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瓷是中国古代的伟大发明之一，在西晋，甚至更早的东汉时期，就已经出现了。盛唐时期，中国的陶瓷已能大量生产，并成为商品进入国际市场，东销日本、朝鲜，西销中亚、西亚、阿拉伯地区，成为各地人民喜爱的实用艺术品。唐代外销的产品，除了绚丽多姿的“唐三彩”陶器外，主要是南方的越窑系青瓷和北方的邢窑系白瓷。到了宋元时期，航海事业也迅速发展，中国陶瓷是海洋贸易中重要的商品之一，其贸易范围也远超过唐代，西线海运可达地中海、红海及东非海岸一带。又自北宋以来，中国海舶都用陶瓷作为压舱物。当时的贸易瓷，大多为阿拉伯商人所垄断，其中一部分通过土耳其的伊斯坦堡等地，转口贸易全欧洲。在元明时期，首先受到西方世界欢迎的是青花陶瓷。最初，青花瓷的产地仅景德镇一地，只销往南洋和近东一带，但到了明代，其制作和销售有了极大的扩展。明永乐、宜德时期，郑和七次下西洋，他的船队带出去许多陶瓷，扩大了中国陶瓷在世界的影响和销售。明代后期，中国陶瓷传到了欧洲大陆，其高雅的艺术风格与精湛的制作技术，吸引了那些自诩为物质文明的欧洲上流社会人士，皇家的书室厅堂、王公贵族的婚诞庆典场所，中国的青花瓷被列为上品。新航路的开闢，使欧洲成为拥有大量中国陶瓷的地区。由于消费者的喜爱，大批西方商人乃直接到中国订购、定烧陶瓷。欧洲国家的上流社会，以收藏中国陶瓷为荣，甚至法王路易十六亦不惜代价收购，今日的凡尔赛宫裡，还保存着许多明清时期精美的中国陶瓷。自十六世纪初，葡萄牙商人率先与中国进行直接的陶瓷贸易以后，许多欧洲国家相继而来，后来各国成立了东印度公司，使这种贸易更为扩大且直接。因此，中国陶瓷传过了欧洲，后来又转口运到美洲，再扩大到澳洲。在宋代以前，中国是世界上唯一能制作陶瓷的国家；此后，制作技术先传至朝鲜，才有更多的国家开始生产陶瓷。甚至在十六世纪物质文明丰富的欧洲，也只能生产陶器，后来虽渐渐地学会了烧瓷，但只是一些火候不高的软质陶瓷。直到西元1710年左右，德国人试烧成功第一件硬质陶瓷，欧洲才有真正的、名副其实的陶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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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瓷器对菲律宾的影响
追溯中国的制瓷业可至东汉时期，鼎盛于明清。而中国继“丝绸”之路后开辟的第二条对外贸易路线便称之为“瓷路”，自此开启了中国外销瓷的历史。中国“瓷路”对菲律宾社会的经济文化发展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首先，中国“瓷路”的开通与繁荣将菲律宾推向了世界经济舞台。自8世纪末起，中国陶瓷开始向外输出。经晚唐五代到宋初，达到了一个高潮。这一阶段瓷器输出以广东近海一带的窑口出产的碗和瓮为主，如越窑的青瓷等，贸易对象国为包括菲律宾在内的东南亚国家、南亚、西亚、非洲等国。此时海上主要的交通路线之一是从广州出发、到东南亚各国，或出马六甲海峡、进入印度洋，经斯里兰卡、印度、巴基斯坦到波斯湾；宋元到明初是中国瓷输出的第二个阶段。这时向外国输出的瓷器品种主要是龙泉青瓷，景德镇青白瓷、青花瓷、福建、两广一些窑所产青瓷，建窑黑瓷，磁灶青瓷等。在上述两个阶段，尚处于“史前”社会的菲律宾已成为“瓷路”的中转站和消费地。
在西班牙殖民统治前，菲律宾鲜有历史文献对当时的社会经济文化进行记载，故被称为“史前”社会，而中国瓷器则成为众多菲国历史学家鉴别和考证“史前”历史的重要依据。“中菲贸易始于北宋初年（公元10世纪），1225年赵汝适《诸蕃志》里对各种瓷器于12至13世纪输入三、四十个国家有很详细的述叙。菲律宾有7个岛屿如麻逸、三屿（今巴拉望附近）、巴拉望等被列举在内。1359年汪大渊在《岛夷志略》里除有记载麻逸与三屿外，尚提到菲律宾其他岛屿如苏鲁、棉兰佬等。菲“史前”社会的中菲贸易还处于原始的以物易物状态。菲土著社会崇尚厚葬，因而菲律宾发现的90%的唐、宋、元瓷器多为墓葬出土物。而明代瓷器一般是“出水”文物，这是因为，西班牙殖民后马尼拉的大帆船贸易才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兴起”。
收藏在菲律宾的中国瓷器
明代中晚期至清初的200余年是中国瓷器外销的第三个阶段，也是黄金时期。输出的瓷器主要是景德镇青花瓷、福建德化白瓷等。海上“瓷路”的一条即是从福建漳州、厦门诸港至菲律宾马尼拉，然后越太平洋东行至墨西哥的阿卡普尔科港，上岸后陆行，经墨西哥城达大西洋岸港口韦腊克鲁斯港，再上船东行达西欧诸国。17世纪后期，中国的白银流入主要来自中国与菲律宾(马尼拉)贸易。西班牙殖民初期，菲律宾群岛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本地物产难以维持殖民当局开支，西班牙海军将领利雅实比给新西班牙总督的报告就称殖民当局能从当地所得的“唯有肉桂而已”。而中国所产手工业品价廉物美，在欧、美及南洋各国久负盛名。菲律宾殖民当局唯有从事对华转口贸易来实现资本的原始积累。1574年，两艘马尼拉大帆船满载中国丝绸、棉布、瓷器等货物驶向墨西哥阿卡普尔科，标志着著名的马尼拉大商帆贸易正式投入运营。1575年，西班牙殖民者从马尼拉派遣两名传教士和两名军官前往福建漳州，旨在与中国缔结商约。
马尼拉—阿卡普尔科贸易线活跃于1574年至1815年，历时240年之久。菲律宾马尼拉一跃而成为世界贸易链上重要的一环。生活在马尼拉的西班牙人，其日用消费品也需要中国供给，其中包括瓷器消费。菲国立博物馆复原了一套“圣地亚哥”号沉船中西班牙商人使用的餐具，其中除刀叉、酒杯为银器和玻璃器皿外，其余的盘、碗、酒壶及水壶均为中国青花瓷。可见瓷器在菲律宾已由“史前”社会财富地位的象征转变为当时高档日用品。1595—1603年间任菲律宾最高法院院长、代理总督的安东尼奥·德·莫伽感叹道：“倘若没有中菲贸易，菲律宾群岛便无法维持”。
收藏在菲律宾的中国瓷器
其次，中国“瓷路”之于菲律宾社会生活的深远意义，主要表现在这些遗失的中国陶瓷文化在菲不同的历史阶段扮演过不同的角色。第一，中国瓷器是权贵阶层的“图腾”之一。从出土瓷器的墓葬主人身份多为“史前”部落的酋长或贵族阶层，这说明中国瓷器在当时作为一种“祭祀品”存在，是社会等级与财富的象征；第二，福建博物院考古研究所所长栗建安先生提到了著名的“古塔收藏”。美国考古学家古塔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在菲进行考古挖掘，将出土文物整理收藏，其中中国瓷器所占比重较大。目前，研究人员就“古塔收藏”来研究菲土著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生活。研究人员认为“古塔收藏”中的福建漳州瓷碎片在菲土著时代充当一般等价物即货币。第三、中国瓷器启迪并带动了本地制陶业。菲国立博物馆陈列了一些具有代表性的菲陶，其造型、图饰与同期出土的中国瓷器颇为相似。马塞罗先生认为：“不同质地的器物之间的模仿极为普遍，如铁器模仿陶器、玻璃器皿模仿瓷器等等。菲陶制品的造型和工艺的创作灵感主要源于中国瓷器，但其工艺粗糙、造型艺术简单朴实。”第四，中国瓷器承载并传递了东方华夏文明的信息，促进了国际间文化交流。“圣地亚哥”沉船出水的一系列宋景德镇青花瓷盘上多饰以惟妙惟肖的神鹿，图饰均为三维立体图案，小鹿神态恬静，跃跃欲出。中国古代神话传说千年为苍鹿，二千年为玄鹿。故鹿乃中国道家所言的长寿之灵物，生活在传说中的东海仙岛上。中国瓷匠将本土道家思想蕴含在外销瓷中以弘扬四海。
时值今日，中国瓷器文化在菲律宾社会继续发挥着何种作用？首先，中国瓷器帮助现今菲律宾人记载“史前”的历史。西班牙统治时代以前，菲律宾几乎没有自己的历史文献。因此，考古学家无法通过文献来判断土著墓葬所属年代，而随葬瓷器便是帮助断代的最可靠的依据。其次，中国瓷器在帮助菲律宾人找回属于自己的历史的同时，帮助他们找回了民族认同感。作者采访了菲律宾有名的瓷器收藏家林章教授，他所藏中国瓷器多达万余件，历史跨度从唐代至现代。作者问及林先生收藏瓷器的初衷时，他感慨道：“我的血管里流淌着菲律宾民族的血液，我只想证明在西班牙殖民者以前，我们有自己的历史和文化，中菲瓷器贸易就是见证。”第三，中国古代瓷器作为艺术瑰宝具有较好的收藏价值与鉴赏价值。菲律宾著名的三大瓷器收藏家都是地地道道的菲律宾人，他们不会中文，却极为崇尚中国瓷器，不仅收藏，还举办展览，与世人分享中国古代瓷器的魅力。第四，中国古代瓷器是中菲交流史上不可或缺的碑文。
中国陶瓷对世界制瓷技术和工艺的影响
自古以来的海上贸易、出口和赏赐的物品主要有纺织品和陶瓷，因而许多学者把这条通往海外贸易的航道称之为海上 “丝绸之路”或”陶瓷之路”。自唐以来，丝绸的出口量虽然没有减少，但“陶瓷器”则显得越来越多，而且对欧美各国的瓷器工艺的发展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中国发明陶瓷的历史要比欧洲早1 700多年。
在18世纪，欧洲人仍然在苦苦地寻觅着瓷器制造的秘密，诚如英国人简·迪维斯在其所著《欧洲瓷器史》一书中所言：“几乎整个18世纪，真正瓷器制作工序仍然是一个严守着的秘密”，而中国，早在东汉时期便已破译了这个秘密。威尼斯商人马可，波罗在其远航归国之后写作于1298年的《马可，波罗游记》中向欧洲人展现了一个瓷器发明之国——中国的迷人面貌，此书较为详尽地记载了中国瓷器及其制作方法。自从马可，波罗带来最早的关于中国瓷器制造的实用资料以后，人们显然认为，瓷器同样是用制造其他陶瓷材料的原料及其技术来制作的。马可·波罗的记载，对欧洲人制造瓷器具有启发作用。
法国甚至整个欧洲如英国、西班牙、意大利真正制品的出现，是1712年来景德镇并在此生活了七年之久的法国传教士昂特雷科莱将景德镇制胎、施釉、烧成的技艺传递给欧洲之后，才启迪了那时正在茫然中探索着的欧洲人并使他们豁然开朗，简，迪维斯在他的《欧洲瓷器史·试图揭开瓷器制作之秘》一章中坦诚道：“从中国本身的情报，其中包括在中国的耶稣传教士佩雷，佛郎哥，泽维尔，昂特雷科莱于1712年寄到巴黎的来信，鼓舞了从事这项试验的人，这位牧师在信中描述了景德镇工厂瓷器的制作。”
日本制瓷工业的发展与明代中期五良太浦（汉名吴祥瑞）来瓷都景德镇向中国的陶瓷技师学习五年之后返回日本（1513年）开窑烧瓷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在日本肥前的有田附近和奈良附近的鹿脊山开窑烧制的瓷器在展示着这一历史的风采。“奈良三彩”是中国的唐三彩传到日本后，日本匠师仿造而成的，日本陶瓷学术界称之为日本“最初真正独特风格的施釉陶器产生的划时代的事件”。1223年（南宋嘉定十六年），日本人加藤四郎到中国福建学习制造技术，为时约五年，归国之后在尾张濑户制造黑釉瓷器，烧制成功，后来日本人称瓷器为“濑户物”，并尊加藤四郎为日本的“陶祖”。
在8至9世纪，波斯陶工仿造传到波斯的唐三彩而制成华丽的“多彩釉陶器”，又名“波斯三彩”——一种在红褐色的坯体表面敷挂一层白色化妆土后，用绿釉和黄褐釉涂饰于其上，或点绘几何纹、花卉等图案，焙烧时釉色流动交融，烧成后光彩斑斓，颇似唐三彩的瓷器，后来的“波斯青花”——一种白釉蓝彩陶器，也是仿中国青花而成的。
中国陶瓷制造技术，同样启迪、影响了非洲的陶瓷技术发展，古代埃及最大的制陶业中心，位于开罗南郊的福斯塔遗址出土的六七十万块陶瓷碎片中，其中70%-80%是中国陶瓷的仿制品。在输入中国唐三彩之后（公元9至10世纪），福斯塔陶工模仿唐三彩而烧出多彩纹陶器和多彩线纹陶器，中国白瓷传人后，他们仿烧出白釉陶器，11世纪后，随着中国青瓷、青白瓷（影青瓷）和青花瓷的输入，他们又仿烧出造型和纹样完全类似的瓷质仿制品。
陶瓷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其表现的内容与其发展同期相处的社会文化前景是分不开的。随着汉末期佛教文化的传人，到了隋唐时期，佛教思想有了更大的发展。人们的人生观受到佛教“众生平等、精神不灭、生死轮回”等思想的影响，佛教文化和佛教思想的渗入，丰富了陶瓷的表现内容，先后出现的一些“陶俑如来、观音、罗汉、天王、菩萨、达摩”等陶雕作品。各类陶瓷器皿的装饰纹样也丰富多彩，如“莲花图”“宝相花”“缠枝莲图纹”等，这些陶瓷文化的发展对中国陶瓷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由于佛教思想对陶瓷文化的渗入，使陶瓷渐渐摆脱了其单一的实用性功能，而转向陈设观赏性与实用性相结合的方向发展，从而推动了陶瓷文化的发展。当时制作的唐三彩工艺彩陶代表了陶瓷文化发展的最高水平。
中国陶瓷技术的创造和发明，不仅推动了本国陶瓷制造技术的日益提高，而且促进了世界各国陶瓷制造技术的发展，从而推动了世界文明的进步与发展，这是中国对人类的又一伟大贡献，作为一个中国人，是应该引以为自豪的。
中国瓷器对世界的影响及广义读解
瑞典西方古董公司收藏的清朝乾隆年间粉彩描金帆船纹大碗
土耳其托普卡比博物馆收藏的元代青花瓷
瑞典西方古董公司收藏的清朝康熙年间五彩瑞兽纹瓜棱执壶 蔡子谔 河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河北大学文学院、艺术学院兼职教授，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评审专家；中国作家协会、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国书法家协会、中国戏剧家协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著有《视觉思维的主体空间》《毛泽东与美学》《磁州窑审美文化研究》《原动力的潜层开掘》《沙飞传》《崇高美的历史再现——中国解放区新闻摄影美学风格论》《中国服饰美学史》等20余部学术专著。曾荣获第十届、第十三届中国图书奖，2003年度国家优秀艺术图书奖，全国第五届优秀报告文学奖，以及河北省第三届、第五届、第十届、第十一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专著)奖，河北省第六届、第九届、第十届、第十一届文艺振兴奖等多项国家和省政府奖；另有百余篇论文在《文艺研究》等学术理论刊物上发表。
中国艺术能影响世界吗？这是不是故作惊人之语呢？倘说是中国艺术曾经或正在影响世界某些国家的某些艺术，或许是更加贴切或允当的说法吧？我们认为，影响世界，当有广义与狭义之分。显然，中国艺术曾经或正在影响世界某些国家的某些艺术，是一种狭义的读解。那么，超出了“艺术”的范畴，影响到了世界某些国家人民的物质生活、精神生活或曰客观世界、主观世界，那便是名副其实的“影响世界”——这便是我们所说的广义读解了。作为中国工艺美术的瓷器，在某些国家的某一时代，竟与人的生命等值，深刻地影响了他们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德国的德累斯顿博物馆便是一个至今尚存的历史见证。一般说来，那些与技术文化结合得较为紧密的中国艺术文化，它们对于世界的影响，比那些较为单纯的中国艺术文化对于世界的影响，往往都要来得更加广泛、更加深刻、更加易于触及并施加作用于人们的物质生活乃至社会政治、经济、宗教、文化生活即精神生活——是名副其实的“影响世界”了。“中国”在英语中之所以被称为“China”即瓷器，无疑是因为中国瓷器文化在世界产生了既广且深的巨大影响，并得到了举世公认的缘故。
一、中国瓷器深刻地影响了世界某些国家的政治文明
对于某些国家皇室贵胄来说，收藏和使用精美的中国瓷器，似为他们崇尚文明和追求高雅乃至炫示国力的象征。
17世纪后叶，中国曾向欧美出口大量的纹章瓷。纹章瓷通常指带有欧洲诸国贵族、军团、公司、团体等特殊标志或曰纹章的，根据欧美市场的特殊需要而大批量特制的中国瓷器。绘制有这种特殊标志的瓷器，在欧洲具有广阔的市场。
17世纪后期，法国宰相马扎兰按照国王路易十四的命令建立了“中国公司”，在广东订制了大批带有甲胄、军徽、纹章图案的瓷器，他还委托法国商人在江西用景德镇瓷制造他们夫妻俩的瓷塑像，表现路易十四和夫人身穿中国丝绸织锦做成的中国式服装载歌载舞的情景。此后纹章瓷便在欧美等地盛行起来。如俄国彼得大帝也在中国订造瓷器，绘制双鹰国徽，直到现在中国的故宫(微博)博物院还收藏有康熙年间烧造的有俄国国徽的彩瓷。有些美国商人还要求订制绘有美国船舶、雄鹰等装饰和图案，以适应美国市场的需求。曾经有许多墨西哥人来我国订制绘有自己家族标志徽记或勋章图案的成套餐具或茶具。至今在墨西哥人中间，仍有不少人保存着这些瓷器，作为传世之宝。
对于某些国家皇室贵胄来说，收藏和使用精美的中国瓷器，似为他们崇尚文明和追求高雅乃至炫示国力的象征。因此，千百年来，收藏、展示中国瓷器成为各国皇室豪门的最大爱好。华盛顿和杰弗逊两位美国总统都有自己专用的中国瓷器餐具；法国国王路易十四专门有一个收藏中国瓷器的瓷宫；波兰王约翰有一个专门陈列中国瓷器的中国厅；德国的一些宫殿如恩斯巴赫、夏洛腾堡等，以收藏中国瓷器著称；英国女王玛丽二世醉心于中国瓷器，在宫内专门设置许多玻璃橱陈列各种瓷器；在泰国首都曼谷的大皇宫里，陈列着许多中国瓷器中的珍品和景泰蓝；瑞典至今仍完好地保存着“中国宫”；在苏丹的宫殿里，自15世纪就一直使用中国瓷器做餐具，并特别建造一座名为“中国哈奈”的建筑以收藏这些珍品；另有约一万多件中国精美瓷器的宏富收藏，其中青花瓷器约三千件，现陈列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的创造者塞拉格利奥的大厨房里；在东非埃塞俄比亚美丽的塔纳湖中，有一座马里岛，岛上有一座闻名遐迩的古老教堂，在这个教堂里，保存着一个精美的中国明代瓷坛，被视为镇堂之宝，瓷坛内保存着16世纪后期埃塞俄比亚著名的万王之王察丹格尔的心脏。
10世纪时建立埃及的统治者特别喜爱收藏中国瓷器，特别是埃及国王萨拉丁。他闻名于欧洲，不仅仅是由于他的赫赫战功和辉煌政绩，还由于他在他所统治的地区内逐渐形成了中国瓷器转销欧洲的集散地或曰中转站。如此竟使一些欧洲人误认为埃及所转销的中国瓷器，是萨拉丁统治下的埃及特产，一度曾称中国瓷器为“萨拉丁”。
1574年，菲律宾各酋长为了向西班牙国王表示忠诚，赠送了“珍宝、黄金、丝绸、瓷器、大陶瓷及其他贵重的东西”。
欧洲的某些君主对中国青花瓷器迷恋到如痴如醉的程度，在有关的法令中甚至规定了瓷具制作的用色。如18世纪法国的一项法令规定，制造商只能制作特定的瓷具，白瓷或上彩釉的陶瓷按中国的方式用蓝色绘画，禁止使用任何其他颜色，特别是将瓷器涂上金色。土耳其国家博物馆(微博)收藏了我国宋代的青花瓷盘，每逢有国宾来访，总统接待贵宾时，才将这些瓷盘摆在接待室里，以示对国宾的敬意。
这些由世界各国的国王或总统等皇室贵胄或则根据他们的特殊要求绘制的如国徽之类章纹的中国瓷器，或则收藏等等，无疑具有彰明较著的政治意义，深刻地影响着世界某些国家的政治文明。
二、中国瓷器曾在某些国家具有“货币”职能，可与人的“生命”等值
奥古斯特二世曾用自己的600名骁勇的御林军将士换回127件中国瓷器。
中国瓷器不仅深刻地影响了世界某些国家的政治文明，而且对各国社会生活乃至经济生活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菲律宾社会生活中，拥有中国瓷器的数量往往成为衡量个人财产、社会地位、名誉声望的重要标志。瓷器还成为金银的等价物，在市面上流通，还可以用来作借贷的抵押品和缴纳法庭罚金的“货币”。
1717年4月19日世界外交史上发生了奇闻：奥古斯特二世与邻国普鲁士国王达成一项交换协议，用自己的600名骁勇的御林军将士换回127件中国瓷器。这批瓷器中有18只选型各异、釉彩纷呈的大型花瓶，世称“近卫花瓶”，至今仍陈列在德国德累斯顿博物馆内。这是中国瓷器具有与人的“生命”等值的一个例证。
苏门答腊的巴塔克族有一条不成文的法律，若男人对妇女有非礼行为，则须用瓷器赔偿损失。部落之间、家庭之间发生械斗，和解时以中国瓷器作为赔偿。一般是一条人命索赔一只瓷瓮。在这里，中国瓷器同样具有了“人的生命”一般的珍贵价值。中国瓷器还是世代相传的传家宝。在菲律宾人的婚礼生活中，瓷器也具有十分重要地位，新郎给新娘的聘金全部或部分是瓷器。在社会交往中，瓷器是一种珍贵礼品。在17、18世纪，拉美一些国家赋予中国瓷器货币的职能，向政府交纳税金时可用中国瓷器。中国瓷器是加里曼丹的土著居民家庭财产的标志，瓷瓮可以用做嫁女的妆奁，也可以充当罚款，还可以用以抵押借贷。总之，在加里曼丹的社会经济生活中，中国瓷器也多方面地具有了货币的职能。
唯其如此，使一些国家相继出现了一种专门将一些贵金属镶嵌在中国瓷器上的行当。这与中国瓷器所具有货币职能及其与贵金属等值的特殊价值属性，而被这些国家的民众格外珍视是密不可分的。
三、中国瓷器从根本上改变了世界某些国家人民的物质生活方式
在东南亚、西亚，是中国瓷器结束了他们用植物叶子作饮食用具的时代，丰富和提升了他们的饮食文化。
瓷器作为一种日用品，特别是作为饮食器皿，在欧亚非美四大洲传播，美化了他们的生活，使他们的日常饮食、宫廷宴会具有了一种文明风范，甚至改变了一些民族和国家人民的生活方式。在东南亚、西亚，是中国瓷器结束了他们用植物叶子作饮食用具的时代，丰富和提升了他们的饮食文化。
中国瓷器对印度人的社会生活尤其是饮食文化产生十分巨大的影响。中世纪以前，中国的瓷器还没有出口到印度时，印度的一些地区的人们吃饭时十分简单，地上铺上一张芭蕉叶，再将食物放在叶子上，用手抓着吃，基本没有什么餐具。但是伊斯兰教传入印度后，特别是中国瓷器不断从海上运来，使印度人改变了生活习俗，他们吃饭时也用起了桌子，在桌子上摆着用以盛食物的陶瓷器具。
从18世纪开始，中国的瓷器开始在欧洲有了极大的市场。有人统计，在18世纪的100年间，从中国输入到欧洲的瓷器达到了6000万件以上，有越窑青瓷、龙泉窑青瓷和青白瓷等。这种大规模的进口，真正改变了欧洲许多家庭的生活，过去的餐具一下子就被中国瓷器代替了。特别是法国国王路易十五掀起的“日用品革命”浪潮，将法国所有贵金属银器熔化充作国用，以中国瓷器代替，对中国瓷器得以在民间普及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整个18世纪，欧洲成了中国瓷器外销的主要市场，中国瓷器源源不绝地进入欧洲、拉丁美洲。
中国瓷器成了欧洲千家万户民宅室内喜爱陈设的装饰品。如在荷兰，民居中的壁炉上、器物的托座上，就喜爱安放中国瓷器装饰点缀，舰艇的玻璃橱中，也摆放着中国瓷器。特别是饮茶习惯在英国等国成为时尚后，瓷器成为欧洲普通人们的日常生活用具，各个阶层的家庭都普遍使用了中国瓷器。中国瓷器融入了他们的物质生活，成了他们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部分。
四、中国瓷器丰富和影响了世界某些国家人民的精神生活
东非沿海许多地区的人们普遍认为，让逝者在另一个世界里观赏和使用精美的中国瓷器，是对逝者最美好的纪念、慰藉和祝愿。
中国瓷器大量输往世界各国，不仅给当地人民的日常生活带来了很大的方便，丰富和提升了他们的物质文明，而且中国瓷器中所蕴涵的中华文化意蕴，也渗透到了他们的精神和思想文化之中，给他们的社会经济、宗教文化和艺术带来很大的影响。如在菲律宾民间故事中，把中国瓷器人格化、动物化，瓷器成为民间故事的重要题材。一些非基督教地区，流传着“会说话的陶瓮”、“会呻吟哭泣的陶瓮”等传说。中国瓷器在菲律宾人的文化生活中具有了特殊的意义。
中国瓷器还被运用到各种宗教和民俗活动中。在伊斯兰教盛行的地区，往往用中国瓷器装饰清真寺的祭坛、天花板、门道的拱腹等。在古代佛教国家斯里兰卡的德地卡玛的古佛塔附近，日本学者三上次男先生发现了越窑、龙泉窑青瓷、青白瓷、黄釉瓷，他认为，“这些10世纪至13世纪的中国陶瓷都是向佛塔奉献的供品”。
在非洲东部那些淳朴的居民心目中，这些来自大洋彼岸的中国精美瓷器，不仅仅是日常生活用品，还逐渐具有某种宗教和精神寄托的内涵。在他们看来，这些瓷器常常象征着幸福、吉祥、如意和对未来的憧憬。在印度尼西亚的加里曼丹盛行一种“圣瓮节”，每年农作物收获完毕，即举行拜瓮祭奠，以驱邪祟。节期七天，祭拜活动由女巫主持，前六天杀牛祭瓮，用饭和酒饲瓮，全村人在女巫的率领下舞蹈念咒驱鬼；第七天晚上，狂欢一夜，节日方为告终。有些地方，瓷器还是坟场碑碣不可或缺的饰物。在肯尼亚和东非其他地区的沿海一带，有许多风格比较独特的坟墓，每座坟墓前大都有用高达数米的石柱制成的墓碑，墓碑的造型多种多样，有圆形的、四角形的，也有六角或八角形的。但是，无论形状差异有多大，每座墓碑上都镶有中国瓷器来作装饰，几乎无一例外，有的墓碑顶端还冠以一只中国的瓷罐。卡拉塔甘居民用中国瓷器放在死者身上；沙捞越米莱纳居民用大小瓷盘、瓷罐和器皿陪葬，其作用与中国陪葬的各种器物和俑颇为相类。沙捞越戴燕居民的墓有巨大的木柱，上面嵌有陶瓷碗；肯尼亚沿海各地，在五六米高的墓碑顶上安置着中国瓷瓶。墓碑上瓷器大多是青花瓷，基本上是15至17世纪中国景德镇等地的产品。瓷器上的花纹种类繁多，有花草、树木、水果、鱼虫、鸟兽麒麟，还有蔓草花和万宝图案等。用中国瓷器来装饰墓碑，已经成为东非沿海许多地区的一种民间习俗，因当地人们普遍认为，让逝者在另一个世界里，观赏和使用精美的中国瓷器，是对逝者最美好的纪念、慰藉和祝愿。由此可见，中国瓷器文化已深深地融入他们的民俗文化之中了。
中国瓷器在世界人民的生活中具有一种特殊的文化地位。如菲律宾的各种仪式、宴会都离不开瓷盘、瓷瓮等瓷器。在菲律宾南部，跳宗教舞蹈时男女舞蹈者必须头顶盛装米饭和其他供物的瓷碗。在这种场合，谁要是拿不出进口的中国瓷器，便会受到轻视。缅甸和菲律宾人经常把精美的中国瓷器埋在地下，只有在节日的时候才取出来使用。印尼的一些地方用瓷碗作乐器。坦桑尼亚的阿拉伯苏丹王墓地，由于有四个中国明代青花碗镶嵌于碑上，已被当做坦桑尼亚珍贵文物备加呵护，文化部特派专人看管守护。由此可以看出，中国瓷器在海外的崇隆地位和受到怎样的珍视。
一如前述，16世纪后期，埃塞俄比亚著名的万王之王察丹格尔的心脏，置于中国明代瓷坛中永存——他给予了中国瓷器至高至尊的宠荣，中国瓷器也给予了辞世后的他最静谧、最舒适的一个“美穴”。
上述一切，都表明中国瓷器已极大地丰富和广泛地影响了世界某些国家人民方方面面的精神生活。
五、中国瓷器影响世界的广义读解
与技术文化相结合的艺术文化的中国瓷器，深刻而久远地影响着世界一些国家的政治、经济、宗教、民俗、文化等物质世界和观念世界。这个除却艺术文化以外的技术文化和思想文化的物质世界和观念世界，便是我们所说的“广义的世界”。
南宋初期，一艘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向外运送瓷器的木质船失事沉没于广东省阳江市南海海域，被命名为“南海一号”。1987年，“南海一号”被发现，但因技术及资金问题而延迟研究。2007年12月21日，“南海一号”古沉船起吊。2011年4月，“南海一号”完成第二次试发掘。“南海一号”的发掘与研究将为复原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中国陶瓷史提供极为宝贵的实物资料，甚至可以获得文献和陆上考古无法提供的信息。图为考古队员正在对“南海一号”沉船出水的瓷器等文物进行分类。
综上所述，作为与技术文化密切结合在一起的艺术文化之一的中国瓷器，曾深刻地影响了世界某些国家政治文明的材料表明：政治的表现形式往往代表一定阶级的政党、社会集团、社会势力在国家生活和国际关系方面的政策和活动；而国徽、军徽和贵族、军团、公司、团体等代表一定阶级执政的国家、政党、社会集团和社会势力的徽章或曰纹章，无疑是政治势力和政治集团的一种鲜明的标志和象征。按照国王如俄国彼得大帝和法国路易十四的旨意将俄国双鹰国徽和法国军徽等纹章图案绘制在中国瓷器上，本身便是一种政治行为。绘有国徽、军徽等纹章图案的中国瓷器，或则作为装饰瓷器用于陈设，或则作为餐饮瓷器用于国宴等，都会在一定程度上起到宣扬国威和制造庄重、威严的政治气氛的作用。此外，国家国王、总统或者其他皇室贵胄对于大量精美中国瓷器的收藏，便有了与庶民百姓对于中国瓷器的喜尚和收藏大为不同的意义。这些闳富丰赡的收藏，表示了国王、总统或其他皇室成员，他们个人具有崇尚文明、追求高雅的修养和兴致。同时从某种意义来说，也是对于其国力强盛的一种炫耀，这便具有了政治的意蕴。此外，127件中国瓷器与600名御林军将士的交换，无疑成为国家政治生活中特殊的外交。在这特殊的外交中，中国瓷器显示了它远较人的“生命”还要昂贵的特殊价值。还有，埃及国王萨拉丁将自己统辖的领地发展成为中国瓷器转销欧洲的巨大市场，极大地改变或曰影响着欧洲乃至世界各国人民的社会生活，因此，使埃及国王萨拉丁获得了即便是赫赫战功和奕奕政绩都无法企及的巨大国际声誉。
至于在欧洲瓷器工业兴起之后，某些君主国家在政府有关法令中，规定了瓷具的形制及“白瓷或上彩釉的陶瓷按中国的方式用蓝色绘画”，是用政府行为强制性地保护和保持中国瓷器如青花独具的艺术特色和审美魅力的举措。
藉中国瓷器与金银财宝的馈赠，菲律宾各酋长向殖民地宗主国表示忠诚，也算是国与国之间的特殊外交或国事活动。在这样的特殊外交和国事活动中的中国瓷器，虽然未能改变殖民地国家的屈辱地位，或许却避免了熊熊烽燧的燃起，它影响当地政治局势的作用和价值是不可低估的。
中国瓷器也曾深刻地影响了世界某些国家的经济生活。这种深刻的影响，首先表现在它所具有的“货币”职能上，这便决定了它在社会经济生活乃至更加广泛的社会生活中产生的广泛影响：中国瓷器可以成为男方娶新娘的聘礼，或女方嫁女儿的妆奁，可以成为借贷的抵押物，可以用以代替法院判处的赔偿金和罚款，可以代替向政府交纳的税金，乃至用以借贷的抵押物。由于它所具有的多方面的特殊“货币”职能，使得有些国家出现了专门将一些贵重金属镶嵌在中国瓷器上的行当，这不仅丰富发展了中国瓷器的装饰手工业，同时表明了它与贵重金属同样具有昂贵的价值。在那样的历史时期和国度里，中国瓷器的广泛充当货币的职能完全可以与贵重金属相埒，甚而至于，在特殊的情况下超越了货币乃至贵金属诸如金、银的昂贵价值，约定俗成地成为具有特殊意义的人的生命的偿还物，从而使械斗的双方化干戈为玉帛。中国瓷器在世界某些国家和某一历史时期的特殊使用价值和价值，竟然使货币和诸如金、银之类的贵重金属自叹弗如。中国瓷器被当做个人财产、社会地位、名誉声望的重要标志和特殊象征，便是理所当然的了。
中国瓷器对于世界各国制瓷工业的影响可谓是极其巨大和深远的。首先从时间上说，9世纪中期，阿拉伯便仿制成功了盛装香料的中国式瓷坛，到1795年——即19世纪的曙光即将照临世界时，西班牙建成的“中国瓷厂”为止，前后经历了十个世纪即千余年的漫长时间。倘以时间论，有中亚的阿拉伯率先制成了中国式瓷坛，其后又有波斯将伊斯兰陶器和中国瓷器工艺结合起来，创造了独具特色的波斯陶器。继阿拉伯之后的10世纪后半叶，高丽也能仿制宋代越州窑、耀州窑的青瓷，其后东南亚的泰国、越南也烧制出了与元代磁州窑相类的瓷品。11世纪位于非洲的埃及烧制出可以乱真的中国瓷器。嗣后，16世纪，意大利人开始仿造中国瓷器。17世纪，制瓷技术传到荷兰，然后又传到法、德等国。法国的内维尔、卢昂等城市兴起了制瓷业，德国的制瓷业首先在纽伦堡等地发展。18世纪初，德国先后生产出红色瓷器、无釉硬质瓷器和彩瓷，在1714年举行的莱比锡博览会上，展出的彩瓷大受欢迎。制瓷业成为产地所在地的萨克森诸侯国最重要的工业部门。1744年，俄国彼得格勒附近的尼瓦地方，创设了俄国第一个挂釉描花瓷器厂。1755年丹麦建立了瓷厂。1768年，英国人在博屋建立了一座全部使用仿造中国广州制瓷设备的“广州瓷厂”。1795年，西班牙国王也建立了一座“中国瓷厂”。与技术文化相结合的中国瓷器工艺美术或曰瓷器艺术文化，其对世界影响的时间之长，地域之广，可谓是罕有其匹的。17世纪后半叶，欧洲英、法、德、俄诸国对中国建筑和园林艺术的热衷仿造，兴起了以中国瓷器装饰艺术装修的“瓷屋”、“瓷厅”和“瓷宫”，不仅推波助澜地导致欧洲近代崇尚中国之风的盛行，也为制瓷工业的极大发展开创了更加广阔的灿烂前景。物质生产的变革以及存在形态的改变，引起了意识形态的变革，以至于使得世界许多国家在生活方式、文化形态和审美观念等方面发生了一系列相应的变化。
中国瓷器对于世界的影响之深刻，莫过于使东南亚、西亚某些国家的饮食文化走向文明。如印度的芭蕉叶铺地、置食物于蕉叶上以手抓食的生活状态，是随着伊斯兰教传入印度之际，中国瓷器源源不断地从海上运来，才使得他们坐在了桌旁，用中国瓷器盛饭菜用餐。中国瓷器结束了他们用植物叶子做饮食工具的近于蒙昧状态的饮食文化。中国瓷器使得印度及东南亚、西亚一些国家的饮食文化受到文明之光照耀的同时，也大大美化或曰提升了欧洲餐饮文化的高雅品位。法国国王路易十五掀起的以中国瓷器代替贵金属银质器皿的“日用品革命”，使中国瓷器进入法国乃至欧洲国家的千家万户，并改变着他们多方面应用和使用瓷器的生活方式，使得瓷器文化最大限度地影响着世界特别是欧洲各国的物质生活方式或者物质文明。
中国瓷器极大地丰富和影响了世界人民的精神生活，首先表现在宗教特别是伊斯兰教和佛教文化方面。其一，是中国瓷器大量运用于伊斯兰教的教会建筑方面：如清真寺的祭坛、天花板和门道的拱腹等处，均镶嵌有中国烧制的精美瓷质饰物。清真寺是伊斯兰教徒举行宗教仪式、传授宗教知识的礼拜寺。祭坛乃供奉“至清至真”、“原有独尊”的真主和供品，并受穆斯林顶礼膜拜的圣坛，中国瓷器摆放或镶嵌于祭坛等处，表明了中国瓷品在穆斯林心目中圣洁而崇高的地位。其二，中国瓷器如越窑、龙泉窑青瓷、青白瓷、黄釉瓷，在古代佛教国家斯里兰卡的德地卡玛的古塔附近被发现，被日本学者认为是向佛塔奉献的供品。佛塔俗称宝塔，亦称浮屠。初建塔用于供奉佛舍利。佛舍利相传为释迦牟尼遗体火化后结成的珠状物。击之不坏，焚之不燋，或有光明神验，佛教徒奉为至宝，故建塔供奉。后亦泛指高僧死后烧剩的骨烬。此处还用于供奉佛像、收藏佛经等。供品为祭祀时列置佛陀之前的花果时馐等物品的统称。由此可知供奉于佛塔或曰浮屠前的供品，与供奉佛陀无异。中国瓷器在这里不是作为盛放花果时馐的容器，而是作为供品本身来供奉于佛前，其在佛教徒看来，无疑是最圣洁、最珍贵的礼佛之物，其崇隆地位，较之穆斯林有过之而无不及。中国瓷器对于宗教文化的影响之深远，由此可见一斑。
至于在印度尼西亚的加里曼丹盛行一种“圣瓮节”，即于每年农作物收获完毕，皆要举行拜瓮祭奠，以驱邪祟。在“圣瓮节”中，将“瓮”当做“神”或“圣”来礼拜，基本属于拜物教范畴。拜物教是原始社会中最早的宗教信仰之一，其特征为将某些东西当做神灵来崇拜。拜物教在古代就已产生，并在世界各地广泛流行，直至现在，它在某些尚未完全脱离原始状态的居民群落中仍然存在。将“瓮”当做具有神秘的、超自然的性质，相信通过对它们的祈祷、礼拜和祭献，即可获得“瓮”溢仓满即五谷丰登的嘉惠和庇佑。“圣瓮节”中的“圣瓮”，已被加里曼丹的土著民供奉为“神圣”了，较之伊斯兰教和佛教信徒对于中国瓷器的崇尚，可谓更胜一筹。在现代社会中，这种祛灾禳邪、祈福降瑞的“拜物教”多已嬗变、演绎为民俗了。
此外，肯尼亚和东非及其他沿海地区，在墓碑上镶嵌中国瓷器以为装饰，几乎无一例外。另用中国瓷器放在死者的遗体之上，或用于陪葬，这都可算作当地民俗文化中的丧葬习俗，表现了对死者灵魂的祷祝：将美好的祝愿寄予他们，让他们在另一个冥冥世界，也能享用精美而华贵的中国瓷器。享用中国瓷器以及中国瓷器给他们带来的福祉和吉祥，大抵是肯尼亚、卡拉塔甘、沙捞越以及东非一些土著居民心中的一个美好愿望，甚而是他们的一个理想或曰审美理想。他们对于中国瓷器，寄予了多么纯洁而美好的情愫啊！
菲律宾南部，跳宗教舞蹈时，男女舞蹈者必须头顶米饭和其他供物的瓷碗，各种仪式宴会都离不开中国瓷器——而且是进口的真正中国瓷器。这既属民俗文化活动，也属民间文化娱乐活动。坦桑尼亚文化部派专人看管守护墓碑上镶嵌的中国明代青花碗，表明其已成了珍贵的历史文物，受到了该国文化部的极大重视。
存在决定意识，是马克思唯物主义辩证法的基本原理之一。在一些尚处于原始状态或曰蒙昧状态地区的土著居民，将中国瓷器当做“神灵”来崇拜，如“圣瓮节”等这样的民俗风习的客观存在，必然要导致其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因此，在世界的一些国家，如在菲律宾的民间故事中，中国瓷器被人格化、动物化了，成了这些民间文学中的主角；在一些非基督教国家流传着“会说话的陶瓷”、“会呻吟哭泣的陶瓷”——这是在“人格化”的基础上，更增加了浓厚的情感色彩，以曲折地表现他们现实生活中的喜怒哀乐。此外，在一些欧洲国家掀起广泛仿造中国建筑和园林艺术时，中国瓷器和丝绸上的纹饰，曾经成为一些欧洲国家建筑师藉以发挥自己想象和联想进行创作的“蓝图”。总之，美轮美奂、流光溢彩的中国瓷器在他们的心灵世界里，成了他们驰骋想象的理想翅膀和抒发情感的钟爱载体。中国瓷器，栩栩如生地“活”在他们的精神世界里。
由此我们可以清晰地看见，诸如与技术文化相结合的艺术文化的中国瓷器，是怎么以不争的事实，深刻而久远地影响着世界一些国家的政治、经济、宗教、民俗、文化等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或曰物质世界和观念世界的。这个除却艺术文化以外的技术文化和思想文化的物质世界和观念世界，便是我们所说的“广义的世界”。
中国青花瓷对伊斯兰地区影响深远
19世纪阿拉伯地区六角型青花瓷砖大凡熟悉古代伊斯兰地区生活习惯的人都知道，当地对白地蓝花陶瓷中需求最迫切、最大量的，既非陶瓷日用品(当地主要使用金属器具)，也非陈设用瓷(当地主要是游牧民族)，而是充满宗教色彩的建筑用陶瓷。将白底蓝花的壁砖用作建筑物的墙面镶嵌，从古到今，一直都覆盖着所有伊斯兰地区的皇宫、清真寺、经学院、市政建筑，直至宅舍陵墓的外墙、内殿、天花穹顶和廊柱，以体现伊斯兰的圣洁和高尚。单是土耳其一座伊斯坦布尔城，就有超过一千座清真寺，可以想见，伊斯兰地区对这类白地蓝花的陶瓷砖有着多么巨大的需求了。据曾到过土耳其考察元青花的蒋奇栖女士提供的资料说明：中东蕴藏丰富的钴矿，早在公元758年的阿巴西时代，该地区就有用钴料进行釉下彩绘的青花陶，到公元9世纪，萨马拉和巴士拉成为制陶业中心，并为清真寺烧制青花陶砖作墙面装饰。以后，青花陶便在伊朗、北非、埃及和叙利亚相继出现。元代在纺织品方面，也引进来自波斯的织金锦缎“纳石失”和来自中亚的丝织品“撒答刺欺”进行仿制。自此，那种将“波斯蓝”和“中国瓷”相结合的青花瓷砖以及中国产的波斯风格锦缎丝织品，就成了伊斯兰地区一道最亮丽的风景。由于它们深深地融入到伊斯兰地区的社会经济、宗教和生活当中，因而并未因中国后来的改朝换代嘎然而止，反而因为明初郑和下西洋及1405年永乐帝重启对外贸易而一直延续到宣德朝。因而，我们今天对“至正型”青花的定义，实可以跨越元代到明初这一时限。在对景德镇御窑厂遗址的发掘中，就发现有宣德朝烧制的青花瓷砖残件；而首都博物馆收藏的一件青花金钱锦纹瓷砖，就是采用进口“苏青”绘制，具有铁锈斑、橘皮纹、绘制精美、发色蓝艳这些“至正型”青花的特征。中国元代及明初的青花瓷对伊斯兰地区日后的青花绘制影响深远。中国社科院马文宽先生在《中国瓷器与土耳其陶器的相互影响》一文中说：“奥斯曼土耳其仿制中国瓷器最主要表现在纹饰上……这种仿制对象有些是同时代的，但更多是仿元和早明青花的纹饰，最早出现在壁砖上。”无独有偶，作者也见过19世纪阿拉伯地区一些六角型青花瓷砖纹饰有我国元代及早明特有的螺丝状叶子。
我国古代陶瓷对国外陶瓷生产的影响
我国陶瓷在唐代已有相当数量销往国外。入宋以来瓷器对外输出有增无减，在亚洲的东部，南部、西部及非洲与海岸很多国家都发现了我国宋代瓷器。明、清时期，中国瓷器大量销往欧洲的荷兰、德国、法国、葡萄牙、西班牙等许多国家和地区。有些瓷器在造型、纹饰完全按欧洲人喜爱的式样烧制，具有中西方风格融为一体的特点。如瓷器上的郁金花纹就是荷兰的国花。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表现在唐代陶瓷上绘画艺术风格，比法国现代画代表人物毕加索要早一千多年。1708年，德国的伯特格尔（1682-1719年）烧制出白色而透明的欧洲硬质瓷。法国继德国之后烧制出相似中国的真正瓷器。英国的韦奇伍德（1730-1795年）首次采用蒸汽机和铅版转印的装饰技术，把陶瓷以低廉的价格推向大众市场。当18世纪末欧洲大规模生产瓷器后，中国瓷器对欧洲的出口已是强弩之末了。
中国古瓷对朝鲜和日本瓷器的制作影响巨大。自汉唐以来，中朝日三国就有着频繁的文化艺术交流，中国的陶瓷就大量销往朝鲜和日本。特别是宋太祖和明清时期，以景德镇为代表瓷器销往朝鲜、日本后，备受各界人士的欢迎。朝鲜的高丽和李朝时期受中国的青花、五彩瓷器的影响，先后成功烧制出了具有中国制瓷工艺又有朝鲜特色的青花和五彩瓷。日本于1616年也成功烧制出青花瓷器，1643年又烧制出与中国十分相似的五彩瓷器。至乾隆时代，日本已成为强大的陶瓷国。中国陶瓷不但失去了日本这个巨大的传统市场，而且还多了一个争夺欧洲和西亚出口市场的强劲对手。
高丽青瓷
高丽青瓷。是指公元918年至公元1392年高丽王朝统治的这470多年期间所生产的青瓷。高丽青瓷自出现之日起，就是为贵族和宫廷所使用。高丽青瓷深受中国瓷器的影响。当时高丽王朝与宋朝有着较为密切的关系，尤其是中国瓷器的输入，对高丽青瓷的产生和发展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这一时期的高丽青瓷大都仿效宋瓷，其纹饰、造型忠实地沿袭了越窑、定窑、耀州窑和后来的汝窑、龙泉窑的风格。据宋代知名画家徐竞的《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书中记载："陶器色之青色，丽人谓之翡色。"又说："狻猊出香、亦翡色也，上有蹲兽，下有仰莲以承之。诸器惟此最精绝。其余则越州古秘色，汝州新窑器，大概相类。"这里，徐竞将高丽青瓷与宋汝瓷、越窑瓷相提并论。可见当时高丽青瓷的名贵。
高丽青瓷釉色比较接近于龙泉青瓷，以粉青和翡色为主调，釉面光泽，有细小纹片，并镶嵌黑、白纹饰。高丽青瓷流行青、黑二色和其民族所尚相关。据《高丽史》记载："我国始于白头，终于智异，其势水根木干之地，以黑为父母，以青为身。若风俗顺土则昌，逆土则灾。风俗者，君臣百姓衣服，冠盖、乐调、礼器，仕用是也。今后，文武百官黑衣青笠……凡器用铜瓦器，以顺土风。从之。"从此不难看出高丽青瓷流行青、黑二色的根本原因。
李朝瓷器
李朝瓷器是指公元1392年至公元1883年所生产的瓷器。李朝瓷前期受我国元末明初白瓷影响，釉调较深，烧造的白瓷像雪一样纯白。李朝时代人们崇尚清正廉洁、儒家清白理念深入人心，所以白瓷贯穿李朝整个时代。李朝瓷器大致分为三个时期：前期从太祖元年到仁祖二十七年（1392-1649年）。中期从孝宗元年到英宗二十七年（1650-1751年）。后期从英宗二十八年到高宗二十年（1752-1883年）。本书介绍一件李朝官窑彩瓷的珍贵实物彩罐，高11.5cm，口径14.６cm，底径12cm，平唇、矮圈足。器里外及底部全部施白釉，呈象牙白，有细纹开片。釉层细致莹润，胎土洁白细腻，手感较重。底部有五角星状排列的六个突出圆点，为官窑产品标志。正面有三具飞龙在云中振翅飞翔，龙纹用黑色釉。灵芝型彩云用豆绿色和浅蓝色浓淡搭配涂盖。这种施彩方法类似中国的斗彩。器物外壁口沿处有两道豆绿色纹样。罐两侧浮雕狮子头，狮子两眼圆睁，目光炯炯，口衔圆环，威猛雄壮，气势磅礴，青花色泽青翠鲜艳，晶莹光润。背面从右至左书写"惠我无疆"黑漆色大字。充分体现了李朝晚期官窑水平，其工艺之精，堪称稀世珍品。李朝中期白瓷釉色略带青色，同时出现了白瓷染色，像釉里红，釉里褐等。这时青花瓷的花纹用笔幼稚，柔弱的流线可以简练到惜墨如金的程度，与我国明初景德镇民窑瓷相类似。
伊万里窑与吴祥瑞青花瓷及其它
明正德六年（1511年）日本陶艺家伊藤五郎大夫（伊藤五良辅）随日本使节来我国江西景德镇学习制瓷技术，改名为吴祥瑞，两年后回国，称"伊藤五郎大夫祥瑞"，以示对中国的怀念，他在日本肥前的伊万里开窑，称伊万里窑，是日本陶瓷发展史上的重要瓷窑之一。凭借该窑传播青花瓷器的制作技术，日本称青花瓷器为染付，为其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其作品上一般刻划或书写："吴祥瑞"或"五郎大夫祥瑞"，和"五良大甫吴祥瑞造"款识，称为祥瑞派。其器物的造型、纹饰、釉色都明显地受中国瓷器的影响。由于当时使用烧制青花的青料非常昂贵，当初伊万里窑生产的青花瓷器大多供日本天皇和皇室使用。
清代，伊万里窑继续烧造青花瓷器，并且烧制数量可观的外销瓷器，其中有为荷兰东印度公司烧制的带有公司英文缩写V·OC标志的器物。
中国制瓷工艺对日本的陶瓷影响是巨大的，日本所烧制的青花和五彩釉瓷，不但汲取了中国传统的陶瓷工艺，又具有日本制瓷的特色。
清代官窑瓷器对世界的影响
对于“中国陶瓷影响了世界”的说法，可能不会有任何人提出疑问。西方历史上，对中国瓷器评价极高。在西方，中国瓷器一度价抵黄金(1108.20,2.50,0.23%)，被欧洲皇室贵族视若拱璧、竞相收藏。
可是，如果我们进一步提出，这些闻名世界的中国瓷器，究竟是官窑瓷还是外销瓷，恐怕就不是每个人都能准确回答了。
官窑瓷器不会大量出口
中国古陶瓷专家胡雁溪告诉《世界新闻报·鉴赏中国》周刊记者，认为西方历史上对中国瓷器的崇高评价仅是针对官窑的，实在是“一个历史的误会，更是中国古陶瓷收藏领域的一个严重的误解”。
事实上，1860年之前，欧洲皇室、上流社会收藏的中国瓷器就是清代(包括明代)的外销瓷。那些被他们所大量仿制的中国瓷器也是明清外销瓷。
胡雁溪说，中国的官窑瓷器过去根本不会大量出口。除了极少量赠给外国皇室或使节的礼品瓷，即使在中国国内，普通臣民也是见不到的。
中国官窑真正流传到西方去，包括日本人见到中国官窑，要到1860年英法联军侵占北京，烧毁圆明园以后。中国官窑瓷器大量流失到西方则更晚。 1900年八国联军侵占北京，掠夺了大量中国皇家文物。民国以后，清室岁入不足，将很多瓷器抵押给银行，最后由银行进行拍卖。此外，内务府也曾进行过古董拍卖。加之内廷种种盗窃行为的发生，才造成了官窑瓷的大量外流。
可以说，20世纪初期之前，西方人甚至没见过多少中国官窑瓷。包括日本在内，西方社会对中国陶瓷的所有美誉其实都是针对通过贸易而来的中国外销瓷。
直到1710年之前，欧洲还制造不出真正的瓷器，只能从中国进口。在几个世纪中，包括意大利、德国、法国、英国等许多西方国家都大量仿制过中国瓷器。他们仿制的样本也是中国外销瓷。
据胡雁溪介绍，各国仿中国外销瓷都有自己的特点，质量也不错。荷兰代尔夫特是其中仿制水平和名气都比较高的。仿制品种主要是青花和釉上彩。
这些西方仿品和真正的清代外销瓷在鉴别方面难度不大。因为烧造方式不同，仿制瓷器和中国外销瓷区分明显。前者的瓷胎、釉面颜色，尤其是纹饰方面也与后者有所差别。可以想象，国外的画师在瓷器上绘制中国画的时候，和从小就有深厚毛笔功力的中国画师，自然不可同日而语。
高档外销瓷画工堪比官窑
“看瓷器最重要的是看它的文化。研究瓷器要研究它的文化内涵、文化背景。”胡雁溪特别提到，如果从瓷器上所反映的题材宽泛度、所表达的文化内涵、反映的丰富信息来讲，官窑瓷是无法与外销瓷相比的。
虽然官窑瓷的精湛工艺众口皆碑，但所表现的题材内容却很狭窄。官窑仅供皇家御用的特性，造成了它的局限性。养在深宫、基本上并不外传又使得它对世界各国的影响极其有限。
清代外销瓷的影响力则是世界性的。这些外销瓷包含巨大的信息量，传达出的历史学术资料远比官窑多。通过它们，甚至能了解到当时人们的一些生活细节。
此外，“官窑除极少数像珐琅彩瓷和一些陈设瓷外，因有固定模式，往往不但某一纹饰在一朝是成批生产，而且同一种纹饰可能延续本朝十几代皇帝，几百年不变。而外销瓷是商品，必须不断更新求异，追随变换不休的不同国别、不同阶层、不同时尚、不同客户的需求，因此早有所谓‘岁无定样’的记载。即使保守地估计，清代外销瓷纹饰的多样性也会高于同期的官窑百倍之上。”
从工艺上看，清代外销瓷中有一些非常精美的高档瓷器。目前正在首都博物馆举办的《清代外销瓷展》中的《清雍正粉彩仕女采桑图盘》即是其中一件。胡雁溪认为，该盘绘图极其精美，众多仕女神形兼备，配景中的房舍器具、树石围栏无不精细入微，“画工的水平比官窑不差，完全就是一个很高明的画家的一幅画。”
对中国陶瓷的收藏建议
西方人一提起中国，同时想到的就是“陶瓷”(China一词双义)，陶瓷艺术其实是中华文化的一个代表性符号。中国是陶瓷的故乡，在彩陶时代，祖先就已经创作出美妙绝伦的陶艺作品，半坡、马家窑、马厂等文化遗址出土的陶器，不少是超越了实用意义，具有纯粹的审美价值。这门源自中国的艺术，由先古迄今，传承不断，魏晋的青瓷，唐的南青北白，宋的钧汝官哥定五大名窑，元的青花釉里红，明清的彩瓷，一直是世人追捧的美器。千百年前，西方皇帝的餐桌上就出现了中国人烧制的餐具。
对于爱好收藏陶瓷的新手来说，现在下手收藏一些古陶仍是好时机，因为陶艺品价格近年虽有上升，但升幅不大，价位仍较低，作为收藏生涯的开始，是一个很好的练手机会。
不少同好经常探讨：如何鉴定和判断陶艺作品的价值？谁都不是天生就知道，但看得多、玩得久之后，就能摸到一些门径。看一件陶瓷作品，一般要考虑五个方面：造型、纹饰、胎釉彩、烧造工艺、款识。
这五个方面不能盲人摸象，抓住一点不及其余，那一定会犯错。五方面因素要综合起来看，才能判断个八九不离十。也就是说，判断真仿不能偏颇于任何一个方面，不能说根据一个方面，就来断定这个东西的真伪，或者是它的年代。
首先拿造型说，各个时代都会有自己的特点，而且有一些瓷器的造型就这个时代有，别的时代没有。比如明嘉靖皇帝信道教，是历史上很有名的一个道君。这个时候，瓷器不管是造型还是图案纹饰，都出现了大量与道教有关的题材，还出现了大量的葫芦瓶，而葫芦的造型与道教是有关系的。
其次看纹饰。还以明嘉靖年间为例，出现过不少与道教有关的纹饰，比如八卦、云鹤。这一时期还出现一些把松树树干盘成一个“福”字的。像这种东西，其他朝代就几乎见不着，是这个时代特有的东西。
再次看胎釉彩。釉彩与时代也有关系，现在搞仿古的有些彩就配不出来。比如成化斗彩当中，有一种叫“差紫”，这种彩到今天为止也是仿不出来的。为什么？因为它本身就是当时烧坏后才出现的一种色瓷。故宫的老专家孙瀛洲曾总结过一个口诀：“鲜红淡抹绿闪黄，差紫浓厚确无光”，说的就是成化斗彩。
最后看款识。明清官窑瓷器，从永乐年间开始有款。虽然洪武二年设了官窑，但是洪武的官窑瓷器没有一件带款的，所以如果见到写“大明洪武年制”或者“大明洪武年造”这种款的瓷器，那肯定是仿品，这就是一个规律。现在见到的永乐瓷器，虽然开始写款，但是写款的并不是很多，而且它只有“永乐年制”四字篆书，没有楷体的，也没有“大明永乐年制”六字款，所以如果见到有瓷器上写“大明永乐年制”六字，你可以大胆地判定，它就是一件仿品。再比如说成化的，它都是写“大明成化年制”六字款，没有“成化年制”四字款。另外，款识的字体也有它的特点。比如，宣德官窑瓷器年款很有特点，有人编成了打油诗：“宣德年款遍器身，楷刻印篆暗阳阴。横竖花四双单无，晋唐小楷最出群”。琢磨一下，这不就是辨识的依据吗？
陶瓷收藏，贵在“文火慢工”，既讲心态平和，又讲持之以恒。坚持多年，必有收获。
收藏中国古代传下来的陶瓷艺术品，下手之前，可以多读一些权威专家的论著，专家学者研究多年所得成果，对于新入门者有很大帮助。如孙瀛洲先生的有关著作《谈哥汝二窑》、《成化官窑彩瓷的鉴定》、《我对早期青花原料的初步看法》、《瓷器辨伪举例》，以及《孙瀛洲先生捐献陶瓷展》、《孙瀛洲先生捐献陶瓷选》；叶佩兰《元代瓷器》、《古陶瓷鉴赏与收藏》；赵青云古陶瓷论文集，赵青云论钧瓷、汝瓷等。
浅谈中国茶文化对陶瓷饮茶器皿演变与发展的影响
1、前言
茶的发源始于中国，被我国古代人民发现利用有了万余年的历史。不管是最早发现茶的用途，还是最早饮茶、种茶，都是从中国开始。所以中国对茶再也熟悉不过了。上至帝王将相，文人墨客；下至农夫庶士，平民百姓，无一不以茶所喜爱。茶与人类关系极为密切，既是物质文明的物品，又是社会精神文明的桥梁和纽带。
中国人"喝茶"与"品茶"是有很大的区别。喝茶者，消食解渴，重视茶的物质功能，保健作用。品茶者，则不仅含品评，鉴赏功大，还包括精细的操作艺术手段和品茗的美好意境。且不说唐代的茶圣，茶仙和宋代贡茶使君，以及明清艺术茶专家与"茶痴"，即便现代的茶道中人，品茶亦非同凡响。以老北京人来说，喝茶先要择器，讲究壶与杯的古朴还是雅致。壶形特异，还要有美韵。杯要小巧，不只为解渴，主要为品味。品茶还要讲究人品，环境协调，尝茶的滋味，同时要领略清风、明月、松吟、竹韵、梅开、雪霁等种种妙趣和意境。连家居小酌，也要包含仪礼、情趣。品茶是一门艺术，除了品尝的美味以外，通过欣赏茶具设计和茶室装饰，可以从中获得艺术的享受，增加知识。人们通过敬茶仪式，可以培养人的道德修养，增进友谊。我国陶瓷饮茶器皿丰富多彩，琳琅满目，不少已成为盖世珍品，如：紫砂茶具中的供春壶，造型精巧新颖，质地薄而坚实，被誉为世上瑰宝，有的陶瓷饮茶器皿绘有山水、人物、花鸟、虫鱼，显得古雅朴实，充满诗情画意。有的茶具上的书文，更是妙趣横生。如器皿上常见的"也"、"可"、"以"、清"、心"五字，其实是一种回文体只要顺时针方向，无论从哪一个读起，都含相同的意义，均道出了饮茶的益处。另外，茶室的布置有时也是十分讲究，领略其四壁的名人字画以及古色古香艺术陈设，都会把你带入茶文化的更高艺术境界。
2、中国历代饮茶方式的演变与陶瓷饮茶器皿的发展
唐代以前的制茶初期，饮茶方法大同小异，各地的饮茶器皿也相差无几。有贮茶、碾茶，煮茶和饮茶四方面的器具。到了唐代，文人雅士把饮茶器皿的互为关系，导致人们追求饮茶器皿的釉色之美和造型之宜及其特点功能。饮茶风俗遍及全国各地，饮茶器皿也颇受重视，专门的饮茶器皿制造业也应运而生，饮茶器皿的种类和花色品种也迅速增加，据陆羽《茶经》一书的皿之器一节所列入附近共有二十四件，包括煮茶、饮茶、灸茶和茶的器具。用现代人的观点来看，饮一杯茶有这么多复杂的器具似乎难以理解，但在古代人的眼里，则完成一定礼仪，是使饮茶更好，更精的必然过程。
由于唐代自开元以来饮茶风习的兴起，饮茶器皿的制造随着陶瓷业的飞速进步而愈益愈精。这一时期的饮茶器皿，以南方的越窑和北方的邢窑白瓷竞相争辉媲美。陆羽《茶经、皿之器》上曾对当时各地生产的风格与质量各异的饮茶器皿做了鉴评对比："碗，越州上，鼎州次，婺州次，岳州次，寿州，洪州次。或者以邢州处越州上，殊为不然。若邢瓷类银，越瓷类玉，邢不如越一也；若邢瓷类雪，则越瓷类冰，邢不如越二也；邢瓷白而茶色丹，越瓷青而茶色绿，邢不如越三也。"我们从陆羽对越窑青瓷和邢窑白瓷的对比中可以看出，越青瓷，邢白饮茶器皿，其质都是非常精美的。越瓷青绿，釉色翠润，如冰似玉，邢瓷白釉蕴银，光洁如雪，质地优良。毕竟越瓷饮茶器皿更胜一筹。由于其釉色青翠，造型典雅，装饰瑰丽，颇受当时茶人和文士们的喜爱。晋杜毓《苑赋》所谓："器择陶拣，出自东瓯"。品定茶器东瓯瓷为最好，"东瓯"指的就是浙江温州一带。东瓯瓷，碗沿不向外卷，而碗底又慢慢向上舒卷，盛水约半升左右，大小适合。越州窑和湖南岳州窑色泽都是青的，有助于显出茶的本色。在陆羽看来，盛入茶汤之后呈红、褐黑色的茶具，就不能算好的茶具了，当时南方烧瓷技术超过北方，岳州窑的彩瓷，四川大邑窑的白瓷茶碗都很有名。
陆羽《茶经》越窑青瓷饮茶器"瓯"的器皿，其造型及容量适宜喝茶。这是因为唐代喝茶同今天饮茶方式不一样。是先把茶时加工烹熟，然后像喝汤一样，连同茶末，茶汤一起喝掉。对此中唐皮日休《茶中杂咏》序讲得很清楚："称茗饮者，必浑而烹之，与瀹蔬而啜者无异。"唐代越窑青瓷茶瓯的造型及容量，正好适应了这种茗饮方式。
宋代不再直接煮茶，而用点茶法，因而器具亦随之变化。从茶艺与茶道精神来讲，一方面它继承了唐人开创的茶文化内容，并根据自己时代的需要加以发展，同时为元明茶文化发展开辟了新的前景，是一个承上启下的时代。在茶道思想上，随着理学思想的出现，儒家观念进一步渗入到茗饮之中。从茶艺讲，首先将唐代的茶饼，发展为精制的团茶，使制茶本身工艺化，增加了茶艺的内涵。同时，又出现大量散茶，为后代泡茶和饮茶简易化开辟了先河。这时，人们崇尚建窑黑釉茶盏，是与当时"斗茶"风靡全国分不开的。衡量斗茶的胜负。一看茶面汤茶色泽和均匀程度；二看盏的内沿与汤花相接处有无水的痕迹。宋代斗茶，先注汤调匀，再加初沸的水点注，茶汤表面泛起一层白色的泡沫。先斗色，以色白为贵，又以青色胜黄白；其次斗水痕，以茶汤先在茶盏周围沾染一圈有水痕者为负。这就要求茶具是黑色的，建窑的兔毫盏，便由此名声鹊起。建盏受到斗茶者欢迎还有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其造型及容量，有利于观察斗试的胜负。建盏的造型底径和口径比例相差较大，为斗竖形，盏壁斜直斗茶时出现的汤花容易吸尽茶汤和茶末。宋代文人雅士斗茶，品茶时，用名贵的贡茶，配建窑黑色兔毫茶盏，同其色胜似雪乳的茶汤形成鲜明对比，为品茶、斗茶增添美感的情趣。福建建窑的兔毫盏直径一握，釉黑青色，盏底有向上放射状的毫毛状条，闪出奇幻的银光，异常美丽多变。用此盏来点茶，以茶面泡沫纯白，着盏无水痕，久热难冷者胜，兔毫盏以黑色相映，对比强烈而名重一时。苏轼的"来试点茶三味乎，勿惊午盏兔毛斑"和黄庭坚"兔褐金丝宝碗，松风蟹眼新汤"等都对宋代这一极富有特色的茶具都作了生动的描写。
这一时期，长江下游的宜兴紫砂茶具也开始萌芽。苏东坡在宜兴任职时，对紫砂陶情有独钟，酷爱提梁壶，至今被称为"东坡堤梁"；河南禹县的钧瓷也改变了以前的单色，烧制多彩的"窑变"倍受人们喜爱；浙江龙泉的茶具则以清奇淡雅，古风纯朴的裂纹釉，达到了人们对陶瓷饮茶器皿艺术多样式、高品位的追求。这种淡雅质朴的茶具韵味情趣融为一体。
明清废团茶，散茶大兴。烹煮过程简单化，甚至直接用冲泡法，因而烹茶器皿亦随之简化。明清罢团茶，在中国茶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不仅减轻了广大茶农劳役之苦，而且使饮茶的方式，饮茶器皿发生了根本变化。当时，人们对茶、饮茶器皿的爱好与审美情趣，也随着社会饮茶风俗，烹饮方法及陶瓷饮茶器皿不断演变而发展。如宋代，人们崇尚较大的黑釉兔毫茶盏。可是到了明代，人们却又喜爱纯白小巧的定瓷茶碗。明万历年间钱塘人许次纾在《茶疏》一书对《瓯注》评论说："茶瓯古取建窑兔毛花者，亦斗碾茶用之宜耳。其在今日，纯白为佳，兼贵于小。定窑最贵，不易得矣"。文学巨豪苏轼，也是一位精通茶道，鉴赏名器大师，他颇欣赏定窑生产的白瓷茶具。在其《煎茶歌》有曰："又不见今时潞公煎学西蜀，定州花瓷琢红玉。"定瓷质地洁白如玉，胎薄细腻，釉彩莹润，造型典雅。自古有"定州花瓷瓯，颜色白天下"之誉。另外，由于饮茶者饮用各类散茶，各类精美陶瓷茶壶就应运而生。制作出现一个色彩纷呈，数量空前的时期，紫砂与瓷器相互竞争，发展迅速。以制壶妙手供春，时大彬等所创造的宜兴紫砂壶，在明代中期蓬勃兴起，价胜金玉、为人所珍、久盛不衰。除宜兴紫砂壶以外，瓷都景德镇的陶瓷茶具日益向精美的方向发展，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喜爱。永乐至宣德年间，景德镇生产的甜白茶具最为精美。质地坚而细密，体胎轻薄，造型精巧，驰名中外。壶的造型也千姿百态，有提梁壶，把手式，长身、扁身等各种造型，壶身绘于人物，山水、花鸟、鱼虫等，装饰方法也出现了丰富多彩。有：青花、斗彩、釉里红、颜色釉等；到了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景德镇陶瓷已达鼎盛时期，其胎质坚细、釉光莹润、色彩绚丽、镂雕精工特色。特别是景德镇御窑生产的宫廷用茶壶，极其精工，华美绝伦。至明清以来，茶之种类日益增多，茶汤色泽不一，壶重便利，典雅或朴拙、奇巧，杯则争妍斗彩，百花齐放。
3、各地饮茶习俗与陶瓷饮茶器皿
古往今来，人们对陶瓷饮茶器皿的选择和使用，不仅与时代的饮茶方式，而且同地域饮茶习俗有密切的关系。我们对于陶瓷饮茶器皿的使用方式，也反映了各地域人们以茶学、茶性、茶文化的认识与理解。我国幅员辽阔，少数民族众多，根据各地域，各民族饮茶风俗习惯，饮用茶类和饮茶仪式不同而有区别。所以，选择陶瓷饮茶器皿也就不同。
北京、西南一带喜用瓷制的盖碗茶具，即所谓"三件套"。由一个口大底小的茶碗，一个小茶托，和一个碗盖组成。它有四大好处，一是盅小于碗，上大下小，注水方便，还能让茶叶沉于底，添水时茶叶翻滚，易于泡出茶汁；二是上有隆起的茶盖，盖沿小于盅口，不易滑跌，易凝聚茶香，还可以来遮挡茶沫，饮茶时不使茶沫沾唇；三是有了茶托，不会烫手，也防止溢水打湿衣服；四是保温性能好。北京气候寒冷，茶具以保温为佳，所以盖碗茶具一时风行。此风一起，影响各地。尤其是四川等地。大街小巷，处处茶馆皆备盖碗茶，至今特色不减。另外回族，东乡族的"三炮台盖碗茶"也是用盖碗泡沏的。品茶时，先揭开碗盖给客人看，表示茶碗是干净的，以示对客人的尊重，然后在碗里放上泡茶或散装春尖茶，配以适量的冰糖和桂元，注入开水冲泡。即为三香茶。若再配以葡萄干、杏干、就是五香茶。饮时边用盖子挡去汤面的泡沫边喝茶水，并适时添水。盖碗茶又称"三才碗"。三才者：天、地、人也。茶盖在上，称之"天"；茶托在下，谓之"地"；茶碗居中，是为"人"。一副茶具里包含着"天盖之、地载之、人育之"古代哲人的道理。
浙江和江苏一带习惯用紫砂壶冲泡或直接用瓷杯泡茶。紫砂是江苏宜兴窑场烧造的紫砂炻器，之所以受到历代人们的珍视，除了色泽古朴凝重，造型千姿百态，具有更高艺术鉴赏价值之外，主要在于它内蕴的趋于臻境的实用价值。壶体致密坚硬，不上釉，取天然泥色，泥粒在烧制过程中形成结晶，晶体间有一定空隙，盛茶既不渗漏，又有一定透气性，用其泡茶既不夺香，又无熟汤味，能很好地保持茶叶的色、香、味。冷热适应性好，冬天注入沸水或置文火炖烧，均无胀裂。壶体大小适合，一壶握在手中，手感好，既觉温暖，又不烫手。紫砂壶主要以器型取胜，或仿自然界瓜果花木，虫鱼鸟兽，或以几何形体造型，"方非一式、圆无一相，器型干变万化。有仿古，光素货（无花无字）、花货（拟松、竹、梅的自然形象）盘囊（几何图案）等。色泽古朴，使用年代愈久，壶身经不断摩挲，愈显光润古雅。除用作沏茶外，高级名壶还是艺术精品和古玩。所以，一把好的紫砂壶，往往集哲学思想，茶人精神，自然韵律，书画艺术一身。紫砂的自然色泽加上艺术家的创造，自然比金玉其外，珠光宝气的物品价值高的多。
广东潮州，汕头和闽南一带的人有饮工夫茶的嗜好。关于功夫茶名称由来众说不一，有的说是因为泡功夫茶的茶叶制作特别费功夫；有的说是因为喝这种茶味极浓，杯又特别小，需花上好长时间一口口品尝，品茶要磨功夫。还有的说，是因为这种品茶方式极为讲究，操作技艺需要有学问，有功夫等。功夫茶饮茶器皿非常讲究，大多为朱砂壶、卵壳杯。茶具包括茶壶、茶杯和茶池。茶壶极小，只有红柿般大小；杯薄如纸，小巧玲珑，茶池是用陶做成圆形或方形的池形，上面有盖。盖上有些小眼，一则"开茶洗盏"时的头遍茶从这些小眼漏下；二来泡上茶之后还要从壶盖上继续以开水冲来冲去，以加热保温。水也从小眼中流下，茶池是为承接剩水、剩茶、剩渣而设。潮汕式功夫茶茶壶，用一般紫砂陶还不行，需要用潮州泥制壶。此地土质松软，所制陶壶更易吸香。功夫茶极浓，茶叶可占容积七分，以浸泡后茶叶涨发，叶至壶顶，方为恰当分量。第一泡的茶，并非饮用，而是直接以茶水冲杯洗盏，称为"开茶"或"洗茶。一开始就造成茶的精神气韵的气氛。冲二道水，这时不仅茶叶已开涨，而且性味具发，便开始行茶。泡到五、六次，茶便香发将尽，最后一巡过后，主人会用竹夹将壶中茶叶夹出，放在一个小盅内，请客观赏，称为"赏茶"。潮汕功夫茶的内涵极为丰富，它既有中国古老儒家精神；又有优美的茶器及茶艺方式，不愧为高明的茶艺，有精神与物质，形式与内容的统一，小中见大，巧中见拙的哲理。单说这功夫茶，便包含了很多内容。
另外，景德镇饮茶器皿的青花玲珑六头茶具，具有浓厚的民族色彩，深受乌龙茶友的赞赏。东北和华北一带，多用较大的瓷壶泡茶，其中青白瓷具有"假白玉"的美称，质薄光润，白里泛青，雅致悦目。青瓷以龙泉哥窑最珍贵，胎薄质坚，釉层饱满，色泽静穆，有粉青、翠青、灰青、蟹青等，又以粉青最名贵。釉面显现出纹片多样，大小相间的"文武片"，细眼似的"鱼子纹"、冰裂似的"白极碎"以及"蟹爪纹"、"鳝血纹"、"牛毛纹"等。黑瓷质地厚重，古朴典雅，保温性能好，为茗饮者所珍爱。等等。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这是说从事一般劳动工作。饮茶是一种物质活动，更是精神艺术活动，器具则更重讲究，不仅要好用，而且要有一定的形式美感。饮茶器皿作为功能效用具有物质和精神双重性的两个方面：物质功能是指饮茶器皿必须是生活实用品，是为人们使用需要而创造的物质产品。良好的饮茶功能是构成饮茶器皿形式完美的因素之一，但并不是功能合理的器皿就能成为美的器皿。功能效用不能取代形式美，但是完美的造型必需具有良好的功能。精神功能是饮茶器皿不仅在使用能看到并要接触，不用时还能作为艺术陈设品，给人们以美的享受。所以饮茶器皿必须造型美观，以满足人们的审美爱好，陶瓷饮茶器皿是功能、物质技术和艺术的综合表现，它既是生活中的实用品，又是具有一定艺术效果的欣赏品，是使用功能与形式美感的统一，科学技术与艺术形式的统一。
在科学技术、文化艺术高度发达的今天，人们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所需求的陶瓷饮茶器皿要更多、更好、更新。时代赋予现代陶瓷美术设计师的历史使命，就是去研究中国传统饮茶文化的精神内涵，探讨各地域、各民族的饮茶习俗习惯；掌握陶瓷饮茶器皿生产的工艺材料和工艺技术。创造更多、更好、更新的陶瓷饮茶器皿满足人们生活的需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