鬼谷下山图罐
在伦敦佳士德举行的“中国陶瓷、工艺精品及外销工艺品”拍卖会上,一件绘有“鬼谷下山”场景的元代青花大罐拍出1568.8万英镑,创下中国艺术品拍卖的纪录。这给国内外文物市场,尤其是国内,引起不小的震惊。同时,带给国内文博工作者、文物收藏者和投资者更多的反思。众所周知,对于元代的青花瓷器,大家还存在极大的分歧,这件“鬼谷下山”创纪录的拍出,为研究元青花提供了难得的契机。
笔者有幸在一位既有实践经验又有理论功底的华裔收藏家家中,目睹了另外一件元代“鬼谷下山”青花瓷器。以此,就教于专家。
这件瓷器高29.8厘米,口径21.4厘米,底径20厘米,器形不太规整,器身上有黄豆或玉米粒大小的凸起,可能与当时烧制过程中产生的气泡有很大的关系,有铁斑和晕散。其胎体莹润,胎骨浑厚,内壁不甚规整,足里微凹,三段拼接而成。整器平口,短颈,丰肩;圆腹,腹至胫部逐渐内收,腹胫交接处直径和口径大体相同;素底,大矮圈足,较宽,较浅,圈足斜削,有明显旋纹。它共有四组纹饰,主体纹饰为“鬼谷下山”的情景,另外三组为辅助纹饰。具体情况如下:
第一组为颈部几个连续的水波纹单元。该器水波纹单元的画法为元代的典型画法,从目前的资料看,在元代以前的瓷器和以后的明清瓷器中,都没相同或类似的画法,即每个水波纹单元都由三部分构成。
第一部分为逆(顺)时针形成的向外旋的圆形圈。第二部分为连接着两部分的粗线双勾平涂的曲线,犹如雄蛇曼舞,和前两部分形成鲜明的浓淡对比,并且注意留白。第三部分为相对的同心圆弧曲线,开口向上的圆形弧线不甚明显,开口向下的圆形弧线比较明显,有的接近半圆。这就使颈部的水波纹看起来绵延不断,韵味十足,于方寸间感觉到惊滔骇浪的气势。现藏英国戴维德基金会元青花云龙纹象耳瓶上所画水波与此有异曲同工之妙(现代所仿的元青花云龙纹象耳瓶往往忽略这一点)。在大家公认的元代瓷器上,与此相同或类似的水波纹画法的还有英国大英博物馆藏青花牡丹纹双耳罐、青花孔雀牡丹纹,日本大阪东洋陶瓷美术馆藏青花莲池鱼藻纹罐、日本出光美术馆藏青花双龙扁壶(以上均见陈文平《流失海外的国宝》图录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1年)、釉里红三友图梅瓶(参见徐湖平主编《江苏博物馆藏文物精华》,南京出版社,2000年)。
第二组纹饰为缠枝牡丹,叶片有大有小,有叶脉的痕迹,多则五瓣,少则三瓣,错落有致,叶片顶部细长。叶片和花卉色泽浓郁,叶芽、枝条色泽浅淡,花繁叶密,相映成趣。
第三组为“鬼谷下山”场景。此故事来自于元代平话,而不是有些媒体所报道的取自历史故事。平话中的人物形象,就目前所能见到的资料来说,主要在元代壁画、版画和瓷器上。佳士德亚洲部顾问苏玫瑰认为此故事来自于元代至治年间建安虞氏所刻版画《乐毅图齐七国春秋后集》(其为世界孤本,藏于日本内阁文库,民国和解放初期个人和出版机构对此书多有影印,笔者在国家图书馆发现,各种版本质量参差不齐,只能参考民国时期蝴蝶装的影印本,以下相关资料均来自此影印本),笔者就此翻阅了大量资料,对绘画的场景逐一分析。
鬼谷子乘车绘画分析:鬼谷子历史上说法不一(可参见李佩今《“全国首届石泉鬼谷子文化学术研讨会”综述》,《学术月刊》2003年12期)。其形象不甚明朗,此件瓷器描绘的鬼谷子和版画上也有明显的区别。
鬼谷子头部略向前倾,双眼半睁半闭,平视前方,嘴唇微合,笔法简练,质朴严谨,栩栩如生。此形象和《鬼谷子》体现纵横家的神采一致,《鬼谷子·本经》云:“无为而求安静五脏和通六腑?"精神魂魄固守不动乃能内视反听定志虑之太虚待神往来。”其身穿袍服,镇静自若,正是所谓“古之大化者,乃与无形俱生”,真正达到了物我两忘的境界。
鬼谷子所乘坐的车为元代流行的大车,车轮较大(盖山林《蒙古族文物与考古研究》,辽宁民族出版社,1999年)。
拉车的为两只老虎,这和《乐毅图齐七国春秋后集》记载的相同,(鬼谷先生)“坐二虎车下山”、“有一人来报南上有队军约有五百兵来内中有苏代共二虎车俱来到寨门”、“其阵上有二虎车,车中有一百八十岁鬼谷”、“鬼谷和二虎车至阵前”等等。这和版画上相同,而佳士德拍卖的鬼谷子下山则为一只老虎,一只豹子。
老虎通身条形斑纹,尾巴上翘,怒目圆睁,龇牙咧嘴,前腿弓,后退蹬,一股阳刚生气跃然“瓷上”,和元代佚名画作《搜山图》中老虎基本符合(参见赵欣歌《水墨风流-元代人物画鸟》,文物出版社,2004年)。这动态的老虎,和静态的鬼谷子形成反差,衬托出鬼谷子魂魄固守的形象。
两位军士绘画分析:一前一后两位军士,身穿紧袖袍,宽下摆、折褶、有围腰,手持长枪,足蹬皮靴,这是蒙古族驰骋草原,征战尚武的反映,也可以起到保护、防寒作用。二者头戴圆形帽,帽缨上扬,前者回顾后者,表情丰富,好像在对话,刻画得惟妙惟肖。帽子的画法也和版画中的人物相同。军士的刻画有明显差异,版画上两位军士,头戴硬角璞头,身穿袍服,脚着平底鞋,手持锏式兵器,为汉人。
擎旗军士绘画分析:身穿袍服,头戴圆形帽,帽缨上扬,五官清晰,威武雄壮,双臂平肩举起,右手举旗,上书“鬼谷”二字,左手曲臂握拳。肩部为典型的元代军士“比甲”,这是元世祖的皇后察必,曾经设计出的一种衣服式样。《元史·后妃传一》“前有裳无衽,后长倍于前,亦无领袖,缀以两襻,名曰‘比甲’,以便弓马,时皆仿之。”其两襻被艺术化为圆形,束腰,稳坐马鞍之上。
胯下战马,马首昂扬向上,马尾清逸飘扬,小耳朵,鬃毛铮铮,英姿矫健,四蹄蹬踏,秀润柔美,格调高雅,刚劲有力。画马注意马身渲染和留白,以留白的形式表现马鞍、马蹄、蹄部细毛的刻画为元代的典型技法,如元代画家任仁发《二马图》(赵欣歌《水墨风流-元代人物画鸟》,文物出版社,2004年)。和版画中的战马一样,具有极强的“写实”特色。擎旗军士则为版画中所没有。
骑马文官分析:文官应是齐国大夫苏代,这在版画中可以看得很清楚。其头戴硬角璞头(参见任仁发《张果见明皇图》人物服饰,赵欣歌《水墨风流-元代人物画鸟》,文物出版社,2004年;石景山八角村金代赵励墓壁画中人物服饰,《北京文物与考古》第5辑,北京燕山出版社,2002年;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编《宣化辽墓壁画》,文物出版社,2001年),身穿圆领袍服,腰带悬在腰间,为宋朝官员服饰,三撮胡子下垂,右手紧握马缰,左手持笏。马的形态和画法与擎旗军士相同。
其他绘画分析:山石用大斧皴画就,并大面积渲染,恣意放纵,气势磅礴,高大凌峻,如吴镇《古木竹石图》(赵欣歌《水墨风流-元代人物画鸟》,文物出版社,2004年)。苍松枝干遒劲,针叶细线条勾勒,笔势曲转自如,空隙之间轻染,有滴翠之韵。四季折枝花草点缀其间,注重留白,有大有小,有疏有密,有浓有淡,相映成趣。
总之,第三组纹饰构图严谨,充实饱满,自由空阔,气势雄伟,场景恢宏,形神兼备,韵律灵动,为元青花中的上乘之作。
第四组纹饰为变形莲瓣纹中绘就杂宝,为元代典型的八大码画法,笔法圆润,清丽古艳,不再赘述。
毫无疑问,可以看出,这件瓷器取材于《乐毅图齐七国春秋后集》,但是,制作者又进行了艺术加工。就是作为《乐毅图齐七国春秋后集》本身,亦有许多不符合史实的地方,作者进行了大胆创作。这种现象早已经被学者重视:元代剧作者根据现实需要,对事实加以修改,作品中充满着浓厚的元代生活气息(参见《艺术百家》2000年第4期,李轼华《“随意上下,任笔挥洒”的元代历史剧》)。
目前公认的元代青花人物故事瓷器,大约十余件。它们为江苏省南京市博物馆的萧何月下追韩信梅瓶、广西壮族自治区横县农科所出土一件青花尉迟恭单骑救主图罐、湖南省博物馆藏蒙恬将军玉壶春梅瓶、日本出光美术馆藏昭君出塞图青花盖罐、1994年香港苏富比拍品三顾茅庐青花盖罐、伦敦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藏西厢记青花梅瓶、1985年日本大阪《元代瓷器展》图册所录的周亚夫军屯细柳营青花盖罐等等。这些器物反映的人物故事都能在元杂剧和平话中找到影子。
这些所绘的人物故事在明清以后不再多见,明清时期所绘人物大多为市井俗子、婴戏、吉祥人物、田园逸士、英杰明儒、神怪六类(参见周能《〈中国民间青花瓷〉人物图形研究》,《湖南考古辑刊》1999年)。也就是说,元代瓷器上的人物故事具有特定历史内涵(童光侠《元代景德镇青花人物故事画的情感寄托》,《景德镇陶瓷》1999年第4期;汤苏婴《人物题材图案的元青花及相关问题研究》,《南方文物》1994年第3期;于炳文《元代青花瓷器中的人物故事》,《收藏家》,2002年第10期)。
元祚百年,其阶级关系、民族政策有倾向性,但民族融合是大势所趋(另文详论),故在开国之初,忽必烈就通过幕僚集团中的郝经争取汉人地主、士大夫的支持,郝经云今日能用士,而能行中国之道,则中国之主也前来投靠者络绎不绝(郝经《与宋国两准制置使书》,《陵川集》卷37)。
这些所绘的人物故事都是蒙古为了争取汉族士大夫而做出努力的见证。该类故事基本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为求贤,如鬼谷下山、尉迟恭单骑救主、萧何月下追韩信、三顾茅庐等;一类为反映民族关系,如王昭君出塞、蒙恬将军等。
笔者就鬼谷下山反映的意蕴做一简述。鬼谷子的纵横思想学说符合春秋战国发展的历史大趋势,即由分裂走向统一。鬼谷子认为在国家分裂时期,臣下要看清历史发展的趋势,“古之善背向者,乃协四海,包诸侯,忤合之地,而化转之,然后以之求合。”(《鬼谷子·忤合篇》),还在《鬼谷子·序言》中举例说明“故伊尹五就汤,五就桀,然后合于汤。吕尚三就文王,三入殷,而不能有所明,然后合于文王,此知天命之箝,故归之不疑也”。鬼谷子的这种思想是符合蒙古统治需要的,把其所绘在瓷器上也就不足为怪了。
佳士德“鬼谷下山”的拍出,应该能够推动目前的元青花研究。元青花的研究尚处在初步阶段,原因是多方面的。出土、传世瓷器资料少、史籍记载中蒙古语甚多造成一定的研究困难(国内元史研究也是这样)等等。但是,我们可以拓宽视角,从元杂剧、平话、壁画中发现一些珍贵的资料,争夺元青花的“发言权”,改变国外“识得东风面”后,国内“万紫千红总是春”的状况;不再让一些收藏家看到元青花后有“初看再看咽声细,一抚再抚赞不停”扼腕之叹,要使国内外认识到如果元青花是“满园春色关不住”,那么就要使其“一枝红杏出墙来”。
鬼谷下山
第一组为颈部几个连续的水波纹单元。该器水波纹单元的画法为元代的典型画法,从目前的资料看,在元代以前的瓷器和以后的明清瓷器中,都没相同或类似的画法,即每个水波纹单元都由三部分构成。
第一部分为逆(顺)时针形成的向外旋的圆形圈。第二部分为连接着两部分的粗线双勾平涂的曲线,犹如雄蛇曼舞,和前两部分形成鲜明的浓淡对比,并且注意留白。第三部分为相对的同心圆弧曲线,开口向上的圆形弧线不甚明显,开口向下的圆形弧线比较明显,有的接近半圆。这就使颈部的水波纹看起来绵延不断,韵味十足,于方寸间感觉到惊滔骇浪的气势。现藏英国戴维德基金会元青花云龙纹象耳瓶上所画水波与此有异曲同工之妙(现代所仿的元青花云龙纹象耳瓶往往忽略这一点)。在大家公认的元代瓷器上,与此相同或类似的水波纹画法的还有英国大英博物馆藏青花牡丹纹双耳罐、青花孔雀牡丹纹,日本大阪东洋陶瓷美术馆藏青花莲池鱼藻纹罐、日本出光美术馆藏青花双龙扁壶(以上均见陈文平《流失海外的国宝》图录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1年)、釉里红三友图梅瓶(参见徐湖平主编《江苏博物馆藏文物精华》,南京出版社,2000年)。
第二组纹饰为缠枝牡丹,叶片有大有小,有叶脉的痕迹,多则五瓣,少则三瓣,错落有致,叶片顶部细长。叶片和花卉色泽浓郁,叶芽、枝条色泽浅淡,花繁叶密,相映成趣。
第三组为“鬼谷下山”场景。此故事来自于元代平话,而不是有些媒体所报道的取自历史故事。平话中的人物形象,就目前所能见到的资料来说,主要在元代壁画、版画和瓷器上。佳士德亚洲部顾问苏玫瑰认为此故事来自于元代至治年间建安虞氏所刻版画《乐毅图齐七国春秋后集》(其为世界孤本,藏于日本内阁文库,民国和解放初期个人和出版机构对此书多有影印,笔者在国家图书馆发现,各种版本质量参差不齐,只能参考民国时期蝴蝶装的影印本,以下相关资料均来自此影印本),笔者就此翻阅了大量资料,对绘画的场景逐一分析。
1234下一页辽在历史上不停侵犯北宋国土的原因是自己国家的贫穷,国土上没什么资源,北宋生活得好,所以辽多次进犯北宋。北宋重要的北方窑口定窑,在定州这个地方,曾在宋跟辽的拉锯战中五易其手。辽人看到雪白的白瓷,垂涎三尺。定窑是当时非常重要的商品。天显三年(928),辽兵又一次攻下定州,在那儿待了八个多月,很长的时间。八个月的时间足以把这个地方的经济以及生产情况了解透彻。辽国当时急需这些人才,就是把这些人才带走了。所以辽代出了一种非常重要的瓷器叫“辽白瓷”,非常白,与定窑白瓷非常像,不是专业人员,几乎不能区分。
辽代瓷器的产生,跟当时辽和北宋之间订立澶渊之盟有关系。公元1004年,即景德元年,这一年签订的澶渊之盟,辽国得了便宜,坐享岁贡,每年宋朝政府该给多少钱就给多少钱,该给多少东西就给多少东西。这个大的政治前提的出现,为中国瓷器奠定了一个非常好的生产基础,辽代的瓷器也得以发展。今天能够发掘出来的辽代的瓷窑大约有七座,离北京最近的一座就在北京门头沟。
辽代瓷器中有三彩器。宋代也有三彩,受唐三彩影响。辽三彩跟宋三彩之间,可能相互都有影响。辽代瓷器中还有一种很特殊的瓷器,方盘,方形的盘子。瓷器一般都是圆的,上转盘一拉就圆了,方的反而不好做。辽瓷做成方的因为是辽在历史上都是用木头盘,木头做成圆的麻烦,做成方的简单。所以当用陶瓷做的时候,还是沿袭旧制,也做成方的了。
瓷器的使用在唐代更为普及,唐代制瓷业出现了空前繁荣的局面,瓷器烧制技术迅速发展。制瓷的茶具、餐具、酒具、文具、玩具、乐器以及实用的瓶、壶、罐等各种器皿,几乎无所不备。在唐代不少地方形成了不同风格的瓷窑体系。《陶录》称“陶至唐而盛,始有窑名。”这时各地制瓷中心有了窑名,反映出唐代瓷业的兴盛和不同的艺术特色。
唐代青瓷以越窑和长沙窑最为著名。唐代早期越窑瓷器胎体呈淡灰色,紧密细致,釉汁很薄,均匀缜密,温润似玉,青绿色,有的略闪黄。器型还有隋代的风格,立型器多瘦高,碗都大口浅腹,口、腹垂直,下腹斜折内敛,平底。唐中晚期的越窑瓷,胎体比以前更致密,灰白色,釉面均匀光润,有鳝鱼黄、淡青和青绿等色,通体施满釉。这时的碗、盘多撇口,底足宽矮,像玉璧,中间小圆内凹中施釉。底足有三、五、七个不等的方形或条形支钉痕。晚唐时出现了荷叶式或花口式盘和碗,瓷器装饰以光素为主,也有划、刻、堆贴和镂空纹饰的,以划花为多,常见纹饰是花鸟、山水和人物等。
长沙窑主要生产一些生活及文房用品,此外还有玩具、瓷佣等,种类很多。长沙窑瓷胎细密坚致,磁化程度较高,胎色有灰白、灰黄、灰青、灰红及肉红;釉面润泽,以青色为主,也有蓝、绿、酱、褐、黄等颜色。装饰品种极为丰富,有釉下彩斑、釉下彩绘、印花、贴花、贴花彩斑、刻划、雕刻、镂空等。
随着制陶工具的逐步改善、工艺水平的不断提高以及对制陶原料的深入了解,人们渐渐烧制出一些初步达到瓷器标准,但在一些方面又不够完善的器物,这就是原始青瓷。
商周时期是从陶器过度到瓷器的渐进阶段,也是原始青瓷的发生发展阶段。当时有一部分陶器用高岭土做胎体的原料,这一方面提高了烧成温度,使胎质坚致、不渗水;另一方面也使胎体的颜色由深变浅,提高了洁白度。器表施一层用草木灰和瓷石配合而成的高温釉,经过1200℃以上高温烧制后,台釉结合在一起,使器物具备了瓷器的条件。但当时制作工艺水平低下,胎中还是有一定量的铁成分,在略低的温度中烧结,颜色较深,透光性较差。因工艺不稳定,铁含量和烧成气氛不能自如控制,釉色也不好掌握,所以具有一定的原始性。
商周到西汉这一时期的原始青瓷所涂的釉是用石灰加粘土配置而成的,在氧化气氛中烧成,由于含铁元素,所以呈青绿、黄绿、灰绿、褐绿等颜色。器表多拍印米字纹、方格纹、麻布纹、圆圈纹、曲折纹、叶脉纹、篦纹、水波纹、云雷纹等纹饰。主要器型有:尊、豆、盂、罐、盖罐、提梁壶、鼎、瓮、簋、罍、杯、钵等,绝大部分器型仿当时的青铜器而制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