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撇口、削肩、鼓腹、平底。器身呈棕红色，为泥质红陶，口沿与腹部以红黑双色彩绘蛙纹图像，纹饰连续、清晰，虽有氧化褪色，但总体彩绘尚保存完好未有脱落。马家窑文化陶器主要分布在甘肃省及其以西地区，上下延续千年左右。因其主要地域是在黄河流域沿岸，因此民间俗称其为黄河彩陶。马家窑文化按其地域以及出土器物的特征来分类，又可细分为石岭下、马家窑、小坪子、半山、马厂五种类型，陶器多为夹砂红陶或夹砂灰陶，以黑彩绘画为主要装饰，喜用水波纹、几何图型，器身饱满，韵味无穷。马家窑文化概念最早由瑞典考古学家安特生(J.G.Andersson)提出。1923－1924年，时任中国北洋政府农商部矿政顾问的安特生到甘肃、青海地区进行地质调查，发现了马家窑、齐家坪等多处史前文化遗址。在1925年出版的《甘肃考古记》中，他根据当地考古资料，将甘肃地区的古文化分为齐家、仰韶、马厂等六期，并认定马家窑文化是中原仰韶文化的一个地方分支，称为甘肃仰韶文化。由冯先铭先生主编的《中国古陶瓷图典》(文物出版社，1998年)也沿用了这个概念。但是，有很多专家对安特生的这个观点提出异议，如中国考古界泰斗裴文中先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学家夏鼐先生等根据河西地区考古发掘资料，认为马家窑文化应该是一个独立的文化类型而非中原仰韶文化的地方分支。1961年出版的《新中国的考古收获》一书正式将马家窑文化予以定名，现在这个概念已经普遍为考古学界所接受。因此，日后如果要再版《中国古陶瓷图典》，则应根据正确的概念来重新给予修订。由于黄河彩陶特殊的魅力，在海外收藏界深受欢迎，因此历来成为仿制的重点。主要的仿制方式有整器新做或者采用已经褪色的老器后加彩。整器新做的，鉴定相对容易，目鉴或者采用热释光都可以很容易地辨别，特别是器身内部的覆土，老器之中的覆土是长期自然叠压固化形成，新器之中的覆土则采用添加黏合剂以增强附和力，因此使用手碾或者采用化学成分分析都可以区分。老器后加彩鉴定起来相对困难，过去主要看彩色是否自然老化、是否采用矿物彩料来进行区分，目前新彩做旧亦采用矿物彩料，表面老化则采用升温加速氧化法，仅凭彩绘色彩来鉴定也就相对困难。不过自然老化和人工老化仍然是有很大区别，此外，真正的黄河彩陶图案和上色并不是绘制而成的，因此只要用心观察，也还是不难鉴别。
延伸阅读
广东陶瓷的历史——新石器时代至西周的陶器
广东是祖国南大门，烧制陶瓷历史悠久，在国内陶瓷工艺美术史上，占有一定地位。近三十年来，考古工作者先后在韶关、曲江、连南、始兴、仁化、南雄、惠阳、惠东、博罗、河源、龙川、子今、枚县、枚州、大埔、兴宁、平远、丰顺、汀海、潮州、潮安、揭阳、东莞、南海、佛山、三水、中山、新会、高鹤、陵水、廉江、高州、阳江、遂溪、高要、云浮、封开、郁南、广州、增城和番禺等四十多个县市，调查发现了新石器时代晚期、西周、战国、汉代和唐至明代窑址一百七十多处，采集和出土了大批古陶瓷标本。这些陶瓷器造型装饰和生产技术，都有一定的地方色彩和独特风格，它的发掘反映了广东社会经济和生产技术发展的一定面貌，它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对我国的陶瓷工艺作出了一定贡献。本文主要是依据上述调查和发掘所得材料，并联系已发现的局部古遗址、古墓葬出土实物，对广东古陶瓷进行初步分析，并对有关问题作初步探索。
广东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约有三、四百处，其中经过发掘的有二、三十处。据研究分析，这些遗址可分为早、中、晚三个时期。早期的分布于英德、始兴、连山、罗定、封开、怀集、阳春、南海等县。其中英德青塘遗址经过发掘，出土有绳纹、方格纹、篮纹、划纹、粗砂陶片，均系手制，火候不高。这些陶片与打制石器共存。中期的遗址以潮安陈桥村、增城金兰寺下层和深圳小梅沙遗址为代表。陈桥村出土的陶器主要为圆底的釜、罐、钵，表面抹平，多划纹，还有用贝壳类压印的纹饰及绳纹、篮纹等，口滑或颈部往往涂赭红色宽带彩绘，富有地方特色。金兰寺下层出土的陶器，夹砂陶占82.5％，磨光红陶占13.6％，彩陶片占3.9％,未见几何印纹，只有绳纹、篮纹和划纹。小梅沙遗址除出土夹砂粗黑陶和绳纹陶外还出土一件精美的《彩陶盘》，口径23.6厘米(附图一)，其胎质为黄色细沙泥陶，陶土经过淘洗、手制，火候低，器表及足部经过打磨后再在其上涂一层暗红色陶衣，器外壁彩绘赭红色的仰覆钩形纹，器足绘水波纹和圆圈纹等。从其器形，陶质、制法、纹样等特点来看，它与广东东莞、增城、佛山和香港发现的彩陶碎片相一致，而与东南沿海江、浙、闽一带遗址所出的彩陶器相接近，当属于同一个文化系统中具有广东特点的产物，而与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和马家窑文化出土的彩陶器则有较明显的区别。
晚期的遗址，以曲江石峡中、下层，增城金兰寺中层和佛山河宕遗址为代表。这个时期的遗址数量最多，几乎遍及全省各地。陶片堆积范围大，分布密集，制陶工艺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广东是我国几何印纹陶出现较早，分布范围较广和拍印技术普遍流行的一个地区，有着自身的发生、发展、兴盛、衰亡的历史过程。这时的陶器几何印纹已相当发达，流行以曲尺纹、云雷纹、方格纹、圆圈纹、编织纹、篮纹等。一般来说夹砂粗陶、泥质软陶和硬陶均拍印有纹饰，但也有素面无纹的。器形有陶鼎、陶鬶、贯耳壶、鸟形壶、圈足罐、凹底罐、高足豆等，其中石峡出土的陶鼎、陶鬶和贯耳壶与江西清江筑城下层、修水山背遗址及江西良渚文化的同类陶器相类似。据研究，广东新石器时代中、晚期的陶器，是在本地区早期陶器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既有本地区的特点又有与邻近的广西、江西、湖南、福建等省区同一时期的陶器有密切的关系。
在广东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中发现的窑址有三处。一处是韶关走马岗，一处是连南猫头山，另一处是梅县凹峰里山。由于地区历史发展的不平衡，其相对年代比金兰寺遗址中层和石峡中、下层为晚，前者约相当于中原的商代，后两者约相当于中原的商周时期。韶关走马岗窑，系一座横穴窑，该窑是在生土中挖成的，平面长约2.6米，分窑室、火膛、烟道三部分。窑壁涂有一层草泥土，经长期火烤变成坚硬的红烧土。窑室为一圆形竖穴，火膛在窑室的东部，呈一长筒形的管道，烧窑时火焰经过管道进入窑内。这座窑的特点是规模小，不设窑算，无窑顶，是一种升焰式穴窑，其窑温至高一般不超过1000度，窑内陶器是在氧化气氛中烧成的。该窑烧造的陶器仅有夹砂粗陶和泥质软陶两种。夹砂粗陶胎呈黑色，纹饰不多，仅见方格纹，曲尺纹、篮纹、席纹等。泥质陶呈灰、红两色，各占一半左右。纹饰以方格纹、曲尺纹、篮纹为最多，但也有编织纹、圆圈纹、云雷纹和划纹。并在各种器物上饰以附加堆纹。器形有罐、缶、盘、鼎、豆和器座，也有不少短颈敞口、鼓腹圆底、卷口尊。这种尊和广东各地几何印纹软陶遗址中常见的尊的特征是一致的。上述陶器都是在无顶的穴窑中焙烧出来的，火候不高，手捏即碎，可知当时烧窑技术还有很大的原始性。
连南猫头山窑址出土的遗物有生产工具、制陶工具和陶器等。生产工具有石斧、石奔、石凿和敲击器；制陶工具有陶压锤和拍印花纹的方格纹陶拍。从陶片和残足推测，器形有罐、盆、鼎等。器表花纹有夔纹、篮纹、方格纹、回纹方格组合纹(有粗细之分)和弦纹。器形一般都很端正，厚薄均匀，造型比广东其他地区同一时期的遗址所采集到的稍为简单，也没有柄把一类的附件。陶器的颜色有红、灰、黑三种。在广东数以百计的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中，采集到的陶器胎质亦有红、灰、黑、褐等颜色。说明当时的陶器都是在氧化气氛中，同时又在熏烟的情况下烧造出来的。
梅县凹峰里山是一处烧印纹陶的圆穴窑址，共有窑三座，但已被毁坏，窑基及部分窑壁尚存，直径1.3至1.6米，投柴孔设在窑身下端，投柴孔之上及窑内壁均凹凸不平，推测其原来有一层窑箅,但已塌毁，原貌不明。这是一种升焰式圆穴窑。出土的陶器纹饰有夔纹、云雷纹、席纹、方格纹、篮纹和夔纹与双线方格组合纹。广东发现以夔纹陶为特征的遗址，已有一百六十多处，这种纹饰很可能仿自中原的商周铜器而加以简化。
西周窑仅在平远石正公社发掘了四座，结构基本一致。系一种圆穴窑，在生土中挖成，分窑室、窑箅、火膛、窑门四个部分。从火门进入为火膛，火膛之上是窑室，中间隔着很厚的窑箅。窑室平面为圆形或椭圆形，无顶，窑壁作弧形状。窑箅和窑壁用泥拌草涂抹和夯牢，经高度焙烧，极为坚硬。窑箅表面平坦，窑箅之下为火膛，其中四号窑室残高0.9米，宽1.5×1.8米。据推测，烧窑时窑顶可能用竹木或石板架成平顶，留出烟道后，其余地方用湿泥加以密封，烧成一窑器物后，再将窑顶揭开，再烧时则再搭上相同的平顶。该窑出土的陶器，以罐为最多，占69.97％，碗、碟占16.82％，壶、盂、盆、插座和陶压锤数量最少。这些陶器，以几何印纹硬陶为主。纹饰有方格纹、云雷纹、云雷与方格组合纹。素面陶也有，但数量不多。除印纹陶外，彩绘装饰也是这批陶器的重要特征。有点彩划彩两种，点彩一般以二、三点为一组，点于器腹或口沿上，点距不很均匀；划彩则以直线条纹(二至五条为一组)绘于印纹陶器腹环壁一周，也有绘于口沿的。彩绘颜色有黑、赭、棕红、暗绿等色，以黑色为主。该窑虽然系一种竖穴升焰窑，但其烧制的印纹陶和彩绘陶器，据石湾陶瓷研究所测定，火候一般在900至1200度左右，可见该窑比韶关走马岗窑进步，有一定的科学性，在烧成气氛性质方面，能偶尔还原。
值得注意的是，1974年在饶平发掘的二十四座商周墓葬中，出土了一批酱黄釉和酱黑釉陶器，器形有各种大口圆底尊、圈足盘、平底或圆底罐等，有些外壁印条纹、方格纹或在器肩刻划各种简单的文字符号。火候一般约在900至1000度左右。其中大口圆底尊与河南郑州出土的商代黄釉尊极为相似。在普宁亦有类似的墓葬和器物出土，可知广东烧制原始瓷器历史悠久。
龙川出土的西周《双耳陶罐》(图3)，器外腹下身模印斜方格纹，其上直至口沿均用渴黑色矿物颜料描绘回形雷纹环壁三周，线条厚处发光，胎质坚硬．烧造这样的陶器需要掌握1250度左右的火候，说明当时广东制陶技术已有了很大的进步。
双耳陶罐 周 高16.0cm 口径11.5cm 广东省龙川遗址出土 广东省博物馆
商周时期，南方是“百越”部落聚居的地区。在《尚书·泰誓》、《逸周书·王会》、《诗经·大雅》等文献和中原出土青铜器铭文中有“南夷”、“仓吾”、“南瓯”、“南国”、“南海”等词，指的都是南方“百越”部落。南方“百越”部落同商周王朝经常有交往，有时也发生战争。在这过程中，逐步扩大了我国南北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上述发现的印纹陶，大口圆底尊和彩绘陶器等，它对进一步研究当时广东与中原文化的关系和年代上，无疑是增添了可贵的实物资料。
古代瓷器：马家窑彩陶文化
马家窑文化是黄河上游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因最早发现于马家窑遗址而得名，年代约为距今5000年4000年。马家窑遗址位于甘肃省临洮县洮河西岸的马家窑村麻峪沟口，1923年1924年，1.85传奇私服瑞典地质学家兼考古学家安特生在甘肃、青海一带调查，其助手们在1924年发现马家窑遗址并进行了发掘。1957年开始，甘肃省博物馆对遗址进行了多次调查，发现了马家窑类型叠压在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之上的地层关系。马家窑文化和马家窑类型均由该遗址而得名。
马家窑文化的命名人著名考古学家夏鼐。
马家窑类型主要分布在甘肃中南部和青海东北部、宁夏南部地区，在甘肃东部的泾、渭水上游与西汉水、白龙江流域都有不少遗存。兰州附近及黄河沿岸西至青海的贵德盆地以及湟水、大夏河、洮河、庄浪河、祖厉河，宁夏的清水河流域与河西走廊武威以东地区均有分布。已发现的马家窑类型遗址达300多处，年代约为距今5000年4700年。陶器以橙黄陶为主，有少量的灰陶。这一时期的彩陶展现了新的辉煌，数量增多，彩陶的比例占到20％50％。彩陶器型丰富多样，纹饰精美，以旋涡纹、水波纹、同心圆纹为主，线条流畅，图案明丽。马家窑类型彩陶受仰韶文化的影响较大，但又有了新的发展。随着人们定居生活的稳定，陶器器形也出现了变化，虽仍以盆、钵、碗等饮食器为主，但贮藏器瓮、罐、瓶逐渐增多，还出现了最早的打击乐器彩陶鼓。从总的发展趋势看，这时的器型线条变得更加流畅，各部分的比例更加匀称，更加实用。这说明农业生产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马家窑文化的彩陶制作工艺很成熟，数量特别繁盛，占各类陶器总和的25％50％。在陪葬陶器中，彩陶多达80％。马家窑的彩陶多为红陶，分有泥质红陶和夹砂红陶。彩绘幅面很大，许多泥质细陶往往口沿、外壁都绘有花纹，还盛行内彩，纹饰绘于器物内壁。甚至一些作为炊器的夹砂陶也有彩绘，极为少见。花纹繁缛瑰丽，富于变化而有规律。大多数的夹砂陶表面饰以绳纹，少数饰数道平行线、折线、三角或交错的附加堆纹。马家窑文化的陶器在造型上具有自己的显著特点，器形有碗，钵，盆，罐，壶，瓶，杯等。
马家窑文化的彩陶艺术 古代瓷器知识
舞蹈纹彩陶盆马家窑文化，1982年青海民和阳山墓地出土。
锯齿纹彩陶鼓马家窑文化，1982年青海民和阳山墓地出土。彩陶鼓近鼓面处有一圈乳丁，以便蒙包兽皮。
马家窑文化是黄河上游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因最早发现于甘肃临洮的马家窑村而得名，年代约为距今5000年-4000年。
马家窑文化以彩陶器皿为代表，它的器型丰富多姿，图案极富于变化和绚丽多彩。其制陶业非常发达，继承了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爽朗的风格，但表现更为精细，形成了绚丽而又典雅的艺术风格，比仰韶文化有进一步的发展，艺术成就达到了登峰造极的高度。陶器大多以泥条盘筑法成型，陶质呈橙黄色，器表打磨得非常细腻。许多马家窑文化遗存中，还发现有窑场和陶窑、颜料以及研磨颜料的石板、调色陶碟等。马家窑文化的彩陶，早期以纯黑彩绘花纹为主；中期使用纯黑彩和黑、红二彩相间绘制花纹；晚期多以黑、红二彩并用绘制花纹。马家窑文化的制陶工艺已开始使用慢轮修坯，并利用转轮绘制同心圆纹、弦纹和平行线等纹饰，表现出了娴熟的绘画技巧。彩陶的大量生产，说明这一时期制陶的社会分工早已专业化，出现了专门的制陶工匠师。彩陶的发达是马家窑文化显著的特点，在我国所发现的所有彩陶文化中，马家窑文化彩陶比例是最高的，而且它的内彩也特别发达，图案的时代特点十分鲜明。
马家窑文化的彩陶艺术，是人类远古先民创造的最灿烂的文化之一，是世界彩陶发展史上无与伦比的奇观，也是彩陶艺术发展的顶峰。从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随着大量新出土材料的积累，马家窑文化彩陶的研究，越来越受学术界关注，逐渐形成为史前文化研究中的一大热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