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宗对吉州窑存在影响的观点，最早是蒋玄怡先生提出来的。欧阳希君也指出吉州窑木叶盏与禅茶一道有关。在向刘新园先生的多次讨教中，他也反复强调禅宗与吉州窑的关系。禅宗对唐宋以来的文学、书画以及哲学等领域有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早已引起海内外学界的普遍关注。那么，禅宗是否对中国古陶瓷产生过影响呢？这是一个值得我们进一步深入思考的课题。
桑叶盏 口径15.3厘米 杨永德伉俪藏
桑叶盏 口径10.5厘米 1996年江西上饶南宋开禧二年（1206年）赵氏墓出土
桑叶盏 观叶楼藏
桑叶盏 观叶楼藏
众所周知，江西是禅宗五宗七派的共同发源地，禅宗文化已成为江西历史文化的重要基因。宋代江西文学的空前繁荣，就与士大夫普遍流行的禅悦之风密切相关。不仅如此，禅宗的影响还渗透到了手工业领域，众多禅宗寺庙包围之中的江西吉州窑便是典型一例。宋代的江西，吉州境内禅宗寺庙最多，其中庐陵29座、泰和25座。
蕴涵禅理的桑叶
吉州窑瓷器中，给人印象最深刻的产品，恐怕非木叶盏莫属。木叶盏内外壁均施黑釉，按造型可分斗笠盏、束口弧壁盏和深腹盏三种。斗笠盏腹壁斜直、口径略大，观叶楼和杨永德伉俪有此类收藏；束口弧壁盏腹壁较深、口径略小，观叶楼藏木叶盏和江西上饶南宋开禧二年(1206年)赵氏墓出土木叶盏，即属此类；深腹盏是吉州窑最为流行的器型，观叶楼即有此类收藏。
桑叶盏 口径14.4厘米 日本《特别展中の陶瓷》收录 日本私人藏品
木叶盏按装饰可分三叶盏和单叶盏两类。日本私人藏吉州窑瓷器中有一件特殊的三叶盏，其盏心木叶旁，竟装饰一条栩栩如生的蚕。盏中木叶边缘有锯齿，木叶一侧有明显裂痕，具典型幼树桑叶特征。类似的盏，瑞士Baur艺术馆和美国芝加哥美术馆也有收藏。taOCi52.com
吉州窑单叶盏，木叶的形态或舒展、或卷曲、或折叠，极尽变化之能事。关于木叶之种类，学界主要有桑叶和菩提叶两种观点。菩提树与桑树虽同属桑科，两者叶片形状亦较为接近，但菩提叶细长似尾的叶端及光滑的叶边缘与桑叶显著不同。菩提树在我国主要分布于广东、云南等地，江西并不适宜其生长。而吉州窑所在地江西，南宋时为盛产蚕桑之地。另据仿烧吉州窑瓷器经验丰富的廖光荣先生相告，经过他的多次试烧证实，只有桑叶才能烧出南宋吉州窑木叶特有的米黄色和清晰叶脉，这应与桑叶中富含锌、铁、铜、锰、钙等微量元素有关。由上可知，吉州窑木叶盏之木叶，应属桑叶无疑。
至于为何吉州窑制作木叶盏采用桑叶，南宋诗人陈与义“柏树解说法，桑叶能通禅”的诗句提供了找出最终答案的线索。众所周知，吉州窑盏的主要功能是饮茶。从唐怀海禅师制定《百丈清规》始，饮茶遂被纳入佛门清规，并逐渐形成一套庄重的寺院茶礼。唐末五代，“饭后三碗茶”已成为吉州禅寺普遍流行的“和尚家风”。宋代释道原《景德传灯录》卷第十二载僧人问吉州资福如宝禅师：“如何是和尚家风？”师曰：“饭后三碗茶。”茶与禅的关系已达到“茶禅一味”的境界。至南宋时，禅茶在整个社会的渗透与普及极大地提高了禅茶文化的美学境界，茶器美学品格的提升也不例外，吉州窑桑叶盏就是这一背景下的产物。而“能通禅”的桑叶盏的设计，或有可能就是禅僧或参禅的士人所为。永和镇吉州窑即处于诸多禅寺包围之中，本觉寺更与窑场完全融为一体。此外，窑址中还发现“本觉”“慧”“太平”“弟子蒋子通”等寺院定烧的标本。由此可知，吉州窑工与禅寺交往甚密，其瓷业生产极易受到禅僧需求和审美的影响。当然，充满禅趣的桑叶盏的烧制，最终离不开窑工的反复实践才能成功。
不过，从吉州窑三叶盏与晚唐五代漏花木叶纹枕风格相似的情况，也不排除其同时受了唐代木叶装饰的启发。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吉州窑单叶盏装饰的多为枯死、残破的桑叶。这种装饰于静穆漆黑釉面上的残叶，不仅其装饰意境极富禅趣，而且与著名的禅宗公案——“体露金风”所蕴涵的禅理也颇为相合。公案载，有僧问云门禅师：“树凋叶落时如何？”云门曰：“体露金风”(《五灯会元》卷十五)。本则公案借“树凋叶落”，暗喻妄念、烦恼已断的清纯心境。而“体露金风”，则好比历经苦行的禅者，在脱却身心的一切烦恼妄想之后，进入真空无我的“身心脱落”之境。由此看来，吉州窑盏上看似残破的桑叶，其中却蕴涵着深刻的禅理。宋白杨法顺禅师“金风体露复何言？大道从来绝变迁。一叶飘空天似水，临川人唤渡头船”一诗，给了本则公案一个绝佳的注解。其中“一叶飘空天似水”一句，颇能契合吉州窑桑叶盏盛满茶水后倒映天空给人的视觉感受。
桑叶盏 口径15.1厘米 美国芝加哥美术馆藏
花中禅友——薝葡
吉州窑瓷器中，有一类人们习称的剪纸漏花梅花纹盏。此类盏外壁多施黑釉，造型分斗笠盏和弧壁盏两种。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和杨永德伉俪均有此类收藏。刘新园先生认为，此类盏中所谓“梅花”，实为花中禅友——薝葡(卜)。薝葡，原产印度，释迦牟尼成道时，其背后即有此花。宋人所称之薝葡，已非印度所产，而是中国化的薝葡，又称栀子花，花瓣六出，与五瓣梅花明显不同。吉州窑薝葡装饰尚有海外所见梅瓶、罐等器类。
类似吉州窑盏的薝葡装饰，最早见于唐代缬染印花绢上。新疆阿斯塔纳墓葬中至少见有两种类型的缬染薝葡绢。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南宋《大傩图》中人物衣饰上也有薝葡图案。
唐宋以来薝葡纹的流行，均与禅宗的影响有关。从唐王维《六祖慧能禅师碑铭》“林是旃檀，更无杂树。花惟薝卜，不嗅余香”可知，薝葡在禅林中的地位之高。南宋王十朋(1112～1171年)《薝蔔》“禅友何时到，远从毗舍园，妙香通鼻观，应悟佛根源”一诗，更将其直呼为“禅友”。南宋诗人董嗣杲《栀子花》中又有“芳林园里谁曾赏，薝卜坊中自可禅。明艳倚娇攒六出，净香乘烈袅孤妍”之句，诗中不仅点明栀子花即“明艳倚娇攒六出”的薝葡，而且同样可看出薝葡与禅的密切关系。尤其重要的是，与吉州窑隔江相望的净居寺及“禅林清规”发祥地百丈寺，均出土了薝葡盏残片。据刘新园先生相告，净居寺出土的薝葡纹盏由寺中严首和尚提供。百丈寺与薝葡纹盏残片伴出的瓷片中有墨书“众寮”，可知出土瓷片之地为“众僧依止之寮舍也”。这些都是禅宗文化影响吉州窑瓷器生产的重要证据。
釉绘与禅宗墨戏
观叶楼藏品中，有两件釉绘梅梢月纹黑釉盏。两盏之梅月，虽逸笔草草，却颇具朴拙传神之妙，呈现出一幅超凡脱俗的意境，与禅宗墨戏的代表——南宋参禅画家梁楷的减笔画有着共通的笔墨神韵。其中一盏的梅月之上，复施一层薄薄的淡褐色釉，呈现出一番夜色朦胧的梅月景致。这一技法，竟与梁楷《疏柳寒鸦图》以晕染的淡墨来烘托萧瑟冬季中雾霭的手法惊人相似。禅宗墨戏遵循“以意为主”的创作理念，“简淡”便成为禅僧乃至参禅士人所追寻的最高艺术境界。吉州窑这一绘画风格的形成，当与南宋禅宗墨戏的影响密切相关。
此外，梅月题材本身，最初也是禅宗影响下的产物，如“墨梅”便起于禅宗内部的墨戏。在禅宗绘画中，墨梅甚为流行，以此参禅的僧人甚多。
吉州窑瓷器中，还有一类以随性挥洒的釉彩线条，或以手指随意弹洒形成的釉斑为装饰的黑釉盏。美国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以及观叶楼、两庆书屋等均有此类收藏，造型有盏、花口瓶、罐、三足炉等。此类装饰手法在唐代花瓷上已有应用，其在吉州窑茶盏上的再度流行，应与当地深厚的禅宗文化传统有关。禅宗以“无所矫饰，浑然天成”为至高境界，这一观念已广泛融入唐宋以来的寺庙建筑、园林、诗词、书画艺术之中，与禅僧生活关系至为密切的茶盏，更易受其影响。吉州窑随性挥洒的釉彩线条，与梁楷简笔人物画中的线条有着共通的禅趣；而率性十足的釉斑，也与禅宗审美生动活泼的气韵颇为相投。值得注意的是，在川草堂收藏一件吉州窑黑釉描金山水诗文碗残器，以描金绘山水、明月，内壁书唐船子和尚德诚禅师(820～858年)《归棹歌》“夜静水寒鱼不食，满船空载月明归”之句，这是禅宗影响吉州窑装饰的又一重要证据。
禅茶之盏
以往学界普遍认为，吉州窑茶盏的大量生产，是顺应宋代斗茶风习的产物，或与当时流行的点茶法有关。但细加考虑，却并非如此。吉州窑茶盏中，除桑叶盏等少数为黑釉外，多数盏的内壁黑釉之上还施加了一层棕褐色的窑变面釉，并辅以漏花、釉绘等为饰。这类盏的色泽或装饰，显然都不符合斗茶“茶色白，宜黑盏”的要求。而且，吉州窑茶盏内多有形色各异的装饰，用其盛用斗茶和点茶之乳浊状茶汤，茶盏中的图案便显得有些多余。从目前掌握的证据来看，吉州窑盏心带有图案茶盏的流行，应与草茶在江南禅寺和民间的普及，以及由此带来的饮茶方式的改变有关。
草茶早在北宋时期的江浙、江西就已盛行。欧阳修(1007～1073年)《归田录》云：“蜡茶出于剑、建，草茶盛于两浙。两浙之品，日注为第一。自景祐(1034～1038年)以后，洪州双井白芽渐盛，近岁制作尤精，囊以红纱，不过一二两，以常茶十数斤养之，用辟暑湿之气。其品远出日注上，遂为草茶第一。”据滕军女士对北宋沈括《本朝茶法》嘉祐六年(1061年)榷茶统计的考察发现，几乎当年所有产茶区都有草茶生产。随着草茶的普及，饮茶方式也有所改变，北宋已有将草茶直接煎饮的方式。而且，近年陕西蓝田北宋金石学家吕大临家族墓地出土的铜渣斗与钵上有完整茶叶的残留，为北方地区煎饮草茶提供了直接证据。
宋室南迁后，草茶更是盛行一时。从南宋大量歌咏煎煮草茶的诗词中可明显感受到这一变化。更值得注意的是，杨万里(1127～1206年)诗中有“茶瓯影里见山光”(《寄题肖邦怀步芳园》)和“古松将影入茶瓯”(《颜几圣招游裴园》)之句。因点饮和斗茶的茶汤均为乳状，不可能有自然景物的倒影，故知杨万里所吟咏的茶，一定是煎煮的透明茶汤。盛以这样的茶汤，图案形色各异的吉州窑茶盏才能展现其独特的风韵。
煎饮草茶方式的流行与普及，寺院禅茶的推动功不可没。宋谢深甫《庆元条法事类》卷二十八载：“品官蜡茶草茶各，玖品三斤，捌品以上陆斤，僧道草茶壹斤。”可知南宋庆元年间(1195～1200年)已出现“僧道草茶”的专用称谓，说明草茶已成为僧道日常生活的必需品。从记载也可看出，蜡茶主要还是各级官员的专享，而草茶伴随着新的煎饮方式的流行也为各级官员所接受。
综上所考可知，南宋时，以煎饮方式为特色的草茶，已成为寺院禅茶之主流，并逐渐被士人阶层和大众所接纳。如果说建窑黑釉盏是因适宜团茶之斗茶、点饮方式而流行的话，那么吉州窑各式带有图案茶盏的风行，则是为适应新兴禅茶要求茶汤透明的煎饮方式而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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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瓷文化鉴赏-吉州窑
吉州窑：在今江西吉安永和镇,隋至宋属吉州,故名.又称“永和窑”。创烧于五代，兴盛于南宋，元末停烧。烧瓷品种繁多，有青白瓷、青瓷、黑瓷、酱色釉瓷、绿釉及白地黑花等。其特征和鉴定要领是：（1）胎色呈米黄或黑中泛青，胎质粗松。（2）器形多为碗、杯、盏、罐、瓶、枕、盒之类的日用品；所制玩具、塑像也很有名。（3）在装饰上，采用洒釉、剔花、印花、彩绘、剪纸贴花和堆塑玩具多种技术、法。黑釉剪纸贴花是吉州窑的独创，其纹样有花卉、鸾凤、鸳鸯、奔鹿、双蝶、梅、兰、菊、竹等；还有用“长命富贵”、“福寿康宁”、“金玉满堂”之类吉祥文字组成图案的剪纸。尤其是木叶纹，堪称一绝，为吉州窑独有。（4）彩绘瓷一般都是在白地或米黄地上绘黑或赭色，纹饰多以花、草、虫、鱼、鸟、兽、山水为题材，边饰以回纹为多。（5）玳瑁釉及窑变花釉品种，也为特色产品。（6）有的产品借鉴北方定窑，采用覆烧法。
中国瓷器对菲律宾的影响
追溯中国的制瓷业可至东汉时期，鼎盛于明清。而中国继“丝绸”之路后开辟的第二条对外贸易路线便称之为“瓷路”，自此开启了中国外销瓷的历史。中国“瓷路”对菲律宾社会的经济文化发展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首先，中国“瓷路”的开通与繁荣将菲律宾推向了世界经济舞台。自8世纪末起，中国陶瓷开始向外输出。经晚唐五代到宋初，达到了一个高潮。这一阶段瓷器输出以广东近海一带的窑口出产的碗和瓮为主，如越窑的青瓷等，贸易对象国为包括菲律宾在内的东南亚国家、南亚、西亚、非洲等国。此时海上主要的交通路线之一是从广州出发、到东南亚各国，或出马六甲海峡、进入印度洋，经斯里兰卡、印度、巴基斯坦到波斯湾；宋元到明初是中国瓷输出的第二个阶段。这时向外国输出的瓷器品种主要是龙泉青瓷，景德镇青白瓷、青花瓷、福建、两广一些窑所产青瓷，建窑黑瓷，磁灶青瓷等。在上述两个阶段，尚处于“史前”社会的菲律宾已成为“瓷路”的中转站和消费地。
在西班牙殖民统治前，菲律宾鲜有历史文献对当时的社会经济文化进行记载，故被称为“史前”社会，而中国瓷器则成为众多菲国历史学家鉴别和考证“史前”历史的重要依据。“中菲贸易始于北宋初年（公元10世纪），1225年赵汝适《诸蕃志》里对各种瓷器于12至13世纪输入三、四十个国家有很详细的述叙。菲律宾有7个岛屿如麻逸、三屿（今巴拉望附近）、巴拉望等被列举在内。1359年汪大渊在《岛夷志略》里除有记载麻逸与三屿外，尚提到菲律宾其他岛屿如苏鲁、棉兰佬等。菲“史前”社会的中菲贸易还处于原始的以物易物状态。菲土著社会崇尚厚葬，因而菲律宾发现的90%的唐、宋、元瓷器多为墓葬出土物。而明代瓷器一般是“出水”文物，这是因为，西班牙殖民后马尼拉的大帆船贸易才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兴起”。
收藏在菲律宾的中国瓷器
明代中晚期至清初的200余年是中国瓷器外销的第三个阶段，也是黄金时期。输出的瓷器主要是景德镇青花瓷、福建德化白瓷等。海上“瓷路”的一条即是从福建漳州、厦门诸港至菲律宾马尼拉，然后越太平洋东行至墨西哥的阿卡普尔科港，上岸后陆行，经墨西哥城达大西洋岸港口韦腊克鲁斯港，再上船东行达西欧诸国。17世纪后期，中国的白银流入主要来自中国与菲律宾(马尼拉)贸易。西班牙殖民初期，菲律宾群岛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本地物产难以维持殖民当局开支，西班牙海军将领利雅实比给新西班牙总督的报告就称殖民当局能从当地所得的“唯有肉桂而已”。而中国所产手工业品价廉物美，在欧、美及南洋各国久负盛名。菲律宾殖民当局唯有从事对华转口贸易来实现资本的原始积累。1574年，两艘马尼拉大帆船满载中国丝绸、棉布、瓷器等货物驶向墨西哥阿卡普尔科，标志着著名的马尼拉大商帆贸易正式投入运营。1575年，西班牙殖民者从马尼拉派遣两名传教士和两名军官前往福建漳州，旨在与中国缔结商约。
马尼拉—阿卡普尔科贸易线活跃于1574年至1815年，历时240年之久。菲律宾马尼拉一跃而成为世界贸易链上重要的一环。生活在马尼拉的西班牙人，其日用消费品也需要中国供给，其中包括瓷器消费。菲国立博物馆复原了一套“圣地亚哥”号沉船中西班牙商人使用的餐具，其中除刀叉、酒杯为银器和玻璃器皿外，其余的盘、碗、酒壶及水壶均为中国青花瓷。可见瓷器在菲律宾已由“史前”社会财富地位的象征转变为当时高档日用品。1595—1603年间任菲律宾最高法院院长、代理总督的安东尼奥·德·莫伽感叹道：“倘若没有中菲贸易，菲律宾群岛便无法维持”。
收藏在菲律宾的中国瓷器
其次，中国“瓷路”之于菲律宾社会生活的深远意义，主要表现在这些遗失的中国陶瓷文化在菲不同的历史阶段扮演过不同的角色。第一，中国瓷器是权贵阶层的“图腾”之一。从出土瓷器的墓葬主人身份多为“史前”部落的酋长或贵族阶层，这说明中国瓷器在当时作为一种“祭祀品”存在，是社会等级与财富的象征；第二，福建博物院考古研究所所长栗建安先生提到了著名的“古塔收藏”。美国考古学家古塔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在菲进行考古挖掘，将出土文物整理收藏，其中中国瓷器所占比重较大。目前，研究人员就“古塔收藏”来研究菲土著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生活。研究人员认为“古塔收藏”中的福建漳州瓷碎片在菲土著时代充当一般等价物即货币。第三、中国瓷器启迪并带动了本地制陶业。菲国立博物馆陈列了一些具有代表性的菲陶，其造型、图饰与同期出土的中国瓷器颇为相似。马塞罗先生认为：“不同质地的器物之间的模仿极为普遍，如铁器模仿陶器、玻璃器皿模仿瓷器等等。菲陶制品的造型和工艺的创作灵感主要源于中国瓷器，但其工艺粗糙、造型艺术简单朴实。”第四，中国瓷器承载并传递了东方华夏文明的信息，促进了国际间文化交流。“圣地亚哥”沉船出水的一系列宋景德镇青花瓷盘上多饰以惟妙惟肖的神鹿，图饰均为三维立体图案，小鹿神态恬静，跃跃欲出。中国古代神话传说千年为苍鹿，二千年为玄鹿。故鹿乃中国道家所言的长寿之灵物，生活在传说中的东海仙岛上。中国瓷匠将本土道家思想蕴含在外销瓷中以弘扬四海。
时值今日，中国瓷器文化在菲律宾社会继续发挥着何种作用？首先，中国瓷器帮助现今菲律宾人记载“史前”的历史。西班牙统治时代以前，菲律宾几乎没有自己的历史文献。因此，考古学家无法通过文献来判断土著墓葬所属年代，而随葬瓷器便是帮助断代的最可靠的依据。其次，中国瓷器在帮助菲律宾人找回属于自己的历史的同时，帮助他们找回了民族认同感。作者采访了菲律宾有名的瓷器收藏家林章教授，他所藏中国瓷器多达万余件，历史跨度从唐代至现代。作者问及林先生收藏瓷器的初衷时，他感慨道：“我的血管里流淌着菲律宾民族的血液，我只想证明在西班牙殖民者以前，我们有自己的历史和文化，中菲瓷器贸易就是见证。”第三，中国古代瓷器作为艺术瑰宝具有较好的收藏价值与鉴赏价值。菲律宾著名的三大瓷器收藏家都是地地道道的菲律宾人，他们不会中文，却极为崇尚中国瓷器，不仅收藏，还举办展览，与世人分享中国古代瓷器的魅力。第四，中国古代瓷器是中菲交流史上不可或缺的碑文。
陶瓷文化鉴赏-吉 州 窑
吉州窑
吉州窑是江南地区一座举世闻名的综合性瓷窑，它具有浓厚的地方风格与民族艺术特色。吉州窑的丰富烧瓷，经验和名工巧匠对江西地区瓷业的发展提高，曾起过相当重要的促进作用。吉州窑的位置与分布
吉州窑位于江西吉安县永和镇境内，北距吉安市约8公里。在永和镇西侧约2公里长、1公里宽的范围内，废窑累累，瓷片和窑具俯拾皆是。现今永和镇仍残存着一条条匣钵和窑砖铺砌的长街古道，这一带就是古"东昌"县县城的所在地。东昌地属吉州管辖，故名为"吉州窑"，又称为"永和窑"。吉州窑地处吉安县东南隅，滨临赣江，上溯赣州，下达南昌，浅山丛林绵亘数十里，面对瓷土基地青原"鸡冈岭"，有丰富的原料和燃料，交通条件极为便利。吉州窑在当时"海宇清宁"的环境下.又在邻近的丰城洪州窑、新干塔下窑、临川白浒窑、永丰山口窑和赣州七里镇窑等的相互促进下得到飞速发展。宋代元丰年间，已是"民物繁庶，舟车辐辏"的"天下三镇"之一的瓷城了。吉州窑遗址现有废窑24处，即窑岭、茅庵岭、牛牯岭、后背岭、窑门岭、官家塘岭、屋后岭、猪婆石岭、蒋家岭、七眼塘岭、松树岭、曹门岭、乱葬戈岭、尹家山岭、本觉寺岭、上蒋岭、讲经台岭、曾家岭、斜家岭、枫树岭、拓树岭、自家岭、天足岭、下瓦窑岭等。
吉窑的创烧与断代
过去陶瓷界前辈对吉州窑的烧造历史曾有过不少研究。有的认为吉州窑创烧于唐，至宋末或元两度衰退。另一种意见认为吉州窑创烧于北宋，至南宋末年停烧。笔者从考古发掘资料分析，认为吉古州窑创烧于唐代晚期，经五代、北宋，鼎盛于南宋，至元末终烧，有l200多年的烧造历史。
晚唐时期以烧造酱褐、乳白釉瓷器为主。从北宋开始，酱褐釉瓷停烧，乳白釉瓷继续烧造，但形制已发生变化，同时增加了新的黑釉瓷品种。这一时期的乳白釉瓷有涩圈、高圈足、瓜棱腹碗、饰褐色点彩钵、器盖、菱口碟、唇口和莲瓣纹高足杯等。莲瓣纹高足杯为北宋常见物。碗、钵、碟等施釉不及底，底式切削粗涩。乳白釉钵厚唇或卷唇，釉不及底，支钉烧，有褐色彩斑，平底或近宽圈足，似五代至北宋时烧造。南宋时期的乳白瓷有各类碗、盏、粉盒等。这些器物多满釉，碗釉色晶莹润泽，开冰裂细纹。元代乳白瓷没有各式碗、碟、高足杯和玉壶春瓶等。高足杯、芒口太平底印花碗、玉壶春瓶和芒口双鱼纹印花碟等，都是元代典型断代器。吉州窑黑釉瓷似在北宋时期才开始烧造。南宋时期的黑釉瓷有芒口、敛口、卷唇、深腹、外黑内白釉碗、盘、芒口薄唇碟、罐、瓶、注壶、鼎、杯和器盖等。芒口、底足矮内凹．为吉州窑黑釉碗、盏最常见的特点，且多施满釉。
元代时期的黑釉瓷有碗、碟、杯、高足杯、罐、黑釉彩绘折唇盆、扁腹壶、鼎、器盖、镂空炉和褐釉柳斗纹罐等。碗盏、杯多芒口，腹斜削，较粗糙。折唇盆这种胎型装饰为宋代所不见，与元代仿银器作风近似。长颈瓶元墓常有出土。黑釉瓶与元代梅瓶风格接近。各式器盖和白色乳钉纹作风以及镂空和半环形小钮装饰在南朝鲜海域中国元代沉船的大批元瓷中已有发现。荷叶形器盖也是元代瓷器盛行的一种。总之吉州窑黑釉瓷器经历了北宋、南宋和元代3个不同时期，延续时间较长，形制也略有变化。从南宋开始，吉州窑出现了一种新的彩绘瓷，至元代彩绘瓷生产盛极一时。主要器型有粉盒和方唇盆。粉盒盖面有的彩"尹家个"、"粉合十分"。这"尹家"似与"舒家"(舒翁窑)同时。方唇彩盒的形制近似宋代磁州窑器作风。元代时期，彩绘瓷有很大发展。主要器型有耀、海涛鸳鸯戏水纹瓶、杯、器盖和折唇盆等。海涛梅竹纹罐与南宋时期跃鹿纹罐纹饰风格不同，海涛纹瓷在中国元代沉船内已有发现。其他如连续几何纹地、锦地开光图案和乳钉纹以及半环形小钮均系元代瓷器中典型的装饰风格。镂空乳钉纹杯荷叶形盖和半环形、三角形小钮器盖均与元代瓷器造型相似折唇盆的彩绘纹样在宋代吉州窑少见，与磁州窑纹样近似但其折唇的造型装饰则为元代瓷器仿银器的一种作风。吉州窑在北宋末期至南宋初期，出现了一种新的绿釉瓷其中以枕为多。新出土的那种腰圆形蕉叶纹绿釉枕在修水清江和吉水等地均有发现。有的枕底印有"舒家记"款，似为宋代"舒翁窑"产品。
吉州窑瓷器的类别与纹样装饰
吉州窑瓷器种类繁多，纹样装饰丰富多彩。按胎釉可分为青釉、黑釉、乳白釉、白釉彩绘和绿釉等类。在装饰技法上采用洒釉、剪纸、贴花、剔花、印花、彩绘、划花和堆塑等，变幻无穷，在瓷器的实用性与艺术性上得到统一。青瓷类有青绿、米黄、酱褐等釉色。在酱褐釉瓷方面本觉寺窑床底下层和同层位的天足岭堆积层中发现有酱褐釉豌、罐和短流注壶等一类器物。这两处都是未经扰乱的堆积层。它的烧造方法和浙江绍兴出土的三国青瓷及唐越窑烧造技法相同，使用的是高岭土衬块烧。此类器与丰城洪州窑晚唐间烧造的短流注壶、双系罐，河南鹤壁集窑瓷壶、注子和双系罐等相近似。青瓷器质粗夹细砂，胎釉间先施一"化妆土"，再烧一层酱褐釉。釉不及底，碗内衬贴五六块高岭土，以免叠烧时搭釉。这些产品的烧造年代可提早到唐代晚期。青灰、米黄釉瓷器在尹家山岭、上蒋岭、茅庵岭等均有出土，胎质灰白，较坚，数量很少，与吉州窑的胎质相同。主要器物有莲瓣纹高足杯、刻画缠枝暗花碗、浅腹盘、鼎炉、圈足盘、素面高足杯和碟等，有的施釉不及底，开冰裂细片。盘、碗和素面高足杯等，底露紫红色不施釉"血底足"，其中莲瓣纹高足杯似五代期间烧造，其他器物均见于江西省南昌、清江、东乡和新干等地宋元墓。从胎釉分析，应是吉州窑烧造。有的如仿龙泉釉高足杯，因火候、胎土和烧造技术上的差异，釉色青中泛黄。
乳白釉瓷类胎质灰白较细。以碗、盏、碟、钵为多。釉色白中泛青黄，釉薄不及底，近似早期影青瓷。底足切削较粗糙．底式有平底、圈足之分，有的圈足高达2.7厘米。乳白釉瓷以碗为多，窑床底下堆积层所出厚唇和折唇碗始烧于晚唐五代，至元代末期。碗内底一般多印有"吉"、"记"、"太"或酱釉书以"吉"、"记"、"福"，少数器书"慧"、"太平"和"本觉"等款识。常见器型还有玉壶春瓶、器盖、粉盒、小罐和玩具等。乳白釉瓷以印花装饰为主，多见于碗、瓶和碟一类器。印花碗内底多饰梅花、缠枝花卉、双鱼戏水或凤采牡丹图案，口沿空间以回纹填补。玉壶春瓶器腹两侧压印一组鸾凤主题图案，图案以外的空间部位饰以缠枝牡丹，近底部环以凸如意首纹一周。主题突出，纹样严谨精致，布局匀称明丽，达到了装饰与造型的统一，具有定窑型印花瓷的典型风格。这说明吉州窑不仅富于创新，还善于博采众长。
白釉彩绘瓷类彩绘瓷属釉下彩，是直接在胎坯上彩绘，然后施加薄釉。它与磁州窑彩绘瓷先在胎壁上涂以白粉，然后施釉再着色彩不同，两者似有承前启后的密切关系。此类彩绘瓷的胎釉与乳白釉瓷相同。主要器物有罐、瓶、盆、炉、壶、枕、粉盒、器盖和玩具等。纹样装饰多为吉祥如意等与民间习俗相关联的写意画。如蛱蝶、双鱼、双鸭戏水(成双)、跃鹿(禄)、鹊(喜)、回纹(连续不断)等，以及与绘画相联的折枝梅、芦草、梅竹，和图案有关的海涛、八封、六边形和连弧纹等。画面的各种构思都是根据不同的造型需要而设计的，远看主题突出，近观纹样精细。一般来说，瓶类颈部饰弦纹、回纹，腹部饰海涛或六、四连弧开窗，内多绘跃鹿、双鸭戏水图案，有的则绘芍药、飞蝶、梅花，点缀以竹叶或缠枝花草，构图静中有动，具有安定、和谐、新颖的美感。罐类器亦多饰连弧开光、跃鹿、海涛、花蝶、芦草和莲瓣纹；盘多绘双鱼戏水，与器物的形制配合得十分协调。壶类器多饰花蝶、缠枝蔓草、梅花、芦草纹样。杯形器多饰弦纹、梅蝶纹。粉盒盖面多为弦纹、葵花、梅花、芦草、芦雁、莲瓣和乳钉纹样。瓷枕边沿多为宽带弦纹，内为三弧、八弧开窗，窗内绘以梅竹、松枝、海涛纹，有的为四边或六边连续"山"字形构图。鼎炉颈部多饰回纹，腹为连弧开窗，内绘梅竹、莲花、跃鹿、八卦、鸳鸯戏水、窗外衬托以莲瓣、四边或六边几何纹样，装饰和造型十分统一。
黑釉瓷类黑釉瓷是吉州窑开放"异彩的山花"，又称之为"天目瓷"。它利用廉价的天然黑色涂料，通过独特的制作技巧，产生变化多端的釉面与纹样，达到清新雅致的效果，表现出民间的"实用艺术和朴素风格"。常见器物有碗、盘、碟、钵、瓶、壶、杯、高足杯、鼎炉、罐、器盖和玩具等。胎质夹细砂。黑釉瓷纹样装饰大体有剪纸贴花、彩绘、洒釉、剔花、刻花．划花、木叶贴花和素天目等。其中剪纸贴花和木叶贴花装饰仅见于吉州窑，是风格独具的装饰。而"油滴"、"兔毫"、"洒釉"等窑变色斑更是黑釉瓷中的名贵品种。据史书记载，宋人斗茶品茶专尚兔毫盏。宋徽宗说过："盏色以青黑为贵，兔毫为上。"新近出土的黑釉瓷纹饰有木叶纹、鸾凤纹、鹿树兔毫纹、月梅纹、月竹纹、洒釉芦荻纹、散缀梅花、虎皮斑、剔花填釉折枝梅等。各种窑变色斑犹如云雾、细雨、芦花、玳瑁的甲壳、虎皮的纹斑或青、蓝、绿、紫的火焰，这些异彩缤纷的釉面装饰，反映了当时人们对大自然美好的记忆。剪纸贴花多运用在碗盏内壁，采用同一样式的剪纸，三点或四点均齐排列，口沿衬以二方连续的带状花边，使画面整体与盏碗轮廓匀称协调。木叶纹装饰和剪纸贴花一样是吉州窑装饰艺术中的两朵奇范。这种木叶纹多装饰在黑釉碗(盏)内，有单片的木叶，有半叶挂于盏边的，也有双叶萱落或三叶散点的。吉州窑黑釉彩绘瓷多为月光底下的梅树、竹枝、飞蝶或风雪中的芦花，有含蓄的风味和浓厚的国画意境，开创了釉上彩绘的先河。在文字装饰上，有压印、彩书"吉""记"、"福"、"慧"、"太平"、"粉合十分"、"尹家个"、"本觉"、"舒家记"或剪纸"金玉满堂"、"长命富贵"和"福寿康宁"等，表达了民间习俗和向往美好康乐的愿望。黑釉剔花填釉折枝梅装饰，迎雪盛开，别具雅趣。简练的刀法，剔画得形神兼备。瓷塑技艺也颇具盛名。各种瓷塑包括有人像、牧童骑牛、鸡鸭、牛、虎、象棋、瓷珠等。其个牧童骑牛与南朝鲜海域中国元代沉船中的景德镇窑牧童骑牛瓷塑极相近似。其中有一彩绘瓷片，上绘人像，侧置一酒坛，极似宋画。这些优秀的装饰艺术对研究宋代窑业、地方历史和服饰是重要借鉴，至今仍是我们陶瓷工艺上值得继承和发扬的珍贵遗产。绿釉瓷类绿釉瓷属于低温铅釉。主要器型有盆、枕、碗、盏、碟、长颈瓶、壶、三足炉、器盖和建筑饰物等，以枕为多。胎质粗松。主要纹样有弦纹、蕉叶、乳钉、缠枝牡丹和水波纹等，均系釉下刻画或压印。瓷枕以北部各窑堆积发现最多，这类瓷枕在江西修水、临川和丰城等地均有发现。吉州窑还烧造黄釉瓷。主要器型是三乳足鼎炉、炉壁压印有凸瓣牡丹或水波纹样。
吉州窑古陶瓷的工艺特色
吉州窑为综合性窑场，民窑生产随意性大，现就基本的最具本质特色的器型发展趋势、制作工艺和画风画法作简单分析比较。
1.器型发展趋势。时尚决定器型发展，器型决定制作工艺。
早期的吉州窑瓷器，继承了唐代雍容、矮胖的风格，入宋以后逐步向挺拔、俊俏发展，到南宋中后期达到顶峰，元以后向肥硕、厚重发展，明代以后则转向轻薄、规整。这与同代各窑的发展趋势基本相同。
2.工艺特征。吉州窑因地制宜，制作工艺受胎土、施釉方式以及生产习惯影响。
以基本器型碗、盘、壶的底足为例，唐末五代的底足以玉璧足饼底、矮圈足为主;到了北宋前期则发展为高圈足、大圈足，中后期又为矮圈足;至南宋早期演变为假圈足，中期圈足直径逐渐缩小，并在圈足外斜削一刀，再在近足处横旋一刀，形成外观似圈足的形状;元中期以后，除黑釉盏继续保持上述形状外，其余底足又向厚壁、大圈足发展;至明代再向薄壁圈足发展。这个发展趋势，经过了一个循环往复、沿袭改革的变异发展过程。这个规律为吉州窑瓷品的断代依据之一。
以黑釉瓷施釉为例，受烧造技术的影响，北宋以前的黑釉瓷为防止釉粘连，保证成品率，均施半截釉。南宋前期，由于窑钱(垫圈)的出现，固定了叠烧器物之间的间隙，能较好地防止釉粘连，形成了除圈足外略显稍许胎，即釉不及底的形态;南宋中期以后，由于较准确地掌握了垫圈厚薄规律，形成了除圈足内无釉，器内外施满釉的形态。这些都是吉州窑产品“多露胎骨”的原因，也是其断代特征之一。
以时尚习惯为例，吉州窑受地理环境影响，在瓷土无法改变含砂量高的事实面前，窑匠们扬长避短，形成了“重釉不重胎”的时尚，即在坯胎制作方面较为草率，而刻意追求釉色变化以弥补坯胎不足。其结果形成了釉色百花纷呈、千姿百态，坯胎粗糙随意的显著特征。虽然随着烧造技术的进步，施釉方法从半截釉，发展到釉不及底，再到施满釉，表现了窑匠力求完美的愿望，但其重釉不重胎的观念始终占了上风，并且形成了生产习惯。因此，除少数极品外，绝大多数黑釉瓷的圈足内外的刮刀痕或跳刀痕均较明显，成为其鉴别窑口的显著特征。
3.画风画法。吉州窑古陶瓷装饰，无论是剪纸还是彩绘，讲究简练的画风画法和疏朗有致的图案布局，往往寥寥数笔勾勒成形，或点缀几笔以打破平面，极其写意又十分传神(图3)，绝无文人骚客笔下的山水人物、花鸟虫鱼，即使同画梅花也别具一格。其图案均源于自然，取自民俗生活，多以自然物为对象，如菱花(图4)、团花、梅花、梅枝、蕉叶、奔鹿(图5)、彩蝶、波涛、猫、狗、虎(图6)、马(图7)、虫、鱼，常见“金玉满堂”(图8)、“长命富贵"、“龟鹤齐寿”、“儿孙满堂”、“多子多福”、“金桂玉兰”等吉祥语剪纸，还有马上猴(寓立刻封侯意)、凳上猴(图9)等彩绘泥塑瓷。这些装饰图案质朴明快、童趣盎然，民俗理语特点鲜明，浓烈的生活气息扑面而来。
清代官窑瓷器对世界的影响
对于“中国陶瓷影响了世界”的说法，可能不会有任何人提出疑问。西方历史上，对中国瓷器评价极高。在西方，中国瓷器一度价抵黄金(1108.20,2.50,0.23%)，被欧洲皇室贵族视若拱璧、竞相收藏。
可是，如果我们进一步提出，这些闻名世界的中国瓷器，究竟是官窑瓷还是外销瓷，恐怕就不是每个人都能准确回答了。
官窑瓷器不会大量出口
中国古陶瓷专家胡雁溪告诉《世界新闻报·鉴赏中国》周刊记者，认为西方历史上对中国瓷器的崇高评价仅是针对官窑的，实在是“一个历史的误会，更是中国古陶瓷收藏领域的一个严重的误解”。
事实上，1860年之前，欧洲皇室、上流社会收藏的中国瓷器就是清代(包括明代)的外销瓷。那些被他们所大量仿制的中国瓷器也是明清外销瓷。
胡雁溪说，中国的官窑瓷器过去根本不会大量出口。除了极少量赠给外国皇室或使节的礼品瓷，即使在中国国内，普通臣民也是见不到的。
中国官窑真正流传到西方去，包括日本人见到中国官窑，要到1860年英法联军侵占北京，烧毁圆明园以后。中国官窑瓷器大量流失到西方则更晚。 1900年八国联军侵占北京，掠夺了大量中国皇家文物。民国以后，清室岁入不足，将很多瓷器抵押给银行，最后由银行进行拍卖。此外，内务府也曾进行过古董拍卖。加之内廷种种盗窃行为的发生，才造成了官窑瓷的大量外流。
可以说，20世纪初期之前，西方人甚至没见过多少中国官窑瓷。包括日本在内，西方社会对中国陶瓷的所有美誉其实都是针对通过贸易而来的中国外销瓷。
直到1710年之前，欧洲还制造不出真正的瓷器，只能从中国进口。在几个世纪中，包括意大利、德国、法国、英国等许多西方国家都大量仿制过中国瓷器。他们仿制的样本也是中国外销瓷。
据胡雁溪介绍，各国仿中国外销瓷都有自己的特点，质量也不错。荷兰代尔夫特是其中仿制水平和名气都比较高的。仿制品种主要是青花和釉上彩。
这些西方仿品和真正的清代外销瓷在鉴别方面难度不大。因为烧造方式不同，仿制瓷器和中国外销瓷区分明显。前者的瓷胎、釉面颜色，尤其是纹饰方面也与后者有所差别。可以想象，国外的画师在瓷器上绘制中国画的时候，和从小就有深厚毛笔功力的中国画师，自然不可同日而语。
高档外销瓷画工堪比官窑
“看瓷器最重要的是看它的文化。研究瓷器要研究它的文化内涵、文化背景。”胡雁溪特别提到，如果从瓷器上所反映的题材宽泛度、所表达的文化内涵、反映的丰富信息来讲，官窑瓷是无法与外销瓷相比的。
虽然官窑瓷的精湛工艺众口皆碑，但所表现的题材内容却很狭窄。官窑仅供皇家御用的特性，造成了它的局限性。养在深宫、基本上并不外传又使得它对世界各国的影响极其有限。
清代外销瓷的影响力则是世界性的。这些外销瓷包含巨大的信息量，传达出的历史学术资料远比官窑多。通过它们，甚至能了解到当时人们的一些生活细节。
此外，“官窑除极少数像珐琅彩瓷和一些陈设瓷外，因有固定模式，往往不但某一纹饰在一朝是成批生产，而且同一种纹饰可能延续本朝十几代皇帝，几百年不变。而外销瓷是商品，必须不断更新求异，追随变换不休的不同国别、不同阶层、不同时尚、不同客户的需求，因此早有所谓‘岁无定样’的记载。即使保守地估计，清代外销瓷纹饰的多样性也会高于同期的官窑百倍之上。”
从工艺上看，清代外销瓷中有一些非常精美的高档瓷器。目前正在首都博物馆举办的《清代外销瓷展》中的《清雍正粉彩仕女采桑图盘》即是其中一件。胡雁溪认为，该盘绘图极其精美，众多仕女神形兼备，配景中的房舍器具、树石围栏无不精细入微，“画工的水平比官窑不差，完全就是一个很高明的画家的一幅画。”
陶瓷文化鉴赏-回望吉州窑
黑釉剔花梅纹三足炉（南宋）
黑釉剔花梅纹瓶（南宋）
黑釉木叶天目盏局部
黑釉木叶天目盏
上世纪80年代初，吉州窑刚刚有了重大考古发掘，便让很多专业或非专业人士眼睛一亮，尤其是吉州窑出土的黑釉木叶天目盏，让人久久舍不得离去。
那是多么神奇的构思啊！田野里的桑叶，柚叶，或乌桕子树叶，被工匠们随手采来一片两片，有时甚至是半片带卷的叶子，还有虫眼呢，都被随意地放在已施黑釉的斗笠碗坯中。高温烧制后，金黄或紫褐的树叶，恰似被一阵轻风吹过，飘落盏中，浑然天成，看上去与离开枝头时一样新鲜。漆黑的斗笠碗如扇面形深邃的夜空，金黄色的树叶宛如明月，宁静、素雅，简单平常却又明亮华贵，勾起人无限遐思。
吉州窑的工匠们用木叶装饰碗盏时，所用树叶都是当地常见的树种，如桑、樟等。工匠们需要时便信手取来，毫无刻意选择之意。图案设计，也没有固定样式，有一叶或二三叶相叠成图案的，也有半叶的，多随工匠的意图设计安排，或一叶展开于盏内壁，占器壁的二分之一，如大树耸于苍穹之中，或一小片树叶挂在盏内壁，茎脉清晰，或双叶叠落，或三叶散点，构思奇巧，木叶纹与瓷器地色黑黄釉相衬，显得格外清晰明朗。木叶纹是吉州窑的一大绝技，是吉州窑工匠别出心裁独创的装饰工艺，标志着我国陶瓷釉面装饰工艺已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目前有确切年代可考的吉州窑木叶纹标本，是上饶市南宋开禧二年（1206年）赵氏墓出土的木叶纹盏，表明在南宋中期，这一装饰工艺已很成熟。
这一来自民间的工艺最早是如何产生的，史无记载。或许是因为叶片无意落在坯胎上启迪了窑匠，或许是制作中有工匠随意将水中的落叶拣起贴于器面而产生了意想不到的效果，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是出自匠心，出自窑工们对生活之美的无比热爱。有许多民间美丽的发明并不一定会被史籍记载。文人们只注意那些经天纬地的大事，商贩们只注意货物出手量的多少，官吏大多也只能将精力放在仕途上。工匠们的发明，他们不会太在意，顶多在拿起时多看一眼，欣赏一番，然后就把注意力转到别处。
不过，只要百姓们喜爱它们，它们就会在吉州窑里被热烈地烧制。黑釉只是一种很便宜的黑色涂料，不像乳白釉那般名贵，树叶就更不值钱，满山遍野都是，木叶盏就如民谣一样是从土地里生长出来的，它是窑工审美与创造的结晶。后来人们为这种木叶盏取了个十分名贵的名称：木叶天目盏。
在窑匠们的眼里，金黄色的树叶就像是明月，那是窑神在夜空中的眼，那是天目啊！开了天目的吉州窑，启迪了人们的智慧，是上天赐给平民百姓的福泽。
由于吉州窑工匠们艺术创作的源泉来自于生活，从而形成了丰富多彩的装饰风格。在使人眼花缭乱的吉州窑产品中，还有一种让人叹服的工艺，那便是来自民间的剪纸艺术，被成功地运用到瓷器装饰中来，这也是吉州永和窑的独创。
和江西许多地方一样，永和镇的剪纸艺术承载着百姓和工匠的感情及审美情趣。在永和镇，擅长剪纸工艺的妇女不乏其人。由于吉州窑是民间窑场，没有那么多的清规戒律，这才为充满生命力的民间艺术创造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永和的窑场往往以户为单位，男人们拉坯或烧窑，妇女们则大多从事彩绘、施釉等轻活。早期的剪纸贴花多为当地的鞋花、帽花纹样，所以可以肯定，正是兰心慧质的劳动妇女们，将剪纸从日常生活中移植到陶瓷装饰上，从而创造了具有浓郁乡土气息、风格独特的剪纸贴花工艺。
吉州窑剪纸贴花工艺创烧于南宋，大致有两种方法：一种为单色剪纸，直接把剪纸纹样贴于器物坯胎上，再施上一层釉，待釉干后剔掉剪纸纹样，就得到釉色与胎色相对的图案。另一种是双色剪纸，是将剪纸纹样直接贴在已上过含铁量高的底釉器上，再薄施一层含铁量低的石灰钙型竹灰釉，然后剔掉剪纸纹样，就显出底色纹样来，入窑高温烧制，两层釉变化出各种窑变色釉，底釉与面釉色彩既有细微的区别又和谐统一，釉色和胎色对比深浅相映、动静相辅，在浅淡的底釉上呈现出深色的剪纸纹样。
在“地”釉上，由于窑变的效果，往往闪烁着形如云霞、细雨、火焰、青蓝紫绿交织的缤纷色相，其中浮现出鹿、凤和梅等各种不同花卉珍禽的剪影，含蓄朦胧的美，仿佛自然天成，有的还书有“金玉满堂”、“龟鹤齐寿”一类四字吉语，流露出浓郁的民俗气息。
吉州窑是民间窑场，平民百姓是产品的最大消费者，所以生活日用品居多，工匠们在没有固定样式限制和思想束缚的状态下进行创作，想象力与创造力都得到无拘无束的发挥。这正是木叶天目瓷和剪纸贴花工艺瓷在这里出现的原因。窑工们以自己的生活积累，按照自己的审美情趣来裁剪生活素材，满怀激情地进行创作，使本来平淡无奇的生活衍化出妙趣横生的作品，这是一切民间工艺共同的特征。那些剪纸纹样多取材于自然界中与人们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动植物，并充满喜庆吉祥的色彩，构筑出劳动者对美满幸福生活的向往。如双鱼、双鸭、双凤、双蝶、跃鹿、喜鹊、并蒂莲等，或与绘画相关的牡丹、折枝梅、芦草、卷草、梅竹、月梅以及水波、锦地纹、海涛纹等抽象纹样，题材广泛，丰富多彩，充满了生命力。
耀州窑对于北方青瓷发展的影响
相信许多学习高古瓷的朋友，在了解唐代部分的时候都听说过4个字——“南青北白”。这4个字虽有些简单粗暴，不能代表唐代陶瓷种类的全貌，但却从侧面反映出唐代以北方邢窑白瓷、南方越窑青瓷为首的两大制瓷体系的审美风格。而这样的差异与各窑口先天条件的制约有着莫大关系。 But，在这样的大环境之下，位于陕西的耀州窑却是一支特殊的存在。在唐至金几百年的时间中，耀州窑发生了几次让人意想不到的风格转变，其中几个疑点涉及到中国陶瓷史中至今未解的谜题。
你相信这是同一个窑口生产的器物吗?它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转变呢？
唐代耀州窑 耀州窑在唐代的产品种类庞杂，产品包括三彩器、白釉瓷、黑釉瓷、青瓷等。位于政治中心周围，整体水准自然不低，不过这时尚未出现具有代表性的顶级器物。
唐 三彩俑 耀州窑博物馆
唐 白底黑花花纹盘 东京国立博物馆
唐 褐釉盖罐 耀州窑博物馆
唐-五代 青瓷三足壶
五代耀州窑 当我们还在为唐代耀州窑品类丰富感叹的时候，它却另辟蹊径，完成了一次产业升级，这个改变耀州窑命运的时间点就是五代。 唐天祐四年（907年），朱温逼迫唐哀帝李柷禅位。朱温改国号为梁，定都开封。这也是五代第一个中原政权——后梁。至此，如梦幻般繁华的大唐，在藩镇割据的久病之后、每况愈下，最终结束了长达289年的统治。 政权频繁更替的五代十国登上了历史的舞台。（五代是中原地区更迭的五个朝代，十国是指在中心政权周边陆续建立的十个小国。） 就在这时，耀州窑完成了从野兽派风格到禁欲系的华丽转身，并且烧制出了水准能够与同时期越窑媲美的器物。
玫茵堂 五代 耀州窑青釉碗
大阪市立东洋陶瓷美术馆 五代 耀州窑花口盘
玫茵堂 五代 耀州窑盏
玫茵堂 五代 耀州窑莲瓣纹盏
玫茵堂 五代 耀州窑雕花卉纹执壶
玫茵堂 五代-北宋 耀州窑花式盏
东京国立博物馆 五代-北宋 耀州窑青瓷盘
这件青瓷盘收录于日本《耀州窑》、出光《宋磁》两本图录中，被官方定为耀州窑，从釉色、造型、支烧方式来看，是一件很有研究意义的器物。 除了浮雕类型的器物，五代耀州窑青瓷整体风格素雅、造型简洁，与唐代已是截然不同。不过最高质量的耀州青瓷大多集中在五代后期至北宋时期，又接近“青如天,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的描述，这难免令人将其同传说中，后周世宗柴荣的“柴窑”联系在一起了。
五代十国后期示意图
传说归传说，仍需实证来考据。不过，耀州青瓷对汝窑的影响确实有迹可循的。 公元960年，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立国号为“宋”。取代了后周政权，并结束五代十国的混乱局面，基本完成一统。作为后周旧臣的赵太祖依旧建都于河南开封，这为后来河南地区高质量青瓷的产生奠定了政治与经济的良好基础。
清凉寺出土 汝窑 青瓷印花龙纹波涛纹碗
清凉寺出土 汝窑 青瓷印花龙纹波涛纹碗
清凉寺出土 汝窑 青瓷盆
在清凉寺出土的汝窑（及类型）的器物中，能见到从初期阶段到成熟期的器物（部分与传世汝窑有些差异，应为试验阶段的产品）。从装饰到造型、甚至是釉面质感与五代至北宋的耀州青瓷十分近似。芝麻支钉的支烧方式与上文的五代耀州器物，更是如出一辙。作为北方最早的高质量青瓷，五代耀州窑的意义或许是我们一直忽视的存在。 后来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了，北宋至金代是公认的耀州窑的巅峰时期，釉色变为了通透的橄榄青，装饰风格趋向繁复的刻花。五代时期耀州青瓷的影子，大概只得在河南汝州汝窑中得以窥见几分了吧。 部分五代耀州窑器物欣赏
五代 耀州窑青釉花口洗
五代 耀州窑青釉花口大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