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砂认知经历四次跨越,收藏渐渐步入“大众化”

面对“美丽的奥林匹克”的长卷,我们从文化史的角度可以看到人们对紫砂艺术社会价第一次发生于明代先期,紫砂壶从茶具配角转化为主角,将紫砂茶具称之为紫色瓷器,“砂壶茶具堪为首”。

第二次发生于明代中后期,一代巨匠时大彬把紫砂从茶壶升格为文人、世人喜欢的“雅玩”,完成了从日用杂件到“宜于茶又宜于把玩”的跨越。

第三次发生在清代,陈曼生和杨彭年联手创作的“文人壶”,在继承中完善了紫砂壶的艺术品格,从而深化和扩大了紫砂艺术在社会上的价值与影响。

而第四次则发生在中国加入了WTO之后,人们看到紫砂艺术所蕴含的文化价值,美国学者把紫砂视为“中国文化的象征”,中国更多的专家、学者和政府要员,把紫砂称为中国文化的标识符号,称为承载、传播中国文化的载体,成为中国对外的又一张“国家文化名片”。2006年6月国务院公布的第一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宜兴紫砂陶制作技艺”位居传统手工技艺首位。

从历史看,社会对紫砂艺术认知的“第四次”跨越可以说最为深刻。和这次认知相对应的是2002年以来国家有关部门把紫砂作品一次次、一组组、一批批作为“国家礼品”,让紫砂壶活跃在国家的外事活动中,产生了“小茶壶亲和大舞台”的独特价值。高天滚滚热流,大地也热浪翻腾,遍及全国的茶与紫砂艺术节、博览会风起云涌,紫砂作品的需求量和价位也是稳中稳步攀升,就是波及全球金融风暴的怒吼,也没有掩盖过紫砂文化温馨的笑语。因此,正因为紫砂壶具有实用、宜茶、文化、欣赏、纪念、馈赠、升值等多种功能,人们爱之藏之,也就理所当然了。“寸柄之壶,盈握之杯,珍同拱璧,贵如珠玉”,紫砂壶早已被中外陶瓷鉴赏家、收藏家所珍视,将其作为收藏品、礼品的人也越发多了,紫砂收藏渐渐步入“大众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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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兴紫砂壶:量产化还是大师化?


一把顾景舟的紫砂壶可以拍出1232万元的高价,而几十万、几百万的“大师壶”在宜兴也几乎是一壶难求。改革开放前一把只要几毛钱,几乎人人家中必备的紫砂壶,如今被炒到令人咂舌的地步。

对于紫砂壶的“高烧”现状,有人担忧是否存在泡沫,并提出能否实现紫砂壶的规模化量产,从而避免产业“虚火旺盛”。

80岁的徐汉棠老人是著名紫砂壶艺人顾景舟的第一位入室弟子,他的壶如今也是千金难求。今年1月,徐汉棠经典作品“四世同堂”紫砂壶以80.64万元成交。6月,徐汉棠制、韩天衡刻画的一把“秦权壶”又拍出86.25万元的高价。他对于如今紫砂壶市场出现的过度“高烧”现象也有自己的看法。

“某些收藏家缺乏真正的鉴赏力,他们感兴趣的是被普遍认为好的东西,而不考虑自己的感受。他们要的是值钱的,而不是精美的;要时髦的,而不是独特的。艺术家的名字比作品的品质更重要——人们是靠耳朵去欣赏视觉作品,致使仿作伪作的恶劣倾向泛滥,并继续蔓延。”徐汉棠认为。

10月22日,在第二届北京紫砂艺术节活动上,紫砂壶市场的未来方向成为与会嘉宾关注的重点。

“真正的大师壶除了具有实用价值外,还具有人文艺术价值,应该说符合高品高价的市场原则。”中国陶瓷工业协会副理事长、宜兴市陶瓷行业协会会长史俊棠在接受《中国产经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

江苏宜兴是紫砂壶原料的唯一产地。宜兴在中国太湖流域,有山有水,有茶,有得天独厚的紫砂土,由紫砂土中提炼出的紫砂泥可以做成各种紫砂陶,其中紫砂壶在紫砂陶中独树一帜。据第二届北京紫砂艺术节活动的策划人、北京紫砂艺术馆馆长赵炎介绍,宜兴紫砂是集传统的陶文化、茶文化、诗词、书法、绘画、篆刻、雕塑诸多艺术门类为一体的艺术品,具有独特的实用价值、人文价值和艺术价值。

而史俊棠也认为,如今市场也存在一定“泡沫”问题。“价格炒到这个份上,买的不一定懂,懂的不一定买得起。同时,紫砂大师作品的高价位,造成大量仿冒作品入市,而没有一定紫砂艺术修养的人很难分辨。”

对于宜兴紫砂壶该不该大规模的量化生产,史俊棠给出了否定答案。“紫砂壶产业占宜兴总体经济的比重并不大。我们重点培育紫砂壶的品质,如果大规模量产就会是品质下降,也会造成仿冒品泛滥。”

紫砂壶为何升值?史俊棠认为,关键在于稀缺。“大师10多人,高级工艺师100多人,工艺师200多人,助理工艺师800人左右,技术员1000多人,”史俊棠说,“这就是宜兴紫砂工艺人才的储备,拥有技术职称的从业人员不过2000多人,这些人能供应多少紫砂壶呢?”而产生一个大师的周期,通常在20年以上,这种供应稀少与收藏品投资需求的巨大反差,自然造成出自大师之手的紫砂精品价格扶摇直上。

业内人士普遍认为,由于宜兴紫砂壶特有的原料和深厚的艺术传统,走“大师”之路应该是地方产业发展的主流,而规模化量产或许会影响行业升级。

创新紫砂壶艺术需跨越心态模式和知识框架


“艺术是人类进步的重要条件之一。人,透过语言做思想上的交流,透过艺术的形象做心灵的交流”(托尔斯泰语)。宜兴紫砂茶具既是物质产品,又是精神产品。它将诗、书、画、铭吸纳交融,使其充盈文化味和书卷气,满足人们的审美和鉴赏需求。古往今来,不少书法家、画家、文学家、艺术家如刘海粟、唐云、朱屺瞻、陈十发、范曾、冯其庸、俞振飞等,都喜欢在紫砂壶上亲笔书画,镌刻定制作。“壶随字贵,字随壶传”,成了紫砂壶独有的神韵和风采。

在此,不得不提起紫砂陶刻艺术。陶刻家使用一柄钢刀,在壶体表面或铭款识、或锓印章、或摹汉魏、或镌画图,刀随心驰,挥洒自如,令人叫绝。“泥炼天心抱,汤烧茗德扬”;“茗外风情移月影,壶边江静听松涛”;“紫瓯含团月,香茗涤心源”;“精思巧手,茶道文心”。。。。。。这咏壶吟茗的佳句闪烁着一种超然物外的神秘之光。此时的紫砂壶不仅仅是一把壶,而是立体的画,凝固的诗。这种至美的艺术品,是从千锤百炼中来,留给人们的是隽永的美感。

综上所述,证明了一点,就是紫砂壶丰富的文化内涵是历代陶艺家挖掘我国陶瓷文化富矿中把握时代脉搏,按照文化艺术的规律,通过泥土的捏制,展示出来的,有着与人类依存的渊源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说,紫砂壶已超越了实用功能的束缚,逐步成了物化了的精神艺术品。

我们这一代紫砂从业人员,必须更新观念,更新知识,继承传统又不囿于传统,要在创新中跨越各自的心态模式和知识框架。如果是真诚的而不是虚伪的,是深刻的而不是肤浅的,就应该把紫砂作为陶瓷文化的精髓,寻求新的创造,去展现其瑰丽的文化内涵,使这颗“华夏明珠”更加璀璨夺目。

紫砂壶“鱼化龙”经典壶型


“鱼化龙壶”也叫“龙壶”、“鱼龙壶”"、“鱼龙戏浪壶”,蕴涵飞黄腾达、平步青云的理想,和大多数瓷器花瓶和谐寓意很像。据史料记载,明末紫砂艺人陈仲美制作过“龙戏海涛”壶,但未有实物流传下来。有专家认为“龙戏海涛”壶就是“鱼化龙壶”,陈仲美就是“鱼化龙壶”的创造者。但是,直到清代嘉庆、道光、咸丰时期,经过邵大亨的精心设计,“鱼化龙壶”才成为一种成熟并广泛流传的经典紫砂壶壶型。后世许多紫砂艺人都曾仿制“鱼化龙壶”,然而没有一件仿制品在造型尤其是气韵方面能与邵大亨相比。

清末紫砂艺人黄玉麟模仿邵大亨,但做了一些改动,后来他的“鱼化龙壶”取代邵大亨,成为“鱼化龙壶”的标准样式。黄玉麟所制“鱼化龙壶”,砂质温润细腻,紫里透红;壶面饰云浪纹,生动和顺,舒展流畅;鱼、龙、云浮雕装饰与壶身浑然一体,刻画精细,出神入化;作品整体风格奇巧俏丽。肩部前后有双穿孔耳环装配铜质软提梁。在相当一个时期制“鱼化龙壶”的名家中,做软耳提梁的只有黄玉麟一家。但也发现有的“鱼化龙壶”,艺术的风格是黄玉麟的,却打着邵大亨的款,这说明它们既不是黄玉鳞制的,也不是邵大亨制的,应是民国时期的制壶高手做的。在当时人眼里,邵大亨的壶比黄玉麟名气大,于是就打了邵大亨的款。

黄玉麟之后,清末民初的紫砂艺人俞国良也擅制“鱼化龙壶”,形式与黄玉鳞的几乎相同。当代苏州著名作家陆文夫就藏有一把俞国良的工艺品壶“鱼化龙壶”。

“鱼化龙壶”是深受收藏爱好者喜爱的一款著名紫砂壶型。经过清代嘉庆、道光、咸丰时期的紫砂巨匠邵大亨的精心设计,寓意吉祥的“鱼化龙壶”成为一种成熟的壶型,并广泛流传。后世许多紫砂名家都把“鱼化龙壶”当作经典壶型,或依样仿制,或变化出新,生生不息,蔚为大观。

紫砂文化:当代紫砂壶收藏现状


从来佳茗似佳人。作为与佳茗厮守相伴的紫砂珍器,自然更是人们心仪的“美媛丽姝”。近来,紫砂泥矿的限采,《紫玉金砂》电视剧的热播,普洱茶文化的流行,宜兴紫砂壶申请“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启动,紫砂届众多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的当选,一系列利好在收藏界掀起了一股收藏紫砂壶的热潮。紫砂壶不断升温的价格,也使其成为不少投资者关注的重点目标。

谈到当代紫砂壶收藏,有两位人物不得不提,一位是香港的罗桂祥博士,一位是顾景舟大师。1978年秋,罗先生首次访问宜兴紫砂工艺厂,并展示了一些自己收藏的古壶照片,要求厂方按样仿制。在顾景舟大师的带领下,厂方圆满完成了任务。至此,当代紫砂羞答答的登上了舞台,一发而不可收。

1980年,宜兴在北京举办紫砂壶大展,一时引得观者如堵,紫砂珍品的光彩燃亮了众多观众的眼睛。1981年香港第六届亚洲艺术节上,紫砂作品更是大展陶艺雄风。接下来,香港茶具文物馆“宜兴紫砂器”展览,又吸引了大批中外人士参观。众多展览加深了大众对宜兴紫砂壶的了解和认识,促进了收藏紫砂壶的兴趣,也为宜兴紫砂文化的传播开启了一扇通往世界的门。港台来的文化掮客窥得其中发财之妙,竟纷纷敛收一批当代名手顾景舟、徐秀堂、徐汉堂、汪寅仙、周桂珍等制作的器珍,携至港、台出手。

1984年是宜兴紫砂的春天,国际上掀起一股“紫砂热”,海内外的壶商、收藏家纷至沓来,踏破了宜兴紫砂厂的门槛。陶都一时“洛阳纸贵”,精品名作更是“僧多粥少”,人们为求得一把名壶而费尽心机。由于信息沟通不便,中间商大肆炒作,内地与港台作的紫砂壶价格相差百倍。周桂珍对笔者说,那时候紫砂厂里一个月的奖金才6元钱。当有人对周桂珍说一把她做的壶在香港可以换一台电视或者一台冰箱的时候,已经步入中年的周桂珍感觉到简直不可思议。在那个年代,电视或冰箱对于一般老百姓来说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奢侈品。

伴随着香港、台湾、新加坡等地掀起的紫砂壶收藏热,仅靠宜兴紫砂工艺厂生产的紫砂壶已供不应求。为适应崛起的市场,在高海庚的主持下,以顾景舟为艺术指导,组建了特种工艺培训班,传授制壶技艺,因此造就了一批当代的制壶艺人。与此同时,乡镇企业也纷纷仿效,建起了宜兴紫砂二厂、三厂……三十厂。原先一个近千人的制壶工艺厂,顷刻间出现了万人做壶的热闹场景。这期间,宜兴的制砂厂家,盛邀书坛、画界的名宿新秀,前往宜兴与当地制砂名手,联袂创作。当代名画家与知名紫砂高手的“双名”合作的砂壶,一下成了收藏热点,卖价多为五六十万元一把,最高者竟卖到百万港元之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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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著名四大紫砂名家大师


明代是紫砂茗壶的兴旺成熟期,名手辈出,代有精品。至今有实物遗存并有制作者记载的,当属明正德年间的紫砂壶名师供春,供春之壶,制品很少,留传后世的更是凤毛麟角。自从供春树瘿壶问世以后,继起的名家有董翰、赵梁、元畅、时鹏,称为“四大家”

李仲芳制作的紫砂壶

四大家以后有李养心,号茂林,也是明万历时名艺人。他善于制作小圆壶,世称“名玩”。他在兄弟辈中排行第四,故又以“小圆壶李四老官”得名。起初,名家壶坯都附入缸窑烧造,没有用匣钵封闭起来,因而都“不免沾缸坦釉泪。”从李茂林开始,“壶乃另作瓦缶,囊闭入陶穴”,从而防治了紫砂壶的粘染釉泪。

相传供春曾经带过一个徒弟,他把制壶技艺毫无保留地传给了他。这个徒弟叫时大彬。时大彬既继承了供春制壶地传统,又创造出自己地特色。他淘土为壶,有时杂以砂土,作品时见巧思,出人意外。他开始制作地时候还只是单纯地模仿供春,以大壶为主,后来和当时著名文人王世贞、陈继儒等交往,突破了老师地樊篱而多做小壶,更加符合文人地美学趣味,因此当时就有“千奇万状信出手”、“宫中艳说大彬壶”这类推崇的诗句。时大彬也有两个徒弟叫徐友泉和李仲芳,都行大,因而又有“壶家妙手称三大”的说法。李仲芳,其艺术成就与师父不相上下。

紫砂茶具的制作,已经有简单朴素而渐趋文巧。李仲芳父主张复古,极力“督其敦古”;李仲芳是主张趋新,不同意敦古的意见。父子争论激励。据传,有次仲芳做好一把壶,急忙送到父亲面前问道:“老兄,这个如何?”从此,人们称仲芳壶为“老兄壶”。据文献记载,仲芳“后入金坛,卒以文巧相竟。”《阳羡茗壶赋》评论李仲芳有“仲芳骨胜而秀出刀镌”之语,可见其壶艺技法的精绝。至于徐友泉的作品,则又别具一格,他喜欢仿效古代瓷器尊罍的形制。造型式样较多,而且泥色也变化多端。文献上评论他的作品是“种种变异,别出心裁”。和上述“三大”同时或稍后的名手,有欧正春、邵文金、邵文银、蒋时英、陈俊卿、沈君用、陈用卿、陈仲美、陈和之、承从云、沈子澈、惠孟臣、陈子畦等人,争奇斗艳,壶式千姿百态,制作了许多超越古人的作品,都为人们所宝重喜欢。

明代的紫砂杯与紫砂壶,不但式样变化多端,壶形大小也很不相同。大体上说,明万历之前,好尚大壶;万历之后,壶形日渐缩小。时大彬自他游娄东和诸名士交接之后,才改作小壶。以后徐友泉诸家,更向这一方面推进,从“盈尺兮丰隆”转向“径寸而平柢”一途。明末清初更有陈子畦、惠孟臣都是“小壶精妙”、“各擅胜场”的名手。壶形由大而小,不得不承认决定于士大夫饮茶趣味和习惯的改变,逐步走进千家万户,集家居装饰、实用性、艺术性为一身,得到人们的喜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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