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是中国陶瓷发展的鼎盛时期，无论是在器型、纹样，还是在制作工艺方面都较明代有所提高与创新，达到了极高的水平。正是在这一时期，陶瓷纹样中有一种被称做“暗八仙纹”的纹饰产生并十分流行。本文结合清代宗教背景，浅谈暗八仙纹的文化内涵及在瓷器上出现特别是在官窑瓷器上流行的几点原因。
粉彩暗八仙纹盘
关键词： 清代瓷器 暗八仙纹
一、引言
八仙故事家喻户晓，在中国流传了上千年，至今仍然受到人们的喜爱，传讲不厌。八仙即指汉钟离、吕洞宾、李铁拐、曹国舅、蓝采和、张果老、韩湘子、何仙姑。相传他们得道成仙，并且各有一套本领。他们各自藉着手中的法宝，“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八仙纹即以这八位仙人为主题绘制于瓷器上的纹饰。据考证，八仙纹始于元代，明嘉靖以后，受当时帝王和上层社会倡行道教的影响，八仙纹成为瓷器常见装饰纹样之一。到了清代，八仙图案仍然是瓷器上常见的纹饰。而且这种纹饰不仅出现在瓷器上，在各种织物及建筑上也有所体现。康熙朝八仙纹盛行的同时，开始流行暗八仙纹。暗八仙纹是从八仙纹中派生出来的纹样，有浓厚的道教色彩。“暗八仙”指八位仙人各自所持的八件法器，各自代表八位仙人。其中，扇子代表汉钟离，宝剑代表吕洞宾，葫芦和拐杖代表李铁拐，玉板或阴阳板代表曹国舅，花篮代表蓝采和，渔鼓或道情筒和拂尘代表张果老，笛子代表韩湘子，荷花代表何仙姑。这种暗八仙纹作为一种较为典型的道教纹饰始盛于清康熙朝，流行于整个清代。
二、暗八仙的象征意义及其文化内涵
暗八仙也被看做道家八宝，有别于佛教的八宝，代表的是道教的思想境界与追求。暗八仙中象征汉钟离的芭蕉扇能够使人起死回生；象征李铁拐的葫芦可救济天下众生；象征蓝采和的花篮能广通天地神明；象征何仙姑的荷花可修身养性；象征吕洞宾的宝剑能镇邪驱魔；象征韩湘子的笛子可使万物滋生；象征张果老的渔鼓能占卜人生之吉凶祸福；象征曹国舅的阴阳板可清万籁使环境得以净化。
清光绪青花暗八仙纹提梁壶
可以说，这些象征意义反映的是道教“天人合一”的价值观。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家认为道是有与无、虚与实的对立统一，是既存在又不存在的①。暗八仙纹便具有这种价值观的审美特征。与别的神话传说不同的是，八仙都是可以在民间找到原型的人物，其中既有乞丐又有道士，既有将军又有外戚。他们具有神奇法力，也具有普通人平凡的一面。他们都是通过自己的努力而得道成仙的，这是道教的核心信仰，符合普通百姓对长生不死的渴望与追求。在现实生活中可以容易地得找到八仙使用的八件法器的原型，更拉近了八仙与普通民间百姓的距离。于是八仙相关的似实却虚、似虚又实的神话传说充分寄托了民间百姓的美好愿望，从而在民间广受欢迎。喜爱暗八仙并以此为装饰纹样也是出于人们对这种虚实相结合的神话故事的喜爱。同时道教对于长生不老的理想性追求赋予了暗八仙喻表长寿的吉祥寓意。暗八仙纹不仅符合普通百姓们心理上的需求，还与其他具有吉祥寓意的纹饰同时出现，从而表达多层的象征意义。如以“壽”字为中心，周边配以暗八仙纹以表达“江山不老”、“万寿无疆”等寓意，符合统治阶层的精神需求。暗八仙纹还常与桃子、云、蝙蝠等元素一起出现，表达了多福多寿的象征意义。这些元素在清代绘画中以同样的寓意多有出现，当时社会对这些纹饰的喜爱可见一斑。由此不难看出，清代瓷器上出现的暗八仙纹主要赋有喜庆吉祥、多福长寿的寓意，反映的是人们对幸福生活的美好向往。m.TAOCi52.COm
三、暗八仙纹的时代特征及出现原因
1.暗八仙纹的时代特征
暗八仙纹始于清康熙朝，但传世不多，雍正、乾隆时瓷器较多，基本贯穿整个清代。雍正时期官窑暗八仙纹饰在多种形式的瓷器上皆有所体现，构图法基本为三点式，在勾描绘画方面显得十分细腻自然。乾隆时期官窑的暗八仙纹饰瓷器明显多于康熙雍正二朝，品种极为丰富，构图上除了沿袭前朝风格外，还借鉴八仙人物纹饰的画法，如在背景中绘上海水纹等，这种暗八仙的表现方式比较前朝更具有借物喻人的含义，更能体现乾隆暗八仙纹饰与雍正暗八仙纹饰的最大区别是强调线条的运用，勾线极为清晰。乾隆时期民窑暗八仙纹饰较多，纹饰的绘画方面没有官窑细腻，线条相较而言稍有生硬。值得重视的是，乾隆时期民窑暗八仙通常以两两组合的形式出现，如葫芦、扇子、花篮、阴阳板等较粗短的法器并分别与宝剑、荷花、渔鼓、笛子等细长的法器两两相组合。这种宽窄长短搭配可以说是该时期的典型特征。并且该时期的暗八仙纹对以后暗八仙纹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乾隆之后绘有暗八仙纹饰的瓷器比较少，但是时代特征仍然较为明显。如嘉庆时的暗八仙纹多带有吉祥寓意，在纹饰中有吉祥语和桃子等出现。嘉庆时期官窑的暗八仙纹同样强调吉祥寓意，但是在布局上程式化较为明显，线条的勾勒没有前朝细腻流畅。然而道光时期官窑暗八仙纹却承袭雍正时期的传统，但绘画方面不如前朝细致。同治时期官窑的暗八仙纹图案化的倾向十分明显，布局较为松散生硬，层次感不够强，勾勒描绘不够细致。同治时期民窑的暗八仙纹多采用两两组合的形式，但在色彩的使用上多用大红大绿，具有较为明显的时代特征。宣统时期的官窑暗八仙纹在构图上较前朝稍微疏朗一些，勾线和填色都比较精准，但是层次感不太强，色彩方面缺乏变化，因此在视觉上就会略显单薄②。
2.时代与宗教背景的影响
暗八仙纹出现的时期统治阶层对宗教政策相对比较宽松，佛教与道教都处于较为发展的时期。道教是中国本土的宗教，由于明代对道教大力倡导，因此在明代得到极大发展，在民间广为流传。历史上道教的发展派别较多，后来逐渐发展变化为全真教和正一道两大派别，在汉族人中有着相当的影响力。清代统治阶层虽信奉佛教，但为笼络汉族民心在政治上对道教有所利用，但是道教与民间的秘密宗教有着某种紧密的联系，对此统治阶层对道教有所防范。如顺治帝时期统治阶层对正一道有所管制但对全真道在京城的宣教确实保持支持态度。康熙帝甚至对正一道的首领有所赏赐，雍正帝时更是对儒释道三大教持肯定态度并认为其缺一不可，从而肯定了道教地位与作用。但到了乾隆时期，统治阶层对道教的活动开始了严格的限制，道教的地位因此下降，教义教理亦无创新。道光帝时期更甚，禁止正一真人进京觐见的资格，但是正一道在民间仍然流行甚广对民间的影响极大，同时还向偏远地区及少数民族地区扩散③。本文前面提到的暗八仙纹在清代各朝发展与道教的兴盛与衰退之间似乎有着某种一致。各朝皇帝在位期间对道教政策有所不同，但是道教中倡导的儒释道三教合一的思想一直在民间流传。这种哲学思想可以说是传统吉祥图案构筑的理论基础。前面提到的佛教八宝纹饰比暗八仙的出现要早很多，元代开始已经出现并用于多种艺术领域，特别在明清时代十分流行。在三教合一的思想基础上，道教的暗八仙纹在吉祥图案特别是佛家八宝的影响下由八仙纹中派生出来的可能性不可排除。除此之外，无论是佛家八宝还是暗八仙中都有数字“8”，不仅“8”与“发”有谐音，而且“8”有八方之意，代表了上下左右东西南北这八个方位，无论是在发音还是在意方面都有吉祥性。应该是暗八仙纹流行的原因之一。
3.“官搭民烧”的影响
“官民烧”是宋元时代民窑对于皇室有命则烧，无命则止的规定中发展而来的。该规定原来阻碍民窑发展，但是后来明皇室在景德镇设御窑厂烧制宫廷用瓷器，由于任务繁多，御窑厂无法按时完成任务，于是将一部分瓷器在御窑厂成型后搭在民窑内烧成，故称为“官搭民烧”。康熙十九年后，“官搭民烧”成为一种固定制度，官窑瓷器大多在御厂成型后送到民窑中搭烧。如此一来，优质的制瓷原料及上等的颜料由官府逐渐流入民间，民窑瓷器质量大幅度提升，形成官窑与民窑相互竞争的局面。这种竞争同时促进了当时民窑与官窑的发展，成为民窑与官窑相互借鉴、相互吸收的有利途径。因此，在官窑出品的瓷器中不难发现优秀的民窑作品的特点。就纹饰的层面来说，民窑的主题要远远丰富于官窑的纹饰主题，多有反映自然与百姓生活的纹饰。这些纹饰逐渐在官窑作品中有所体现。因着“官搭民烧”的缘故，在民窑官窑的相互影响过程中，暗八仙纹作为民间艺术的精髓不仅可以出现在民窑瓷器上，在官窑瓷器上的出现实属当然。除暗八仙纹外，官窑作品的纹饰还有很多受到民窑的影响，如“婴戏图”等皆可为例。
四、结语
综上，清代出现并流行的暗八仙纹随时代的变迁各具其时代性特征。带有强烈的吉祥蕴意的暗八仙纹的出现无疑是道教文化影响下的产物，因着人们对数字“8”的美好寓意的喜好，受佛教八宝的影响，引导暗八仙纹从八仙纹中派生出来与发展流行。同时因着当时明清时代官搭民烧制度的缘故，官窑与民窑相互竞争、相互影响，以至于当时民窑中盛行的暗八仙纹得以在官窑瓷器中出现并受到广泛欢迎，在清代瓷器上占有一席之地。
注释：
①徐碧辉。实践中的美学。北京学苑出版社，2005：287.
②铁源。明清瓷器纹饰鉴定-图案纹饰卷。华龄出版社，2002：105-113.
③孔令宏。道教概论。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
扩展阅读
薄胎瓷上花纹暗刻 青灯照壁影影绰绰
·甜白釉
甜白釉是指明代永乐年间景德镇创烧的一种白釉。由于永乐白瓷制品中许多都薄到半脱胎的程度，能够光照见影。在有暗花刻纹的薄胎器面上，施以温润如玉的白釉，便给人一种“甜”的感受，故名“甜白”。
·甜白釉
永乐甜白釉以明代永乐窑生产的最为著名。永乐白釉大多薄胎，釉极莹润，能照见人影，比枢府窑卵白釉有更加明显的乳浊感，给人以温柔甜净之感，所以称为甜白，素有“白如凝脂，素犹积雪”之誉;又因在此白瓷上可以填彩进行绘制，而又称作填白。甜白这种高质量白瓷的诞生，为青花、釉里红的彩绘作了很好的衬托。
·甜白釉
永乐甜白瓷恬静冷美，超然物外，让原本单一的白色呈现出无与伦比的色感，体现了中国瓷器美学从形的体验到神的感受。此碗撇口，器腹斜收，底足微微内敛，为当时的典型器。永乐甜白釉料含铁量十分低，以至釉色精细纯净，温润如玉。胎质透光度好，匀净，几无瑕疵，微微发红。口部釉色较薄，放大镜下能见大小气泡，通透清晰。器腹与底足交接处呈积釉状，为水绿色，放大镜下见气泡较密，有大小。碗腹暗刻各种花卉：莲花、玫瑰、山茶花、牡丹等，肉眼难以看出，但通过侧光、高倍放大镜，以及灯光透视皆能见到。此碗为薄胎，在上面刻图案，十分艰难，再罩以精白的釉色，使之更加完善。
瓷器上的“开光”
一说起开光，我们马上想到的也许是自己戴的护身符在寺院里开光了，从此有了驱邪祈福的功效。在佛教中，“开光”，又称开光明、开眼、开明，就是新佛像、佛画完成像置于佛殿、佛室时，所举行替佛开眼的仪式。这些经过开光的佛像自此便具有了宗教意义上的神圣性，受到佛教徒的顶礼膜拜。
但是在瓷器上“开光”就要另当别论了。于瓷器上构成圆形、长方形、菱形、扇面形等外框，并在其内绘画，称之为开光。一般为白地开光，也有色地开光。在成型器物表面，贴上圆形或方形的湿纸，施色釉后把纸揭去，在没有釉的空白处，以色料绘花纹，干燥后即行吹釉或以其它方法施釉，高温烧成。有一种洒蓝地开光五彩器的制作，先贴上长方形湿纸，然后用青料吹青，揭去贴纸，罩上透明釉，经高温烧成即为洒蓝地。再在白色开光内用五彩绘画，低温烤烧即成。
“开光”在景德镇的老艺人中又称“开堂子”，这是陶瓷美术、常用的装饰方法之一。具有突出主体对比强烈，以静衬动等特点。为了使器物上的装饰变化多样，或突出某一形象，往往在器物的某一部位留出某一形状(如扇形、蕉叶形，菱形、心形、桃形、方形、圆形等)的空间，然后在该空间里饰以山水、花纹、人物等，称为开光。陶瓷上经常利用纹片釉及花釉等特殊效果来进行“开光”的装饰，原是从古代某种建筑物上窗户的形式演变而来。
瓷器上的“开光”工艺多出现在古粉彩瓷上，现今仿古的“开光”瓷器甚多。开光之法，犹如打开了一扇窗户，我们从不同的窗口看到了不同的风景：有俊秀的闺阁仕女，有无忧无虑的牧童放牧，还有明丽的青山绿水……万千精华，美不胜收。无疑，透过一件瓷器“开光”承载了更多的内容，艺术表现自然也越发的丰富多彩，备受人们的喜爱。
明代陶瓷上的八宝纹饰演变
本文详细阐述了明代各个时期藏传佛教的八吉祥纹在陶瓷上的装饰风格与形式的演变过程，举出了大量的实例加以论证，并提出了八吉祥纹的演变是汉藏两地文化相互交融的结果。
八宝纹是中国传统吉祥纹饰，也是瓷器上常用纹饰之一。寓意八宝的纹样常见的有：一和合、二鼓板、三龙门、四玉鱼、五仙鹤、六灵芝、七罄、八松。但也有用其他物件作为纹饰：如珠、球、磐、祥云、方胜、犀角、杯、书、画、红叶、艾叶、蕉叶、鼎、灵芝、元宝、锭等，可从中随意选择八种，称为“八宝纹”。道教把八仙手持的八种器物，作为道教八宝的符号，又称“暗八仙”。佛教中则用“八吉祥”作为八宝的符号。在此，笔者主要阐述佛教八吉祥纹饰在明代瓷器上的装饰运用及其演变。
粉彩八宝纹盘
八吉祥是陶瓷上的一种典型装饰，始见于元，盛行于明清。据说八吉祥是佛教所用的八种宝物，亦即八种符号，藏语称“扎西达杰”，为系列组成纹样，故称八吉祥，是佛教当中八种吉祥供养法器，常用于供养佛像，装饰佛堂。八吉祥即法轮、法螺、宝伞、白盖、莲花、宝瓶、金鱼、盘长。最初源于古印度文化。在早期佛教美术中，八吉祥图案多出现于释迦牟尼悟道成佛的图像中，或装饰于象征释迦的双足图案中，或作为释尊悟道时诸神手中奉献的持物，其中尤以法轮、莲花及白螺出现最多。后来八吉祥被赋予了更丰富的含义，逐渐演变为代表佛身不同部位和器官的吉祥符号，而八吉祥作为装饰图案的流行与定型化则是伴随藏传佛教的发展而逐渐形成的，藏传佛教中不仅将八吉祥作为佛前供器，而且还大量将其装饰于壁画、唐卡及各种工艺品中，赋予其吉祥富贵的含义。
八吉祥纹在陶瓷上最早见于元代龙泉窑青瓷和景德镇窑卵白釉瓷，印花技法，纹样排列无一定规则。明代除永乐甜白器上继续采用印花外，从宣德始则多彩绘，有青花、斗彩、五彩、绿地黄彩等品种，清代乾隆、嘉庆朝以粉彩器为多见，也有珐琅彩制品。花纹排列有一定规律，明代永乐开始按轮、螺、幢、伞、花、鱼、瓶、结排列，从明万历至清代则以轮、螺、幢、伞、花、瓶、鱼、结为序，清乾隆以后也有不按顺序排列的。一般都由景德镇窑烧造。因此，八吉祥纹的排列顺序有时也可作为一种断代依据。
在风格特征上，明代八吉祥更加强调装饰性与形式感，更加追求莲托图案中植物纹样的蜿蜒曲折与枝叶的蔓延，与西藏八吉祥装饰突出绘画性和自然趣味、较为简率的风格形成明显差异，汉地传统的缠枝纹与藏传佛教八吉祥组合而成的缠枝莲托八吉祥代表了明代八吉
祥纹样的最高艺术成就。
就具体作品而言，明代八吉祥纹样的艺术风格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明代早期、中期和晚期。第一阶段，即明代早期，从洪武至天顺年间，这一时期汉地八吉祥装饰已很流行，为数众多的永乐、宣德作品流传至今，其数量超于明朝其他朝代，这些制品大多是与佛教活动有关的，其中尤以宣德瓷器居多，据文献记载，八吉祥纹样在宣德时期已成为汉地瓷器中的典型“花样”，并被后世所仿造。以八吉祥装饰的艺术品主要用于宫廷佛教活动或赏赐西藏上层。《汉藏史籍》中就记载了永乐时期朝廷曾将装饰有八吉祥和“白昼吉祥夜晚吉祥……”藏文的青花碗赏赐大乘法王昆·泽思巴。这种图案在西藏被认为是宝贵的象征，当时十分盛行，至今西藏还保藏有宣德时期烧造的青花缠枝莲托八吉祥纹高足碗。图案与《汉藏史籍》中记载无二。
明代早期的八吉祥装饰主要是继承了元代风格，尤其以缠枝莲托八吉祥最为明显。缠枝莲托八吉祥在15世纪上半叶的西藏颇受喜爱，明朝廷为满足西藏上层的需求生产了大量装饰有缠枝莲托八吉祥的瓷器，保存至今的有：藏于西藏文管会的“宣德年制”款的青花僧帽
壶、西藏博物馆的“大明宣德年制”款青花僧帽壶和“宣德年制”款青花高足碗、1991年出土于北京广安门外明墓的“大明宣德年制”款的青花高足碗、1995年出土于河北安次县的景德镇窑矾红彩三足炉、南京博物院天顺青花铃台等。缠枝莲托八吉祥样式在元代即已出现雏形，但风格较为简率，缠枝纹稍显生硬和单薄。而明代早期的缠枝莲托八吉祥风格的则较为典雅自然，缠枝追求自然弯曲、延展流畅，富有生机，莲叶多呈鸭掌形，排列较为疏朗，注意留白，与同时期的工艺品装饰风格基本一致。
第二阶段，即明代中期，从成化至隆庆时期，八吉祥成为汉地更加常见的装饰图形，装饰范围也逐渐与佛教活动相脱离，就瓷器而言，成化、嘉靖、隆庆各朝均有烧造，并成为当时瓷器较为典型的纹样被著录在后世的文献中，如《成窑鸡缸歌》中就提及了八吉祥纹，成为与香草、鱼藻、瓜茄等同样常见的成化鸡缸杯的装饰题材；另外在明代沈德符《弊帚斋余谈》也记载了成化、嘉靖烧造八吉祥纹样瓷器的情况，嘉靖窑主要是仿烧宣德和成化制品；在清代朱琰《陶说》中对此也有记述。值得一提的是，嘉靖朝吸取前朝佞信藏传佛教的教训，对藏传佛教实行打压的政策，大批寺院及佛像被焚毁，但作为藏传佛教母题的八吉祥纹样还被广泛装饰于这一时期的瓷器上，足见人们对八吉祥的认识已经完全脱离了藏传佛教的背景，正将其独立提取出来作为瓷器上的装饰。
这一时期，八吉祥的形象内容并无变化，但在构图上却有所创新，不仅明早期缠枝莲托八吉祥（即文献中记载的转枝莲八吉祥）、四季花托八吉祥样式，而且还出现了八种吉祥物组合的复合图形。在图案布局上，成化时期的瓷器上还出现了将法轮置于中心，周围环以另外七种吉祥物的形式，主要见于圆形适合纹样中，如成化斗彩莲托八吉祥碗和成化景德镇窑青花八吉祥纹盘上的八吉祥纹。
在风格上，明中期尤其是成化时期的八吉祥更加轻盈精致，追求缠枝的装饰性与曲线感，莲叶比例逐渐加大，莲枝更显纤细，注重对莲枝和莲叶尖部的刻画，较明早期更加卷曲和飘逸，不仅流畅，更有跳跃之感；在形象特征上，各吉祥物变化无多，在承袭永乐、宣德时期样式的基础上，更加程式化，如螺的边缘开始出现波浪形，螺口的漩涡装饰逐渐强调，尤其在正德以后表现得更为明显。
第三阶段，即明代后期，从万历至崇祯时期，是八吉祥纹样装饰范围最为广泛，形式最为多样的时期。这一时期八吉祥的形式多样主要体现在各种形式层出不穷，不仅有缠枝莲托八吉祥和莲瓣内饰八吉祥，还有折枝莲托八吉祥、朵莲托八吉祥、莲花地八吉祥、缠枝宝相花八吉祥、四季花托八吉祥、灵芝托八吉祥等，并且也突破了以往八吉祥纹样多与莲花、梵文、藏文等佛教题材结合的传统，大量与传统吉祥图案并置于同一幅图案之中，这在清代朱琰的《陶说？说器下》也有所记载。
纵观整个明代八吉祥图形的演变，在风格上是逐渐从自然向曲线的装饰性过渡的，即从早期的典雅自然过渡到中期的轻盈柔美，直至晚期的规整雅丽；在形式上，愈来愈多样化，从早期的以缠枝莲托八吉祥为主演变到晚期众繁纷多的八吉祥样式，并且其图形组合也更加丰富，尤其是明代中后期与其他传统吉祥图案一起频繁出现于汉地装饰中，逐渐摆脱了宗教题材。然而在早期即已形成的八吉祥样式又随着丝绸、陶瓷等汉地工艺品重新被传入藏区，对藏区的艺术又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汉藏艺术相互影响，难分彼此，被学术界认为在明代达到了圆融之境，也正在于此，这一特征在同一时期的自居寺壁画、永乐金铜佛像中也可找到例证，而作为艺术门类中沧海一粟的八吉祥纹样，能够成为汉藏艺术交流中的重要缩影，倍显珍贵。
盘踞在瓷器上的龙文化 龙纹图案在瓷器上的演变
·龙纹
龙纹是陶瓷器装饰的传统纹样之一。龙为四灵之一，是能走、能飞、能游泳、能兴风播雨的神异动物，因此，装饰在远古时代陶器上的龙纹图案大都与氏族图腾崇拜有关。如最早出现在中原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龙山文化陶盘上的彩绘蟠龙纹图案，就“可能是氏族、部落的标志”(冯先铭主编《中国古陶瓷图典》)。瓷器自产生之日起，龙纹亦即成了青瓷和白瓷常见的装饰题材。东汉至唐代，龙纹多数以堆贴、捏塑、范印手法表现，典型器物有东汉堆塑人兽纹蒜头瓶、南北朝青釉莲花尊、隋朝白釉龙柄鸡首壶、唐代青釉凤头龙柄壶等。别具一格的是，此时的龙纹常常同人物、走兽、飞鸟、莲花等堆塑纹组合使用，反映了人神沟通的宗教思想。这种创作构思，当与该时人们信奉道教，又值佛教传入中土有关。
·龙纹
五代至元代，民间用瓷基本沿袭前朝模式，仍以贴、塑、模印为主。例如北宋吉州窑青白釉龙虎耳瓶、宋景德镇窑青白釉皈依瓶、南宋龙泉窑青釉蟠龙盖瓶等。与皇权有密切联系的瓷器则以刻划、模印的平面图案为主。从l966年浙江杭州钱元瓘墓出土的五代越窑青釉浅浮雕双龙纹罂，从流传有序的上海博物馆所藏的北宋定窑印花云龙纹盘、扬州市博物馆所藏的元代景德镇窑蓝釉白龙纹梅瓶及江西高安窑藏出土的元代景德镇窑青花云龙纹兽耳盖罐上我们可以窥见这一时代信息。此时，作为主体形象的龙纹，因常常与祥云、波涛组合在一起，遂被赋予了神圣的涵义。给龙纹以5爪和3爪、4爪的等级区别，则是已近元末的事情。至元二年(1336年)元廷下令“禁服麒麟、鸾凤、白兔、灵芝、双角五爪龙、八龙、九龙、万寿、福寿字、赭黄等服”(《元史·舆服》)，是龙纹最终变成封建帝王权威象征的发端。
·龙纹
明清两代是龙纹的全盛时期，纹饰主要采用釉下、釉上彩绘方法，亦有用印花、划刻、堆贴等工艺技法制作。除了云龙纹、龙凤纹、云涛龙纹和海水龙纹题材外，蟠龙戏珠纹、双龙抢珠纹在明清两代更加盛行，契合于龙爱宝珠的民间传说；相对而言，元代宝珠一般较小，多数画成中空的圆圈状。明清宝珠通常较大，形如火球，又多数与火焰纹一端相连.故有火珠纹之称。尤为重要的是，明清两代龙纹的上颌部位出现了双须。同时，明清龙纹还出现了花间龙、莲池龙、翼龙、正面龙、立龙等形式，为前朝所不见。而五爪龙纹则被官方垄断，并贯穿了明清两朝。
清代广彩瓷器
广彩——是广州地区釉上织金彩瓷的简称，以构图紧密、色彩浓艳、金碧辉煌著称。清代雍正年间，随着中国对外商业贸易和文化交流的发展扩大，各类瓷器从广州出口增多，为了适应外销市场需要，江西景德镇部分釉上彩绘瓷器移至广州加工生产。景德镇釉上彩瓷在这里与当地的烧青艺术（铜胎瓷珐琅）相结合，并根据欧洲市场的来样来稿，融合中西，使得釉上彩瓷出现新的装饰形式，成为早期的广彩瓷器。
广州彩瓷始于清康熙，成熟于清乾隆，300多年来一直是中国外销瓷的主要品类之一。
广彩的装饰风格是构图丰满，密难行针，紧而不乱，犹如万缕金丝织于白玉之上。
它的另一个重要的装饰特点是满地加彩，不漏白胎。这一方面主要是由于广州不生产白胎瓷器，只做釉上彩绘加工，所用的白胎瓷器早期主要来自景德镇，后来也采用其他多个产地的产品，胎色、胎质不一，产品质量参差不齐，瓷器表面缺陷颇多，用满地加彩的方法，可以遮掩缺陷，变缺点为优点和特点，提高产品的合格率。同时，满地加彩的装饰方法亦为欧洲市场所欢迎。
广彩用色浓重，料厚色艳，对比强烈，以红、黄、绿、黑、金为主色。料厚又用平涂晕染，更具遮盖力。广彩用色十分注重调子，并用金色和黑色压住原色。从而统一了色调的倾向并出现金碧辉煌的艺术效果，这是欧洲市场接受广彩的主要原因之一。广彩所用色料不拘一格，有古彩、粉彩、珐琅彩、新彩和自制与兼用的等等。所用色料有厚的、薄的、透明的、不透明的、半透明的、光亮的、哑光的。只要能用即为所用。难怪前人称赞广彩织金彩瓷：“彩笔为针，丹青作线，纵横交织针针见，不需缎锦绣春图，春花飞上银瓷面。”
明清瓷器中八吉祥纹样演变
八吉祥纹，又称八宝纹，藏语称为“扎西达杰”，它具体指的是轮、螺、伞、盖、花、瓶、鱼、长这八种象征着佛教威力的吉祥物。八吉祥纹虽然在元朝就已传入中原并且开始作为纹样装饰在瓷器身上，但其往往是伴随着别的图案出现的，并未形成自己的定式和规模。直到明清时期，随着佛教文化的进一步传播，八吉祥纹才开始有了自己的固定的样式，同时也逐渐成为瓷器的主流纹饰之一。
清乾隆 青花八吉祥大扁瓶
作为瓷器的装饰纹样，八吉祥纹一般有两种表现形式：一是作为主题纹饰，即大范围的被描绘在器物的明显位置，构图一般呈连续性。二是作为辅助纹饰，即被描绘的范围较小，多在边角承辅助作用。八吉祥纹在不同的朝代，其排列顺序也是各不相同的。相对于元朝的随意性，明朝的排列则趋于稳定，自永乐时期，形成了轮、螺、伞、盖、花、鱼、瓶、长这样的固定排列顺序，到万历年间稍有调整，变成了轮、螺、伞、盖、花、瓶、鱼、长，这一顺序一直沿用到了清代中期，同治时则开始按照轮、伞、长、螺、花、瓶、鱼、盖的顺序排列。
明朝时期，八吉祥纹的风格特征已大致自成一体，除了其本身所带有的浓厚的宗教特色外，还更加强调了其装饰性与形式性，具体可分为明早期、明中期和明晚期这三个阶段。
明早期（洪武至天顺年间）：这一时期的八吉祥纹不同于元代的粗犷疏朗，而是显得非常庄重繁复，但又不失活泼精巧，尤其是在对细部的描绘上，勾、描、填都做得非常到位。同时在造型方面也开始有了创新并且形成了定制：如法螺，更注重了对其尾旋转部位的内部描绘；宝伞，开始有了捆扎和盖形两种形式；白盖，突出了其帷幔和流苏部分；金鱼，多以双鱼相对称的布局出现；盘长，永乐朝时仍保留着以往上下两头尖的样式，但到宣德时则开始演变成为上下两头各有一结的样式，并且被后世沿用至今，成为盘长的固定样式。此外，飘带这一元素也开始在永乐朝出现，并逐渐成为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明中期（成化至隆庆年间）：这三朝的八吉祥纹在造型方面并没有显著的变化，只是在对图案的描绘上明显变得简单了许多，不如早期般精致，虽也别有番轻盈秀丽的韵味，但整体上还是缺乏了层次感，显得略为呆板。同时，成化年间还出现了将法轮置于中心另外七种吉祥物将其环绕的新型构图，并且还首创了斗彩缠枝莲托八吉祥纹，打破了明朝以来青花一统天下的局面。此时的八吉祥纹已成为典型的陶瓷装饰纹样，后世文献多有记载，如《成化鸡缸歌注》中写道“其余香草、鱼藻、瓜茄、八吉祥、优钵罗花、西番莲、梵书，各式不一，皆描画精工，点色深浅。”
明后期（万历至崇祯年间）：此时的八吉祥纹虽继承了中期时规整秀丽的艺术风格，但数量上已明显减少，同时在图案的描绘方面也变得非常随意，经常是寥寥几笔勾勒出外轮廓后便将缝隙空白处填满，不再注重细节的描写和修饰了。而在造型方面虽与早中期相差不多，却还是略有不同，如法螺，其外轮廓变得更为夸张，边缘多用波浪线条描绘；白盖，不再是捆扎和盖形这两种形制，而是逐渐趋向于伞幢的形制。此外，在结构布局上也相对于草率了许多，八种吉祥物虽仍为一体，但两两之间的呼应和联系变少，显得死板呆滞。
纵观整个明朝八吉祥纹的发展演变，其整体风格逐渐突破了元朝时期的局限性，即从明早期的庄重典雅渐渐过渡到了明中期的轻巧秀丽，最后再转变成为明后期的规整雅致。而在造型构图方面其细部的描写也非常精彩，这使得八吉祥纹日趋具有装饰性。从此，八吉祥纹不再仅仅作为佛教装饰器物出现，而是逐渐融入了中原地区瓷器的主题装饰当中，其发展演变也由此翻开了新的篇章。
清朝时期，八吉祥纹的运用更为广泛，其数量明显增多，艺术风格也越发的丰富化和多样化，具体可分为清早期、清中期和清晚期这三个阶段。
清早期（顺治至康熙年间）：顺治时期，因初入关内百废待兴，瓷器的烧造还未完全恢复，所以这一时期的八吉祥纹颇为纯朴素雅，存世量也甚少。直到康熙朝时，社会经济飞速发展，八吉祥纹也开始大量出现。这一时期的八吉祥纹总体上显得疏朗大方，在对图案的描绘上工整细腻但又略带粗犷之风。构图方面，相比之明朝后期的死板呆滞，此时的则更加注重八种吉祥物之间的连缀关系，两两之间多用缠绕的飘带所连接，非常具有动感性。
清中期（雍正至嘉庆年间）：这段时期八吉祥纹的装饰手法变得极为丰富，色彩相较早期的也显得更为多姿多彩。雍正时期，皇帝虔心礼佛，宫廷里僧侣出入频繁，这使得此时的八吉祥纹具有了颇高的艺术造诣，整体风格秀丽细腻，如同一缕春风，给人带来耳目一新的感觉。乾隆时期，八吉祥纹的艺术成就更是到达了巅峰，风格方面虽多仿永宣时期但其精美程度远远超过前朝，让人叹为观止。而在造型上虽无太大变化，但在构图方面却有了新的形式，即把八吉祥纹镶嵌在变形的莲瓣纹中，再将莲瓣纹相互连接从而使吉祥物之间也有了更自然的紧密联系。此外，乾隆朝还新添加了流云环绕在飘带和吉祥物的周围，这使得八吉祥纹的整体效果更具有装饰性。但到了嘉庆朝，八吉祥纹显得神采不足且略为呆板，这主要是因为在对飘带的刻画中其拂动感没有体现出来。
清晚期（道光至宣统年间）：晚期的八吉祥纹构图谨慎，层次感不强，在对细节的处理上也显得十分草率和随意。道光时期，八吉祥纹多是仿造乾隆、嘉庆二朝，绘画风格开始趋于写实。咸丰朝时，八吉祥纹明显不如前朝精致，其构图繁缛色彩浑浊，在线条的运用上也较为琐碎。相比之下同治时期的绘画略显细腻，但在层次的渲染方面仍然表现单一，没有过渡。到了光绪时期，八吉祥纹总体上继承了前朝的艺术风格，但在结构布局上稍显繁复，细节的处理上也不够果断流畅。而宣统时期的风格与光绪朝差别不大，只是色彩之艳丽。
纵观整个清朝八吉祥纹的发展演变，其装饰性日益增强，风格也开始逐渐的多样化，无论是早期的疏朗大方还是中期的清新淡雅，抑或是后期的规整拘谨，都体现出了较高的艺术造诣。比之前朝，此时的八吉祥纹在融合了其原本所具有的典型佛教特征外，还淋漓尽致地展现出了皇家艺术所喜爱的富丽风格，用色渲染多姿，视觉效果十分强烈，八吉祥纹也因此在清朝时期到达了其艺术的巅峰。
对于八吉祥纹来说，这是一种神秘的宗教文化与古老的中原文化相交融的产物，一次宫廷审美与佛家胜境的完美结合。它不仅仅是汉藏艺术交流的重要成果，同时也是明清两朝与藏族地区礼尚往来、和睦相处的历史佐证。在经历了岁月的洗礼后，八吉祥纹由于其本身所具有的美好含义而被广泛地运用到了瓷器的装饰中，以此来表达当时人们对幸福生活的向往以及对未来的真诚祝愿。所以，八吉祥纹不仅以其鲜明的时代特征和别致的艺术韵味在陶瓷装饰史上留下了绚丽的一笔，而且也为后世鉴定瓷器提供了可靠的时代依据。
瓷器上的红色-青花釉里红
青花釉里红是将元代发明的釉里红与青花装饰技法进行完美的结合。青花釉里红的出现，改变了青花瓷白底蓝花，清幽素雅，色调单一的状况，釉里红也是人们在瓷器上看到的红色。
景德镇瓷器手绘青花釉里红仿古官窑将军罐
花鸟题材是文人画中常用的题材，这种题材源自于大自然，有许多的发挥空间，并且根植于深厚的传统中国文化。陶瓷绘画通过借助陶瓷材质，对泥土料性的把握，花鸟题材在陶瓷绘画作品中呈现出多姿多彩的风格。陶瓷中的花鸟题材有着雅、远、韵、逸、空、奇等审美特征，并且营造出丰富而妙美的意境。青花釉里红在视觉效果上有着较强的视觉冲击力，若结合花鸟画的艺术审美，将创作出既有视觉冲击，又有审美内涵；既有工艺的复杂性，又充满了浓浓的人文情怀的作品。
一、青花釉里红概述
青花釉里红的画面结构一般由青花和釉里红两种颜色组成。青花与釉里红均属于釉下彩瓷装饰技法。青花是以钴为发色剂，而釉里红是以铜为发色剂，这是两者发色不同的根本原因。在创作技法上，都是同样用笔在胎上绘画，在高温下烧成，但对气氛要求不同，釉里红对窑室中气氛有着非常严格的要求：铜非得在还原焰气氛中才呈现红色，由于烧成难度大，产量很低，人们经常对完美的青花釉里红作品用“万里挑一”来形容，可见其倍受珍重。
在元代以前，瓷器上是没有红色的，而红色是受人们欢迎的色彩，特别是红色自古以来就有欢乐、喜庆等象征意义。在农耕文明的社会，人们对色彩有着强烈的敏感度，那种“靠天吃饭”的时代，图个吉庆实在是人们内心深处的需求：上至王公贵族，下至黎民百姓，对红色都情有独钟。釉里红的出现，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人们对“红色”意味深处的精神追求。可以说，釉里红的发明，在中国陶瓷发展史上曾经是一个历史难题，但也为陶瓷发展史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并为后来铜红釉的发明打下了一定的理论基础。
青花釉里红陶瓷作品不仅在工艺上体现它的名贵与成就，而且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青花釉里红陶瓷结合了青花的素雅与釉里红的艳丽这两个特点，并且是将这两个特点融于一器，达到和谐统一的效果。业界有个精辟的比喻：青花釉里红就好比是牡丹花，叶子是青绿色，花朵是红色的，正是“红花还需绿叶衬”，因此牡丹显得雍容华贵，国色天香。青花通过一定的施涂技巧可以实现浓淡的渐变，如青花分水技法；而釉里红一般都是一种浓艳的红，这两者之间的结合可以实现画面的色调比重的可变性，或浓汝淡抹，或写实写意，都意境深远，各赋天禀，这种彼此之间的包容、转化、融合，正是中国儒、释、道所阐述的精髓所在。
景德镇瓷器青花釉里红福禄瓶
二、青花釉里红花鸟题材的创作
以花鸟题材入画始于我国纸本绘画，形成花鸟画科，并与人物画、山水画并列为中国传统绘画的三大画科，流传至今，经久不衰。在一代代艺术家的研究探索中早已形成了自己独有的特色，也延伸到陶瓷绘画中。我国陶瓷绘画是一个丰富而独特的艺术领域，走过了从简单到复杂、从单色到复色的漫长的演变过程，青花釉里红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出现的一座里程碑式的艺术创举。之所以说它是里程碑式的创举，主要从技术和艺术方面来看：从技术方面分析，青花釉里红的发色剂包括钴和铜两种元素，这两种元素对窑炉温度及气氛是不一样的，而且同属于釉下彩瓷，需要同时在窑炉内实现两种发色，因此解决青花釉里红的烧制问题，就是解决了一个技术难题；从艺术方面分析，通过把青花与釉里红组合在一件瓷器作品上，改善了以往青花瓷的发色单调的问题，并融合得那么和谐、自然，往浅显一点讲，是两种装饰工艺的科学嫁接，实现新的产物；往内涵一点讲，是两种艺术审美境界互相提携、互相推进，是一种互相包容、融合提升的过程。这不仅仅是两项制瓷工艺的简单相叠加，而是在掌握了两项制瓷工艺的基础上，创造性地将两种制瓷工艺统一起来，实现的是有机结合，而不是机械式堆积。
青花釉里红花鸟题材的创作，比起釉上粉彩创作和釉下青花创作，虽无釉上粉彩创作的耀眼色泽，也无釉下青花的纯一，但它正是以其不媚不俗的雅致深受人们的欢迎。青花弥补了釉里红呈色层次变化的不足，而釉里红则丰富了青花瓷的色彩效果。
在青花釉里红花鸟画的创作过程中，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注重以花鸟形象进行艺术表现。在传统诗词、书画中，花鸟都是文人借以抒发胸臆、表达意绪的绝佳题材，如“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等，为诗如此，作画亦如此，花鸟是反映艺术家内心情感的“晴雨表”。在青花釉里红花鸟创作中，由于釉里红不便于实现颜色的渐变，一般适合于点缀某些花朵的色彩，而青花则适合表现鸟的情态、动作，这样就能够很好地表现青花釉里红花鸟的整体效果。
以花鸟形象进行艺术表现，需要善于将一花一鸟深入表达微妙细腻内心的情绪，将这种情绪渲染在整个画面上，这样便可合理营造出具有现代审美内涵的花鸟空间、花鸟思维、花鸟审美这些维度。
第二、注重表达花鸟画的文人情怀。花鸟题材历来都是文人墨客自拟的对象，这很大程度上在于花鸟能够巧妙地传达一种源自内心的文人情怀。青花釉里红花鸟题材的创作，很大程度上是对釉里红发色的把握以及青花料性的把握，在花鸟创作上，具有一定的绘画用笔，但大部分画面都是出枝简洁，笔力运转刚柔相济，合理借助青花淡雅之特色，对整个画面进行谋篇布局，形成格高脱俗，布局匠心独运的良好效果。
景德镇康熙款青花釉里红梅瓶
三、青花釉里红花鸟题材的审美
1、清新高雅，别具一格
青花釉里红是将青花与釉里红在陶瓷坯胎上加绘纹饰的一种装饰技法。今天大多数人说到釉里红，都会立即想到青花釉里红，其实，釉里红可以单独成为一种装饰技法的，只是这种装饰技法也显得色彩单一并且难以表现所画内容的绘画性罢了。
花鸟题材作为青花釉里红常见的外在装饰题材之一，不仅增添了陶瓷的外在美，而且更好地契合了人们的审美理念。因为青花釉里红既有青花的“幽靓雅致、沉静安定”的特色，又增添了釉里红的“浑厚艳丽、热辣活泼”。不仅丰富了色彩效果，而且形成了清新高雅、别具一格的艺术特征。外在的秀美，内在的高雅，成就了不一样的青花釉里红。因此，青花釉里红花鸟画能够成为陶瓷艺术百花园中的一朵奇葩。
2、和谐统一，形神兼备
陶瓷艺术家通过青花釉里红装饰技法，以极具文人雅韵的花鸟题材入画，青红对比绚丽多姿，再罩上玉质感很强的透明釉，真是集造型美、胎质美、国画美、釉色美等四美于一器，再入窑经过火的淬炼，成就了凤凰涅槃般的壮美。
在青花釉里红花鸟作品中，赋予了花鸟性格化的灵性。陶瓷艺术家从鸟语花香的大自然中捕捉花鸟富有性情的瞬间，根据不同的物象采取不同的技法，寄情寓意，摄花鸟之神、绘心中之情。青花釉里红花鸟装饰形式美会使装饰的主题表现得更加得体，达到和谐统一、形神兼备的艺术效果。
青花的素净雅致与釉里红的深沉艳丽和谐地统一在画面上，这正是中国画艺术中对花鸟文人题材的更好诠释。青花釉里红花鸟装饰艺术美，传统的装饰创作，重视写实，对花鸟的形色特征，出现的时间，空间都有讲究，在主题内容及艺术形式表达上，都要比照不同器型加以考虑，使器型转折明显，轮廓清晰，结构严谨，在线形上协调，在形状上形成对比，从而取得挺秀、大方、庄重的统一整体效果。而现代青花釉里红花鸟装饰要把创作者的思想情感和艺术见解，贯穿整个陶瓷创作的全过程，其主题思想可以跨越突破现实生活的真实，展开丰富的联想，表现艺术家个人的独特风格。
任何一种艺术，都是在漫长的发展中逐渐创新、创造新的美感，青花釉里红花鸟画相比其他花鸟瓷画显得更难得、更具特色。通过对青花釉里红工艺上的不断探索、研究，寻求青花釉里红花鸟瓷画创作中的新的突破，不断吸取各种画种的艺术语言，触类旁通，博采众长，把青花釉里红花鸟画的创作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东方艺术明珠粉彩 瓷器上的国画
粉彩也称为软彩。粉彩的特点是，分别明暗，层次分明，渲染接色，使每一种颜色都丰富灵活，同时还汲取了国画的构图法，设色法，有极强的表现力。在洁白如雪的瓷器上用粉彩描绘花鸟、人物、山水等画，因白地烘托有神，呈现出宣纸国画艺术效果，在原文拷贝于华夏陶瓷网博宝商城中受到许多人的喜爱。
陶瓷是中国的象征，“东方艺术明珠”美誉的粉彩使中国陶瓷文化流光溢彩。粉彩不仅白地绘彩，而且也有各种色地彩绘的，使器物更加别致，既增添了表面的色彩变化，又使粉彩在色彩上产生对比的美感。
邓肖禹款粉彩花鸟瓶
在博宝资讯中了解到，粉彩始于康熙时期，至今已有三百多年历史。粉彩瓷器的黄金时代是雍正和乾隆时文章转载于华夏陶瓷网期，无论在造型、胎釉和彩绘方面都有了空前的发展，粉彩工艺也日趋走向工致秀丽，柔和淡雅，逐步形成了自己特有的装饰风格。
民国 粉彩描金缠枝莲吉祥如意耳尊
粉彩瓷器自创烧以来一直兴盛不衰，受到社会各阶层人士的喜爱，不论官窑还是民窑均有大量作品涌现，这与其特殊的艺术价值及所营造的中国传统绘画意境之美是分不开的。粉彩瓷器才能以中国画的传统技法施彩，无论是工笔还是写意，粉彩都可将其完美地表现出来。在宝珍商城中我们不难发现，用这种方法画出来的人物、花鸟、山水等，层次极强，纹饰清晰，明暗深浅有序，是瓷器上跳跃着的国画。 (博宝艺术网评论员小樽撰文)
本文来源于华夏陶瓷网【点评】在瓷器世界中，粉彩是唯一能撼动青花霸主地位的瓷器，由于粉彩的色彩丰富、色调淡雅柔和，做工精美，自问世以后，马上成为了清朝皇室的新宠。随着瓷器烧制技术的继续发展，粉彩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趋于疏朗简约，在不失富丽堂皇、雍容华贵的同时，透出几分清逸雅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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瓷器上的纹饰都具有哪些寓意和韵味？
瓷器，是中国从古至今传承下来的一种文化产物，它的做工精细，造型种类多而且美观。今天我们要说的是它们那华丽的外衣——就是它的纹饰。中国古代瓷器上的装饰花纹，不仅题材丰富，技法巧妙，而且“图必有意，意必吉祥”，常用谐音表意和象征手法寄托吉祥的寓意。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不同的纹饰具有怎样独特的韵味呢？
1. 牡丹纹
唐代人崇尚牡丹，金银器等常以牡丹纹为装饰题材。宋代人受其影响，视牡丹为富贵花，瓷器上盛行牡丹纹饰，宋定窑、磁州窑、耀州窑、景德镇窑等在瓶罐、盘碗、盒枕等器皿上大量采用。
表现技法有刻花、印花、绘画等；形式有独枝、交枝、折枝、串枝、缠枝等。定窑器上常出现一枝独秀的单朵牡丹，耀州窑瓷器上多见花朵两两相对，磁州窑枕面上还可见随云头形曲线绘画三朵牡丹。构图方式有适合式、对称式、均衡式等。
2. 海石榴纹
海石榴纹从伊朗传入，最早出现在唐三彩陶器上，多与宝相花、莲花、葡萄等相配，有模印贴化，也有刻花施彩手法。
其形象是在盛开的花朵中心露出饱绽的石榴果，或花苞之中满是石榴子，有的称“海石榴花”。凶石榴“千房同膜，千子如一”，被民间视为象征多子的祥瑞之果，海石榴纹成为一种占祥纹饰。
3. 宝相花纹
宝相花纹是将自然界花卉（主要是莲花）的花头作艺术处理，使之图案化、程式化。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平面团形，以8片平展的莲瓣构成花头，莲瓣尖端呈五曲形，各瓣内又填饰三曲小莲瓣，花心由8个小圆珠和8瓣小花组成。
这种团形宝相花多用于唐三彩装饰，上海博物馆藏唐三彩宝相花纹盘为典型器。另一种是立面层叠形，以层层绽开的半侧面勾莲瓣构成。
此种宝相花纹多见于明清景德镇瓷器上，以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明永乐影青暗花缠枝韦相花纹碗、明成化青花宝相花纹碗为代表。
4. 缠枝纹
缠枝纹是我国传统瓷器装饰纹样之一，明清时期尤为盛行。因其图案花枝缠转不断而得名，明代称为“转枝”。
构图机理是以波状线与切圆线相组合，作二方连续或四力连续展开，形成波卷缠绵的基本样式，再在切圆空间中或波线上缀以花卉。并点以叶子，便形成枝茎缠绕、花繁叶茂的缠枝花茎纹或缠枝花果纹。
缠枝莲、缠枝菊、缠枝牡丹、缠枝石榴、缠枝灵芝、缠枝宝相花等纹样，统称缠枝纹。
5. 卷草纹
卷草纹又称“卷枝纹”、“卷叶纹”，是一种典型的瓷器装饰纹样，因其以柔和的波曲状线组成连续的草叶纹样装饰带而得名。
唐代已十分流行，日本人称之为“唐草”。图案为植物枝茎作连续波卷状变形，构图机理似缠枝纹，是以波状线与切圆线相组合，作二方连续展开，形成波卷缠绵的基本样式，再以切圆线为基干变化出有规则的草叶或茎蔓，形成枝蔓缠卷的装饰花纹带。
卷枝纹与缠枝纹最大的不同是仅出现枝茎或草蔓，不出现花卉或花果。缠枝纹虽也图案化，但写实性仍较强，而卷枝纹则较凝炼概括，更具抽象性。卷草纹与卷叶纹也有细微差异。卷草纹只见茎蔓，不见叶形。
卷叶纹则叶形明显，极类忍冬纹。卷枝纹源于魏晋南北朝时期流行的忍冬纹，但更规范也更细致，通常只作为辅助纹饰。
6. 瓜果纹
瓜果纹指以各种植物果实为主题的纹饰。历代装饰手法有模印、贴塑、雕刻、彩绘等。
始见于唐代，唐宋两代陶瓷器上多见葡萄纹和石榴纹，有缠枝葡萄、婴戏葡萄、婴戏石榴等图案，均含多子多孙的寓意。表现方式有图案性与写实性两类，构图方法多样。
7. 莲花纹
莲花纹是南北朝以后流行的瓷器装饰纹样之一。南北朝至唐代，莲花纹常作为瓷器的主题纹饰，碗、盏、钵、盘的外壁或内划复线仰莲，有的盘心还饰蓬莱纹，酷似盛开的莲花。
亦见雕刻成立体状的莲花，如：南北朝的仰覆莲花尊，五代的莲花形盏托等。宋代开始变为辅助纹饰。
元至清代，莲花纹的变化较多，有缠枝莲、把莲等，并常于动物纹样组合在一起，如：莲池水禽、莲池游鱼等。
由此可见，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人们对瓷器的热爱不仅是一种局限于表层，更加是一种深层次的精神寄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