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与白一向是时尚界缔造不朽传奇的利器。相比之下,大红大金的着色,再配上雕龙画凤的图案,总给人一种富过露俗,略欠时尚的感觉。但“中国红”俨然翻了身,它将古玩与潮流集于一身,即使不是古董爱好者,也会对这份好礼倾慕有加。
初见中国红瓷,只能用“惊艳”二字形容。仿古的木制窗架、深褐色的半透明薄纱,硬是在菜市场般的展会大厅里隔出了一块皇室宫闱。凭窗摆设的木架上,通体鲜红并镶以金色图案的各式精致瓷器,在柔和的射灯照耀下,映射出熠熠光彩。“中国红”像磁铁般吸引了观者的眼球。
红瓷本身就是历史造就的奇迹。陶瓷史上的第一抹红,现身于唐代的长沙窑里。火与土的神奇交互,使原本用来烧绿色的铜,在还原焰的作用下,现出了红色。于是红瓷在历史的巧合下诞生了。
红瓷的烧制是一道世界性难题,由于红色釉料不耐高温,自古就有“千窑难得一宝”、“十窑九不成”的说法,在中国陶瓷史上,曾经有“祭红”、“郎红”等珍贵瓷品,但没有色相纯正的大红瓷。瓷坯原料选用珍贵的毛瓷原料临川高岭土,经过“素烧、釉烧、红烧、金烧”4次入炉、1450℃高温煅烧、贴12K足金金花纸、共20多道工序纯手工烧制而成。期间,需经过最少4次验坯工序,严格控制质量,成品率不到10%。
明初时代,红瓷烧制进入了第一个高峰期。当时坊间流传着一个动人的故事:明朝宣宗皇帝想要一套鲜红色的瓷器用来祭奠日神,于是诏令景德镇的督窑官加紧烧制。窑工们反复尝试,但就是烧不出鲜艳的红色,结果一个个被关进了牢房。一位工匠的女儿为了救出窑工,纵身跳入熊熊的窑火中。两天后,在少女焚身的窑炉中,人们惊奇地发现,烧成的陶坯呈现出像鲜血一样的红色。为了纪念这位少女,人们把这种红色的陶瓷称为祭红。只是,故事永远地流传下来,而烧制祭红的工艺却无端地失传了。
此后,人们虽然不断地探寻红瓷的烧制方法,但都无法企及祭红的工艺。直到清朝康熙年间,江西巡抚郎廷极在主持景德镇御窑厂时,才成功地烧制出另外一种别具特色的红釉瓷器,称为郎窑红。郎窑红色泽鲜艳、光洁度高,与祭红难分伯仲。然而,民间一句“要想穷,烧郎红”,却道出了烧制郎窑红的艰辛与不易。当然也只有皇亲贵族才用得起这罕世尤物。可叹的是,郎窑红的技艺又再次在世间蒸发了。
时至今日,最终续写上红瓷神话的,是2002年“中国红”的出现。在此之前,国人用了近20年的时间,研究大红色釉不耐高温从而导致色相不正的世界性难题。只到起用了一种比黄金还贵重的元素——稀有金属钽,红瓷的神秘面纱才终被揭开。
中国红瓷有深厚的传统文化(包括湖湘文化)、陶瓷文化,现代新文化滋养的艺术特制可以给人们带来巨大的艺术享受的审美愉悦,不同的欣赏口味都可以从它那里感受到与自己审美价值相同的美学特征。
笔、墨、纸、砚为我国古代著名的文房四宝,笔为之首,装笔的笔筒也就成了一种重要的文房辅助用具。明代朱彝尊对笔筒赞誉有加,作《笔筒铭》云:“笔之在案,或侧或颇,尤人之无仪,筒以束之,如客得家,闲彼放心,归于无邪。”笔筒的前身为唐代的笔船、笔床、笔格,最早大约出现于宋代,《中国古陶瓷图典》中称“笔筒,文房用具,插放毛笔之用,始见于宋,流行于清,器型似筒状”。因小巧精致、使用方便,很快便风靡一时,至明末清初时盛行,成为文人墨客书房中的一朵奇葩,至今仍长盛不衰。笔筒材质多样,有瓷、木、竹、漆、铜、水晶、端石、玉、象牙、料器、紫砂、翡翠和镏金等,以竹木笔筒居多。对其古制,明代文震亨在编撰的艺术鉴赏典籍《长物志》中称之“古样,中有孔插笔及墨者”。另载:“笔筒湘竹、棕榈者佳,毛竹以古铜镶者为雅,紫檀、乌木、花梨亦间可用。”笔筒传世很多,其身上精美的绘画图案,精湛的雕刻艺术,美不胜收,令人赏心悦目。武汉博物馆珍藏有不同材质的文房笔筒,笔者选取其中精品及个人收藏珍玩,略加赏析,以飨读者。
竹笔筒:竹是中国有着特殊文化意蕴的植物,与“梅、兰、菊”一起被称为“四君子”,和“松、梅”一起则被称为“岁寒三友”,其象征的高雅品格和坚贞精神,历来为国人所尊崇。竹雕也称竹刻,是以竹为材质雕刻而成的工艺品,清末古玩收藏家赵汝珍在《古玩指南·竹刻》中写道:“竹刻者,刻竹也。其作品与书画同,不过以刀代笔,以竹为纸耳。”明代中叶以后,在竹雕文化极其发达的江南地区,逐渐形成了金陵(今南京市)和嘉定(今属上海)两个竹雕艺术中心,清代乾嘉文人金元钰所著《竹人录》记载:“雕琢有二派,一始于金陵濮仲谦,一始于嘉定朱松邻。”中国文人士大夫大多钟爱竹子,北宋苏东坡诗云:“无肉让人瘦,无竹让人俗,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文房之中,用竹子加工成的臂搁、镇纸、墨床、水盂、砚屏、笔觇、笔山等比比皆是,文人尤其崇尚使用竹雕笔筒。明代晚期的著名文人屠隆就对竹木笔筒情有独钟,在《文房器具笺》之笔筒条中写道:“湘竹为之,以紫檀、乌木棱口镶坐为雅,余不入品。”清代扬州竹雕大家潘西凤也曾在笔筒上以隶书刻款曰:“虚其心,坚其节,供我文房,与共朝夕。”由此可见竹雕笔筒蕴含的深厚的文化内涵和独特魅力。
朱三松竹雕人物笔筒
明朱三松竹雕人物笔筒,高17.2厘米,口径16.1×15厘米。竹质,略呈椭圆形。用一节楠竹作筒身,精雕细刻而成,色似栗皮,色泽光润。笔筒口和底部用红木镶嵌,底边鼎立三小足,底面刻“其节高其气融贞坚自矢俦与而同三松制”隶书词款。款下篆刻一阳文“朱”字小印。朱三松活跃于明末,字稚征,克乘家学,不仅会雕刻立体圆雕,而且更精于浮雕,使嘉定派的竹雕艺术得到长足的发展。此笔筒构思巧妙,运用深浮雕技法,用笔如刀,线条流畅,剔透玲珑,筒身上刻魏晋“竹林七贤”优游情景:竹林深处有一老翁持书沉思,山石下二翁对弈,一翁持杖站在旁边观棋;另一丛林中有一人抚琴,旁坐二人,一人举杯欲饮,一人静坐聆听;另一侧,一翁立于山溪桥上,后随一背着铲子的小童。下方案侧有二童,一持扇烹茶,一欲行。纵观笔筒,器身人物众多,神态各异,茂林修竹,小桥流水,景致生动传神,且刀法简练而多变,布局巧妙,层次感很强,集镂雕、浮雕、阳刻于一炉,深得嘉定派竹刻之灵韵,显示出作者深厚的功力和造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