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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陶瓷文化的演变
2化艺术发展史的重要佐证。
陶瓷作为种文化现象，其现的内容与其发展同期相处的社会文化背景是分不开时期。当时，青铜器的制作工艺已相当成熟，其实用性和观赏性均超过陶器，因而抑制了陶瓷工艺品的发展，对于陶瓷文化在这历史时期的发展进程产生了定的影响。其主要反映在陶器在当时的功能为日用品，坚固耐用性不及青铜器，容易破碎。而青铜器则因经久耐用，再加上纹饰精美，且不易破碎，自然价值昂贵，为达官贵人所青睐。而陶器由于它易碎而价格低廉，为处于低层的劳动人民所使用。相反，由于青铜器在上层阶级中流传，成了达官贵人现财富及权力的象征，因而，青铜器成了反映当时社会文化发展水平的标志。春秋战国时期，各镇诸侯纷争，诸子思想文化无不以政治为目的，仅有道教文化强调个人自我意识的思想也受到了儒教思想的抑制。当时，文学艺术作品有了定装饰上有些发展，也没有被上层士大夫们所接受。人们仅仅考虑的是陶器实用功能，而没有想到它的观赏性，因此就没有考虑它在造型和装饰上的创新，致使陶瓷文化的发展进程受到了约束。
随着东汉末期佛教文化的传人，到了隋唐时期，佛教思想成为我国文化领域的主要思想流派。人们的人生观受到佛教的众生平等精神不灭生死轮回等思想的影响，对精神文化的追求就多了些，在当时这思想必然影响到了陶瓷文化，佛教文化的渗人，丰富了陶瓷的现内容，先后出现了陶俑如来观音罗汉天王菩萨达摩等陶雕作品。各类陶瓷器的装饰纹样也丰富多彩，如莲花宝相花纟厘枝莲纹等，这些陶俑雕塑材和装饰纹样直延续至今，对陶瓷文化的发展产生了定的影响。由于佛教思想对陶瓷文化的渗人，使陶瓷逐步摆脱了其单的实用性功能，而转向陈设观赏性与实用性相结合的方向发展，从而推动了陶瓷文化的发展。当时制作的唐彩工艺彩陶代然而，佛教文化的渗人改变了陶瓷艺人这是由于当时佛教思想是完整的流人，使艺人的想象停留在个固定的空间内，象此时地去摆脱它的束缚，真正自由地现人们对当时生活的体验。因此，这段时期陶瓷文化人创作的主观局限性而使陈设艺术陶瓷得到了发展。
到了明初，陶瓷开始摆脱其单的实用功能而创制纯观赏性陈设艺术陶瓷。尤其是郑和下西洋带来的外来思想，对陶瓷文化的发展带来了影响。明皇朝为夸耀其盛世繁荣，把陶瓷作为礼品馈赠使节和贵宾。此时赠外宾和皇室摆设的工艺品了。这样就促使了陶瓷文化的发展，陶瓷不仅仅是供劳动人民的实用品，而得到了上层士大夫的青睐1从而促使了陶瓷创作思想的变革，为明清陶瓷文化的发展和繁荣奠定了基础随着人们的创作思想的改变，对佛教思想对陶瓷文化发展的束缚有了定的认识，自然要摆脱它的束缚，充分地现自我。
些文人墨客也开始现出对佛教思想的厌倦，寄情于山水之间，与深山野草为友，挥毫泼墨挥写山光水色。此时所现的陶瓷艺术作品和装饰画面，也不仅仅只是佛教思想的束缚，创作设计人员开始更自觉地发挥其想象空间，此时的陶瓷出现了山水花鸟装饰画面，为清初陶瓷文化的大繁荣做好了准备。
明代陶瓷文化，以景德镇民窑青花瓷成就最高。它曾以其明净典雅的艺术特征，创造了世界陶瓷艺术发展史上的个高峰。到了清代，清皇室不但把陶瓷作为日用品，而且在宫廷内大量陈设陶瓷艺术品，尤其是前清发展起来的釉上古彩粉彩瓷，以其绘制精细，色彩丰富，富丽堂皇的文化特征，创造了陶瓷艺术发展的又个峰。艺术陶瓷大量地用于宫廷装饰陈列，促进了陶瓷文化的进步发展。
陶瓷作为种文化现象，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顺应了人类自身发展过程中对审美理想的不断追求，即从单单纯，走向丰富多彩的审美过程。但陶瓷在其发展过程中，摆脱不了其适用性，否则它很难发展至今。
因为陶瓷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与人们的曰常生活息息相关，所以，适用性是陶瓷发展必然要求，忽视它将影响其发展。如早期的青铜器，作为种青铜文化，它曾经创造过辉煌，但铁器出现后就逐步取代了它，并阻碍了青铜器的发展，使青铜文化的发展只停留在那个历史时代。而陶瓷文化却截然不同，经历了个又个发展高峰后，至今已经具有个非常丰富的文化内涵了，它之所以不断地得以发展至今，其主要原因是陶瓷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始终将实用性和陈列性相融合，并体现出当时的社会文化道德宗教思想，反映社会文化的发展过程。并以其独有的审美特征和丰富的文化内涵，屹立于世界文化艺术之林。
简述中国陶瓷凤纹的演变史
“凤”又称“凤凰”，是中国古代神话中的百鸟之王、四灵之一。通常人们把雄鸟称为“凤”，雌鸟称为“凰”(古时为“皇”)。传说中还有一种“鸾”，因是雄性凤凰，所以有“鸾凤”之称。凤是古代社会人们想象中的保护神，民间将其形容为“头似锦鸡，身如鸳鸯，有大鹏的翅膀、仙鹤的腿、鹦鹉的嘴、孔雀的尾”。凤居百鸟之首，象征美好与和平。陶瓷上的凤纹装饰经历了两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原始社会到六朝时期，是凤纹的孕育和产生时期，唐代到清代是凤纹的发展时期。最早在新石器时代的陶器上就有简单的鸟纹形象。秦汉时期，建筑用陶瓦上多出现朱雀纹，凤的形象从那时开始趋于明确。瓷器上的凤纹装饰出现于唐代。这时的凤纹已经有了固定的模式和越来越美丽的形态变化。唐代凤的形象与高冠长尾的孔雀并成定式。宋代凤多与牡丹相配，形成凤衔牡丹、凤穿牡丹等纹样。唐宋时期，凤纹的装饰大多采取刻花、印花的技法，到元明清时期，彩瓷成为中国瓷器烧制的主流，凤纹的装饰由刻花、印花变为以笔绘为主，大量形美色艳的凤纹在这三代瓷器中出现。与龙纹类似，凤纹的形象体现了不同时期的文化艺术特点，充分表达了人们的理想、追求和意愿。商周时期，凤被看做一种神鸟。这时的凤纹几乎都呈花冠状，丰满的翅膀和长长的尾羽、宽大有力的爪，显示了奴隶制社会的等级森严、风气凝重和当时的审美情趣。秦汉时期，除描绘凤凰形象以外，还有朱雀、鸾鸟、赤鸟、长离、鹏等各种神鸟，形象大同小异，都是凤鸟的变体和异化，是凤纹丰富多彩的表现形式。魏晋南北朝时期，凤纹的形式特征在汉代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发展，由于当时佛教盛行，凤鸟形象被注入了新的精神理念。装饰题材扩大了，花卉缠枝纹样被广泛应用，凤多采用在清新的花卉图案之中展翅飞翔的形象。唐朝凤纹的造型更加“鸟体”化，常见成双成对的“鸾凤”，和鸣祝颂，象征着美满幸福。这与盛唐的物质文化生活息息相关。宋元两代，凤纹大量出现在瓷器上，如宋代江西吉州窑凤菊纹瓷枕、元代青花的各种凤纹罐和凤首壶等。到了明代，凤纹已经成为一种特定的造型，无论在圆形、方形还是其他形状的器物上，纹样构成都各具其内在形式，而凤纹的共性形态也进一步规范化。清代饰以凤纹的瓷器较明代增多，而且画法风格各不相同，按纹饰的组成分成双凤、团凤、夔凤、凤凰牡丹纹、龙凤纹等，此时凤纹基本上贯穿整个时代的瓷器生产，并多出现在官窑制品上。其代表意义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成为皇权的象征。
陶瓷文化：元朝的磁州窑文化
元朝的磁州窑依然烧造，与宋朝比较起来，就是体积庞大，这跟元人的大吃大喝精神有关。蒙古人不光尚白，还尚蓝，所以孔雀绿釉也非常流行。孔雀绿也叫孔雀蓝。河北彭城出土过一件元代磁州窑四系壶，壶上写着一首元曲：“晨鸡初报，昏鸦争噪，哪一个不红尘里闹?路遥遥，水迢迢，利名人都上长安道。今日少年明日老，山依好，人不见了。”这说明了每个人在生活当中看不破红尘，天天都在这里闹，都争名夺利。这件陶瓷壶上的元曲写得非常生活化。
山东蒙城还出土过一件元代米黄釉罐，这个罐上这样写道：“猛听得情人呼唤，小妹妹不得方便。你敲得窗棂儿连声响，险些儿不着爹娘瞧见。唬得我站立在门前，亲亲不知在哪边?听了一声心肝肉儿，唬得奴浑身汗。告哥哥你且回家也，小妹妹不得回转。听言，好夫妻不得团圆。”这是一个小说，表明当时有追求爱情，向往婚姻自主的意愿。
通过瓷器中的这些文字，能感受到一种很有意思的规律。唐代的长沙窑上写过唐诗，宋代的瓷器上写过宋词，元代的瓷器上写过元曲，到明清以后就是小说。唐诗、宋词、元曲、小说，整个文学发展的脉络非常清楚。它是由非常含蓄、高雅到非常通俗的一个过程，这个过程是渐变的。
元朝人的性格就是粗犷直率，所以元代的中国瓷器也具有这个风格。粗犷，造型大，重布局，不重细节，这是元代瓷器的特点。
陶瓷文化鉴赏-历代的瓷窑
定窑
在定州境内(今河北曲阳涧磁燕山村)，故名。是宋代五大名窑之一。
据《曲阳县志》载，五代时曲阳涧磁已盛产白瓷，官府曾在此设官收瓷器税；但据调查，早在唐代这里已烧白瓷；至宋代有较大发展，除烧白釉瓷器外，还烧黑釉、酱釉和绿釉等品种，文献称为“黑定”、“紫定”和“绿定”。
有毛口和泪痕等特征，毛口是复烧口部不上釉，泪痕多见于盘碗外部，因釉的薄厚不匀，有的下垂形如泪迹。
装饰有刻花、划花、印花诸种，风格典雅。对各地瓷窑有一定影响，曾出现不少仿烧定窑瓷器的瓷窑。原为民窑，北宋后期专烧宫廷用瓷；纹饰以龙凤纹为主。此类宫廷用器多有传世，窑址遗有大量龙凤纹器物碎片。
磁州窑
在磁州境内(今磁县观台镇、彭城镇一带)，故名。建于宋代，所烧器物纯供民间使用，品种繁多，如瓶、罐、盆、碗、缸、瓮等，以白地黑花(属釉下彩装饰)为主要特征。白地黑花保留了不少民间喜闻乐见的纹饰，如马戏、孩童钓鱼、池塘赶鸭、蹴球等，题材丰富而清新，纹饰线条流畅豪放，黑白色彩对比强烈，发展了陶瓷的装饰艺术，当时深受北方地区人们喜爱，曾对南北方不少瓷窑产生很大影响。
邢窑
在邢州境内(今河北临城祁村)，故名。建于唐代，盛产白瓷，与同代著名越窑所产青瓷齐名，陆羽《茶经》有“邢瓷类银类雪”记载，因质白如雪，被选为唐代宫廷烧制贡瓷。
《旧唐书·地理志》也有“邢州……天宝元年列名，土贡丝布磁器”记载。邢窑白瓷曾畅销各地和深受人们欢迎，李肇《唐国史补》载：“凡质贿之物，侈于用者不可胜纪，丝布为衣，麻布为囊，毡帽为盖，草皮为带，内丘白瓷瓯，端溪紫石砚，天下无贵贱通用之。”建国后，陕西西安地区唐墓出土有邢州白瓷；唐大明宫遗址也有不少胎釉洁白的邢窑白瓷出土。
龙泉务窑
在今北京门头沟龙泉务村，故名。建于辽代，所烧器皿、盘、瓶、壶和盂，碗盘所占比重最大；而以白瓷为主，青釉、黑釉次之。白瓷有粗细之分，有浮雕菊瓣纹碗，有葵瓣口盘、折腰盘，与邻近的河北、山西白瓷有类似风格。支烧方法与各地不同，盘碗里心或足部多数有四个支烧痕，此法仅见于山西浑源窑。
大同窑
在今山西大同，故名。始烧于金代，终于元代。清乾隆四十七年(1782)刊刻的《大同府志》中谓有“青瓷窑”，成二十三里。据此在大同西郊瓦窑村发现一瓷窑遗址，证实即方志中的青瓷窑。
遗址面积不大，以烧黑釉器物为主，兼有少量茶叶末釉；弦纹瓶及剔花罐具有代表性，剔花线条粗犷，划花线条纤细，有水波及鱼纹，黑釉乌黑光亮，茶叶末釉表面无光。
怀仁窑
在今山西怀仁，故名。明《大明一统志》有“锦屏山在怀仁县西南二十五里，山旧有瓷窑”记载。发现遗址有小峪、张瓦沟、吴家窑三处；始烧于金代，历经元明两代。烧瓷以黑釉为主，弦纹瓶及罐等器物胎体厚重，装饰有粗线条划花及剔花两种，有雁北地区特色。
浑源窑
在今山西浑源，故名。明《大明一统志》记载浑源产瓷器。清乾隆《浑源州志》又有“天赞初与王郁略地燕赵破磁窑镇”语，知在五代后梁时浑源已有磁窑镇地名。经实地考察，浑源窑当建于唐代，烧白釉、黑褐釉、茶叶末釉等品种。金元时期窑厂扩大，品种增多，有黑釉剔花、白釉剔花与划花，有盘、碗、盆、罐、枕等器。黑釉剔花为雁北地区之最精者，牙白釉剔花在山西其他地区也属少见。
榆次窑
在今山西太原孟家井，孟家井明代属榆次县，故名。此窑产瓷，明初已有记载，孟家井柏灵庙明弘治三年(1490)重修碑记中说：“榆次县治之北六十里有乡曰孟家井，居民大率三百家，乃古昔陶器之所。”窑址遗存大量瓷片，以白釉印花碗最多，碗心一圈刮釉，具有典型金代作风。
平定窑
在今山西平定柏井村，故名。始烧于唐，历经五代到宋，以烧白瓷为主，还烧黑釉器物，有印花、剔花盘以及北方习见的五角、六角纹盘碗等器。窑址与河北临城邢窑、曲阳定窑相距较近，瓷器造型装饰与两窑有共同处。
陶瓷文化：“遗珠草野”磁州窑
草野之间，代有遗才。磁州窑系虽不能与五大官窑齐名，在“江湖”中的地位却不可小觑。概因没有“官家身份”，民间窑瓷若想在瓷林中扬名立万，必须有过硬的釉色和造型。因磁州窑所有产品都直面市井大众，物美价廉的要求使磁州窑系在粗瓷黏土原料上有“化腐朽为神奇”的内功，众多品类风格清新，不受任何束缚，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磁州窑系最擅长的“独门绝技”为釉下彩绘，又以釉下彩绘划花最为精绝，其纹饰潇洒自如，真切生动，浑然天成。磁州窑系卓然生存于民间，河北彭城、磁县两地为该窑系“宗主”，窑址遍布于河北、河南、山西等地。其粗犷豪放的风格，简洁明快的线条风骚一时，又因造型立足于生活实用，大方朴素，坚固耐用，主要窑址千年窑火升腾而不灭，文史记载中“南有景德，北有彭城”之誉。
作为我国古代北方最大的民窑体系，磁州窑以生产白釉黑彩瓷器著称，开创了我国瓷器绘画装饰的新途径，也为宋以后景德镇青花及彩绘瓷器的大发展奠定了基础。历史上有关宋代磁州窑瓷器的文献记载，宋代尚未见到，主要出现在明清两朝。
文献记载上的缺失是磁州窑“遗珠草野之间”的一个侧证，磁州窑的发展最早是在两晋南北朝时期，这个时期的彭城、临水地处中原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地区，成为京师邺城西郊的名胜之地。陶冶技术也趋于成熟，已经烧制出了青瓷和化妆白瓷，完成了由陶向瓷的飞跃，这一点可以说明磁州窑虽为民窑，却也身世不凡。到了宋代，磁州窑开始步入兴盛时期，渐成一方“缙绅”，无论在造型或装饰上都着眼于实用、美观和经济。宋代的磁州窑汲取题材广泛，形成多样，寓意丰富。并将陶瓷技艺和美术糅融在一起，将陶瓷器物提到了一个崭新的艺术境界，开创了陶瓷艺术的新纪元。单从装饰技法来讲，磁州窑突破了当时流行的五大名官窑的单色釉局限，运用了数十种丰富多彩的装饰技法，开启了我国瓷器彩绘装饰的先河。元代彭城地区的磁州窑又掀起了一个制瓷高潮，除继承宋金时期传统品种外，又扩大了生产规模，大型器物的生产也增多。产品趋向厚重，器型硕大、圆浑。明清彭城磁州窑可以说历经辛苦，终成正果，朝廷在彭城设置了官窑，于磁州南关设立了存放官家酒坛的仓库――“官坛厂”，以备顺滏阳河舟运入京。彭城作为磁州窑的中心，成为名副其实的北方瓷都。
可惜好景不长，清末由于“洋瓷”的大批调入，致使磁州窑生产下降，品种锐减，传统的艺术风格渐趋没落，磁州窑也走完了其历史进程。相对于宋代五大官窑，磁州窑瓷器因为大多是为百姓日常生活而作的器皿，肯定产量很大，且流传到今天的数量也要多得多。但要发现一件品相很好、器形完整且不脱釉的宋金磁州窑瓷器也不易。
还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磁州窑并非只生产白地划花窑品，还有众多的釉色及造型，不能忽视或混作它窑。笔者曾见过一只孔雀绿釉香炉，即为磁州窑产品，釉色神秘而又高贵。香炉在烧造的过程中经历了低温炉的烘烤，水汽蒸热，红色铜慢慢的变得耀眼，白色釉底衬在蓝色之下，似华贵的绸裙。火熄了，温度慢慢降下来，噼噼啪啪，釉层如冰片般轻微开裂，开片细碎。从出炉的那刻开始，她华丽上演自己的美。
这只造型优雅的香炉器型较小，高仅8.1cm,口径7.3cm，可捧在手心。釉面有不均匀的气泡，在灯光下闪如晨星，釉面光泽荧荧，有玻璃的莹透光洁，还有一丝厚重感包裹在里面。香炉腹部、开片纹接处有点点蓝斑，腹部、底部、内表层釉大片蓝色，同属冷色调的蓝绿交会，使人联想到孔雀王国河畔的少女，鲜艳妩媚，而又高雅纯洁。看着这个小小的香炉，思绪一瞬便到了千年前，无论时间过去多久，她从不属于谁，她有着自己的美丽，高傲，神秘，而又孤寂，一个唯美的流浪者，一颗遗落在草野之间的明珠。
中国历代陶瓷精美纹饰涵义
瓷器上的纹饰是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之一。明、清官窑瓷器纹样较之民窑的严谨工整。它们都以物言志，画必有意，表达着皇族对世界的理解，寄托着他们对生活的企盼，同时也是他们宣传封建意识的工具。在明、清官窑瓷器纹样中，龙纹、花卉纹是其大宗，婴戏纹、狮子纹常用。纹饰的画面依时代的变迁有不同的时代特征。如气势磅礴的寿山福海纹，明代宣德朝的含蓄典雅，而清康熙朝的则加绘鹿、松树、月亮、蝙蝠、云朵等点缀物，尽力将对吉祥的企盼表露。清代官窑瓷画特别讲究吉祥图案的运用，寓福禄寿之意的尤甚。
一、人物纹
1、八仙
传说中的道教神仙。画面有八仙过海、八仙祝寿、八仙捧寿等。后两种纹饰有时另多两人，一位是肩扛桃枝或手捧寿桃的东方朔，另一位是高颅顶的老寿星。
2、和合二仙
传说中的两位神仙，又称和合二圣，各代表一位高僧(名叫寒山，拾得)，是传统的象征性神名。画面上，两位胖和尚，一位手持捧盒，另一位拿一柄莲花，笑容可掬，取和谐和好之意，故在民间举行婚礼时喜欢陈列和合像，以求吉利。有时，捧盒半开，飘出的云气中圈着五只蝙蝠，意为五福。
3、福禄寿三星
画面多作苍松下三、四位老者相聚。一位是鹤发童颜的老寿星(面前往往加绘东方朔献桃)，一位后随一只鹿，取鹿的谐音，寓"禄"之意。另一位是福的化身，有时还绘有蝙蝠相衬，以寓"福"意。
4、四妃十六子
传说中帝王的四位妃子与她们的十六个儿子，有时仅绘十六子。
5、婴戏纹
婴戏纹有许多不同的画面，也各有祥瑞之意，有时甚至十分牵强附会。如童子持莲，寓意为连生贵子;三个孩子在缸边玩耍，意为三纲(五常);十六子即代表四妃十六子;另外还有百子图。
6、麻姑献寿
麻姑的传说出自葛洪的《神仙传》。传说麻姑在牟州东南姑余山修道。成仙后住在蓬莱岛，曾见东海三次变为桑田。三月三日王母寿辰，设蟠桃盛会，众花仙子邀麻姑同往祝寿。画面上所画即为此意。故旧时庆女寿多画麻姑像以贺。
二、动物纹
1、龙：帝王的象征。
2、凤：帝后的化身。
3、狮子：王权的物化。
4、蝙蝠：多绘五只蝙蝠，意为梅开五福，如中间加绘团"寿"，则为五蝠捧寿。五福为寿、富、康宁、攸好德、考终命，语出《书.洪范》。
5、金鱼：金玉满堂。
6、蜜蜂和猴：马上封侯。
三、植物纹
1、莲花：圣洁的象征。
2、松竹梅：岁寒三友。
3、山茶：多子。
4、牡丹玉兰：玉堂富贵。
四、吉祥物图案纹
1、八吉祥：佛教中的八种吉祥象征物。
(1)、轮;(2)、螺;(3)、伞;(4)、幢;(5)、花;(6)、罐;(7)、鱼;(8)、肠。
2、暗八仙：道教传说中的八位神仙手中所持之物。
(1)、扇子-汉钟离;(2)、鱼鼓-张果老;(3)、横笛-韩湘子;(4)、葫芦-铁拐李;(5)、阴阳版-曹国舅;(6)、宝剑-吕洞宾;(7)、花篮-蓝采和;(8)笊篱或莲花-何仙姑。因借物喻人，故称暗八仙。
3、三峦与海水：寿山福海。
4、锦地绘花：锦上添花。
5、结(盘肠)、磬、鱼：吉庆有余。
6、宝相花：宝相是佛教徒对佛像的庄严称呼。宝相花是一种象征性的花。它集中了莲花、牡丹、菊花、石榴的特征，并进行了艺术处理，更符合人们对吉祥意念的审美需求。
隋唐文化陶瓷发展史
杨坚先后兼并了北周和南陈，统一中原，方国号隋，至炀帝而亡。时间不长，但这一时期的陶瓷业却比较发达。这是一个承上（南北朝）启下（唐代）的过渡时期，它预示着一个新的时代风格的开始。陶瓷器造型基本上继承了南北朝的风格，又有所变化，更加饱满。从已经发掘出的隋墓里，我们可看到大量质量较高的白瓷。
唐代是被公认的封建社会的鼎盛时代，定都长安，洛阳为陪都。在这两个地方都出土了大量唐三彩，艺术和技术上都非常高超，引起了世界注目。这与当时这两个地方所处的重要政治、经济地位以及当时的厚葬之风密不可分。洛阳地处中原，自古以来人口稠密、文化发达、经济繁荣。自东汉、魏、晋、北朝五百年来一直是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在经济上，它是首都长安连结关东以及东南地区的枢纽。虽然唐代定都长安，但对洛阳地区也极为重视，特别在武则天时，定洛阳为神都，在此地施政达二十年之久。
据史料记载，唐代的河南府是贡白瓷的重要产区，巩县窑、鹤壁集窑、陕县西关窑等窑址都出产白瓷，同时烧造三彩器和彩釉器。发达的手工业是封建社会商品来源的保障，而兴盛的商业又刺激着手工业的发展，陶瓷业在这一时期得到空前发展。
唐三彩器大多出自墓葬。唐王朝在西安、洛阳一带设有庞大的政治统治机构，大批贵族、官僚聚集于此，生前穷奢极侈，死后厚葬成风。王公百官，竞为厚葬，偶人像马，雕饰如生，风俗影响至普通百姓。
唐三彩的出现是我国陶瓷工艺发展的必然产物，它表明古代陶瓷工匠对各种呈色金属原料特性的认识、化学技术的掌握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带色釉的发现和运用在汉代就已出现，如翠绿、栗黄、茶黄等色釉被广泛使用。到北朝时期，也就是公元世纪初，我国北方就开始有黄釉、褐釉色瓷器的烧造。至晚到北齐，出现了白瓷和彩瓷。
初唐的三彩器以褐赭黄色为主，间以白色或绿色釉，采用蘸釉法，施釉较草率，釉层偏厚，流釉或烛泪状，釉层没有完全烧开，色泽暗淡。盛唐时期，三彩工艺明显进步，在器型品种上，除了器皿以外，出现了大量生动的三彩人俑。这时的三彩釉色润莹，赋彩自然，采用混釉技法，器皿多为内外满釉，色彩有绿、黄、白、蓝、黑等；装饰手法除了刻花、印花外，还广泛使用堆贴和捏塑；装饰内容丰富多彩，花鸟走兽无所不包。然而中晚唐时期的三彩制品每况愈下，这一有趣的现象恰好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唐代由盛至衰的历史现象。晚唐三彩多为小件，趋于单彩釉，而且釉面单薄，脱落剥蚀现象严重。安史之乱（公元755年──763年）促使唐朝迅速败落，形成藩镇割据天下大乱的局面。
唐三彩器的烧造一般为两个步骤，即素烧和釉烧。它的胎质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红色陶胎，出现于隋和初唐时期一种挂草绿、酱黄色混合釉的红陶制品中，这一品种还不能被看成是真正意义上的唐三彩。另一类是白色陶胎，为瓷土烧成，被认为是典型的唐三彩。这种坯体的特点一是吸水性强，使粘接部件牢固；二是可塑性较强；三是素烧后强度较大；四是胎质白，挂釉后釉色鲜艳。唐三彩器的烧成温度在800度──1000度左右，坯釉膨胀系数基本一致，使坯釉结合良好。
这一时期的人俑塑造，风格比较明显。一改魏、晋时期秀骨清相的作风，女俑丰满富态，男俑英武得体，形象生动，体现出生活中的情景。唐代的对外经济、文化交流异常活跃，闻名于世的丝绸之路加强了对外贸易，海路贸易也日见频繁。出土的大量胡人俑印证了当时有许多外国人在中原一带生活，他们多从事商业和艺术活动。经常可以见到胡人牵着骆驼，背负着丝绸等货物，形象极其生动。在伊朗、伊拉克、埃及、俄罗斯以及印尼、日本等国家都发现了大量唐三彩器，说明唐代对外出口贸易的发达。
开始于南北朝时期“南青北白”瓷业布局，到唐代形成较为明显而固定的局面。从北朝到唐代这一阶段，我国古代制瓷艺术逐步形成了青釉和白釉两个大的系统，它们在后世分别沿着不同的方面各自发展。白瓷的真正成熟期是在唐代，特别是在唐代中晚期，它已成为一个独立体系，与青瓷分庭抗礼。
当时北方烧造白瓷的区域非常广泛，而河北邢窑最为突出。它与南方越州出产的青瓷交相辉映，形成唐时代陶瓷业的两大主流。唐代陆羽在他的《茶经》中用“类银”、“类雪”来形容邢窑白瓷的釉色，其胎、其釉的白度相当成熟。邢窑白瓷在烧成技术上也比较高超，从现有实物来看，没有变型、歪塌等缺陷，制作工艺精细、造型端正，不失为一代名窑对产品要求之严格。邢窑白瓷除以色白见长外，它另一个特点是朴素少饰，匠师的艺术表现多施于造型之中，器型简洁、质朴、端庄而大气。它所构成的器皿容量大、重心稳、使用方便。这一时期最具特点的器皿是执壶，据考证是由前代的鸡头壶演变而来，是一种酒具，唐人称为“注子”。
此外，黄河流域瓷窑都多烧白瓷，河南、山西、陕西的广大地区都以烧白瓷为主。
唐邢窑白瓷始于隋，盛于唐，衰于元。根据其胎、釉的化学分析，应属于高铅瓷胎，其釉的化学组成，属于CaO──AL2O3──SiO2系统范围。邢窑的烧成温度一般在1340度左右，个别的高达1370度左右，烧成气氛为还原焰。
唐代手工业产业的空前繁荣，还在于官方的介入，官府设置“将作监”、“少府监”等政府机构，对陶瓷、金工、漆器、染织等进行操控，为统治者服务。这时的越窑青瓷也得到大发展，引起许多文人骚客的瞩目，纷纷吟诗作赋对其倍加称颂赞美。其中陆羽的评价比较全面而得体，他形容越窑青瓷“类玉”、“类冰”，认为是当代最完美的瓷器。
由于唐代的饮茶之风盛兴及朝廷对青瓷的需求量增大，促使唐代的越窑青瓷质量不断提高。尤其是在晚唐时期，形成了以浙江余姚为中心的瓷区，产品胎质细腻，釉层匀净，造型规整，品种丰富。在装饰处理上也是以釉色装饰为主流，以素面为主，形成独特风格。刻划花装饰以简洁流畅的线条，廖廖数笔就描绘出当时人们喜爱的荷花、荷叶、牡丹花等花卉，绝无繁琐多余之笔。
这一时期在窑炉上普遍有所改善。北方均为馒头窑型，一般为直焰馒头窑或者是在窑底上设置台柱，这一时期还出现了原始倒焰窑。这几种窑形都由火膛、窑室、排烟孔、烟囱四部分组成，火焰流向呈现半倒焰式，依靠排烟孔调节燃气的流量；最大的改进是由原来的冷底窑改为热底窑，使窑内温差大大减小，温度分布更加均匀。南方则以龙窑为主，为节省燃料、增加产量，充分利用空气预热，采取了加长窑身和减小窑床倾斜度的办法，在浙江发现的唐初龙窑残长就达40米，宽1.7米，倾斜度10──12度。
唐代已经生产出釉下彩瓷器，这已是不争的事实。当时的长沙窑又称铜官窑，是我国最早制作釉下彩瓷的地区之一。铜官窑釉下彩装饰以斑点彩饰为主，在青釉瓷器上以褐彩或蓝绿彩料点绘成花草纹样。褐色彩料是以含铁量高的矿物原料为色料，蓝绿彩料是以含氧化铜的矿物原料作色料。
瓷器纹饰：陶瓷上的鱼文化
鱼纹最早见于新石器时代早期河姆渡文化的陶器上，有刻划的鱼藻纹，十分拙朴。在此后的仰邵文化半坡类型彩陶上，鱼纹最为普遍。经过千年的洗练，至宋以后，鱼纹题材广泛地运用到瓷器装饰上。
瓷器纹饰：陶瓷上的鱼文化鱼水组合的画面称为海水鱼纹或水波游鱼纹，如磁州窑白釉刻划花水波游鱼枕、耀州窑青釉花口碗内壁上的海水鱼纹，以篦状工具左旋右转划出细密的水波纹，以粗健的线条勾勒出游鱼，动态真切自然。鱼与莲组成的画面，称为鱼莲纹或莲池游鱼纹；鱼与水草相配，则称鱼藻纹。磁州窑的鱼藻纹最为生动，水藻飘动，鱼儿浮游。元、明、清瓷器中鱼藻纹饰更为普遍，多用青花、釉里红、五彩表现单尾或双尾鱼纹，鲭、鲢、鲤、鳜或鲭、鳇、鲤、鲫四鱼与水草组成的寓意纹饰。明宣德蓝釉鱼藻纹盘，以晶莹艳丽的宝石蓝色彩釉托起洁白如玉的鱼藻，清丽动人。明成化孔雀蓝釉鱼藻纹盘，以翠色釉衬托黑色藻，则显得含蓄深沉。清代写意青花釉里红鱼纹盘，简笔挥就、姿态优美、栩栩如生，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
由于鱼与余谐音，鱼也就成为民间象征富足、富余的吉祥物，因此鱼纹与蝙蝠纹、戟纹、磬纹、万字纹、盘长纹、钱纹等纹样组成“连年有余”、“吉庆有余”、“富贵有余”等吉祥纹饰。鱼纹是常用陶瓷装饰纹样，多在盘、瓶、缸等造型中运用。定窑、磁州窑、耀州窑、景德镇窑、龙泉窑、德化窑、容县窑的制品中，都有风格各异的鱼纹。鱼或单或双、或三、四、五尾戏水追逐。
新石器时代早期的河姆渡文化遗址出土的陶瓷上，就有拙朴的鱼纹图案；六七千年前半坡氏族公社时期的仰韶文化彩陶上，鱼纹更为普遍。这说明自古以来，人类与鱼有着密切的关系，鱼纹出现在陶瓷上，是人类在劳动实践中对自然界的观察和提炼，反映出人类的渔猎生产活动和日常生活需求的心境。
古陶瓷上的鱼纹装饰，全国窑场的产品中普遍存在。景德镇自宋代以来就是制瓷业的重镇，影青、青花、五彩、粉彩等瓷器，采用刻、划、贴、印和绘画等技法，鱼纹饰更是喜闻乐见的题材。宋元时期影青瓷的碗、盘等器物，有许多在里心刻划鱼纹；元代的青花瓷多见鱼藻纹，鱼多为鳜鱼，其中也有在碗、盘里心贴塑鱼纹的，别具特色；明代之后则多为鲤鱼，表达的是人们企盼“鲤鱼跳龙门”的吉祥心理。
陶瓷文化鉴赏-磁州窑陶瓷绘画艺术鉴赏
磁州窑位于河北省邯郸市彭城观台一带，是我国北方最大的民间窑场。它以精湛的制瓷工艺与丰富多彩的装饰艺术成就而载人陶瓷史册。磁州窑陶瓷制品以多样的装饰形式及深度的表现内容，展现出艺术审美和文化内涵。磁州窑最具代表性的装饰技法有刻划花、剔花、白地黑花、宋三彩、红绿彩、翠蓝釉等几十种品类，各种装饰品种淋浴了不同时代的文化风雨与滋润，绚丽多姿、争芳斗艳。其中宋元时期的剔刻划花，白地黑花，以及近代的民间青花，以其丰厚的艺术表现力为我们留下一大批极有价值的艺术精品。
磁州窑装饰技法是以绘画为最主要的表现形式，它以直观的视觉形象，为产品增添美感与艺术欣赏价值。磁州窑制品的绘画与纸上绘画不同，它必须视陶瓷坯釉的干湿而或缓或进行操作，绘画的布局也常因不同产品的器形特点，因形制宜而形成不同的绘画风格，如有的画面疏朗别致，简洁典雅，有的繁缛致密，工笔细致，有的粗犷豪放。由此提升了装饰的表现效果。实际上磁州窑许多陶瓷绘画作品，其艺术鉴赏价值也远远超出其实用价值，而带有强烈的艺术审美，宗教文化与民俗色彩。一件绘画产品往往蕴涵各个时代深厚的文化气息与艺术内涵与时代精神。成为我们研究古代绘画艺术翔实的实物资料。
磁州窑绘画装饰淋漓尽致地反映了当时现实生活中人们追求幸福，吉详的愿望及情感的倾诉。绘画内容丰富，有花鸟、山水、人物、婴戏及诗、词、曲，元杂剧，民谣等为民众喜闻乐见的题材与内容。具有吉祥意义的植物花草纹样有莲花、牡丹、菊花、竹叶、石榴及连绵不断的卷草纹等等。它象征着人们对幸福的向往，对美好的歌颂憧憬，他们的喜怒哀乐等深刻的含义。山水纹样反映陶工对祖国大好河山的赞美，有的体现了文化人钟情山水遁世隐逸的意绪。纹样有的繁缛细致，有的则简单几笔而就，充分展示了磁州窑题材丰富，博采众长及雅俗共赏等特点。
磁州窑绘画题材异常丰富多样，包含了中国文化传统的民间故事，历史传说，戏剧内容及民俗题材方面的内容，俨然构建出一条中国古代经典文化艺术画廊，浓缩着博大精妙的文化意蕴与雄浑的艺术审美。纹饰中既有文人高仕琴棋书画的生活场景，也有为普通民众喜闻乐见的戏剧故事，民间传说及吉祥图案。弘扬了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与精致的理念精神。我国唐诗、宋词、元曲、章回小说，代表了各个时代的文化成就，集中了中国文化精髓。古代磁州窑装饰时均取为绘画题材。磁州窑产品上绘出许多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人物故事，如“尧王访舜”，“陈桥兵变”，“昭君出塞”等。再如“李白醉酒”《白乐天作诗》、《踏雪寻梅》等绘会描写的是著名诗人词人活动的故事内容。中国历史上有著名的四君子，如王羲之爱鹅、陶渊明爱菊，周颐敦爱莲，苏东坡爱砚，借喻了四君子的高风亮节，也成为彭城磁州窑画工绘瓷的题材内容。一件民间青花瓷瓶上的《四爱图》就描绘了古代四君子的故事。
宋元以降，我国戏剧舞台艺术达到很高的水平，它以脍灸人口的故事情节，“说、唱、做、打”的表演形式深深地融人人间，为庶民所喜闻乐见。戏剧艺术对磁州窑绘画艺术风格形成很大影响。许多戏剧题材内容流行社会各阶层，有的是画工日常看过的戏剧场景，生动地活跃在他们的脑海内。如历史上有名的《鸿门宴》故事:《三国演义》中的“三英战吕布”、“三顾茅庐”“辕门射戟”;隋唐演义《瓦岗寨》中尉迟敬德“单鞭救驾”，救李世民的故事。唐代名将薛仁贵寻妻的故事《武家坡》;《西游记》中的唐僧取经及《聊斋》的“樱宁图”中的狐仙与才子的爱情故事等片段。戏剧题材绘画特点是画有围墙，主题纹样是戏剧主要内容的一出折子，绘在开光内，周围是细密的边饰纹框。画工们将戏剧中这些耳熟能祥的人物及其故事情节绘在陶瓷产品上，供人们休闲之余品析观赏，以获得精神上的愉悦与享受。画匠绘瓷时，也会一边绘画一边联想着戏里的故事情节，或边哼着戏谱唱句边作画。由于精神到位又很投人，绘画时能够聚精会神，一丝不苟，绘画技巧也达到充分的展示。磁州窑绘画装饰的内容还有《张良卖剑》、《单刀赴会》、《麻姑献寿》、《薛三娘教子》、《黑水国》、《风云三侠》、《游龟山》、《二乔读书》、《朱元璋拜师》故事等。
西游记是我国脍炙人口的神话故事，后来出现小说，但最初的起源与流行时间，在学术界却多有争论。20世纪50年代彭城出土一件白地郝彩赭唐僧取经箱形枕。画面绘有唐僧骑马，孙悟空与猪八戒在前，沙和尚随后的西天取经图。据考，唐僧取经故事最早始于南宋，出现在彭城瓷枕上说明此故事元时已广泛流传民间。该枕绘出的纹样比明代杨景贤《西游杂剧》和吴承恩《西游记》要早200年以上，因而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此枕还参加了中外文化交流展览会。
在美国西雅图艺馆，收藏一件彭城“滏源里三家造”白地黑花杂剧人物纹饰枕，属精品之作。枕面描述了唐代名将薛仁贵功成名就荣归故里寻妻的故事。画面正中为三棵松树，左边一卫士牵马在后等候，薛向一仆人作辑施礼做寻问状，而屋内一人正做梳状。枕面尖拱形繁缛边饰纹形成一开光，突出了主题纹饰，起到烘托效果。前面为折枝花纹，背面为牡丹花纹，两端为荷花纹。这此边饰纹与辅助纹对于主题富寓意的酿造均有渲染效果。此枕绘画笔法细腻，人物刻画生动，故事情节突出，层次感强，纹样布局得当，整个画面疏密相宜，有一种韵律感，非常圆满地体现出画工匠心独到的绘画技艺，成功地表现了当时风行的尚武精神。彭城“滏源王家造”同“张家造”一样，均为磁州窑著名的陶瓷作坊;曾生产出许多美仑美奂的瓷枕精品。
一件元代妇人卧枕，一女子被刻画成头枕曲臂，作熟睡状，神态自如，动作舒展，呈现出一种悠然自得的境界与祥和的意境。枕后以墨书有“至正贰年六月初四日陆仕安索申家窑”制。这是一件有明胡年款的作品，反映了当时社会民俗生活风情，审美雅趣与制瓷技术水平。佛教经过与各种宗教文化融会贯通，发展成有中国本土特点的宗教文化意识，除了佛教的圣花一一荷花是磁州窑产品的常见绘画纹样外，还绘出许多有关佛教故事的经典传说。峰峰矿区文保所收藏一件瓷枕上，绘有《僧稠解虎斗》的佛教故事。僧稠是我国古代著名的佛教教派领军人物之一。其说以宗教实践为根本，是长期在北方流行的以“四念处”法为中心的禅法。僧稠从僧出家，从道房学禅，后人少林寺诣祖师佛陀，历史上曾获得极高评价。僧稠一系的禅在中国曾取得“独盛”地位，在长时期占有重要影响。《僧稠解虎斗》表现了僧稠见到两只正在撕斗的老虎，他宣讲佛教教义将二虎劝成和解的情景。另有一件彭城民间青花《达摩面壁》纹样腰圆枕，描写的是佛教禅宗创始人达摩自中国南方——苇渡江到少林寺，面壁十年刻苦修炼，甚至连鸟在其肩搭窝都毫不知晓的故事。后来达摩的后世弟子——六祖慧能，确立了在中国一度占主导地位的禅宗宗教。《达摩面壁》描写了禅宗佛祖达摩以绝念精神，一心刻苦修练的故事。道教是我国的传统宗教，其中有许多传说。如“八仙过海”、“刘海戏蟾”等内容。还有一件青花人物纹样掸瓶，描写是道教《老子出关》图，但此处老子不是骑牛，而是骑驴，体现出彭城瓷行画匠的诙谐情趣。
彭城出土一件白地黑花双凤纹四系瓶，瓶体被分割成两个开光，框内各绘有一凤凰。凤凰作展翅翱翔状，风的腹部被想象般绘成朵朵祥云，整部画面形象逼真，充满新意，极富想象力。历史上，凤是中国人心目中的瑞鸟，而被归纳为形象美，五色备举，光彩夺目，凌风蹈云，翱翔四海之外，集中每一身的美丽形象。凤充满智慧，清逸高洁，能歌善舞，象征欢乐祥和，安宁幸福。它又是成双结队的鸟，象征爱情纯洁，姻缘美满。凤凰还被用于宫廷皇后专用的纹样。此四系瓶大约是供达官贵人甚至宫廷使用的贵重器物。
磁州窑画匠通常将几种不同纹样组合或分割，绘制在瓷器上，用意在于赋予更多的吉祥含义与审美情趣。诸如“龙凤呈祥”、“松鹤延年”、“麒麟送子”、“五福捧寿”、“喜鹊登梅”、“雪中送炭”、“青花芙蓉”、“远山清水”、“望月山水”、“双喜临门”等。
磁州窑的花卉绘画采取了更加活泼创新的形式。它常将几个视觉美学因素组合一道，使其形成更加丰富的吉样寓意。如菊花有席片菊，铁锁边菊，黑叶菊、三根柱菊、松珍菊、钓菊、葱花菊、团菊。梅花则有五瓣梅、缠枝梅、青花梅花、鱼鳞梅花、竹叶别梅等。再比如竹蓝桃纹、博古纹、富贵边博古纹、梅花边博古纹，灯篓孔牡丹等纹饰即属此类，这些纹样多装饰在碗、盘、碟等日常生活用瓷上。
彭城磁州窑陶瓷画匠具有强烈的创新精神，他们在瓷器上还绘出大量的中国北方当地土生土长的花草纹饰，如鬼佛手，凤仙花、石榴花、打碗花、红桃、梨果、柿饼花、菜瓜纹、蝴蝶花、豆芽菜花等等。其中许多纹样装饰如豆芽菜，梨果、风仙花、打碗花及柿饼花等，均取材于华北平原与太行山交界地区独有的花卉野草。这类独具浓郁地方特色的纹样群，填补了过去官窑绘画艺术所空白的缺憾，丰富了中国陶瓷纹样装饰艺术，也成为北方民间民俗文化艺术的集大成者。
总之，磁州窑陶瓷绘画艺术画技高超、题材丰富、表现形式多样，有着深厚的民族文化艺术内涵，许多绘画技法对后世影响很大，值得我们深人研究。
陶瓷史背后的中国文化
华夏收藏网讯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瓷器的国家，而且也是少有的设有皇帝官窑的国家，中国人为什么会发明瓷器，又为什么会设专门生产瓷器的官窑？瓷器与中国人的社会生活、中国人的价值观有何种联系？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器以载道”、“器以藏礼”之说，无论是青铜器，还是瓷器都是中国庙宇、祠堂里的重器。中国的礼器从青铜器到瓷器的转化，不仅是一种材料的转化，还是一种价值追求的转化。也就是说，瓷器的发明不仅仅是一种物质材料的发明，也不仅仅只代表着一种科学技术和生产力，里面蕴含着的是一种文化价值观的选择。笔者是一位人类学者，近年，我热衷于以人类学的方法来研究中国陶瓷史，是希望通过中国陶瓷史来重新认识和理解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本文试图以如下两个角度来透过瓷器，重新审视中国文化及中国社会的发展特征。
中国古代的平民社会倾向
谈到中国的古代社会，以往的学术界由于受进化论的影响，认为所有的社会都是由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最后到共产主义社会，如此直线上升而发展的。而将人类学的观点带入到中国历史的研究中后才发现，这种来自进化论的历史分期法未必正确。人类学中有进化论，也有传播论，还有特殊历史主义流派，除有单线进化论，还有多线进化论等多种角度的研究方法。这些不同的学派和研究方法告诉我们，不同的地域有自己不同的历史文化所形成的文化地理的特点，未必都是按世界上的同一种方式直线发展的。
以往的观念认为，中国社会和西方社会一样，最早经历的是原始社会，然后是奴隶社会，从春秋战国开始进入了一个封建社会的发展阶段直至明清时期。但有些学者认为，实际上从秦汉开始，中国就由古代的贵族社会开始转向平民社会，而不是封建社会，这一观点在陶瓷史的研究中也可以得到印证。
首先，笔者要研究的问题是，为什么其他国家都没有发明出瓷器，而在中国那么早出现了原始的青瓷，到东汉年间则走向了成熟？这里面的原因，笔者认为不是科学技术造成的偶然，而是和中国的文化取向有很大的关系，而且还和汉代的以读书人为中心及抑制奢华生活有关系。在汉以前以贵族为中心的社会里，贵族的生活奢华无度，其所用的器物，大多是青铜、金银及漆器，陶瓷器只是平民百姓的日常用品或礼器。所以其发展是不受官方重视的，其在贵族的生活中占不到重要的位置。但在汉代，尤其是东汉时代，富人的生活受到抑制，那些奢华的器物也必然在生活中得不到提倡。而瓷器，有着玉般的质地，既朴素又高贵、温润，符合中国文人的审美追求。早期的原始瓷主要是用于制作随葬的明器，但随着烧制的技术越来越成熟，便越来越多地用于生活，并在此以后成为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日常器具，上至皇家贵族，达官贵人，下至平民百姓，其渗透到中国人生活的各个空间，成为中国人文化生活的重要部分。
而在唐代，更重要的一个进步，则是当时新创设的科举制度，这一制度的实行使许多底层的人士有机会通过读书而选入到高层的政府体制中，读书人大体上全都来自于农村。钱穆先生说：“因为农村环境是最适于养育这一辈理想才情兼茂、品学并秀人才的。一到工商喧嚷的都市社会，便不是孵育那一种人才的好所在了。那些人由农村转到政府，再由政府退归农村。历代的著名人物，在政治上成就了他们惊天动地的一番事业之后，往往平平淡淡退归乡村去，选择一个山明水秀良田美树的境地，卜宅终老，这在一方面自然亦是受他早年那种文艺熏陶的影响。即在城市住下的，也无形中把城市乡村化了，把城市山林化了。退休的士大夫，必有一些小小的园林建筑，带着极浓重极生动的乡村与山林的自然天趣。”就这样凭着科举竞选的考试制度，把传统文化种子始终保留在全国各地的农村，根柢盘互日深，枝叶发布日茂，使全国各地无一农村无读书声，无一地方无历史上的名人与古迹。农村成为中国文化的发酵地。
而这一制度对于陶瓷生产来说，其意义在于当时的陶民亦是农民，亦耕亦陶是明代以前还没有走向城市专业化生产的陶民们的生活写照。而这些在农村社会发酵出来的文化，必然会影响到当时陶民们的艺术创造，这一切都有利于当时的陶瓷业的发展，因为陶瓷不仅是一种具有实用性的商品，也是一种寄托了中国文人思想和哲学观念的手工艺术品。手工业和商业的发达带动了陶瓷用品的生产与流动，而文化艺术的发达则提高了陶瓷用品的艺术品格。
在唐代长沙窑的瓷器中，铭文题记开始出现，在这些瓷器中有器物名称，有为产品做宣传的相关赞语、诗歌等，而其中诗歌铭文最多。在长沙窑的器皿上其诗歌铭文大都是题写在喇叭口棱边流式壶的流部下，少部分写在双耳罐腹部、碟心和枕面之上。这些诗句通俗易懂，很少引用典故，大部分源于民间流传的古诗与谚语。其实不仅是诗歌，包括书法也由此民间化，掌握它不再是皇宫贵族及文化精英所具有的特权。在陶瓷器皿上的诗文与绘画出自于工匠之手，提供给普通百姓使用，这就使得文字与书法也走向平民化了。在这里，我们更体会到钱穆先生所说的：“古代的文学，是应用于贵族社会的多些，而宗教方面者次之。古代的艺术，则应用于宗教方面者多些，而贵族社会次之。但一到唐代全都变了，文学、艺术全都以应用于平民社会的日常人生为主题。这自然是中国文化史上一个显著的大进步。”这段话中所叙述的内容，在唐代的瓷器艺术中完全被表现出来了。
早期中国皇室祭祀天地多用金属器，自宋以后，祭祀天地开始“器用陶匏”(即恢复青铜礼器以前陶礼器)，为的是体现古礼“尚质贵诚”的精神。如果说以前的瓷器，由于质朴而接近玉的质感受到文人贵族包括民众的喜爱，到宋代却开始正式成为皇室进行各种祭祀典礼、人生礼仪的祭器与礼器。因此，中国人对于陶瓷器的选择与使用，并不是偶然的，是有其价值选择的，其选择的是“尚质贵诚”，其中包含了瓷器源于泥土，更接近自然的本质的意味。从青铜礼器到瓷器礼器的采用，也代表了从贵族价值观到平民价值观的转换过程。也就是说，任何一种人工造物的产生都不会是纯技术的，其中必然还有文化的原因。从另一方面也反证了中国从秦汉以后就脱离了世袭的贵族制，而走向了某种意义上的平民社会。这种制度可以使一介平民通过读书科举而成为国家栋梁，这在当时来讲是非常先进的一种制度。因此，读书成为中国人世世代代的家训，在陶瓷里有一非常经典的画面就是“牛角挂书”，还有“渔樵耕读”，表达的都是中国古人对读书的向往，也是代表了中国民间的基本生活方式。古代人之所以喜欢渔樵耕读，一方面是对田园生活的恣意和淡泊自如的人生境界的向往，另一方面也有通过读书，有一天入朝为官，得到统治者赏识的一种心理寄托。同时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说，古代中国社会结构的分层虽然严格，但其还是有一条纵向的社会上升渠道，可以让平民阶层通过读书而改变自己的命运，同时又通过读书，通过各种艺术的表演以及工艺美术里的各种画面形象的表现，陶冶自己的性情。
通过对古代陶瓷艺术的研究，我们看到，中国古代社会是一个崇尚简朴的，崇尚道德、崇尚读书的礼仪之邦。与同时期欧洲的贵族文化相比，这是一个先进得多的文化。
早熟的中国文化
梁潄溟认为中国文化是一个早熟的文化。而在钱穆的眼里，中国的社会也是一个早熟的社会，其理由是，中国社会在秦、汉时代就完成了一切人事制度之基础，在隋唐时代则更进而完成了其文学艺术方面一切人文创造的基础。
以陶瓷器的发展来看，也的确如此。在汉代，中国的瓷器制作已走向成熟，到隋唐，虽然唐代的青釉瓷窑尚未达到宋代那样遍布大江南北，但以越窑为基础的南方青瓷窑，以耀州窑为基础的北方青瓷窑，却为宋代各具特色的青瓷窑的出现打下了基础。而邢窑白瓷的烧造，为宋以后定窑的白瓷，景德镇的青白瓷、卵白瓷、白瓷的出现打下了基础。如果没有白瓷也就不会有元明清以后彩瓷的繁荣。另外，唐代的花釉器、黑釉瓷，为宋代的钧瓷、兔毫、油滴、玳瑁釉等窑变色釉打下了基础。还有唐三彩，虽然由于其是低温的铅釉陶，不适合做食具，但后世建庙宇及宫殿的琉璃瓦却得益于其的出现与发展。尤其要关注的还有长沙窑的产品，其釉下彩绘的方式，及其在器物上的铭文题记，还有将书法与绘画融为一体来装饰瓷器的手法，为宋磁州窑的黑地白花，元景德镇的青花瓷，明清时期景德镇的青花斗彩瓷、五彩瓷、粉彩瓷等风格的形成，打下了基础，埋下了伏笔。如此看来，在唐代，中国后世的各种陶瓷装饰手段及表现方式都在此一一得以展现与萌芽，而这种展现与萌芽不只是一个技术的问题，也包括了文化理念及艺术审美经验的形成过程。如果说在隋唐以前，中国的文化偏于粗犷豪迈，而隋唐以后的中国文化却逐渐地走向雅致阴柔，更多的是文人气质。因此，唐代的陶瓷发展虽不像宋代那么繁荣，但却是中国陶瓷器发展的一个重要转折，以及一种新的风格的发端期。
梁潄溟认为，中国文化的早熟体现在“其一，熟之早晚的比较对象系西方文化；其二，熟之是否的标准为个人内在之理性。西方文化根植于宗教，而中国文化却另辟蹊径以道德取代宗教，并以此维系风纪秩序，走了不同的路径。”在西方人类学的观点里，宗教是一个社会的必然经历。而中国除原始宗教外，并没有产生真正意义上的宗教，这是因为儒家在历史上将古宗教转化成一种礼乐，进而通过礼乐幻化成艺术陶冶人的情操，提高人的修养，而陶瓷器也归于其中成为礼器。
作为没有宗教根基的中国两个重要学派——儒家与道家差不多都是以生命为其根本。看重的是自然，而不是人为。而这一特征在中国陶瓷上的体现就是，重匠心独运，追求天然趣成；崇尚自然，常常要`讲究天人合一”，应用到具体的操作层面，则变为“心物合一”。在中国人思想的匠心上，绝不肯损伤到外物所自有之内性，工艺只就外物自性上为之释辉增美，这正有合于《中庸》上所说的“尽物性”。对于物性之一番磨砺光辉，其根本还需从自己的“尽人性”上做起。物性与人性相悦而解，相得益彰，这是中国工艺美术界的一种共同的理想境界。因此，中国人的工艺，定不要见斧凿痕，因为斧凿痕是用人力损伤了无形的表记。中国人常说：“鬼斧神工”，又说“天工人代之”。这里所称的“鬼斧神工”与“天工”都是不情愿对外物多施人力的表示。这不是中国人不愿用人力，只是中国人不肯用人力来断丧自然。中国人只想用人的聪明才智来帮助造化，却不肯用来代替造化或征服造化。因此，中国人不喜欢机械，常赞赏“匠心”而斥“机心”。因为机械似乎用人的巧智来驱遣物力使之欲罢不能，这并不是天趣，并不是物性，窒息了天趣，丧断了物性，反过来亦会损伤到人的自性，这不是中国文化理想的境界。我们若能用这样的眼光来看中国的陶瓷艺术，就可以看出它哲学意味与内在精神，而这些哲学思想在唐代的陶瓷艺术开始得到发挥，到宋代则发展到一个高峰。宋代的天青、粉青、梅子青等釉色；宋代的冰裂纹、金丝铁线、蟹爪纹等瓷器上的肌理；宋代官窑的紫口铁足；钧瓷的窑变、蚯蚓走泥痕等等，都是窑工们在巧妙地利用材质本身的物性，而达到的一种自然天成的美感。
另外，中国人以艺术陶冶人的性情，让人生活在字、画、诗词等想象的意境中。所以即使是像陶瓷这样的日常用具，也非常讲究在上面绘画，自然界中的花鸟鱼虫皆可入画，为的是将思绪达到一种清明安合的状态。即使在没有装饰的一道釉的器皿上，也不是一览无余的空白，而是有着更深的在质感和肌理上的追求。而且我们还看到的是，不同姐妹艺术的互相渗透，不同哲学观念在不同时代的文学艺术中有着统一展现的方式，而陶瓷艺术总是其中重要的体现者之一。因此，在中国的陶瓷艺术上体现了中国人在文化上的追求，也体现了中国文化是一个以生活的艺术来渗透自己的道德理念，以艺术来取代宗教，来表达道德取向的文化。这是一种早熟的文化标志，曾经被欧洲社会所崇尚。
中国社会的这种早熟，虽然阻碍了其向工业文明的进一步发展，由一个先进的农业国家变成为了一个落后的文明古国，但今天在后工业文明时期，当人们的物质生产已达到一定饱和度，生态环境也受到严重破坏时，我们便开始意识到，中国古人崇尚自然、崇尚生命、追求生活的艺术化的境界，对人类的未来发展，是有一定的启发意义的，是值得我们做进一步探讨的。
结语
在上个世纪末，费孝通先生曾说：“1997年是一个重大的转折，就表现在中国的地位不同了，世界不能忽视中国的声音。那么谁来讲话，谁来代表这个声音？我认为这是学术机构的责任，要培养一代有‘文化自觉’素养的学者来表述这个声音。”笔者希望自己所做的研究，也是用来表述这个声音的工作之一，即从不同的角度讲清楚中国文化的来龙去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