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是中国神话传说中的一种神异动物,长有虎须鬣尾,身长若蛇,有鳞似鱼,有角仿鹿,有爪似鹰,能走,亦能飞,能大能小,能隐能现,能翻江倒海,吞风吐雾,兴云降雨。
龙在阴阳宇宙观中代表阳,是中华民族的图腾。封建时代龙作为帝王的象征,也用来指帝王和帝王使用的东西,如龙颜、龙廷、龙袍、龙宫等。龙的雏形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已有萌芽,是以夏族图腾为主体虚拟的想象物。在中国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龙的形象自在商代形成后也开始了其漫长而复杂的发展过程。朝代的更迭、人世的沧桑、文明的发展、观念的演变都对龙纹的形象及其含义产生着千丝万缕的影响。
龙纹是陶瓷器装饰的传统纹样之一,广义上的龙纹包含龙纹和其他纹样组合而成的纹饰,如云龙纹、海水龙纹等,而狭义上的龙纹则单指纯粹的龙纹。龙纹最早出现在中原地区新石器时代的龙山文化陶瓷类器物上,彩绘蟠龙纹陶盆是最富有特征的器物。此时的龙纹可能是氏族、部落的标志,与氏族图腾崇拜有关。商代和西周时期,龙纹也是常见的纹样。到了元代,龙纹的工艺水平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明清两代则是龙纹的全盛时期,纹饰主要采用釉下、釉上彩绘方法,亦有用印花、刻划、堆贴等工艺技法制作。尤为重要的是,明清两代的龙纹中,龙的上颌部位出现了双须。同时,明清龙纹还出现了花间龙、莲池龙、翼龙、正面龙、立龙等形式,为前朝所不见。
具体来讲,商周时期的龙纹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鳞虫形态的龙,就是蛇体形,身体像蛇,无肢爪,有一首二体形,也有一体二首形;另一类是兽体形龙纹,张目,有肢有爪,身像兽体,尾巴卷转。春秋战国时期的龙都是兽体,爪是三趾,尾细而卷,张大口,角呈后卷状。
秦汉时期,龙的形象是:头似牛首,有须,大耳,细长角对称,蛇形体,有翼,脚有爪,身附璧,所以秦汉时期的龙纹有“珠联璧合”之说。
唐朝时期龙纹的特征是:身体是胖美健壮的蛇体;身上以斜方格组成的网状纹鳞片,代替了鱼鳞片纹;龙爪从过去的兽爪变为鸟爪形,爪甲绘成略弯的三角形,显得锋利有力;龙首的双角多分叉,口角比前期明显加深,所以上颚较长,特别是上唇,长而往上翘起;眼睛从过去的圆眼、三角眼变为凤眼。
到了宋朝,龙纹形体已有定式,直至元明清,均身为蛇形,身至尾渐细,四肢有羽毛,趾有三、四、五不等,龙首有角、发、须。宋元以前,以三、四趾龙纹居多,元末官方出台民间不得使用“五爪龙”的规定,到明清时期,“五爪龙”被官方所垄断。
龙纹的体态在宋、元、明、清也有不同的变化。宋代龙纹头小脚大身躯壮,发后冲,有须,三趾,有威武感。元代龙纹头小,颈细,肢瘦而有力,龙首无发或疏发,舌长,身绘鱼鳞片或斜格纹。明代永乐以后,龙体变粗,张嘴伸舌,上颚高突,五趾为鹰爪。成化至正德时期,龙纹多闭嘴,方首,毛发上竖,龙睛圆睁平视,风车爪。嘉靖至万历时期,龙身又趋细长,毛发增多,龙首上颚伸出,面端鼻尖绘成如意状,似猪嘴,俗称“猪嘴龙”。崇祯时期始见正面龙,俗称“老头龙”。
清初龙纹尚存明代遗风。至康熙时期,龙嘴变短,眼睛变小,身躯变肥,头发像狮子,龙须细长而卷曲,神态凶猛。雍正时期仿明代龙纹,但头部特征同清代。干隆时期龙身粗,毛发多,嘴部特征仿明代,整体有苍老感。嘉庆、道光以后,龙的身躯更为臃肿,龙纹的绘制呆滞,线条简化,毫无威严之感。
本文从我国陶瓷产业的出口规模、出口种类、出口区域等三方面分析了我国目前区域陶瓷出口的状况,然后通过显性优势指数、国内出口占有率、贸易竞争优势指数来研究我国区域陶瓷出口竞争力,通过分析我国陶瓷出口企业存在的一些问题,对提高我国区域陶瓷出口竞争力提出针对性建议。
一、中国区域陶瓷的出口现状
自2008年以来,中国陶瓷的出口量稳步上升。据统计,2017年前9个月的陶瓷产品出口数量为1765万吨,出口额为132.98亿元,同比下降23%。但10-12月三个月陶瓷产品出口额为57.7亿元,2017年中国陶瓷产品出口额同比去年增长11.23%。自2008年开始陶瓷出口持续增长态势至2016年出现下跌后,2017年又呈增长态势,这说明我国陶瓷出口产业正处于一个持续健康发展的态势。
我国陶瓷出口主要集中于七大地区,为广东、景德镇、泉州、淄博、唐山、醴陵、宜兴,并以广东陶瓷出口量最大,知名陶瓷出口品牌最多。自2009年到2016年,我国陶瓷产品出口由原来的亚洲发展中国家转向欧美发达国家,证明我国陶瓷质量处于不断提高,出口产品也愈发受高端消费者的喜爱。
二、中国区域陶瓷竞争力比较
(一)显性优势指数比较
根据原始公式结合广东统计年鉴、南京海关、江西统计年鉴等数据,计算求得七大陶瓷产地显性比较优势指数,可知广东、泉州、唐山的陶瓷显性比较优势指数呈上升趋势且陶瓷出口竞争力较强;淄博、宜兴两地陶瓷出口显性比较优势指数呈下降趋势,说明这两地陶瓷出口竞争力逐渐减弱;景德镇、醴陵两地显性比较优势指数呈不稳定的波动状态,说明这两地陶瓷出口不稳定。此外,陶瓷种类的出口结构变化和不同种类的陶瓷竞争力变化相互影响,如广东主要出口建筑用瓷,泉州主要出口装饰用瓷,因其用途广泛因而出口量较大,但景德镇主要出口日用瓷,宜兴出口紫砂壶用量较少因而出口量较少。
(二)国内出口市场占有率
广东、景德镇两地陶瓷国内出口市场占有率处于稳定的波动状态,2016年广东陶瓷出口占有率达到有史以来的最高值39.4%,泉州、唐山、醴陵的陶瓷国内出口市场占有率的变化情况呈V字形,且泉州达到历年来的最高值后又出现回落到8%的水平,说明泉州陶瓷的出口量整体保持在8%左右但具有发展潜力,泉州陶瓷有能力突破现有的出口规模。同时,淄博、宜兴两地陶瓷国内出口市场占有率处于不断萎缩的状态,两地陶瓷企业应尽快采取措施防止陶瓷产品出口的进一步萎缩。
三、影响中国区域陶瓷出口竞争力的因素
中国陶瓷历史悠久,但随着时代的变迁,传统陶瓷技艺传承陷入困境,培育了无数陶瓷名家的德化、宜兴等地均出现陶瓷技艺传承不完整甚至断代的现象。
我国陶瓷企业产品在国际市场缺乏竞争力的重要因素是生产技术落后于西方国家,技术创新意识缺乏是造成这一窘境的主要原因。例如我国的建筑陶瓷国家标准及行业标准与国际标准有差异,如我国由于企业技术原因增大了大规格产品的尺寸偏差和变形允许最大误差,使得这类产品出口时由于不符合国际标准而被拒之门外。
与此同时,国内很多陶瓷企业经营管理粗放,重视产品,忽略品牌的经營,导致企业产品质量上去了,品牌知名度却不高。依据中国陶瓷数据整理得出,2017年中国陶瓷行业10大品牌有7个属于广东,相比之下七大陶瓷产地中的其余六大产区却无一上榜,因此,国内陶瓷企业也应向此类陶瓷企业多多学习,吸取经验。
四、提升中国区域陶瓷出口竞争力的对策
(一)保护传统技艺传承,加强技术研发
德化、宜兴、醴陵等地陶瓷传统技艺的传承和保护归根结底要从源头做起,当地民众应该以民族传统文化高度来认识它们,使得传统陶瓷在新的时期发挥新的价值和作用,而不能因时代的变化使传统技艺被埋没。同时,对于手工技艺的保护应向景德镇学习,景德镇产学融合得较为完整,景德镇有专属陶瓷大学,这是一所以陶瓷为特色、多学科的高等院校,因而不仅培养陶瓷技艺人才,也注重对学生自身文化素质的培养。同时在技术研发方面,应向广东学习,能带动陶瓷产品技术的全面提高和升级,增强陶瓷的出口竞争力。
(二)进行品牌建设,优化陶瓷出口结构
首先,我国陶瓷企业应以上海斯米克、诺贝尔瓷砖及广东陶瓷企业为标杆,实施标杆战略,对比自身企业的生产、销售模式进行改进,以其不断地提高产品生产质量。同时,通过借鉴其他产地的成功经验,因地制宜,进行改革,从而实现建立自主品牌。德化、淄博、宜兴等地陶瓷企业还应向景德镇陶瓷企业多取经,获得有利的经验。根据自身发展现状选择陶瓷企业发展模式,合理调整陶瓷出口结构,使得当地陶瓷企业提高出口竞争力,实现陶瓷企业持续健康发展。
古代海上贸易和中国古代陶瓷器外销的研究,一直备受学界关注。中国古代与非洲的联系源远流长,沟通两地联系的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也有学者将其称为“陶瓷之路”。近年来我国学界不断走出去,在非洲东海岸展开考古发掘工作,目前正在进一步展开深入研究,由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秦大树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非洲出土中国古代外销瓷与海上丝绸之路研究”就是其中之一。规模超出此前认识 研究正在逐步深化中国陶瓷约在唐代中期以后开始大规模向外输出,持续达千余年,外销瓷成为古代中国与异域交往的重要证据。秦大树长期从事宋元明考古、陶瓷考古,2010年、2012年和2013年,他先后在肯尼亚进行三次大规模考古发掘和调查工作。他介绍说,根据多年的考古调查与发掘成果,东亚、东南亚、南亚、中东、非洲和美洲沿海各国的古代遗址中都出土了大量中国古代陶瓷,其年代上至唐代中后期,下至清朝晚期,“近年来水下考古不断发展,大量出水遗物表明,中国陶瓷外销到世界各地的规模远远大于人们此前的认识”。
据学者介绍,此前海上贸易沿线重要遗址的考古调查与发掘工作,多由欧美学者和日本学者主持、参与。进入21世纪以后,中国的学术机构开始真正参与到古代贸易和中国外销瓷的研究中来。中国考古学家不仅在中国海域开展了大量的水下考古工作,并且积极参与到东南亚地区,诸如柬埔寨、新加坡、越南等地的考古工作中,还在北非埃及的福斯塔特遗址、东非肯尼亚拉穆群岛等海上丝绸之路的西端地区进行了大规模考古调查与发掘,并对这些地区发现的中国瓷器进行了调研。此外,学者对新出土的考古材料,以及过去欧洲学者发掘的成果进行了系统的记录、研究,为海上贸易和中国古代外销瓷的深入研究积累了重要资料。 转换研究角度建立信息数据库“尽管非洲距离中国较远,但考古学家在非洲开展的考古研究工作、发现的中国古代外销瓷数量,在环印度洋地区却是最多、最丰富的。”秦大树说道。据他介绍,许多非洲古代遗址中都出土了数目可观的中国外销瓷,例如埃及福斯塔特遗址、南非和马达加斯加等地。中国学者对这些地区的考古工作都有不同程度的了解,并且在东非地区进行了大规模发掘,同时将其他地区遗址的资料系统地保存,为开展深入研究提供了条件。除了上述对非洲发现的中国外销瓷进行调查统计外,“非洲出土中国古代外销瓷与海上丝绸之路研究项目”还将对海外出土的中国外销瓷标本进行科技分析研究,建立中国古代外销瓷信息数据库,为今后中国外销瓷的深入研究提供基础数据的支撑。在此基础上,学界还将对出土中国外销瓷开展以考古学为基础的多学科综合研究。秦大树将此次研究定位为“宏观视角的时空框架构建”、“多重证据的海上贸易复原”和“超长时段的阶段性观察”。其研究视角在时空上非常广阔,这在此前中国学界的研究工作中并不多见。秦大树说,“通过研究,努力建立从中国外销瓷大规模输出到清代后期中国外销瓷年代发展序列,探究各时期外销瓷的特点和数量。”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青年学者丁雨参加了几年前在肯尼亚的考古发掘,目前正参加此次的研究工作。他介绍说,在研究中,他将尝试从非洲的视角回望海上丝绸之路,研究中国古代外销瓷在非洲社会中发挥的功能,包括在文化塑造方面的作用,发掘更多值得研究的现象。
再现贸易地位拓展研究中国视角在海外各地出土或传世的中国外销瓷器,不仅是中国古代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在其使用过程中融入了当地文化环境,是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交流融合的重要证据。在这一领域主动开展深入研究,可以正确认识古代我国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以及在早期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中的贡献。随着中国国际地位不断提高,古代外销瓷研究为世界各国了解中国、研究中国提供了更多的视角。近年来,国际上关于古代中国外销瓷的研究课题和国际会议不断。秦大树认为,立足于现有的考古材料,对非洲出土的中国瓷器进行研究并与我国新的陶瓷考古成果进行比较,将有助于我们深入解读中国瓷器在古代海上贸易中的地位,并重新审视我国古代海洋文化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国际影响,有助于重新撰写我国古代物质文化和对外交流的历史。
瓷器是中国最伟大的发明之一,因此也是中国对人类文明的发展做出的最重要的贡献之一。由于瓷器制作技术在中国的各种发明中工序最为复杂,难度最大,17—18世纪的大部分时期,西方仿制中国的其它发明均以成功,却还不能在欧洲手工工场中烧制出可以同中国瓷相媲美的同类产品,因此只能从中国进口,而中国瓷器也一度笑傲欧洲,独步世界,垄断了欧洲的工艺瓷与日用瓷市场,精美的瓷器在那时的西方是奢侈品,是为了满足西方富人的精神享受才大量进口的。也正因为这个原因,在17—18世界的欧洲,英文中国“china”成为了瓷器“porcelain”的代名词,中国就是瓷器,瓷器就是中国。
清代外销瓷是在中国古陶瓷经历了自汉唐以来南青北白,宋代五大名窑为代表的单色釉;唐代长沙窑、宋代磁州窑以及至元青花瓷为代表的釉下彩;金、元时期红绿彩为代表的釉上彩;明代青花五彩、斗彩等釉上与釉下彩绘相结合等陶瓷装饰艺术形式逐步发展,陶瓷工艺技术不断改进,取得巨大成就后,陶瓷工艺技术和陶瓷装饰艺术都达到成熟自如的清代产生的。
清代陶瓷在制作工艺上不断改进,在装饰技法上的不断创新,不仅将青花瓷在元代的基础上,制作技艺达到顶峰,还发明了粉彩、古彩以及为适应欧洲市场需求产生的广彩等陶瓷新品种。
清代外销瓷是在中西贸易中,逐步适应国外市场需求和喜好发展起来的独特的彩绘瓷。它既保留了中国陶瓷彩绘艺术的传统,如:吉祥图案、花卉、传说故事、戏剧人物等,又吸收了欧美的艺术精华,如西洋宗教传说等,堪称中西文化交流的结晶。外销瓷中甚至有描绘中国和欧洲海运码头、商行场景、中西交往等题材,清代外销瓷不仅丰富了陶瓷的装饰题材,在各种丰富多彩的艺术技法中也做足了文章,而且在各种技法之间自由搭配组合,产生了大量前所未有的新品种和新形式。如青花粉彩、镂空粉彩、贴塑粉彩……清代外销瓷的细分品种在百种以上,超越历代,也超越清代官窑和内销民窑的品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