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7月,原内丘县委礼堂、电影院一带在改建步行街时发现了窑址群,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对这处遗址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出土了大量“盈”字款和“翰林”款白瓷及刻印花瓷、唐三彩等,并且还首次出土了“官”字款白瓷残片。这次发掘的面积和出土的遗物数量在邢窑考古史上都是空前的,特是“官”字款白瓷的发现为我国唐代遗址或墓葬中出土的“官”字款白瓷的归属研究提供了新的物证。
带有底款的邢窑瓷器属于细白瓷,为官用或皇室用品,特点是瓷器底部刻有“盈”、“翰林”或墨书“翰林”。邢窑遗址被发现以来,先后出土了“大盈”“盈”,“官”,“翰林”,“药”,“王”,“张”,“李升”,“李”,“口弘”,“口楚口”,“解”,“退”等带款识的瓷片标本。这些款识多为尖状工具刻划而成,也有个别用毛笔墨书在成品上。除在瓷器上刻有款识外,在窑柱、匣钵等窑具上刻字款的现象也十分普遍。常见的有“士”,“吉利”,“笼盖”,“苏家”,“石”等。
底部刻有“翰林”款字,为唐代翰林院在邢窑定烧的瓷器,现代常见都刻在罐上,不排除碗上没有“翰林”字款;刻有“盈”字款器物,是唐代大盈库在邢窑定烧的瓷器。
“大盈”款:邢窑白瓷的“大盈”款,是皇家私库“百宝大盈库”的简称。最早发现邢窑白瓷带有款是“盈”字,而不是“大盈”款。在发现“邢窑遗址”以后的二十年左右时间里,才陆续的发现有“大盈”款。奇怪的是除西安唐金胜寺遗址出土一片外,其他均出自邢台市旧城区清风楼东的长街一带,而非在内丘的“邢窑遗址”。标本目前已发现有十几片,胎质细白坚硬。值得一提的是这些出土器物全部为平底碗,其时代应早于“盈”字款瓷器。这批标本究竟来自哪个窑址目前尚难判断,但确系邢窑产品无疑。
大盈库属于由皇帝直接支取的“私库”,库中之物的取用,在于皇帝本人的旨意,而且多以宦官主领其事,库中之物的出处,一是赏赐给宾妃大臣,二是用于紧急国情下的支出,所以,大盈库又称之为“中藏”、“内藏”、禁藏”、“内库”、“中库”等。因此,在以后为皇宫烧制白瓷一律都刻写为“大盈”,再以后就干脆缩写成为一个“盈”字。因为不论是“大盈”、还是“盈”字都能代表是皇家专用白瓷。
“盈”字乃是唐代宫内大盈库的简称(皇家私库),是贡品,也只有是皇家自用,外人不能随意使用,赏赐除外。是“大盈”款的缩写,常出现在邢窑的白釉碗上,也不能排除罐上没有“盈”字款。只是出土发现的较少。 “盈”字款是目前发现最多的款识,据不完全统计可能已出土了数百片。出土“盈”字款的窑址主要是内丘县步行街、农贸市场、服务楼、交通局、西关北等。另外,在西安、北京、杭州、赤峰、长治、易县、邢台、临城、隆尧等地墓葬和遗址中也有发现主要器型有碗、盘、罐、洗、执壶、盏托、粉盒、瓷枕等。
邢窑白瓷“盈”字款,从发现“邢窑遗址”至今,“盈”字款发现的最多,一般都刻写在碗上,早期邢窑白瓷碗是平底无釉,“盈”字款平底的碗比较少,一般都是刻在玉璧底碗上的比较多,“盈”字上覆盖有釉;而刻写在罐、执壶类的盈字款居多,平底无釉。“盈”字款出土最多的河北省邢台市的内丘县,另一个出土比较多的是陕西省的西安市;一个是贡瓷出产地,另一个是贡瓷接收地,所以,两个地方出土的“盈”字款比较多,但内丘出土的要比西安出土的多。
唐白釉“盈”字款枕 “盈”Tang Dynasty高7.7厘米面15.2×11.2厘米1960年山西省长治市东郊唐墓出土 山西省长治市博物馆藏
枕体长方形,枕面略弧,枕边抹角,腹下收,平底无釉。此枕釉色洁白,胎体细腻坚实,较厚重,釉白中泛黄,使用磨痕明显。此器造型简朴大方,是目前发现的唯一一件邢窑“盈”字款白釉瓷枕。
唐白釉“盈”字款粉盒 高4厘米直径8.3厘米
上下均等,折角,直壁,子母口,有芒,旋削规整,棱角分明。胎质洁白坚硬。满釉,釉色白中泛青。底有三支钉痕,阴刻“盈”字款。
唐白釉“翰林”、“盈”字双款罐“盈” Tang Dynasty高22.5厘米口径10.5厘米底径9.2厘米陕西省西安市唐大明官遗址出土 陕西省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所藏
圆唇,鼓腹,平底,底阴刻“翰林”、“盈”字双款。胎质坚实细腻,内外施透明釉,釉质莹润,积釉处泛水绿色。此器是目前发现的唯一一件器上刻有“翰林”和“盈”字双款的邢窑器物。
唐白釉“盈”字款盖罐 通高31.5厘米口径9.8厘米底径9.5厘米 河北省临城县文物保管所藏
置盖,口微外撇,圆唇,短颈,丰肩,肩以下渐敛,平底,带拱形圆钮盖,底部阴刻“盈”字款。里外满釉,盖内及罐底无釉,釉色洁白似雪,釉面莹润光亮。是传世邢窑白瓷中一件稀有珍品。
唐白釉“盈”字款瓜棱罐 “盈” Tang Dynasty故宫博物院藏
上口、颈均残失,腹饰凸起的棱线条,圈足外撇,底阴刻“盈”字款,胎坚细洁白,釉光润。
唐白釉“盈”字款托盏一对 盈” Tang Dynasty 通高5.8厘米口径11.2厘米托径10.9厘米
托为四处花口,圈足,盏圈足直口,盏与底均刻“盈”字款。胎坚硬,釉光莹润,色白中泛灰。与上页“白釉盈字款执壶”是一套器物。所刻“盈”字笔体一致,为同一人书写。
“翰林”款:邢窑白瓷“翰林”款,与当时的“翰林院”有关。“而翰林院者,待诏之所也”。唐初置翰林院,为内廷供奉之所,当时是以艺能技术见著召于翰林院供职,并非特为文学侍从而设。至玄宗时,置翰林侍诏供奉,与集贤院学士分掌制诏,其职始重。玄宗又别置学士院,并兼翰林学士,侍直禁廷,专司制诰,甚至参议机密。其后,翰林学士之职渐为显赫,历代相沿,变成了文学儒臣官职。多出于内丘县城关窑址,西安市及邢台市区也出土过,器型主要为罐、粉盒等。出土量远不及“盈”字款。
唐白釉“翰林”款罐 高25.5厘米口径10.4厘米底径10.5厘米河北省内丘县西永安唐墓出土 河北省内丘县文物保管所藏
罐口微撇,圆唇,短颈,溜肩,圆腹,腹以下渐收敛,平底。底阴刻“翰林”款。
唐白釉“翰林”款盖罐 高26厘米口径9厘米底径8.2厘米 1956年陕西省西安市东郊唐墓出土 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侈口圆唇,直颈,丰肩鼓腹,平底,有盖,盖上有宝相花形提手。罐底阴刻“翰林”二字,字体工整紧凑,造型浑圆饱满,端庄丰盈,制作精细。胎质细腻洁白,结构紧密,造型规整。釉色白微闪青灰,土浸较重。
“官”字款:带有“官”字款的白瓷,在邢窑历史上并没有记载,只要看到有“官”字款的白瓷被认为是定窑烧制。2003年为配合内丘县旧城改造建设步行街工程,河北省文物部门会同内丘县文保所,对内丘县城东侧的大礼堂旧址进行考古勘测挖掘,发现了邢窑窑群,并首次出土“官”字款白瓷,这一发现,填补了邢窑白瓷没有“官”字款的空白。共出土了十几片。均为细白瓷圈足碗残片,有些还粘有匣钵。
“官”字款瓷片过去曾在邢台市旧城区出土不少,限于资料多将其划归定窑。而此次发现的“官”款白瓷与“盈”字款白瓷则出土于同一地层或灰坑,无疑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但同时又给我们出了一道难题,即如何鉴别窑口问题。邢窑“官“字款瓷器的时代应为晚唐,与定窑“官”字款瓷器从时代上说大体相当,其胎釉及刻写的方法差别不大,化学组成和烧成温度也较为接近,这使我们鉴别各地出土“官”字款瓷器(如浙江临安出土带金银扣的“官”、“新官”款白瓷)窑口问题更增加一定难度。
“药”字款:目前仅见一例,器物为白釉玉璧底花口碗,出土于内丘县西丘砖厂。对于“大盈”、“盈”、“翰林”、“官”款的解释目前大体上有两种说法,一是与唐代皇宫的百宝大盈库有关,为官府的定烧器。另一种观点认为邢窑出土款识是因窑场众多,为了竞争而刻制的商标或记号。多数学者则倾向于前者,相信随着考古资料的不断丰富最终会解决这一问题。
另外,其他诸如“张”、“王”、“李升”、“吉”、“吉利”款均为姓氏或吉祥语,对此争论不多。这些款识的发现给研究邢窑文化内涵提供了重要信息。
唐白釉皮囊壶 高12.5厘米口径2.2厘米底径12.5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壶上窄下宽,上端一面有小流,流直口,中间凸起曲形柄,壶两面凸起包袱褶纹线各一道,中间凸线一道,划刻“徐六师记”四字匠师题款。胎坚细,釉面白净光润。
唐白釉“张”字款执壶 “张高10.5厘米口径5.1厘米足径3.6厘米河北省临城县东街砖ㄏ刘府君墓出土(唐大中三年)河北省临城县文物保管所藏
扁唇,喇叭形口,鼓腹,短流,双泥条把平底。底心阴刻“张”字款。通体施白釉,釉润泽,有土浸痕。
玉溪窑烧制的品种有青釉瓷、酱釉瓷、青釉印(划)花瓷、青釉褐彩瓷、青釉刻划花加绘青花瓷和青釉青花瓷。玉溪窑产品造型古拙敦厚,线条简单,胎体也较厚重。从器形看,主要产品是碗、盘、杯、壶、罐、瓶、炉等。器形简单的盘碗等产量较高,而器形复杂的器物产量较少;模仿内地的瓷器造型较多,自身创造的较少。玉溪窑生产的青花瓷虽然在工艺技术上全面学习景德镇,但以造型粗犷、纹饰简朴生动、青花呈色深沉、遗存数量较多而独树一帜。
图:玉溪窑青花玉壶春瓶
玉溪窑产品胎质为高岭土和瓷土(粉碎后的瓷石)的混合物,胎泥淘洗不净,有夹砂和气孔,断面吸水率较高,多为土灰色和浅灰色。
青釉为高钙草木灰釉,呈青黄或青绿色。施釉较厚且釉面厚薄不均现象明显,常见开片纹,有大小不一肉眼可辨的气泡。施釉不及底,方法为蘸釉和刷釉,足端处常有流釉痕迹。
酱釉器的施釉方法与青釉一样,除颜色不同外,釉面外观与青釉完全一致,呈色不同仅仅是因为釉汁中氧化铁的含量较高和烧成温度提高、时间略长所致。
青釉印(划)花瓷器是在未干的湿胎上用模子压印或用竹刀刻划出花纹,罩上青釉烧成;从制作手法和纹饰上看,玉溪窑的青釉印(划)花瓷器受龙泉窑影响较大,与广西钦州窑、四川邛崃窑近似。
青釉褐彩瓷器是用含氧化铁的原料在瓷胎上作画,罩上青釉烧成,在玉溪窑所发现的残片中,凡属青釉褐彩瓷器的纹饰均较简单,有的纹饰简略到不明所以,可能因为褐彩烧制技术还不成熟所致。
青釉刻划花加绘青花瓷是在湿胎上刻划花纹,胎干后加绘青花纹饰,再罩上青釉入窑烧成。在视觉效果上显得层次分明,纹饰更加生动自然,富有立体感和真实感。但这类品种发现不多,在其他地方的青花瓷中也未见到,只有玉溪窑和建水窑烧制,可算是云南陶瓷的独创。
青釉青花瓷是玉溪窑中产量较大、较典型的产品。它是用钴料在胎上绘画,然后罩青釉烧成。由于当地所产钴料中含有较多的氧化铁和氧化锰,锻烧不精细,所以青花色调呈深蓝或黑灰色,加上青釉覆盖加色,部分青花成了黑色。这是玉溪窑工艺落后所致,但也因此成了玉溪窑青花瓷的一大特色。
郎窑红釉是清代康熙时期江西巡抚郎廷极督理景德镇窑务时所创烧,故名郎窑红。它是名贵铜红釉中色彩最鲜艳的一种,特点是色彩绚丽,红艳鲜明,具有一种强烈的玻璃光泽。由于釉汁厚,在高温下产生流淌,所以成品的郎红往往于口沿露出白胎,呈现出旋状白线,俗称“灯草边”。底部边缘釉汁流垂凝聚,近于黑红色。为了流釉不过底足,工匠用刮刀在圈足外侧刮出一个二层台,阻挡流釉淌下来,这是郎窑红瓷器制作过程中一个独特的技法。
郎窑红是模仿明宣德时期宝石红釉特征烧制的。釉凝厚,玻璃感强,佳品呈鲜红色。传世品以瓶较多,常见的有观音瓶、棒棰瓶、直颈扁腹瓶;盘碗也为数不少。郎窑红器皿的口部多为白色,与宣德红釉瓷器的灯草口特征相似,器皿的底部有白色、米黄色者称为米汤底,浅绿色者称为苹果绿。郎窑红瓷器底部书写年款的有“大明宣德年制”、“大清康熙年制”两种。
许多年前,笔者收藏了一对郎窑绿釉葵口盘。郎窑绿与郎窑红的同类器相比,在胎、型、足等方面基本一致,只是里外釉面均为青绿色。釉面凝厚,玻璃质感很强,光亮莹彻釉色较深,开有细碎的斜片纹,并映出五彩光泽。
绿釉瓷烧制在宋代时已较普遍,早期孔雀绿釉瓷,多在坯胎上施孔雀绿釉一次性低温烧成,因部分器物发色偏蓝,有“孔雀蓝”或“法蓝”之称。元代工匠则先在高温中将瓷胎烧成涩胎或白釉瓷,然后再施孔雀绿釉,入窑二次低温烧制。由于釉面与坯体的膨胀系数不同,瓷部表面多呈现不同程度的细小开片,日久风化、受土壤侵蚀,釉面会出现成片成块脱落的现象。康熙官窑烧制的孔雀绿釉瓷窑温提高,胎釉紧密,胎面常有密集细小的开片现象,这是“清三代”孔雀绿釉瓷的特征。
郎窑绿的特征为:釉层均匀较薄,釉色稳定,呈翠绿色,鲜明艳丽,釉面上有较强玻璃般光泽,似有一种翡翠玉般的视觉。在釉下紧贴胎体处布满细纹片,俗称“苍蝇翅”。用10倍放大镜细看,在釉面上可见密集细小的点点,由釉内小气泡所形成。在器底近足处有一圈不过足垂釉,俗称“郎不流”,但垂釉非常自然整齐,似有一种釉流至底足前戛然而止的感觉,厚釉处釉色加深,呈现深绿色。圈足呈泥鳅背,内墙为内弓,底足内施白中闪青釉,有青花双圈款识。器内施青白釉,釉层较厚,无开片,其釉色与底足内白色闪青釉有较明显区别。口沿处有一圈明显粉白釉俗称“灯边草”。
“南澳Ⅰ号”的发现证明了南澳海域在明代已是中外舶商进行贸易的重要场所,也是当时“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通道之一。“南澳Ⅰ号”上所发现的青花瓷在国内陆上考古鲜有大批量发现,对远销国外民窑青花瓷的生产、贸易线路等一系列考古课题也少有实物印证,而本次“南澳Ⅰ号”上载有的大量民窑青花瓷,将给考古界许多信息。从这方面讲,“南澳Ⅰ号”的考古意义丝毫不逊于“南海Ⅰ号”。
明清外销瓷出口
“‘南澳Ⅰ号’有大量瓷器产自福建平和窑。”在几百件瓷器陆续出水之后,汕头市南澳县博物馆馆长黄迎涛告诉媒体,他上月初前往漳州市博物馆,找到一个青花仕女瓷盘,竟然跟从“南澳Ⅰ号”沉船打捞出水的一件青花仕女瓷盘花纹、瓷质一模一样。
原福建博物院陈列部主任林忠干研究员认为:“平和窑是明清时期福建漳州地区瓷窑的代表窑口,与同时期云霄、华安等地的60多处窑统称为漳州窑。”
林忠干研究员认为,明朝海禁,但是从隆庆元年开始,只在漳州月港设立了对外开放港口。明万历年间,是漳州窑的鼎盛时期。正是因为月港商贸的繁荣,极大刺激了漳州窑业的全面发展。
据了解,漳州窑址遍布各县及邻近地区,以平和南胜、五寨为代表的窑场作坊,引领生产和外销的潮流。在《东西洋考》等历史文献中明确记载瓷器作为出口商品,此后在考古发现中也屡有瓷器烧成年代的实物见证。
林忠干说,景德镇、德化窑等烧好的瓷器,也要水路运到月港外销。“南澳Ⅰ号”沉没的南澳海域是海上东亚古航线的重要通道,向北航行可到日本、朝鲜,向东可抵达菲律宾群岛,向南越过印尼等南洋各国,更远可抵达欧洲、非洲。
而漳州窑的产品发现与这一足迹相符合,在欧洲、东南亚以及日本都有不少传世品,就连南美洲的墨西哥也有发现。在17世纪的欧洲,漳州窑的青花大盘更是风靡欧洲上流社会,常有一盘难求的情况。就在上世纪80年代,日本学者曾专程来到福建,与本地学者共同发掘漳州窑,他们一致认为,漳州窑占据了明清时期福建外销瓷的主导地位。
漳州曾“十里长窑”
中国古陶瓷学会会员钱汉东先生向记者讲述了漳州窑的兴衰,漳州窑在此产生并在明清时期大发展纯属偶然。据《平和县志》记载,1513年,平和芦溪等处爆发农民起义,提督军门王阳明发二省兵众,平定叛乱后,为安抚地方,选留随军兵众,在各新建置的县治衙门充当杂役等,与当地百姓共建平和,士兵中有来自江西的制瓷能工巧匠。
入明后,素有“东方大港”美誉的泉州港已衰败,取而代之的是明代著名的海外交通贸易中心——漳州月港。平和县外销瓷的迅速崛起,与月港的兴起是息息相关的。在漳州平和县境内南胜、五寨一带发现龙窑遗址数以百计,它们临溪依山而建,形成“十里长窑”。从平和花山溪顺流而下,直达月港,便捷的交通,使瓷业生产呈现蓬勃发展的势头,甚至可与近邻德化瓷相媲美。月港的海上贸易空前繁荣,瓷器又是对外出口的大宗商品,为百姓造福,获取厚利。从平和窑址采集到的瓷器标本看,尽管胎釉有别于其他窑口,但其模印、刻画技法、构图等与景德镇窑如出一辙,这也是其常被混淆为景德镇瓷的原因。
明万历年间,景德镇制瓷业出现原料危机。窑工反对陶监的斗争,最终酿成火烧御窑厂的暴力斗争,加之明末清初朝代更替中出现的政治动乱,造成景德镇外销瓷生产的减产甚至停歇。东印度公司的老板手持景德镇瓷器样品和西方人喜爱的图样四处寻找供货方,沿海漳州窑成为替代景德镇瓷器的生产基地。据文献记载:1621年至1632年间,荷兰东印度公司曾三次在漳州收购瓷器,数量动辄上万,日本人也从漳州购买大量瓷器,考古资料已经证明了这一点。清初,清政府实行“海禁”,月港走向衰落,漳州窑也因销路受阻而颓废,“克拉克瓷”从此在海内外销声匿迹,给后人留下一连串遥远而美丽的遐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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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拉克瓷
公元1602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在海上捕获一艘葡萄牙商船——“克拉克号”,船上装有大量来自中国的青花瓷器,因不明瓷器产地,欧洲人把这种瓷器命名为“克拉克瓷”。
20世纪80年代中期,阿姆斯特丹举行题为“晚到了400年的中国瓷器来了”的大型拍卖会,拍卖品均是从16世纪至17世纪沉船中打捞出来的中国瓷器,其中不乏被称为“克拉克瓷”的青花瓷器。“克拉克瓷”再度引起世人瞩目。无独有偶,近年来沉没于1600年的菲律宾“圣迭戈号”,1613年葬身于非洲西部圣赫勒拿岛海域的“白狮号”,埃及的福斯塔遗址、日本的关西地区等均相继发现大量的“克拉克瓷”。令人费解的是,这种盛产于中国的瓷器在国内却罕见收藏。考古界根据其工艺、风格、纹饰特点,曾经推测它是明清所产的青花瓷。
20世纪90年代,在对福建平和南胜、五寨明清古窑址的调查与发掘过程中,找到了烧造国外所谓“克拉克瓷”、“汕头器”的窑址和销往日本等国的实物标本。
德清窑的黑釉器色黑如墨,庄重而大气;德清窑的青釉器翠色欲流,澄澈而灵动。近日,为清晰展示德清窑的发展脉络,全面揭示德清窑的特征内涵,浙江德清县博物馆举办了一场名为“玄翠孑霓—德清窑馆藏精品与瓷窑址考古成果展”的展览。现从诸多展品中遴选出数件德清窑精品,以期通过具体翔实的器物赏析,使读者能进一步认知和解读德清窑。
东汉时期 东汉晚期是德清窑的滥觞期,因此发现的窑址数量并不多,主要集中在德清的二都青山坞一带。其产品以烧造陶器或釉陶器为主。瓷器有青釉和酱黄色(或酱黑色釉)两种,在釉色较深的酱黄釉产品上已开始使用化妆土。
三国西晋时期 三国西晋时期的窑址发现数量仍不多,较早的有德清境内的黄角山和长山西坡两处窑址,以黑釉产品居多,胎质极粗,施釉厚重,部分器物表面呈现出玻璃质感。较大类器物上通体拍印有纹饰,常见有重圈太阳纹、铜钱纹等。较晚的有余杭和湖州南郊等地三处窑址,产品质量较前期有明显提升。器型以盘口壶、碗、洗、罐等为主,纹饰渐趋复杂多变,主要为连珠纹、弦纹、水波纹等。
东晋南朝时期 东晋时期是德清窑发展的最鼎盛时期,不仅窑址数量与西晋时期相比有明显增加,且单个窑址的规模较大。现已发现的窑址数量达到十余处,主要分布于德清乾元与余杭良渚一带。产品以青釉瓷为主,黑釉瓷较少,不到20%。
由于化妆土技术的娴熟运用,此时的德清窑青釉釉面光洁匀润,釉色厚重,基本为满釉。黑釉亦因施厚釉而不见早期玻璃态的浮光,呈现出色黑如墨、光亮如漆的效果,给人相当厚重的感觉。
此时期的德清窑产品,器物种类之丰富,器型之规整,造型之端庄大气,是其他发展时期所无法比拟的。器型有碗、盘口壶、鸡首壶、罐、灯、薰等。
诸多器型中以黑釉鸡首壶最为突出,鸡首种类繁多,一般作鸡冠高耸、圆眼怒张,气势高昂,有的增至双鸡首,并配以龙柄。青釉器物流行点彩装饰,点彩为褐色,多位于器物的口沿、系面、肩部等部位,作数点等距分布,也有器体密布点彩者。
隋至中唐时期 这一时期窑址数量更多,窑场规模更大,是德清窑产品规模最大的一个时期。但产品质量较前一时期明显下降,产品种类变得单一,造型日趋简单,制作相对粗糙。产品仍以烧造青釉为主,黑釉为辅。胎质粗疏,釉仅施半釉,下腹及底不施釉。
青釉器物不再施化妆土,釉层薄而有一种明亮的浮光。黑釉器物釉层亦较薄,多呈酱黄色,基本不见东晋时期色黑如墨、光亮如漆的厚实釉。器型较为单一,其中碗占了绝大多数,其次是少量的碟、盆、盘、盘口壶、多足砚、高柄豆、鸡首壶等。该时期的鸡首壶已大为逊色,不仅器型变小,鸡首更是萎缩成一小泥点,完全不见东晋时期昂扬的精神,代表德清窑历几百年的发展颓势尽显,再加上越窑的冲击,最终难逃消亡的命运。装饰基本为素面,仅少量青釉器物见有褐彩装饰。
德清窑在我国古窑发展中自成体系,其悠久的历史正通过近年来德清窑考古发掘成果的不断丰富,德清窑的概念和内涵也已日趋完善,且以其独特的气质与内涵,吸引越来越多关注的目光。
大口窑,是宋时闽北闻名国内外的民间瓷器作坊之一。其窑址位于浦城县九石渡景区境内的水北街镇黄碧村。
走进村境,让人惊异的是,全村上下的泥表里掺杂着大量的青白色碎瓷片,从村内的路面、泥墙一直延至村外的菜地、山表。目之所及,全是这样的堆积物。初步估计,堆积范围约达5万平方米。堆积层厚一般都在1-2米以上。
据村民余开兴等介绍说,这个村原名就叫“大口窑”。当年兴盛时,瓷窑总数共达六六三十六座。后因其中一窑烧出一张玉凉床,窑主怕泄露消息被皇帝知道而惹祸上身,便连夜将所有瓷窑封闭,逃之夭夭。大口窑从此荒废。
1961年大口窑址被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立有碑记。
根据《八闽古邑浦城》一书相关文章记载,该窑以烧制青白釉器为主,兼烧青、酱色釉器。器物造型以轻盈秀丽,小巧玲珑见长,品种极为丰富。从日用器皿碗、盘、碟、壶、罐到妇女梳妆用的粉盒;从生活用品灯盏、香炉、净瓶到文化用品水注、洗、镇纸、印章;从随葬瞑器龙虎魂瓶到儿童玩具、人物俑等,应有尽有。有些碗、碟类器皿除了构思精巧,用来盛放食物还具有久放不馊的功能。
日本陶瓷专家矢部良明在《日本出土的唐宋时代的陶器》一文中写到:“日本古代的经冢里,往往收藏着小件的瓷或青白瓷作品……其绝大部分是十二世纪到十三世纪前半期的作品,这种数量最多的盒子,大多数为浦城大口窑所出产。”日本陶瓷专家、《世界陶瓷全集》作者藤冈了一先生,于1989年参观大口窑后评价很高,他说:“想不到大口窑制品如此丰富,很有可能是浦城的作坊主聘请了景德镇的工匠来烧制的,又由于烧制时间较长,形成了自己的特色。”
宋代是中国瓷业发展史上的一个空前繁荣的历史时期,当时窑场林立,名窑众多,最为著名约有汝、官、哥、定、钧五大名窑,它们各具特色,交相辉映,为中国瓷业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而其申在釉色的运用上,最具创新意识,发挥得淋漓尽致的当属钧窑瓷器。
源于唐代的钧窑瓷器其基本釉色大多为各种深浅不同的蓝色乳光釉,蓝色较深的称为天蓝,较淡的称为天青,比天青更淡的称为月自,色泽有如青玛瑙和蓝宝石一般的美丽。及至北宋中晚期,古钧窑的艺匠们在“唐钧”大块斑彩装饰的启发下,又创造性地以氧化铜作着色剂,成功地烧造出了蓝、红、紫诸色错综掩映的高温窑变釉,五彩综纷,艳丽绝伦,为其它窑口的产品所不及。其中最为驰名的窑变釉有:玫瑰紫、海棠红、茄皮紫、鸡血红、葡萄紫、朱砂红、梅子青、胭脂红、鹦哥绿、火焰红等10余种,加之天青、月白、天蓝、米黄诸色,真可谓琳琅满目,相映成辉。钧瓷窑变釉中红里透紫,紫里藏青,青中寓白,白中泛红,各种色彩融乳交织,色彩纷呈。而且随着人们丰富的想像力,这些自然天成的釉变还幻化成为一幅幅神奇的图画,如仙山琼阁、峡谷飞瀑、月夜星辰,更有的如彩虹闪现,焰火怒放,令人拍手称奇,叹为观止。古人曾用“绿如春水初生日,红似朝霞欲生时”和“高山云雾霞一朵,烟光空中星满天。峡谷飞瀑兔丝缕,夕阳紫翠忽成岚”以及“入窑一色,出窑万彩”、 “钧瓷无对,窑变无双”、“千钧万变,意境无穷”等诗句来形容钧瓷窑变色彩的繁多和神奇微妙之美。
钧窑瓷器对中国制瓷工艺最大的突破还在于铜红釉的稳定成功烧制,这也是它之所以能够产生出匠心独具、艳丽绝伦的窑变釉的最根本的物质基础。钧瓷铜红釉的稳定烧成,改变了以往我国陶瓷生产中只有高温青釉和黑、白釉的单色釉格调,极大地丰富了陶瓷装饰的内容,在陶瓷装饰艺术方面表现出了难能可贵的探索精神。这种制瓷技术上的显著进步,不仅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聪明智慧的体现,而且在中国陶瓷工艺美术发展史上也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