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庆期间,河北沧州众多市民走进市博物馆,参观设在这里的中国首家公立晚清浅绛彩瓷绘艺术馆。全国各地赶来的收藏爱好者更懂这些古物的妙处:浅绛彩瓷不出名,却是真正的珍宝。
展馆负责人张雪介绍,此次共展出165件瓷器,按照人物、山水、花鸟等分为10个专题。筒、尊、瓶、盆、板各类器形都有展品。清人胡夔创作的“一百二十有零图”浅绛彩瓷尊,被公认为晚清浅绛彩绘瓷中最名贵的一件器物,也在展览之列。
“浅绛”,浅意为轻浅,绛指红色。浅绛彩瓷,指晚清至民国初流行的一种用浓淡相间的黑色釉上彩料,在瓷胎上绘出花纹,再染以淡赭和水绿、草绿、淡蓝及紫色等,经低温烧制而成的彩瓷。其艺术效果与浅绛画相似,所以陶瓷界叫它“浅绛彩瓷”。
来自河北沧州的收藏爱好者刘江峰关注浅绛彩瓷十余年,他说:“浅绛彩瓷多用于上层人士之间馈赠,其上大都有题款,能提供详实可靠的文字信息,是那个时代的实物见证,数量又十分稀少,所以非常珍贵。”
清咸丰五年(公元1855年),太平天国军队烧毁位于江西景德镇的御窑厂,原有工匠大多失散。重建时,选派、征集了一批文人画家进入御窑厂从事创作,促使文人画风直接深入到瓷绘工艺当中,这是催生浅绛彩瓷诞生的历史机遇。
专家表示,浅绛瓷绘艺术实现了中国画和中国瓷的完美结合,促使瓷绘艺术从“匠作”层面进入到艺术创作的殿堂,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据专家对现存瓷器分析,浅绛彩瓷最为繁盛的时期,御窑仅有几十名高水平的画师和十余名文人从事浅绛瓷绘。“几位顶级水准的创作者作品总数不超过1000件,同绘画艺术相比,这样的存世数量极少。”张雪说。
目前,国内对浅绛瓷研究的专著甚少,收藏爱好者多是近10年才开始关注。河北省收藏协会副主席陈建欣说:“浅绛彩瓷意外产生在风雨飘摇的年代,但却成为晚清制瓷业的最大亮点,这样的艺术瑰宝却一直沉寂没能引起关注,相信它的价值今后能得到更大范围的认同。”
永宣瓷器是明早期的最重要的一个章节,它紧跟后面的就是空白期。历史上把正统、景泰、天顺这三朝一共28年称之为瓷器的黑暗期。这三朝没有落款的官窑。官窑制度,在永宣时期刚刚建立起来的。
正统皇帝是9岁登基,宦官王振是他的启蒙老师,并控制朝廷。朱元璋当时有祖训“宦官不得识字”,因为他就怕宦官干政,但是到了永乐这就吹了。永乐因为他登基的时候受到了很多宦官的好处,所以他对宦官是网开一面。永乐的这个对宦官网开一面就遗祸于正统。
明朝这段时间有一个“土木堡之变”的故事,宦官王振怂恿正统皇帝御驾亲征,结果皇上被俘。三个礼拜以后,他弟弟就登基,这就是景泰。景泰最有名的就是景泰蓝。景泰皇帝当上皇帝的第二年,正统就给放回来了。当时瓦剌军说,这是一人质,没想到咱这皇帝又起来,这人质不大起作用,就给放回来了。放回来就在紫禁城里南宫,他一住就是7年。
当景泰皇帝病重的时候,又发生一件大事,就是所谓的“夺门之变”。正统皇帝翻身又起,把这个在病中的景泰皇帝就给杀了,然后自个儿又登了基。
所以,这28年等于是三朝两帝,是一个非常混乱的时期。这一时期基本没有官窑瓷器,包括青花瓷,所以中国陶瓷史称这段时期是“黑暗期”,也叫空白期。
但这三期时期,民窑依然在烧造,上接宣德,下接成化。从民窑瓷器上,还能看出这28年的演进。永宣时期是青花的盛世,空白期青花急剧衰退。
完全用纯手工制作的釉下五彩瓷器,是中国陶瓷发展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式的创造,被誉为“东方陶瓷艺术的高峰”。由湖南省文化厅等单位主办的《历史的釉光——醴陵釉下五彩瓷珍品展》日前在北京首都博物馆开展,这是首博为了庆祝建国60周年的一份文化贺礼。
“环保瓷”入选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湖南醴陵瓷素有“中国陶瓷花炮历史名城”的美誉。清代末年,为了降低日用瓷中的铅毒,醴陵市独创了清雅、素洁的釉下五彩瓷。醴陵的釉下五彩还采用了“三烧”的制瓷办法,其成品耐磨损,耐酸碱,不褪色,不含铅镉等对人体有害的微量元素,这不但是工艺革新的划时代创举,也是中国陶瓷发展史上环保意识的起源。新中国成立后,釉下五彩瓷获得“国瓷”美誉。2008年,醴陵釉下五彩手工技艺入选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专访中国工艺美术大师、“醴陵釉下瓷”传承人陈扬龙:
从选料到成品要经过100多道工序
记者:能否简单介绍一下,醴陵釉下五彩瓷的工艺流程及特点?
陈扬龙:现在,很多手工艺品在现代化、机械化的冲击下,都实行了流水线作业,但是,醴陵釉下五彩瓷始终保持了手工制作的特点。在从选择原料到制成瓷胚烧制的过程中,要经过100多道工序。烧制后其观感不同一般,可以散发出如同玉一样晶莹、润泽的感觉,这也是釉下五彩的特色。
记者:能否介绍一下“三烧”的简单流程?
陈扬龙:经过了“三烧”才能有釉下多姿多彩的特性。醴陵釉下瓷采取的是很高的细瓷生产工艺,第一次,用800℃到900℃的温度把泥坯烧成素坯,然后用陶瓷颜料在素色坯上作画。画完以后再上釉,所以它才被称为釉下。然后再放进窑中,用1380℃到1400℃的高温进行第二次烧制,出窑后再对它进行校形、洁面,然后再次入窑用高温炼出。
大运河博物馆里展出的文物包罗万象。
淮北柳孜运河遗址和通济渠泗县段都进行了不止一次考古发掘,两地累计出土近万件文物。淮北市博物馆因为展陈着柳孜遗址出土的大量文物,更名为隋唐大运河博物馆。近日,记者走进该博物馆,寻找运河遗珍的故事。
唐代漕运船身首异处
柳孜遗址共出土9艘唐代沉船,其中两艘独木舟,其余均为平板木底船。不过,经过岁月的冲刷,埋在河底多年的木船已经千疮百孔。
其中,最长的一艘船体长27米,可载重38吨。尾舵像大扫把一样的货船在我国造船史上也有重要研究价值。出土时,这艘货船只剩部分船身。而这种介于原始手握舵和垂直转向舵之间的过渡性船舵也被古船研究专家称为“淮北舵”,在我国首次出土。
9艘沉船中,完整的并不多。官府漕运船歇艎支江船在柳孜遗址被发现时只有船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它的船体竟然在江苏扬州施桥出土,“身首”相距近400公里。
宋代就有了蹴鞠瓷塑
柳孜遗址两次考古,共发掘出土文物7000多件。在出土文物中,一对宋代孩童抱球的瓷塑很是精致。孩童怀中的球纹理清晰,就是唐宋盛行的运动“蹴鞠”,这也证明了“蹴鞠”源于中国的结论。
早在2003年,泗县城区便出土了大量瓷器残片和唐宋古钱。“去年我们又发现了一块漕运残碑,碑上残留有108个字。”泗县申遗办张伟说,根据碑文初步认定,当时清廷为革除漕运陋习,确保京师粮食安全而颁布的警戒文告。“这不仅证明大运河泗县段为古运河,主运漕米,也证明到清代,隋唐大运河的通济渠还没有完全丧失漕运功能。”
因为是活遗址,通济渠泗县段的考古挖掘不像柳孜遗址那样彻底。还有更多未知的宝藏埋藏在水下,等待重见天日的那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