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碑林名碑书法展宁波亮相 展现石刻“中国书法史”

西安碑林名碑书法展宁波亮相 展现石刻“中国书法史”

由浙江省宁波市天一阁博物院和西安碑林博物馆联合举办的“石墨镌华——西安碑林名碑书法展”近日在天一阁博物院开幕。此次展览展出西安碑林博物馆收藏的历代名碑拓片55件，为参观者带来一场书法艺术的视觉盛宴。taOci52.cOM

据展览方介绍，此次展览分为“意趣萌发——秦汉书法”“势态天然——魏晋北朝书法”“法度谨严——隋唐书法”“翰墨渲情——宋元明清书法”四个单元，展出的历代名碑拓片涵盖各个时期杰出的书法艺术作品。

此次展览精选的拓片组成一部石刻“中国书法史”。如在“秦汉书法”单元中展出了秦代《峄山刻石》和东汉灵帝熹平年间由蔡邕等以隶书书写的《熹平石经》拓片，《峄山刻石》用笔劲秀圆健，结体严谨工稳，是秦代小篆的代表作；《熹平石经》书法趋于方正严整，为汉隶之典范。

与此同时，雄浑朴拙的北朝墓志、隋唐时期的名碑佳作亦有展出，如张旭的《肚痛帖》、怀素的《东陵圣母帖》等。展览中另有宋元明清各书法大家的作品，众体兼备，各具风采。

天一阁是我国现存历史最悠久的私家藏书楼，原为明兵部右侍郎范钦的藏书处。西安碑林以古代碑刻艺术闻名于海内外，享有“经史宝库，书法渊薮”的美誉。此次展览将持续至4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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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雄浑”审美形成中的民族心理作用

书法“雄浑”审美形成中的民族心理作用

从先秦“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到汉文字乃“天象所垂，河洛所吐”，到魏晋时期要求笔画横如“千里阵云”、点如“高峰坠石”、竖如“万岁枯藤”，书家无不充满对“雄浑”审美的钟情与推崇。“雄浑”作为审美范畴走进书法艺术，得益于民族传统心理对艺术的辐射、引领和干预，因为任何一种审美思潮都会打上民族心理的深深烙印。

民族惧悚心理，奠定“雄浑”审美形成基础

面对电闪雷鸣、洪水猛兽、疫情疾苦等极端力量，先民心存惧悚与惊恐，这种心理从遥远得渺茫难测的洪荒时代就已产生。但从制作“第一把石刀”“第一个陶器”“第一个图腾”，人类就已开始排解、抗衡这种极端的异己力量。当人们无法抵挡、匹敌之时，便产生尊重恐怖与怪异的行为，企图以恐怖来反击恐怖，祈求自身平安康宁，这正是早期艺术中多出现丑恶凶残形象的主要原因。西安半坡村新石器中期仰韶遗址出土的鱼陶器上，鱼造型圆目、巨口、露齿、扬鳍，面目可憎；先秦青铜器上的饕餮形象，个个狰狞粗犷，强悍丑陋；其他艺术如舞蹈、诗歌等，不乏使人“意夺神骇、心折骨惊”的负面形象。以难言的粗野力量、神秘的狰狞形象来唤发震憾，来克服惧悚心理，正是“雄浑”审美诞生的前奏。

基于这一民族心理和艺术渊源，早期书法弥漫着狂飙式的雄浑之风。诸如北魏碑刻，人们尽管评之“乱头粗服”“家鸡野雉”“草里惊蛇”，但又无不赞叹其强劲霸悍、刚烈浑厚的雄浑内质，正如清叶昌炽评北魏《鞠彦云》《吴高黎》两墓志时说：“寥寥短碣，森如利剑，可割犀象。”就是在南方古吴中一带，也有如《天发神谶碑》（亦称《天玺纪功碑》）等碑刻，其书体怪异莫明，张牙舞爪，南宋姜夔谓为“符书”，清郭宗昌讥为“牛鬼蛇神”，但这神秘形貌又透出无法让人抗拒的雄浑之气，森森然如武库之戈戟，凌然角锐而令人不可侵犯，清方朔《枕经堂金石书画题跋》对此一语中的：“予观其书，方折盘旋以隶笔而行篆体，戈长剑利中实乃弓燥手柔。”

民族征服心理，充实“雄浑”审美主体内容

先民在感受自然威力也在享受自然壮丽、生命美好，为占有并享受这种壮丽美好，开始产生征服自然的强烈欲望。回溯上古神话世界，篇篇充满征服自然的豪迈与超越，盘古开天辟地、女娲造人补天、后羿弯弓射日、精卫含木填海，可以说，“征服”心理在上古年代已经成为民族的审美气质，原始的血性、强悍始终亢阳鼓荡、血脉偾张。

艺术审美的根本目的是满足人的感性需要和心里体验，一定程度上追逐着人们的心理而获得自身的丰富和发展，包括自我意识、生活情趣、价值观念等等，构成艺术审美的本质内容。所以，与其说心理体验助推艺术审美，还不如说艺术审美来源于心理体验，当然这里并不否定艺术审美还来源于世界客观规律、社会普遍认知、传统思维习惯、时代发展际遇等。而这里强调的是，民族征服心理引导着人们追求空间高远、追求力量强劲、追求气势磅礴，这确实是“雄浑”审美的形成而且构成其主旋律的重要动因。唐司空图《诗品二十四则·雄浑》所说“大用外腓，真体内充。反虚入浑，积健为雄。具备万物，横绝太空。荒荒油云，寥寥长风。超以象外，得其环中。持之匪强，来之无穷。”既是对“雄浑”审美概念的概括，也是对民族征服心理表象的最好阐释。

“雄浑”一旦占据艺术审美的高位，必然有力促进书法艺术的嬗变与演进。汉代书法与前代相比，特别注重“力”和“势”的注入，正缘于此。王充在《论衡》特别提到壮士之力与笔墨之力，提出两者均须“扛鼎揭旗”，刘勰《文心雕龙》在“风骨”中极力推崇笔墨之力，认为艺术应该如鹰隼展翅、翰飞戾天那样“骨劲气猛”。同时“势”也摆上书法追求日程，书家开始对笔势、体势提出多种要求，如汉蔡邕《九势》就强调“形势递相映带，无使势背”，以此说明书法并不是笔画线条简单拼凑，而是有着“雄浑”审美的那种一气贯通、淋漓尽致。

民族内省心理，完善“雄浑”审美框架体系

在同自然抗争与征服过程中，先民学会与自然和谐相处，以实现天人合一、同生共荣，《周易》中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将自然与人完全等同化、一体化。作为主体的人自身也是一个小宇宙、小自然，也必须不断改造、调适、充盈，这就形成了民族特有的内省心理。《论语》中说：“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晋傅玄《傅子》中说：“君子内省其身，怒不乱德，喜不乱义也。”而内省的目的，是培养浩然正气，走向纯洁崇高。是富贵不能淫，而不是屈服于权威；是返朴归真的旷达天放，而不是拘于物限的行止有束。这种内省出的自由逍遥、万物同化、高洁无比的理想人格，体现在艺术审美中，高度切合“雄浑”要素与内蕴。“雄浑”审美将人格的伟大高尚纳入囊中、收归己用，作为内涵一部分就显得十分妥帖，名正而言顺。至此，“雄浑”审美架构经过由反到正、由外到内不断完善补益已构建完成。

事实也是如此，史上优秀书法凡冠以“雄浑”风格，其书家一定胸襟宽敞，心宅爽洁；相反，尽管有些书法出类拔萃、卓荤不凡，但因书家人品低俗、狗营苟蝇，终不为世所认。秦刻石小篆雄浑天放为世景仰，其背后与秦始皇雄才大略、尽兼六国的壮志密不可分，与丞相李斯精于文学、治国有术的杰出才能彼此相连。《泰山刻石》《琅琊台刻石》 ，就尤如秦始皇、李斯等正襟危坐、肃穆庄严、目空一切的威严形象。对此，清杨守敬《学书迩言》有所总结，他认为学书者不仅要有天分，还要品高，品高则下笔妍雅，不落尘俗，还要学富，学富才能胸罗万有，书卷之气溢满字里行间。“雄浑”自觉含纳人品的审美意义正在于此。（文\嵇绍玉）

中国传统工艺亮相法国国际文化遗产展 图

中国传统工艺亮相法国国际文化遗产展 图

（1）11月2日，在法国巴黎举行的第22届法国国际文化遗产展览会媒体预展上，来自上海的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刘红宝（左）向本届展览组委会负责人、巴黎行政管理学院院长帕特里克·当布龙介绍他的作品。第２２届法国国际文化遗产展览会３日在巴黎开幕，世界各国遗产修复、保护与传承领域的专业人士云集于此，其中中国翡翠青瓷、敦煌艺术等传统工艺品彰显了中国古典文化的魅力。

展览中的两件翡翠青瓷作品色泽清透，造型轻盈。一位法国参观者边看边询问其烧制方式，并连连赞叹中国陶瓷文化的精妙。

上述两件作品的作者何志隆介绍说，翡翠青瓷的奥妙在于将不上釉的土坯入窑，通过高温熔融方式，使窑内灰烬自然落着在液化坯体表层，在精准的数据估算及温度控制下，经过４００多个小时烧制而成。

展览中的中国珠宝工艺品同样极具吸引力。这些工艺品大都以花鸟为造型，融入中国画、篆刻等传统艺术元素，平均每件作品需要３到６个月的精雕细琢才可完成。其作者刘红宝表示，以大自然为基本元素，用中国传统艺术方式演绎是他的珠宝设计理念。

本届展览组委会负责人、巴黎行政管理学院院长帕特里克·当布龙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称赞这些珠宝作品“巧妙地将艺术和技巧完美结合，具有很深的中国文化意蕴”。

展览现场，中国敦煌莫高窟飞天艺术的浮雕壁饰作品，景德镇陶瓷学院青年陶艺教师们的创新之作，苏州刺绣艺术品，以及始于清朝道光年间的中华老字号香粉等也悉数亮相。

法国国际文化遗产展览会自创办以来，以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修复、保护与传承为宗旨。本届展会期间还将举办主题研讨会和专业影片展映等活动。

中国瓷器发展史(下)

中国瓷器发展史(下)

明朝建立以后为了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对工商业采取了降低商业税率等政策。改变了元代对手工业工人采取的工奴制度。明洪武时规定“凡工匠二等：曰‘轮班’，三岁一役，役不过三月，皆复其家；曰‘住坐’，月役一旬”（王鸿绪《明史稿》第五十四卷）。“住坐之匠月上工十日，不赴班者输罚班银月六钱，故谓之输班”（《明史》第七十八卷）。这种“轮班”和“住坐”的封建性超经济的剥削制度，对于明朝后期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起了很大的阻碍作用。但和元代的工奴制相比，则轮班匠三四年中除了为官工业服役三个月外，可自由经营手工业，而住坐匠户若能每月交纳六钱罚班银后，也能从事自己的业务，这对于当时手工业生产的发展，无疑具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明朝初年，社会相对安定，洪武、永乐年间，除了原有的城市继续有所发展外，南北各地又出现了一批新的商业中心。明成祖朱棣把首都从南京迁到北京以后，疏浚会通河，修整自济宁至临清的一段运河，畅通潜运，使运河沿线的一些城市也繁荣起来。城市的繁荣，增加了对手工业产品的需求。 明朝洪武年间，曾一度实行海禁，使外贸受到一定的影响，但瓷器的出口并没有停止，只是限制政府对外国的赠予。永乐年间以后瓷器输出的途径更多：政府的对外馈赠、入贡国使节的回程贸易、郑和的大规模远航贸易和民间的海外贸易等等。通过这些渠道，明朝的瓷器不仅继续畅销亚洲各国，而且也大量销售到欧洲。同时外商还根据本国的生活习俗和民族习俗，在造型、纹饰等方面提出要求，订购所需瓷器；我国许多窑场也适应西方市场的需要，生产专供外销的瓷器。明代瓷器不仅从海路输出，而且还从陆路对外销售。据万历年间刊刻的《野获编》记载，阿拉伯各国来我国进行贸易的商人，回去时所带的瓷器多达数十车。出口的瓷器，既有官窑的产品，也有民窑的产品。在品种上，不仅有青花瓷，也有釉上红绿黑三彩瓷。从永乐三年（1405年）至宣德六年（1431年），尤其是郑和八次出使西洋，既促进了海外贸易的发展，更刺激了瓷器生产的繁荣。 到16世纪，明代的社会经济中资本主义因素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当时的重要手工业，如纺织、冶铁、采煤、印刷和瓷器制造业，都有一部分进入工场手工业的发展时期。明代的瓷器生产正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明代的日用瓷器，除了宋元时期的大窑场如磁州、龙泉等地仍有烧造外，不同程度的粗、细陶瓷器生产遍及山西、河南、甘肃、江西、浙江、广东、广西、福建等省。其中，山西的法华器、德化的白瓷和江苏宜兴的紫砂器更是这一时期的特殊成就。 法华又称珐华，是明代中期以后在晋南一带盛行的具有特殊装饰效果与独特民族风格的日用器皿。法华器的胎与琉璃器完全一样，釉的配方也和琉璃器大体相同，只是助熔剂有差异：硫璃以铅作助熔剂，而法华所用的助熔剂是牙硝。《南窑笔记》说：“法蓝、法翠……本朝有陶司马驻昌南，传此二色，云出自山东琉璃窑也。其制用涩胎上色，复入窑烧成者。用石末、铜花、牙硝为法翠，加入青料为法蓝。”这里的法蓝、法翠很可能就是指法华的蓝色和孔雀绿色。在古代华和花是一个字。为什么在色彩上要加一个法字，它的最早记载见于何时，都还有待进一步研究。法华的装饰方法，是“采用彩绘中的立粉技术，在陶胎表面上用特别带管的泥浆袋，勾勒成凸线的纹饰轮廓，然后分别以黄、绿、紫釉料，填出底子和花纹色彩，入窑烧成”（高寿田：《山西琉璃》，《文物》1962年4、5期）。山西所制的法华器，一般都是小件的花瓶、香炉、动物之类。景德镇在嘉靖前后也仿制法华器，但它和山西法华不同。首先是景德镇用瓷胎而山西法华用陶胎，因而烧成的温度就不一样。景德镇的器物有饰以花鸟、人物的瓶、罐、钵等。在器物的底色上，琉璃一般是黄、绿二色，但法华则以紫或孔雀绿为主，缀以黄、白、孔雀蓝的花纹，就更能突出艺术效果。 德化窑的白瓷在宋代已有生产，但成为全国制瓷业中一种具有代表性的品种，是在明代开始的。万历十四年（1612年）刊刻的《泉州府志》说：“磁器出晋江磁灶地方，又有色白次于饶磁……又有白瓷器，出德化程寺后山中，洁白可爱。”关于德化的古代窑址，福建省博物馆于1976年再次调查，据现有资料，明代的窑址计十八处：在浔中公社的有祖龙宫、屈斗宫、岭兜、后窑、西门头、大草铺、后所；在三班公社的有内坂、新乾寨、窑垅山、桐岭、旧窑、新窑、啤坝窑；在刈坑公社的有石坊、双溪口、苏田；在上涌公社的有许坑林等。 明代德化白瓷有其独特的风格，它不仅与唐宋时期其他地区的白瓷不同，而且与景德镇同时期的白瓷也不一样。它有如下的特点： （一）瓷胎细密，透光度极其良好，为唐宋其它地区白瓷所不及。唐宋北方白瓷，是用氧化铝含量较高的粘土烧制的，粘土内含助熔物质少，故器胎不够致密，透光度较差。而德化白瓷则用氧化硅含量较高的瓷土制成，瓷土内氧化钾含量高达6％，烧成后玻璃相较多，因而它的瓷胎致密，透光度好。 （二）就釉面来看，德化釉为纯白色，而北方唐宋时期的白瓷釉则泛淡黄色，元明时期景德镇的白瓷却白里微微泛青，与德化白瓷有明显的区别。造成这种差别的原因，不仅与原料的化学组成，特别是氧化铁、氧化钛的含量有关，也与烧成气氛的性质有关。北方白瓷的特点是胎、釉中TiO2、Al2O3含量比较高，胎中的Fe2O3含量亦较高，烧成时采用氧化气氛。故瓷器呈现白里泛黄的色调；景德镇白瓷的特点是胎釉中Fe2O3、TiO2、Al203含量均较适中，烧成时采用还原气氛，故瓷器呈现白里泛青的色调；德化白瓷的特点是胎釉中的Fe2O3含量特别低，K2O含量特别高（周仁、李家治：《中国历代名窑陶瓷工艺的初步科学总结》、《考古学报》1960年第1期），烧成时采用中性气氛，所以德化白瓷就比唐宋北方白瓷和景德镇同期生产的白瓷釉色更纯净，从外观上看，色泽光润明亮，乳白如凝脂，在光照之下，釉中隐现粉红或乳白，因此有“猪油白”、“象牙白”之称。流传欧洲后，法国人又称为“鹅绒白”、“中国白”等等。 明代德化白瓷的品种，宋应星《天工开物》说：“德化窑，惟以烧造瓷仙精巧人物玩器，不适实用。”德化的瓷雕和供器，如一些仿古的尊、鼎和香炉等明代制作确实较多，但日用器皿也还是有的，而且从屈斗宫窑址的调查来看，除了传世多见的梅花杯外，更发现了“杯身呈八角形，器身外壁棱面印有八仙的八仙杯，这种轻巧玲珑的小杯胎薄，特别是腹部，能映见指影。在灯光或日光下显出肉红色。这与文献记载的‘以白中闪红者为贵’是一致的”（厦门大学人类博物馆：《德化屈斗宫窑址的调查发现》，《文物》1965年第2期）。此外，如明末清初人周亮工在《闽山记》中提到的：“德化瓷萧笛，色莹白，式亦精好，但累百枝，无一二合调者。合则声凄朗，远出竹上。”这种瓷制乐器，目前尚有实物传世。 明代德化的瓷雕是颇负盛名的，一般说来有如下几个特点： （一）能于各种雕像中见性格，如达摩的庄严，观音的温柔，寿星、罗汉之类的诙谐。 （二）能充分运用对比的手法，装饰性很强，如雕像的衣服多取迎风飘举之势，一举一动，对比强烈；面部刻划细腻，衣纹则深而洗练，主次分明。 德化瓷质地优异，它的佛像大都追求单纯的雕塑美和原材料的质地美，摒弃彩饰，因而有独特的风韵。这些瓷雕背部往往有小小的“何朝宗”、“林朝景”、“张素山”等印记，其中以“何朝宗”最为著名。上海博物馆所藏带有“明朝天启肆年岁次甲子秋吉日赛谢”青花题字的白釉铺道瓶，是明德化窑稀有的记年器。 明代外销瓷的|>>>>|

【精】中国瓷器发展史（上）

中国瓷器发展史（上）

凡是用瓷土烧制而成的器囗就叫瓷器。但目前对瓷器的具体定义，还没有取得统一的意见。一般人认为，必须具备以下几条才能称之为瓷器： 第一，瓷器的胎料必须是瓷土的。瓷土的成分主要是高岭土，并含有长石、石英石和莫来石成分；含铁量低。经过高温烧成之后，胎色白，具有透明或半透明性，胎体吸水率不足1％，或不吸水。 第二，瓷器的胎体必须经过1200℃～1300℃的高温焙烧，才具备瓷器的物理性能。各地瓷土不同，烧成温度也有差异，要以烧结为准。 第三，瓷器表面所施的釉，必须是在高温之下和瓷器一道烧成的玻璃质釉。 第四，瓷器烧成之后，胎体必须坚硬结实，组织细密，叩之能发出清脆悦耳的金属声。 经陶瓷工作者的认真研究和对出土实物进行的科学测定证明，在我国原始社会的新石器时代末期，我们的祖先就用瓷土为原料，烧制出胎质灰白、器表无釉、火候较低的器皿，即所谓的灰陶。约在奴隶社会初期的夏代，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工艺水平的提高，人们又在瓷土中掺入一定数量的长石、石英石等成份，烧制出了一种胎质呈白色、质地比较坚硬的器皿，就其烧结性能和坚硬程度而言，已不同于陶器，而接近原始青瓷。由于器表无釉，所以称之为“原始素烧瓷”。 在商周时代，又能普遍地制造一种青釉器物。这种青釉器，胎色灰白，结构坚密，火候高，硬度大，叩起来能发出铿锵的金属声；特别是器表施有一层青色或黄绿色的玻璃质高温釉，看起来它与一般陶器很不相同，而与瓷器颇多一致处。经化学分析，其胎质、釉料、烧成温度、吸水性能及物理性能等各项数据都说明它已具备瓷器的标准条件，是瓷而不是陶。因此，这种青釉器就是我国最早的青瓷。但是由于当时的工艺技术水平较低，原料的处理和坯泥的练制比较粗糙，没有经过精细的过滤、淘洗、捏练、陈腐等工艺过程；而且胎料的可塑性较小，造型比较单调；同时胞料中的杂质尚多，胎体颇多裂纹，釉色也不稳定等等，与后期成熟的瓷器比较，便带有明显的原始性，所以称之为原始青瓷。 从战国到西汉，是从原始青瓷到成熟青瓷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青瓷，在烧结性能和器表施釉等各个方面，都比原始青瓷有了较大的进展，但与成熟的青瓷相比，仍有一定的差别。 经过原始青瓷和早期青瓷的漫长道路，到一千八百年前的东汉时期出现了青瓷器。在浙江上虞、宁波、慈溪。永嘉等地先后发现了汉代瓷窑遗址；在河南洛阳的中州路、烧沟、河北安平逯家庄、安徽亳县、湖南益阳、湖北当阳刘家家子等东汉晚期墓葬和江苏高邮邵家沟汉代遗址中，都曾发现过瓷制品，而尤以江西、浙江发现的更多。其中有东汉延熹七年（164年）纪年墓中所出土的麻布纹四系青瓷罐，熹平四年（175年）墓内出土的青瓷耳杯、五联罐、水井、熏炉和鬼灶，熹平五年（176年）墓中发现的青瓷罐，还有与朱书“初平元年”（190年）陶罐同墓出土的麻布纹四系青瓷罐。这些有确凿年代可考的青瓷器的发现，使我们确信，我国瓷器的发明不会迟于汉末，把它定为东汉晚期，不仅有大量的考古资料作为依据，也是比较确切的。 浙江地区有着十分丰富的瓷土矿藏，而且瓷石矿的埋藏一般距地表不深，易于开采。浙江的瓷土，主要是一种含石英——高岭——绢云母类型的伟晶花岗岩风化后的岩石矿物。风化程度低的含有部分长石，风化程度高的则含有较多的高岭石矿物。这就形成了天然有利的条件，只要用这种瓷石作为主要原料就可以制成瓷胎，这类矿物的含铁量较高，适宜用还原烧成。在还原气氛影响下，高价铁被还原为低价铁，低价铁的助熔作用很强，有助于瓷胎在较低的温度下烧结。 瓷窑工在长期的制瓷实践中，对原料的选择，胚泥的淘洗，器物的成型，施釉直至烧成等技术，在东汉晚期都有了较大的改进和提高，为瓷器的出现创造了必要的技术条件。从瓷窑遗址周围的自然环境观察，一般都具备着较为充足的水力资源，加上当时已普遍采用脚踏难和水碓的情况，所以这时很有可能已用水碓粉碎瓷土，以提高坯土的细度和生产效率。在上虞帐子山东汉窑址的发掘中，发现了陶车上的构件——瓷质轴顶碗。这种轴顶碗内作臼状，壁面施以均匀的青釉，十分光滑；它的外壁成八角形，上小而下大，镶嵌在轮盘的正中部位，加于轴顶上，一经外力推动，即可使轮盘作快速而持续的旋转。这种相当进步的陶车设备与熟练的拉坯技术的紧密配合，使瓷器的器型规整而功效提高。这一切说明，浙江成为我国的青瓷发源地不是偶然的。上虞县小仙坛东汉晚期窑址出土的青瓷，质地细密，透光性好，吸水率低，系用1260～1310℃高温烧成；器表通体施釉，胎釉结合得相当牢固；釉层透明，萤润光泽，清澈淡雅，秀丽美观。 此外，在上虞、宁波的东汉窑址中还发现有烧制黑釉瓷器。在湖北、江苏、安徽等地的汉代墓葬中也曾出凉谟源善鳎乇鹗前不帐『料亟辏?70年）等纪年墓中黑釉瓷的出土，证明它的烧造时间应在东汉的中晚期。很显然，这种创新产品，是在青瓷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黑瓷和青瓷的呈色剂都是铁元素，经高温烧制后，呈青绿色或青黄色，所以称为青瓷。在工艺技术上设法排除铁的呈色干扰，就是白瓷；相反，加重铁釉着色，便成为漆黑闪亮的黑瓷了。 |>>>>|

姚永康陶瓷艺术展亮相北京798艺术区

姚永康陶瓷艺术展亮相北京798艺术区

新华网北京９月１８日专电“随性卷塑——姚永康陶瓷艺术展”自６日在北京７９８艺术区桥空间开幕以来，已有上万人次慕名而至。展品在材料运用、成型烧造、形象构思等方面，突破了雕塑一般原理，展示了创作者内心的呼唤和渴望，以及对人文环境的关切，对自由的向往与求索。

姚永康１９４１年１１月生于江西吉安，现任景德镇陶瓷学院教授、江西省雕塑艺委会主任。本次他带来的５０件陶瓷雕塑作品以“世纪娃”系列、“水”系列、“青苹果”系列为主。

姚永康说，他十分珍爱“世纪娃”系列，“１９９７年《世纪娃》面世，是我在心中孕育长久、对千年传统文化的一种体悟。”而有的观众对其中的“水”系列尤为赞赏，称“这是作者用他擅长的人体语言诠释了生命之源”。

雕塑家钱绍武说，姚永康为陶瓷艺术开拓了一个新境界，其作品有着写意随性的捏塑味，不是受西方几何体演变而来，而是从亲切的具体感受中来，从陶瓷土与火的深入把握中来，从天趣与人力交相融会中来，从偶然与必然的心手相师中来，从千百年的传统和天才的领悟相结合而来。

国际陶艺协会副主席温·海格比说：“姚永康的陶艺毫无疑问是中国陶艺当代进化的中心。他的作品是对中国艺术史的线的图解，是意义重大的标志。”

展览将于１０月９日结束。

精品文章：中国瓷器发展史(下)

中国瓷器发展史(下)

明朝建立以后为了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对工商业采取了降低商业税率等政策。改变了元代对手工业工人采取的工奴制度。明洪武时规定“凡工匠二等：曰‘轮班’，三岁一役，役不过三月，皆复其家；曰‘住坐’，月役一旬”（王鸿绪《明史稿》第五十四卷）。“住坐之匠月上工十日，不赴班者输罚班银月六钱，故谓之输班”（《明史》第七十八卷）。这种“轮班”和“住坐”的封建性超经济的剥削制度，对于明朝后期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起了很大的阻碍作用。但和元代的工奴制相比，则轮班匠三四年中除了为官工业服役三个月外，可自由经营手工业，而住坐匠户若能每月交纳六钱罚班银后，也能从事自己的业务，这对于当时手工业生产的发展，无疑具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明朝初年，社会相对安定，洪武、永乐年间，除了原有的城市继续有所发展外，南北各地又出现了一批新的商业中心。明成祖朱棣把首都从南京迁到北京以后，疏浚会通河，修整自济宁至临清的一段运河，畅通潜运，使运河沿线的一些城市也繁荣起来。城市的繁荣，增加了对手工业产品的需求。 明朝洪武年间，曾一度实行海禁，使外贸受到一定的影响，但瓷器的出口并没有停止，只是限制政府对外国的赠予。永乐年间以后瓷器输出的途径更多：政府的对外馈赠、入贡国使节的回程贸易、郑和的大规模远航贸易和民间的海外贸易等等。通过这些渠道，明朝的瓷器不仅继续畅销亚洲各国，而且也大量销售到欧洲。同时外商还根据本国的生活习俗和民族习俗，在造型、纹饰等方面提出要求，订购所需瓷器；我国许多窑场也适应西方市场的需要，生产专供外销的瓷器。明代瓷器不仅从海路输出，而且还从陆路对外销售。据万历年间刊刻的《野获编》记载，阿拉伯各国来我国进行贸易的商人，回去时所带的瓷器多达数十车。出口的瓷器，既有官窑的产品，也有民窑的产品。在品种上，不仅有青花瓷，也有釉上红绿黑三彩瓷。从永乐三年（1405年）至宣德六年（1431年），尤其是郑和八次出使西洋，既促进了海外贸易的发展，更刺激了瓷器生产的繁荣。 到16世纪，明代的社会经济中资本主义因素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当时的重要手工业，如纺织、冶铁、采煤、印刷和瓷器制造业，都有一部分进入工场手工业的发展时期。明代的瓷器生产正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明代的日用瓷器，除了宋元时期的大窑场如磁州、龙泉等地仍有烧造外，不同程度的粗、细陶瓷器生产遍及山西、河南、甘肃、江西、浙江、广东、广西、福建等省。其中，山西的法华器、德化的白瓷和江苏宜兴的紫砂器更是这一时期的特殊成就。 法华又称珐华，是明代中期以后在晋南一带盛行的具有特殊装饰效果与独特民族风格的日用器皿。法华器的胎与琉璃器完全一样，釉的配方也和琉璃器大体相同，只是助熔剂有差异：硫璃以铅作助熔剂，而法华所用的助熔剂是牙硝。《南窑笔记》说：“法蓝、法翠……本朝有陶司马驻昌南，传此二色，云出自山东琉璃窑也。其制用涩胎上色，复入窑烧成者。用石末、铜花、牙硝为法翠，加入青料为法蓝。”这里的法蓝、法翠很可能就是指法华的蓝色和孔雀绿色。在古代华和花是一个字。为什么在色彩上要加一个法字，它的最早记载见于何时，都还有待进一步研究。法华的装饰方法，是“采用彩绘中的立粉技术，在陶胎表面上用特别带管的泥浆袋，勾勒成凸线的纹饰轮廓，然后分别以黄、绿、紫釉料，填出底子和花纹色彩，入窑烧成”（高寿田：《山西琉璃》，《文物》1962年4、5期）。山西所制的法华器，一般都是小件的花瓶、香炉、动物之类。景德镇在嘉靖前后也仿制法华器，但它和山西法华不同。首先是景德镇用瓷胎而山西法华用陶胎，因而烧成的温度就不一样。景德镇的器物有饰以花鸟、人物的瓶、罐、钵等。在器物的底色上，琉璃一般是黄、绿二色，但法华则以紫或孔雀绿为主，缀以黄、白、孔雀蓝的花纹，就更能突出艺术效果。 德化窑的白瓷在宋代已有生产，但成为全国制瓷业中一种具有代表性的品种，是在明代开始的。万历十四年（1612年）刊刻的《泉州府志》说：“磁器出晋江磁灶地方，又有色白次于饶磁……又有白瓷器，出德化程寺后山中，洁白可爱。”关于德化的古代窑址，福建省博物馆于1976年再次调查，据现有资料，明代的窑址计十八处：在浔中公社的有祖龙宫、屈斗宫、岭兜、后窑、西门头、大草铺、后所；在三班公社的有内坂、新乾寨、窑垅山、桐岭、旧窑、新窑、啤坝窑；在刈坑公社的有石坊、双溪口、苏田；在上涌公社的有许坑林等。

陶瓷浅析：中国瓷器发展史(上)

中国瓷器发展史(上)

凡是用瓷土烧制而成的器囗就叫瓷器。但目前对瓷器的具体定义，还没有取得统一的意见。一般人认为，必须具备以下几条才能称之为瓷器： 第一，瓷器的胎料必须是瓷土的。瓷土的成分主要是高岭土，并含有长石、石英石和莫来石成分；含铁量低。经过高温烧成之后，胎色白，具有透明或半透明性，胎体吸水率不足1％，或不吸水。 第二，瓷器的胎体必须经过1200℃～1300℃的高温焙烧，才具备瓷器的物理性能。各地瓷土不同，烧成温度也有差异，要以烧结为准。 第三，瓷器表面所施的釉，必须是在高温之下和瓷器一道烧成的玻璃质釉。 第四，瓷器烧成之后，胎体必须坚硬结实，组织细密，叩之能发出清脆悦耳的金属声。 经陶瓷工作者的认真研究和对出土实物进行的科学测定证明，在我国原始社会的新石器时代末期，我们的祖先就用瓷土为原料，烧制出胎质灰白、器表无釉、火候较低的器皿，即所谓的灰陶。约在奴隶社会初期的夏代，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工艺水平的提高，人们又在瓷土中掺入一定数量的长石、石英石等成份，烧制出了一种胎质呈白色、质地比较坚硬的器皿，就其烧结性能和坚硬程度而言，已不同于陶器，而接近原始青瓷。由于器表无釉，所以称之为“原始素烧瓷”。 在商周时代，又能普遍地制造一种青釉器物。这种青釉器，胎色灰白，结构坚密，火候高，硬度大，叩起来能发出铿锵的金属声；特别是器表施有一层青色或黄绿色的玻璃质高温釉，看起来它与一般陶器很不相同，而与瓷器颇多一致处。经化学分析，其胎质、釉料、烧成温度、吸水性能及物理性能等各项数据都说明它已具备瓷器的标准条件，是瓷而不是陶。因此，这种青釉器就是我国最早的青瓷。但是由于当时的工艺技术水平较低，原料的处理和坯泥的练制比较粗糙，没有经过精细的过滤、淘洗、捏练、陈腐等工艺过程；而且胎料的可塑性较小，造型比较单调；同时胞料中的杂质尚多，胎体颇多裂纹，釉色也不稳定等等，与后期成熟的瓷器比较，便带有明显的原始性，所以称之为原始青瓷。 从战国到西汉，是从原始青瓷到成熟青瓷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青瓷，在烧结性能和器表施釉等各个方面，都比原始青瓷有了较大的进展，但与成熟的青瓷相比，仍有一定的差别。 经过原始青瓷和早期青瓷的漫长道路，到一千八百年前的东汉时期出现了青瓷器。在浙江上虞、宁波、慈溪。永嘉等地先后发现了汉代瓷窑遗址；在河南洛阳的中州路、烧沟、河北安平逯家庄、安徽亳县、湖南益阳、湖北当阳刘家家子等东汉晚期墓葬和江苏高邮邵家沟汉代遗址中，都曾发现过瓷制品，而尤以江西、浙江发现的更多。其中有东汉延熹七年（164年）纪年墓中所出土的麻布纹四系青瓷罐，熹平四年（175年）墓内出土的青瓷耳杯、五联罐、水井、熏炉和鬼灶，熹平五年（176年）墓中发现的青瓷罐，还有与朱书“初平元年”（190年）陶罐同墓出土的麻布纹四系青瓷罐。这些有确凿年代可考的青瓷器的发现，使我们确信，我国瓷器的发明不会迟于汉末，把它定为东汉晚期，不仅有大量的考古资料作为依据，也是比较确切的。 浙江地区有着十分丰富的瓷土矿藏，而且瓷石矿的埋藏一般距地表不深，易于开采。浙江的瓷土，主要是一种含石英——高岭——绢云母类型的伟晶花岗岩风化后的岩石矿物。风化程度低的含有部分长石，风化程度高的则含有较多的高岭石矿物。这就形成了天然有利的条件，只要用这种瓷石作为主要原料就可以制成瓷胎，这类矿物的含铁量较高，适宜用还原烧成。在还原气氛影响下，高价铁被还原为低价铁，低价铁的助熔作用很强，有助于瓷胎在较低的温度下烧结。 瓷窑工在长期的制瓷实践中，对原料的选择，胚泥的淘洗，器物的成型，施釉直至烧成等技术，在东汉晚期都有了较大的改进和提高，为瓷器的出现创造了必要的技术条件。从瓷窑遗址周围的自然环境观察，一般都具备着较为充足的水力资源，加上当时已普遍采用脚踏难和水碓的情况，所以这时很有可能已用水碓粉碎瓷土，以提高坯土的细度和生产效率。在上虞帐子山东汉窑址的发掘中，发现了陶车上的构件——瓷质轴顶碗。这种轴顶碗内作臼状，壁面施以均匀的青釉，十分光滑；它的外壁成八角形，上小而下大，镶嵌在轮盘的正中部位，加于轴顶上，一经外力推动，即可使轮盘作快速而持续的旋转。这种相当进步的陶车设备与熟练的拉坯技术的紧密配合，使瓷器的器型规整而功效提高。这一切说明，浙江成为我国的青瓷发源地不是偶然的。上虞县小仙坛东汉晚期窑址出土的青瓷，质地细密，透光性好，吸水率低，系用1260～1310℃高温烧成；器表通体施釉，胎釉结合得相当牢固；釉层透明，萤润光泽，清澈淡雅，秀丽美观。 此外，在上虞、宁波的东汉窑址中还发现有烧制黑釉瓷器。在湖北、江苏、安徽等地的汉代墓葬中也曾出凉谟源善鳎乇鹗前不帐『料亟辏70年）等纪年墓中黑釉瓷的出土，证明它的烧造时间应在东汉的中晚期。很显然，这种创新产品，是在青瓷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黑瓷和青瓷的呈色剂都是铁元素，经高温烧制后，呈青绿色或青黄色，所以称为青瓷。在工艺技术上设法排除铁的呈色干扰，就是白瓷；相反，加重铁釉着色，便成为漆黑闪亮的黑瓷了。 |>>>>|

经典文章：中国家具发展史

中国家具发展史

中国家具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历史悠久，在其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创造出了灿烂辉煌的文化。中国家具是中华民族的文化遗产，是全世界的共同财富。

人们的生活方式决定家具发展方向。魏、晋时代人们习惯席地而坐，因此家具多为低矮型。到唐朝人们的生活方式发生变革，人们开始坐高，双足悬起，中国垂足家具才逐渐兴起，唐朝，经五代十国至宋代垂足家具才定型，垂足家具完全取代席地家具，制作工艺也基本成熟。到了明清时期，中国家具达到鼎盛时期，真正将中国家具推向艺术顶峰。优良的材质，纯熟的工艺，这些都是明以前的家具所无法比拟的。

中国家具，它们包括很广，但通常指“桌椅板凳”之类。古人是席地而坐，室内以床为主，地面铺席；再后来出现屏、几、案等家具，床既是卧具也是坐具，在此基础上又延生出榻等。到商、周、秦、汉、魏各时期，没有太多变化，有凳、桌出现，但不是主流；直到汉代，胡床进入中原地带，到南北朝时期，高型坐具陆续出现，垂足而坐开始流行。憩居形式到了唐代仍然是两种形式并行，高的桌、椅、凳等已被人所使用，但席地而坐仍然是很多人的日常习惯。中国家具在唐宋两代有了根本的发展,对以后明清家具的形成起了至关重要的影响,为什么在唐宋家具发展会这样高速那?这是有原因的。

唐至五代，士大夫和名门望族们以追求豪华奢侈的生活为时尚，五代时期家具以发展的初步完善，以有直背靠背椅、条案、屏风、床、榻、墩等家具。为中国历史家具的最完美阶段打下了基础。从10世纪中晚期开始，宋王朝经济高速发展、城市繁荣富有。宋时高座家具已相当普遍，高案、高桌、高几也相应出现，垂足而坐已成为固定的姿势，中国历史上的起居生活变革由坐姿而定。城镇生活的繁荣使高档宅院、园林大量兴建，打造家具以布置房间成为必然，这给家具业的蓬勃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

唐代家具，宋代家具，为明清家具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宋代， 是中国家具史中空前发展的时期， 也是家具空前普及的时期。宋代家具品种有床、榻、桌、案、凳、 箱、 柜、衣架、巾架、盆架、等。还出现了专用家具、 琴桌、棋桌 等。家具形式也多种多样。 仅桌子一项已有正方、长方、长条、圆桌、半圆桌，还有炕桌、炕案；凳子有方、长方、 等形式；椅子有靠背椅、扶手椅、圈椅、交椅等。 宋代还发明了燕几，当时的士宦大家为装饰屋宇，竟相仿造，燕几由7件组成，有一定的比例规格。它的特点是可以随意组合， 可聚可散，可长可短，纵横离合。符合了上层社会使用的要求。 宋代家具在制作上也不有少变化。开始使用束腰、马蹄、蚂蚱腿、云兴足、莲花托等各种装饰形式； 同时使用了牙板、罗锅枨、矮佬、霸王枨、托泥、茶钟脚、收分等各式结构部件。 宋代， 我国已基本完成起居方式的转变，供垂足坐的高形家具占绝对主导地位。 在宫延里， 统治阶级不惜工本制作了一批高级家具。 河北巨鹿出土的宋代桌子和椅子，就是较为完美的代表作品，体现出宋代家具艺术的发展水平。所以，"没有宋代家具事业的繁荣和发展，就不会出现完美、 精湛的明式家具。明式家具是在宋代家具发展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明手工艺的繁荣，对家具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 明代，手工业的艺人较前代有所增多，技艺也非常高超。 明代江南地区手工艺技术较前代大大提高了 ,并且出现了专业的家具设计制造的行业组织。 明代，总结各种工艺技术经验的专门书籍逐渐增多。 木器家具方面的专著当推《鲁班经匠家镜》一书。此书为明代北京提督工部御匠司司正午荣汇编， 分建筑和家具两部分，其中对家具作了详尽的分类。如：椅凳类、桌案类、床榻类、橱柜类、台架类、 屏座类等。每一类中又分别叙述不同形式。如床榻类中有大床、禅床、凉床、 藤床等；桌案类有一字桌、案桌、折桌、圆桌、琴桌、棋桌、方桌等。其他如选材，卯榫结构，家具尺寸， 装饰花纹及线脚等都作了详尽的规定和记述。 《鲁班经匠家镜》一书是建筑的营造法式和家具制造的经验总结。它的问世，对明代家具的发展和形成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 有关家具方面的书籍还有明代文震享所编的《长物志》。 书中对各类家具一一作了具体分析和研究，对家具的用材、制作、式样分别给予优劣雅俗的评价。 明代高濂编著的《遵生八笺》还把家具制作和养生学结合起来，提出独到的见解。 这些书籍的出现指导了家具形式的设计和制作生产工艺的提高，并丰富了家具制作的理论。

明式家具的产生和发展， 主要的地域范围在以苏州为中心的江南地区，这一地区的明式家具持续着鲜明独特的风格。 到清代前期，明式硬木家具在全国很多地方都有生产，但从产品不难看出只有苏州地区的风格特点和工艺技术最具底蕴。 这种风格鲜明的江南家具，得到广泛喜爱， 人们把苏式家具看成是明式家具的正宗，也称它为“苏式家具”。中国家具经过不断地变化、演进和发展， 到了明代，进入了完备、成熟期，形成了独特的风格，被称“明式家具”。而明式家具中夹杂着文人化的意趣， 文人已参与了家具的设计，这又是前朝后代的家具所无法拥有的。 明代的家具遗留至今的精品为数不少，从而可以让我们直观地了解明式家具的发展进程。明式家具的品种式样丰富多彩。 家具艺术也和其他艺术一样，在明代初期至中期也有很大的发展。 流传至今的大批家具珍品记录了手工艺人的勤劳智慧和光辉业绩。

清初之时，家具上的创新不多，还保持着明代家具的样式,清代中叶以后，清式家具的风格逐渐明朗起来， 家具也出现了新的特征，与全国的明式家具相互影响，又有不同于明式家具的独到之处，总体尺寸要比明式家具宽大， 形成稳定、浑厚的气势。而样式也十分丰富,例如新兴的太师椅就有多种式样， 靠背、扶手、束腰、牙条等新形式，更是层出不穷。装饰上求多、 求满，常运用描金、彩绘等手法，显出光华富丽、金碧辉煌的效果。清代家具以雍、乾为鼎盛时期， 这一时期的家具品种多，式样广，工艺水平高，最富有“清式”风格。 在装饰上，这一时期力求华丽，并注意与其它各种工艺品相结合，使用了金、银、玉石、珊瑚、象牙、珐瑯器、百宝镶嵌等不同质材，追求金碧璀璨、富丽 堂皇，遗憾的是，这一时期的家具，有的由于过分追求奢侈，显得繁琐累赘。

【精】原始青瓷精品展亮相故宫博物院

原始青瓷精品展亮相故宫博物院

“浙江原始青瓷及德清火烧山等窑址考古成果汇报展”10月25日在故宫博物院延禧宫展厅开幕。

原始青瓷是学术界对商至西汉时期烧造的高温青釉窑器的称法。作为中国瓷器的鼻祖，原始青瓷的创烧，在中国乃至世界瓷器发展史上均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为解决原始青瓷的发展序列问题，2007年3月至5月，故宫博物院、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德清县博物馆组成联合考古队，对德清县火烧山原始青瓷窑址进行了抢救性发掘。此后，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又先后发掘了南山窑、亭子桥窑和大园坪窑等遗址，获得了大量遗物，基本确立了从商代早期到东汉时期原始青瓷的发展序列，并揭示了从原始青瓷到成熟青瓷的演变过程。

本次展览汇集了故宫博物院藏品和近几年来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在浙江省北部东苕溪流域德清火烧山、湖州南山等商周原始瓷窑址发掘出土的标本和德清县博物馆、绍兴县博物馆所藏原始瓷精品，共计105件。展览分为“原始青瓷的功用”和“浙江原始瓷窑址考古发掘成果”两大部分。

故宫博物院副院长陈丽华表示，原始青瓷品类繁多，从功用上可大致划分为立国安邦的重器礼乐器、普通百姓使用的日用器皿以及兵器和农具，它们较为全面地反映了古越人的宗教祭祀、日常生产和生活等活动，是越文化内涵中的精髓，更是研究越文化的重要资料。商、西周、春秋、战国各个时期的原始青瓷在浙江地区都有烧造，南山窑、火烧山窑和亭子桥窑是上述各个时代的代表性窑址。

夏商周断代工程、中国文明探源工程首席科学家、北京大学李伯谦教授指出，何时何地开始出现原始青瓷、南方原始青瓷与北方墓葬中发现的原始青瓷是什么关系、原始青瓷礼器化的过程以及突然消失的原因，这些问题在学术上如今仍尚存争议。此次关于原始青瓷的考古发现对解决这些问题都有重要的史料作用。

据悉，展览为期5个月，将于2012年3月25日闭幕。(记者 应妮)

经典文章：中国青铜器发展史

中国青铜器发展史

青铜是人类历史上的一项伟大发明，是世界冶金铸造史上最早的合金。红铜加入锡、铅，成为一种新的合金，这种合金历经几千年的化学反应，其表面出现一层青灰色的锈，所以今人谓之"青铜"，而古人则将这种合金称之为"金"，文献中所讲"赐金"、"受金"多少，即指青铜。 青铜器则是以青铜为材料，采用一种非常特殊的工艺（今人称之为青铜铸造工艺）制作出来的器物，它是古代灿烂文明的载体之一。 青铜时代（BronzeAge）是由丹麦考古学家G·J·汤姆森首先提出来的人类物质进化史上的分期概念。世界上所有的古老文明都经历了石器时代、铜石并用时代、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中国的先民在青铜时代（距今约4000年至2200年）创造了独步世界的青铜文化。 从出土和传世的大量青铜器可见，古老的块范铸造技术在远古的中国已经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青铜器在中国先民的生活和精神体系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可以这样说，古代青铜器与青铜工艺的演化，不仅是中国人的物质进化史，更是中国人的精神进化史。 青铜材料的稀有和青铜铸造工艺的先进性，使得它与陶器、木器和石器等沉沦于日常物用的器具，走上了截然不同的发展道路。青铜鼎、簋、尊、盘、爵等作为食具、酒具、盛水器等实用功能与作为礼器在先民精神生活中标出的意义是互为表里、融贯一致的。可以说，没有古代青铜器，就不可能有商、周以来文质彬彬的贵族等级体制和先秦时代特色独具的权力表达系统。古代文明体制的核心，即所谓的"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无不与青铜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青铜容器在古代常常被用作礼器。商周社会以严格反映等级制度的规章仪式，即所谓"礼"来维护政治、经济权力，而祭祀则是沟通人、神，使人间秩序神圣化的中心环节。青铜器在祭器中占据了很大份额，是贵族宗室内部族长和作为天下"共主"的天子主持祭祀必备的礼器。此外，青铜器的制作和赠与也与商、周时代贵族间婚媾、宴享、朝拜、会盟和铭功颂德等礼制活动紧密相关。 作为古代礼治社会政治、经济权力的象征，王、侯所制造的鼎、簋也被视为国家权力合法性的来源。传说大禹"收九牧之金，铸九鼎，铸鼎于荆山下，各象九州物"是一匡诸侯、统治中原的夏王朝立国的标志。而"夏后氏失之，殷人受之；殷人失之，周人受之。"则是表明每一次王朝的代兴，"九鼎"便随之易手。春秋时，楚庄公向周定王的使者"问鼎之大小、轻重"，使得"问鼎"一词成为觊觎国家权力或泛指试图取得权威支配性的经典说法。置立于王室或宗庙内青铜礼器的转移，实质上是权力与财富的再分配所带来的政权转移，"九鼎"作为中央政权的象征，谁占有了"九鼎"，谁就握有全国最高的政治权力。同时，各级贵族在使用礼器的种类、数量上都有严格的规定，种类和数量的多寡直接代表了贵族等级的高低。所谓"钟鸣鼎食"，即是表示了家族人丁兴旺、仆役众多的庞大场面，成为贵族显示自己身份之高贵的标志。正如著名学者张光直先生所言："青铜便是政治和权力"。 古代青铜器常自铭为"宝尊"、"宝鼎"，这表明青铜器一直是被视为尊贵的宝物，汉代即将青铜器的出土视为"祥瑞"之兆。据《汉书·武帝纪》记载，汉武帝"因得鼎汾水之上"，竟将年号改为"元鼎"。从汉武帝把铜鼎奉为神物这一历史性事件算起，中国人收藏青铜器的历史已长达二千余年。 北宋以来，文人雅士对青铜器的研究、搜集和玩赏渐成风气，一门新的学问，即所谓的"金石学"从此开始成形，著名词人李清照的丈夫赵明诚即是宋代有名的金石学家。中国人对青铜器的研究偏重于考古、历史、古文字等多门学科的著录与考证，而西方及日本等国收藏和研究中国古代青铜器则侧重于形制、纹饰等美学价值方面，有关专家及其著述均有极高的水准。 青铜器知识 青铜器的名称和形制中国古代青铜器的特点中国古代青铜器铸造技术青铜器主要纹饰青铜器鉴赏 青铜器的名称和形制 商代青铜器名目比较复杂，战国时代和汉代又有一些特殊的形制，但古代青铜器仍形成一定的体系。古代青铜器的造型体系，在中国工艺美术发展中，一直受到极大的重视。我们现在介绍的青铜器造型，是沿用目前常用的传统的体系。 青铜器可分为：一、日用器：①炊煮器，②食器，③酒器，④盥洗器，⑤其他。二、乐器。三、兵器。 炊煮器中摱就是煮肉的锅，三条腿可以直接支在火堆上。撠獢的用途相同，但形式不同，昂的三条腿成囊形，中间是空的，称为摽钭銛，因此鬲中的液体和火焰直接接触的面积较大。鬲的形式在古代有悠久的传统，在考古学上是把它当作商周文化前身的标志，一般都是三足，器身是圆形的；但也有时是四足，器身是方形的。容量大小不同的鼎有时按照三、五、七、九的数目成组的应用，按照大小分别置入牛、羊、猪、鱼等不同的肉食。鼎在古代被认为是青铜器的最可尊贵的代表，它可以象征国家的统治权。 食器中，摱箶和摂（或作擉）是最普通的。豆是一种高足的盘子。殷是圆形、有把手、圈足的盆子。此外，还有摵厰（长方形，敞口，有足的盘子，往往上下两半扣在一起） 酒器在商代很发达，可以分为四种类型： 甲、三足器（或四足）：爵、角、斝、盉。 乙、圈足敞口器：觚、觯、尊。 丙、圈足敛口器：罍、卤、壶（战国以后钟和钫代替了壶）。 丁、彝、勺、觥，及鸟兽形器。 有些酒器的用途不明。可知三足的摼魯、摂袛是温酒用的。摫B斒堑骶疲ň萍铀┯玫摹罍敚ň铺常卣敗壶敗彝敚际侵频钠骶摺勺斒亲镁朴玫摹Ｒ桓鰯戸龜或擌和一个爵或摂袛，往往组成一对。从古书（《礼记》和《仪礼》）中可知古人饮酒有隆重的仪式。这些复杂的酒器充分表现了古代贵族的奢侈而繁缛的生活方式 盥洗器有贮水的撽硵和摷鴶，承水的撆虜和注水的撛褦 其它尚有置肉于其上以切割的撡迶和插肉用的撠皵。摻麛是小台，席地而坐的时候，食器酒器可以放在上面 青铜制的乐器中最贵重的是撝訑。钟悬挂方式有两种：直悬或侧悬，因而钟上的钮的形状不同。钟和石制的磐同为古代重要的打击乐器。单独一个钟，称为撎刂訑，或若干个大小不同的钟按音阶高低组成，称为摫嘀訑。一种执在手中敲打的乐器叫擃蹟，商代的怔往往是大中小三个一套。擃鞌是装上活动的舌，执在手中摇的。摿鍞是悬挂在固定的地方（如马身上或车上）因震动而作响的 青铜兵器中的擄紨、撁瑪、摳陻都是装了长柄使用的。戈有时在上端更加了矛，运用方式较多，可以刺，可以啄，可以击。撈輸就是斧，商代极华丽的装饰着的撈輸很多，摻飻是砍刀。撓鲾是小刀子，在商代后期已作得很精美。另外，在北方鄂尔多斯青铜器（内蒙古河套一带发现的，相当于汉代）中也有很多。斀是春秋以后在南方流行起来的一种兵器 青铜器中特别丰富的是车饰和马饰。种类繁多，更适宜于作专门的研究 青铜器的制作主要的是为了日常使用，但也常用来殉葬。现在保存下来的青铜器，几乎都是从古代坟墓中得到的。从殉葬的情况也可以推测日常使用的情况，譬如在古代，往往一件炊煮器、一件食器、一件贮酒器构成一组，就代表了一个人多方面的生活需要。所以古墓中发现成套的器皿对于研究古代生活很有帮助。古代制作铜器是隆重的事情，例如：祭祀、赏赐、战争、征伐、嫁女等等。但也有些青铜器制作时是以装饰为目的的，例如特别华丽的一些兵器 总之，青铜器在古代贵族生活中有重要地位，也集中地表现了工艺匠师的造型创造能力。青铜器丰富的造型是适应生活需要的智慧创造。作为工艺形象，青铜器的造型和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