斗蟋蟀和养蟋蟀是中国历史上皇宫贵族、文人雅士的一大喜好。到明代早中期养虫、斗虫之风仍十分风行。宣德皇帝就有养虫和斗虫的喜好。
宣德瓜瓞纹蟋蟀罐
从文献记载看,宣德皇帝在位九年零七个月,就整个明王朝执政277年而言,只能算是短暂的一瞬间,却是明代最为辉煌的一页,宣德帝不仅在军政方面有卓越才干,而且还有许多雅好,比如“精于绘事”、“留神词翰”、“好促织之戏”等等。
宣德白鹭黄鹂纹蟋蟀罐
十分有幸的是,1993年春,景德镇市政府在中华路平地盖房,景德镇陶瓷考古所在明代御窑厂东门遗址附近开探沟时,发现了一窝状堆积的青花瓷片,经复原全为蟋蟀罐,其圈足与盖的内底都书有“大明宣德年制”的单行青花楷书款,据刘新园教授考证为明代著名书法家沈度所写或宣德帝御笔,特别是龙纹罐上绘有五爪龙,按元、明两朝的制度规定,凡饰有五爪龙的器物,除帝王之外,臣庶均不得使用。故可以肯定:龙纹蟋蟀罐必为宣德帝的御用之物。其他绘有天马、凤凰、珍禽、海兽、小鸟、瓜果、牡丹等纹饰的蟋蟀罐,绘画精美,工艺精良,应为皇宫专用之物。这批珍贵文物的出土,一是为宣德帝养虫和斗虫的雅好提供了最有力的实物依据,晚明的野史记载,虽然来自传闻,但真实可靠;二是为研究明代宫廷生活,中国陶瓷艺术史和中国绘画史提供了非常可靠,新颖的实物资料;三是解开清宫藏瓷中为何不见宣德蟋蟀罐之谜。
宣德凤纹蟋蟀罐
据查资料可知,清宫旧藏宣德官窑瓷器1174件,大多数是从宣德朝传存下来的,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是现今最有权威的收藏,可令人感到十分奇怪的是竟然没有一件蟋蟀罐。要解开这一谜团还得从考古资料中寻找答案。
宣德螭龙纹蟋蟀罐
宣德帝少年得志,军政之余爱虫怜花,指使太监到全国各地搜罗“鸟兽花木与诸珍异之好”,密令苏州知府况钟进贡蟋蟀千只,用世袭的官职赏赐蟋蟀进贡者,甚至出现了“上有所好,下必甚之”的风气,为捉找上等蟋蟀,官府不惜拆除民墙,毁坏农作物,太监借机敲诈民财,沿途勒索民物,小小的花木与虫鸟给人民大众造成了灾难。1455年元月,宣德帝病死,其皇位由他年仅8岁的儿子--正统帝朱祁镇继承。为防止朱祁镇玩物丧志,荒废学业,太皇太后张氏发布了命令:“将宫中一切玩好之物、不急之务悉皆罢去,革中官不差”。罢去“玩好之物”直指好斗擅鸣的蟋蟀以及宣德帝为养虫与斗虫的需要而命令景德镇御窑厂烧造的极其精美的蟋蟀罐;“不急之务”是指奢侈品的生产和花木虫鸟的搜刮,让人民休养生息。据有关文献记载,宣德帝死的当年,按照太皇太后的这道命令不仅砸掉了宫中所有的蟋蟀罐,而且景德镇御窑厂烧制好尚未进贡的蟋蟀罐全部打碎深埋地下,一直到正统、正德时期仍停止烧造。
宣德翠鸟鸳鸯纹蟋蟀罐
时至今日,宣德官窑蟋蟀罐已极为珍贵,究其原因:
一是宣德官窑生产的蟋蟀罐绘画精美,年款书写郑重,纹饰特别新颖而又丰富,是宣德官窑瓷器中质量最好的器物。
二是非常稀有。
目前仅有三件传世品(其中苏州文物商店的一件还缺盖),很有可能是宣德帝赏赐臣工的礼物,因为明代文献有宣宗赠宠物予大臣的记载,如明人黄佐就记载过宣德三年帝将十八笼鹦鹉分别赏赐给杨士奇等人的史实。可以推测,3件传世品就因离开了宫廷而侥幸地逃脱了灭顶之灾,使他们在故宫以外保存至今。
明龙泉窑青瓷划花投壶(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宋代龙泉窑瓶类器物品种丰富,式样优美,贯耳瓶即是典型之一。
龙泉窑烧制的贯耳瓶式样有多种,如四川遂宁窖藏出土器物中就有两类造型迥异的龙泉窑贯耳瓶。其一是长腹式贯耳瓶,敞口,圆唇,束颈,颈部附一对小的管状贯耳,长弧腹,内圈足。处州青瓷博物馆也有类似贯耳瓶(可参见拙著《龙泉窑》页127图75),黄釉泛青灰,局部开冰裂纹,为南宋早期制品,而遂宁窖藏出土的这只胎骨厚重,其胎釉特征明显为南宋晚期制品。两者在器式细节上有些微区别。另一种是长颈式贯耳瓶,直口,长颈,颈上部附一对管状贯耳,圆鼓腹,圈足直而略内敛。遂宁窖藏出土的此式贯耳瓶有大小两种尺寸,小的高度仅16公分左右,大的则有31公分。类似贯耳瓶还见于英国大维德基金会相关藏品(高33.7公分,断代为元/明)以及杭州元代鲜于枢墓相关出土器物。此式贯耳瓶亦见于哥瓷制品,如1952年上海市青浦县任氏墓出土的哥窑贯耳瓶(现藏上海博物馆),形制上与龙泉窑产品有一定区别:腹扁鼓近荸荠状,管耳直径较大,管耳与瓶口齐平。
(左)敞口贯耳长腹瓷瓶(现藏四川宋瓷博物馆)/(右)、黄釉长腹贯耳瓶(丽水市处州青瓷博物馆藏品)
(左)遂宁窖藏出土南宋龙泉窑大贯耳瓶(现藏四川宋瓷博物馆)/(右)、遂宁窖藏出土南宋龙泉窑小贯耳瓶(现藏四川宋瓷博物馆)
上海市青浦县任氏墓出土的哥窑贯耳瓶
此外还有一种仿青铜壶式样的贯耳瓶,仿古色彩浓厚,且称之为仿古式贯耳瓶,可参见日本常盘山文库相关藏品,整器作椭园形,敞口外撇,硕颈微束,丰腹下垂,高圈足,圈足在器身正面对称置两长方形穿孔,颈部上下饰凸弦纹两道,两侧附管耳一对,管耳装饰夔龙纹,紧贴瓶颈呈束腰式。另有一种瓶式接近仿古式贯耳瓶,但风格上较随意,且称之为仿古变式贯耳瓶。仿古式贯耳瓶除龙泉窑之外,亦有南宋官窑、哥瓷制品。官窑产品制样严谨,仿古近古,最堪见重,具体可参见两岸故宫博物院相关藏品。哥瓷仿古式贯耳瓶则不乏明仿制品,须审慎明辨。另,韩国新安沉船打捞出的遗物中有一“景德镇窑青白瓷蟠龙纹贯耳瓶”,颈部和胫部装饰卷草夔龙纹,与龙泉窑产品具有时代共性,应为南宋晚期至元初产品。
(左)南宋龙泉窑青瓷管耳花瓶/(右)南宋龙泉窑青瓷管耳瓶(日本私人收藏)
南宋官窑贯耳瓶
韩国新安沉船景德镇影青贯耳瓶
瑞士保尔博物馆收藏的哥式贯耳瓶
龙泉窑贯耳瓶从南宋至元明一直有烧制,元明普通产品在形制上变化较大。类似将管耳移植于长颈瓶上,风格纤细。
(左)元龙泉窑六棱贯耳瓶一对(丽水市处州青瓷博物馆藏)/(右)元/明龙泉窑青瓷管耳瓶(日本山口县立荻美术馆藏)
所谓“贯耳”,即以箭穿耳,最早是一种刑罚,后以“贯耳”为投壶活动玩法之一。贯耳瓶的起源和用途,一般认为正是来源于汉代贵族燕乐所用的投壶。关于“投壶”的发展历史,有很多人考证过,网上这方面的资料比较多,此不赘述,有兴趣者可自行查阅。笔者想就龙泉窑这几种不同式样的贯耳瓶谈些一己之见。上述这几类贯耳瓶虽都有“贯耳”,实难一以贯之,它们的母型很可能是不一样的,当然这其中不能排除相互影响或借鉴的因素。比如仿古式贯耳瓶,明显仿自商周青铜贯耳壶,长腹式贯耳瓶其实也可以归入仿古一类,但其形制上似乎受到上古其他壶式的影响,其雏形早自新石器良渚文化中的陶器制品,这两类贯耳瓶称之为“管耳壶”更合适。
商晚期矢壶 壶内底铸铭文“矢”字,“矢”为做器者的族名 故宫博物院馆藏
至于长颈式贯耳瓶,类似器型最早见于巩县窑址出土的“唐巩县白釉贯耳瓶”,与前两类贯耳瓶区别较大,与投壶关系密切,此可从有关投壶图石刻、绘画、实物等资料得到佐证。不过汉代石刻拓片投壶图里的壶都是没有管耳的,到了五代南唐周文矩的重屏会棋图,出现了一只插着箭的“贯耳瓶”,再到明宣宗行乐图长卷中的投壶部分以及《三才图会》(明王圻、黄晟撰)的投壶图,投壶工具明确为“贯耳瓶”,对称的两管耳正是为“贯耳”玩法所置。仅从绘画资料的比对发现,汉代到明代投壶,所用之器基本样制均为直口长颈,多出的两耳实为后来玩法翻新所需而添设。可资印证的实物资料还有扬州宋代铁投壶(现藏南京博物院),也是筒形长颈加一对竖直的大管耳。很明显,要数管耳与瓶口一线齐平的哥窑式贯耳瓶最接近投壶贯耳瓶,宋元龙泉窑长颈式贯耳瓶的两管耳较细,可能更倾向于一般的陈设使用。而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明龙泉窑青瓷划花投壶”则是标准的投壶样制,应系宣德朝龙泉官窑器物,是宣宗喜欢投壶活动的实物佐证。(原题目:龙泉窑贯耳瓶及其相关问题)
唐巩县白釉贯耳瓶,巩县窑址出土,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扬州出土宋代铁投壶
斗蟋蟀和养蟋蟀是中国历史上皇宫贵族、文人雅士的一大喜好。到明代早中期养虫、斗虫之风仍十分风行。宣德皇帝就有养虫和斗虫的喜好。
宣德瓜瓞纹蟋蟀罐
从文献记载看,宣德皇帝在位九年零七个月,就整个明王朝执政277年而言,只能算是短暂的一瞬间,却是明代最为辉煌的一页,宣德帝不仅在军政方面有卓越才干,而且还有许多雅好,比如精于绘事、留神词翰、好促织之戏等等。
宣德白鹭黄鹂纹蟋蟀罐
十分有幸的是,1993年春,景德镇市政府在中华路平地盖房,景德镇陶瓷考古所在明代御窑厂东门遗址附近开探沟时,发现了一窝状堆积的青花瓷片,经复原全为蟋蟀罐,其圈足与盖的内底都书有大明宣德年制的单行青花楷书款,据刘新园教授考证为明代著名书法家沈度所写或宣德帝御笔,特别是龙纹罐上绘有五爪龙,按元、明两朝的制度规定,凡饰有五爪龙的器物,除帝王之外,臣庶均不得使用。故可以肯定:龙纹蟋蟀罐必为宣德帝的御用之物。其他绘有天马、凤凰、珍禽、海兽、小鸟、瓜果、牡丹等纹饰的蟋蟀罐,绘画精美,工艺精良,应为皇宫专用之物。这批珍贵文物的出土,一是为宣德帝养虫和斗虫的雅好提供了最有力的实物依据,晚明的野史记载,虽然来自传闻,但真实可靠;二是为研究明代宫廷生活,中国陶瓷艺术史和中国绘画史提供了非常可靠,新颖的实物资料;三是解开清宫藏瓷中为何不见宣德蟋蟀罐之谜。
宣德凤纹蟋蟀罐
据查资料可知,清宫旧藏宣德官窑瓷器1174件,大多数是从宣德朝传存下来的,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是现今最有权威的收藏,可令人感到十分奇怪的是竟然没有一件蟋蟀罐。要解开这一谜团还得从考古资料中寻找答案。
宣德螭龙纹蟋蟀罐
宣德帝少年得志,军政之余爱虫怜花,指使太监到全国各地搜罗鸟兽花木与诸珍异之好,密令苏州知府况钟进贡蟋蟀千只,用世袭的官职赏赐蟋蟀进贡者,甚至出现了上有所好,下必甚之的风气,为捉找上等蟋蟀,官府不惜拆除民墙,毁坏农作物,太监借机敲诈民财,沿途勒索民物,小小的花木与虫鸟给人民大众造成了灾难。1455年元月,宣德帝病死,其皇位由他年仅8岁的儿子--正统帝朱祁镇继承。为防止朱祁镇玩物丧志,荒废学业,太皇太后张氏发布了命令:将宫中一切玩好之物、不急之务悉皆罢去,革中官不差。罢去玩好之物直指好斗擅鸣的蟋蟀以及宣德帝为养虫与斗虫的需要而命令景德镇御窑厂烧造的极其精美的蟋蟀罐;不急之务是指奢侈品的生产和花木虫鸟的搜刮,让人民休养生息。据有关文献记载,宣德帝死的当年,按照太皇太后的这道命令不仅砸掉了宫中所有的蟋蟀罐,而且景德镇御窑厂烧制好尚未进贡的蟋蟀罐全部打碎深埋地下,一直到正统、正德时期仍停止烧造。
宣德翠鸟鸳鸯纹蟋蟀罐
时至今日,宣德官窑蟋蟀罐已极为珍贵,究其原因:
一是宣德官窑生产的蟋蟀罐绘画精美,年款书写郑重,纹饰特别新颖而又丰富,是宣德官窑瓷器中质量最好的器物。
二是非常稀有。
目前仅有三件传世品,很有可能是宣德帝赏赐臣工的礼物,因为明代文献有宣宗赠宠物予大臣的记载,如明人黄佐就记载过宣德三年帝将十八笼鹦鹉分别赏赐给杨士奇等人的史实。可以推测,3件传世品就因离开了宫廷而侥幸地逃脱了灭顶之灾,使他们在故宫以外保存至今。