瓷器上的文字称铭文。明、清以来的瓷器上的帝王年号又称款识。
铭文可以直接刻划在胎上,也可以用釉彩书写,这样就形成了胎体铭文和釉彩铭文两大类。
胎体铭文是在瓷器的胎体上用刻划、模印、堆帖、雕塑的方法题写的铭文,其中主要用刻划和模印两种方法,胎体铭文通常用于单色釉瓷品上。刻划方法既在生胚上用刀刻和用锥划的方法。刻划而就的铭文有阴文、阳文两种。从传世瓷品来看,以阴文居多。从明宣德开始,有阳文楷书的年号款出现。模印是胎体铭文的另一种基本形式。这种铭文是用事先刻就的字模在胎体未干时压印上去,分阴文、阳文两种。
釉彩铭文是用毛笔或其它工具以釉彩在瓷器上题写的铭文。釉彩铭文按铭文釉彩和瓷器底面釉彩的上下位置不同,可分为釉下彩铭文和釉上彩铭文。元、明、清三代以青花瓷为瓷业生产主流,这一时期,瓷器的绝大部分为釉下青花铭文。另有一种釉里红釉下彩铭文,但相当稀少。釉上彩铭文是在烧成的瓷器的底釉上用另一种釉彩题写铭文后再次入窑烧就,釉上彩铭文按其釉色有红彩、墨彩、金彩、珐琅彩等。明代自宣德起铭文用釉上红彩题写。清乾隆以后,大量使用釉上红彩铭文,且多篆书。有些红彩铭文的文字排列如印章,俗称“图书款”。清康熙至嘉庆所制珐琅彩瓷上,用珐琅彩题铭,因釉厚而高出底面,又称“堆料款”,有蓝、红等色。
明代以前,瓷器铭文字数多寡不一,文字排列方式也各有千秋。明、清两代,帝王年号成为铭文中的主要内容,由于其字数统一(为六字或四字),因而呈现出较强的规律性。明、清的帝王年号款有横行、直行两种,横行的少见。直行排列的有楷书和篆书两种。
直行楷书年号款在宋代就有,自明宣德起盛行。明代楷书年号款有六字(“大明□□年制”或“大明□□年造”)及四字(“□□年制”或“□□年造”)两种。六字的年号款作单行、双行、三行的三种,其中三行的比较少见。(注释:这里所说的行,实际就是我们所熟悉的:“列”)四字年号款分单行和双行两种。明代有一种写前朝年号的寄托款,文字内容和排列方式均类同于年号款。清代的楷书年号款款字有六字(“大清□□年制”)和四字(“□□年制”)两种;四字的嘉庆、道光以后极少出现。清楷书年号款的文字排列有:六字两行每行三字、六字三行每行两字和四字两行每行两字等三种。其中六字分两行每行三字的大都是官窑,六字分三行每行两字的则官窑、民窑皆有。明、清有一些类似年号的铭文如“大明年制”、“大明年造”、“大清年制”等,其文字排列同四字的年号款一样,概做四字两行每行两字。
以篆书题写的年号款较楷书款为少,明代永乐、宣德、万历等朝瓷上可以见到。其中永乐仅见篆书年号款而不见楷书款,且无论是刻划的还是青花书写的均为四字两行。(注:这些看法也不是绝对的,景德镇御窑场遗址出土过一件明确标明十几个文字的酱釉炉)清代自乾隆至同治的年号款大多以篆书书写。有两种形式:一种无边栏用红彩或蓝釉书写;另一种有双线方栏且用红釉书写居多,俗称“图书款”。无论哪一种都是每行两字,即六字的分三行而四字的分两行。篆书年号款的行距都较紧,如印章文字的排列方法。
中国古代瓷器铭文的题写位置,由于器型、烧造时间、烧造地点、釉彩特征、铭文内容、铭文字数的不同,是千变万化的。总的来说,铭文题写位置和器物自身的因素有很大关系,同时随着时间上的发展呈现出从无序到有序的过程。
器物自身特征是铭文题写位置的内在决定因素。从器型来看,历朝烧制的瓷器形制各异,然每类器物由于其用途的一致性,因而其变化还是在有限的范围之内的。题铭的位置以不影响其使用价值进而增强其使用价值为前提。碗、盘一类器物形状为撇口、浅身,铭文题写的基本位置是底面和里心。壶、瓶、罐一类器物形状为小口、高身,铭文的基本位置是底面、器腹、器口。铭文的内容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铭文的位置。年号、商标等一般在底面等处,吉语、佳句等观赏性的文字通常书写在器腹等显著位置。就碗、盘等有底足器物而言,砂底的文字写在里心,釉底的写在底面。
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铭文由偶然的工艺内容变成必要的步骤,铭文题写位置由随意选择达到约定俗成。对使用者来说,铭文由偶一见之变成欣赏的必要内容,都使铭文的位置逐步规范化。明代以前瓷器上的铭文位置有这样的特点,即总体上的无规律性和局部的有规律性的统一。从东汉至明代的一千多年中,不同时间烧制的不同器物,很难有固定的铭文题写位置。但在同一朝代烧造的器物题铭位置则是相对统一的。明以后,由于政治的统一,经济的发展和交通的便利,使全国各地生产的瓷器的形制、铭文内容、铭文位置等相互借鉴而得到统一。明、清两代,除长篇题句外,帝王年号、斋名、堂名、吉语等大多题于底面或里心。
《阳羡砂壶图考》辑录汇集了近30则曼生壶铭,本文辑录了一部分加以鉴赏。
一、石铫式“挑之制,抟之工;自我作,非周种。”
二、汲直式“苦而旨,直其体;公孙丞相甘如醴。”
三、却月式“月满则亏,置之座右,以为我规。”
四、横云式“此云之腴,餐之不 瞿,列仙之儒。”
五、百衲式“勿轻短褐,其中有物,倾之活活。”
六、合欢式“蠲忿去渴,眉寿无割。”
七、春胜式“宜春日,强饮吉。”
八、古春式“春何供,供茶事;谁云者,两丫髻 。”
九、饮虹式“光熊熊,气若虹;朝阊阖,乘清风。”
十、瓜形式“饮之吉,瓠瓜无匹。”
十一、葫芦式“作葫芦画,悦亲戚之情话。”
十二、天鸡式“天鸡鸣,宝露盈。”
十三、合斗式“北斗高,南斗下;银河泻,阑干挂。”
十四、圆珠式“如瓜镇心,以涤烦襟。”
十五、乳鼎式“乳泉霏雪,沁我吟颊。”
十六、镜瓦式“鉴取水,瓦承泽;泉源源,润无极。”
十七、棋奁式“帘深月回,敲棋斗茗,器无差等。”
十八、方壶式“内清明,外直方,吾与尔偕臧。”
十九、井栏式“栏井养不穷,是以知汲古之功。”
二十、钿盒式“钿合丁宁,改注茶经。”
二十一、覆斗式“一勺水,八斗才,引活活,词源来。”
这些由曼生及其幕僚精心构撰的壶铭,可谓字字玑珠,句句华美。曼生的题铭,影响了一代文人,其后如瞿子冶、邓奎、梅调鼎的壶铭中都可看到曼生壶铭的影子。我们敢说自曼生到目前为止,在壶铭方面,可能有一、二则题得精辟深刻,但在整体的数量和质量上,还没有人可以与曼生壶铭相比,达到或超越其高度的。
曼生壶是文人参与紫砂艺术、文人与艺人珠联壁合成功创作的一代典范。曼生壶的简洁明快的造型,深刻隽永的题铭乃至书法篆刻、在壶体上的布局章法都值得后人细细品位。使紫砂壶艺术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令后人叹为观止。
在中国制瓷史上,汉民族一直是瓷业生产的主体,从而中国古代陶瓷上铭文的主要字体是汉字。汉字在写法上有真、草、隶、篆四种书体。汉字的演变经历了由篆到隶、由隶而真(楷)的过程。商、西周、春秋、战国、秦时期的通行文字是大篆和小篆,两汉书体以隶书为主流。三国、两晋产生了真书,在真书产生的同时草书也有了发展。汉字铭文的字体和每一时代的通行字体大致相同。据以有资料,汉字铭文的开始使用以隶、真、草、篆为序。
隶字铭文主要出现于东汉和魏晋的瓷器上,这些铭文概为刻划而成,字体较为草率。明初民窑青花瓷碗上,常见用隶书体书写的“福”、“绿”、“寿”等字。清代的一些官窑瓷上,亦见隶书铭文。
真书自唐、宋起成为题铭的主要书体。明宣德以后,楷书青花帝王年号款关反广泛使用,瓷器题写的铭文始见精妙。清初康、雍、乾三朝,官窑器上铭文多由著名书手题写,从艺术角度讲,到达了相当高的境界。
草书的字体无法用利器刻划的方法来表现,由此不见草书的胎体铭文。唐、宋、明、清的民窑器上,往往有草书题写的吉语、佳句。帝王年号款一般不以草书题写。
篆书直到明初才较为广泛的用于题铭。明初永乐、宣德在瓷上刻划篆书“永乐年制”或“宣德年制”四字。也偶见青花篆书的年号款,其中永乐更为稀少。以后万历制瓷上,有青花篆书“万历年制”的四字年号款。清乾隆、嘉庆、道光、同治等几朝流行篆书年号款,釉下青花和釉上红彩的都有,以红彩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