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古瓷器是父母及我本人花了几十年心血收藏来的,宋元明清每个朝代都有。我们一家三口常常就泡在这些瓷器中。虽然家境清贫,却其乐融融。”家住东风广场的周先生爱抚着满室的瓷器如数家珍。
昨天上午记者在周先生的收藏室里看到了琳琅满目的古瓷,这些瓷器宋元明清几个朝代的都有。说起每一件收藏品,周先生都会想起一些与这些藏品有关的故事。如这件宋代龙泉窑的瓷壶就是周先生在一个外地朋友那里发现的。他一看这壶高16cm,盖里有火石红,壶底有乳状突起,做工极为古朴简洁,又不失天然之趣,就爱上了它,要朋友转让。周先生回忆道:“那是个下雪的冬天,为了这件瓷器,我连皮袄都当了,抱着这壶瑟瑟缩缩回到家,感冒了半个月,心里想还是值得。”他介绍说,由于宋代盛行道教,因此器具大都简约,这个壶盖就仿的一个道士帽。记者一看,这个壶看起来真有些像一个仙风道骨的道士。
另一件明代宣德云龙过墙盘是周先生母亲的至爱。这个盘直径28cm,本是明代外销瓷,但怎么会流落到这里呢。他母亲说:“我老伴是一个地质工程师,常年奔波在外。见不少乡民家里穷,将一些祖传的东西变卖。老伴自己有收藏的爱好,又想帮助乡民解决一点实际的经济困难,就把工资全花在收藏瓷器上。这个瓷盘是福建泉州一个旧社会的官员后人转让的。目前有这样品相的大型明代宣德云龙过墙盘并不多见。”
据周先生的母亲讲,她是退休老师,以前老伴收藏这些坛坛罐罐、盘盘盏盏,她非常反感。可几十年耳濡目染,慢慢爱上了这些瓷器。她说:“如今儿子也一心扑在这些瓷器上,我们家不富裕,但我们一家精神生活特别满足。”字串8
周先生最后说:“2006年岳阳国际龙舟节时,举行一个国际艺术品拍卖会,那时我会拿出一些藏品来展拍,让人们更多地了解我国悠久的瓷文化,也让人们更多地了解岳阳人民丰富的业余生活。
浙江省湖州市是一座具有2300多年历史的江南古城,这里有秀美的自然风光和众多历史人文景观。千百年来,这里名人辈出,帝王将相、文人墨客、富商巨贾不胜枚举。虽然800多年来,这里从不产瓷,却被学术界称之为中华瓷器文化发展之源头。
大约在公元前1600多年的商代中期,中国出现了早期瓷器,即现在人们所说的原始瓷。然而,长期以来学术界对于原始瓷的发源地却始终未有定论。近年来,随着对德清窑考古发掘工作的不断深入,在湖州市德清县境内及湖州东苕溪流域等地陆续发现了数十处从商代中期到战国时期的古窑址,并出土大量品质较高的原始瓷标本。2008年4月,由故宫博物院、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古陶瓷学会以及德清县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瓷之源——原始瓷与德清窑学术研讨会”在德清县隆重举行,有来自全国各地及欧美、日韩等国家和地区的80多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与会专家对中国原始瓷的起源、烧造工艺、年代和发展历程等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和交流,最终确定湖州市德清县具有悠久的制瓷历史,早在商周时期就是原始瓷的诞生地及中心产区,至战国时期,原始瓷的烧造已达到了当时的最高工艺水品。德清窑上溯商周,历经战汉、两晋南北朝直至唐宋时期才停烧,作为中国瓷器的发展源头可谓实至名归。
瓷器易碎,千年前的瓷器,能保存至今,品相完好者甚少,尤其是原始瓷,由于年代久远,幸存下来而不碎的更是寥寥无几。然而令人遗憾的是,随着国内艺术品市场的不断繁荣,尤其是将艺术品作为一种重要的投资理财的方式后,明清官窑瓷器受到越来越多投资者的追捧和关注,价位也是一路飙升,而在我们这个以瓷器为荣耀,以瓷器为标志的国度中,那些记录着悠远历史和文化的原始瓷却未能得到社会足够的重视,所谓“瓷之瑰宝”的桂冠,也多被戴在那些年轻、华丽、漂亮的青花、粉彩、珐琅彩瓷器的头上,至今与原始瓷、高古瓷无缘。
近几年,随着国家对传统文化的重视和提倡,部分有识之士开始认识到原始瓷及高古瓷的珍贵,并且有意识地进行专题收藏,沈梦荣便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一位藏家。受湖州当地浓郁的人文环境影响,沈梦荣很早便对中国传统文化和古玩艺术品有浓厚的兴趣。作为中国古陶瓷界泰斗耿宝昌的学生,他经过不断的努力和钻研,已成为当地专门收藏和研究德清窑瓷器的领军人物,藏品更是涵盖了自产生至停烧历代各纹饰、各器型的德清窑瓷器千余件之多,并且系统梳理了从商代中期开始,历经西周、春秋战国、两汉、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直至宋代的整个德清窑烧瓷的发展脉络。
据沈梦荣介绍,他早年跟大多数古陶瓷收藏者一样,也热衷于元明清瓷器的收藏。后来,在其老师耿宝昌的建议下,开始关注家乡的德清窑原始瓷,并逐渐认识到德清窑原始瓷的价值和重要性,于是改变了收藏方向,将原有藏品悉数转让,集中全部精力收藏和研究德清窑原始瓷。“要成为一个真正的收藏家,必须要建立一个自己的收藏体系,如果什么都想收藏,玩得比较杂,成不了真正的收藏家。我生长在湖州,因此在德清窑的收藏上具备了一定的先天优势,而且我也有责任保护、传承家乡这一悠久的历史文化。”沈梦荣说,考古发掘表明,早在战国时期以前,德清窑原始瓷的烧造工艺就已经非常成熟,如亭子桥窑址等,当时是专为越国王室和贵族阶层烧造高档生活与丧葬用瓷的,具有早期官窑性质,并且早在西周时期即以龙窑烧制瓷器。
多年的古陶瓷收藏使沈梦荣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收藏理念。他认为,原始瓷、高古瓷的文化历史价值远高于明清瓷器。从工艺上来说,王室贵族及宫廷御用的原始瓷、高古瓷代表了当时的最高烧造工艺,属于那个时期的高档奢侈品,许多明清瓷器的器型及装饰手法,都是从原始瓷、高古瓷上借鉴、演变而来,而在数量上却要比明清瓷器少得多,尤其是保存完好的整器更难得。因此,沈梦荣相信,随着收藏群体的不断成熟,文物政策的进一步开放,民众对于文化保护意识的不断加深,未来原始瓷、高古瓷在经济价值方面也将会逐渐缩小与明清瓷器的差距,价值和价格将逐渐回归一致。
所谓“藏而优则示”,如今沈梦荣最大的愿望就是在湖州当地成立一家德清原始瓷博物馆,让更多人有机会欣赏、认识到德清窑原始瓷,更好地保护、研究、传承这一中华瓷文化之源。与此同时,沈梦荣也在积极筹备成立湖州古陶瓷学会。
德清窑原始瓷的发现,彻底理清了中国陶瓷文化发展的整个脉络,也找到了中国瓷器发展的源头。如今,在各界的共同努力下,瓷之源——德清窑原始瓷以其独特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和文化内涵,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据悉,前不久,有韩国学者专程来到德清县考察,并就德清窑原始瓷出国办展的可行性与当地文化主管部门进行了深入探讨。另据了解,目前德清窑已成为日本、韩国等海外学者对于原始瓷考证的一个重要研究项目,其悠久的文化历史价值和高超的烧造工艺在海外也形成了较大影响。
沈梦荣说,他期待第三届“瓷之源——原始瓷与德清窑学术研讨会”上会有更多好消息。
本报记者杨晓华
美国文化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文化的解释》一书中写道:“人因为要生活,永远地在改变他的四周。在所有和外界重要接触的交点上,他创造器具,构成一个人工的环境。”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人类学研究所所长方李莉对这样的思想有着强烈共鸣,她认为格尔茨的思想和中国古人讲的“器以载道”东西相通。正是秉持这样的理念,方李莉磨砺16年,独立撰写了一本图文并茂、100多万字的《中国陶瓷史》。近日,来自陶瓷学、考古学、民族学、人类学、历史学等领域的20余位著名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就该书出版的意义、价值和方李莉的学术贡献展开了研讨。
中国陶瓷史的厚重著作
中国不但是瓷器的发明地,而且在很长的历史时期都是世界瓷器的生产和销售中心。但是有关中国陶瓷历史的学术研究,长期以来落后于日本、欧美的一些国家,以至于有的西方学者发出这样的感慨:古代的瓷器中心在中国,但研究中国古代瓷器的中心在西方。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硅酸盐学会冯先明先生和清华大学叶喆民先生各自主编的《中国陶瓷史》,大大改变了这一局面。江西学院曹建文教授认为方李莉《中国陶瓷史》,正是继两位先生之后在中国陶瓷史研究上的重要努力和开拓。
著名文物鉴定专家、92岁的故宫博物院研究员耿宝昌先生莅临研讨会,并称赞方李莉十年磨一剑,在全球范围内搜集材料,从新的角度撰写中国陶瓷史的学术精神,并认为此书的出版对国内外研究中国陶瓷的人都具有借鉴意义。历史学家、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任大援长期关注方李莉的学术努力,他认为方李莉《中国陶瓷史》是自觉担当学术使命,认真撰写的一部正史,“她是在受到前辈指导,特别是费孝通先生的指导、启发和教育下逐步完善的。”陶瓷研究专家、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秦大树认为,这本书从艺术人类学的角度“又一次建立了中国陶瓷史的体系”。
陶瓷研究专家、北京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吕成龙认为,方李莉从艺术人类学的新视野,突破了将陶瓷只当做工艺和美术品看待的局限,将其扩展到文化的语境和社会构成发展的领域中,使读者“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不仅了解了各个时期陶瓷艺术和文化的面貌,而且还明白了各个时期陶瓷发展背后的动力,由此帮助我们进一步认识了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的各种特征和内涵。《中国陶瓷史》出版方代表,齐鲁书社副总编赵发国认为:方李莉《中国陶瓷史》以全球化的视角,把陶瓷放在社会生活的网络空间,从文化的、社会制度的、美学思想的角度来分析,给予读者一个更开阔的视野,使读者不仅了解到中国不同时期陶瓷艺术的造型、原料构成等方面原料的特点,还能了解不同时期的文化、政治、宗教、经济、美学思潮对陶瓷的影响及这种影响形成的不同时期陶瓷艺术的风格特征。
中国社科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色音认为,这本书的出版拓展了人类学,尤其是中国人类学的一些研究领域,并扩大了学科的影响力。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叶舒宪认为,方李莉是陶瓷专业出身,其爱人朱乐耕又出身陶瓷世家,以他们对陶瓷工艺的熟稔和专长,“写出来的陶瓷史跟学院派完全不一样,有自己的情感、生命的投入,每一幅图片都有自己的鉴赏,这些东西是不能以文字来表达的”。
方法论的勇敢开拓
会议主办方确定的会议主题是“全球化与新历史观——方李莉《中国陶瓷史》新书发布暨研讨会”,这表明主办方希图在全球史学的背景上探索中国艺术史和文化史的初衷。与会学者对方李莉《中国陶瓷史》在方法论上的贡献,给与了充分肯定。任大援认为,中国陶瓷史的研究可以分成六个学派,即文献派、传统鉴定派、科学实验派、陶瓷考古派、外销瓷分析派、艺术分析派。“方李莉的《中国陶瓷史》好像哪一派都包容不了?这是为什么?就是因为方李莉的这部书非常强调从文化互动和文化变迁的角度来理解艺术史,具体来说就是以文化互动和文化变迁为基础思想梳理中国的陶瓷史,这个思想是非常有见地的思想。”四川大学文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所长徐新建认为,方李莉《中国陶瓷史》从学术方法上很好地处理了大传统与小传统、多民族关系、器与道、史与论四对关系,增加了著作的学术分量。
中国艺术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王能宪认为,方李莉《中国陶瓷史》“不是一个单纯的陶瓷发展史,而是通过陶瓷史反映中国自有陶瓷以来的、自有文字以来的其他方面的历史,如,中国的生产技术发展史,思想发展史,审美发展史。”广西民族文化艺术研究院院长、《民族艺术》杂志社社长廖明君认为,方李莉《中国陶瓷史》的影响不仅仅局限于陶瓷研究本身,对其他艺术门类的研究也有启示,该书在学术方法方面的启示,一是以文化整体性的视角看艺术,再一个是关注民族艺术的发展。曹建文教授认为,方李莉《中国陶瓷史》努力把中国陶瓷史放在一个大的世界文化背景中去理解,强调中国陶瓷史从来都是世界陶瓷史,世界贸易史,世界经济史,世界政治史,世界的文化史和艺术史的一部分,是很大的突破。色音认为,观念的转变和方法论的转型比起具体操作层面更重要也更为艰难,方李莉突破了资料、语言文字、多元文化和单一民族的局限性,实现了方法上的重要开拓,富有学术意义。
方李莉《中国陶瓷史》的多方面启示
中央民族大学教授邢莉提出了一个问题:人类学的研究已经有了很大的转向,但到底艺术人类学切入什么?选择什么?“方李莉利用她有利的条件选择了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的象征符号,就是瓷器,陶瓷。如果你说你是中国人,国外不管是学者还是关心文化的普通人,会把你和陶瓷连在一起,和丝绸连在一起。所以我觉得方李莉选择的这个题目就占了很大的优势,中国有一条丝绸之路,也有一个陶瓷的向外传播的路线。”
复旦大学教授纳日碧力戈从萨林斯的文化思想出发,认为人类和自然,和万物实际上共享的是小粉尘或者小颗粒,对这个小颗粒进行不断的新组合。天和地相通,形气神关联在一起,靠着共性在一起,但是它的组合方式,风格和语体是各种各样的。“方李莉的书启示我们,如何去跨越过去的那些传统的分类,在平行共生的不同风格中,发现和理解事物的交互性和交融性。”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系教授王建民认为,方李莉的著作对中国艺术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启示,艺术史应该从艺术形态或者形式的发展史,逐渐转化成艺术文化史,不仅讨论陶瓷的质地、造型、图像、绘画等等,也去讨论书里涉及到的劳工生活、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这是应该提倡的一个思路。”
河南大学教授王宏伟尖锐地指出,当下学术纸上谈兵的多,针对现实问题进行研究的著作太少。“方李莉不但多次走进田野,而且走进的是当下的田野,因为历史传承下来的是陶瓷,器物上面承载很多历史信息”“如果我们把当代的陶瓷艺术作为一个人学的对象,作为一种对它的关照,就在很大程度上还原了我们的历史。”吕成龙认为,方李莉的著作表明:“中国古陶瓷的研究离不开多学科的交叉,比如器物的类型学、考古学、艺术史、思想史、历史学、工艺学、人类学、自然科学、美学、中外交流史、民族学、政治制度史等等,包括很多很多的方面。需要不断地注入新的活力,激发人们的思考。”
方李莉研究员目前供职于中国艺术研究院,现任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人类学研究所所长、中国艺术人类学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