李进等当代名家大师绘瓷，价格都已到达了高位，精品价格堪比明清御瓷。一批中青年学院派陶艺家也正逐渐成为市场新宠。相比于以上的当代陶瓷收藏板块，新中国瓷收藏投资市场才刚起步。虽然新中国瓷板块中的“7501瓷”历来受到藏家和市场的追捧，但这并不能代表新中国瓷板块的整体行情。真正能够代表新中国瓷的依然是那些烧制精美的“厂瓷”陈设瓷和日用瓷。
“厂瓷”作为新中国成立后景德镇制瓷历史中的重要一环，对现当代中国陶瓷艺术的发展起到了承先启后的作用，它的地位与意义不言而喻。一般国内公立博物馆的馆藏陶瓷器的年代下限到清末民初为止，年代再往后的就鲜有收藏。然而，中国陶瓷史对于新中国建立之后65年来的成绩是无法被割断的，目前学术界对新中国瓷历史和艺术价值的挖掘、保护和研究还远远不够。
随着2010年景德镇“十大瓷厂陶瓷”历史博物馆的正式开馆，似乎预示着民间收藏家和文化学者对新中国瓷历史和艺术价值的肯定，以及对新中国瓷收藏、保护和研究的决心。
回顾近几年多来国内现当代陶瓷艺术品市场的情况可以发现，市场对于新中国瓷尤其是出自老艺人之手的“厂瓷”精品的关注和兴趣愈发明显。尤其是对于一些佚名的“厂瓷”作品，能够凭借作品风格和胎釉等特点判断出作者和具体的创作年代，说明藏家正趋于成熟，对陶瓷文化的理解也愈发深刻。
关于新中国瓷的收藏鉴赏，需要把握好两大原则：一是日用瓷的收藏要成套成系列，且1986年以后研发出的低铅粉彩日用瓷由于色彩及艺术性较之前的日用瓷较低，收藏价值不大；二是艺术陈设瓷的收藏之重当为七、八十年代的重工粉彩瓷，尤其是墨彩描金作品。重工粉彩瓷是高难度的制瓷工艺，受限于胎、釉、色、工的难以复制而备受关注，要想成功烧制成一件高水准的重工粉彩瓷是非常难的，尤其是墨彩描金作品，当时能熟练掌握这项技艺的陶瓷老艺人可谓是凤毛麟角，作品也较少，非常珍贵。另外需要注意的是窑火，在五、六十年代的时候主要用柴窑烧造，到了七、八十年代时越来越多的用煤窑来烧了，从80年代后期开始逐渐改用气窑，不同窑火中的瓷器有着微妙的区别。
精选阅读
“青花瓷”是中国的
李杜
对于诗人王美玉的创作，其实我一直心存好奇。她开始诗歌创作较晚，已是2007年，且已超过了绝大多数诗人最初写诗的年龄。而且不仅如此，她的诗作大多为情诗，写得结结实实、坦坦荡荡、潇潇洒洒、真真切切，全无“过来的人”的那种“追忆”或“惘然”（李商隐《锦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而所有这些，都让我深感不可思议，让我试图更努力地去理解她所创造的诗的境界，并渴望由此能切近她的人生轨迹和内心世界。
在反复阅读王美玉的诗之后，我突然看到了一片久违的天空，一些我自己（甚或是当下大多数诗作）所迷失了的诗歌元素或传统。那是今年暮春，她以新近出版的诗集《青花瓷》见赠（这是由蒋韵先生主编的“三晋女书”之一种），我阅读再三，自以为大致了解了王美玉创作的某些特质——并认定这些特质对于当下诗歌创作是具有启示意义的——在这里，我谨想以12字来概括之，曰：中国元素，古典意蕴、文人情怀。
中国元素“青花瓷”是中国的。我想这是王美玉选择它作为书名的原因之一。近些年来，在现代招贴及现代标志设计、广告设计等诸多领域，对于中国元素的发掘和运用，似乎已成潮流，但在诗歌界，好像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没有人谈论这样的问题，也没有谁竭力在自己的诗歌创作中将这些元素张而扬之。惟此，当我在《青花瓷》中读到菱花镜、蝴蝶结、乌蓬船、团扇、蒲扇、箜篌、木鱼、荷包袋、汉字、宣纸、砚台、紫砂壶、红盖头，当然还有作为节令的清明、谷雨、小暑、秋分等时，便不由得丛生感慨。我想，美玉之所以选择这些中国元素作为意象，是本能的，却也是自觉的，是有意而为之。
我们毕竟都是中国诗人。是中国的。然而现代汉诗的发展，是建立在吸收西方诗歌传统的基础上，撇开欧化了的句式不说，就说意象：我们已见到了太多的夜莺、缪斯、小提琴或竖琴……而说到底，它们真的无法淋漓尽致地表达我们的情感。亦惟其如此，我才更看重《青花瓷》在张扬中国元素上所作出的努力。
在这里有必要征引辞书对“中国元素”所作的界定：所谓中国元素，是在中华民族融合、演化与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由中国人创造、传承、反映中国人文精神和民俗心理、具有中国特质的文化成果。中国传统文化都是中国元素，中国元素是针对中国文化的传承而言的，它强调的是中国文化的渊源和传承下来的客观存在的文化遗产。
而这一切，对于一个中国诗人而言，无疑是十分重要的。
古典意蕴“青花瓷”是古典的。青花瓷（blue-and-whiteporcelain），又称白地青花瓷，常简称青花，是中国瓷器的主流品种之一，属釉下彩瓷。青花瓷是用含氧化钴的钴矿为原料，在陶瓷坯体上描绘纹饰，再罩上一层透明釉，经高温还原焰一次烧成。钴料烧成后呈蓝色，具有着色力强、发色鲜艳、烧成率高、呈色稳定的特点。原始青花瓷于唐宋已见端倪，成熟的青花瓷则出现在元代景德镇的湖田窑。明代青花成为瓷器的主流。清康熙时发展到了顶峰……
是以我们似乎可以这样说，青花瓷的美，首要的是古典的美、高雅的美、和谐的美。
而王美玉也正是一个以古典、高雅、和谐之美为美的诗人。在上面所列举的她常用的意象中，大多既中国也古典自不必说，她常用的意象或喜欢的意境还有：青铜、繁体字、繁体《诗经》、酒旗、伊人、蓑衣、烟雨杏花、油纸伞、水墨丹青、唐诗宋词、元朝小令……在这里，有一些属于已经消失、或者正在消失的事物，而王美玉在诗歌中将它们唤醒，并赋予它们高贵而又典雅的意义。她说，“但雨水喂养着大地/那些醒来的事物/在扬花抽穗”。
文人情怀“青花瓷”是文人的。从创造者到欣赏者。因而我觉得在欣赏王美玉诗歌的过程中，除了中国元素、古典意蕴外，还必须加入另一个因素，即“文人情怀”。
在我的印象中，她的生活环境，大致也都是在北方。然而读她的诗，尤其是她的情诗，我们常常会感受到一种江南背景，这也是我对她的诗歌产生好奇的原因之一。我曾这样想：这或许是源于生活的真实？（若是如此，那就什么也不必说了）或者不是，而只是因于诗人的某种意念，譬如对于文人、文化的某种偏爱？（若是这样，那就有了研究的价值）这里只说一点：北方出“悍匪”，南国多“文士”，在古代中国，大致是这样的。
然而我说王美玉的文人情怀，却绝对不是因为这样一个原因，而是因为她的诗歌中的“用典”。
这是一个极有意义的话题——这个话题被台湾学者黄永武先生多次提到，他在他的巨著《中国诗学》里说：
西方人写诗贵在自创，看中国诗动辄用典，觉得老爱袭用前人旧思想……不足为训。但中国人就有用典的喜好，你也用桃花源，我也用桃花源，桃花源不但是过去，也是现代人的。而且它一直存在并继续增长，虽老犹新……此种用典的习惯，没人指责思想抄袭，必有其理念上的背景，原来中国是一个喜欢“尚同”的民族，谁写诗能与古人的心思相应合一，读者不讨厌，反而喜欢……这不是西方人能想象的。
用典一次，等于将某个故事、某个象征重新获得认同一次。典故的普遍应用等于无数同类经验采用了同一反应，久而久之，变成潜藏在创作中的原始表达内容，也就成了集体无意识中的部分，形成了原型。
我欣赏这样的判断，也在王美玉的诗中，读到了这样的“原型”，譬如世外桃源、梁祝化蝶、举案齐眉、青梅竹马、结草衔环、杜鹃啼血、鹊桥、红豆、梧桐、雨巷、丁香、南山、西窗、西楼、雁叫、捣衣声……而所有这些，已经被太多的中国诗人所忘记。因而我在读到这一切时，我觉得有必要向王美玉表达敬意。
越南的海捞瓷：中国清代青花瓷
自康熙至雍正、干隆，中国外销瓷风行海上，盛况空前。清代刘子芬，在《竹园陶说》中，真实记录了这一热闹景象：“海通之初，西商之来中国者，先至澳门，后则迳广州。清代中叶，海舶云集，商务繁盛，欧土重华瓷，我国商人投其所好，乃于景德镇烧造白器，运至粤垣，另雇工匠，仿照西洋画法，加以彩绘，于珠江南岸之河南，开炉烘染，制成彩瓷，然后售之西商。”古人曾用洋溢着禅意的语言描述青花瓷“一花一世界，一叶一如来”。肇始于唐，兴盛于元，发展于明，恣肆于清的青花瓷，借助中国绘画中工笔、线描的传统技法，融合了水墨画的写意效果，至康熙、雍正、干隆三代，把青花瓷的烧制推上了新的高度。近年来，从越南打捞出水的清代瓷器，即从一个侧面，向我们揭示了“清三代”青花瓷的靓丽一隅。越南出水中国清代青花瓷越南水下考古，始于1990年，先后打捞五艘古代沉船。1990年至1992年，越南头顿省在槟榔岛打捞出水清代康熙年间瓷器6万余件。1997至2000年，越南国家航海救护总公司，在占婆岛打捞出水中国明代青花瓷一批。1998至1999年，越南国家历史博物馆组织考古队，在金瓯省沿海打捞出水题有“大清雍正年间制”款的青花瓷5万余件。2001年至2002年，越南平顺省文化厅协同新加坡航海探险公司等单位，在平顺沿海打捞出水明万历时期青花瓷1万余件，在富国县安泰社海域，打捞出水明代万历时期青花瓷1万余件。越南国家历史博物馆和中国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曾于2008年共同举办《海上丝绸之路遗珍———越南出水陶瓷精品展》，共展出在越南头顿、建江、金瓯、占婆岛、平顺海域打捞出水的中国明清青花瓷200余件，在国内外引起了强烈反响。中越两国考古专家，经对越南出水青花瓷研究比对，判断产地在中国江西景德镇和福建地区烧制。胎体多为白色胎质，青花呈色蓝中泛灰黑，多为芒口。器形为中国传统陶瓷造型居多，并有一部分具有欧洲风格的盛用器、饮用器。
那些年欧洲追过的中国瓷
中国瓷器一出现在欧洲，就震惊了欧洲人，凶为它具有其他材料难以匹敌的精致耐用和洁白晶莹。l500年至1850年间，随着贸易新航路的出现，亚洲、欧洲和美洲问有了直接联系，中国瓷器成为了销售到欧洲的众多亚洲物品之一。特别是17世纪至18世纪，欧洲人对中国瓷器的需求达到了顶峰。
中国瓷器虽然在贸易量上远不及香料、丝绸、茶叶等商品，但它在欧洲的出现对于欧洲经济、社会生活、消费模式等都产生了巨大而持久的影响。数百万件中国瓷器，包括成套的茶具、餐具、酒具以及装饰陈设用品等，通过东印度公司运往欧洲，经过拍卖或私人经销，成为欧洲富庶家庭的必备物品。
这种贸易经历了从最初单纯的中国瓷器的输入，到欧洲人根据喜好定制瓷器的过程，与此同时，这种贸易也促进了欧洲制瓷业的发展，并开启了欧洲人自制、模仿中国风格瓷器的热潮。日前，笔者有幸参观了正在国家博物馆举办的“瓷之韵一一大英博物馆、英国国立维多利亚与艾伯特博物馆藏瓷器精品展”，其问展出了两馆所藏的100余件中国外销瓷和欧洲瓷器精品，中国风格和欧洲文化的交流与碰撞，呈现出了别具特色的瓷器风韵。
改装增加身价
在元代和明代早期，中国瓷器很少为欧洲人收藏，随着中国与欧洲直接贸易的开辟，商人们便开始在中东购买了一些具有中国明代中期风格的瓷器，并把它们带回了欧洲。起初人们认为瓷器非常神奇，拥有特殊的性质，比如可以用来试毒，也有一些人认为它是由牡蛎贝壳制成的。正如17世纪中叶，英国作家、医生和收藏家托马斯·布朗爵士写道：“我们并不完全了解瓷质的盘碟，通常认为它们是用泥土制成的。”
最早进入欧洲的中国瓷器都被看成稀世珍宝，购买和收藏它们的都是国王、王子、公爵等。而与其他奇珍异宝一样，这些瓷器通常会加装金、银等贵重的金属配饰件，不仅表现了其价值，也提高了其地位，中国瓷器也因此经常获得新的功能。比如，通过加装一个或更多的金属饰件，碗可能被改造成杯子，罐可能被改造成啤酒杯，军持或花瓶可能被改造成执壶等等。这些经过改装的中国瓷器变得实用而富丽。
欧洲定制纹样
销往欧洲的瓷器，装饰图案起初完全呈现出中国特色，随着欧洲皇室贵族对瓷器的需求增加，西式内容的装饰图案逐渐增多，展现出了同时期欧洲的流行风尚。从16世纪至18世纪，中国开始根据欧洲顾客的要求或私人委托制作非中式形制和纹饰的瓷器。
版画、藏书票、银行券以及硬币、陶瓷器、玻璃器、银器等等，都被运到中国，成为瓷器作坊里陶工和画工仿制的样品。比如，版画和素描作为瓷器纹饰的一个重要来源，除了讽刺和纪念主题外，受欢迎的还包括宗教题材、神话和寓言故事、历史事件、求爱场面以及狩猎、丰收、海洋贸易等活动。
同时，定制瓷中有相当一部分是装饰着家族或企业盾徽的纹章瓷。在正式场合或私人用品，诸如餐饮、家具和丝织品等上加入纹章装饰，这在欧洲具有悠久的历史，是表明其社会地位和个人身份的有效视觉手段。16世纪至19世纪间生产的纹章瓷，大部分都是牧师、乡绅、高级官员、银行家或参与高利润亚洲贸易的商人等定制的。现存的纹章瓷图案数量惊人，仅英国就有至少6000种。
细审丰富多彩的欧洲定制瓷，有些对图案来源的模仿惟妙惟肖，而有一些则呈现出中西杂糅的装饰效果，透露出中国与欧洲文化交融的历史印记。
效法中国风情
中国风格的陶瓷传至欧洲后，其造型和纹饰也为欧洲人所效仿。从欧洲最早的瓷器生产开始，工厂主就是从中国瓷器中获取灵感盼，他们不断改变瓷器的造型和装饰，供国王和贵族们使用。
欧洲人广泛模仿两种风格的中国彩绘瓷器，一种是以粉色为主的粉彩瓷器，另一种是以绿色为主的五彩瓷器。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欧洲人对中国瓷器的模仿和改进，总是为了适应欧洲市场的需求，在这一过程中也暴露出欧洲入对中国传统纹样的一知半解，往往与日本和欧洲元素混合在一起。比如一些瓷瓶是按照日本清酒瓶的造型制作的，但上面却装饰着中国的浮雕纹饰。此外，由于当时很少有欧洲旅行者到过中国，遥远的距离和完全的陌生感使得欧洲人对中国充满了各种虚幻的想像，而这种想像也具化为宝塔、渔夫、鸬鹚、梅花、牡丹、菊花、凤凰等等元素，成为欧洲瓷器上司空见惯的纹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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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窃取中国制瓷技术的故事
中国的瓷器驰誉全世界，到处受到人们的喜爱。17、18世纪，在欧洲市场上，中国的瓷器和黄金一样贵重。那个时候，欧洲人对瓷器的认识简直可笑。当时有一种薄如蛋壳的“脱胎”瓷器传入欧洲。这种瓷器既薄又轻，光鉴照人，特别透明。于是有一位法国作家，装成行家，竟然神乎其神地吹嘘说中国瓷器是用蛋壳、贝壳制造的。欧洲的王公贵族为了满足强烈的占有欲，发狂地逼迫骗人的炼金术士给他们仿制中国瓷器。在18世纪初，法国人还只能制造含有大量玻璃质的强度很低的软质瓷器。半个世纪的光景过去了，仿制质地坚硬、素肌玉骨、绚丽多彩的中国瓷器的工作毫无进展。于是，一个叫奥里的神父，竟然派遣一个叫安特略可的传教士到中国江西景德镇去盗窃中国的制瓷技术。
在景德镇，安特略可装成传教的使者，整天出没在窑场中，到处乱窜，搜集技术情报。1712年和1722年，他通过两封长信，把景德镇瓷器的原料高岭土和瓷石的使用情况及整个工艺过程，都原原本本地告诉给奥里，并且偷走了高岭土和瓷石的实样。这样，在安特略可到中国20多年之后，法国才制造出真正的瓷器。
西夏瓷：中国瓷器史上秘藏的珍品
[摘要]:地处甘肃省武威市城南35公里的古城乡上河村一组，当地人一直沿袭着先民们流传下来的地名“塔儿湾”，因为早在1982年就曾出土过西夏瓷器（先后出土115件），因而在西夏研究历史中赢得了“武威塔儿湾西夏遗址”、“国内保存最完整的西夏村落遗址”等赞誉。
地处甘肃省武威市城南35公里的古城乡上河村一组，当地人一直沿袭着先民们流传下来的地名“塔儿湾”，因为早在1982年就曾出土过西夏瓷器（先后出土115件），因而在西夏研究历史中赢得了“武威塔儿湾西夏遗址”、“国内保存最完整的西夏村落遗址”等赞誉。
“塔儿湾”：完整西夏村落中的惊奇
塔儿湾西夏村落遗址地处杂木河上游，两岸依山，村民以放牧和种地为主，直到上世纪80年代初期，塔儿湾仅居住着十多户人家。道路阻塞和交通不便对保护当地的西夏文化遗存起到了一定作用。
2008年8月9日，武威市文物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西夏文化研究中心学术委员、着名西夏学者孙寿龄与党寿山、黎大祥等几位文物专家走进塔儿湾西夏遗址进行考察。走进村庄时，孙寿龄看到一个裸露的土层中有一件像瓷器的碎片，便伸手去抠，没想到竟然“抠”出一件稀世珍宝——西夏瓷“白瓷马头”。这只马头长3.5厘米，头宽2厘米，颈长2.5厘米，颈宽2厘米，耳长8毫米。整个马头为白釉底色，黑斑点缀，马眼炯炯有神，活灵活现，造型十分精致。这件瓷器既像是浮雕，又像是两个单面瓷器中的一半。马头造型逼真，体格健美，飘逸洒脱，在马的脖子上还有几个圆形的“豹斑”，其做工技艺精湛。从整个西夏出土文物看，浮雕西夏瓷马头在全国还是首次发现。
如今，走进这个古老的村落，依然能在渠边、路边和地头发现碎瓷片。据村民介绍，当地村民为了省事，在打桩盖房和建羊圈、牛圈等基础设施时，把碎瓷片和泥土一道都用上了。所以，文物专家们无意中会在村民房屋的土墙上看见碎瓷片。那些瓷片，后来经专家考证，几乎全是西夏时期的瓷器碎片。而且沿山坡的土层里露出的许多烧焦或腐朽的木头也都是西夏人当初住过的房屋留下的痕迹。村庄南边的山坡和台地已经被当地文物部门确定为西夏遗址。武威市文物部门勘定的结果显示：该遗址东西长约500米，南北宽约260米，以西为草木茂盛的山区牧场，以东杂木河两岸是开阔的平原农田。西夏时期，这里是党项族放牧、从事手工业生产和居住的地方。如今，整个村落遗址，不少被辟为农田，现已耕种。
1992年9月至1993年上半年，经国家文物局批准，甘肃省考古研究所对塔儿湾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其中的西夏黑釉剔花牡丹瓮和黑釉牡丹瓮，被中国社会科学院西夏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史金波先生称赞为“线条流畅，活泼大方，刻画精细，疏密得体，是瓷器中少见的作品”。同时挖掘出的双耳乳丁饰纹褐釉小扁壶等都是西夏瓷器中的珍品。武威市唯一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专家党寿山在他的《武威文物考述》中指出：“塔儿湾还出土了烧制瓷器用的匣体和支垫，附近还产瓷土，可以推定这些瓷器为当地烧制。”虽然目前尚没有挖掘出西夏瓷窑以证明这些瓷器是当地烧制的，但从发掘情况看，该遗址是我国迄今发现的保存最完整的西夏村落遗址。
当时出土数量较多的是一批西夏时期烧制的各种瓷器和大量瓷片，其中较为珍贵的有墨书西夏文的白釉绘花瓷罐，高46.5厘米，大圆口，短颈，直圆腹，下略收，施白釉，腹部用褐釉绘缠枝牡丹，古朴豪放，反映出西夏较高的手工业制瓷工艺水平，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还有白釉高足盘、碗、黑釉扁壶、瓶、灯、罐等一批文物。另外还在此地陆续发现了许多窑具和窑址留下的灰层堆积物。
因塔儿湾西夏遗址是我国西夏考古史上迄今发现出土西夏瓷器数量和种类最多，釉色、花纹繁杂的一处遗址。甘肃本土不少媒体指出，已申报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的塔儿湾西夏遗址，是“目前最有研究价值的西夏瓷窑遗址”。
灵武窑：西夏陶瓷研究的第一把钥匙
瓷器被誉为中国的第六大发明，从它对人类文明发展所起的作用来说，仅次于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和丝绸。宋代是我国瓷器生产的鼎盛时期，五大名窑（定、汝、官、哥、钧）如五朵金花盛开在宋代的文化版图上，八大窑系遍布全国。然而，由于后来的元统治者对西夏文化进行封杀，使得西夏的瓷器生产无法被历史承认，甚至到了1980年前后编写《中国陶瓷史》时，因为缺乏可靠的历史资料和实物，产生了西夏瓷器没能走进中国陶瓷史的遗憾。
由于西夏境内缺乏金属矿产，许多容器只能寻求其他代替物，因此瓷器在西夏党项人生活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尤其是西夏建国后，在和宋朝的贸易中，瓷器占据了很大比重。
煤是烧制瓷器的主要燃料，宁夏灵武境内的瓷窑堡地下蕴藏着丰富的煤资源。同时，这里的煤矿层中含有充足的石泥岩，是优质的制瓷陶土。窑址旁边的河沟常年流水，为窑场提供了丰富的水源。瓷窑堡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具备了建立瓷窑的基本条件。
1971年4月，在原灵武县崇兴台子大队的田地上，就出土了112件精美的瓷器。宁夏回族自治区博物馆考古人员经过研究，认为这些瓷器造型虽与中原地区的瓷器相似，但从艺术特征和文化内涵来看，是西夏人烧制的。考古人员分析认为，这些瓷器可能是西夏皇室和贵族的藏品，作为西夏古都的灵武境内有可能存在瓷窑遗址。
198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内蒙古额济纳旗的居延汉代烽燧遗址考察时，得到不少西夏至元代的遗物。考古人员对出土的两只大瓮进行分析后认为，如此巨大的瓷器绝非远途运输之物。他们联系到崇兴台子大队出土的神秘瓷器，推测灵武境内可能有瓷窑遗址存在。
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的马文宽研究员，在完成198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居延汉代烽燧遗址考察过程中，面对在居延汉代烽燧遗址考察中发现的具有宋代风格的瓷器，因缺乏对其作为西夏的实物的例证而苦恼，无意中，他在明朝《嘉靖宁夏新志》中发现了线索。该书记载：“瓷窑山，灵州东北60里，为陶冶之所。”史志中记载的这座瓷窑山，在西夏时期是否生产瓷器呢？这座瓷窑遗址究竟在何处？就这样，神秘的灵武窑吸引马文宽前往灵武，揭开这个谜底。1984年6月，在县城以东35公里、距瓷窑堡镇西北4公里处终于找到了瓷窑遗址，并发掘出大量的瓷器、窑具残片，他当即把瓷窑堡遗址作为研究西夏瓷历史的突破口。
1984年至1986年，考古队经过3次系统发掘，共清理西夏窑炉3座、西夏瓷器作坊8座、元代瓷器作坊1座、清代窑炉1座，发掘面积约700平方米。出土瓷器、瓷具、窑具共3000余件，同时发掘出大量墨书西夏文瓷片、墨书汉文西夏年款的瓷片和西夏钱币。他们还发现，这里烧制的瓷器属西夏、元、清3个朝代，其中西夏时期的数量最大。西夏境内出土的陶瓷器以前多被定为北宋或金的产品，宁夏灵武瓷窑堡的调查发掘订正了史误，由此确立灵武瓷窑堡瓷窑遗址是位于我国最西北的一处古瓷窑遗址。
在瓷窑堡以北约4公里的回民巷，后来也发现了一处西夏瓷窑址，由此填补、确立了西夏陶瓷史研究中的空白，也确定了西夏瓷器在中国陶瓷历史上的地位，为研究西夏的物质文化尤其是陶瓷文化提供了珍贵的实物。
西夏瓷：中世纪陶瓷的宝藏
从1974年灵武窑的挖掘开始，对西夏瓷器生产基地的探究一直是西夏研究者关注的焦点。在西夏王陵挖掘过程中，出土的建筑物附件中的琉璃鸱吻龙头鱼尾、琉璃摩羯、妙音鸟等，也体现了西夏烧制陶瓷的高超工艺。史金波称赞这些文物“既是实用的建筑构件，又是赏心悦目的艺术品，其中不少可列为中国中世纪陶瓷的代表作，即使把它同现代的优秀瓷制工艺品相比，也毫不逊色”。
英国人斯坦因率领中亚“探险队”，在1914年第三次前往黑水城挖掘时，就挖掘出大量瓷器，在《斯坦因黑水获古纪略》中这样记载：“觅得有釉之碎陶器甚多，率作青绿二色，间杂冰裂纹，大块碎片不少，此种陶器即当地所产。”可见，远离西夏都城上千公里的黑水一带，也有大量西夏瓷器。这些瓷器是从其他地方调运去的？还是本地也有瓷窑？上世纪80年代后期，考古工作者在内蒙古境内的伊金霍洛旗、准格尔旗境内，宁夏考古工作者在贺兰山东麓的缸瓮井、插旗口等地也发现了西夏瓷窑遗址。从鄂尔多斯高原到祁连山下的河西走廊东西近千公里，从宁夏海原到内蒙古额济纳旗南北上千公里的西夏境内，都发现了西夏瓷器甚至窑址。西夏之瓷遍布当时的西夏帝国境内。而这些地方出土的一些西夏瓷器，走进了“国宝”行列，完全可以和当时宋朝境内的窑址生产的瓷器媲美。
塔儿湾西夏遗址的开掘，标志着西夏瓷窑目前已经有3处被正式考古发掘（前两者为瓷窑堡和回民巷窑），它们和当时鼎盛于世界的宋朝陶瓷有没有关系，如果有，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
宋代是我国陶瓷发展史上第一个黄金时代。与宋朝同时，中国北方并立的3个少数民族政权，即契丹人建立的辽，党项羌人建立的西夏和女真人建立的金，也都有各自的制瓷业。这些地区所生产的瓷器除具有本民族的特点外，还有明显受到唐、宋北方诸窑影响的痕迹。
韩小忙先生在《西夏美术史》中明确表达了西夏瓷器和宋代瓷器的关系：“回民巷窑受陕西耀州窑的影响较大。瓷窑堡窑以盛产白釉瓷和黑釉剔刻花瓷为自己的特色，可能与山西北部诸窑生产的剔刻花瓷有关。”可见当时在宋朝和北方少数民族之间陶瓷工艺的传播和流布状况。
西夏的瓷器工艺，一方面继承了中原地区的经济实力和文化，另一方面也尽可能地体现北方民族的粗犷性格，这使它缺乏中原地区官窑生产的细腻、柔和、艳丽的特性，这是一种差距，也是一种独特风格的体现，也使西夏瓷成为中国瓷器史上秘藏的珍品。
中国瓷是如何走向世界的
——读石云涛《中国陶瓷源流及域外传播》
●全红霞
当读者读完这部书，想必对于陶瓷的英译为什么是“china”会有更好的认识。
陶器是世界上许多文明地区自发生成的，而瓷器则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的伟大创造。
瓷器的产生经历了从陶到瓷的漫长时光，原始的红陶、稚拙的灰陶、美丽的彩陶、精致的黑陶和雅净的白陶，都在为瓷器的诞生奠定基础。商代终于产生了原始瓷，东汉时期有了成熟的瓷器。从此化泥土为神奇，陶瓷在匠人巧夺天工的手艺之下，不断向人类展示其千姿百态的倩影。
瓷器首先在中国的浙江越地产生，流播全国各地，各地瓷器又产生出自己独特的工艺，这种工艺又向更广阔的地区传播，形成各个窑系；而后又越出国门，走向世界。本书为我们勾勒了这幅地图的全景，简明而扼要，清晰而生动。这就是石云涛先生最近出版的《中国陶瓷源流与域外传播》（商务印书馆，2015年5月版）。
这幅“地图”包括两部分，一是国内部分，一是域外部分。
中国瓷器工艺首先是在境内传播。本书的编排体例基本上以历史年代的发展顺序为脉络，论述各个时期具有代表性的陶瓷的造型、釉彩和工艺以及对前人的继承和发展，重点说明每一种工艺最初的起源地和这种工艺向其他地区的传播。隋唐是中国文化史上一段灿烂辉煌时期，陶瓷生产就是一个绝佳的见证，南青北白，照耀世界瓷坛千年。宋代是我国瓷业发展史上的繁荣时期，孕育了八大窑系与五大名窑。元代完成全国统一，景德镇瓷器渐有压倒众芳之趋势。明代景德镇成为全国制瓷业中心，明清时期景德镇高质量彩瓷的烧制成功，是陶瓷业一项伟大成就。本书将中国历史上各种瓷器工艺的源流进行细心的描述，让人一目了然，看到中国各地瓷艺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
中国陶瓷产品流播全球各地，先是精美的瓷器受到欢迎，接着是复杂的瓷艺逐渐为域外所掌握。中国瓷器和瓷艺向域外传播的路线和方式头绪纷繁，有着复杂的历史背景，伴随着政治斗争、商业竞争，并不容易说清楚。本书作者多年来从事中外文化交流史的研究，他的叙述以历史记载与新的考古发现相结合，有点有面地勾勒出瓷器和瓷艺在全世界范围内传播的路线图，覆盖了东亚、东南亚、南亚、西亚、北非、欧洲、美洲等几十个国家和地区。这是一部中国陶瓷发展史，也是一部中外陶瓷交流史。
这本书是一本历史通俗读物，叙述通俗明白，配以作者从不同国家和地区考察得来的文物图片，做到了图文并茂。书中有很多关于中国陶瓷影响他国的例子，例如唐代越窑青瓷名闻海外，新罗国张保皋等人从中国招聘制瓷工匠，从浙江引进先进的青瓷烧制技术；新罗时代晚期开始，朝鲜半岛就与盛产青瓷的我国五代吴越王朝有着密切联系，一直到后来的高丽时代仍然来往不断；日本派往中国的遣唐使主要学习唐朝先进的文化及艺术，同时大批留学生和从事专门技艺的人才在中国也学习各种手工艺制作，奈良三彩就是由在中国学习的工匠将唐三彩的一整套制作工艺发展而来。明代瓷器传播达到鼎盛，遍及亚、非、欧、美各大洲，从东南亚、南亚、阿拉伯、东非直到欧洲，从装饰品、陈列品扩展成为日用品，这样的影响贯彻至今。
当读者读完这部书，想必对于陶瓷的英译为什么是“china”会有更好的认识。
外销瓷：连接中国和世界的纽带
我国的瓷器输出主要是海陆两路，陆路即唐以前的“丝绸之路”，另一条就是唐宋以后东到朝鲜、日本，南经东南亚、南亚、西亚，远达非洲的“海上陶瓷之路”，陶瓷主要是通过这条海路向外输出的。
唐、五代时期，波斯、阿拉伯商人纷纷来我国经商，多到广州登岸；当时扬州是南北交通的要冲，因此成为胡商云集之地；明州紧连越窑诸窑址，又是天然良港，日本遣唐使及商船大多从这里登岸；泉州也是以其优越的地理条件很快成为当时著名的对外贸易港口。我国的陶瓷就是经这些港口，东输朝鲜、日本，或由波斯、阿拉伯商人贩运到南海诸国，尔后转运到世界各地。当时出口的瓷器主要有长沙窑瓷、三彩瓷、越窑青瓷、巩县窑瓷、邢窑白瓷、耀州窑青瓷、鲁山窑瓷以及广东诸窑瓷器等。
宋元时期，中国瓷器的外销出现了空前繁荣的局面，广州成为最大的瓷器输出港，宋代越窑、龙泉窑、景德镇窑、耀州窑和磁州窑多是从这里输出。宋代广州的外销瓷窑主要分布在潮州、惠州、南海、佛山、廉江和遂溪。福建泉州在宋元时期也是对外贸易的著名港埠，主要输出景德镇的青白瓷、龙泉青瓷、青花瓷等。宋元时期的外销瓷以越窑、龙泉窑青瓷为主，其次是景德镇和福建、广东各窑制造的青白瓷、白瓷，元代的青花瓷也大量用于外销。泉州窑和德化窑产品运销的国家和地区也很广泛。可以说，在唐、五代的基础上，宋元时期的中国瓷器风靡印度洋。
明清时期，由于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我国瓷器的对外贸易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郑和下西洋是我国对外贸易史上的盛举，使中国瓷器广泛地流传到南亚、西亚和非洲各地，其中青花瓷尤受欢迎。中国和欧洲直接的瓷器贸易始于明代，16世纪葡萄牙是第一个和中国直接进行瓷器贸易的欧洲国家，此后，中国瓷器大量流入里斯本，致使里斯本很快代替了中世纪意大利的威尼斯，成为欧洲专门销售东方古董和中国手工艺品的中心。邻国西班牙则是把菲律宾作为和中国进行贸易的据点，将购买来的中国瓷器转运，横渡太平洋(12.23,0.08,0.66%)到达墨西哥的阿卡普尔科，然后再由西班牙商船运回欧洲。荷兰从17世纪开始代替了葡萄牙，垄断了欧洲国家和中国的瓷器贸易，到了18世纪中叶，欧洲市场上经营中国瓷器的主要由法国、英国所取代。此外，德国、俄国、丹麦、奥地利、瑞典、美国等也被中国瓷器所吸引接踵而来。
明清时期，我国输出的瓷器主要是景德镇的青花瓷、彩瓷等，另外还有许多纹饰图案是依照外商从欧洲带来的样品，由中国绘瓷工人精心摹绘的，题材大致包括纹章瓷、人物图画(诸如神话、宗教故事和风俗画)、船舶图画以及码头风景画、花卉图四种。19世纪20年代以后，由于日本和欧洲瓷业的发展，特别是由于清政权的腐败而造成的社会动乱，使我国瓷业生产逐渐衰落，瓷器的外销也就每况愈下了。
中国海瓷艺术
张永庆，出生于1978年，2005年毕业于天津美术学院中国画系，师从霍春阳、贾广健、何家英、周午生，其作品细腻、生动、传神。2010年作品《竹林鸣归》获滨州市首届花鸟画展一等奖；2011年《故园秋意图》入选山东第十五届新人新作展。现为中国海瓷艺术研究院研究员。
郝晓芳，女，山东潍坊人，1986年12月生，2009年毕业于学院美术学院，获学士学位，2012获设计艺术学硕士学位。擅长工笔花鸟创作，师从学院余建荣、冯美庭教授，深得其艺术要领。作品《花鸟系列NO.2》在博览会展出并收藏，多件作品被景德镇市陶瓷博物馆及个人收藏，在省级以上专业杂志中发表学术论文三篇。现任中国海瓷艺术研究院专职画家，从事陶瓷釉上釉中工笔绘画。
山东海瓷集团位于山东无棣经济开发区，是一家集产品制造、艺术品开发、文化休闲旅游、海洋资源利用、生活家居配套于一体的综合性企业，属国家重点高新技术企业、国家旅游饭店协会成员、清华大学社会实践基地、国家火炬计划项目承担单位。产品主要包括中国海瓷艺术、系列旅游产品、酒店用瓷、出口瓷、礼品及家庭用瓷、航空瓷等系列，5000余个品种。
海洋贝瓷又称“中国海瓷”，是继陶瓷、骨瓷之后世界第三大新瓷种。海洋贝瓷的原料中富含大量珍珠成分，含钙量极高，有如脂似玉之感，拥有“薄如纸、白如玉、声如磬”的美誉。海洋贝瓷中富含的钙对人体有保健作用，而且天然抗菌、无铅无镉，是名副其实的绿色环保陶瓷。同时还具有白度高、透明度好、热稳定性强和机械强度高等优良性能，填补了国内外空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成为世界最好瓷种，是我国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科技产品。
海底沉船的中国古瓷见证中国古代陶瓷的历史
英国海底探宝者麦克·哈彻在南海贝尔威德暗礁捞获的35万件中国德化清代瓷器，日前由德国内戈尔拍卖行在斯图加特公开拍卖，经过激烈竞拍，共获2240万德国马克。
中国古瓷是海底沉船中的最大宝藏之一，也最有考古价值。古时，我国海上贸易领先于世界，早在汉代就开辟了经南海前往印度洋的“海上丝绸之路”。宋元时，海上贸易更是盛极一时，海上航线四通八达。在我国茫茫的海域中到底静卧着多少沉船呢？据中国历史博物馆水下考古研究中心统计约有2000至3000艘，沉船中以宋元船只居多，沉船中还有一些外国船只，如唐代日本遣唐使沉没的海船、英国东印度公司和瑞典的沉船等。倘若加上世界各国来中国进行贸易返回途中的沉船，可谓不知其数。马来西亚古陶瓷研究专家魏止戈称这些沉船中的古瓷为“海底瓷都”。近20年来，载有古瓷的沉船不断有被捞起的报道。1983年英国人麦克·哈彻在南中国海发现了300多年前沉没的中国明代帆船，船内满载2万余件瓷器，虽经海水长期侵蚀和冲撞，但出水时依然光洁照人，在荷兰阿姆斯特丹拍卖时，以250万美元成交，平均每件价值112美元。1984年10月，韩国打捞起新安海底的中国宝船，得到2万余件中国元代古朴浑厚的青瓷。1985年，哈彻又在南海打捞了满载中国瓷器的荷兰沉船“格尔德马尔森”号，这是1751年在香港西南海域触礁沉没的货船，打捞得16．8万件清代乾隆年间的瓷器，这些光彩夺目的古董次年在荷兰拍卖，哈彻获得了1500万美元。
最近10余年来，在中国历史博物馆的牵头下，我国水下考古也进行了较大规模的活动。1999年在西沙群岛先后发掘了14处水下文物遗存，共出水元、明、清时代的瓷器1000余件，以碗、盘、碟、壶等日用品为主。
千姿百态的海底古瓷重现了我国昔日陶瓷的丰采，它们也说明古代中国与世界各国的经济、文化、社会交流的盛况，亦是中国数千年悠久文明史的见证。
解读中国青花瓷背后的历史信息——青花瓷的兴衰
导读：青花瓷是中国历史上对外贸易的一个大项，这个独具中国特色的产品当年行销世界。青花瓷最早在唐朝就出现了，从现存的唐代青花瓷及考古发现的残片看，唐代青花瓷质量不是很高。宋代青花瓷没有大的发展，依然在摸索阶段。元代有一些着名的青花瓷用品传世，质量已有很大提高。明朝是青花瓷迅速发展的高峰时期，中间虽有衰落，但到了清朝康熙时，青花瓷达到顶峰。清朝中后期，青花瓷彻底走向衰落，已无在国际上无限的风光。我不是研究青花瓷的专家，本文只是从明代青花瓷的一些变化，探讨一下历史重大事件对于青花瓷乃至中国的影响。
青花瓷虽然具有非常明显的中国特色，但是，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却来自海外。元代青花瓷之所以能在前代基础上突飞猛进，一个重要原因是，使用了来自海外的色料，明朝中前期也同样。专家称这种色料为“苏麻离青”、“苏渤泥青”等。它是锰含量较低，铁含量较高的钴料，故而能烧制出漂亮的青色花纹图案。有学者从“苏麻离青”从发音上说，这种色料来自索马里，也有说来自苏门答腊。但是，一般认为，“苏麻离青”来自波斯(今伊朗)和叙利亚一带。
明永乐的青花瓷工艺水平非常高，这与郑和下西洋有关。海上贸易的畅通，使得来自阿拉伯地区的“苏麻离青”(简称“苏青”)能够很方便地运到中国。宣德以后，明朝朝廷多次下令“禁造官样瓷器”，其原因很多，但青花瓷依然在少量生产。由于朝廷的这一命令，“苏青”的进口几乎停止了，烧制青花瓷的色料，主要是靠以前的库存。15世纪中后期，明朝青花瓷的生产又出现了上升，但此时，史书记载，库存的“苏青”已经用完。从青花瓷的色料上看，15、16世纪交界时期，进口的色料不多，主要用国产青料。实际上，国产青料很早就用使用，只不过因为含量与进口的“苏青”不同，烧制的结果不如进口“苏青”，因而，在进口能够保证时，国内窑口一般不愿使用国产青料，尤其是进口“苏青”也不很贵的时候，更是如此。
16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从嘉靖朝，一直到万历朝，青花瓷的技艺有所进步。但是，此时用于烧制青花瓷的色料已不是大名鼎鼎的“苏青”，而是一种叫做“回青”的色料。所谓“回青”，也就是“回回青”，与“苏青”一样来自阿拉伯。有专家考证，“苏青”与“回青”其实是同一种钴料的不同称呼，之所以不同是因为，“苏青”来自海上贸易，但“回青”来自与西域和中亚的陆路贸易。一般研究瓷器的专家，探讨这个问题解释到这里，找到了答案或结论，就算完成任务了。但是，我想把这个问题再扩展一点。明朝前期来自海上的“苏青”为何在明朝中后期会被来自陆路的“回青”取代?这种取代对于中国的青花瓷有什么影响?对于明朝历史又产生了什么影响?
明朝前期是郑和称雄海上的时代，从海外进口中国需要的货物很方便，从而使得“苏青”有大量的进口，以至于一直可以用到15世纪后期的明成化年间才用完。当进口的“苏青”用完后，明朝政F再想要进口的时候，却发现不行了。因为，在海上丝绸之路上出现了一批强盗，这就是葡萄牙人。达伽玛绕过好望角，到达阿拉伯和印度，被欧洲人称为划时代的进步。但是，达伽玛其实在阿拉伯就干着杀人越货的勾当，还在印度建立了军事堡垒。葡萄牙人还攻占了新加坡，推翻了当地政F，建立了葡萄牙人的政权。换句话说，随着欧洲人在海上丝绸之路的出现，几百年来，这条航线上各个亚洲国家之间的正常贸易被彻底打破，一伙欧洲强盗彻底破坏了正常的国际贸易秩序，完全使用武力，建立起自己的贸易垄断。这才出现了15世纪后期，明朝“苏青”库存用尽，不得不改用国产青料的现象。但国内青料当时的效果不好，明朝必须另想办法。
16世纪的大多数时间里，由于野蛮的葡萄牙人占据并垄断了海上丝绸之路，明朝不得不回避海上贸易，改用从陆路进口“回青”。但是，陆路进口“回青”的成本很高，因而我们在这一时期的明代史料中发现，明朝官府对于“回青”的使用严格控制，甚至还制定了防盗措施。到了万历朝后期，连从陆路进口“回青”都很难，青花瓷在明朝终于走向衰落。欧洲人占据海上丝绸之路为非作歹，对于明朝的影响之一是，财政收入下降，于是才有了万历时期张居正的改革中兴。但是，仅仅针对国内的改革，并不能改变日益恶劣的外部环境。由于财力的下降，改从陆路进口“回青”，最终也因成本日益高涨而难以维系。
欧洲人破坏了几百年间形成的亚洲海上贸易环境后，造成的另一个影响是，与远方的阿拉伯、印度贸易几乎中断，较近的东南亚贸易也受到很大影响。大批原先靠海上贸易为生的百姓，因无法从事正常贸易秩序而失去了生计，不得不沦为海盗。明朝中期，中国沿海的一些百姓加入到海盗的行列，就是这个原因。在正常的海上贸易秩序恢复之前，明朝政F很难放开贸易，Z压海盗和倭寇变成当务之急。在海盗平定之后，明朝又开放了海上贸易，但由于欧洲人控制了海路，自由贸易严重被破坏，结果以大不如从前。其实，当时的葡萄牙人只是更危险的海盗。在这场被野蛮的欧洲人引发的海上混乱中，唯一得以自保的亚洲小国家，只有日本。它借助中国的影响力，真正实施闭关锁国的政策，才使它没有像印度、菲律宾、印尼那样成为殖民地。当代一些历史学家不得不承认，日本当年彻底的闭关锁国，是它日后能够振作的必要条件。
欧洲海盗破坏海上丝绸之路的海洋贸易，明朝财力下降造成的另一个结果是，东北满族发现有机可趁，试图趁明朝虚弱之际，获得自己更大的利益，明朝Z压的能力有限，不能很快平叛。以至于养成后患。此外，整个16世纪，中国的海外贸易还在进行，但是，它发生了一个重要的改变。由于欧洲人没有多少实际有用的货物，只能用金银与中国交易，中国的货物反而一直在出口，金银又不能兑换成中国需要的东西，造成的结果是物价上涨、通货膨胀，这也成为百姓生计的威胁，引发了民变，或者成为农民起义。用内忧外患来形容明朝并不过分。
从总体上看，明朝中后期，文有张居正，武有戚继光，自然科学有李时珍、宋应星，他们的着作是当时世界范围内最优秀的自然科学成果，人文领域也有大批优秀的知识分子，中国社会的文明程度依然毫无疑问地领先于世界。但是，由于对欧洲人到来的深刻影响认识不足，对于欧洲人的本性认识不清，惯常使用的对付外邦的手段，面对欧洲人作用不大，明朝也没能及时找到对付野蛮欧洲人的有效手段，简单来说，守是没用的，必须主动出击，日本式的闭关锁国，如果没有中国做依靠，它也难以自保。种种原因，造成明朝意外地亡于满清。这是一个非常惨痛的教训，本文不打算深入描述明朝覆亡的原因，只是把青花瓷的变迁与当时的世界大事联系起来，也许能为我们认识明朝的最终命运提供一个新的角度。明朝之后，清朝的青花瓷其色料主要是国内色料，由于国外色料难以获得，中国人凭着聪明才智，研制出了同样出色的国内色料使用办法。随着欧洲人掌握了瓷器的技术秘密，中国的青花瓷终于失去了昔日的风光。抚今追昔，我们应该汲取怎样的教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