韵石
忽然想起了汝州方言“大胎泥”这个有趣的话题。“这孩子是个‘大胎泥’，日后肯定有出息”、“这人一副‘大胎泥’的样子”……由此可知汝州方言“大胎泥”是比喻人高大丰满，一副大大咧咧的模样，隐喻必成大器。其实“大胎泥”与汝州陶瓷制作工艺有关，是陶瓷工业高度发达文明的结晶。
陶瓷是中国对世界的“第五大发明”，汝州是中国陶瓷的主要发祥地之一，位居北宋五大名瓷之首的汝瓷因产于汝州而得名，史前文化时期汝州陶人的杰作鹳鱼石斧彩陶缸，至今作为国家博物馆的镇馆之宝，被国务院规定为不可出国移动展览的67件国宝之一；国宝严和店汝瓷文化遗址、张公巷官窑文化遗址等无不昭示着古代汝州陶瓷工业的文明程度。选入汝瓷邮票发行、传世汝瓷中的大器件选纹三牺樽，仅此一件传世。无法估其价值的宫廷陈设用瓷三足洗，台北故宫博物院珍藏的荷口碗，北京故宫博物院珍藏的撇足敞口微外卷沿碗等都在诉说着古代汝州瓷业的辉煌。
方言“大胎泥”正是在汝州陶瓷业高度发达、高度文明、高度辉煌的大背景下应运而生的。遥想当年，汝州百里窑炉林立，汝水两岸炉火熊熊。星罗棋布的陶瓷作坊内，数以千计的汝陶瓷工匠在练泥、拉坯、制胎、素烧、施釉……特别是在制胎过程中堆起的“大胎泥”分外吸人眼球，况且这些“大胎泥”经过能工巧匠的制作和炉火的煅烧变成了大器。久而久之，“大胎泥”走红百里窑场，盛传汝州乃至周边广大地区。由此可见，方言的产生与区域内劳动生产活动息息相连，与经济社会发展密切相关。
汝瓷是汝州地域文明的重要代表，方言“大胎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古代汝州的陶瓷工业文明。由“大胎泥”我想到了很多：虽然新时代的汝州陶瓷科技工作者经过艰苦探索，终使断代近千年的汝官瓷重现于世，虽然近年来我市陶瓷企业和作坊在不断发展和壮大，虽然陶瓷产品的花色品种不断增多、艺术含量日臻提高、品牌效应逐步形成，但还不足以达到形成“大胎泥”方言的浓厚氛围、繁荣程度和陶瓷文明。面对代代流传—汝州人耳熟能详的“大胎泥”，我们不得不深思如何创造新时代的陶瓷工业文明，为后世子孙留下继续传世的“大胎泥”？
“点茶三昧须饶汝”在北宋后期汝瓷茶具已是出类拔萃的品茶新秀了。宋代汝瓷产品几乎涵盖了生活、艺术的各个领域，日用瓷更是闻名遐迩。而在如今的汝瓷故乡，我们吃的喝的用的瓷器哪一件还是我们自己的产品呢？陶瓷工业文明建立在陶瓷工业高度发达和繁荣的基础之上。随着电视剧《大河儿女》的热播，钧瓷的知名度日渐盛隆。钧瓷形成了一个产业，可见其繁荣的程度。汝瓷艺人应当深思，我们如何根据现代人的审美趣味和使用需求，顺应市场规律，整合资源，调整结构，做大做强汝州陶瓷产业，再创汝州陶瓷的繁荣和辉煌，打造新时期的区域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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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瓷是泥与火的艺术
一、自然之火
在几千年前以至几万年前，在地球的大地上，生衍在这里的古代旧石器时代的人们就会用粘土做简单的器具，大自然的雷鸣闪电引起了森林之火，它将树木、草地和动物烧毁。同时也将粘土的器具烧得更硬、更结实，这个大自然赐于人类的意外发现，大概就是最初最原始的瓦器，也就是陶和瓷的前身。随着人类打石取火和钻木取火，人类能够主动取火和操作火以后，开始由不定居的茹毛饮血的渔猎生活逐步改变为定居的农业生活，因而迫切需要解决盛水的器具，而当时的人类已能够试着用粘土塑造有一定形状的陶罐、陶缸和陶钵。这从我国出土的红山文化和河套仰绍文化陶器以及江西万年出土的陶片就能一目了然。火的出现是人类的一大进步，没有火便没有陶。陶一开始就和火结下了不解之缘。由土变成陶的过程是火锻炼的结果，火是起到决定作用的；制陶人自己用火烧制是正常的生活劳动需要。没有火也就没有人类的文明，陶的出现就是人类进步的重要历史见证，陶是最古老的火的艺术。
二、神秘之火
随着陶瓷的发展，后来出现了瓷，瓷在泥的选择配制和锻烧方面的就更考究。在中国不同历史时期出现的窑有均窑、定窑、吉州窑、哥窑和镇窑等。而影响最大的是景德镇的陶瓷，在唐、宋朝便有近似玉色的湖田影青，到元朝时，出现了元青花，宋朝末年制陶人在釉里面放进以铜为主的金属沫能烧出一点红，到元朝中期(即至元戊寅)已能烧出较好的釉里红；与此同时色釉开始出现，如：到明朝时高温色釉已能烧出祭红、美人醉、郎窑红等，到清朝时已能烧出三阳开泰、火焰红、海棠红、美人醉；而低温的色釉就更加丰富，自明朝以后，如“红釉有胭脂红、矾红、荔枝红等，绿釉有苹果绿、鹦哥绿、翡翠绿、鱼子绿等，黄釉有烧黄、鸡油黄、金星黄、淡黄等，蓝釉有深蓝、淡天蓝等，黑釉有乌金黑等。这么多丰富的色釉除材质的配方不同，关键是烧成的掌握，即火的锻烧操作的结果。景德镇的陶瓷艺人，在长期的劳动智慧实践中，不断的总结经验，使之创造了这么多的名贵的色釉，能够烧制出声如馨、明如镜、薄如纸、白如玉的中国名瓷，当时的外国人能获得一件品如获珍宝，故有、这种说法，黄金有价，陶瓷无价。在世界工美史上为中国争得了光辉的一页。在科学并不发达的封建社会，这些名贵的陶瓷艺术品蒙上了神秘的面纱。但事实上这些名贵陶瓷是具有聪明才智的艺人烧出来的。为了保密，以致出现许多不成规的说法，什么，传子不传女，同时很多成功的经验当时不能从科学的角度来予以解释，也只有归于神，带有许多神秘的色彩，如在窑里女人是不能去的，去了便有邪气，到时瓷器就会烧不好，每次进窑烧的松柴，都很讲究，不能长，也不能短，满窑时都不能多说话，更不能说不吉利的话，烧窑前要杀猪、杀鸡、喝酒、放鞭炮、看农历、抽签打卦、烧香拜佛，求得神仙的保佑，显得神秘绝妙。陶瓷艺人在对待火的事情上显得格外慎重，建窑讲究风水、满窑讲究火路，烧窑讲究火候、开窑讲究时辰。
实际瓷器的烧成是陶瓷工人劳动实践智慧经验的汗水结晶；也不知是为了保密需要，还是寄托于神意希望，硬是说成是火神老爷的开恩，遇到烧制万件瓶时，更是热闹万分、香火袅绕、众人跪拜、虔诚地求火神爷保佑，显得格外庄重威严，一种难以捉摸的神秘色彩笼罩整个烧制过程，是神秘之火把陶瓷烧成。
三、神圣之火
进入现代的社会，大工业的发展、高科技的进步，人们已不满足局限于地球。已经能够飞向天体空间，人类可把月亮上的石头拿回地球上来，火星上奇异美景可以通过卫星传播到地球上来，原来神秘的东西，现在并不神秘。人们正在朝着高度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发展，国际上的对抗已逐步的以对话所替代，较宽松的环境为社会的发展进步带来良好的条件，艺术家的视野看得更开阔，不同国度的艺术家交往更频繁，甚至连对立地区的艺术家也能够坐到一起来共同研讨学问，探求艺术的真谛。各民族艺术的瑰宝已成为世界文化财富的组成部分；同时，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进步有助于陶艺家艺术个性的发展。
当代陶艺作品只有强烈的个性和风格，才有可能有它的自己存在的价值。而在形成个人风格作品的过程中，构思立意、材质的运用等等，而最后都要经过火的锻烧，才能体现这全过程的效果，所以锻烧——火在现代陶艺创作中，乃是最关键的、是神圣的。陶艺和国画、油画、版画艺术都有一个根本的区别，就是它们不需要锻烧，画成即可，而陶艺则必须经过锻烧，而锻烧中的过程和学问是很深奥的，是创作的进一步演变的深化过程，锻烧好是件成功作品，锻烧失败了，将会毁于一旦。因而现代每个陶艺家对待锻烧不可能不重视，也不应该不掌握，一位成熟的陶艺家应该是全面都能操作，中国曾在历史上是一个陶瓷大国，作为振兴中华的今天，一代新的陶艺家应该有这种雄心壮志，掌握这锻烧的技术。既然陶瓷是火的艺术，火在陶瓷艺术中是起到决定性作用的一环，那么，是否能掌握锻烧，应该成为鉴赏陶艺家的陶艺作品水平的重要标准之一。
时代的发展为锻烧带来了极好的条件，以燃料来分，以前只有柴窑、煤窑，而现在有电窑、气窑，以及自动化窑。烧窑的操作条件也越来越先进，这都为陶艺家们创作提供了有利的条件。现在的陶瓷工艺水平也越来越高，材质的丰富多样，交通的发展，运输的方便，也能较方便地购买到不同地方的泥和釉。
由于烧成气氛的不同处理，釉的变化绚丽多彩，真可称得上百花争艳、千姿百态。让我们的现代陶艺家们站在时代的前列，发扬民族传统、展示个性风格、运用熟练的技巧，亲手操作神圣之火，创作出跨世纪的神圣的陶艺之作。
陶瓷文明曙光初现
陶瓷是有着最广泛群众基础的一项收藏，它的文化背景也最为奥妙。
用火，是野蛮到文明的一个过渡。能够用火烧造一件陶器，是新石器时代的一个开端。正是这个发明，开创了中国陶瓷史的一个先端。因为有了陶器的发明，才有了后面瓷器的发明。
陶器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它能就地取材，随心所欲。我想捏个碗就捏个碗，我想捏个罐就捏个罐，相对来说比较容易。陶器是人类早期最依赖的一种用器。我们早期的用器，都是用物理方法采集到的，比如掰下一根树枝、砍砸一块石头，用来击打野兽，这都是最早期用物理方法去制造的一种工具。那么陶器是第一次使用化学方法，就是高温下改变物质的形态。
陶器有没有缺点呢？肯定有缺点。第一个缺点就是它易碎。陶器的另外一个缺点，就是吸水。今天可能感受不到这个缺点带给我们的困惑，而古人则是长时间为这件事困惑。比如说过去古人也喝粥，喝粥的时候用什么呢？他可能用植物的果实，比如用一个匏器，就是我们所说的葫芦，一剖两半儿，盛上粥喝；或者用一块兽皮，兜起来喝，非常不方便。自从陶器出现，他开始用陶器盛粥的时候，就发现问题了：陶器吸水。比如母亲盛了一碗粥，出门就叫：“小二，赶快回来喝粥吧！”再回头一看，粥成干饭了，是吧？陶器把水给吸掉了。所以，古人在长时间摸索陶器进化的过程中，不断尝试改变它的吸水率，不能让它太吸水。今天能够残留的陶器痕迹，就剩下一个花盆了。我们买的陶花盆是吸水的，而且要利用它的吸水性和透气性，保证花能茁壮生长，瓷器的花盆养花反而不好。依赖于这点，我们才能到今天还保留有一种陶器，跟我们的生活相关；如果不是这样，我们几乎就完全摆脱了陶器。
陶器还有另外一个用途，就是烧砖。红砖、灰砖都是陶器。今天提倡环保，国家已经下令不许挖黏土烧砖，但是我们还能看到被保留下来的用红砖、灰砖盖的房子，它们都是这个远古发明曾被广泛利用的一个证据。（待续）
瓷器与玉器文明的传承关系
瓷器是从陶器发展而来的，同时又是玉器文明的延续与发展。玉器与陶器同为新石器时代的产物。我国先民在磨制石器的时候，发现玉料并加工成玉器，把它制成生产和生活用具。他们认识到玉高于石，便把它作为装饰艺术品，后来又发展为贷币——璧，以至把它作为帝王权力的最高象征——玉玺，影响所及，百姓也把玉印作为信用的根据。世俗的权力象征，又转化为最高的神权象征。这一切，使玉器文明在古代以儒家为主要代表的思想文化领域，发生了极其广泛而又深远的影响，其中一个最积极的成果，就是导致陶器发展为瓷器。
丁华汉大师作品手绘·花红透半湖秋花瓶
一、瓷器是玉器文明的产物
陶器不是由一个地方首先发明而后再传往世界各地的，它是各地人民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各自独立地创造出来的。世界各国的考古发掘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各国先民之所以都能独立地创造出陶器，是因为先民掌握了火以后，几乎各地都有烧制陶器的泥料，而陶器工艺简单，烧成温度底，便于普遍掌握。当世界各地先民长期使用陶器时，中国先民则率先发明了瓷器，这是有历史原因的。
首先，瓷器是玉器文明的产物。中国先民在8000年前，几乎同时制造了玉器和陶器。玉器文明“是中华文明起源时期的主要特征之一，玉的神化和灵物概念是玉器时代意识形态的核心，中华民族形成爱玉的民族心理。”(牟永抗，吴汝祚等《中国在石器和青铜器时代之间曾有一个玉器时代》《光明日报》1990年7月4日)玉器受天然玉料的局限，不可能大量制作，于是先民致力于人工制造类似玉器的器皿，而把这种追求放在提高陶器工艺的基础上，则是最现实的了。这样，受玉器文明的长期熏陶，在不断提高制陶技艺的基础上，追求陶器的玉器效果，以满足人们的实用价值和艺术价值的需要。这种执着的追求，从釉陶，硬质陶得到启示，在先进技艺和一定的物质(如找到瓷土)条件下，逐渐达到理想的瓷器目标。
第二、瓷器是先进科技的产物。古代中国，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长期居于世界前列，在商代，我国制造和冶炼青铜器的技艺，达到非常精谌的程度。这种先进的工艺和冶炼技术(高温技术)，转移到制陶上，就产生了一种飞跃，陶发展为瓷。陶向瓷的转变，经历了长期的渐进过程。“大约在公元前16世纪的商代中期(远在3500年前)，中国古代劳动人民在烧制白陶器和印纹硬陶器的实践中，在不断的改进原料选择与处理，以及提高烧成温度和器表施釉的基础上，就创造出了原始的瓷器。”(《中国陶瓷史》第76页)再经历1700多年的长期探索，在东汉时候(距今1800余年)终于烧制成功了成熟的青瓷器。原始瓷器和青瓷器一直在向玉器效果逼近，而到三国两晋南北朝时，终于达到了“越瓷类王”的效果。可是，先民并不就止停步，而是继续向新的高度攀登。到了唐、宋，瓷器比较普遍地达到了玉的意境。元、明、清以来，烧制的瓷器更是巧夺天工，在瓷质的细密和晶莹光泽等方面，达到了精美绝伦的高峰。
二、瓷器的玉器效应
中国瓷器从它的发明，发展全过程来看，瓷器的玉器效应是纵贯古今；从横向来看，南北诸窑尽管千姿百态各具特色，而玉器效应则是它们共同的本质特征。这是由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传统决定的。
从商代的原始瓷器发展到东汉青瓷，是向玉器效应逼近的过程。三国两晋南北朝时，就出现了“越瓷类玉”的意境。北朝山东省淄．博寨里窑青瓷“明亮润泽”，精美的莲花办尊”胎骨坚致，釉色莹润，造型优美，纹饰华缛”。河南省安阳北齐武平六年(公元575年)范粹墓首次发现了北齐的白瓷。这批早期白瓷具有明显的特点：“胎料经过淘练，比较细色，没有上化妆土。釉层薄而滋润，呈乳白色。”唐代，邢窑白瓷与越窑青瓷分别代表了北方瓷业与南方瓷业的最高成就。当时，“白瓷精品已达到了体薄釉润，光洁纯净的地步。”杜甫诗：“大邑烧瓷轻且坚，扣如哀玉锦城传，君家白碗胜霜雪，急送茅斋也可怜。”“扣如哀玉”，说明经高温烧成以后，胎体烧结得很好。唐代越瓷，顾况《茶赋》说它是“越泥似玉之瓯”。唐代晚期，越瓷“滋润而不透明，隐露精光，如冰似玉。”《景德镇陶录》卷五记载：“唐武德中镇名陶玉者载瓷人关中，称为假玉器，且贡于朝，于是昌南镇(景德镇古名)瓷名天下。“霍窑”佳者莹缜如玉广…·邑志载唐武德四年诏新平民霍仲初等制器进御。”五代时的柴窑瓷器“其色正碧，流光四照。”
宋代，瓷器发展到了辉煌时期。如果说唐人称赞越瓷是修辞学上的譬喻，那么，宋人烧造龙泉青瓷却是巧夺天工的实际。宋瓷“是我国陶瓷历史画廊中的杰作与瑰宝。”宋代南北方各个名窑的共同本质特征，追求玉器效应更为强烈。官窑釉色莹澈，哥(含章生兄弟)窑纯粹如美玉，汝窑莹润如堆脂，定窑色白而滋润，“浮梁巧烧瓷，颜色比琼玖”，龙泉青瓷翠绿晶润的梅子青更是青瓷釉色美的极致，黑瓷烧出了玳瑁那样的结晶釉和乳润釉。苏东坡赞美“定州花瓷琢红玉”。北宋耀州窑，元丰七年德应侯碑记：“巧如范金，精比琢玉。……馨其声，铿铿如也，视其色温温如也。”以上写的声，色正是玉的特征。史学界认为，如果把唐人对浮梁瓷誉为“假玉器”和“佳者莹缜如玉”的评语，用于宋代景德镇的青白瓷是更符合实际的。宋代景德年间，这里因生产的瓷器“光致茂美，四方则效”而得名景德镇。《格古要论净说：文天祥经过永和，窑内瓷器变为玉。这个记载带有神话色彩，但吉州窑的瓷器达到了玉的效果却为考古实物所证实。宋代龙泉窑“出现了不少模仿古代铜器和玉器造型的器物广…。·仿玉器的有琮。”龙泉青瓷“是巧夺天工的人工制造的青玉，宋代龙泉青瓷每一个碎片，至今仍令我们为它的美感所倾倒。”龙泉窑模仿古代铜器和玉器的造型，是对商代文化的继承和发展。
《中国陶瓷史》认为：“元代以前瓷器的釉色主要是仿玉类银的局面。”
三、彩釉强化了玉器效果
元代以后，中国瓷器进入了新的繁荣时期，它在继承优秀传统的基础上，出现了百花争艳的局面，其主要特征是，各种彩釉把瓷器装饰得更加绚丽多彩。但彩釉不是淡化了瓷器的玉器效果，而是使玉器效果更加强烈，更加异彩纷呈，某些精品甚至超越了玉器，使“泥土变金玉”成了活生生的现实。元代，青花器的烧制成功，是中国制瓷史上划时代的事件。青花瓷器的明净素雅正是玉的意境，它一经出现，便以旺盛的生命力而迅速发展起来，使景德镇迎来了空前的繁荣，成为中国最具民族特色的瓷器而闻名于世。元代的釉更红和洁白润泽的枢府卵白釉都是具有强烈玉感的新创造。
明代，以成化斗彩为代表的彩瓷，是我国制瓷史上的空前杰作。斗彩“成窑酒杯，每对至博银百金。”这正如《陶说》序言所说：“瓷器与金玉同珍者，有其过之，无不及也。”永乐，宣德时期铜红釉和其他单色釉的烧制成功，则表明了当时制瓷艺人的高度技艺水平。永乐宣德年间造的祭红，为色调庄严肃穆，深沉安定的深红色，也有象红宝色一样艳丽的。宣德时期的瓷器“汁水莹厚如堆脂，光莹如美王”。斗彩，铜红釉，单色釉等彩瓷，使瓷器的玉器效果更加绚丽夺目。成化朝青瓷“胎薄釉白而青色淡雅”，“玲珑、精巧”的造型，配上“柔和淡雅而又透澈的蓝花”；嘉靖朝青花“呈现一种蓝中微泛红紫的浓重、鲜艳的色调”，使人感到“幽菁可爱”。
清代，在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社会经济进入一个繁荣时期。中国瓷器的生产，也在这个时期达到了历史的高峰，进入瓷器的黄金时代。凡是明代已有的工艺和品种，大多有所提高或创新。这一时期，又创制了很多新的彩釉和品种，例如粉彩、珐琅彩、釉下三彩、墨彩和鸟金釉、天蓝釉、珊瑚红、松录釉，以及采用黄金为着色剂的胭脂红等。康熙五彩一般都是彩色鲜艳，光泽透澈明亮。康熙寸人许谨齐写诗赞誉郎廷捆督造的瓷器“雨过天青红琢玉，贡之廊庙光鸿钧。”郎窑红因宝光艳色而鲜艳夺目。美人醉则兼幽雅清淡，柔和悦目，给人以意境深远的美感。雍正粉彩比五彩更为娇艳，以淡雅柔丽名重于世。乾隆朝，把许多玉雕品都做成粉彩瓷器。唐英窑“至此集大成矣……龙缸、均窑追绝业，复古制，翡翠，玫瑰更出新色。”
鸦片战争后，洋瓷充斥我国市场，加上国内反动统治者的剥削压迫，瓷业生产遭到严重摧残。但我国瓷业在与洋瓷的竞争中，也出现了新工艺、新材料、新装饰。民国初，从国外引进了新彩颜料，贴花纸、金水、电光水等。不过，万变不离其宗，瓷器的玉质风彩始终一脉相承。
新中国建立以来，各大瓷区在继承玉器文明传统的基础上有了新的蓬勃发展。酸陵的釉下彩晶莹润泽，淄博的鲁玉瓷，唐山的白玉瓷，德化乳白釉做成的瓷雕，简直就是一座玉雕。北京李鸿仓发明陶玉，用于生产工艺美术品及建筑装饰砖板，产品远看似玉，近看是陶，通体自然花纹，色彩变幻奔放。作者介绍，陶玉是受中国南京雨花石、青海丹麻玉等的启发，经过多年研究发明的。白如玉一直是瓷都景德镇的特色，它清秀淡雅的青花瓷，万紫千红的粉彩瓷，巧夺天工的薄胎瓷，五光十色的颜色釉，晶莹剔透的玲珑瓷等，都具有玉的本质特征。
“瓷器之源，与国齐名。”李政道先生的题词，说出了中华民族玉器文明的特征。瓷器是我国的伟大发明，它集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于一身，它作为玉器文明的结晶，得到了世界的认同和高度赞誉，至迟从九世纪下半期起我国陶瓷已输出到国外。陆上丝绸之路所到的西亚，海上我国唐代东西洋航路所及之处，都发现有唐瓷碎片。日本陶瓷学者三上次男把这条运输瓷器的海上航路称为“瓷器之路”。正是不朽的瓷器记录了古代人民友好往来的踪迹。瓷器不仅有重要的使用价值，而且有很高的艺术价值。中国瓷器文明对人类文化做出卓越的贡献。日用瓷和艺术瓷在未来社会也必将长期作出新的贡献；建筑、卫生陶瓷的普遍使用给人类文明增添了新的光彩；而特种工业陶瓷则在工业、科研和航天技术设备等方面，显示这种新材料的无比优越性，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
探讨瓷器是玉器文明的延续与发展，有助于深刻地认识瓷器的丰富内涵及其本质特征。瓷器的胎质细密和色泽莹润则是玉器本质的再现。
反映瓷都景德镇陶瓷历史与工业文明的电影
一部酝酿数年、反映景德镇陶瓷文化生活的大型电视连续剧《御窑根》(暂名)将于今年下半年在我市开拍。“五一”前夕，市委书记许爱民，市委常委、宣传部长马玉玲分别会见了剧组主创人员。
许爱民在市委常委会议室会见剧组主创人员时指出，景德镇陶瓷历史文化深厚，制瓷技艺独领风骚，是世界上最早出现的工业城市之一。要反映好这座世界名城、千年瓷都的故事，需要一个强大的创作班底。他要求剧组主创人员要突出主旋律，把握好时代脉搏，深入研究景德镇的过去、现在与未来，选好主题，找准切入点，打造出反映瓷都景德镇陶瓷历史与工业文明的影视剧精品。
公安部金盾影视文化中心总编辑施建中说，作为摄制方，在景德镇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下，我们有能力，也有信心精心打造这张不仅仅是景德镇的“名片”，也是中国的“名片”。
马玉玲在剧组下榻宾馆看望剧组主创人员时勉励大家深入生活，精心创作，不断挖掘，努力打造，早出成果。
据金盾影视文化中心影视部主任、制片人娄红平介绍，电视连续剧<御窑根》是由景德镇“草根编剧”程勤、吴国珊原创，金盾影视文化中心倾力打造的一部弘扬主旋律的文化大剧。这部经典剧目，得到了公安部和国家广电总局的大力支持，已被国家广电总局列为2008年奥运会期间全国公映的重点献礼剧目。届时将向国人和更多的国际友人展示景德镇陶瓷历史文明与瓷都风情。目前，正在组织北京专业编剧与原创编剧对剧本进行精心修改，全剧暂定为25集，由香港上市公司、北京海湾集团全额出资摄制，计划今年8、9月间在景德镇开机拍摄。
陶瓷文化：紫砂壶艺与泥料的互为作用
任何一件艺术品的诞生,都离不开所需的材料及艺术的加工,这二者之间又常常为达到同一目的而互为作用,相互渗透,从而使作品本身不断改进,日趋完善,并在其它综合因素的营造下,逐步为人们所接受。
紫砂艺术的产生与发展和其它艺术门类一样,离不开二者之间的关系与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讲,紫砂艺术涉及的范围与融合的多边艺术是其它艺术门类相距甚远的。稍稍懂得一点陶瓷常识的人都知道,一件陶艺作品的产生需要经过许许多多复杂程序与过程。它不仅需要熟悉泥的性能、成型特点、干燥过程以及窑温的变化诸类条件外,尚需懂得造型与装饰的协调与统一,同时还需要了解作品本身的功能与固有环境中的位置等等。概括讲,紫砂艺术品的诞生取决于泥与艺二者的有机结合。
陶都名器紫砂壶它具有与众不同的性能、用途和艺术风格,是一种实用与美的高度和谐而又妙不可思的手工艺品。用以泡茶,外类紫玉，内如碧云，赏其风采，温润如君子，豪迈如丈夫，丽娴如佳人，潇洒如少年，飘逸如仙子。古往今来,爱壶的人不一定嗜茶,但嗜茶的人十有八九都是钟情于紫砂壶的，紫砂壶成为名器名陶,它与宜兴地区产茶和饮茶风尚也有一定关系。明代中叶以后,它又见重于士林,于是逐渐形成了壶艺、诗词书画与篆刻相兼于一体的紫砂茗壶，成为中国茶文化的组成部分而蜚声海内外。
紫砂泥的选择是紫砂艺术的诞生的先决条件，如果没有精心选择加工处理的优质泥料，那么最优秀的紫砂作品也就是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紫砂泥以天然的矿物组成，蕴藏在岩石和泥层的夹层中，故有岩中泥或泥中泥之称。据传紫砂陶土最初的发现就是古代埃及人发明玻璃的传说一样离奇。古时候有一异僧经行树落，向村人高呼卖富贵土，卖富贵土!大家以为这个僧人用瘨语诓人，纷纷嗤他，僧人不经为怪，又高呼贵不欲买，买又何如?于是引导村叟跟他上山，指点黄龙山中蕴藏有一种使人享用不尽的紫砂陶土(富贵土)言毕而云。经过发掘，果然挖得一种五色缤纷的宝土，红的、黄的、绿的、青的、紫的灿烂光亮，奇丽极了。从此以后，一传十，十传百，丁蜀山村劳动人民都来殂白岩，凿黄龙，挖掘山间泥土，开始烧造最早的紫砂壶。传说虽不足信，但紫砂泥确乎得宜兴山川之灵气，乃是陶都得天独厚的特种陶土矿产资源。
由于紫砂泥原料的得天独厚以及艺人的精心研制与参与，泥料的形成也是其它泥料所不能替代的。泥料干而不裂、湿而润透、细而均匀、坚如铁甲赋予制坯泥料足够高可塑性压延能力，同时也为作品与塑造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当然创作一件优秀紫砂艺术作品，选择泥料仅仅是开始。而创作者的艺术修养的培育，操作技能的娴熟以及时代精神的把握和理解则是作品问世的关键。设计制作者艺术能力的培养首先必须具备对美的的认识与剖析能力。自然界有着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艺术源泉。对自然形态把握与选择，对自然生命的理解与超越，是对创作者的理解的一种考验。
然而，设计制作者仅仅有对自然美的认识显然是很不够的。紫砂作品的创造必须树立一种精神，而形态则是这种精神的外在表现。这种外在表现又无处不在地诉说着作品本身的内在气质。这两种因从形、神、气、韵、精、功诸方面追求效果，一环扣一环，最后达到艺术的升华。因此在创作中，作者既要注重生活与艺术的变化与统一，气势上的生动与协调、效果上的实用与美观，同时又要注意自我品格在作品中的呈现。所以，只有师自然而不为自然所束缚，师古人而不为古人所畏惧，才能借助于生活的根，塑造出有自己独特的构思和创意的作品。艺术能力的塑造是完美一件优秀作品的关键所在。显然，艺术能力的培养既有先天的恩赐，又有后天的奋与学习。但事实证明，后天的获得比先天更为重要。摩尔话：观察自然是艺术家生命的一部分，他可以借以吸收对造型的构想力、保持清新、避免公式化、增加灵感。许多大师的力作都是经这对自然物体的精心观察、经地对自然物体美的形态引入美好的生活环境之中，加之构思脱俗、技巧之娴熟，最后形成制作入微、雅俗共赏的精典之作。
如果说泥料的选择是创作的第一条件，那么艺术素质的培养则是创造精美作品的关键所在，二者互为相关，缺一不可。紫砂艺术发展到今天，尤其需要的是敬业精神与创新意识及对艺术的追求，奉献自己的信心与热忱，在泥料与艺术上继承前人丰富经验的同时捕捉现代生活气息，在相互协调中寻找出属于这个时代的优秀作品来。
颂陶瓷文化扬华夏文明
瓷器文化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一朵奇葩，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经历了兴起、昌盛、失传、恢复，以及再次兴盛的过程。最能代表中华瓷器文化的定瓷，是在周恩来总理的号召下得以恢复烧制工艺的。“中国定窑第一人”陈文增先生，是通过近四十年的努力，让融合中国文化的中华定瓷重新站在世界舞台上的陶瓷艺术大师。
百年定瓷，兴衰历史
陈文增介绍，定瓷具有白如玉、薄如纸、声如磬三大特点。历史记载，定窑创烧于唐代，但根据最新出土文物以及相关材料证明，定窑的烧制时间可能更靠前。北宋是定窑的辉煌期也是重要发展时期，之后由于战争，民不聊生，定窑文化发展开始衰落。
到了金代，经过北方移民的传承，定窑出现了历史上第二个辉煌时期。从唐代到定窑失传，再到定窑消失大概经历了六七百年的跌宕起伏。定窑之所以在北宋时期达到鼎盛，主要原因是它属于官窑，当时定窑发展的规模大，老百姓也开始建窑生产。陈文增研究发现，北宋是定窑官窑、民窑同步发展的时期，当时定州的很多定窑瓷器不仅走向了皇宫，也走向了全国各地甚至世界各地。
陈文增还认为，宋代定窑除了艺术陶瓷外，大部分都是生活用瓷，这是定窑生产品种的基本特点。他认为定窑在历史上有三个之最，第一是规模最大，从业人员众多；第二是为国库创作了丰盈的利润，创造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第三是在历史上生产时间最长，整整经历了六七百年的时间。
文化魅力，引领定窑恢复历程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总理号召恢复定瓷烧制，传承瓷器文化。于1978年走进保定地区工艺美术定瓷厂的陈文增先生，也是从那时开始与定窑结下了绵绵情缘。他回忆说，自幼爱好书法的他到厂第一年，写了三个月的字，后来进入定瓷实验组，并承担造型和装饰艺术工作。
在恢复定窑烧制过程中，陈文增遇到的最大困难是资金短缺问题。当时正处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特殊时期，国家不再给厂里提供资金支持，需要工厂独立生产、销售产品，自己开发市场以创造效益。这让他深刻感受到市场经济是无形的，于是他和现在公司的执行总经理蔺占献承包了这一项目，虽然依附当时厂里的技术和设备，但都只是小打小闹，只是找到定窑烧制技术的一个小起步。
但陈文增没有退缩，更没有抱怨，而是毅然决然地投身于困难之中，并一点一点、一步一步地攻坚克难。为了做实验，他们到山区找原料，找回来之后碾碎进行实验，然后化验，与古代的瓷片还原之后进行对照。期间，一次又一次的失败让他们感到心烦气躁。恢复定窑古法烧制技术的关键在于其坯和釉是不是与宋代的配方原料一致，为此他们大费周折。同时，公司的日常开销、贷款困难、家人朋友的不支持等更让他们感到举步维艰。
不过，中国瓷器文化独有的魅力深深吸引着陈文增和他的同事们，让他们不惜奉献着自己的青春，忘记恢复过程中的困难和坎坷，不离不弃，坚持到了最后的胜利。如今，他们不仅恢复了定窑的烧制技艺，同时定窑烧制技艺被定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陈文增先生也被评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
陈先生说，之所以当时没有选择放弃，是因为他们对中国文化、对中国定瓷文化或者说对陶瓷文化的一种爱，一种执着的爱。在那个特殊的时代，他们衡量了自己一生当中最应该干什么，最值得干什么，那就是各取所长、分工合作，将陶瓷美术和陶瓷工程完美的结合在一起，让失传千年的定窑产品再现人间。另一个支撑他们坚持下来的原因是，恢复定窑是在周恩来总理的关怀下开始的，他们把这个文化工程看作是自己光荣而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和使命。只有在这里，他们才能找到自己的人生价值、人生的位置，也只有在这个位置上，才能体现他们真正的价值，所以他们当时认准定瓷，并且从未改变初衷。
谈定窑，陈老如数家珍
如今，陈文增的多件作品被人民大会堂、中南海紫光阁、国家博物馆、中国美术馆、英国珍宝博物馆收藏。谈到这些作品，陈老如数家珍。他认为好的作品首先要看造型、装饰设计，这些设计必须建立在一种文化底蕴上，也就是说要以陶瓷艺术与文化为基础，艺术不是最高的宗旨，而文化是它呈现的最终内容。比如他创作的雕花陶瓷“四海呈祥”，是建国五十周年时设计的一件向国家献礼的作品。当时还不是国家级大师的陈先生，接到的任务要求是不能仿制，必须是自己的创作，并且只给了他作品名称。从设计到交出作品的时间也非常紧迫，只有半个月时间，根本不允许他花太多的时间考虑设计方案。接到任务后，陈文增仅用了一个晚上的时间考虑。他将瓶子做成灯笼的形状，表达庆贺之意；另外，他想到炎黄子孙都是龙的传人，这个作品要能够代表龙的子孙，于是他在瓶上刻云、瓶下刻水、中间刻龙，全面展现了中国独有的龙文化。作品在人民大会堂展出时，受到诸多国家领导人的高度赞誉。
陈文增还认为，作为一个艺术家，创作作品不是没有目的的，也不盲目追求。因此他不断创新，以自己独立的文化思考、艺术手法引领着定窑的市场潮流。
除了在传统定窑上不断创新，陈文增先生还创造性地将诗词和书法结合在一起，被同行誉为“华夏一绝”。他介绍说，一件以杨贵妃为创作灵感的“贵妃瓶”就是用这种方法完成的。之所以以杨贵妃为题材，是为了表达对这段历史故事的遗憾之感。他认为李隆基作为皇帝，把自己对江山社稷的不负责任让一位女子承担，是对自己责任的推卸。陈先生还在瓶上题了一首诗，希望能够起到警世的作用：无论是做企业还是做文化，都不要荒废时间，不能把责任推给别人。
陈文增先生创作的每一件作品都有着厚重的文化积淀，要么源于一个故事，要么来自一个文化传说，是文化和艺术结合的最佳点。他创作的“贵妃瓶”当时送给了一位美国画家，看到这件作品并聆听了其中的故事后，美国画家表示非常喜欢，并称赞中国文化很了不起。“一件作品从设计到成品，都融入了中国历史文化，作为一种文化交流的载体，我个人认为这就是它的价值所在”，这是陈先生对价值的诠释，更是他对定窑价值的认可。
两岸交流，做文人陶瓷
陈文增先生认为，传承定窑文化必须进行学习交流，了解中华民族深厚的文化底蕴。为此他经常参加海峡两岸的文化交流会。会上他将定窑的历史文化、艺术价值以及恢复过程进行阐述，曾一度引起轰动。这些活动不仅促进了海峡两岸的瓷器文化交流，同时增进了两岸同胞的深厚感情。
通过这些交流活动，陈文增先生发现，台湾的大部分陶瓷艺术家对文化研究得都比较深刻，在与他们的交流过程中经常听他们谈到历史，其作品也非常精美。中国大陆的陶瓷艺术家则更加注重技术和艺术的结合，在陶瓷文化底蕴的研究探讨上相对欠缺。
多年来，陈文增先生一直提倡“文人陶瓷”或“文人瓷”，他认为做陶瓷的人首先是个文人，绝对不是工匠，不能将其作为养家糊口的手段，而应该首先把它作为文化的载体，然后再讨论如何通过艺术发展这一文化。艺术的价值需要通过文化体现，齐白石先生的一幅画，无论大小在拍卖市场都可以拍到高价，不是因为他的笔墨值多少钱，而是他作品中的文化体现更胜一筹。齐白石先生以画家扬名，却人称“四绝”，他的诗是第一、书法第二、篆刻第三、绘画只排到第四，前三项在潜移默化中成为其绘画的基础，体现出艺术作品中文化的分量，齐白石已经成为当今书画界的楷模之一。
陈文增先生以齐白石先生的创作为例，向很多瓷器界同仁和自己学生传播瓷器文化。他说，并不是会做陶瓷就能成为艺术家，想要成为大师，如果作品没有文化内涵、没有文化做烘托，其陶瓷艺术没有建立在文化的基础上，就不能称之为大师。提倡文人瓷，就是文化人做的陶瓷。
发扬瓷文化，用文化强“瓷”
为了让定窑文化不断传承发扬，陈文增先生取得一定成绩后便开始培养接班人。对此，他要求第一要有良好的道德品质，第二要不计较个人得失，第三要有较好的身体素质，第四要有让人信服的技术，第五要有一定的沟通能力。具备了这五点，才能真正将定窑文化、瓷器文化，甚至中国的传统文化发扬光大。
陈文增先生还表示，目前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中最薄弱的也是文化，比如说定窑失传八百余年，为什么失传，因为战争期间，老一辈做陶瓷的人文化水平不高，工艺没有被记载下来；另外，一些制瓷技术传男不传女的落后腐朽传统也是技艺失传的原因之一。
这也是陈文增先生先后出版《定窑研究》、《定窑陶瓷文化及其造型装饰艺术研究》、《陈文增书法作品集》等多部专集原因所在。他希望自己的学生们知道，定窑人不光是做陶瓷，也会做文化，还会把文化和瓷结合在一起，这也是他目前正积极从事的事业。他已经把恢复的定窑制瓷技术、恢复过程等用文化的方式记录下来，使得定窑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再次失传，真正对历史的发展尽到自己的责任。
陈文增先生开创了陶瓷、诗词、书法三联艺术体系，在定窑文化领域有着非常高的造诣，他非常注重对学生甚至是普通员工在文化素养方面的培养，并且要求严格。公司每年都会开展各种文化类型的活动，如不定期举办读书报告会，上到副总下到员工，买书公司报销，但买了书必须要读，举办读书报告会意在鼓励大家多读书、读好书。全年买书报销三百元是一个级别，一千元是一个级别，每个人都写读书报告，争取让每位员工都有上台演讲的机会，这也为锻炼、发现人才提供了很好的平台。另外，公司每年都会组织诗歌朗诵会，成立了定瓷诗社，有自己的社刊，内容非常丰富。他们要求学生不仅设计制作陶瓷，还要有理论性的研究，这些理论研究成果基本上每年都会在国家级刊物上发表，也是一种文化的积淀。
但凡在艺术领域有大成者，必须具备独立特行的艺术天赋、求艺若渴的学习精神。陈文增先生除了对艺术的执着，还有一份深厚的文化底蕴，这赋予了其艺术作品一种灵魂，也让他成为定窑艺术领域的大成者，他的定窑文化和艺术之途必将走得更远。
汝陶文化——源自汝州
中国汝陶，是仰韶文化时期的一种陶艺制品，因产于汝州而得名，其代表作是闻名于世的鹳鱼石斧图陶缸，距今约6000年的历史。这件汝陶珍品，1978年出土于汝州市纸坊乡阎村，2003年被国务院定为67件不可移动文物之第一，遂成旷世奇宝。 从鹳鱼石斧图陶缸看汝州的制陶史，足见汝陶历史之久远、文化底蕴之深厚、汝州文明之源远流长。由于汝州境内制陶业的兴旺发达，从新石器时代到夏商周，历春秋战国，经秦汉三国两晋南北朝，过隋唐至北宋，汝陶融汇了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化精华，以自身的独特魅力，承载着不同历史时期的繁荣和文明。汝陶艺术经过长期的文化积淀，终于在唐宋时期达到了空前的水平，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汝瓷出现，盛极一时。陶为瓷之母，陶为瓷之根。汝瓷是汝陶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汝陶以更为光彩夺目的表现形式--汝瓷、特别是天青釉汝官瓷的出现，使汝州在中国陶瓷史上具有了极其重要的地位。 从汝官瓷因战乱而断代至20世纪七十年代，汝官瓷消声匿迹了八百多年，但汝陶与汝民瓷(豆绿釉)却因其使用价值和行于民间而不断得到延续和发展。汝州市汝瓷厂的繁荣、汝州市美术汝瓷厂（汝瓷二厂）的辉煌，都是汝陶和汝民瓷发展到一定成度的标志。进入二十一世纪，随着改革开放的潮流，先是汝官瓷的飞速发展，从汝州飞向全国各地、世界各地，接着是汝陶与现代审美情趣相结合，出现了喷绘、手绘、雕刻等现代汝陶系列产品，热销中国的每一个角落和世界各地，以至唐山、潮州、景德镇等全国各大窑口争相仿制汝陶。但有着六千年制陶史的汝州陶瓷艺人不断原创新品，并申请专利，强化知识产权，使仿制者在工艺和品种上总是落后一步，难怪一位著名陶艺书画家盛赞：;汝陶出汝州，距今六千年，鹳鱼石斧图，美韵传人间。2002年3月30日，《中国陶瓷汝窑瓷器》特种邮票首发式将在我市举行。为让读 者更多地了解汝瓷的历史、特点、现状等，本版今明两天特刊出两篇相关文章汝瓷史话》、《古瓷新花放异彩》，请读者关注。 中国自古就以陶瓷工艺名扬于世，在英语中Ｃｈｉｎａ（中国）的原意就是瓷器。名列宋代五大名瓷的汝瓷，因产自汝州而得名，其创烧、形成与发展几起几落，历时数百年，博采众家之长，荟萃陶艺精华，在我国陶瓷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特别是汝瓷瑰宝;汝官瓷，作为宋代宫廷用品，自公元１０８６年到公元１１０６年，仅短短２０年间昙花一现，便消隐于战乱的尘烟。因为是御用品，不得流传民间；又因其以玛瑙为釉，在特定的光线下七彩纷呈，灿若星辰，被认为阳刚之气太盛，帝王公卿也不敢用它陪葬，更使之成为稀世之珍。当今世界上藏有宋代汝瓷的博物馆不足１０家，藏品不到７０件，遂有家有万贯，不如汝瓷一件;之说。１９９２年秋，一件直径仅为８厘米的宋汝窑盘在纽约拍卖，成交价高达１５４万美元。在香港的一次拍卖会上，一件宋汝窑三牺尊又以５０００万元港币的身价物易其主！价值连城的汝瓷国宝，在源远流长的中华陶瓷文化史上，又是怎样形成和发展的呢﹖ 悠久的历史 丰厚的物华，汝、钧、官、哥、定河南有其三。汝瓷出自平顶山。就目前的考证看，陶瓷古窑址在现今平顶山所辖的汝州、鲁山、宝丰、郏县及洛阳的汝阳南北１５０多公里内广有分布，大致分为两个自然区和６个生产区; 汝河东南区包括;严和店汝窑区;大营清凉寺汝窑区和段店、梁洼汝窑区。其中严和店区目前已发现２６个古汝窑场，产品以汝瓷豆绿釉刻印花为主，也有大量的天蓝釉、天青釉、月白釉、黑釉、花釉、棕红釉、挂彩和白釉等。遗物丰厚，器皿多样，为宋代汝窑早期遗址。; 段店、梁洼遗址总面积约５万平方米，主要产品有缸、罐、壶、瓶、腰鼓等民用瓷。花釉具多，胎如坚石，釉质细润，蓝如宝石，云絮飘动，观之赏心悦目，史称花瓷，又曰;唐钧是集观赏性和实用性于一身的工艺品。唐代烧造花瓷的窑址迄今只发现五处，四处在河南，其中两处在平顶山。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一件黑釉蓝斑腰鼓和一件黑釉斑点壶，已被有关专家根据唐代《羯鼓录》中有关记载和对段店窑址出土物的调查，证实为;鲁山花瓷;。这一区域以鲁山段店为中心，接连白象店和桃花店，与梁洼明清时期兴起的汝窑相呼应，经历了唐、宋、元、明、清各朝代，集生产工艺、产品开发、烧成技术、经营管理之大成，鼎盛时商贾云集，对后期汝窑的兴起和我国陶瓷技术的开发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促进作用。 汝河东南区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宝丰大营清凉寺汝窑遗址（宝丰曾为汝州地域）。该窑址北距汝州２５公里，总面积１１０万平方米，瓷片和窑具堆积如丘，窑址毗邻交错，遗物丰厚，既有汝瓷，又有钧瓷、唐三彩、河南黑釉天目瓷、白地黑花瓷等。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于１９８７年考古试掘，就发现了窑炉、作坊、灰坑等遗迹。在一个小窑藏坑内，一次出土较完整的各类瓷器２０余件，其中汝窑天青釉盘口折肩瓶、天蓝釉刻花鹅颈瓶、天青釉汝瓷盘，粉青釉刻莲花茶盏等，均为汝瓷传世佳品。其色青翠如脂，润泽似玉，细碎的冰裂纹薄如蝉翼，晶莹剔透，被认定为汝瓷传世珍品。此次开掘揭开了汝官窑口之谜研究的序幕，被国内外专家称为陶瓷考古史上的重大突破。为进一步探寻汝官窑所在地，１９８８年秋和１９８９年春，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清凉寺窑址又进行了两次发掘，共出土各类完整可复原的瓷器和窑具两千余件，其中的窑藏品与传世汝官瓷对照，胎釉完全一致。１９９９年，该所在清凉寺居民住宅便道上再次进行试掘，收获汝官瓷片上千片。２０００年６月，经国家文物局批准，该所对这一遗址进行了第六次发掘，在４７５平方米的区域内，清理出汝官窑炉１５座，作坊２处，大型澄泥池２个，釉料坑２个，灰坑２２个，还有一眼水井和大批形状比较完整、品种比较丰富的汝官窑瓷器和匣钵、垫饼、垫圈、支烧等烧具。同时出土的一枚元丰通宝，为汝官瓷的历史上限提供了重要依据。同年１０月１８日，省文物管理局、宝丰县人民政府在清凉寺召开了汝官窑遗址考古新发现;专家研讨会和;新闻发布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文物局、中国考古学会、中国古陶瓷研究会近２０名专家出席了这次会议，专家们高度赞扬了清凉寺汝官窑遗址的发掘成果，认为该成果对于进一步研究中国陶瓷史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 神秘的土地 稀世的珍藏; １９７８年冬季的一天，汝州市纸坊乡阎村的几个村民无意中挖出几件陶器。其中一件就是如今珍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的彩陶缸;《鹳鱼石斧图》。经碳十四测定，这件国宝为原始社会仰韶文化时期的产物，距今已有６０００年之遥。位于郏县西北１０公里的黄道汝窑生产区，早在唐代中叶，就盛产瓷器。窑址分布于黄道村东的马蹄河畔，总面积１０５００平方米，文化层厚达３米。产品主要有白、黑、青、月白、天蓝、紫红等釉色。有的碗、罐上还绘有花草图案，写着风花雪月，春夏秋冬等字样，釉色浑厚质朴，光彩夺目，北京故宫博物院和上海博物馆都有黄道窑的花釉白斑罐。黄道窑的产品常以白斑花釉、黑釉、黄褐釉、天蓝釉、及茶沫釉上饰以天蓝或月白斑点，窑变出多种色彩，为宋代五大名窑之一的钧窑工艺开辟了先河。而位于郏县西北１５公里处的谒主沟汝窑遗址，是一处宋、金、元时期的古窑址，总面积约１８０００平方米，产品多为民间用品，釉色有天青、天蓝、月白等，同时兼烧钧瓷釉色，如玫瑰红、葛花紫、龙肝、马肺、雨后红霞等。这里的山岭上到处都是优质的制瓷原料高岭土和釉料，至今禹州钧窑还来此购料。全国著名陶瓷专家叶喆民先生有诗曰：;漫道汝钧不可分，神前神垕地昆邻，天青釉色虽相近，各有千秋自超群。 汝河东北自然区另外两个生产区，一处位于大峪乡嵩箕山脉西侧。东侧便是禹州神镇，是生产钧瓷的重要基地。此地有７２座汝瓷窑之称，已被文物部门发掘的窑场就有１４个。产品主要是生活用瓷、文具、工艺品等。造型精致，光素无纹较多，釉色天蓝、天青为主，清雅庄重，汁水莹泽，釉面呈细碎冰裂纹，产品曾在开封宋宫遗址多次被发现。另一处位于汝州市内及郊区，这一带发现遗址８处，出土的古瓷片，有豆绿刻印花和天青、天蓝、月白等釉色。２０００年５月，省文物局在汝州市中大街和张公巷的交汇处开沟发掘，出土了大量匣体钵片，其中两件保存完好。同时出土了大量独特的青釉瓷片，和清凉寺的天青釉汝官瓷完全一样。其色清雅莹润，釉呈冰裂纹薄如蝉翼，多为餐具、茶具、酒具、文具、工艺品。工艺考究，薄釉薄胎。一起出土的还有古钱币和粉碎的玛瑙釉料、刻花用的玻璃棒、雕塑用的骨器，素烧过的坯片等。 ２００１年６月，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张公巷进行第二次挖掘，掘面４０平方米，发现大量素烧胎片，除个别胎片能看出底部形状为传世水仙盆外，其他多不能辨别器型。出品胎片厚薄均匀，制作精细，（在汝州市韩琴汝瓷研究所有一件较为完整的笔洗，充分证明了张公巷窑制作工艺的高超），不但继承了清凉寺汝窑的卷足支烧工艺，且有所发展，足部直、窄、矮和宋代其他瓷都不一样，匣钵种类繁多，桶式、碗式、盘式等应有尽有，底部和口沿儿涂有碱土。经过对出土釉料的试烧，成色和发掘出的瓷片一致，烧成温度在１２５０摄氏度，和史书记载汝官瓷烧造工艺相符; ２００１年７月，一户居民在汝州市望嵩路与中大街交汇处建房挖地基时，发现一层独特的物质，面积约４０平方米，经汝瓷专家朱文立试烧，认定为宋代天青釉。该址出土的瓷片与张公巷的瓷片样品，从釉色和冰裂纹及器皿制作的精美程度看，与北京故宫博物院现存的碗奁极相似。同年１０月，中国古陶瓷研究会２００１年汝州年会暨汝瓷国际学术研究会在汝州召开，专家根据对宝丰清凉寺和汝州文庙、张公巷出土瓷片的科学测试，断定汝州可作为汝官瓷新窑器目标考查发掘地; 由以上尚不完全的发掘可以得出结论：汝窑工匠代代传承前人智慧，创造出国宝花瓷和风格独具的刻、印花卉青瓷。到了北宋晚期，因皇宫认为定州白瓷有芒改命汝州建青瓷窑，专为宫廷烧制御用瓷器，从而形成了独具一格的绝妙工艺：胎坚细密，釉层匀净，色泽丰润，造型典雅。品类齐全的汝官瓷为宫庭珍藏，民瓷更为众多百姓所喜爱，曾在宋代百花瓷艺苑中获青瓷之首，汝窑为魁的美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