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宋代沥彩壶图
2-2壶底部
在四川盆地中南部的重庆荣昌县，有一个小镇因制陶业发达而闻名于世，它就是安富镇，清代以前叫磁窑里。安富镇的陶瓷业自宋代以来就很发达，从安富镇往东3公里处的垭口村，就有重庆涂山窑系成员之一的刘家拱桥宋代瓷窑遗址，这里宋代制作的黑釉瓷盏修胎精细，釉面乌黑光亮，纹脉丝丝如蝉翅，足部多有深色护胎釉，盏腹较深，口沿内部有唇边，是社会上层用的斗茶佳器(图1)。2005年重庆文物考古部门对刘家拱桥宋代瓷窑遗址进行了试掘，出土大量宋、元陶瓷，同时在安富陶瓷厂一带发现明、清龙窑6处，阶梯窑、平窑遗址18处。从宋初到近现代，安富镇的窑火千年不熄。特别是明、清、民国乃至近现代，这里生产了许多绚丽多姿的釉陶和素烧陶制品，其中有许多令人振奋的精品，安富镇是我国民间工艺美术陶器的著名产区之一。因此，重庆荣昌跟江苏宜兴和广东石湾一起被誉为我国三大陶都。荣昌安富镇陶器(简称安陶)又跟江苏宜兴、云南建水、广西钦州陶器一起被称为我国四大名陶。
荣昌陶器制品种类很多，有民间生活常用的坛、罐、缸、盆、钵、瓶等，也有茶、酒文化不可缺少的壶、杯、盏等，还有文房用的笔洗、水盂、砚滴、笔架、高足灯等，更有民俗文化中常出现的炉、动物造型、鸟食罐等，此外还有建筑装饰构件等。有的大缸即可养鱼，又可消防，还可作为工业用容器。总起来看，荣昌陶器制品有粗细两大类，细者小巧典雅，粗者雄浑大气，都具浓厚的地方特色。装饰方法有：素面刻花或诗文；红胎饰浅色化妆土或用白泥制作花纹，花纹有刻花、点画花、剪纸贴花、雕填和粑花(即模印贴花)、沥花等；把红胎或白胎器物做成单色、多色或彩绘釉陶，其釉色及彩色有朱砂、西绿、红丹、乳白、月白、紫、黄、黑、电光砂金、条纹黑釉、各色钧釉及窑变釉等多达一百多种，真可谓百花吐艳。荣昌陶窑炉温约900―1200℃，常用烧成温度为1100―1180℃。因此，荣昌陶器具有陶和瓷的双重性。
荣昌陶器如此绚丽多姿，除了多年的技艺积累外，还得益于丰富的优质资源，根据当地的资料，安富镇境内的陶土矿带长15公里，宽2.5至4.5公里，平均厚度1.2米，陶土总储量约为8000万吨。泥色为红色和白色。其中白泥含二氧化硅74.6%，三氧化二铝12.15%，三氧化二铁1.2%，氧化钙1.43%，氧化镁0.85%；红泥含二氧化硅61.73%，三氧化二铝17.69%，三氧化二铁7.44%，氧化钙0.57%，氧化镁0.64%。泥料质地细腻，可塑性好，含水率、烧失率低，烧结范围较宽，可以单一原料制作成型，是极佳制陶原料，而且埋藏浅，地层稳定，极易开采。其中红色陶泥的主要化学成分跟江苏宜兴紫砂陶泥几乎一样，宜兴紫砂陶泥的主要成分为：二氧化硅51.91―64.45%，三氧化二铝17.85―24.12%，三氧化二铁2.58―9.42%，氧化钙0.22―0.71%，氧化镁0.12―0.86%，烧失量5.50―11.33﹪。也许正因为如此，收藏界有时称荣昌细陶为紫砂。
荣昌安陶源远流长，一直延续到现代，在民间工艺美术陶器方面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2010年初，安陶工艺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
扩展阅读
明清时期泉州陶瓷历史文化
明、清时期，封建王朝实行海禁、迁界，泉州港处于衰落时期，但由于手工业和商业资本有了萌芽，私商仍然活跃于海上，加上泉州经历唐、宋、元海外交通的繁荣，陶瓷盛名久为外人仰慕，行销势头不可抑止，因此泉州的制瓷技术仍有新的提高，产品仍然大量输出，促进泉州陶瓷业向新的高度发展。
明初（1368—1398年），晋江人吴复在江苏溧阳当县令，告老还乡时，请来宜兴陶师罗明，到晋江磁灶传授制陶技术，并和磁灶原有的技艺揉合起来，研制坩、钵、缸、瓮等大件陶制品，获得成功，以后一直成为磁灶陶器特有的优良产品。
明代，德化窑炉砌建技术有新的创造，在全国首先出现装烧容量大、节省燃料、易于控制烧成火焰的半倒式的阶级窑。
明末，蛋式窑在德化诞生。蛋式窑又称阶级窑、德化窑。阶级窑窑体高大，由4—5级组成，每级之间有隔墙，下放通火孔，窑室顶部作圆拱形。外形如蛋壳，每室均开窑门。燃料全用松柴。一座四间的蛋式窑，每次可装430担瓷器，用8个熟练工人装七天，烧68小时，耗松柴约2.85万斤（14.25吨）。
日本人铃木已代著的《窑炉》一书指出：“阶级窑在德化最早发现，同时也最著名。日本的窑是深受德化的影响而设计，所以日本人把福建德化窑估计为串窑的始祖。”
阶级窑的出现，使德化创于宋、元的建白瓷技术趋于成熟。建白瓷瓷色白中闪黄，犹如凝脂，宛如象牙。且因烧成温度、气氛、保温条件的不同，可得纯白如乳、白中闪红等多种瓷色。国内外根据其不同瓷质釉色，分别赋予象牙白、猪油白、乳油白、珍珠白、天鹅绒白、虾须白等雅称。其瓷质纯洁细腻致密，釉色优美柔和，坯釉结合紧密，半透明度高，在灯光背景下，更见雅致。整体腻滑若脂、温润似玉、莹明如镜、凝重淡雅，享有“国际瓷坛明珠”殊誉，成为中国白瓷的代表，欧美称为“中国白”（BLANGDECHINE）。1997年在法国打捞出来的一艘明代中国商船，从沉船中挖掘整理出1000多件明代德化象牙白瓷器，有茶壶、碗碟以及观音、弥勒佛等，现存巴黎博物馆开设专馆展示。清朝中叶，建白瓷烧制技术失传，一直到现代才又恢复。
装饰上，明代开始有贴花、堆花工艺，均属白瓷本色装饰。
明·正德年间（1506—1521年），用钴蓝手彩的釉下青花瓷进入装饰领域，成为德化窑一大地方特色。正德青花蓝中带黑，多作花草，绘法古朴。
德化瓷雕源于佛、道宗教的神仙佛像，始于宋，北宋即有篾划剖花技术；盛于元，至明代形成独特风格而誉满天下。明·嘉靖、万历间，德化瓷雕艺术出现了以何朝宗（1522-1600年，参见泉州历史网qzhnet.dnscn.cn《泉州人名录·何朝宗》）为代表的高峰。他的瓷塑作品，被誉为“东方艺术精品”。他吸收泥塑、木雕和石刻造像的各种技法，结合瓷土特性，博取各家之长，形成独具一格的“何派”艺术，胎釉材料以质地美取胜，美如脂玉，质感强。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其雕塑“盘膝观音”、“达摩”，泉州市文管会收藏其“渡海观音”，均列为国家一级文物珍品。国外发现的“坐式观音”，和民国时代由莆田县流落日本的2尊瓷观音、1尊达摩，被美国掠走的伏虎祖师，以及保留在莆田县民间3尊瓷观音和文昌帝君像，均为上乘珍品。
彩瓷、烤花，一直沿用砖瓦结构、同木炭为燃料的小炉。
至清代，德化釉下青花大量发展，达到全盛。清代青花蓝中泛青，描绘精细，浓淡分明，题材广泛。进入民国，青花色调浅淡，画法简朴，多作花鸟山水，或兰竹花草，画技逊于前代。
自清代始，德化自制多色的釉上彩绘颜料，所绘古彩瓷，画工精细，色彩考究。清末，手工彩绘成为主要装饰方法。民国间，釉下青花渐被釉上新彩所取代。但手工彩绘技术难于掌握，花样规格不一，工效较低，无法使用大批量生产的需要。
明清时期，许多华侨出国，泉州沿海一带的陶瓷工匠也出国谋生，他们不仅带去当地生产的陶瓷器，而且把陶瓷制作技术传播到侨居国。晋江磁灶吴姓工匠，于西班牙占领菲律宾以前，在菲律宾南怡罗戈省美岸社传授制造一种叫“文奈”的中国瓮。据说现在美岸制造的“文奈”还具有明代瓷器工艺的影响。直至清末和解放前，还有许多磁灶工匠到菲律宾、新加坡等地经营陶瓷业。磁灶工匠为中菲两国科技文化交流作出了贡献。
德化窑的乳白釉瓷器流传至欧洲时，欧洲瓷业正处于萌芽时期，工艺技术较多地师从了德化白瓷的风范。1673年（清·康熙十二年），法国人波特拉特在鲁昂设立瓷厂，是为法国瓷厂的先驱。法王给了他特许证说：（赋予）制造像中国瓷器盘、碗、壶、瓶等专利权。法国的圣科得和钱蒂蕾工厂、丹麦的哥本哈根皇家瓷器工厂，也都吸收了德化的工艺技术。
据解放后考古调查，晋江地区所属10县（市），发现明、清古窑址284处，占全部古窑址440处的60.5%。其中南安境内4处、安溪119处。
从明、清古窑址分布来看，山区的安溪、德化占80%，沿海的晋江、南安仅占20%。这是因为宋、元时泉州海外贸易十分繁盛，为适应瓷器大量外销的需要，沿海的窑场普遍兴起。明、清以降，泉州海外交通衰落，瓷器外销受到打击，加以沿海地区的瓷土、燃料来源不足，成本高，而山区有些地方瓷土丰富，林木燃料充足，特别是德化县的浔中、三班、盖德等地，瓷业都持续发展。字串9
德化陶瓷的烧制技术，既保留历代科技成就，在明、清时期又有所创新和发展。其工艺精湛、质地优良、风格独特，驰名中外，曾与江西景德镇、湖南灃陵并列“中国三大瓷都”。
明清时代的“中国制造”
耶稣受洗，康熙人物茶杯，1720-1730年，直径23.8cm。
雍正粉彩描金纹章瓷盘，Grimaldi家族，1735年，直径23cm。
广州口岸风景图，雍正山水大盘，1735年，直径40.64cm。
乾隆粉彩花卉汤盘，1740年，直径47cm。该设计是欧洲陶彩的一种形式，春暖花开，蝴蝶飞舞。
《中国名片明清外销瓷探源与收藏》
中国处于社会转型期，怎么把中国传统的东西和西方的东西掺和一下，搞出点新玩意儿，一直是我想研究的东西，我喜欢朗士宁的国画，西方探险家画的中国题材版画，中国画家画的西洋景，还有动画片《功夫熊猫》。所以看到这本《中国名片明清外销瓷探源与收藏》，立刻当个宝捧了起来。
这本书的作者余春明是个旅美画家，在一次偶然的机会开始收藏明清外销瓷，他写的《中国名片》内容详实，思路清晰，并配有大量珍贵的插图。
这本书讲述的故事很像中国当代史的“前传”。我们看到，从汉朝开始，就有一些勇于冒险的西方人和精明的中国人搭在一起，把中国人发明的瓷器销往西方。从明代开始，广州作为少有的对外口岸之一，出现了极具时代色彩的开放特区“十三行”。也就是在这时候，中国人就开始拿着西方人的订货单，找中国的作坊制作瓷器，销往西方，说是什么“文明交流”，其实和现在东莞、义乌做的事区别不大。在《中国名片》中，我再一次领略到了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威力。中国匠人不但能无压力地处理各种西方绘画题材，而且还把西方人发明的“粉彩”技术用得有模有样。
在这本书里，可以看到很多东西方文明的碰撞。西方的天使长得像中国大胖娃娃（图043），希腊式的庙宇里冒出来两个中国仕女（图058），康熙年间的瓷塑圣母完全就是观音嘛，中国的和尚画成了大鼻子外国人（图143）……
看《中国名片》，让我一直困惑的一个问题多少有了点头绪。中国的视觉艺术在技术上并不突出，写实绘画难以表现事物真实结构，流于装饰；而装饰艺术又上升不到几何学的高度，囿于写实。我们推崇的元明青花瓷就是这些半半拉拉的写实和装饰的杂合物，但它独特的美却是无法否定的。为什么？《中国名片》中杂陈的东西方风格让我看到了线索。中国的艺术家虽然在具体形象上是二三流选手，但对画面空间的处理往往是一流大师。中国瓷器靠大量留白来达到出色的画面效果，而这个留白是多年经验的积淀，洋人一时也学不来。书中的图171中，展示了美国国家公园纹章瓷盘的原稿和中国匠人制出的成品，中国的成品大量留白，确实比填满底色的原稿好看。
反观现在的某些“大师”的某某“印象”之类的作品，就是生吞活剥地把原本就二三流的中国视觉符号放大扔在观众面前，失去了它赖以生存的画面空间，除了丑就是土。作为最早的东西方绘画艺术碰撞的成果，外销瓷就像一面镜子，为我们照出了传统艺术与西洋艺术各自的优劣特长。外销瓷又像一张早期“中国制造”的对外名片。不过却不像现在的“中国制造”，包涵着那么多复杂的意味。
明清时期景德镇官窑瓷器流传西藏考略
明宣德青花藏文僧帽壶
明宣德缠枝莲托八宝纹高足碗
明成化青花缠枝花纹碗
清乾隆粉地粉彩八宝纹贲巴壶
陈克伦
公元7世纪，松赞干布迎娶文成公主、吐蕃王朝与唐王朝“和亲”，此后西藏高原与中原地区之间的经济、文化联系就没有间断。公元13世纪，西藏正式归入中国元朝版图，从此以后，中国历代中央王朝对西藏地方一直有效地行使着主权。与此同时，随着汉藏交往频繁，双方在文化方面的影响和交融也愈加显著。在西藏，至今仍收藏着一些与历代中央王朝有关的文物，这些文物一方面以实物证明了西藏自元朝以来，就始终置于中国中央政府治理之下的历史事实；另一方面，文物本身也反映了西藏文化与中原文化的相互交融。本文仅就西藏博物馆收藏的明确时期景德镇官窑瓷器的来源试加考证和分析。
由于交通的阻隔，流传在西藏的明清官窑瓷器长期为人们所忽视。自从《萨迦寺》（文物出版社1985年7月版）一书披露萨迦寺收藏有2件全世界仅存的明宣德青花五彩莲池鸳鸯纹瓷器后，西藏的官窑瓷器收藏才引起大家的重视。笔者曾四度进藏，对于明确官窑瓷器在西藏的流传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西藏博物馆所收藏的明清官窑瓷器是其中的精品。
明代中央政府
对西藏地方的赏赐
洪武时期
景德镇自元代起逐步成为中国瓷业最重要的产地。但是元末明初的战争，使得景德镇所在的江西鄱阳湖地区备受兵燹之灾，景德镇制瓷业基本上被破坏殆尽。因此，洪武年间景德镇制瓷业尚处在恢复之中，生产的瓷器数量有限（详见拙作“明初景德镇瓷业初步研究”，载《上海博物馆集刊》第7辑，上海书画出版社1996年9月），能传世至今者就更为罕见了。
明朝建立伊始，中央政府即继承元朝在西藏的统治。洪武二年（1369），朝廷首次派遣管理赴藏“持诏谕吐蕃”（《明实录·太祖实录》卷42），告知中央政府的更迭，藏区先后归附。至洪武六年（1373）二月，明朝政府建立朵甘（今甘、青、川三省藏族地区）、乌思藏卫指挥司，完成了对西藏和其他藏族地区的政权设置。在这期间和以后，中央政府和西藏地方的往来一直没有间断。据不完全统计，洪武一朝35年中，中央王朝和西藏地方的官员、使者往来见于记载的就有46次（据《明史》、《明实录·太祖实录》等史料统计）。据记载，在双方频繁的往来中，朝廷对西藏的赏赐除了与封任有关的官印、诏书、牌符之外，主要是钱物、钞锭、白金、白银、彩币以及各种纺织品、衣物、靴帽、茶叶等。
自唐代起，中国瓷器就举世瞩目，成为贸易的重要产品之一。虽然明洪武时期景德镇瓷器生产尚在恢复之中，但元代以来的制瓷传统和基础尚存，瓷器制作工艺在全国独树一帜。鉴于中国的制瓷传统，洪武九年起“自是赐予……多用瓷器铁釜”（《明实录·太祖实录》卷105），因此朝廷有向臣服于明王朝的邻国和属下赏赐瓷器的作法。如洪武十六年（1383）八月，朝廷“遣使赐占城（今越南中南部）、暹罗（今泰国）、真腊（今柬埔寨）国王织金文绮各三十二匹，瓷器一万九千事”（《明实录·太祖实录》卷156），数量不可谓不多。文献中虽然未见有关向西藏赏赐瓷器的记载，但通过双方的使者将瓷器带往西藏则是十分自然的。
西藏博物馆展出的一件景德镇窑釉里红缠枝牡丹纹执壶，是洪武釉里红瓷器的典型代表。该壶呈玉壶春样式，长流、曲柄，口上有宝珠纽盖，盖与柄以银链相连。整器满绘釉里红花纹，盖上饰以覆莲瓣和蔓草边饰，器物自口部至足部依次为蕉叶、蔓草、缠枝菊花、如意云肩、缠枝牡丹、仰莲瓣和蔓草边饰等花纹；长流与曲柄均饰以缠枝灵芝。洪武时期，虽然釉里红瓷器得到较大发展（详见拙作“明洪武朝景德镇瓷器研究”，载吴浩坤、陈克伦主编《文博研究丛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3月），但如这件执壶这般完好，且器盖、银链均完整保存的也是存世所仅见，因此十分珍贵。这件瓷器在西藏发现，反映了明初中央政府对西藏事务的重视。从这件执壶的保存情况来看，基本上可以排除后世传入西藏的可能性。
永乐、宣德时期
明成祖即位以后，为强化对西藏的统治，十分重视加强与西藏上层僧俗的联系。永乐四年（1406）及以后六七年间，明朝中央在西藏地区册封了4个地方政教首领为王，其中阐化、阐教二王在前藏，辅教王在后藏，护教王在今昌都地区。与此同时，明成祖还先后分封藏传佛教噶玛噶举派活佛哈立麻（即却贝桑波）为“大宝法王”（《明实录·太祖实录》卷65），萨迦派活佛昆泽思巴为“大乘法王”（《明实录·太祖实录》卷140），并遣使召请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大师进京（由释迦也失代表宗喀巴前往）（《明实录·太祖实录》卷159）。通过这些提高政教首领和教派领袖权势和地位的措施，以加强中央王朝对西藏地方的统辖。
明成祖笃信佛法，十分崇敬藏传佛教。在即位之初，就遣使带着厚礼“往乌思藏征尚师哈立麻”，请他来为“……皇考太皇帝……皇妣高皇……修成解脱议轨”（详见西藏档案馆藏“永乐元年二月十八日邀请哈立麻诏”）。哈立麻抵京后，在其驻地灵谷寺内建普度大斋，大修佛事，为明太祖及皇后荐福。又受命去五台山建大斋，为成祖刚故去的皇后荐福（《明实录·太祖实录》卷69）。
鉴于明成祖重视西藏地方事务并笃信藏传佛教，因此他历年对乌思藏的颁赠也十分慷慨、丰厚。查阅文献中有关永乐年间明成祖对乌思藏的颁赠礼单，其中有瓷器的主要有以下几次：
1.永乐六年（1408）正月初一，成祖赏赐大宝法王的礼物中有“……白瓷八吉祥茶瓶三个，银索全；白瓷茶钟九个，红油斜皮骰手全，五龙五个，双龙四个……”。（详见西藏档案馆藏“致如来大宝法王书及赏单”。）
2.永乐六年，明朝中央派遣使者赴藏延请格鲁派创始者宗喀巴大师进京时，曾携带许多礼物，其中有“瓷杯一对”。《宗喀巴复明成祖书》，载《西藏地方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史料选辑），西藏人民出版社，拉萨，1986年版134页。
3.永乐十一年（1413），大乘法王为成祖“传授灌顶和经咒加持、教戒、随许等诸多佛法，……此后皇帝……还赐给了供器……茶器……等物品……不计其数”。明钦阿夏美著《萨迦世系史》（陈庆英译），西藏人民出版社，拉萨，1989年版238页。
从上述“茶瓶”、“茶钟”的记载看，这里的所谓“茶器”很可能是瓷器。
记载中所提到的瓷器大都可以在西藏文物中得到印证。“白磁八吉祥花瓶”有“银索”，说明有盖，有盖而用于盛茶的瓶，应该就是指西藏传世较多的白釉刻花僧帽壶。僧帽壶原是流行于藏区的一种盛放酥油茶或青稞酒的金属器具。景德镇窑自元代开始制作瓷质的僧帽壶，这应是为赏赐而专门生产的。西藏博物馆收藏的永乐白釉刻花缠枝莲纹带盖僧帽壶应该就是当时永乐皇帝赏赐大宝法王的礼物。
“白瓷茶钟”应是茶具，其外表饰有龙纹，与西藏博物馆收藏的“永乐白釉刻花龙纹高足碗”一致。一些器物还有原配的外套，这在西藏文物中并不是个别现象。
西藏博物馆收藏的永乐青花开光莲花纹执壶，器身的主题花纹是缠枝蕃莲，腹部有如意形开光，肩部为一周缠枝忍冬，口沿下饰有牡丹。缠枝蕃莲作为莲花的图案式花纹，在景德镇瓷器上进行装饰始于元代青花。而在13世纪或以前的西藏唐卡上，缠枝蕃莲经常作为边饰出现。蕃莲在瓷器装饰上流行的原因除了它有较强的装饰效果之外，其宗教因素不可忽视。莲花座佛教中的特殊意味以及蕃莲图案在藏传佛教中的普遍使用，说明它在景德镇官窑瓷器上的出现乃至流行，是西藏文化对中原文化的影响和融合的结果。
1426年宣宗即位以后，也推行积极的西藏政策。宣德九年（1434）年六月册封释迦也失为“大慈法王”。与此同时，政府还大力推进西藏地方的朝贡。朝贡的物品主要是当地的土特产，而朝廷给予的赏赐则甚为丰厚，其价值往往是贡品的数倍乃至百倍。朝廷的赏赐以各种丝织品、衣服、茶叶以及黄金、白银、钞、币为主，也有瓷器。
宣德年间的文献中不见明确对西藏赏赐瓷器的记载，但是在流传于西藏地区的宣德官窑瓷中不难发现，一些器物是为赏赐给西藏地区而专门生产的。著名的如萨迦寺收藏的明宣德青花五彩莲池鸳鸯纹碗和高足碗，其口沿内侧均有一周藏文吉祥经。西藏博物馆收藏的宣德瓷器中也有以藏文为装饰的，如青花莲托八宝纹藏文僧帽壶、青花莲托八宝纹藏文高足碗、青花藏文高足碗等等。藏文的内容也以吉祥经为主，而且僧帽壶、高足碗都是西藏地区的传统造型，八宝也是藏传佛教的纹饰，因此它们应该都是朝廷命景德镇御器厂专门为赏赐西藏而生产的。
正统——万历时期
明宣德之后，关于中央王朝和西藏地方交往的记录屡见于各类历史文献，据不完全统计，自正统朝到天顺朝的29年（1436-1464）中，仅见于《明实录》记载的西藏遣使朝贡以及朝廷赏赐就有63次之多，人数从“正统间番僧入贡不过三四十人”发展到“天顺间遂至二三千人”。以至于成化元年，宪宗“敕谕阐化王曰：……今后仍照洪武旧例，三年一贡，自成化三年为始。所遣之人……不许过多”（《明实录·宪宗实录》卷2）。纵览正统以后的明代文献，基本不见中央王朝赏赐瓷器的明确记载。但是自永乐、宣德以后，中央对于西藏的赏赐的品种已经逐步形成惯例，文献上也是永乐、宣德记载较详，而正统以后记载比较简略，通常以“赐宴并钞币等物如例”加以省略。
西藏地区收藏的明代官窑瓷器中，不见正统、景泰、天顺朝的产品，这与当时由于政局动荡，景德镇御器厂的官窑瓷器生产基本处于停滞状态有关，内地也基本不见三朝的官窑瓷器。
成化、弘治年间，朝廷几番下令景德镇减烧或停烧御用瓷器，因此，这个时期的官窑瓷器流传至今者稀少，但质量很高。西藏博物馆收藏的成化青花缠枝花卉纹碗，不但胎、釉极为精美，而且器物里外都有花纹装饰，是成化官窑青花中的绝佳品。
正德、嘉靖、万历时期，是景德镇御器厂生产比较繁荣之时，因此流传至西藏地区的数量也比以前要多。西周博物馆收藏的这一时期的官窑瓷器，基本上反映了当时的情况。
清代中央政府
对西藏地方的赏赐
入清以后，清王朝与西藏地方的关系以及对西藏地方的治理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清政府通过支持黄教，对达赖、班禅等宗教上层人士的册封以及“金瓶掣签”制度的建立，将西藏的宗教事务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通过在西藏设立驻藏大臣衙门，使西藏政务由中央王朝派人直接管理。清代初年，为了西藏的安定，清王朝曾多次出兵西藏，清除了不安定因素，反对外来侵略。可以说，清王朝对西藏地区二百多年的统治是有史以来最有效、最彻底和最完全的。
自顺治朝以降，清王朝历代皇帝都十分重视西藏事务，而且均笃信黄教，中央王朝与西藏地方的交往十分频繁。有清一代近三百年，清王朝共册封了五世至十三世等9位达赖喇嘛和五世至九世等5位班禅。其中五世达赖、六世班禅和十三世达赖受中央王朝的邀请，先后于顺治九年（1652）、乾隆四十五年（1780）和光绪三十四年（1908）到达北京和承德。特别是乾隆四十五年为准备六世班禅的承德之行，朝廷在承德避暑山庄仿日喀则扎什伦布寺的建筑形式建造了热河扎什伦布寺（须弥福寿之庙），作为班禅大师的驻锡之地。同时在香山静宜园（皇家园林）建宗镜大昭寺，修整安定门外西黄寺（顺治时曾作为五世达赖喇嘛的驻地），以便六世班禅来京冬夏时节分住。对于西藏之重视由此可见一斑。
清王朝对于西藏的赏赐，在文献中多有记载，其中最常见的为金银器、玛瑙、雕辔、各种兽皮、茶叶等等。乾隆四十五年（1780）六世班禅赴承德朝觐时，朝廷对班禅的赏赐中包括瓷器的部分罗列如下：
1.乾隆四十五年（1780）正月初四，六世班禅赴京途中暂歇青海塔尔寺，乾隆遣使“赐尔……珐琅玻璃瓷器六对，瓷瓶一只……又施恩赏（随员商卓特巴）……珐琅玻璃瓷器二对……”。（“敕谕班禅同庆元旦赏赐礼物”，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满文班禅明发档。）
2.乾隆四十五年（1780）七月二十一，乾隆皇帝在承德首次会见班禅时赏赐班禅“……金座磁把碗一件……瓷碗十件、瓷盘十件、瓷瓶十件……（商卓特巴等人）每人……瓷碗四件……瓷盘四件……”（“乾隆帝首次于依清旷殿会见班禅赏单”，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满文班禅档。）
3.乾隆四十五年（1780）七月二十四日，初次筵宴。给班禅额尔德尼之徒弟十五人的赏品中均有“瓷器四件”。另外，“八月初七日，班禅额尔德尼之徒弟仲巴呼图克图第十五人进丹书克”，乾隆帝赏给他们礼品中也各有“瓷器四件”。（“乾隆帝初宴班禅及其徒弟并赏单”，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满文班禅档。）
将官窑瓷器作为给西藏的最高赏赐之一，这是明代以来的传统。但是清代的情况与明代有所不同：一方面，我们从清代官窑瓷器中常见诸如“贲巴瓶”、“多穆壶”、“僧帽壶”、“酥油灯”等具有西藏特点的器物中不难看出清王朝对于黄教的信仰以及渗透到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因为这些具有西藏地方特色的器物不再如明代那样专门用来赏赐，而大部分是供朝廷御用；另一方面，随着与内地的往来日益频繁，一些内地的日用瓷器也逐渐适用于西藏地区，我们从流传在西藏地区的明清官窑瓷器中清代品种远远丰富于明代而得到证明。西藏博物馆收藏的清代官窑瓷器质量优良、品种多样，既有多穆壶、酥油灯等西藏传统器形，更多的则是内地式样的日用瓷和陈设瓷，这也反映了清代中央王朝与西藏地方文化的交往和密不可分的历史。
明清时期民窑青花瓷制瓷业发展阶段划分
在中国古代陶瓷史中，民窑是性对于官窑而言的，凡属非官府经营的，进行商品性生产的窑厂都是民窑。陶瓷器均诞生于民窑，民窑的历史远比官窑早得多。民窑历来是陶瓷生产的主体，在产量上，民窑也远比官窑大的多。历史上的所谓的官窑，无一不是吸收了民窑在材料、工艺、技术、设备、产品等方面的丰富经验和杰出人才而建立起来的。
青花瓷是一种高温釉下钴青料彩绘瓷，是中国古陶瓷最优秀的品种之一。它的考古发现可以一直追溯到唐代，青花瓷自唐代出现，经过宋代的延续，至元代才真正烧制成功。由于它在艺术效果和使用价值等方面的诸多独到的优良品质，到明代，青花瓷已成为我国瓷器生产的主流。
通过对国内外传世品级出土标本的考察分析，可以粗略的将明代民窑青花瓷制瓷业分为三个时期。
首先是明代前期，也就是自洪武、经建文、永乐、洪熙、宣德、正统、景泰至天顺，为明代民窑恢复和发展的阶段。
其次是明代中后期，也就是自成化，经弘治、正德、嘉靖、隆庆，至万历中期，为明代民窑日趋兴盛，进而出现“官民竞市”的阶段。明中后期，除了一些特意为贫苦百姓生产的青花粗瓷外，一大批高档民窑青花瓷器，不论是在胎釉制作的精细，还是在花纹装饰的精美上，都已达到与官窑相似的水平。
第三是明代晚期，也就是自万历中期，经泰昌、天启至崇祯，为民窑胜于官窑时期。
这是大批民窑从事着竞争性的商品生产，这种竞争，在一定意义上促进了景德镇瓷业生产的发展，也促进了商业的繁荣。此间，景德镇民窑青花制瓷业分布密集，生产活跃，万历年间“镇上佣工”已“每日不下数万人”。其规模之大，生产之盛是可以想见的。
这时期的民窑青花瓷除供应国内市场外，还大量销往国外，欧洲、东南亚、非洲对中国瓷器的需求方兴未艾，青花瓷外销量大增，在御厂几陷停顿的状况下，民间青花制瓷业得到迅速发展。这样，景德镇民窑制瓷业不仅在生产那规模、产品数量，而且在工艺技术及艺术成就等方面都超过了官窑。
这时一方面延续着嘉靖万历的传统，有的盘、碗甚至更轻更薄。另一方面也出现了一些纹饰主题突出，青花发色艳丽，虽仍用硬笔单线平涂，但线条更精细，刻画更精致，分水渲染，有浓有淡，且胎净釉润的新产品，正式这些作品开创了ihou清代青花瓷的新风格。应该说，崇祯时期的这一类民窑青花瓷精品，与永宣、成化官窑相比也是毫不逊色的。
清代民窑青花瓷可以简单的氛围前后两期。
清代前期，也就是自顺治。经康熙、雍正，至乾隆，这是民窑青花瓷终于登上中国青花瓷顶峰的时期。清初，清廷废除了明代官窑的匠役制和官办官烧的制度，采用了“官搭民烧”的制度，清代的官窑瓷器，多为民窑所出，因此清代青花瓷的成就也主要表现在民窑青花瓷。清初民窑拜托了明廷对民窑的种种限制性禁令，发展潜力得以释放出来，乾隆年间，“官民竞市”的局面更为突出，它们相互影响，相互推动，促成了景德镇民窑瓷业和民窑经济的高度发达。
清代前期的民窑青花瓷在各方面都达到了历史上的最高峰。其中尤以康熙名窑青花瓷最为突出，如在器型上，大器迭出，新器迭出。在拉坯、成型、修胎方面，无不超越前朝，各种器型不论新老，在各部比例，曲线变化，胎体厚薄，器足形制等诸方面都堪称经典。清代前期民窑青花瓷色调明艳净丽，加之青料研磨极细，画法精纯挺秀，分色技法成熟，浓淡层次丰富，笔下人物、山水、动物、花卉，无不神态生动，意趣万端。
清代后期，也就是自嘉庆，经道光、咸丰、同治、光绪，至宣统，是民窑青花瓷由停滞而趋向衰落的时期。乾隆后期，封建专制的腐朽性日益显露，社会矛盾日益加剧，在民窑瓷业中，厂主与窑工的矛盾逐渐尖锐，中古够的瓷业已难以维持以往的繁荣。此时正值西方进行产业革命，世界资本主义处于上升阶段，欧洲人字18世纪制成真正的硬质瓷后，至19世纪，工业技术的进步已使欧洲的陶瓷生产逐步由机器生产代替了手工生产。手工业生产的中国瓷器为了与机器生产抗争，不得不降低成本，为此不幸走上了粗制滥造之途，其结果恰恰又给了样瓷倾销以可乘之机，使中国瓷业几乎限于绝境。
清后期中国瓷业衰落的原因，除国力不足、内忧外患之外，与景德镇高岭土的逐渐枯竭也不无关系。乾隆后期，由于高岭土的长期开采，大量尾砂侵害良田，民事纠纷不断，为杜绝事端，官府将高岭等地封禁。此后不久，景德镇开始大量使用星子高岭，由于星子高岭质量低，运输线长，介个却数倍于明代和清代的原料，加大了瓷器的生产成本，也造成景德镇瓷业的衰落。
尽管如此，这时仍有一些延续清早期优良传统的青花瓷作品，清末还出现了一些不错的仿古瓷和美术瓷，其中尤以仿康熙青花瓷为佳。此外，同治、光绪年间，一些文人画家开始参与到民窑瓷绘的创作中，还出现过一些融入近代绘画风格，画工较为细腻的民窑青花瓷。
汉代时期的陶豆
这个陶豆包括上边的钮下边的圈足有30厘米高。豆本身的直径近20厘米，造型古拙敦厚。特别说它是汉代的陶豆，是因为豆作为一种食器，古已有之，如同鼎，鬲，敦同为古代食器；尊，斛，觚同为古代饮酒器，它们都曾经是青铜器，只不过随年代变迁制作工艺制作材料不同而略有调整变化。
《说文解字》解释说：“豆，古食肉器也”，据说最早放置肉酱。豆有两部分组成，上方有盘，盘上有环钮；下边有校，上下合在一起，就可做盛器。铜豆在商代还很罕见，至西周形象为浅腹，无盖。春秋时期，出现了腹部带有双环的豆，数量大有增加，做功也日渐精细，有的还错些金银，嵌上红铜做装饰，甚至还装饰着狩猎图像。战国时代的豆，又不一样了，豆的腹部加深。至汉代，就有了图上这样的陶豆了。
青铜制作变成泥陶制作，固然是时代不同了，可是尤其陶食用器，饮酒器，常常令人疑惑，陶器不会渗水吗？而且还有陶器的蒸煮器，能用来盛水蒸煮吗？还是仅仅作为明器用作墓葬呢？
有一日喝茶，我对手中的宜兴紫砂壶忽然解疑释惑了，紫砂壶也是陶器，不是一样用来盛水泡茶吗？转而又想紫砂是特别的细腻的细泥，渗透性特高，才能制成壶，汉代的陶制品未必都用那么好的泥制作。可是，可能就是发现了陶制品的缺憾，所以东汉时期才有绿釉黄釉的出现，后代也才有防水的瓷器呀，宋代竟然有宋瓷，元代竟然出现了元青花瓷器，不仅实用，更是艺术化起来了。
人类的发展就是这样充满无限的创造和无限的可能。
紫砂陶的历史起源与陶器的创始
中国陶瓷，发达最早，首先使用釉及窑火的伟大艺术，千变万化，无涯无尽，技术达世界最高峰。
大约在1万年到7千～8千年前，我们的祖先在使用磨制石器、过着渔猎生活的时代，就开始创造了原始的陶器。制造的方法有篮制、模制、手捏、圈泥和转盘等几种。
关于陶器的发明，恩格斯作过科学的阐明，他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指出：“可以证明，在许多地方，也许是在一切地方，陶器的制造都是由于在编制的或木制的容器上涂上黏土使之能够耐火而产生的。在这样做时，人们不久便发现，成型的黏土，不要内部的容器，也可以用于这个目的。”
原始陶器的制作和编织物的产生，是人类最古老的发明和创造。在人类文化发展的过程中，陶器的发明曾经起过极其重要的作用。
在中国陶瓷史上，有许多伟大的发明创造。原始社会的彩陶和黑陶；商代的白陶、硬陶、釉陶；汉代的近似瓷的釉陶；西晋的青瓷。唐代的三彩陶，宋代的此砂陶，明代的青花、五彩瓷器，清三代瓷器，等等，都驰名中外。在英文字典里，陶瓷和中国是同一个单词“CHINA”，古代中国在世界上享有“陶瓷之国”之美称。
陶器的发明是人类进入新石器时代的标志之一。经过长期的生产实践，古代人类发明了制陶技术。学会制陶，对农业的发展与定居生活有着重大意义。
中国产陶，历史悠久，古代文献上早有记载。《周书》里有“神宜耕而作陶”，《路史》里有“燧人范金合土为釜”，《资治通鉴》里有“黄帝命宁封为陶正”，《吕氏春秋》里有“黄帝有陶正昆吾作陶”，《物源》里有“轩辕作碗碟”，《周礼．考工记》里有“虞氏上陶”，《史记》里有“舜陶于河滨”等记载。
中国陶器始于何时？过去没有确切的定论。近几年来，考古工作者用放射性同位素对出土古陶器进行科学测定，确定中国制陶工艺始于6000多年以前的新石器时代，这一时期的陶器以“彩陶”和“黑陶”为代表。1921年，瑞典人安特生（J.G.Anderson）在中国河南省渑池仰韶村，首先发现新石器时代晚期人类遗址中有一批精美的彩绘陶器，绘有红、黑或紫色的几何图案，考古学家称之为“彩陶”，并称这一时代的文化为的“仰韶文化”。1928年，吴金鼎在山东省历城龙山镇城子崖，发现许多黑色陶器，这是新石器时代的末期继仰韶文化之后发展起来的，器形浑圆端正，乌黑发亮，考古学家称之为“黑陶”，并称这一时代的文化为“龙山文化”。这就是中国史前文化阶段的两个主要系统。此外，还有与仰韶文化同时发展的“马家滨文化”，有与龙山文化同时发展的“齐家文化”，以及“青莲岗文化”、“屈家岭文化”等等，也多以红陶，灰陶、彩陶、黑陶为主。
广义的陶器可分为四类：土器、炻器、陶器和瓷器。土器，坯质粗松，多孔，色泽不洁，成陶火度最低，有吸水性，音粗而韵短，如砖瓦钵；炻器，坯质致密坚硬，取天然泥色，成陶火度在1010oC～1020oC，无吸水性，音粗而韵长，如紫砂陶；陶器，坯质孔较细，上釉，成陶火度较高，有吸水性，音粗而韵短，如缸、瓮、罐、坛；瓷器，坯质致密透明，上釉，成陶火度最高，无吸水性，音清而韵长，如江西景德镇的产品。
远在石器时代宜兴就开始制陶，宜兴鼎蜀镇窑场是世界炻器的发源地，它在新石器时代的晚期已经大量生产陶器。每一时代都各有其不同的文化，并且或多或少地呈现一种独特的生活样式。因为隐患的使用在表示文化上连续时代开始的标准不如家畜、铁或文字的使用等来得明显，所以人们采用制陶术作为表示时代的标准，便需要说明理由。陶器的制造假定着村落生活的存在以及简单技术的出现。
近年来，在文物普查工作中，考古学家陆续在宜兴的鼎蜀、张渚和杨巷等地发现大量古文化遗址表明，早在氏族社会，这里的先民就开始从事农业和陶业劳动。距今约5000～6000年以前，宜兴出现了原始部落。归径乡的南唐村、骆驼墩，邮堂乡的西溪村先后都发现了属于这时期的原始文化遗址。骆驼墩是一处距今5000多年的原始村落遗址。村落选择在地势高爽的土墩上。当时的人们已普遍制造和使用磨制石器，用石斧、石锄等开垦荒地、种植庄稼，过着以种植业为主的定居生活。还进行采集、渔猎和饲养家畜。骆驼墩原始人已能建造低矮简陋的房屋。当时的手工业也有了发展，人们已普遍使用陶器（有红陶盆、陶鼎、陶碗等），而且在西溪村原始文化遗址出土了陶壶和陶罐。在这些遗址上，与粗糙的或打磨的石器一起出土的丰富的夹砂工陶、泥质红陶、白衣黑陶和灰陶的碎片。器皿的成型方法，基本上是手制，也兼有轮制的，较晚的泥质红陶上面，可以看到简单的方格纹。骆驼墩原始人是按母亲的血统来定亲属关系，处于母系氏族阶段。
距今约4000～5000多年以前，宜兴进入了父系氏族公社。原始村落逐步发展到近河旁的高地和山麓南坡上，由几个相邻的居民点组成一个村落。宜兴的杨巷、鼎蜀、张泽、铜峰、新芳、善卷等地先后都发现了这一时期的原始文化遗址。其中以杨巷镇一处新石器中晚期的文化遗址最为典型。在今杨巷东北部的三块高地，以蛳螺墩（也叫城头地）为中心的原始村落有很大规模，周围面积达300多亩。原始的农业已得到较快发展，出土了大量的磨制石器。这时的石器工具出现了石镰、双翼形石耕田和半月形双孔石刀、石犁。手工业主要是制陶业发展起来，出土了大批古陶器，其中有完整的红陶鼎，大部分为日用器皿，造型多样。烧造陶器的温度达800oC～700oC。杨巷原始遗址还出土了多种陶纺轮，说明当时人们已经掌握了原始的纺织技术。
浅谈先楚时期的古陶
一
楚渊源甚早，可以上溯到原始社会时期的黄帝时代。三千余年前的商代，楚就成为一支与立国中原的商人均势力敌的劲旅。《诗经·商颂》篇中记载有“挞彼殷武。奋伐荆楚”和“维女荆楚，居国南下”等语。这证明商时确有“荆楚”，而荆楚又以强大的社会力量居处于我国南部。据《左傅》（照公十三年）记载：“楚右尹子革对楚灵王讲到他们的祖先熊绎是“辟在荆山、荜露兰蒌，以处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矢，以共御王事。”这就清楚地说明最先是辟处于荆山。而楚的祖先源于我地区的当阳至枝江一带之说，可见证于唐代张守节《正义》引《左传传例》中说：“楚居丹阳，今枝江县故城也”。按照古文化发展的一般规律，一种文化的发展总是沿着河流而发祥的。熊绎的“辟在荆山”很有可能就在荆山脚下的平原地带，即当今宜昌地区当阳县至枝江一带，丹阳可能在此附近。
根据目前宜昌地区十几处新石器时代的古遗址及古窑遗址所发掘的大量陶片、陶器等，已经找到了相当于黄河流域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几个阶段的原始社会文化。这就是湖北省宜昌地区相当发达的新石器时期的文化，即大溪文化（据碳十四测定约为公元前3825~2405年）、屈家岭文化、（据碳十四测定约为公元前2550~2195年），以及一种发展阶段类似于龙山文化的“湖北龙山文化”，宜昌地区称为“季家湖文化类型”。
这三个文化层的内涵实际是个时间的观念（距今约4500~6000年）—新石器时代，它们实为一个一脉相承的文化系列，文物界因其时间早于春秋战国时的楚国。而从其分布的情况及器物的型制风采来考虑。这个文化系统应当就是楚国文化的祖先，本文把这文化系统的陶瓷称之为“先楚古陶”。
二
宜昌地区的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季家湖文化类型，这一文化系统中的每一文化层，从器物的造型、工艺制作及装饰手法上，一方面继承和保持了前一文化层的很多因素，另一方面它们又各自随着生产的发展产生了若干新的因素和特点。而这些又都是下阶段广泛发展的东西。
1． 各文化时期古陶的主要特征及工艺情况
① 大溪文化时期：
早期陶胎厚，陶胎泥质结构颗粒粗大。绝大多数为红陶并上了鲜红陶衣，且陶衣层厚，易剥落，器型比较简单，彩陶数量少。
中期以红陶为主，灰陶、黑陶有所增加，彩陶较多，并出现薄胎彩陶。陶土经过陶洗后，细而纯净的用作饮食器等，为细泥陶。大型器物或炊具等渗以粗砂以提高制品的强度及改善其成型性能和烧成性能，称为夹砂陶。对炊具类器皿有的还渗以植物碎末或稻谷等，使制品通过烧成后，坯体具有一定气孔率，而提高其热稳定性，适应使用性能。
晚期仍以红陶为主，灰陶、黑陶显著增加。出现薄胎小型黑陶和橙黄色的陶器，彩陶大量出现，且纹饰精美，其风采与仰韶文化相比迥然有别，而大放异彩。
制陶法：早期主要采用泥条盘筑法制坯及手捏法，后期多为轮制法。器壁厚薄均匀，器体内外有制陶时留下的同心圆的痕迹。这种轮制法的普遍出现，大大提高的生产的效率，并由慢轮逐渐转为快轮制坯。随着生产技术的提高，质量也不断地提高。
装饰手法：有刻划法、戳印法、弦纹法、附加堆纹法、浅浮雕、镂孔法或画彩来进行装饰即彩绘法。彩绘有黑泥绘于红胎、白泥绘于黑胎、红泥绘于黑胎或三者兼绘。
烧成温度较低，一般为700~800℃，所以胎质结构疏松，强度较低。发展到中晚期时，火候逐渐提高，胎质微密度增加，出现薄胎器型。
典型器型有：碗、豆、钵、盘、杯、彩陶直筒瓶、器盖、鼎足、罐、缸、圆足镂孔器及陶珠、陶杯等。
② 屈家岭文化时期：除尚有泥质红陶外，多为夹砂黑陶和泥质黑陶，并出现了令人叹为观止的蛋壳彩陶。其中薄如蛋壳的彩陶器，陶胎仅1~2毫米厚。外饰以精美的彩绘纹样，其艺术之精湛，制作之精美，不难看出宜昌地区屈家岭时期的制陶工艺，在大溪时期基础上出现了新的飞跃，并且灰陶大量出现。
制陶法：一般器物均为轮制法。
装饰手法：因袭了大溪时期的部分装饰手法，如戳印法、弦纹法、镂孔法、附加堆纹法及彩绘法等。一般由两种纹饰组成各案刻划在器的颈部或腹部上。彩绘以黑红两色为主，常多为内彩；彩纹有网格纹、棋盘格纹和旋涡纹等；有些彩绘不用线条而用晕染的办法显出浓淡层次。
烧成火候较高，一般达1000℃以上，胎质结构致密，陶质坚硬。器物有蛋壳彩陶碗、杯、盘、高柄杯、豆、钵、盆、瓶、盖钮器物、把、釜、甄、鼎、罐、壶形器、缸、瓮、陶球及纺轮" target="_blank">彩陶纺轮等。纺轮一般为泥质黄陶，有米黄色陶衣，素彩兼有。其纹饰有：八挂纹、同心放射纹、几何纹。彩陶纺轮是屈家岭文化最富特征的器物之一。
③ 季家湖文化时期：
目前在所发掘的古遗址及古窑址中，该文化层的陶瓷被破坏较多，故出土的陶瓷数量不及前二者丰富完整，尚且无系统的整理。但就其主要特征仍因袭于大溪时期和屈家岭时期的文化特征。此时期的陶器因随着社会的发展，制陶工艺不断地提高，在高温时能采取一定的方法。如渗碳法、还原法已普遍使用，使陶坯中氧化铁还原陶质变为灰色。所以此时期以灰陶为主，但仍有红陶、黑陶等产品。一般器型以快轮法成型；装饰手法仍多采用拍印法，附加堆纹法；纹样装饰趋于简单，但图案细致规整，器型趋于规范化， 以提高其生产效率；火候高质地坚硬。典型器物有：竹节把豆、高柄杯、瓦纹罐等。
现列表概括说明如下：
2． 先楚古陶的器型及装饰特点
先楚古陶初期造型简单、粗糙、不规整。随着社会的发展采用轮制法后，器型趋于规范化。厚薄均匀，圈足器发达，平底器较少，把耳器少见；造型线条挺拔有力，并富于变化，圆中有棱，稳重大方。
器型表面打磨光滑，早期多为素面饰以红陶衣。中晚期纹饰由简单到复杂，纹饰的形式多样，品种繁多，可分为十类：①弦纹；②划纹；③压印纹（拍印纹）；④附加堆纹；⑤镂孔；⑥戳印纹；⑦浅浮雕；⑧绳纹；⑨方格纹；⑩长纹。
一般多是由几种纹饰组成各案，施加在镂孔圈足器、瓶、缸、罐等器皿上。如斜方格几何纹、篦纹、戳印纹与弦组成各案；弦纹与方格纹组成各案；弦纹、篦纹、镂孔与编织式的“人”组成各案；镂孔、几何斜方格与弦纹组成各案；圆镂孔和连点纹组成各案。
彩绘多数是红底黑衣，朱绘黑陶，也有少数黑、白、红三色绘等。彩绘的纹饰母题有平行线纹、宽带纹、草叶纹、平行线夹“人”字纹、圆点勾叶纹、谷稻纹、弧形纹及波浪纹等。
这三个文化时期的陶器特征既是一脉相承的，即宜昌地区屈家岭文化延续了本地区大溪文化的传统，宜昌地区季家湖文化又延续了宜昌地区屈家岭文化的传统，但它们又代表了各时期的不同个性。这一方面是社会发展的因素；另一方面也可能吸取了其它氏族部落的陶器特点或其它部落吸收了它的。如宜昌大溪中期的彩陶直筒瓶、折口圈足盘、彩陶钵、圈足豆等，及部分彩陶纹饰，如采饰的平行条纹、平行线夹“人”字纹、亓叶纹、弧纹等，与四川巫山大溪遗址同类器物很相似。而如圈足加两组对称的“梅花”镂孔盘、筒管圈足豆形器、颈部和顶部加有一大一小三组对称的长方形镂孔盖钮、小圆锥形鼎足、扁铲形加未透镂孔盖的鼎足、尖底深腹缸等等、及由弦纹篦纹镂孔与编织式的“人”字纹组成各案、镂孔斜方格几何纹与弦纹组成图案等。以上这些特点在其他地方是少见的。又如敛口圈底钵、曲腹盆、尖底瓶口状盖钮及彩纹纹饰中的圆足勾叶纹、花瓣纹、三角纹等都具有黄河流域仰韶文化的特点。宜昌地区屈家岭时期的部分器物，如蛋壳彩陶碗、杯、镂孔圈足器、彩陶纺轮等与汉江地区屈家岭文化的同类器物相似；而敞口仰腹碗、壶形器、鼎、罐等都接近京山屈家岭。季家湖文化时期的高柄杯是山东龙山文化所没有的，但竹节把豆、瓦纹罐及其陶器纹饰，如方格纹、附加堆纹与山东龙山文化时期的陶器特点基本相同。
另外，以先楚古陶与仰韶文化、青莲岗文化的陶器相比较，不难看出人们对美的喜爱，色彩、纹饰、图案、器物造型的风格等诸方面的崇尚都受着各自的材料的特点、各地区不同的风俗习惯等等原因而表现出各自的艺术风格。
以胎质色彩而论，先楚时期的陶器胎质多是红、黑、黄、灰等并多色饰红衣；仰韶文化陶器则多红、橙红色、灰色和黑色胎质，施红或白色陶衣；青莲岗文化陶器胎质红色，晚期有黑灰陶施红色或者白色陶衣。
以纹饰、图案的艺术特色来看，先楚时期的陶器喜用弧形纹、方格纹、压印纹、附加堆纹、绳纹、镂孔、人字形纹、戳印纹等等。其中戳印纹较流行，花样组合多变，一般都是由几种纹饰构成图案。其艺术特征为意蕴含蓄，纹饰图案格局合理，手法巧妙而见长。仰韶文化的陶器喜用象生纹、几何纹。象生纹有动物纹、植物纹，如鱼纹、鸟纹、蛙纹和人面纹等等。艺术上则以其图案、纹饰种类丰富，富于变化，线条园润流畅，典雅大方而取胜。青莲岗文化的陶器喜用指甲纹、划纹、弦纹、园点勾叶纹、花瓣纹、八角星纹、细线组成的网格纹等等。艺术风格上以其端庄秀丽，简洁大方而别树一帜。
再以器物的形制特征来分析，先楚时期陶器器型主要特征为：器物最大腹径一般都居中或偏下，造型多用直线，所显示出的艺术特征是挺括、俊丽、浑厚扎实的独特风格。仰韶文化的陶器器型特征是一般最大腹径都偏上，造型线条富于变化，多用丰富的曲线，表现出其独有的厚重丰满、雄浑有力的器物造型的艺术个性。青莲岗文化的陶器器型乃以其秀丽端庄、灵巧华美、简洁概括的表现手法和形式而区别于仰韶文化。
可见先楚古陶既有自己强烈的艺术特色，但又与其它地区有着密切的关系，这正是后来发展成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的历史背景。
三
从宜昌地区先楚时期古陶的情况，充分地说明了奔腾万里的长江它所经过的地方和古老的黄河流域一样，也是哺育我国古代文化的摇篮，如何对待继承优秀的民族精华已成为我们圣神的职责。
根据宜昌地区陶瓷行业的情况，有部分是继承了几千年的优良传统工艺，如至今生产的缸、罐类等，仍沿用拍印纹、附加堆纹、弦纹压印纹、线浮雕等，及陶胎施色泥、彩绘等装饰手法。在成型工艺上，轮制法以其用现代机器所不能取代的优越性，仍然保持着其一席之位。在原料的配制中，大型器型仍需渗入石英砂等脊性原料，以改善其成型性能及烧成性能；对于热稳定性要求高的制品，仍要通过工艺处理使其保持坯体的气孔率等。
但由于历史的原因，有很多优秀的传统工艺已失传。如很多精湛的装饰纹样需要我们去发掘、整理、提高和应用；有的需要我们进一步探讨研究、继承发扬的，如蛋壳彩陶的精湛工艺制作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